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第一篇：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摘要]陪审制作为公民直接参与司法活动的民主方式，有利于司法公正和司法民主，也有利于司法廉洁和司法监督，而我国人民陪审制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在司法实践中已暴露了诸头问题，本文在结合陪审制的产生、意义及中国的社会现状，分析该制度存在的缺陷后，提出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的几点设想。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必要性；意义；现状；完善

实践证明，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发挥出了重要的制度，形成了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它是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促进司法民主的重要举措，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但一直以来，无论是司法实务界还是法学理论界，对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存废却进行着激烈的争执。虽然2004年８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欲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但此类争执仍未消弭。故当下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探讨仍具有很强的现实及理论意义。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产生及在我国的确立

(一)、简述国外陪审制度的发展历程

陪审制度作为一项诉讼制度在古代审判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源于公元前594年的古代希腊和罗马。这得益于雅典著名的政治家梭伦的改革①，从其实施过程可以看出陪审团人数的多少反映了所审案件重要性的大小。

现代的陪审制度肇始于欧洲中世纪②。英美法系最早采取陪审方式的是英国，如英国历史上著名的12人陪审团。在殖民地时期，英国殖民者就将陪审制度带到了美国，由此而知，美国的陪审制度完全是在借鉴英国的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

大陆法系最早采取陪审方式的是法国“加洛林”王朝③，虽然王权的一度扩张导致陪审制度逐渐消失。但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了反封建和推进民主的需要，法国引入了英美法模式的陪审制，并在司法制度的设计上突出公民权和对司法权力的制约，使其成为体现司法民主和主权在民宪政思想的一项重要制度。而由于拿破仑对德国的征服，陪审制度也被引进了德国。

(二)、简述我国陪审制度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陪审制度虽启萌于清朝④。但旧中国内忧外患的残酷现状导致中国法制建设举步维艰，公民权与司法权无法得到有力保障，陪审制也成了一纸空文。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抗战时期根据地陪审制度建设经验为基础，如著名的“马锡武审判方式”就采用的陪审制度，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1年《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了陪审制度。1954年宪法将其确认为一项宪法制度，其第7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但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军管人员代替法官办案，司法制度受到冲击和破坏，陪审制度也严重异化。1978年，中国开始恢复和重建司法制度，陪审制度得以重建。同年通过的《宪法》第4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群众代表陪审的制度。”随后，1979年新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也做了规定。至此，陪审制度作为一项审判制度被确定下来，并具有强制性。由于人民民主意识的加强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倍受观注。

2004年８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这是社会各界不断努力探索的结果，为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二、人民陪审制度在中国是否应该保留及存在的意义。

（一）陪审制度是否应该保留

一直以来，无论是司法实务界还是法学理论界，对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存废进行着激烈的争执。综合反对保留陪审制度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1、陪审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独立人格意识和民主意识淡薄，民众易屈服于权威。且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民众历来是“重人情、轻法治”，审判易受人情的影响；

2、陪审人员难满足审判要求。民间挑选出的人民陪审员，虽然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和司法经验，但其审理案件的能力仍不具备，特别是案情复杂案件；

3、陪审费用易造成资源浪费⑤。人民陪审员参审支出的大量费用如误工费、食宿费、交通费等，这些费用大都是由法院从自身办公经费中支出。针对中国目前各级法院现状，承担此费用仍有很大压力。

针对上述三点反对意见，笔者一一评析，认为人民陪审制度需保留。

1、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的现状。我国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不假，但并不能以此枉下我国人民屈服权力、反对参与司法的结论。从人民陪审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就可看出，中国民众正从以往对权力的顶礼膜拜，一步步的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争取法律应该赋予自己的权利。我国的民主进程有目共瞩，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都有很大的提高，以封建历程之久来否认陪审制度的存在观点难以立足；

2、以全面的视野理解陪审员的意义。陪审员就其法律专业素养及审判经验来讲，的确不如职业法官，容易受感情的影响和伪证的迷惑，有时对复杂的案件较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和了解。但从判断事务上讲，陪审员能从社会伦理和社会一般价值标准出发看待问题，具有能正确反映民意的优点。选取最合理之理由，在案件审判做到合法的同时最大程度的合理化，这也符合当代中国审判的要求。

3、以理性的价值观领悟司法效率的本质。本人认为陪审制度是涉及司法公正的问题，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并不属于一个层面，当发生抵触时，应当优级先考虑司法公正的问题。

（二）人民陪审制度存在的意义

人民陪审制度的存在有其深刻的意义。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司法民主价值和司法工具价值。

1、司法民主价值。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司法民主价值是指陪审制度在维护公众的民主权利方面的价值，它是陪审制度在形成过程中所追求的初始价值，或者说是陪审制度的内在价值，它体现在人民陪审员参与法庭审理的过程之中。

（1）、人民陪审员制度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民主是陪审制存在的基础和实现的方式，是陪审制的核心，民主贯穿于陪审制始终。

一方面，人民陪审制符合我国政治体制的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司法工作依靠群众的重要形式，是实现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人民通过陪审方式参与司法活动，直接感受到参与了国家审判权的行使，是真正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形式，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

另一方面，人民陪审制加快我国民主建设的进程。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司法民主被视为实行陪审制度的正当化理由，陪审制度是司法民主的象征和宣示。人民陪审员制度已成为人民司法工作依靠群众的重要形式，人民陪审制度体现了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民主化进程，也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对加强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人民陪审员制度监督司法权力行使。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直接参与司法过程中，可以对司法权行使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监督。

一方面，人民陪审员监督震慑于法官的一言一行。如果一名法官与陪审员共同审判，则该法官在各种诱惑面前一般要三思而后行。一位法官对陪审员陪审这样表述:“感到不仅双方当事人的眼睛在注视着我，旁听群众的眼睛在注视着我，而且陪审员的眼睛也在注视着我，这是一种无声的监督。”

另一方面，人民陪审员监督贯穿于案件的审理过程。人民陪审员在具体的个案中参加案件的调查取证的全过程，相对于其他公民而言，更容易发现问题。由于人民陪审员与法院的利害关系不大，他们也更容易在司法审判中揭露自己在案件中发现的问题，从而更容易防止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搞“暗箱操作”。

（3）、人民陪审员制度促进法制教育发展。审判法庭可以说是一所内容丰富范围极广的普法教育课堂。陪审员制度对于增进公民的法律知识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一方面是人民法院对人民陪审员的教育与宣传。人民以陪审员的资格参加审判，也能受到国家的管理教育，受到严格的遵守法律锻炼。人民陪审员通过直接参与审判活动，亲身经历有关诉讼程序、证据采纳规则、审理裁判过程以及法律适用等，相当于自己接受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不仅可以学到许多法律知识，而且从亲身经历的案例中获得启发和教训。

一方面是人民陪审员对人民大众的传播与辐射。由于人民陪审员来自于社会大众，他们还把自己参加审判所受到的教育锻炼输于广大人民，回到大众中去，他们可以通过向其他群众讲述自己陪审的经历，以及他们从中获取的法律知识传播给更广泛的人们，从而对全社会起到普法宣传的教育功能。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曾把它说成是“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一种最强大的力量”。

2、司法工具价值。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司法工具价值是指陪审制度的外在价值，它的实现体现在纠纷的化解和裁判结果的正当功能上，集中体现在陪审员参加的审判所能够产生的理想结果上。这一价值实际上是现代陪审制度在形成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的。

（1）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一般来说法律只是原则性的、有限的条文，且于现实生活具有滞后性。面对丰富的社会生活，其规定难免有所漏洞。因此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常常需要借鉴社会生活经验，借鉴社会公认的公平、正义原则。而法官由于其职业特点和生活圈层的限制，对社会公众公认的公平、公正原则和社会公众的良心，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经验难以全面了解和体验。人民陪审员大多来自基层，熟悉社会，了解民情民意，他们的大众性思维，可以与职业法官的职业思维形成有效互补，矫正法官的职业偏见，督促法官养成公正的职业道德，进而促进司法公正。

（2）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广纳公众智慧。⑥陪审员的专业知识优势可以弥补职业法官知识结构单一的缺陷，进而保障司法公正。目前我国很多法官在案件的法律适用上研究的比较深入，能利用一些法理来分析解决现实中的法律问题。但对于法律以外其他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如金融、财会、房地产、股权等研究的不够专业、深入，而一旦出现类似领域的纠纷案件，知识的匮乏成为案件审理中的一种欠缺。而陪审制度却完全可以克服这种缺陷，它通过充分利用社会上丰富的人才资源，吸收各行各业的专家参与审理此类案件，形成较为科学完善的文化、智力和专业结构，陪审员和法官发挥知识互补的实力，大大提高了法官专业化审判水平，弥补了法官的专业知识缺陷，从而有效避免做出不公正的裁判。

三、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陪审制是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管理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不可缺少性，但它在我国审判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一）人民陪审员代表的片面性

1、人民陪审员产生方式的制约性。从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来看，一种是选民选举或有关单位推荐产生，另一种是法院（长期或临时）聘任。法律法规并未对两种选任方式做具体规定，过于笼统。在实践中，单位推荐和法院长期聘任的方式较为常见，法官总是希望由那些曾与自己意见相合，甚至习惯于听从自己的陪审员合作，因此，陪审员与法官组成合议庭相对稳定，这样就使陪审员参加审判工作的比率相差较大。这也造成了实际担任陪审员的只是公民中的极少数人，而不是普遍的。

2、人民陪审员任命期限的模糊性。从人民陪审员的任期来看，陪审员任期一般为五年，并可连任，这就使得陪审员的资格相对稳定。并不会使极少数人才有可能成为陪审员的情况有根本的变化。许多已经担任过陪审员的人在任期届满后仍可能保留在新的陪审员名单中。因此，陪审员由少数人担任的情况是较普遍的现象，这样就使陪审员所代表的范围大大缩小。与陪审制度的本质—司法民主相悖。

（二）人民陪审员作用发挥的约束性

1、人民陪审员素质判断过于单一。从陪审员的素质来说，人民陪审员被要求具备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但仅仅对学历的要求仍难以满足陪审员的现实需要，也无法判断一个人分析问题的逻辑能力，特别是遇到案情比较复杂的案件，由于受其业务实力与法制素质的限制，陪审员很难把握事实，正确地分析证据，从而导致人民陪审员制度流于形式，陷于被动。

2、人民陪审员考核机制不够健全。人民陪审员在审判中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同样应该也应与审判员有同等的义务，其在审理案件时违法违纪也应按审判员违法违纪责任追究办法处理。但就目前对陪审员的管理上看，尤其在错案追究责任上，主审法官是第一责任人，现行的法律对陪审员过错没有具体追究责任的措施，这样，不仅弱化了陪审员陪审义务，也助长了陪审员合而不议的风气。

（三）人民陪审员管理上缺乏可操作性

1、人民陪审员管理机构不够专业。审判工作需要陪审员到法院履行职务，则在法院内设臵专门机构对陪审员进行管理，保证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落实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在现实中，人民法院并没有设臵相应的专门机构，或者有专门机构也形同虚设。

2、人民陪审员身份保障不够健全。在身份保障方面，人民陪审员的地位和待遇都比较低。虽然《决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应当享受的补助，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为实施陪审制度所必需的开支，列入人民法院和司法律行政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地方财政紧张，人民陪审员经费难以足额保障，致使人民陪审员对其价值产生怀疑。

3、人民陪审员培训制度不够科学。在培训方面，大多数法院对陪审员进行了任前培训以及每年一次的为期两三天集中业务培训，但这种培训取得的效果为短期的，一名人民陪审员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培训，各方面素质才能得到提高，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四、完善我国陪审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一）从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要求和程序上，提高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

1、人民陪审员素质判断方式的多元化。鉴于陪审制度的本质，在人民陪审员的选任上应强调其广泛性、代表性。在陪审员的资格上，陪审员的文化程度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文化程度并不是专指法律方面的知识，还包括一定的常训和逻辑思维能力。像如今的公务员招考，分笔试与面试。笔试内容全面，涉及范围广，以更好的判断考生的知识面，面试题目新颖，切合社会现状，以更好的判断考生的应变与表述能力。

2、人民陪审员程序选任方式的合理化。为确保陪审员的素质，陪审员应选举产生，陪审员的选举应当独立进行，各级人大常委会成立人民陪审员任选委员会，为避免不必要的浪费，陪审员的选举可与基层人民代表的同步进行，这样做可以不断更新陪审员，使陪审员的代表范围更为宽广。根据案件的数量，确定当先陪审员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般情况下不宜比例太小，从而影响案件的审理。陪审员先出后，陪审员名单由选举委员会掌握，法院审判案件前，可委托选举委员会随机抽取一定名额的陪审员参加审判，选出的名额应多于审判时之名额，以备控辩双方提出回避或庭审期间陪审员生病等事实出现时使用，这样做，可以杜绝出于各种考虑指定陪审员进行审判。

（二）从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与追责上，提高人民陪审员的责任意识

1、任期上主张不加期限。人民陪审员是否需要规定任期这个问题上，本人认为不需要规定陪审员的任期，而是符合规定的并通过法定途径产生的陪审员一旦确定就具有陪审员的资格，第二年再由县（区）级人大常委会对以前确定的陪审进行资格复审，如有不符合条件的撤销其陪审员资格。一方面节约陪审员新旧更替带来的资源浪费，如新进人员的培训费等，一方面一年一次的资格复审，无形中也加强了人民陪审员的自律。

2、追责上主张权责分明。从《决定》可以看出，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在审判中享有同等的权利，但法官是案件的第一责任人，人民陪审员在错案追究上不承担责任，这是导致陪审员审判中责任意识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陪审员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应同样履行与审判员同等的义务，准时到庭，及时做好庭前准备工作，积极参与庭审活动，陪审员应当自始至终参加一个案件的审理活动，如果陪审员无正当理由不能按时执行职务或者拒绝履行职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予以罚款或其他惩罚措施。

在陪审员的职权上，⑧美国的陪审员职权是对被告是否有罪作出裁决，而适用法律则交给法官，由法官判处其应适用的刑罚。我国可以借鉴这种权限划分，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只做那些他们自己能够做到的。并且是做得好的事，即只认定案件事实问题。如法庭陈述的真假，或者当庭举出的合部控诉和辩护证据能否令人信服的得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这是凭借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就可得出的正确结论的问题。

（三）从人民陪审员的管理上，健全人民陪审员的管理机制

1、加强对人民陪审员的培训管理。设立对人民陪审员的专管机构，加强人民陪审员的培训，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素质，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审判。

一是对陪审员定期培训，定期组织陪审员学习法律知识和观摩法院的庭审活动，让陪审员学习掌握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从而不断提高陪审员的素质，提高其履行职责的能力。石门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人民陪审员在庭审中的作用，不仅对人民陪审员予以定期培训，同时对于影响较大的典型性案件组织全体人民陪审员旁听，反响甚佳。

二是吸收陪审员作为法官业余学校学员，邀请陪审员参加对某些新型案例的研讨等。

三是注重庭前准备，可以在开庭前将起诉书、答辩状送人民陪审员一份，让其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或争议焦点，引导陪审员熟悉相关法律条文，更好地发挥其在审判过程中的作用。同时还要提高具有专业知识的陪审员的比例，如医疗卫生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这样可以使审理一些比较专业的案件，如医疗案件、工程争议案件时，陪审员的专业知识和审判人员的法律知识形成一个优势互补，从而提高案件的审判质量。

2、健全人民陪审员考核约束机制。

一是健全考核约束机制。可以考虑同人大协商制定专门制度考核约束人民陪审员的工作，对无故推脱不参加庭审的人民陪审员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约束。人大每年对人民陪审员工作进行综合测评，将考核结果备案，作为下次推荐人民陪审员候先人时的参考。

二是实施单独序列考核管理。法院可以成立人民陪审员办公室，由政治处来负责对陪审员的选任、资格审核、校训，受理当事人要求人民陪审员参审的申请、通知到法院履行职务、支付报酬。对人民陪审员进行考核、惩戒等管理工作。对表现突出的，应采取适当方式予以表彰，这样既便于考核和管理，又有利于确保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行职责。

3、落实人民陪审员的保障条件。上级法院应会同司法行政部门，报请各级人大，明确陪审员名额及陪审员经费标准，协调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追加财政预算，今后每年列入正常财政预算，保障陪审员培训和履取经费⑦。法院明确规定根据陪审的次数或时间长短给予相应的报酬，消除陪审员在物质保障上的后顾之忧。从法律上明确对陪审员人身案例的保障，对打击、报复陪审员的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员要给予严惩，消除陪审员陪审时的后顾之忧。

①陈盛清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②③④王利明：《我国陪审制度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55页。

⑤王敏远《中国陪审制度及完善》，载于《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⑥刘家兴：《新中国民事程序理论与适用》第117页。⑦程雷：《人民陪审制度的现状及思考》，载《人民司法》1997年第5期。

⑧龙宗智：上帝怎样审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On the Status Quo and Perfection of People’s Juror System

[Abstract] Jury system, as a democratic way for citizens to directly participate in judicial activities, is conducive to judicial fairness and judicial democracy as well as judicial honesty and judicial supervision.However, people's juror system in our country is still at an immature stage and has been exposed in judicial practice.After discussing the birth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jury system and the current social conditions in China,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system, and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people's jury in our country.[Key words] people's juror;necessity;meaning;current situation;perfection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people's juror system in our countr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ial of people's courts and has formed a fine tradition of people's justice.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judicial reform in an all-round way and promote judicial democracy.It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by all walks of life.However, no matter from the field of judicial practice or legal theory, there has been a fierce dispute over the existence and abolition of the people's jury system in our country.Although the 11th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T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August 28, 2004 adopted the “Decision on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People's Jurors,” which is intended to play a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extent of the dispute, such disputes have not yet been settled Eliminate.Therefore, the discussion on the people's jury system in our country still has very strong realistic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First, the people's jury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our country(A), briefly describe the development of jury system in foreign countries As a litigation system, the jury system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ancient judicial system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in 594 BC.This is due to the reform of Solon, a famous Athens politician.From its implement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number of juries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ase under trial.The modern jury system started in medieval Europe ②.Anglo-American legal system is the earliest jury way the United Kingdom, such as the famous 12-person jury in the history of Britain.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British colonialists brought the jury system to the United States.From this we can see that the jur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formed and developed solely on the basis of British tradition.The earliest jury trial in the civil law system was the French “Carolingian” dynasty3, although the jury system gradually disappeared once the expansion of the monarchy.However,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order to counter feudalism and promote democracy, France introduced the jury system of the Anglo-American legal model and highlighted the citizenship and restriction of judicial power in the design of the judicial system, making it the embodiment of judicial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over the people An Important 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Thought.Due to Napoleon's conquest of Germany, jury system was also introduced into Germany.(B), briefly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of jury system in our country Although China's jury system started in the Qing Dynasty ④.However, the brutal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old China caused the difficult leg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civic rights and judicial power can not be effectively protected, and jury system has become a dead letter.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building a jury system in the base are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such as the jury system adopted by the famous “Ma Xiwu Trial Method,” the “Common Program” of 1949 and the “People's Court of 1951 Interim Organization Ordinance ”provides for the jury system.The 1954 Constitution recognized it as a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Article 75 of the Constitution clearly stipulates: “People's courts shall try their ca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in the trial of the people's court case.” However,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especiall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ilitary personnel took the place of judges for handling cases, the judicial system was attacked and destroyed, and the jury system also suffered serious alienation.In 1978, China began to restore and rebuild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jury system was rebuilt.Article 41 of the Constitution, passed in the same year, stipulates: “The people's court shall try the ca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carry out the system of mass representation of the jury.” Subsequently, the newly promulgated “Organiz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Court” in 1979 and China's first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lso made provisions.At this point, jury system as a trial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mandatory.Due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eople's democratic awareness and the advance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n our country, the value of the people's jury system has been greatly watched.On August 28, 2004, the 11th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T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assed the Decision on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People's Assessors, which is the result of continuous efforts by all walks of life in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people's jury in our country Development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Second, whether the people's jury system should be retained in China and its existence.(A)whether the jury system should be retained All along, both judicial practice circles and jurisprudence circles have fierce arguments over the existence and abolition of the people's jury system in our country.The reasons for comprehensively opposing the retention of the jury system are as follows: 1, jury system does not meet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Due to China's several thousand years of feudal autocratic rule, resulting in an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and a weak sense of democracy, the people easily succumbed to authority.And China is a humane society.The people have always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human race and ignoring the rule of law.” The trial is susceptible to the influence of human beings.2, jury staff difficult to meet the trial requirements.Although the people's jurors selected by the people have certain legal awareness and judicial experience, they still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handle cases, especially the complicated cases;3, jury fees easily lead to waste of resources ⑤.People's jurors participating in a large expenditure of expenses such as the loss of working time, boarding fees, transportation expenses, etc., most of these costs are spent by the court from their own office expenses.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status of courts in China at various levels,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pressure to bear this cost.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three points of objection, the author one by one comment, that the people's jury system needs to be retained.1, look at the status of China from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Our country experienced a long feudal society is not fake, but not in vain under the people of our country to submit to the power, the opposi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clusion of the judiciary.From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people's jury system in China, we can see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paying their own rights to fight for power proactively in a step-by-step approach based on their own masters' attitude.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our country has a clear view of both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law.Citizens have great improvement in their legal and legal knowledge.It is hard to gain a foothold to deny the existence of the jury system by the long history of feudalism.2, a comprehensive vision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jury.Jurors, in terms of their professional legal literacy and trial experience, are indeed not as good as professional judges, susceptible to feelings and perplexity of perjury, and sometimes difficult to make accurate judgments and understandings in complex cases.Judging matters, however, the jurors can perceive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thics and social common values and have the advantage of correctly reflecting public opinion.It is also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contemporary China's trial that the most reasonable reason should be chosen to maximize its legitimacy in the trial of the case.3, with rational values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judicial efficiency.I think the jury system is a matter involving the fairness of the judiciary.Judicial efficiency and judicial fairness do not belong to one level.When there is a conflict, we should first consider the issue of judicial fairness.(2)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eople's jury system The existence of people's jury system has its profound significance.Its valu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its judicial democratic value and judicial tool value.1, the value of judicial democracy.The judicial and democratic value of the system of people's jurors refers to the value of the jury system in safeguarding the democratic rights of the public.It is the initial value of jury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or is the intrinsic value of jury system.It is reflected in the people's jury system Members participate in court proceedings.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1)People's jury system reflects socialist democracy.Democracy is the basis of jury system and the way to realize it.It is the core of jury system.Democracy runs through jury system.On the one hand, people's jury system is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our political system.Our country is a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The system of people's assessor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democratic system.It is an important form by which the people's judicial work relies on the masses and an important way and means to realize socialist judiciary democracy.People participate in judicial activities through jury methods and feel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exercise of the nation's judicial power.They are a form of truly exercising democratic rights and reflect that the people and the masses are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On the other hand, the people's jury system will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The people's enthusiasm in administering the country and building the nation and judiciary democracy are regarded as justification for the jury system.Jury system is a symbol and declaration of judicial democracy.The system of people's juror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m by which people's judicial work relies on the masses.The system of people's jury reflects the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of the judiciary.It also mobilizes th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the people in judiciary participation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building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our country To a certain positive effect.(2)People's assessor system supervises the exercise of judicial power.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directly participate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through the system of people's jurors and can exercise direct and face-to-face supervision over the exercise of judicial power.On the one hand, the people's assessors monitor and deter the judge's words and deeds.If a judge and jury co-judge, then the judge in the face of all kinds of temptation to think twice before you go.One judge said to the jury jury: “I felt not only the eyes of both parties watching me, the eyes of the masses watching me, but also the jury's eyes watching me, which is a silent supervision.” On the other hand, people's jury supervision runs through the case.People's assessors in the specific case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se of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process, compared to other citizens, the more likely to find the problem.As people's jurors have little stake in the court, they are also more likely to expose their own problems found in the case in judicial trials, making it easier to prevent judges from engaging in “black hat” operations during the trial.(3)People's jury system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education.The trial court can be said to be a very rich and extensive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classroom.Jury system for promoting the legal knowledge of citizens has a very good role in promoting.On the one hand, it is the education and propaganda of people's court on people's assessors by people's courts.People participate in trials with jury qualification, but also receive state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and are subject to strict compliance with the law.Through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trial activities, people's jurors first hand to experience the relevant procedures, the rules for the adoption of evidence, the trial of the referee proces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law, which is equivalent to accepting a vivid legal education class, not only can learn a lot of legal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case.On the one hand, it is the spread and radiation of people's jurors to the public.Since the people's jurors come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they also lose thei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y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trials to the masses and return to the public.They can tell other people about their jury experience and the legal knowledge they have gained from them Disseminate it to a wider range of people and thereby educate society as a whole.A great historian once described it a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forces conducive to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country.” 2, the value of judicial tools.The value of judicial tools in the system of people's jurors refers to the external value of the jury system.Its realiz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proper function of the dissolution of the dispute and the result of the refereeing, and is embodied in the ideal result that the jury members can participate in.This value is actually the gradual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jury system in its formation.(1)People's jury system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judicial justice.In general, law is only a principled and limited provision and lags behind in real life.Faced with rich social life, its provisions will inevitably be loopholes.Therefore, during the trial, the judge often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life and draw lessons from the socially accepted principl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Judges, because of their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imits of the living circle, recognize the fairness and fairness of the general public as well as the conscience of the public, and find it hard to fully understand and experience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Most of the people's jurors come from grassroots level, are familiar with society, understand the conditions of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opinion, and their popular thinking can complement the occupational judge's professional thinking effectively, rectify the judge's professional prejudice, urge judges to develop fair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romote judicial fairness.(2)People's jury system is conducive to 广纳 public wisdom.⑥

The professional expertise of jurors can make up for the single defect of the professional judge's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thus guarantee the judicial fairness.At present, many judges in our country have studied more deeply o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cases and can use some jurisprudence to analyze and solve the legal problems in reality.However, some fields of specialization other than law are less specialized and in-depth than those specialized in finance, accounting, real estate and stock rights.In the event of disputes in similar fields, the lack of knowledge has become a deficiency in the handling of cases.The jury system can completely overcome this defect.It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 abundant human resources in society and recruits exper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ial of such cases to form a more scientific and complete cultural, intellectual and professional structure.Jurors and judges Give play to the strength of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s knowledge, grea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judges 'professional judgment, make up for the defects of the judge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effectively avoid making unfair judgments.Third, the status quo of the people's jury system in our country China is a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all its rights belong to the people.People's jur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the people's masters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state management activities.It is indispensable, but it reflects the problems in our country's trial practice Can not be ignored.(I)One-sidedness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ople's assessors 1, the constraints of the way people's jurors produce.Judging from the emergence of people's assessors, one is the election of voters or the recommendation of relevant units, and the other is the appointment of courts(long-term or interim).Laws and regulations do not make specific provisions on the two options, too general.In practice, the unit recommendation and long-term appointment of the court are more common, and the judge always wants to cooperate with those jurors who have used their own opinions and even accustomed themselves to hearing from oneself.Therefore, jurors and judges form a relatively stable court, so that The rate of participation of jurors in trials varies widely.This has also resulted in the fact that only a handful of citizens are jurors, not universal.2, the jury of the ambiguity of the term of appointment.Judging from the term of office of the people's assessors, jurors generally hold a term of office of five years and be eligible for reelection, thus making jurors relatively more qualified.Does not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situation in which very few people are likely to be jurors.Many who have served as jurors may still remain on the new jury list after the term expires.Therefore, it is more common for jurors to be members of minorities, thus greatly reducing the scope of jurors.And the nature of jury system-the opposite of judicial democracy.(B)the role of people's jury play binding 1, the people's jury quality judgment is too single.In terms of the quality of jurors, people's jurors are required to have a college education or above.However, the requirements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lone can not satisfy the actual needs of jurors nor can they judge the logic ability of a person to analyze problems, especially when they encounter Due to its limited business condi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the legal system, jury members find it difficult to grasp the facts and correctly analyze the evidence.As a result, the people's jury system is in a passive state.2, the assessment mechanism of the people's jury is not sound enough.People's jurors shall enjoy the same rights as judges during the trial.Equally, the people's assessors should also have the same obligations as the judges.When they try the case, the law and discipline should also be handled according to the accountability of the lawbreakers and violators.However, judging from the current management of jurors, in particular, the trial judge is the first responsible pers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wrong case, and the current law imposes no liability on jury members

第二篇：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陪审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戈琳，丁毅明

（江苏工业学院，江苏 常州 213016）

摘要：陪审制度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体现，是保证司法公正的一项有力措施，是司法民主的一种体现。本文针对我国陪审制度的缺陷，依照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为进一步完善陪审制度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

关键词：陪审制度司法完善

在法治国家，司法独立是司法制度的最基本的要求，由于司法权是国家赋予的权力，而没有监督的权力，就会滋生腐败，正如阿克顿在《自由与权力》中写到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1]所以，在司法独立的同时也必须对司法权力进行必要的监督和限制。陪审制度则是一项使社会公众监督法官正确行使司法权、遏制司法腐败的一种有效机制，是保证司法公正，司法民主的重要形式。

一、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指出：“实行陪审制度，就可以把人民本身，或者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质上就是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这一部分人民之手。”[2]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必要性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民主

陪审制度是司法民主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也是政治民主的重要表现，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是由人民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陪审制度能使更多、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司法当中来，真正行使国家权力，也是我党的群众路线在司法工作中的体现。

(二)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毫无疑问 ,公民以陪审员的身份参与审判活动对保障程序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可以帮助法官更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一方面 ,陪审员的社会职业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 ,他们参与审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情 ,从而弥补法官的不足 ,与法官相辅相成。另一方面 ,陪审员参与审判还可以促进法官的办案责任心 ,从而减少他们在认定案件事实中因疏忽而造成的失误。[3]

(三)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公开

审判公开原则是我国宪法及诉讼法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制度，审判公开是审判工作的重心，其意义在于把案件审理过程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增加透明度。审判公开不仅仅是公开庭审、让群众旁听这种形式上的公开，更重要的是从实质上公开，由群众以人民陪审员的身份参与案件实体审理和裁判，一方面，陪审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参与审判活动的本身就扩大了司法决策的知情范围；另一方面，陪审员的参与也增加了广大公民了解司法决策活动的渠道。

(四)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独立

增强司法的独立性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我国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理案件，不受任何个人、团体和组织的干扰，审判独立原则也是我国三大诉讼法确立的基本诉讼原则。但在审判实践中，各级法院都或多或少地出现过党权、行政等权力干预司法的现象，这些干扰和干预往往以暗箱操作方式进行，使职业法官受制于人的现象频繁出现。而由普通公民作为陪审员参与审判工作，使审判工作置于人民大众的监督下，可以将来自司法之外的各方面的干扰降低到最小限度，使各种腐败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总之，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享有一切国家权力，是国家的主人，当然地享有司法的权力，因此陪审制度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与时代的发展是合拍的。正如丹宁勋爵所说，陪审制是“自由的明灯，宪法的车轮。”[4]

二、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立法当中存在的问题

1、陪审制度缺乏宪法的支持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把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为宪法原则。1956年7月10日发布的《关于人民陪审员名额、任期、产生办法的指示》规定了如何确定陪审员的名单、陪审员每年到法院参加陪审的具体时间、陪审员的任期、产生等具体内容。1978年《宪法》在第四十一条同样对陪审制度做出规定，但是由于这一规定僵化，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引发了诸多弊端，所以在1982年《宪法》修改时便不再把陪审制度制定为宪法基本原则，陪审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地位和从前所受的重视。

2、陪审制度在三大诉讼法中同样不再作为原则性的规定

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和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第一审案件必须实行陪审制，它们之中的一个“或者”规定，就使得陪审制度成了可有可无，这种弹性的规定导致了这一制度的形同虚设，其制度设计

[5]本身的司法民主和监督审判只能荡然无存。更为严重的是，仅有1996年《刑事诉讼法》

在基本原则中对陪审制度做出规定，其它均只在审判组织中做出弹性的规定。

3、三大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对该制度及相关人员的表述不同

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46条和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40条对相关人员的称谓都是“陪审员”。但是1983年颁布的《法院组织法》第10条和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147条的称谓却是“人民陪审员”。称谓的不统一必然影响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进而或多或少的对其适用产生影响。

（二）实践当中存在的问题

1、适用陪审案件的数量偏低

我国自建立陪审制度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某些基层法院机会没有陪审员参加审判。[6]如前所述，由于现行法律对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规定采取了一种可有可无的规定，所以陪审制度采用与否完全由法院控制，而且我国有关陪审制度的规定比较原则、简略，加之其它各种因素的制约，因而导致适用陪审制度的案件所占的比例较低。

2、人民陪审员被动参陪，“陪而不审”的现象十分严重

一方面，由于某些法官有时工作态度上的武断而侵犯了陪审员的权利，使得很多陪

审员认为自己在案件审理中的作用不大。另一方面，许多陪审员抱怨他们在审判中的地位职权不明确，不受重视，自己的意见经常被法官否决掉，浪费了时间，没发挥作用。再者，许多陪审员参加陪审时没有提前阅卷，只是开庭审理时临时被召来，对案情一无所知，庭审时根本无法介入，加上知识欠缺，因而在合议庭评议时只能盲目附和，听任法官做出决定，陪审只“陪”而不审。[7]

3、“陪审专业户”、“编外法官”的出现

由于陪审员普遍数量太少，因此任期太长，形成了一些“陪审专业户”、“编外法官”，他们不但丧失了代表性，使司法的民主性无从体现，而且与法官长期相处形成了同事式的“默契”关系，根本不可能对法官起任何监督作用，也导致这一制度更流于形式，走向没落。

三、完善我国陪审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继续积极探索人民陪审员的推荐、任职方面的改革，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审判工作中的作用”。针对前面阐述的问题，我国的陪审制度应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加以完善。

（一）在立法方面的完善

1、对宪法的完善

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与完善的根源，只有在“宪法至上原则”的指引下，其他法律才能得以完善。大凡实行陪审制度的国家，都有其宪法依据，例如美国。我国正在进行民主政治改革，推行法治，在宪法中确立陪审制度显得尤其重要。在我国历来是改革在先，而相关的立法保障在后，改革的政策支持往往是一些“规定”、“暂行条例”，而它们的法律效力是非常低的，而且这种做法也不符合“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要求。所以，应在宪法中确立陪审原则。

2、对相关法律的完善

三大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等法律对陪审制度的规定过于混乱和简单，亟待统一和完善。一方面，这些法律在原则上应当确立陪审制度，从而做到法律体系之间的相互统一，体现法律的严肃性，也有利于这一制度的良好实施。另一方面，现行四部法律混乱的称谓也会影响它的严肃性，因此，这一问题也有必要迅速解决，特别是在我国已经意识到陪审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出台了相应的《决定》的情况下，这一问题的解决更是刻不容缓。

3、对我国的人民陪审员进行专门的立法

目前，我国己经制定了法官法、检察官法，国家职业司法人员的管理工作已有法可依，《决定》和《实施意见》也已经开始实施，但仅仅这样还不够，毕竟从法律效力的角度讲，“决定”、“条例”这样的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不高。因此，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陪审制度，也为了与上述职业司法人员的立法相配套，在对宪法和相关诉讼法以及组织法修改的基础上，国家立法机关应尽快制定人民陪审员法，这是保证陪审制度得以具体实施的关键性立法。[8]

（二）在司法方面的完善

随着《关于完善陪审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施行，司法实践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需进一步的完善。

（1）关于陪审制度的适用范围

对陪审适用范围做出一定的限制，是各国通行的做法。从陪审制度的价值理念上讲，所有案件都可以采用陪审审理。但是从诉讼效率和诉讼效益角度考虑，应以法官审判为常态，以陪审审判为补充，陪审审判基于当事人的选择而启动。在我国具体应限于依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为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并且在案件类型上仍应进行适当的限制。具体来讲，民事、刑事案件限于严重的、社会影响较大的，行政案件不宜由陪审审判，这是因为作为普通公民的陪审员，存在将来涉诉的可能，与行政机关具有潜在的利害关系，并且行政案件的事实认定涉及大量的法律适用，普通民众难以胜任。[9]就审级而言，采用陪审审理案件以一审程序为限。因为如果第二审程序也采用陪审审理，就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第二审陪审员比第一审陪审员更具权威，这是审级制度的理论基础。但是二审和一审的陪审员同样是随机产生，同样来自于社会各界，不存在更具权威性。

（2）关于人民陪审员的权利问题

对于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前后规定不一致。《决定》第1条规定：人民陪审员依照本决定产生，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依据该条，人民陪审员同法官有同等权利。而依据《决定》第11条，人民陪审员却又高法官一等，因为“必要时，人民陪审员可以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是没有权利要求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因此，对此问题，《决定》应做相应的修改，以做到前后统一。

（3）关于人民陪审员的任职资格问题

实行陪审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活动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但是我们看到《决定》和《实施意见》人为的排除了一些特定阶层的人作为陪审员。根据《决定》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对于执行该规定确有困难的地方，以及年龄较大、群众威望较高的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文化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以目前我国的现状而言，广大农民基本上没有人达到大专，工人也只有极少数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照此规定，实际上剥夺了农民、工人担当人民陪审员的资格，这与平民审判的本意相去甚远，变成了精英群体的审判。也就是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并没有人在审判中代表。这样的陪审制度违背了平民审判的初衷，变成了社会少数阶层的审判。

（4）关于陪审员的任期问题

陪审员的任期太长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审判的积极性，还容易形成“陪审专业户”。陪审制度还具有普法功能，经过如此漫长“司法培训”之后的陪审员，让其继续陪审下去不仅有违设立陪审制度的基本思想和司法民主的现代司法理念，而且也造成了少数人对公共司法教育资源的垄断。[10]因此，《决定》第四条的规定可以对任职年龄的上限参照我国的《法官法》做出规定，如“年过六十五的公民可以免除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义务”首先，六十五岁以上老人身体状况不一定能适应庭审紧张的节奏；其次关爱和保护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是人道主义的应有之义；最后，这样的规定并未剥夺老年人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只要他们愿意仍然可依法担任人民陪审员。《决定》第九条规定的人民陪审员任期为五年，任期太长，并且是否可以连任或再任，以及任职年龄的上限等规定也不明确。第九条可以考虑改为“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三年，不得连任”。

对于现行的《规定》和《实施意见》以及我国目前的陪审制度还有很多问题，期望司法过程现在就完全理性化、立刻完善化，这是办不到的，但是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建设一个有助于司法民主、公正而高效的有中国特色的陪审制度终将是可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99

[2]托克威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66

[3]程德文.中国陪审制度改革的前景与出路[J].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0,(3):18

[4]丹宁勋爵.法律的未来[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96

[5]王公义.论建立中国特色的人民陪审制度[J].中国司法,2005,(1):22

[6]荀小平.试论如何建立完善我国的陪审制度[J].当代法学,2003,(4)

[7]黄慧慧.论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缺陷和完善[J].前沿,2005,(5):3

[8]钱玉瑜.中国特色司法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74

[9]李昌道.陪审制度比较研究[J].比较法学研究,2003,（1）：38

[10]张卫平.司法改革评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55

作者简介：戈琳（1979年—），江苏工业学院法政系，法学硕士

丁毅明(1984年—)，江苏工业学院法政系，法学本科

联系方式：E—mail:fox7918@sohu.com电话：05198972570/0***

Abstract:Assessor system is embodied in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country’s governance and demonstrates, judicial democracy.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personal ideas on the short of assessor system and improvement of assessor system based on existing related laws, regulations and judicial practice.Key words: Assessor systemJurisdictionImprovement

第三篇：论我国罚金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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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罚金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韩艳春

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我国现行刑法顺应世界刑罚立法潮流，改变过去片面强调生命刑和自由刑的立法倾向，引入经济刑罚观，扩大了罚金刑适用范围，这无疑是立法上的重大进步。但是修订后的刑法在罚金刑的数额、罚金刑的执行等方面规定过于原则，审判实践操作困难，明显存在罚金数额混乱，空判现象严重等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国《刑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对于罚金刑仅作了较原则的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罚金刑的适用条件可以概括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犯罪，这是适用罚金的主要对象。

2、经营利、贪财为目的的犯罪，大多数可适用罚金。

3、其他轻罚。在实践中，法官也是根据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大小和犯罪情节来确定罚金数额的，这就造成了罚金刑的不平等和无法执行的后果。这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在今后的立法中需要不断完善。

一、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1、罚金数额缺乏统一的标准。根据《刑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罚金的多少以犯罪情节来定，确定罚金数额的依据不明确。在审判实践中，由于罚金伸缩性很强，弹性很大，而每个审判人员的观点角度不同，造成了对同一类案件

判处不同数额罚金的后果，突出表现为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判处主型一致，所判罚金却很悬殊。如果法院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凭借主观判断、随意甚至滥用罚金刑，直接把收取罚金作为谋利的工具，就是适用罚金中的一种最可怕的腐败现象。当前我国审判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立法上赋予审判人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又给其营造了一个谋取私利的温床，使权钱交易自然而生，再加上这些交易都是在法律规定中的阳光操作，很难打击。

2、罚金刑的滥用造成法律失衡。在审判实际中，法院和审判人员受利益的驱动，罚金会作为一个重要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在适用量刑及自由裁量权时往往把被告人是否交纳罚金和交纳罚金的多少作为前提来考虑。被告人只要交纳了一定数量的罚金，其量刑结果可能是刑法所规定的最低刑或者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处罚，以罚代刑，至于其它条件，可以自由裁量。罚金适用不当的问题，违背了罚金的立法初衷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有的被告人因主动缴纳了罚金，而人身刑相对较低，甚至出现同一案件中作案次数、金额相差不大的被告人，也因有无缴纳罚金而判处刑期不同的人身刑，有的则是因为一人缴纳了罚金，而其他人也随之受益。这样一来，刑罚不但不能起到惩罚和教育的目的，而且还会给犯罪分子及其家属和社会造成用钱就能买刑，有钱者就可以犯罪而不会被处罚的不良影响。对严肃的法律来讲，就失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使少部分犯罪分子到得了不应得到的自由，使刑法的惩罚作用减弱，可以说是纵容了犯罪，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制造社会危害因素。

3、罚金刑造成的亲属株连。犯罪人在犯罪前大部分为无业人员，或社会闲散人员，在犯罪后所得财物往往会挥霍一空，归案后根本不可能再有财物来缴纳罚金。对被告人判处罚金，一般应在判决生效后缴纳，由于交纳罚金在现实中会作为量刑的重要情节，于是犯罪人的家庭成员为了给其减轻处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被告人预先交纳罚金。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贫富差距，使得在同等数额罚金的人所承受的能力甚远，对于一些家庭生活条件较好的人来说，罚金是无所谓的，只要能从轻处罚，多罚也愿意。但对于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人来说，罚金却是沉重的痛苦和负担，这时其亲属因为害怕不能交纳罚金而受到严历的刑罚，就会极力借钱，变卖值钱的东西来缴纳。特别是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出于父母的职责和关爱，这种现象更为严重，这就造成了一人犯罪数人担责的现象。

4、罚金难于执行，使罚金型有罚无实。只要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没有收缴到罚金，那么将会使罚金根本无法再继续执行，因为犯罪人在服刑时无法执行，刑满释放后，法院又无法跟踪其去向。而且法院没有办法摸清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为了搞清犯罪人的经济情况，有的法官只能在法庭审理中对被告人进行询问，但这种询问根本没有效果，因为明知自己要坐牢的被告人，他不可能在被刑法剥夺了人身权时，再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即使能找到执行对象的也是无力缴纳，或缴纳数额严重不足，或隐慝财产拒不缴纳，致使罚金刑得不到执行，流于形式，使得缴纳罚金者感到吃了亏，未缴者暗自高兴，有失法律的严肃性。到最后法院的罚金执行案件只能中止或者终止执行，在社会上产生“坐了牢就可以不用缴罚金”的不良影响，以为坐一年牢就可以抵多少罚金。

二、我国罚金刑的执行现状

我国刑法大量规定了罚金刑，罚金刑适用率高达40%以上，虽然罚金刑越来越发挥着公正与效益兼容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现有条件下，社会成员存在贫富悬殊的差别，很难真正实现处罚上的平等，这种客观现实的存在必然影响

罚金刑的执行。同时，由于我国罚金刑制度在立法上的缺陷和司法实践的不足，使罚金刑执行工作陷入困境，影响了罚金刑的刑罚效果。从当前罚金刑的执行情况看，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罚金刑执行对象财产状况不明确，造成执行盲目性

我国刑诉法没有赋予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财产状况的调查权，以致侦查伊始，司法机关不会着手调查行为人财产状况。案件一旦移送法院，法官对被告人财产范围一无所知，给法院裁量和执行罚金刑造成极大的盲目性。另外，根据刑法罪责自负原则，判处罚金只能以被告人个人合法财产承担，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缺乏明确的个人财产观念，个人财产与家庭共有财产往往混为一体，难以准确区分出犯罪分子的个人财产，如果犯罪分子拒不缴纳罚金，法院则很难对其个人财产强制执行。因此，我国无论是立法规定，还是人们生活习惯都潜在着执行对象财产状况不明确的弊端，以致罚金刑执行盲目性而被迫夭折。

2、罚金刑确定的罚金数额不平等，造成执行随意性

根据刑法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根据犯罪情节。但是由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成员贫富悬殊，罪犯财产多寡不同，适用罚金刑不可能完全平等，对腰缠万贯的富翁处以巨额罚金，可能无关痛痒，而对饥寒交迫的贫民处以小额罚金，则无异于雪上加霜，当罪犯行为轻重相当，量刑情节相同而经济状况不同的情况下，相同的罚金刑判决乃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审判机关在判处罚金刑时如果完全不考虑罪犯财产状况，可能带来两种不利后果：一是罚金数额相对于罪犯经济承受能力过多，罪犯无能力交纳而使罚金刑不能执行;二是罚金数额相

对于罪犯经济承受能力过少，罪犯得不到经济惩罚的痛苦难以起到判处罚金的作用。由于罚金刑数额的不平等和罚金刑执行的不规范，有些罪犯甚至有缴纳能力而故意想方设法逃避，在目前尚无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导致罚金刑执行的随意性，许多判决成为一纸空文，根本没有进入执行程序而不了了之，使应交纳国库的罚金成为法律上的“白条子”，大大影响了罚金刑的刑罚作用。

三、司法建议

1、完善罚金标准，强化监督机制。可以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规定来明确罚金数额的多少和适用的范围，作出相应的制约措施。由法院内部、人大和检察机关对罚金刑定期检查，在发现适用罚金不当时，提出建议和意见，或者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如果是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而且使人民法院对罚金的判决和收取与其自身的经费使用彻底脱钩，保证法院或者审判人员在适用罚金刑时不会因利益驱动而乱罚，体现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只有完善的执行依据和有效的监督，才是保证罚金型正确实施的前提，才能杜绝“乱罚”现象，保障司法公正性和公平性，体现出罚金型的真正作用。

2、建立罚金偿还制度。在被告人刑满释放后，如果被执行人确无执行能力，可以安排其为社会做义工等有益社会的形式偿还，通过被执行人的义务劳动来弥补国家在公益方面的投入不足。规定每周或者每月最少做一件公益事件，以此形式来折抵罚金，还可以教育罪犯，对其进行思想改造。因为收取罚金后都要上交国库，作为财政收入支出，而被执行人的义务劳动可以说是为社会作出贡献，虽然这种贡献不应有报酬，但也不失为一种手段，或许通过此形式社

会将会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如果在无执行能力的情况下，就对被执行人进行拘留措施，不但增加了国家的负担，也会使被执行人产生抵触情绪或“赖帐”心理。所以罚金以义务劳动偿还，即树立了被告人的人格尊严，又有益于社会，使社会接受改造后的犯罪分子，也让其溶入社会。当然，偿还制度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来确定，但目的就是为了罪犯危害社会后，用行动再服务于社会。

3、完善罚金刑减免执行制度。刑法53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从立法和司法实践看，笔者认为，对于罚金刑的减免，一是必须在判决之后遭遇不能抗拒的天灾人祸，确实不能缴纳全部或部分罚金的可以减免;二是必须由罪犯提出减免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人民法院调查核实后方能决定是否减免;三是对罪犯判刑后在一段时间内不具备执行条件的，可以裁定中止执行办法暂缓执行，待被告人刑满释放后有了经济来源再予执行，确实没有履行能力的，应依法裁定免除执行。

第四篇：浅论如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浅论如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作者：佟静怡 匡宗平发布时间：2012-11-30 14:58:37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人民司法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实施以来，有一大批人民陪审员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认真负责地投入陪审工作，参与审理了大量案件 实践证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有效推行，增进了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密切了司法工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起到了弘扬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强化司法监督、增强司法权威的重要作用 但是，在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定困难和问题，使人民陪审员制度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体现其价值。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现状

（一）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小、数量少

陪审制度的案件适用范围关系到该项制度设置的初衷和目的,是该制度的核心问题,也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较大的焦点问题之一,如果适用范围过窄则无法保证公众充分参与审判活动。对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立法上对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例如,美国在其《宪法》第六修正案中规定,在所有刑事案件中,被告均有权要求罪案发生地的州及区的陪审团参与审判;《宪法》修正案第七条规定,在民事诉讼中,诉讼标的额在20美元以上时,当事人均有接受陪审的权利。德国法律也明确规定,参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范围广泛涉及民事、刑事、商事、家事和农事等方面。

相比较而言,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小,且数量少。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仅适用于两种情况:一种是法院依职权决定适用陪审制度的案件,这种案件只限于社会影响较大的一审案件;另一种是当事人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的案件。但如何界定社会影响的大小,《决定》没有制定客观标准,实践中难以把握和判断,缺乏可操作性。同时,因公众法律意识淡漠、法律知识欠缺及有关陪审制度的配套制度和措施不足等因素,也会造成该《决定》规定的第二种情况几乎形同虚设。在审判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是否适用人民陪审员陪审制度,系由主审法官视案件审理时的法官人数是否充足、独任审理能否超过时限等情况而确定,并没有考虑“社会影响较大”这一适用陪审制度的法定情形。

虽然近几年来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的数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参审率仍处于较低状态。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统计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情况显示,以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在2006年至 2008年期间,人民陪审员共参审案件4550件,仅占当地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一审案件的7.5%。

（二）现有人民陪审员准入门槛太低

有人认为,陪审员资格条件不宜过高,只要具备辨别、理解和判断事物的一般水平的人,就有资格担任陪审员,对陪审员资格如果限制过多,会影响陪审员的广

泛代表性。笔者认为,陪审制是让非法律人员与职业法官共同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依照法律对繁杂社会纠纷作出肯定或否定评价,但案件裁判的结果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审判人员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化水平、思维判断能力、审判经验、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一切决定了职业法官及人民陪审员除了具备《决定》规定的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的基本要求外,还必须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使命感 ,掌握精湛的法律知识、巧妙的审判技巧。近年来,为了满足司法实践要求,已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现有法官队伍的素质和法官的准入门槛,一般要求担任职业法官除从事一定的法律工作年限外,亦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反观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条件,仅把年满二十三岁作为遴选人民陪审员唯一便于把握的客观标准,这根本无法满足审理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能力的要求,无法承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民主监督,确保司法公正的重任。

（三）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机制缺乏可操作性

《决定》规定,法院审理案件依法由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应当从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或许是欲从选择陪审员参审这一环节避免和减少人为干扰的不公正因素,但在现阶段还很难真正落实。首先,各地人民陪审员的名额是确定的、且人数相对较少,一个基层人民法院通常配有二十名左右的人民陪审员,且人民陪审员均是兼职,随机抽取的人民陪审员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工作或其他原因无法按法院确定的时间参加案件审理,这就需要重新抽取,以至反复地抽取和调换,最终使该项制度无法落到实处,并造成审理效率低下。其次,随机抽取可能会出现人民陪审员的个人专业知识、工作生活阅历与参审案件的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这就很难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优势。

（四）“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的现象严重

所谓“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系指陪审员只在形式上参加了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即作为合议庭成员出庭听审、翻阅卷宗材料并参加合议,但对于案件争议事实的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纠纷处理只是附和主审法官的意见,或者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导致案件审理结果实际上只能体现主审法官一人的意志。

目前,世界上主要通行两种陪审模式,即陪审团制和参审制中国大陆采用的是大陆法系普遍采用的参审制,故而“陪而不审”现象几乎是实行参审制国家的通病。一方面,在参审制下,虽然法官与陪审员的权力在形式上相同,但实质上是不平等的。与专业法官相比,参审员既无专业的法律技能,更无司法实践经验,无论法律怎么规定,陪审员只能就事实问题作出判断,而不可能在法律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加之法治至上所导致的一般公众对法律和法官的一种敬畏感,就会导致与职业法官一起工作时,他们往往会处于一种心理上的弱势,发挥不出作为公众代表让判决体现主流价值观的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陪审员往往在法庭审判中和合议中听凭法官决定,发挥形式民主的作用,这并不能实现实质上的民主功能。

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具体措施

改革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必须适合当代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 ,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去完善它,使其在保障司法公正和法院的司法权威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扩大陪审制度适用范围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是公众参与国家管理的重要形式,故应将人民陪审员制度确立为国家诉讼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从立法上明确规定对于社会敏感类、涉及群体性利益、当地群众广为关注、涉案人数较多及专业性非常强的知识产权类、计算机网络类、医疗纠纷类案件必须有人民陪审员参加。这样 ,既便于司法实际操作,也可以运用人民陪审员的专业知识优势弥补法官对于案件所涉及专业问题的欠缺。涉及青少年犯罪、婚姻家庭纠纷的案件也应当规定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一般而言,在这类案件中,很多纠纷表面上看似已经得到解决,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消除主体间的心理对抗,如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让有共青团、妇联、工会工作背景的陪审员或有关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人员参加陪审,通过对双方进行调解来达到真正解决冲突的目的,从而优化案件审理及裁判的社会效果。实践表明,人民陪审员真正参与审理的案件,更容易以调解方式结案,当事人服判息诉率较高。

除了法律明确规定必须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的案件外,其他案件尤其在民事审判程序中,是否适用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应当赋予当事人选择权。法院应当在给当事人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时明确告知当事人享有选择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当然是否选择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当事人需向法院明确说明,否则,法院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

（二）大众陪审与专家陪审相结合现代高科技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力和人类社会活动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使得金融、证券、网络、医疗、知识产权等专业性很强的案件不断增多,同时涉及群体利益等敏感复杂案件也备受社会关注。囿于自身知识的局限性,法官难以对每类案件作出客观科学的事实认定,因此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坚持陪审员应以非专业人士为主体的前提下,开始在一些特殊的案件,特别是专业性比较强的案件中选择专家陪审。如瑞典在 1999年修改的《司法程序法》中明确规定,上诉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可以实行专家参审制,即由三名法官和两名专家组成的合议庭负责审判。对此,笔者认为,可借鉴中国《仲裁法 》规定的对仲裁员的遴选条件,将具有一定社会威望、专业知识或社会阅历丰富、在某一领域连续工作满八年、而社会表现良好的人员,确定为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客观标准。建立专家陪审和大众陪审制度,可以增强法院对案件事实的判断能力和社会效果的把握能力,同时促使陪审员的专业知识和思维优势与职业法官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律思维形成一种良性互补。

《决定》第五条虽然限制了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担任人民陪审员,并没有将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排除在人民陪审员范围之外,但各级法院正式选任

人民陪审员中几乎没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而在实践中,法院在审理群体案件或社会敏感案件时,通常又以邀请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列席旁听的方式实现人大或政协对法院的社会监督,如果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此类案件的审理,则更能体现司法民主,代表社情民意,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社会效果。

（三）完善人民陪审员选任程序

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程序是改革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举措,每个基层法院在需要选任人民陪审员时,都应当在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开始前一个月在当地新闻媒体中发布公告。公告内容包括人民陪审员的名额、选任条件,向哪个部门申请、如何申请等相关事宜,以利于社会大众全面了解,便于符合条件的公民向户籍所在地基层法院提出申请。

除此之外,还应该在现有程序上增加选举和社会公示的环节。其具体程序设置如下: 第一,由辖区各个单位和基层组织从符合陪审员任职条件的公民中筛选,按照一定的比例向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推荐,当然也可以由个人直接向法院申请;第二,由当地基层法院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推荐的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对审查合格的人选进行基本法律知识的考查,并从合格的人员中确定候选人名单;第三,由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从候选人员名单中选举产生人民陪审员;第四,将当选的人民陪审员名单及其基本情况向社会公示,广泛征求社会意见;第五,经社会公示后,各级人大常委会对陪审员予以正式任命。

至于具体案件中如何确定人民陪审员,各基层法院可以按本院人民陪审员的职业以及专业领域将其固定分配到具体的审判庭里,然后从相关审判庭中陪审员的名单中确定并作出选择,并由法院及时与该人民陪审员沟通,通知其按时参加案件的审理。

当然,如果所选中的人民陪审员有回避的事由时,当事人或人民法院要在另外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做出选择。

（四）采取多种方式杜绝陪而不审现象的发生

1．适度借鉴陪审团制度的优点

针对参审制容易导致的陪审形式化的缺点,可以借鉴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将陪审员和法官职能相对分开。首先,无论法律怎样规定,陪审员的职权范围只能限制在事实判断上;而且日益专业复杂的法律体系,使陪审员很难在法律上有非常专业的见解。另外,对法官和陪审员有不同的定位。法官的功能在于将法律现实化,其强项在于对法律技术的精通,缺点在于其地位的特殊性,由此决定了法官这个群体会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而这个取向往往会与一般大众不同。如果完全由法官主导判决,会导致少数阶层垄断法律解释局面的产生 ,使法律开放性功能受阻。建立陪审制度,正是为了要改变这一缺陷。陪审员作为社会大众代表的陪审员,其优点在于具有民主性,能够将社会民意表达出来,使判决不与社会相脱节,客观上促成了法律的开放性,但其劣势在于对法律这个技术性很强的领域不甚了解。二者不同的特点和功能定位,决定了陪审员和法官在判决中的职能应当加以区分。

中国陪审团制的改进,形式上应该保留目前形式。从应然层面来说,陪审团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使司法判决反映社会公众价值,陪审员的人数越多,来源越广泛,就越能实现这一目的。但从实然层面来说,陪审团制高昂的运作成本和复杂的操作程序,在资金充足、法官素质很高、司法环境很好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运作中都出现了很多问题而受到批判。在目前中国的司法资金不足、法官素质不高、司法环境有待改善的情况下,引进是不现实的。

陪审团制和参审制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形式不同,陪审团制虽然也分大、小陪审团,但相对参审制,其人数较多,程序复杂;再就是功能不同,陪审团制下的陪审团和法官的功能是独立的,陪审团进行事实审,法官进行法律审,而参审制下参审员与职业法官有相同的职能。法律运作本身也为陪审员的存在提供了依据。在法院的判决中,有大量的东西要依据社会一般公众的标准进行判定,如故意伤害中的对危害后果认识的判定、过失中能否预见危害后果的判定等。目前,对这些构成要件的认定,无一不是由法官来进行的。单由法官来代替一般公众作出判定,并将其假设为一般公众的见解,不如充分发挥陪审员制度的优点,由来自大众、代表大众的陪审员作出社会一般标准的判定。因此,在陪审团制度的再设计中,应将陪审员和法官的职能相对区分开。

2．改善目前法院行政化的运作体制

在传统行政化的运作体制下,来自公众代表的陪审员的发言权很难与作为权力代表的法官相抗衡,因此,要实现陪审员的话语权,必须破除行政化运作体制。这里涉及到司法独立中的种种问题,本文不多涉及,只就目前合议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些许意见。权力对判决要施加影响,必定要借助一定的方式,而合议制无疑是其中的方式之一。在合议中,由于都是面对面地发表意见,谁有什么意见,一目了然。如果级别高的领导已发表了个人意见,下属发表不同意见时难免就会有所顾忌。因此,为了保证陪审员发言权的切实实现,在未来诉讼程序的设计中,应当将陪审员与法官分开,各自独立地发表意见,防止和避免权力对陪审员的决定产生影响。

3．建立人民陪审员的激励和惩罚机制

首先,建立陪审员的激励机制。陪审员本身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让其参与陪审,对其来说是一项义务,也是一种负担。如果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无疑会导致陪审员参加陪审不积极,最终影响该制度设立的初衷。激励制度的设立要以物质补助为核心,兼顾其他。具体来说,人民陪审员在法院执行职务所需费用,应列入政府的预算范围,并作为专款拨给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所支出的交通、就餐等费用,由人民法院给予补助。人民陪审员有工作的,由原单位照发工资,不得克扣或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无工作的,法院可按照职业法官收入比例,按日计发一定报酬。只有改变陪审员是廉价劳动力的现状,才能

更有效地调动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工作的积极性。其次,严厉防止陪审员腐败情况的发生。在赋予陪审员一定权力的同时,若无相应的监督制度跟进,必然会导致腐败。因此,陪审监督制度必须跟上,从陪审员的产生、陪审过程中中立的保持、一旦违规的处理等多方面加以完善,以保证陪审制度健康有序地运作。

总之,陪审员制度是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实现司法民主化的重要方式,它不仅是当代中国司法审判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西方国家司法审判的重要原则。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陪审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随着当代中国审判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全社会民主意识的不断强化,人民陪审员制度必将会朝着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和实现司法民主化、公正化的方向发展,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第五篇：论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范文）

死刑，是指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其因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为主要内容和特征，故又被称为生命刑或极刑。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两种情况。死刑作为一种最古老最严厉的刑罚方式，历来倍受我国统治阶层的推崇和青睐。几千年来，“以牙还牙、杀人偿命” 的观念在早人们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死刑作为人们传统理念中昭彰天理、惩恶扬善最有力、最有效的保障，可以说在以“功利主义”和“报应主义”为主导的社会里，死刑的存在是实现正义和公平的必要手段，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但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死刑的存废问题曾一度在中世纪的欧洲引起争议。在当前世界人权运动方兴未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死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以“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为目的废除或严格限制死刑制度。我国作为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之一，受具体国情、传统观念、民意、经济、司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现阶段要彻底废除死刑制度是不可行的，但为适应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逐步不断完善我国现行死刑制度是可行和必要的。

（二）我国死刑制度的存废探析

死刑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要完全废止死刑同样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且艰辛的过程。根据当今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形势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死刑限制论”比较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

1、我国死刑应该保留的原因分析

死刑的“存”与“废”实际上是当代“保障人权”、“人道主义”与“报应主义”、“功利主义”矛盾的结果，它既是一个关于刑罚改革的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涉及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现阶段我国不能废除死刑制度。正如我国学者瞿同祖说的：“法律是社会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 换句话说，我国现阶段继续保留死刑制度有其必要性：

（1）保留死刑有利于保障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公共社会秩序稳定。新中国虽然建国50多年了，但台独势力、邪教组织、恐怖主义以及与邻国的疆界纠纷等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危害国防利益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影响公共社会秩序稳定。

（2）保留死刑有利于保持我国经济继续稳健快速发展。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发达国家相对落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秩序比较复杂，各种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屡屡发生，保留死刑能有效惩治这些犯罪，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重大利益和保障我国经济继续稳健快速发展。

（3）保留死刑有利于保证我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对于一些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分子来说除了死刑外一般的刑罚是难以起作用的，如果没有死刑的威慑和惩罚作用就难于使其有所畏惧和不敢重蹈覆辙，从而无法实现刑罚的目的和保证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4）保留死刑符合民意。我国自古便有 “杀人者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有余辜”的传统观念和价值理念。据1995年的一份中国抽样调查报告显示，赞成废除死刑者仅0.78%，就是说99%以上的人主张保留死刑；另据2002年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88％以上被调查者反对废除死刑。现阶段保留死刑具有满足大众渴求安全的心理需要，符合我国的民意，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支持。

2、我国死刑应该限制的原因分析

在当今世界精神物质文明都空前发展的时代，死刑被认为是最不人道的刑罚方式可以说与人类崇尚人文关怀，追求人道主义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目前受我国具体国情、文化传统、民意、司法状况、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现阶段要彻底废除死刑制度是不切和实际的，但针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逐步适应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限制我国死刑过多适用则是有其可行性的：

（1）限制死刑是我国基本死刑政策的要求。“慎杀少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防止错杀”是我国对待死刑的一贯的立场，主张对于一些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在定罪量刑时，除了注意犯罪的积极条件外，还充分考虑犯罪的消极条件，充分综合其两方面的表现，能不用死刑的坚决不用死刑。

（2）限制死刑有利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实现。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法制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保障。现阶段限制死刑是适应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限制死刑是适应国际刑罚改革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当今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我国也先继签署和加入一些人权公约，虽然我国还不具备完全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是根据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的限制死刑的过多适用，并积极创造条件最终废除死刑，这也是适应国际刑罚改革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三、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社会法制文明不断取得进步，但近年来有关死刑的冤案错案还是频频发生，特别是从“董伟案”到最近的“聂树斌案”所显露出其在司法实践上的种种弊端，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我国的死刑制度。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现行死刑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死刑罪名设置繁多

虽然现行刑法典对之前的1979年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死刑罪名进行了整合，但是仍有39项条文涉及死刑罪名68种，占据现行刑法罪名的将近六分之一，使我国成为当今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与世界其它同样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相比，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的数量远远超过它们，如韩国规定17种死刑罪名；印度规定战争罪、谋杀罪和抢劫3种死刑罪名；日本仅规定故意杀人罪1种罪行适用死刑。

（二）死刑的适用领域分布不合理

我国现行刑法典所规定的死刑适用范围十分广泛，除渎职罪以外的其它九类犯罪都规定了适用死刑的情况，其中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为主的非暴力犯罪死刑占了全部死刑犯罪的近十分之七。综观其它尚未废除死刑的各国立法状况，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基于经济物质利益与生命价值缺乏等价性都已经被废除或大大减少经济犯罪及财产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而我国还存在许多有关经济和财产性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显然是不合理的。

（三）被执行死刑的罪犯人数过多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判处和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国际特赦组织记录在案的数据，我国在1994年、1995年和2001年的死刑判决分别为2780余件、1800件和4015件，其中处决的分别为2050件、1147件和2468件。仅1994年的死刑处决件数就相当同世界其它国家死刑处决总和的三倍。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第六份《关于死刑和保护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的五年期报告》表2中根据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发表的报告指出1994至1998年期间中国死刑处决达到12338件，居世界第一位。2001年以后的几年里虽然尚未公布有关我国死刑判决和执行情况的具体数据，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7年11月23日在全国法院司法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2007年我国判处死缓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由此亦不难推断，从2002年至2006年间我国被判处执行死刑的罪犯人数也应该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四）死刑适用主体过于宽泛

我国现行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上对死刑的适用主体作出限制的唯一具体规定，并且与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基本一致。此条规定明确了我国死刑适用主体的年龄下限，但对于有关适用的年龄上限规定暂时还是一片空白。目前许多国家均对老年人适用死刑的年龄上限做出了具体的规定。1961年蒙古刑法典第18条第2款规定对60岁以上的男人和妇女不得适用死刑，修改后的1996年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则规定对65岁以上的男子不适用死刑。哈萨克斯坦则规定了执行死刑的最大年龄限制即对年龄在65岁的人不得执行死刑。墨西哥、菲律宾、荷兰和苏丹等国家年对年满70岁的人则是免除刑罚。此外一些国际条约和决议也在死刑适用的年龄上限作了相关规定。如《美洲人权公约》第4条第5款规定了对年满70周岁的人不得适用死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在1989年5月24日的1989/64号决议（该决议的第2 款第C 项建议会员国“规定可判处死刑或予以处决的最高年龄”）与1996年7月23日的1996/15号决议中重申了对死刑的限制,而这一限制的具体措施就是1989/64号决议补充提出的“确立一种最大年龄限度,超过这一限度,任何人便不得被判处死或者被执行死刑。” 我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尊老爱幼自古便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早在西周《周礼•秋官•司刺》便规定了：“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的“三赦之法”。根据《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的记载，可见当时年满8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7岁以下的孩童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唐朝《唐律•名例》中也规定:“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往后的历朝历代也大多对年幼或年长的人在刑事犯罪在给以减免刑罚的规定，如1928年的《中华民国刑法》第63条规定:“满八十岁人犯罪者,不得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

（六）枪决执行死刑的方式不人道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2条第2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和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5条规定：“采用枪决、注射以外的其他方法执行死刑的，应当事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注射和枪决成为目前我国执行死刑的两种法定方式。综观古今中外死刑执行的方式可以发现，从以烹刑、火刑、醢刑、脯刑、石刑、鸟兽刑为主奴隶时代到以斩刑、绞刑为主的封建时代再到以枪决为主的近代，可以说人类对死刑的执行是一部从野蛮逐步走向文明过渡的进步史。根据大赦国际1989年的数据显示,在保留死刑的134个国家和地区中，采用枪决作为死刑执行方法的国家和地区有86个，其中把枪决作为唯一死刑执行方式的国家和地区有56个。随着死刑执行方式日益趋向人道化和现代化学及医学的不断发展，注射以操作简便快捷和能大幅度减轻被执行人的痛苦被认为是值得推广的死刑执行方式。用注射执行，比用枪决执行的痛苦要小得多，注射时被执行人“惟一能感受到的痛苦是注射器的针刺”，这种痛苦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相反，枪决基于以下原因被普遍认为是不人道的死刑执行方式：

1、执行枪决前的准备给被执行人带来巨大的心理恐惧和精神压力；

2、即使能够准确射击，有时也难以做到一枪毙命，补射会给被执行人太多的身体痛苦；

3、枪决可能造成被执行人脑浆迸裂、面目全非；

4、执行枪决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被执行人亲属的悲伤情绪。

据1984年5月25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第九项规定:“在有死刑的场合,死刑应该以施加最小痛苦的方法执行。”目前，我国虽然把注射和枪决都规定为执行死刑的方式，成为世界上少数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国家之一，但自1997年昆明市在全国率先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以来，仅有有昆明、长沙、成都、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杭州、沈阳、武汉、青岛等少数地方成功地实施了注射方式执行死刑。换句话说，枪决仍然是实践中执行死刑的主要执行方式。

四、关于我国死刑制度完善的思考

（一）废除部分不合理的死刑

废除部分不合理的死刑主要从两方面着手：

1、对死刑罪名加以整合，大幅度删减死刑罪名，将死刑罪名限制在10种左右；

2、调整死刑适用领域，特别是应该取消有关以经济和财产为主的非暴力死刑犯罪，而将死刑的适用仅限于严重危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公权犯罪和严重侵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故意犯罪。

（二）调整死刑的适用对象

在原来规定死刑只不适用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下列三种情况来调整死刑的适用对象：

1、规定犯罪时已满70周岁且无故意实施暴力犯罪前科的老年人不适用死刑；

2、新生儿母亲在哺乳期间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3、患有不治绝症的人不适用死刑，但明知自己患有不治绝症而故意实施犯罪的除外。

（三）将适用死刑的条件具体化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总则第40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刑法分则更有规定诸如“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等一系列高度概括的抽象标准。但这些适用死刑的积极条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很难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在建国初期贪污几百元和在今天贪污几万元是两种同罪不同罚的犯罪。因此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规定适用死刑的详细具体条件，同时本着“慎杀、少杀、防止错杀”的死刑政策规定适用死刑的消极条件，如有立功、自首情节的不适用死刑。

（四）调整死缓制度适用范围

死缓制度是我国死刑制度的特色，近半个世纪来被司法实践证明是调节死刑立即执行过泛适用的有力杠杆，因此应该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功能。当前，法官对“如果不是立即执行的可以适用死缓”的规定自由裁量权过大，应该尽快规定适用死缓的具体条件，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把死缓规定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最高刑罚。

法制是保证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刑罚更是惩戒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有力保障。法律具有刚性的本质，但其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地趋时更新。当今，废除死刑制度已成为国际刑罚改革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现阶段我国正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虽然受我国具体国情、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制约而不能彻底废除死刑，但针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一些弊端，应该对其逐步加以完善，并不断积极主动的创造条件，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最终实现完全废除死刑。

▲▲死刑属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刑罚种类——主刑与附加刑两类之一的主刑之中，是所有刑罚中最严厉的一种，它剥夺人的生命，而生命一旦被剥夺，人就消失了，以人为载体的一切就不复存在，因而历来受刑法学家的重视。在当前世界上人权运动方兴未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死刑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死刑的存废之争。死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在古代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人的生命价值的低下，因而死刑的滥用成为司空见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生命价值相应提高，人权理论逐渐形成，人们开始对死刑制度进行理性的反思。可以说，死刑存废之争正是由人权理论引发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与法国哲学家卢梭都将生命权神圣化，开启了现代人权理论的先河。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提出废除死刑的观点，没有将人权与死刑对立起来，而是都认为出于社会更高利益的需要，生命权仍是可以剥夺的。直至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对死刑提出非难并首倡废除死刑，关于死刑的功过与存废之争就开始了，这是学术界和实务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我国刑法学界，还谈不上死刑存废之争。尽管我们向往死刑废除那一天早日到来，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且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在我国刑法中保留死刑还是很有必要的。其理由除中国现在还不具体废除死刑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以外，主要还在于：

（1）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还存在较为严竣的治安形势，严重刑事犯罪的发案率长期居高不下，已对社会的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构成了威胁；

（2）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杀人者死”的报应观念的在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中已经根深蒂固；

（3）中国现在人权意识还比较淡薄。基于以上原因，当前中国侈谈废除死刑是徒劳的。而且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死刑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与国家一起出现，是以国家名义实施杀人行为的一种极为古老的刑罚。

死刑自产生后，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盛行过，这主要是因为死刑有其它刑罚无可企及的预防功能。这种预防的功能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即个别预防的作用与一般预防的作用。个别预防指的是死刑能否预防犯罪者本人再次犯罪，一般预防指死刑能否预防犯罪人以外的一般人犯罪。就个别预防作用而言，死刑显然是所有刑罚中最有力的，“人死万事休”，死刑既然剥夺了犯罪分子的生命，自然也就剥夺了其再次犯罪的能力，死刑个别预防功能可谓是彻底；就一般预防作用而言，死刑与其他刑罚相比也是最有效的，对被害人来说，以死刑惩罚犯罪人可以安抚其本能的报复欲，对潜在的犯罪人来说，死刑具有威慑作用，对其他普通大众来说，对罪大恶极的犯罪人实施死刑，也有平息民愤的作用。

三、行政复议程序中当事人知情权的保障 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而对如何确认该证据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以及此种证据如何进行审查均未作出规定。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不应在公开审查时进行披露，但如果该证据是导致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原因，我们认为当事人应当对其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否则便无法体现行政复议中当事人双方的平等主体关系，因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往往已无条件提供给行政机关。退一步讲，如果证据确实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而无法向当事人出示，应当由行政机关在提交时作出明确标注，并向复议机关进行详细说明，经复议机关确认后通过不公开的方式进行审查并告知当事人。对于提交人未明确表示为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证据，复议机关不应自行认定。如果没有严格的申请和审查程序来规范，所谓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便有可能成为个别行政机关掩饰问题，维持不公平地位的借口。

我国1997年新刑法坚持保留了死刑的适用，对50余个条款、60多种罪名规定死刑，这是基于我国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和众多的恶性犯罪而在立法界、司法界和学术界达成的共识，现阶段我国不可能废除死刑，这是由我国的现实情况决定的。但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有近110个国家和地区废除或者不执行死刑，联合国在其多项公约和文件中，都表明了限制和废除死刑的态度，这多少代表着国际社会减少、限制乃至废除死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我国的现况与国际社会对死刑的认识和实践也就形成了明显的不协调，中国要融入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循环之中自然不可逆流而上，固执的在现有的死刑制度上踏步不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对死刑应持何种态度？应采取什么对策？就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尽管已有许多国家废除了死刑，但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各有各的国情，各有各的理由，我国死刑的存废在我国有其可能性也有其合理性，但在现阶段不具备现实性。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死刑虽然作为国家、社会与犯罪较量的最具威慑力的武器而被广泛的采用，但从其演进过程可以看出，死刑制度从占据刑罚体系的中心位置到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每况愈下，乃至于面临着被逐出刑罚体系的厄运。中国目前虽然不能废除死刑，但我相信，中国终将废除死刑，这条道路会是漫长、曲折、艰辛的，但这必定是一条通向废除死刑的道路。

我想，通过对我国死刑立法、死刑司法的全面反思，修改刑法，将所有所侵害的权益的价值低于人的生命的价值的死刑罪改为非死刑罪，对某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若不具有直接危及国家存续的可能性，又不具致人死亡的因素的则改为非死刑罪，减少、合并死刑罪名，提高死刑适用标准，在死刑司法中确实做到慎用死刑，限制死刑。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犯罪对社会压力的减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在经济、社会、文化持续、稳定发展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时，可以预见我国刑法将逐渐减少死刑，并最终走上废除死刑之路，实现法律上没有死刑，实践中不适用死刑的目标。

◆◆◆关于在我国刑法典中增加新的刑罚种类，理论上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11]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在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将刑法典所规定的现行刑罚体系完全推倒，另起炉灶，重新设计刑罚体系。尽管其中很多分析不无道理，但是，客观而言，其中某些设想缺乏一定的可行性，难以在短期内成为刑法规范。笔者认为，刑罚种类的增补应该立足于刑法典关于刑罚体系的现行规定，既要注意根据现实需要对现行刑罚体系进行适当的调整，又要注意与刑法典的现有规定进行恰当的衔接。基于此考虑，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中，可增补强制社会服务和保安处分两种刑罚。

首先，增设强制社会服务，改进管制。缓解监狱人满为患的压力，但又保持刑罚对犯罪人的惩罚性质，是各国司法机关都要面临并需要有效解决的共同问题。社区服务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服务令当时是针对监狱人满为患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及对犯罪人应更好地融入社区的顾虑的一种反应措施。该措施起先被视为罚金刑的一种替代安排，但是，现在被认为是替代关押性刑罚措施的。社区服务令要求犯罪人在社区内做一定时间(以小时为计算单位)的工作，可以被视为正常量刑过程的一部分内容。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社区服务令比一个监禁判决更有意义、更为有效，且更加经济。[12]除此之外，该措施所具有的开放性特征也有利于犯罪人的重新社会化，符合行刑社会化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可吸取社会服务令的合理之处，在我国刑法典中规定强制社会服务，即判处犯罪人在一定期限内从事公益的社会服务，从而改进管制，增强其强制性。其次，改造劳动教养，增设保安处分。目前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着性质定位模糊、收容对象宽泛、内容过于严厉、审批程序不严、当事人缺乏必要的司法救济、期限过长等弊端。从价值理念上看，它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保障人权的观念，有违公平、正义原则;从法律根据上看，它与我国的《立法法》直接相违背，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处罚法》不相协调，明显不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背离了依法治国的内在需求。劳动教养制度设计的严重缺陷带来了操作、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诟病，成为国际社会指责我国法治现代化和人权保障状况的焦点之一。劳动教养作为“强制性教育改造”的初衷，已经被其现实运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严厉处罚性所取代;作为“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的最初考虑，则更是荡然无存。可以说，劳动教养作为我国控制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其具体实施过程中所造成的对法治原则和正义理念的不良影响，已超过它对于维护社会治安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13]因此，正是存在这些弊端，为全面保障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合法权益，理论上多主张将劳动教养改造为保安处分，规定于刑法典中，在程序上由人民法院来适用。保安处分在范围上自然不限于类似于劳动教养这样形式限制人身自由的。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保安处分，从而将适用于实施了严重危害行为、但不构成犯罪之行为人的各种措施予以司法化。这种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因为不仅有利于将劳动教养予以司法化，而且还有助于将其他类似于劳动教养的较长期地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也予以司法化，实现刑事法治与行政法治的有效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