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建设[5篇模版]

第一篇：浅谈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建设

浅谈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建设

[摘要]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国家司法机关职能对社会公众的基本保证，当前我国民众对司法的公信力普遍不足，本文通过解读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状，分析当前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原因，提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对策。[关键词]司法公信力建设

一、司法公信力缺失现状

公信力是人们对社会现象和事物的认同感,归根到底它是一种心理现象,它反映的认识主体的心理感受,其感受如何是认识主体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当一定数量的多数人对某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具有认同感时,我们说这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取得了公信力。司法公信力则是指，人们对司法机关的执法过程、司法裁判的效力缺乏应有的信任。司法的宗旨是公正、效率及正义，当前民众普遍认为司法并不代表和实现了正义和公正，对司法缺乏信任。根据调查，民众司法公信力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法官职业公信力偏低

调查中老百姓对法官职业道德水品有所质疑，对法官队 伍整体的专业素质并不乐观，对法官职业的社会敬仰程度缺乏信心。

（二）法院审判管理公信力较低

受访的民众对法院的审判管理仅仅是基本认可，对法院所能提供的司法接近性、亲民性、便民性认为不理想。第一，司法的可接近性较低，半数以上的公众认为目前打官司难，原因在于，一是法院办案时间长。二是诉讼费用高。具体在立案环节上近乎一半的当事人对立案手续的简便快捷不甚满意。在诉讼环节上，三成以上的当事人认为诉讼程序繁琐。第二，审判管理的透明度不够，在审限管理公布上，认为法院有时告诉有时不告诉，而在边远山区、农村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第三，诉讼收费管理弊端明显，有相当一部分的受访者反对法院收取诉讼费用，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反映听说过因诉讼费用问题就不愿意到法院打官司的情况。

（三）法院裁判公信力较低

调查显示，大多数公众认为公正的判决应当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圆满解决纠纷，但现实裁判得到的评价却不高。一是裁判效率迟延。首先，各种法定不计入审限或延长审限的案件越来越多，客观上给当事人造成诉讼迟延的印象。二是简易程序充分发挥快速裁决功能，当庭宣判率不高。此外，法院对裁判迟延的正当理由解释不够，也加深了公众对裁判迟延的认识。三是庭审质量不高，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和庭审 语言水品不够理想。

（四）司法程序公信力偏低

一是司法公开存在盲区。表现为：法院内部事项还做不到公开透明，庭前诉讼信息和裁判文书的公开程度低，法官先定后审使庭审公开流于形式，审判公开的内容不够全面等。此外，当前法官的业务素养、思维能力、庭审水平等，距离臵于公众监督和评价之下仍需一段路程。二是判断中立性不足，首先当事人对获得平等对待的信心不足。其次，法官不能排除偏见和预断，一定比例的法官表示与律师有日常接触。三是法院执行公信力偏低，体现在执行兑现率低、执行规范性差。[1]

二、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原因

（一）法官因素

西方法谚云：“比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更可怕的是法官不可信赖。”司法裁判的过程就是法官运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来对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利益与价值冲突进行平衡与整合，将纸面上僵硬的法律条文生动地再现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故法律是凭借法官降临于世的，在民众的眼里,法官就是司法机关的化身、是法律的化身、甚至是国家的化身,法官的专业素养、技术理性、职业道德直接影响着民众对司法的信仰度，直接影响着司法公信力的确立。我国的法官队伍现状与公众的期许、与司法的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长期以 来，我国司法界的专业化程度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法官队伍中专业素质参差不齐，职业操守有待提高，仍存在着未受过法律专业熏陶、未通过法律职业考试的人拥有法官的身份办案，也存在着部分法官未正确树立起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职业操守，办人情案、关系案的现象时有发生，着均着民众对司法人员的总体评价，进而影响对司法的信任度。[2]

（二）司法裁判不公和司法效率低下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曾言：“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冒犯法律———好比污染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客观公正的裁判结果乃是司法获得公信力的根本要求。司法公信力的获得，不是依靠野蛮的司法强制，而是凭藉公正的司法裁判。基于相似的案件事实，适用相同的法律，理应得出相近的结论，但当前我国，法院对同类案件的判决却常存在着差异和矛盾，主要表现为横向冲突（不同地域法院的裁判差异）和纵向冲突（不同时期同一法院的裁判差异），而“鸳鸯判决书”更是裁判冲突的异化和极端体现。这些裁判的冲突和不公均损害了司法威信，从根本上动摇公众对司法的信任。西方还有法谚云：“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诉讼时效不仅是衡量司法成本的一个标志，也是体现司法公正的一种形式，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当事人一般都期望自己 的案件能快速地得到判决，案件迟迟未决，总会让人猜想其中是否会有猫腻，进而影响到对实体结果的质疑。在我国的审判实际中，法官不太注意程序问题，诉讼时效过长，甚至超审限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些均影响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

（三）司法权地方化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权从中央到地方都应遵循统一的法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自上而下适用统一的法律规范，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虽然宪法确立了法院的地位，民间将法院、检察院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俗称为“一府两院”，说明法院、检察院与地方政府地位等同，没有上下隶属之分，从而保证法院司法权的独立性，但设在地方的各级人民法院因其人、财、物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仍受当地政府的牵制，导致司法权地方化倾向严重。设在地方的各级人民法院因其人员的进出和办公经费均依赖于当地政府的批准和拨款，这就使得法院在行驶国家司法权力的过程中易受当地政府的影响、干预乃至控制，不能独立、公正地行驶司法权、审判权，以致司法公正难以实现，从而在民众心目中造成司法独立是浪得虚名、法院是政府的法院、法官判案不是法律最大而是人情最大的不良印象。

（四）传媒的不当报道 众所周知，司法向新闻媒体公开，接受传媒监督，是一个国家司法民主、司法公正的标志。但是，应当看到传媒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起到宣传法制、推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的作用，也可能成为破坏司法独立、损害司法公正、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工具。当前传媒与司法这两支上层建筑的社会力量所发生的冲突已经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由于媒体的炒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迫于媒体、舆论的压力，对案件作出了失实判决的个案，比如2002年的“莫兆军事件”就呈现了由于传媒的介入而弯曲了事实的典型案例。因此传媒的不当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司法独立、影响了司法权威和法官整体形象，传媒失实的报道和有失公允的评价加大了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

（五）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法律文化与司法公信力休戚相关。一国司法公信力的状况往往受该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先进的法律文化无疑会极大地促进司法公信力的增强。我国目前司法公信力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既是受到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诸多消极因素的影响。如以皇权专制和父权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登记社会结构，根深蒂固的人治主义传统，淡薄的权利意识，法既是刑的片面观念，极端化的“无讼、息讼、耻讼、惧讼、厌讼”思想等，这些传统的法律文化造成历来我国就对法律缺乏足够的尊崇，在权利需要救济或纠纷需要解决时，人们 往往选择权力而不是法律，法律低于权力让人们对法律失去了认同感，而通过权力干预使问题得到解决的现实，更加深了人们对司法的不信任。

三、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以司法规范促进司法公信 一是严格规范司法行为，建立依规、有序的行为规范体系。强化对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保障。严格贯彻落实最高法有关诉讼材料接收、刑事诉讼中关键证人出庭、民商事诉讼庭审活动中当事人诉讼权利保护、涉未成年人案件以及涉民生案件当事人诉讼权利特殊保护等制度规范，切实保障和维护当事人的举证权、陈述权、辩论权、处分权、程序选择权、申请回避权、申请调查取证权、申请鉴定权、诉讼进程知情权等各项诉讼权利。严格规范法官的告知释明行为。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诉讼风险提示等项制度，明确告知的主体、内容、方式和程序，做到依法告知、及时告知、如实告知、全面告知。针对诉讼中当事人诉讼能力不均衡的情况，要通过释明行为和举证指导，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使处分权、辩论权以及举证质证权，适当平衡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同时要进一步明确释明主体、释明程序、释明范围以及释明责任。[3] 二是规范执法尺度，探索建立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加强量刑规范化建设。认真贯彻执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 题的意见》以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全面总结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发挥执法监督联席会在统一法律适用、规范裁量权行使方面的职能作用。对于通过庭长接待、涉诉信访、纪检监察和案件检查中发现的带有共性的裁量权行使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执法监督联席会应定期展开商讨，研究对策，并提出整改建议。针对执法监督联席会提出的整改建议，相关业务庭室应当出具整改报告，并及时反馈。

三是加强审判质量管理，建立系统、科学的审判管理体系。完善案件质量评查制度。在开展案件质量常规检查、重点检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专项检查的规划性与针对性，实现专项检查的常规化和制度化。要强化检查结果的运用，建立检查结果与法官职业信用、部门和个人业绩考核以及纪检监察之间的有效衔接，并严格落实整改要求，最大限度地优化案件质量检查的效果。推行案件质量通报排名制度。每季度对业务部门审判质量进行定期量化指标排名和定性问题通报，切实综合反映各部门案件的质量状况。各职能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每季度集中通报审判执行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并督促整改。各业务庭要相应开展审判执行人员案件质量排名通报工作，并将排名结果与业绩考评挂钩。落实案件质量定期讲评制度。要在开展案件质量年度讲评工作的同时，进行案件质量季度书面讲评，并注重提高所选择的差错 和优秀案件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增强以案释法的效果。加强司法公开建设，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信。

（二）加强司法公开建设，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信。

一是进一步加大程序公开工作力度。提高立案环节的公开透明度。进一步统一、细化并公开各类型案件的立案标准以及对当事人提高诉讼材料的具体要求。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材料，经审查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依法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告知当事人不予立案的具体理由、法律。凡不予立案的，立案法官应当向当事人做好法律和政策释明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当事人的理解，赢得当事人的信任。完善案件动态信息查询服务系统。要以“12368”司法信息公益服务系统为公开平台，实行各类办案信息按照流程节点及时动态公开。要加强监督管理，切实纠正案件信息录入工作中存在的不规范做法，确保立案、开庭、延审、结案、上诉、执行等各项信息录入的及时性、准确性。

二是进一步加大实体公开工作力度。借助代理律师强化诉审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效果。要发挥代理律师的专业知识，充分借助代理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开展案件释明、庭前沟通、判后答疑等工作，达到定分至争、平息矛盾的目的。积极引导当事人合理调整诉讼预期。对当事人出于错误理解案件事实、法律及政策产生过高或不合理的诉讼预期的，宣判前应通过积极的沟通商谈，借助证据分析、辩 证析理等手段，使当事人的诉讼预期调整到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防止因过高的诉讼预期受挫后降低当事人对裁判的认可程度。增强裁判文书说理的针对性，针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从程序处臵、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实体处理等方面加强说理和论证。

三是进一步加大审务公开工作力度。扩大公开范围。在不违反保密义务的前提下，公开涉及审判管理、行政管理和队伍管理等方面的制度规范，以及案件数量质量、类型变化情况等基本案件信息和相关审务信息、方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充分了解法院的审判管理、内部工作模式和审判工作情况。丰富公开内容，进一步公开法官职业背景信息，将公开的信息范围扩展到法官等级、工作经历、荣誉积累和所承办的大要案情况，进一步增进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官的了解，促进社会公众尤其是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度，为当事人有效行使监督权创造必要条件。落实法院开放日制度。每季度确定一天为开放日，通过组织安排社会公众参观法院、旁听庭审、与法官座谈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拉近司法审判与人民群众的距离。

（三）加强司法作风建设，以良好的司法形象促进司法公信

一是加强司法形象监督管理。落实改进司法做法四项规定。即：接受证据要规范，收取诉讼材料必须开具收取凭证，并在裁判中予以载明，说明采纳或不采纳的理由。庭审态度要亲和。开庭、谈话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要耐心全面，不得随意打断。表述意见要审慎。未经合议，承办法官不得在庭审、谈话时对案件结果做出倾向性表述。观点立场要居中。切实避免因言行不当引发当事人的合理怀疑。强化审判做法监督管理。针对人民群众反映的审判作风的动态监控、分析、研判、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开展警示教育，促进行为规范。加强感情沟通和心理疏导。在开展审判业务培训的同时，要加大法官沟通能力和心理疏导能力的培训力度，通过提高法官情感沟通与心理疏导能力，及时有效地化解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情绪和对司法的负面情感，夯实当事人认同裁判的心理基础。

二是加强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拓展法律援助平台。针对部分当事人诉讼能力较弱又没有聘请代理人的情况，探索与行政部门、高等学校法律援助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实行法律援助告知制度，使当事人及时知晓利用法律援助制度的权利和具体的利用方式，促进当事人诉讼能力平衡。加大巡回就审力度。坚持即立即往、即审即调、即裁即执、即和即了的审判方式，切实采取巡回就审方式审理案件，为有特殊需要的当事人提供便捷的就审服务。要进一步扩大就审范围，丰富就审方式，提高就审效率，提升就审效果，切实发挥巡回就审在便民利民方面的重要作用。探索建立全方位的诉讼服 务新机制。在为当事人提供导诉、查询案件、接收诉讼材料等“一站式”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尝试设立法律服务窗口，为特殊人群提高法律咨询服务；适当延长工作时间，为确有需要的诉讼当事人提供夜间庭审以及周末庭审等服务。

三是健全司法廉洁自律机制。严格落实廉政行为规范。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有关要求，自觉遵守《法官职业道德准则》、《法官行为规范》以及《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切实加强规定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杜绝司法不廉的行为的发生。深化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在找准、找全部门和个人廉政风险点并初步制定风险防控措施的基础上，要结合职位说明书的修订，将廉政风险防范内容纳入职位说明范畴，使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职位均做到廉政风险明确、基本防控措施明确、有效增强廉政监管的针对性和干警廉政防范风险的自觉性。拓宽外部监督渠道方式。进一步畅通立案接待申诉渠道、庭长信访接待渠道、院长信访接待渠道、法官违纪投诉渠道等，拓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法官司法廉洁以及司法作风问题的投诉反映途径，有效监督法官司法廉洁情况。

注释： {1}马晓琳：《当前我国司法公信力缺失之原因探析》，载《法制与经济》，2011年第282期，第145页。

{2}周丰华：《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及对策》，载《法制与经济》，2011年第284期，第186页。

{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建设的调研报告》，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5期，第45页。

第二篇：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建设

为防止不规范司法、随意司法、怠于履行职责的问题，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不断提高案件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全程化、信息化水平，康定县检察院案管办扎实部署自身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

一、科学有效管理，统筹规范司法。案管办统筹案件的综合管理工作，把案件办理与案件管理有机结合，不断完善案件管理机制，提升案件管理能力，加强对办案全过程实行节点监控，切实发挥案管办在司法规范化建设方面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个案监督与突出问题整治相结合，实事求是评价办案质量和效果，督促和引导办案工作规范开展。

二、强化内部监督，推进司法公开。坚持把监督制约贯穿于案件管理的全过程，从强化思想教育、完善内控机制、严格责任追究等方面强化内部监督，及时发现问题，切实整改落实。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不仅希望了解检察机关的职能职责，更希望了解和参与检察机关的司法办案活动。检务公开要以案件信息公开为核心，按照依法、全面、及时、规范、便民的要求，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以公开促进公正，以透明促进廉洁，着力打造多层次、多角度、全覆盖的案件信息公开平台。

三、运用现代技术，当好参谋助手。案管办将充分运用各类新闻媒体和门户网站、机关内网、“两微一端”等平台，大力宣传检察机关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新举措、新进展、新成效、新成果，进一步增强决策服务意识，整合司法办案信息，深化对办案情况的综合分析，为领导决策和与业务部门工作提供依据。

严格规范司法强化内部监督制约

法制网广州12月19日电 记者刘子阳 全国检察机关第一次案件管理工作会议18日在广州召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会上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中央关于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方向和重点，坚定不移深化案件管理机制改革，严格规范司法，强化内部监督制约。

曹建明指出，十八届四中全会突出强调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专门对“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作出重要部署，不仅为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也对检察机关依法正确履行职责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案件管理机制改革是最高检党组为强化内部监督制约、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开公正而推行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各级检察机关要坚持把案件管理机制改革置于整个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改革的大局中同步谋划、同步推进，更加重视整合检察业务管理职能，优化检察机关职权配置，不断提升案件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全程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

曹建明要求，深化案件管理机制改革，当前要牢牢把握五个重点：一要在依法科学有效管理上下功夫。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依法依程序依职权创新检察机关案件管理机制，促进案件办理与案件管理的有机统一，促进案件集中管理与部门管理的有机统一，促进案件集中管理各项职能有机统一，不断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要在统筹规范司法上下功夫。案件管理部门统筹案件的综合管理工作，掌握全部司法办案信息，要切实担当起统筹整个司法规范化建设的重任，确保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建设的系统性和协同性。要在组织实施方面发挥作用，把个案监督与突出问题治理结合起来，推动规范司法的制度要求落到实处。要在检查评价方面发挥作用，实事求是评价办案质量和效果，督促和引导办案工作规范开展。

三要在强化内部监督制约上下功夫。要把监督的重点放在严重影响、限制公民权利的司法措施和手段上，坚决防止和纠正不规范司法、随意司法、怠于履行职责的问题，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要切实增强监督的刚性，对检察机关办案部门、人员自身违纪违法行为，要探索建立纠正违法通知和违法办案记录、通报、责任追究制度，确保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得到切实整改。

四要在推进司法公开上下功夫。各级检察机关要按照依法、全面、及时、规范、便民的要求，坚持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实现从选择性公开到全面公开、规范公开的转变，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促廉洁。要以案件信息公开系统为主平台，加强新媒体公开平台建设，整合各类公开媒介，着力构建多层次、多角度、全覆盖的案件信息公开网络。

五要在当好参谋助手上下功夫。案件管理部门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深入挖掘数据资源，进一步增强决策服务意识，进一步整合司法办案信息，坚持和完善集中统计机制，深化对办案情况的综合分析，为领导决策和业务部门指导工作提供依据。

自觉接受外部监督

“要正确处理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和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关系，将人大监督作为司法工作在法治轨道上前行的有力保障和动力。”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洪礼和说。

全国人大代表、抚顺市委书记王桂芬、苏州东南碳制品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技术部经理曹勇代表认为司法公开是接受社会监督、增进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了解和认同的重要途径。全国人大代表、江南大学副校长、食品科学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金征宇建议检察院在办理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可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进一步加强人大、政协对检察工作的监督。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金长征强调要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特约人员在民主监督中的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能源环保研究所所长赵立欣希望继续畅通代表与检察机关沟通渠道，尤其是畅通代表向检察机关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

“各级检察机关高度重视，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进一步规范公开内容，创新公开方式，拓展公开渠道，检察工作的透明度显著提升。截至目前，全国32个省级院（除军事检察院外）中，已有20余个省份按照《意见》要求出台了具体的实施方案，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最高检机关相关部门 积极探索，深入调查研究，完善制度机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最高检办公厅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接受监督，“公开”是前提。据记者了解，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检务公开的改革要求，在系统总结近年来检务公开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2015年1月，最高检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检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对如何深入开展检务公开工作作了全面规划部署；6月，办公厅又专门印发《高检院机关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推进检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分工方案》，就最高检各内设机构、各直属事业单位如何落实好检务公开工作进行细化和具体分工。

检务公开，公开什么？最高检对检务公开内容进一步作出规范。

“首先，以案件信息公开为核心。明确将检察案件、检察事务、检察队伍三类信息列为检务公开的内容。除依照法律法规和最高检有关规定不应当公开的信息外，各级检察机关均及时案件信息、政务信息和队伍信息向社会公开。”办公厅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2014年8月，案管办牵头制定了《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试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四级共3590家检察院通过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共发布案件程序性信息2046552件、重要案件信息65695件、法律文书505094份，受理辩护与代理预约22837件。

网上公开生效法律文书是案件信息公开的重点。最高检《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年工作规划）》将生效法律文书上网作为重要改革内容。公诉厅专门下发《关于公诉法律文书网上公开情况的通报》，确保了公诉法律文书网上公开工作依法、全面、及时、规范推进。刑事申诉检察厅制定下发《关于加强对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网上公开工作指导的通知》，对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网上公开工作进行细化。

各相关业务部门积极探索开展刑事案件公开审查、公开听证等检务公开方式。据记者了解，刑事申诉检察厅研究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并于2015年9月8日首次邀请全国人大代表、专家咨询委员和人民监督员到最高检机关参加对一起杀人案件的公开听证活动。控告检察厅修订了《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法规政策研究室制定《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试行）》和《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接受监督，不断深化检务公开。2015年9月，政治部研究出台了《政治部政务公开规定》，对相关检察政务信息和队伍信息的公开工作作了规定。

据办公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15年，各地检察机关创新平台建设，积极拓展检务公开渠道。

首先，不断完善检务公开的传统方式。各级检察机关坚持和完善检察门户网站、报纸、检察开放日、代表委员手机报等长期以来检务公开的主要平台和有效渠道。要求各地检察机关于11月至12月间，围绕“规范司法行为，提升司法公信”主题，任选一天时间，统一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控告检察厅新建人民来访接待室，改造扩充12309举报服务平台，并于6月25日开展了代表委员“走进12309”主题开放日活动。许多省份检察机关积极对门户网站进行改造升级，增加功能模块，更新网站内容，使之更加符合公开要求和群众需求。

此外，积极搭建检务公开新平台，2014年4月以来，最高检召开新闻发布会25次，全国检察机关同步上线运行“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构建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法律文书网上公开、重要案件信息发布、辩护与代理预约申请四大平台。上海、江苏、贵州等省检察机关整合行贿犯罪档案查询、12309民生服务热线、接受控告举报申诉、律师接待、视频接访、公开听证等多项职能，大力推进网上网下“检察为民服务中心”建设。

同时，大力拓展检务公开的渠道。各级检察机关积极适应“互联网+”的新思维，积极探索构建“互联网+检务”的检务公开新模式，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最高检“两微一端”共发布信息5万余条，粉丝数量达3082万。所有省级检察院均已开通官方微博和微信，山东、湖北、四川、云南四省份实现三级检察机关“两微一端”全覆盖。

强化检务公开离不开制度保障。最高检要求各地检察机关要建立健全公开信息审核把关机制、风险评估及处置机制、民意收集转化机制和检务公开救济机制等四项机制，从制度上为检务公开工作提供保障。

三、进一步完善检务公开的设想

（一）确立开放型的工作模式

1.以涉及民生与和谐的内容为重点，不断细化、完善检务公开内容

涉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事项，不流于形式，告知内容的同时，进行解释，告知相应的法律后果。针对百姓关注的问题，如对惩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渎职侵权犯罪的情况全面公开。如将受理举报的统计数字分类按月公开，并将举报案件的查处结果，移送案件数量进行公布等。这样既有利于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针对易生腐败的环节，深化检务公开的内容，讲求实效。将检察机关的立案情况以及是否在办案期限内完成侦查、审查起诉活动以及是否有超期羁押情况的数字予以公开。只有将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的工作，实际存在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予以公开，主动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才能使检务公开制度充满活力，真正起到社会监督的目的。

2．不断规范检务公开工作制度

（1）规范权利告知、法制宣传等现有的检务公开制度，在抓落实上下功夫。如把需要告知的权利义务内容以文字而非口头形式告知案件当事人，将检务公开宣传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有计划、有深度地进行等。

（2）建立与党委、政府信息获取机制，及时了解阶段性工作重点及法律需求，有针对性的开展检务公开，确保检察工作始终围绕区域发展的大局开展。

（3）尝试构建司法公开的大格局，建立与基层司法所、派出所、法庭的协调机制，共同推动包括检务公开在内的司法公开工作。

（4）建立与村官、社区工作者的沟通机制，选任他们担当检务公开的社会联络员、宣传员，由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检察知识、法律知识的宣传。

3.不断拓宽检务公开宣传渠道

拓宽检务公开宣传渠道，就要在坚持传统方式的基础上不断发掘新形式进行检察业务的宣传。如整合内部资源，利用社会化预防网络平台开展宣传，利用网络、电子介质进行宣传等。开通检察微博、微信，及时发布检察信息，畅通可以充分利用已经初具规模并逐步完善的检察信息网络，设置专门的版块，公开相应的检察信息，并根据信息网络的特点，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双向、互动的平台，为他们向检察机关咨询有关问题，进行举报，提出申诉，提供建议等提供方便，使人民群众打破地域、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充分享受检务公开的成果。

（二）健全检务公开的工作机制

1．整合资源，构建检察机关内部联动机制。规范检务公开内容和口径。由检务公开协调组统一审核检务公开实践中的各种宣传资料，建立起涉及检察各方面职能和具体工作情况的资料库，遇有检务公开活动，相关部门或人员各取所需，由协调组集中印制有关材料、提供有关情况介绍。

2、建立健全内部考核激励机制。为增强检务公开的有效性和程序刚性，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内部考核激励机制。如对各个诉讼环节权利义务的告知，举报、申诉结果的反馈，公民申请查询的及时答复等内容，都应当规定为必为性义务，并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对检察人员严重违反检务公开的规定，不履行告知义务而影响诉讼参与人权利行使的，应当规定惩罚措施。

（三）处理好与保密制度的关系

“检务公开”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全面公开，而应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对不应公开部分予以保密，是“检务公开”深化发展的制度保证。各级检察机关应明确“检务公开”下的检察保密范围，厘清“检务公开”与检察保密的界限，确立“检务公开”的保密程序，从制度上解决“检务公开”与检察保密的矛盾关系，保证“检务公开”的健康发展。

良好的检察机关公共关系建设是提升检察形象和检察公信力的前提。为此，石泉县检察院自最高检开展“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学校、进社区”（以下简称“五进”）活动以来，按照省、市检察院要求的时间节点，以惩治和预防腐败为出发点，以保障民生、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多举措、全覆盖组织开展“五进”活动，切实加强检察机关公共关系建设，着力打造人民满意的检察机关新形象。

一、“点对点”，“五进”活动任务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五进”活动通知下发后，石泉检察院严格按照预防厅和省院、市院“五进” 活动要求，立即组织召开院党组会议，迅速贯彻落实“五进”活动精神，成立了以预防职务犯罪科为办公室的“五进”活动办公室，周密部署，明确目标任务，确保检察工作与“五进”工作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召开全体干警动员大会，保证人人领悟活动精神、个个清楚目标任务，在机关内部形成“深入反腐败，大家来预防”的预防职务犯罪形势，使“五进”活动成为每一位干警的自觉行动。

二、“面对面”，“五进”活动措施实

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准确把握“五进”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多层次、全方位推进“五进”活动。一是立足检察职能，加大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力度。按照中央和省、市、县关于反腐倡廉工作的总体部署，我院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深入开展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职务犯罪专项行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二是深入调查研究，着力解决实际问题。深入发案单位，对案件相关的单位和人员进行调研、走访，了解发案原因，帮助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深入基层，与群众面对面、心贴心拉家常、谈生活，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需，体察群众疾苦，坚持问计、问需、问检制度化。三是广泛开展法律宣传，提升思想认识水平。积极宣传党的反腐倡廉方针、政策，针对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职权，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的范围、立案标准，受理举报、控告、申诉案件相关规定等内容进行广泛宣传，增强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工作职能的知晓率，努力提升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意识。

三、“全覆盖”，“五进”活动效果实 “五进”活动开展以来，我院坚持以“为民、务实、清廉”为总体要求，以人民群众的呼声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沉下身子接地气，零距离倾听民声，零障碍了解民情，零耽搁处置诉求，坚持“五进”活动制度化、经常化，始终保持与社会各界的广泛交流，使得检民关系更加密切，检察形象和检察公信力进一步提升。

（一）依法办案扬正气。我院始终坚持有案必彻查，查案必有果，结案有实效的办案理念，强力打造惩治基层“苍蝇式腐败新常态”。通过执法办案积极回应群众司法诉求，去年，共立案查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职务犯罪案件5件10人，通过办案切实提高了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树立了检察机关权威和执法公信力。

（二）为民办事获称赞。在“五进”活动中，了解到当地村民的生活和生产水平较低，为帮助贫困村改变落后的面貌，尽早甩掉“穷帽子”，寻求致富“新路子”，我院以“一问三包五联”为抓手，全院干警深入帮扶熨斗镇中河村、松树村。干警深入村民家中，了解农户生产、生活情况以及生产中遇到的困难，与农户共同商讨并制定具体计划，帮助农民脱贫致富。针对帮扶村存在的出行难、饮水难等问题，我院及时协调资金，为帮扶村硬化了通村公路，修建饮水塔设施，还为帮扶村协调解决烤烟指标60亩，解决了当地生活、出行问题。同时，了解到熨斗中学22名学生家庭困难，院党组组织全院干警积极捐款，进行“一对一”帮扶以实际行动密切检群关系，赢取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信任和满意。

（三）强化宣传促守法。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思想认识提高了，才能做出正确的行为，为此，该院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注重法律知识的传播，切实提升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意识。一是公、检、法、司大联合宣讲。每年五月、十月，该院都积极参加县委政法委组织的平安石泉建设宣讲团，联合公、检、法、司几个部门，分别在全县11个乡镇、社区逐一开展为期1个月的预防职务犯罪镇村行法律宣传活动，大力传播法律知识，着力解决群众司法需求。二是机关、企业、社区、乡镇、学校全覆盖普法。去年，该院共在5个乡镇和6个机关、企事业单位举办警示教育讲座12场，受教育人数600多人；在全县6所中小学校开展法制讲座6场，听课师生3000余人；进乡村、进社区开展法制宣传7场，发放宣传资料5000余份。通过拉网式的普法宣传，着力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涉法涉诉问题，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更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知法、守法意识，有效地减少和预防了职务犯罪。

检察工作哪些方面会与公信力成正比?经以往各方探讨,总结出来的重点有执法办案,解剖其内部的构成,如方式、结果、社会影响则与公信力成正比,那如何在现状中持续提高正比数值,实现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期待?笔者认为严格规范司法行为、深化司法规范化建设,可增强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也可促使检察机关正确履职。

一、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内涵

公信力的字面含义,是否为得到社会公众信任所产生的一股力量,据查汉语词典,答案是肯定的。它是一个具有双重维度的概念,是二维互动的关系,是社会公众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公信力既然是一个二维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两端分别是国家公权力和公众。诠释“这种关系的两端分别是国家公权力和公众”,从国家公权力和公众这两方面与公信力的关系角度进行,以释出国家公权力和公众在此文的含义。第一,对国家公权力进行拆分,这里的“国家”所涉及的是机关,“公”为公众,“力”为能力,可理解为国家机关得到公众的信任的能力。第二,前述的国家公权力为国家机关得到公众的信任的能力,那么公众在这里,推出为公众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对其的一种评价。司法公信力中的司法包括公安、法院、检察、司法等系统,所以检察公信力是其中一种,那检察公信力是检察机关的履行职责的过程、结果,得到公众认可所产生的信任力,关键是公众对检察机关的认可态度、满意度。

二、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与增强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重要意义

(一)加强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建设

1、司法规范化建设为依法治国的需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规范司法行为”为司法系统工作的基础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所以要求司法系统规范司法行为,也是依法治国的需要,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严格规范司法行为、深化司法规范化建设的同时,借此依法治国的契机,更严格守法,解决司法不规范问题,为我国依法治国推进步伐加力。

2、司法规范化建设可增强执法公信力。随着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提高和知识面拓展,其认知事物的程度也随知识水平的提高发生了变化,当今时代,检察机关在法律职权履行中,如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人民群众反响极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人民群众可视为合法权益是否受侵害的检验者。维权意识作为一个“法”、“识”摆在了社会法律台面。规范司法行为建设也相应时刻地接受着人民群众的检验,检察人员在司法行为、司法作风应越来越规范,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如检察行为、检察作风有一些不慎或不当,都将成为舆论热点,热点经炒作,对检察机关影响重大,因此检察机关司法行为要能经得起人民群众的检验,在人民群众的检验下的规范行为,将有助于增强执法公信力。

3、借规范司法行为建设时机强化检察队伍。检察队伍的优劣贯穿着检察工作的始终,在司法规范化建设方面也如此,纵观检察机关近年来取得的新进步,离不开检察机关的坚持不懈,其中提高检察队伍的业务、素质是取得新进步的重要原因,“队伍”是检察机关的窗口,人民群众通过检察人员了解检察工作,如检察机关办案欠缺严格、欠缺规范、欠缺公正、欠缺正确,那必将影响检察工作的满意度、信任度。综述,检察队伍工作严格、规范、公正、正确的同时不仅打造了过硬的检察队伍,而且也在规范司法行为中。

(二)增强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

1、促进依法治国建设,对增强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起到推动作用。

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既包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包含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在内的无形法律文化,也包括在较短时间内通过移植或自身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无形的法律文化不是朝夕可成的,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慢慢形成,根植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心理传统中。依法治国进程中,社会公众能否认同法律、能否信仰法律,起着核心关键作用。在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法律实施机构和监督机构执法公信力的提升,是培养公民对法律的认同乃至信仰的重要途径。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通过处理个案以及在处理个案的过程中传递出来的程序规范性、适用法律准确性和处理结果的合法性及公正性,是检察机关在向社会公众表现,其始终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不偏私,且让社会公众从中感受,那么通过一些个案的处理不断让社会公众感知检察机关的社会信用,而作为信用接收方的社会公众就会逐渐产生对检察机关的认同、对法律的认同,当这种认同提高到一定程度便会成为对法律的信仰,而信仰一旦形成他们就会坚定的选择信任法律、信任检察机关作出的决定并自觉用自己的行动去维护法律的权威。当一个社会有形的法律文化和无形的法律文化达到高度契合,法治社会也就自然形成了。

2、维护法律权威,必然增强公信力。

“维护法律权威必须树立执法部门的公信力。法律的权威不仅在于立法中体现人民意志,得到人民的拥护;而且在于执法中严格公正,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唯有执法部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否则再好的法律,也难以彰显其权威性,难以起到规范人们行为、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中共中央政法委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如何给公民传递法律权威性,检察机关在履行执法过程中,应使法律的规范作用、效力得到发挥呈现,应然的法律规范、法律效力,公民便会自觉遵守,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其履行的是法律监督,监督使法律发挥了应然的规范、效力,赢得了权威,也增强了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

三、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建设、增强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

1、制度缺失,有制度却不落实。制度是执行的保障,在司法规范化建设方面,配套制度应同时产生,并付诸实施,但当前出现部分地方制度缺失现象,或有制度而不落实,制度如形式,制度无操作性。

2、当前人员素质方面,工作方法、工作能力、业务知识、年龄结构、宗旨意识都成为了制约因素。制约司法规范化建设,从整治司法不规范问题看,另一方面也是检察人员不自觉规范司法,不能始终坚持公正司法,因此,人员素质至关重要。

3、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司法规范化的必然要求是做到程序公正,但现实工作过程中,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这必然使司法规范化建设阻力重重。

(二)增强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急需解决的问题

1、检察队伍方面。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相比,检察队伍在软件和硬件上还有不少差距,在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纪律作风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公信力强度还不够。

2、执法机制方面。当前部分检察执法机制在落实方面还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导致不能达到促使检察工作更规律,更准确、更公正、更有效的预期效果,这也会促使检察机关的公信力下降,因此执法机制的落实、程度效果如何,影响着司法规范,也影响着公信力。

3、检务公开方面。检察实务中,“阳光检务”的标准还未真正落实,当今检务公开的渠道向新闻媒体,网媒等延伸,如检察事务还保持着不应有“神秘”,未落实“阳光检务”标准,检察事务将陷入宣传力度不够、司法规范化推进不利,执法公信力受损的困境中。

四、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建设、增强执法公信力二者的相互作用

检察工作应实体与程序并重,实体与程序并重,可增强检察机关公信力,也可规范检察队伍建设,检察人员司法理念、行为、作风、公信力、满意度的提升有赖于检察人员能严格规范司法,坚定公正司法,自觉遵纪守法,并能出台配套制度,付诸实施,检察机关规范司法,公正司法,遵纪守法,必须贯穿于执法办案过程中,而公信力也在执法办案过程中体现。如检察机关执法行为办案不以事实为根据、不以法律为准绳,其规范司法行为受到质疑,公信力受到损害。因此检察机关要赢得社会公众信任,构建社会良好形象,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是保证。而增强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有效方法之一,是为规范司法行为。

五、加强检察司法规范化建设的途径

(一)树立正确司法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层面“失之毫厘”,实践层面就可能“谬以千里”。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配合轻监督的错误理念一定程度上的存在,成为制约当前检察司法规范化建设推进发展的思想顽疾。（《检察日报》2015年第7504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司法系统规范司法行为,建设法治社会也需要司法系统规范司法行为,以此为契机,我们检察人员要严守法律,推进检察事业始终将正确司法理念贯穿其中,在思想上严格规范司法。

(二)为规范司法建章立制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司法,全面对照最高检专项整治方案列出的八个方面重点,全面梳理近年来发现的司法不规范、不严格的突出问题,这是规范司法行为的“治标”。“治标”需“治本”。此“本”为规范司法而建章立制,制度是保障,行为没有制度可循,行使必然欠规范。历来司法通病,无不是重实体轻程序,为规范司法而建章立制,程序制度是首选,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严格执行,是规范司法行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缺少了监督的行为,会滋生腐败,质变为腐败行为,因而要健全监督检察机制,确保检察工作的每个流程都有监督。责任追究下的工作,其规范化程度相对比较高,因而要健全错案问责制、终身负责制等,让检察工作在制度的管制下更规范。

(三)推行检察改革强化职能

法治文明需要检察机关推行检察改革强化职能,检察改革围绕司法办案为重心,注重监督,规范检察行为的行使,坚定司法公开,强化职能,继而为改革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

(四)以基层基础建设为重点

基层建设不可忽视规范司法行为建设,要将规范司法行为建设与基层建设高度融合起来,以基层基础建设为重点,借领导干部对口联系、调研等基层建设活动推进规范司法行为,检察长和检察人员各司其职,努力使上级部署要求“不难落地”,以此提升基层司法规范化水平。

(五)打造过硬检察队伍

检察队伍是规范司法行为活动的关键参与者,规范司法行为活动开展好坏,与检察队伍的参与效果密不可分,因而,规范司法行为打造过硬检察队伍是必然。当前部分检察队伍还存在特权思想、粗暴司法等影响检察公正、影响检察社会良好形象、影响规范司法行为建设的现象,要以打造过硬检察队伍、强化人员素质为抓手,剔除规范司法行为活动顺利推进的阻碍。在另一层面上,检察人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也应规范化,其素质也应符合国家工作人员的标准,能永久经得起群众考验。

(六)构建阳光检务公开制度

新时期下公众的维权意识、法律意识随着其知识水平、信息全球化等因素逐步增强,如在法律事务中,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等关系“民告官”的法律日益适用频繁。在此格局下,检察机关更应构建阳光检务公开制度,日趋完善阳光检务公开,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借此平台,检察机关能更好地推行检务公开,以检务公开“倒逼”规范司法,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看得见的公正”。（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人民检察院 王锦梅）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公正司法的目标，明确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突出了工作重点和总抓手，回应了社会和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高度关切，为更好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基本遵循。检察机关特别是地市、县区两级检察机关是检察司法公信力建设的前沿阵地，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提升基层检察机关的自身公信力，切实满足社会公众新期待和新要求，是当前检察机关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一、提升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意义

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基石，司法的职能目的是平息社会矛盾和纠纷，稳定社会秩序。在实现司法职能的过程中，司法公正是永恒的追求，同样需要借助司法权威的力量。公信力的强弱是人民检察院发挥主体作用以及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人民检察院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标志，是促使案件当事人服判息诉的基本保障。

二、影响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的主要因素

当前，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公信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无论检察院自身还是外部环境，都存在着一些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从人民检察院内部来讲，少数案件质量不高，损害人民检察院公平公正的司法形象；少数检察官和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纪律松懈、作风散漫，压案拖案、吃拿卡要，有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金钱案的现象，严重败坏人民检察院的整体形象，影响群众对人民检察院和检察官的信任感。从当事人角度看。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司法需求日益增长，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期待越来越高，主要表现在对司法功能更加认同，对司法公正更加关注，对司法效率更加期盼，对司法过程更加重视。从人民检察院的外部来讲，来自方方面面的干预仍然存在，有的监督行为不够规范，造成社会公众对检察院工作的误解，影响检察权威的树立，也给检察院的司法公信力、司法权威带来负面影响。

三、提高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的途径和措施 司法公信力的基础在基层，司法权威的基点也在基层。基层人民检察院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前沿阵地，是人民群众面对面感受人民检察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窗口。人民群众对人民检察院的基层工作满意了、认可了，对人民检察院自然也就信任、信赖了，所以提高人民检察院基层司法能力是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的根本。

（一）以公正高效的执法办案提升检察机关公信力。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首要价值追求，坚定秉公执法的理念，让手中的权力真正成为维护公正、匡扶正义的有力武器。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根本工作任务，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基本行为规范，深化检务公开，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使检察机关的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个执法环节都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实践。

（二）以公正监督提升检察机关公信力。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来自执行。检察机关既要有效履行好批捕、起诉、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诉讼监督等职能，更要有力地强化法律监督职责，推动国家法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贯彻执行，切实担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者、捍卫者的重任。加大查处职务犯罪的力度，全面提升推动反腐败建设和预防廉政的能力。加大诉讼监督力度，强化对人权的司法保障，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有效遏制司法腐败。树立“向监督要公信力”的理念，全面强化法律监督，增强监督权威，强化检察机关的公信力。

(三)以透明公开提升检察机关公信力。加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是缓解矛盾，消除误解，增进理解，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密切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人民群众的联系，采取多种形式，切实加强检察院与社会公众的沟通。通过沟通，把检察院与社会公众在司法公正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认识，力求最大、最有效地统一。

（四）以服务民生提升检察机关公信力。检察工作要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呼声摆在首位，思想观念上为民、工作措施上便民、实际效果上利民，以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服务，打造服务型检察机关，切实提升检察机关的社会公信力。

（五）以廉洁自律提升检察机关公信力。坚持不懈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能够切实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强化对权力行使的监督，不断加大监督力度，确保权力正确行使；严格落实“两个主体”责任，切实“把人管住”、“把案管严”、“把事管好”，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确保公正、廉洁司法，让检察官明明白白办案、公公正正司法、堂堂正正做人，以清廉公正文明高效的形象提升司法公信力。

推进依法治国，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必然要求。我们相信，只要全面提高队伍素质、管理水平和服务基层的能力，进一步树立检察机关公正严格文明执法的良形象，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公信力一定能够有效树立并不断巩固提升。

第三篇：基层人民法院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

一、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之现状

基层法院主要工作在基层，直接与广大人民群众打交道，社会对于人民法院的整体评价，更多来自于对基层法院的接触和了解。因此，基层法院的工作水平、整体形象和司法公信力，直接关系到人民法院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到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但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状不容乐观，不同程度地存在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

（一）法院的体制性权威没有得以实现。基层法院职能工具化、地方化的倾向日益凸显，与人民法院居间裁判、化解矛盾、定纷止争的法定职责发生偏移，严重限制了司法权的功能发挥，导致社会降低了对法官或对法院法律文书的尊重和信赖。

（二）基层法院的行政管理色彩浓厚。基层法院同时接受地方行政管理与上级法院审判监督，甚至行政管理的方式吸收了审判监督。社会对法院和法官的认识等同于政府一般行政部门，认为法官对案件的裁判起不了决定作用，有事找法院领导，甚至找政府反映，才能够解决问题，从而导致了涉诉信访案件数量的不断攀升。

（三）基层法院司法经费没有充分保障。目前，司法保障落实极不均衡，全国相当数量的基层法院办公经费没有充分保障，法官的基本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法官津贴不能落实。法院的基础设施、人员工资依赖于地方财政，增强了基层法院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导致法院自身发展受到当地经济条件的制约。

（四）基层法院的法官素质良莠不齐。基层法院法官来源渠道多样化、非专业化，真正法律专业出身并且通过司法考试的法官凤毛麟角、屈指可数，造成了现有法官在知识结构和法学理论水平上的参差不齐。加之基层法院法官的待遇低、地位低，虽然由本级国家权力机关任命，但其职级仅相当于政府部门科员，以至于有的法官对自身综合素质要求不高或专业思想不牢固，最终导致法官素质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广大群众的司法需求。

二、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不高值得反思的几点原因

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司法公信力不高，既有历史的、社会的等诸多司法之外的原因，也有司法自身的因素。进一步说，司法自身的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决定着司法公信力的社会评价与信仰指数。从司法机关自身剖析来看，司法公信力不高表面上与一些案件裁判不公、效率不高、执行不力，司法不廉等有关，而从更深层次原因分析，以下几点需要我们反思：

（一）司法制度的设置运行与群众的司法需求明显脱节。首先是一些制度规定或没有充分、正当的理由，或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不能有效调整利益关系，致使实践中的司法跟不上社会形势的发展，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新的需求，如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司法赔偿标准偏低；人身伤害赔偿的标准也存在城乡差别，同命不同价，没有坚持做到以人为本，降低了法律的威信。其次，司法机关内部的一些改革措施和制度规定出现了一种剑走偏锋的错误倾向，与制度背后的本意相悖，甚至背离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如前些年强调审判方式上一步到庭，过分强调法官居中裁判，过多地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对举证时限的严格限制和机械执行，与当事人实际诉讼能力的水平没有同步；在强调中立审理案件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对弱者的保护，使当事人实质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使法庭变成单纯的诉讼技巧竞技场；上述问题的存在必然会降低法院的司法公信力。

（二）司法理念、技能与司法内在规律的发展不相适应。这些年法官的文化知识、学历层次、法律水平大大提高了，但我们有不少的法官对社情民意的把握、对待群众的感情、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司法中立、程序正义、独立审判等司法理念的片面理解使一些法官机械司法、消极执法、就案办案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如果说在以前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机械执法主要是机械地照搬法律条文，实体处理上不注重效果，当前机械执法主要是片面追求审判的程式和技巧，注重了纠纷的形式解决，忽视纠纷的实质解决，不能达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长期以来，在很多法官中存在着一种习惯，就是案件审结后不愿意做当事人的工作，尤其是败诉方当事人的工作。一是不会做，二是不愿做，这种对判后释法的畏惧心理，主要源于怕自己言多必失，漏了把柄，从而引火烧身。同时，在很多法官看来，案件的程序已经走完，当事人不服可以选择上诉、申诉甚至上访，与自己没什么关系了，于是不服你可以到上面告去，就成了判决后很多法官接待当事人的口头禅。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行，只会使对立的情绪越来越大，为社会的稳定埋下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三）内部规范化建设与方便当事人诉讼之间不够和谐。这些年，司法机关内部管理越来越规范，制度越来越健全，然而有些管理和改革措施使诉讼环节趋于繁琐，增加了当事人的负担。一句形象的说法法院管理规范了，当事人麻烦了指出了其中的弊端。如有的基

层法院取消或限制法庭的立案权、执行权，增加了诉讼的环节和成本，给当事人带来了不便。在法院基本建设上，一些地方投入过大，审判楼越盖越高，越盖越豪华气派，造成欠帐过多，特别是管理不善，利用率低等，不仅没有提升法院形象，反而疏远了与老百姓的距离，产生了负面影响。

（四）司法服务承诺落实不到位，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值存有差距。近年

来，随着亲民司法、以人为本理念的倡导和践行，在人民法官为人民、服务三保主题实践活动等系列载体的推动下，我们在司法为民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评价与期望越来越高，但绝对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措施抓落实的力度还是不够，有的形容我们是振奋人心的口号、丧失信心的行动，雷声大，雨点小。如许多地方巡回立案、预约上门立案、巡回审判、假日法庭的适用率并不高，给人一种作秀感觉；一些针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范围不广，在救助对象的选择上存在人情关系，真正适用减、缓、免诉讼费以及获得执行救助的比例不高，与群众过高的期望值产生落差，给人以口惠而实不致的感觉，动摇了人民群众对法院、对法律的信仰基础。

（五）司法职能的发挥与为大局服务之间存在冲突。尽管我们在为大局司法、为人民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在服务职能发挥上还有待挖掘激发。一方面，人民法院在为大局服务方面还存在着不能与大局合拍同步的问题，存在着法院领导与一般法官、宏观部署与具体落实、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一些干警对上面的新政策不了解、不理解，也不关心，你说你的，他办他的，案件审理不能体现政策的精神、大局的要求。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对司法服务认识不端正，要求法院违背职责、违背法律搞服务的情况时有发生，采取了顺则大力支持，逆则横加指责的态度，不顺从就是不讲政治，不会服务，不顾大局，名为重视法治，实际上仍然是人治。而我们的宣传解释不够，据理力争不够。

三、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对策与措施

提高司法公信力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笔者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推进法官职业化进程。胡锦涛总书记在12月25日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强调，要继续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以满足人民的司法需求为根本出发点，从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入手，以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为重点，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目标，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法官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法治的质量和司法公正的程度。目前我国法官素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官素质相比的确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要下大力提升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法官的政治思想建设。法官应当以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信仰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弄清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其次，要加强法官的专业素质建设。一个合格的法官，并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有无，而在于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只有真正理解法律，才能正确地适用法律，才能将法律精神融化于个案审理之中。因此，要把对法官专业素质的培训作为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三，要不断吸纳优秀法律人才。法官队伍的职业化，精英化，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基础，只有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才能实现司法的公正与效率，这是司法公信力的核心。

（二）努力提高司法透明度。如果司法透明度不高，即便是公正的裁决，也无法让当事人胜败皆服。由于群众并不娴熟法律，无法从实体和程序上理解司法的公正，往往造成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这就要求法官在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司法公信力上下功夫。一是将案件诉讼、执行流程公开。认真行使法官释明权，增加社会对司法的信心，让当事人及时行使诉讼权利，维护自身利益；告知当事人诉讼执行风险，扭转当事人起诉或申请执行后把风险转移到法院的观念；告知当事人举证责任，强化当事人的举证意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强化公开审判制度，加大当庭裁判力度。一方面将审判活动向当事人、社会公开，将庭审活动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另一方面公开法官对案件证据的采用、事实的认定以及评判的过程，促使法官提高执法水平，使当事人服判息诉，从制度上防止司法腐败的产生。三是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高裁判文书质量。裁判文书应当针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分析论证，将认定的案件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条文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法律文书的逻辑性和辩服力；提高裁判文书的透明度，从制度上杜绝偏袒和枉法裁判的可能性，促使法官自身业务能力的提高。

（三）不断完善法律监督。我国现在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监督体制。法律监督，顾名思义就是对执行法律的合法性进行监察和督促，广义上的监督主体是国家机关、组织、人民群众，狭义上的监督主体是检察机关或法院纪检监察部门。如果丧失了法律监督，法院在司法活动中的行为就失去了制约，枉法裁判和司法腐败也就有了滋长的温床。而法院接受监督的最大思想障碍，就是少数法官常常把监督与独立行使审判权对立起来。所以，完善法律监督，首先应在众多监督主体中确立司法监督的核心地位，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人大监督与独立审判之间的关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行使审判权，在人大监督下不断促进审判机制与法官素质的提高，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机制。法院应当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下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公正司法，及时纠正不当的司法行为，维护司法权威，使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充满信心，从而提升司法公信力。

（四）推进司法管理体制改革。要提高司法公信力，必须要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就是改变和完善法院的设置体制、经费保障体制和人事管理体制。建立法院的相对垂直管理体制，是防止司法权地方化，排除非法干扰，消除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治本之策，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必要保证。在改革司法管理体制的同时，应当注重法治建设的配套改革，一是建立法官高薪制度，为消除司法腐败隐患，吸收高素质法律人才创造条件，二是应加强法治思想教育，使社会公众形成尊重法治、尊重司法的理念，在全社会树立起法治、司法的权威。只有建立起良好的司法环境和司法公信力基础，司法权地方化、行政化的问题才能得以彻底解决，司法公信力才能得以提升，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才能得以最终完成。

综上所述，在社会公众质疑司法公信力，司法权威面临挑战的今日，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面向着基层一线、面对着广大群众，要立足实际，审时度势，内外兼修，固本强基，以高效的工作和良好的形象，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推动司法公信的树立，在推进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征程中切实发挥基石作用。

第四篇：人民法院自我提升司法公信力路径分析（共）

人民法院自我提升司法公信力路径

分析

人民法院自我提升司法公信力路径分析

xxxx年，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了“从严法院、公信立院、科技强院”的工作方针。其中“公信立院”是核心，明确要求努力以公正高效和谐的司法活动，树立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1]提升司法公信力，法院责无旁贷，应从法院内部自身做起，以法院内部的推动作为主要动力。我们对司法公信力现状的改变并非有心无力、无全作为，虽然许多现状是法院自身无法解决的，比如法官待遇较低、法院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地位较低等，但是在提高法官素质、严肃法庭纪律、精心制作裁判文书等方面还有许多潜力可

以挖掘。

一、提升法官整体素质展示公信 法院要想提升司法公信力，必先提升法官自身的素质，进而提升法院的整体形象。美国著名法官万斯认为，保持法官权威的条件包括五个方面的意识：第一、法官自己对于公正判决的独立意识；第二、在判决时来自训练有素的律师界支持的意识；第三、政府其他部门对法官的支持意识，他们向法官提供帮助，同时避免在特定案件中，在某些方式上对法官判决施加压力；第四、来自新闻和其他媒体的支持意识；第五、一般公众及特定的诉讼当事人对法官的支持和尊敬意识。在这五种意识中，最重要的是法官的司法独立意识。[2]万斯法官道出了司法公信实现的五个途径，但最重要的还是自身努力。具体而言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司法独立是公信力的前提，如果司法缺乏应有的独立，则法院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处处听命于他们，司法不可能具有公信力。第二层意思是

司法独立首先是法官自己要有独立意识，如果法官自己都不能做到独立审理案件，更别指望别人会信赖你。司法独立是如此，司法公信也应当是如此，所以要提升司法公信，法院应当率先努力。提升法官司法能力和职业素养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为法官的遴选提供了明确的思路，但与现实情况还是有一定距离。既使提高法官准入的门槛，现有的体制是无法一蹴提升法官的整体素质。法律是一门最为强调实践理性的科学，对身处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每天都要接触大量的人和事，直接为人民群众提供不可成缺的公共服务，司法审判的过程本质上也是为民工作的过程。所以，法官不能与现实社会脱节，法官应该是时代的产物，由其所处的时代和所生活的社会所造就。[3]这应就要求法官不仅要关注案件的事实、法律关系，也要关注这些纠纷背后活生生的人，深刻理解当事人的心态，准确把握当事人的期待、当事人所处的阶层、矛盾纠纷的本质。这就需要法官全面提升自己的司法能力和职业素养，精通法律，积累丰富的社会阅历，具有高超的司法智慧，善于针对不同案件采用不同的方法，以实现纠纷处理的合法性与可接受性。[4] 我们法院系统过去在谈及法官队伍建设时往往从裁判的专业性与技术性角度看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主要原因在于法院和人民群众都呼唤法院队伍建设的专业化，于是乎，司法考试、法官资格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的三大准入门槛纷至沓来。如此一来，似乎法官的能力建设和公信力建设问题似乎迎刃而解，其实不然。我们一直主张提高法官的专业准入门槛，加强准入后的法官继续教育，建设一支学习型法官和研究型法官的队伍。但问题在于，职业化建设仅仅是公信力建设中一部分，而法官的职业操守建设更为重要。法官的职业素养建设是法院的无形资产，只有提高整体法官的

职业素养，人民法官也将成为最具有公信力和社会地位的职业！[5] 建立法官退出机制 笔者认为，建立法官退出机制才是提升法官整体素质的突破所在，难度之在是可想而知，但是如不建立这项机制，国家法官的整体素质在今后至少十年内将不可能有明显的提升。一是在现有法官中进行实践评定，把综合水平较差的法官调离审判一线，可从事事务性工作；二是将实践能力较强，但法律理论水平、业务素质不高的法官调整为调查官、调解官，让其从事调查、调解工作；三是挑选部分专业素质较好，但工作实践时间较短的新任法官作为审案法官的助手，从事审判辅助工作。通过上述三道程序，在将审判权集中到少数精英法官的手中。四是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院的“五个严禁”，把违法、违纪甚至是违反职业道德的法官，清除出法官队伍。特别是第四步，知易行难，应加大执行力度。

二、规范庭审展示公信

庭审是法院工作的核心环节。庭审是当事人说服法官的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向法官充分展示证据、阐明理由、驳斥对方的机会，也是法院保障诉权、司法为民的必争之地。普通公众旁听庭审的意义更侧重于看一种“表演”，观察司法的形象公开，感受司法的可信任度。故庭审也应当成为审判质量评估体系的主要组成环节。

注重庭审仪式和细节

我们应彻底摒弃以往庭审不注重仪式和细节的现象。严格的法律仪式是公正的象征，它“不仅使法官本人，而且也使所有其他参与审判过程的人，使全社会的人都在灵魂深处体会到，肩负审判重任者必须摒除任何个人偏见、任何先入为主的判断。”[6]“审判必须在庄严的法庭，按照严肃的仪式进行，才能使人相信审判的公正性，并能使公正的程序得以应用。对法官的尊重不是对法官个人的尊重，而是对国家法律的尊重，对司

法的尊重，对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尊重。”[7]其实其意义不止于此。提高服判率是我们的工作目标，但服不服判实际上更多的是当事人心理上的问题。这里所谓的威信，指的是法官的威严和民众的信赖与遵从，没有法庭的仪式就没有法官的威严，民众的信赖也就无从谈起，更惶论服判了。除此以外，准用法槌、证人宣誓仪式、发言前后向法官行礼仪式都可以进行尝试。庭审细节精妙，会赢得赞赏和信任；细节精陋，可能受到诟病和猜疑。假如法官不修边幅、言语粗鲁，假如公诉人、代理人、辩护人发言随心所欲、哗众取宠，假如法庭脏乱不堪、音响失灵，假如旁听区声音嘈杂、手机乱响，那能说是一次成功的审判吗？[8]司法公信力可能在这样的法庭中诞生么？殊不知，公众正是从法官的庭审中感受法律的尊严的。稍有不慎，这些看似小节的问题，就会转变为后果严重的大问题，有的甚至严重影响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所以，规范庭审环节是塑造公信力的重要形式。

制裁藐视法庭、扰乱庭审行为 藐视法庭、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是正面挑战司法公信力，应当重点惩治。英国法官丹宁在谈论藐视法庭罪时指出：“在所有必须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地方，法院是最需要法律秩序的。司法过程必须不受干扰或干涉。冲击司法正常进行就是冲击我们社会的基础。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法官有权并且必须有权立即处置那些破坏司法正常的人。”[9]在西方国家大都把藐视法庭罪当成非诉之罪，不需要指控由法官即时认定有罪，法官权力之大可见一般。相比之下，我国刑法只规定扰乱法庭秩序罪，但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法官不敢使用，甚至连诉讼法规定的司法拘留、罚款、训戒等制裁措施也不敢使用。笔者认为，这种未用尽法官权力，却寄希望于制度创新，殊为不智。除了应当惩戒扰乱法庭秩序行为以外，对法官无礼的行为也应当惩戒，由

于我们无法将有类似行为的人理解成遵纪守法的公民，甚至可以由此引申出对行为人不利的判决。实践中，如果当事人曾在法庭上说谎，法官可以合理地怀疑其作出的其他陈述的真实性，从而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这一惯例对树立司法权威和公信也有一定作用。

三、提高裁判文书写作及制作水平展示公信

裁判文书是法院工作成绩的最终载体。“裁判文书记载了办理案件的全过程，对裁判结论形成过程和理由的论证说理，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及公众对裁判结论的信仰和服从。如果裁判文书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当事人之间争议的焦点，能分清是非，明确责任，在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上讲清楚，做到说明有据，以理服从，必定能够彰显公正，减少上诉和申诉案件，从而提高人民法院的威信。但现实情况是，一些裁判文书仍存在质量不高的问题，甚至‘带错出门’，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要大力推进裁判文

书改革，要求裁判文书必须更加细化、说理，正面回应当事人诉求，推行裁判文书的上网公开，接受群众监督。”[10] 裁判文书应包含符合主流民意价值判断

法官写在裁判文书中的语言及判词所蕴含的法律精神为后世的法官和公众所传诵并奉行，这在古今中外都是普遍存在的。裁判文书价值取向的决定因素深受社会政治制度、特别是司法制度的影响，也受民族心理、传统语言风格的影响而各不相同。首先，裁判文书包容的理念、规则应当符合主流文化，所体现的精神应当符合稳定的社会共识。只有如此，裁判文书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才具备公信最起码的要件。其次，裁判文书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应当用通俗的语言，清晰地表达给当事人及其他民众。否则，晦涩语言会使裁判文书因远离社会公众而失去应发挥的功能。裁判文书应充分说理

说理是将案件事实和判决结果有关联

系在一起纽带。首先，阐明判决理由为再次审查判决合理与否提供基础，使一个受过法律训练但不熟悉案情的人无须求助于书面判决以外的材料，也能够评估判决在法律上的正确性，这是最低限度的标准。其次，判决说理应当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通过形式逻辑的推演，将案件事实推导出判决结果，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得出判决结果才能经得起考验。再次，应当阐明证据取舍的理由。证据的分歧往往是事当人争议的焦点，不详加阐明，当事人不可能认可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如果对自己一方有利的证据未获得法院认可，则该当事人只有在获知为什么证据没有被法院采纳的情况下，才可能服从判决并增强对法院裁判的信任感。最后，应当对当事人的主要观点进行逐一评判，只有把道理摆在文书上，当事人才可能心服口服。因此，只有高度重视裁判文书的说理质量，才能使其发挥应有的功能，才能提高人民法院的公信力，维护人民法院的社会形

象。

裁判文书应公开 首先，可以通过文书上网等方式，供当事人及社会公众方便查阅，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地起到引导公众价值取向的作用，从而提高法院的公信力。其次，可以尝试对合议庭分歧意见进行公开。否则，公众将形成“裁判是永远正确的，没有分歧的”的印象，一时出现社会公众所不能忍受的裁判结果时，法院乃至法官的整体形象将大打折扣。只有这样，才会促进法官认真、负责地制作每一份裁判文书，从而提高裁判文书整体质量。裁判文书应规范化印制

裁判文书除应按最高法院规定的印制排版技术规范的要求外，还可以考虑作法：制作统一的封面、印制国徽、法官签名等，相信都能起潜移默化的作用。难以相信，一份随意排版、参差不齐的判决文书会引发人们的崇敬。

四、规范监督行为展示公信 对法院的监督必须有法可依，必须规范

监督行为。有人说：“公正的司法、权威的司法，应当敢于坦然从容地面对公众的监督和追问。”这句话看似合理、其实不然。真理从来都是在不停争论后产生的，但如果没有一个“上帝”适时止住争论，社会将不可能保持稳定。于是社会只能培养出一个精英充当“上帝”的角色，他就是法官。当法官通过庭审后做出判决，试图中止争论的时候，社会唯一的选择就是服从判决，哪怕最终证明法官的判决是错误的。如果法院判决以后，社会上人人都可以随时随意指责判决，矛盾仍然存在，纠纷仍未解决，判与不判有何区别？法院的公信力更从何谈起？

应坚持法定监督原则 对司法权的监督，要求只能按照法定程序，由有权机关提起监督。错案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由于法官误解了法律。法官作为职业化的法律从业人员，远比社会的任一群体更理解法律，其对法律误解可能性较少，且法律规定了上诉程

序和审判监督程序，法定的司法程序足以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二是法官受贿渎职。然而在没有证据证明法官受贿渎职的情况下，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应对法院生效判决横加指责，否则最终受害的还是社会的稳定。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杜绝错案发生，但是，公开、公正、公平的司法程序是人类设计的保证错案最少发生可能的制度，法院可以自身通过实践使这种制度更加完美。所以，对司法权的法定监督是司法公信力的保证，无序监督反而降低公信力。慎提新闻监督

新闻媒体在西方被喻为“第四权力”，记者常以“无冕之王”自居。媒体的社会角色是大众传播工具，但它本身并不具备也不应当具备处理社会纠纷、解决社会矛盾的裁决功能。司法审判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机制，司法裁判权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由独立的司法机构按照一整套严格的法律程序行使，由此而得到全社会的遵从。[11]

中国的新闻法尚未制定，不可否认，新闻干预司法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媒体监督权源于宪法规定的公民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但这两种权利同样是受约束的权利，不足以挑战独立司法权和自由裁量权。在当今，“媒体先行审判”的事例不乏其有。媒体的功能在于正确引导舆论、培养民意，可以对法律体制、抽象的法理、有真凭实据的法官违法违纪事件提出批评和建议，但不能对未判决的案情进行报道，更不能对法院名誉、法官人格进行攻击。现实的情况是，媒体报道未经判决的事实，对生效判决横加指责，他们在“履行职责”同时，居然没有意识他们正在妨碍司法公正，损害司法公信，甚而至于正在操纵司法，误导民众。

建立法院情况通报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现有条件下，建立一套法院与新闻界的互信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在监督中争取主动，主动依法向党委、人大、社会

大众公开案情和审判过程，主动向监督机关、团体通报工作情况，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公众所关心的事件，同时保留对违法报道行为主动制裁的选择。这将有利于全社会培养对司法的公信。结语。司法公信的主体是司法者，但公信力的确定者不应当是司法者，而是广大民众。“造成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司法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理念、司法能力和司法作风方面的原因；既有人民法院外部的原因，也有人民法院内部的原因。客观上讲，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我国的法治进程同样处于初级阶段，地方保护主义、非法干涉审判、不适应的司法保障制度等制约了法律的正确实施，影响了司法的公正，从而损害了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12]所以，构建司法公信力，单靠人民法院按前文所述去成就“内强素质，外塑形象”，是远

远不够的。更关键要靠外力来推动司法公信力的促成和造就，即国家的法治意识。[1] 同2，第129页。[2] 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3] [以]阿巴隆·巴拉克：《法官的角色》，孔祥俊译，转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23期，第54页。[4] 胡道才：《人民法院群众工作方法论》，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23期，第54-55页。[5] 刘俊海：《一项塑造法官公信力的诚信工程》，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4月16日。[6]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8页。[7] 同8，第148页。[8] 张吉：《庭审细节，且莫等闲视之》，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2月1日。[9] [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10] 陈陟云：《以审判质量彰显司法公正》，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4月11日。

[11] 黄晓：《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研讨会综述》，载《光明日报》2003年11月3日。

[12] 同2，第127页。

第五篇：司法公信力论文doc

毕业论文（设计）

课题名称 从基层法院工作浅谈司法公信力的完善建设 学

院

专

业

班

级

指导教师

学生姓名

佳木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从基层法院工作浅谈司法公信力的完善建设

论文提要：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法院司法裁判的信服度和对其公正性、法律权威性的评价。通俗地说，司法公信力就是社会公众通过可以信赖的司法程序，对司法人员的裁判结果产生的普遍信服和尊重，进而在公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法制建设日渐向好的同时，司法公信力流失却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泛化为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只有把提振司法公信力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来加以思考和探究，不断解决法院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多渠道、全方位地促使社会公众更多地理解法律并将此作为衡量司法工作的准绳，着力实现司法工作的社会认同，从而在全社会中逐步提升司法公信力。全文共9429字。

[关键词]基层法院 司法 公信力 构建 对策 以下正文：

一、我国司法公信力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历史正以其变迁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转型。我国已经建立较为 完善的司法体系，以及保障司法独立的法律制度，可以说我国已经走向了现代法治国家的道路。

但由于中国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我国的司法公信力程度仍然较低，建设法治社会的强烈需求与司法信任危机的矛盾并未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所缓解，反而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和两极逆向扩张。现实生活中，社会公众常将其与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语境联系起来，使得当前我国的司法公信力正在不断失去其应有的权威性语义。司法信任危机、法律信仰危机离我们不再遥远，而成为我们生存基础的严峻挑战。

近年来，我国的法律体系建设日趋完善，但法治的整体环境并未随之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的发展在立法和司法之间形成了一种反向的悖论：人们在欣喜于诸多法律空白的填补之余，却是对法律的实施尤其是司法失公、失范的责难。司法权本身权威的受损、司法权运作环境的恶化、司法权运作效果的扭曲和退化，均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立法进步所带来的正效应。此种论调虽不全面，但并非危言耸听，无论是法律界人士、社会公众甚至司法者本身，均已感受到司法公信力的明显下降。究其根源，笔者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些当事人不愿采取司法救助，而寻求私力救济。人民法院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但在现实中，由于司法公信力还不高，有些案件当事人认为“打官司难，打赢官司更难，执行更是难上加难”，存在 “惧讼”、“厌讼”现象。当出现矛盾纠纷时，第一选择不愿通过诉讼解决，而是寻求私力救济，采取非常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甚至于有时求助于非法组织，表现出对法院的极端不信任。

2、当事人无视诉讼程序，在诉讼中请、托现象严重。一些当事人在案件诉讼到法院后，很多当事人不是按照正常的诉讼程序，在法定期限内向法庭举证，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是通过“熟人关系”，采取请客送礼等手段与法官接触，对法官施加压力来影响案件的审理，使法官作出对己方有利的裁决。以致出现“官司一进门，两头都找人”等不良社会风气，体现了当事人法治观念淡薄，司法公信力基础薄弱。同时，折射出当事人对司法信任度不高。

3、当事人对法院、法官的非理性对待。现在基层法院，诉讼进程之中及诉讼进程之后法官遭袭、遭骂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当事人甚至咆哮于公堂之上，藐视法庭尊严；更有报道刊载法官被伤害、杀死的消息，成为司法权威严重受损、司法公信力严重缺失的悲剧性主角。

4、案件上诉率高，当事人明知无理仍坚持上诉，说明当事人对基层法院、法官信任度低。近几年来，通过加强法官队伍素质、提高审判质量等一系列工作，基层法院的上诉率、发回改判率持续下降。同时，也应看到：有一些案件在看来原本不应上诉，或者当事人对上诉的结果也不抱极高期望，但仍坚 持上诉，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个别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因言行不当，或者判后答疑不到位，令当事人产生合理怀疑，降低了对法官的信任度。

5、被告出庭率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信力的怀疑。在一些行政、民事诉讼中，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以致出庭率低，部分被告对法官能否保护其合法权益持怀疑态度，既不答辩，又不提交证据，有理也不到法庭上讲，而在庭外散布不当言论，极大地影响法院的信誉。

6、无限申诉再审、不断信访。对司法裁判的申诉再审是现行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但当事人基于各种不同原因，为达到各种目的，对已经生效的裁判，一再申诉或申请再审，有的甚至历经八年、十年，不达目的誓不回头。还有一部分人不愿通过正当法律程序进行救济，而是企图借助于信访手段来达到目的，体现出对司法救济解决问题的极大不信任。近年来，群体信访和个体信访量逐年上升，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上级机关乃至中央聚集，而且愈演愈烈。司法公信力不足的“信访不信法”现象，已经汇就信访洪峰的一股“主流”[1]，已经对上级机关乃至首都的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影响。

7、生效裁判不能得到自觉、有效履行，部分当事人抗拒执行或暴力抗法。执行难一直是困扰法院司法的尖锐问题。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集中清理执行积案专项 活动，上级法院采取提级执行、交叉等有效执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压力。执行难除法院自身原因外，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认同、不配合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对裁判结果不服，部分当事人采取消极对抗、拒不执行的做法，甚至公然以暴力抗拒执行。近年来，当事人暴力抗法事件不断见诸报端，这说明生效民事裁决依然存在司法公信力不足的问题，不能让当事人心悦诚服，自觉主动履行。

二、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分析

社会公众对审判权的运行及运行结果所具有的心理认同感即司法公信力，具体地讲就是社会公众对人民法院及其生效裁判文书等的信任程度，表明社会公众对法院是否信任和尊重以及信任、尊重、自觉服从法院生效裁判的程度。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院内部的原因，也有法院外部的原因，它与社会经济、文化及法制环境密不可分，如法院体制上的痼疾、法官个体的因素、当事人的偏面认识与误解、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批评与干预、不健全的法制及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过高期望等。在此，笔者就基层法院主观方面的因素进行阐述。

1、少数案件质量不高，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依照法律规定办理案件，应当做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处罚得当是法律对案件质量的要求。但是，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实践中还存在违背客观事实办案，认定 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等现象，甚至由于个别法官的失职渎职行为，造成冤案、错案，如赵作海案。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不能被有效保护，导致当事人申诉、上访，严重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2、办案程序违法，侵犯当事人权益。由于个别法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等错误观念，不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违法扣押、冻结单位和公民的合法财物，依法应当返还的不及时返还；违法对公民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超期办案等违反程序法的行为，违反办案程序的错误，侵害的却是当事人的实体利益。

3、一些案件办理时间过长，诉讼效率低。表现为依法应当立案的不能及时立案，立而不审，审而不结，案件久拖不决，办案期限过长，不应当延期的随意延期，应当做出处理决定，终结诉讼的案件，仍然进入下一个诉讼程序。办案部门处理案件不果断，怕承担责任，不能及时终结诉讼，反复研究，层层汇报请示，迟迟不能作出处理决定，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相互推诿，浪费诉讼资源。

4、司法公开力度不够，当事人的知情权缺失。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司法机关取信于民，保障当事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基层法院案多人少、认识不足等原因，应当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内容没有及时公开，当事人对司法的公正性存有疑虑。当事人缺乏知情权，对案件进 行的环节，每一环节具有的权利和义务缺乏必要的了解，诉讼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即使案件处理得当程序合法，也不能被当事人和社会所理解、接受。

5、部分执法人员存在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现象。政法队伍是一支执法为民，党和人民信赖的队伍，但是，也不能否认，个别司法人员存在政治觉悟不高，执法犯法的现象，甚至有的以权谋私，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违规插手经济民事纠纷，利用国家赋予的司法权，谋取个人或者部门利益，严重败坏司法机关的良好形象，降低司法公信力[2]。

三、着力提升改建司法公信力体系，积极构建和谐社会 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一个国家的司法之基，更是人民法院的立院之本，法官的立身之根。当前，司法公信力要获得提升，当务之急是在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在司法运作上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司法权威上重树司法机关和法官形象，在司法腐败的遏制上斩草除根，在司法公正上取信于民。我们只有结合中国实际、创新思维，才能创造一切条件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1、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体制改革是重要途径 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诉讼制度、审判方式和法院管理改革全面铺开和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司法体制的改革 和制度创新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如前所述，当前司法体制问题是司法公信力提升的主要障碍。一种观点认为，为隔绝地方党政机关的干涉，法院的人、财、物体制一律应实行垂直领导，最高法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领导下级人民法院。另一种观点认为，机构、人员编制、法院经费、法官待遇仅由最高法院自行决定管理是不可行的，必须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并对上述法院体制改革予以专门的规定。因为我国宪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最高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如在未改变根本法的情况下，将法院体制中上下级的监督关系改革为垂直领导关系，并改变监督审判工作的范围为领导审判以及人、财、物的范围，则是违宪的。同时，我国法院实行的审级制度为四级二审终审制。如果上一级法院对下一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党务工作，人、财、物管理等均为领导关系，那么上一级法院就可能利用其领导关系对下一级法院的审判施加影响，影响下一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从而使二审终审变为实质上的一审终审的现象。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可取和可借鉴之处。

笔者认为，为维护我国法律的尊严，确保独立审判和公正司法，宪法第127条第2款所确定的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所形成的体制不宜改变，下一级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宜 直接由上一级法院领导。但党务、人、财、物等的管理体制，又确需要改为由法院系统管理的体制，这可通过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或其他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确定新的体制。关于经费等方面的管理。为有效排除地方行政机关可能对司法工作造成的干涉，确立有效的抗干扰机制。法院的人、财、物权应由最高法院掌握，司法经费由全国统筹。可将法院的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将法院经费单列，同时最高法院通过加强诉讼费用的管理，由地方各级法院上缴一定比例的诉讼费，由最高法院根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法院的实际，统筹安排下拨费用给省高级法院，再由省高级法院直接下拨给各级人民法院。关于人事方面管理。应改变行政机关管理法院机构人员编制的作法，实行由最高人民法院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级法院二级管理的方法，即由高级法院依据最高法院关于编制管理、人事管理的总体规定，对辖区内的各级法院进行具体的管理。

2、提高司法公信力，尊重和保障人权是重要环节 人权来源于人的理性、尊严和价值。司法的价值在于它对基本人权的维护和保障。因为基本人权是当代国际社会所确认的一切人所应当共同具备的权利。对公民个人来说, 这些基本人权是不能剥夺、不许侵犯、不可让渡的。在西方法治国家, 即使是掌握着国家立法权的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也不得根据多数 人的意志、意识形态的信条或任何其他理由剥夺这些权利。法律的价值还意味着宪法和法律可以修改, 但是人的基本权利不可剥夺, 维护这种权利的基本制度原则不得背弃。“法律应是保护人权的, 如果司法权力被滥用, 那么, 这样的法治不仅不可能为人们所尊崇, 只能使人避之唯恐不及了”。因此，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确认为权利，不仅是因为它们经常面临着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险，需要社会道德的支持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而且是因为人权是司法公信力得以提升的标尺和动力。

西方法学理论认为，人权作为一种权利，是一种个人可以不受他人干涉地做什么，甚至要求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可能性。人权是与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受教育权、生存权、自由权等诸多的权利结合在一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最基本的权利。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罪犯之逃之夭夭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正是由于人们深深认识到权力为祸所带来的灾难、痛苦和无数的悲剧，于是在权力出没的任何路径，深谋远虑的制度设计者都力求理智地、周密地加设一道控权闸门，通过唤醒公民对权力的自重、自持和自治，来抵制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滥用。现在，随着人权意识的普及与提高，司法程序和司法裁判应体现人道主 义的文明性已成为国际化的一种司法趋势。因此，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把司法执法从粗暴的运作方式和运作态度中矫正过来，将人权保障作为司法机关特别是法官最关注、最重要的修复和改造环节，这也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来源。

3、提高司法公信力，遏制司法腐败是重要保证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要确立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从, 必须首先做好对司法机关自身的权力治理工作。而权力治理的关键是规范法官行为，遏制司法腐败的滋生。当前，我们如何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的发生呢？我们知道，“教育的作用不是无限的，也不是万能的；有了制度也同样有不执行的问题。这就有一个严格的外在监督问题。强有力的监督是预防腐败的有效防线”.针对司法执法中存在的司法腐败问题，近年来，最高法院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比如2005年11月颁布实施的《法官行为规范（试行）》，该规范以法官法、公务员法和三大诉讼法为依据，是新中国人民法院成立五十多年来第一部关于法官行为的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整的规定，它基本涵盖了法官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司法行为的各个方面。现在制度有了，剩下来的就是监督执行，狠抓规范的落实。而要狠抓落实，就要“欢迎社会公众以‘规范'的具体内容为标准，认真考量法官的业内外行为，得出事实求是的评价，增进维护司法权威 的社会共识”。各级人民法院也应“从规范的每一条、每一款抓起，力争通过二至三年的努力，使法官的行为和形象有明显的进步和改观，使人民群众满意”。总之，我们要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提升司法公信力，除要大力提高法官的思想道德素质，严把“入口”关、强化教育关、过好考核关、疏通“出口”关外，更重要的是完善和构建监督的落实机制、惩处机制、激励机制。只要我们紧密结合法院审判工作和法官队伍建设的实际，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多管齐下，就一定能遏制住司法腐败,树立起司法诚信，并使公众从身边的一点一滴中体会和感受到法官司法公信的力量。

目前我国国内学界对司法公信力的研究刚刚起步，整体研究水平有待提高，研究视野还需进一步拓宽，还没有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公信力测量体系。随着我国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及受众的成长，学界应站在更广阔的视野，对司法公信力问题展开全方位研究，以期推动司法公信力为普通大众所正确地理解和接受，帮助受众提高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认识。我们惟有从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从机制上进行创新，从法官行为上进行规范，才能解决影响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各种问题，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和机制，才能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但在目前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来彰显司法公信力还存障碍的情况下，我们只有 通过法官自身素质的提高、公正的裁判、文明的形象、便民的服务、严厉的惩罚，来树立司法权威，来提升司法公信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实施，通过法院和法官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公信力的价值评价体系。

4、建立司法公信力的基础理念：公正与效率兼顾 公正与效率是现代司法权运作的两大目标。现代诉讼制度的实质，就是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地分配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和利益的过程，它本质上要求将公正作为最高价值。但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追求审判资源配臵的最佳优化组合本身即意味着公正必须是有效率的公正。近代以来形成的司法正义观使得公正与效率的矛盾冲突呈现出不可调和的态样。但是，公正与效率之间既有对立之处，又有统一的特性，它们相辅相成，相互转化。尤其在现代诉讼中，统一性日益成为其最突出的特征，没有公正的效率即为不公正，而公正必须是有效率的公正，无效率亦无公正。显然，这种理想已不限于民事诉讼，而根植于现代诉讼的土壤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基本理念。可见，效益已经成为现代司法公正的必然内容。

5、建立司法公信力的外部保障：完善立法

在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转型对法律制度 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于法律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本质，立法的超前性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法律的社会性要求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必须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因而所谓立法的超前性是有限度的，而且受到法律文化结构因素的制约。在立法的超前性与法律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之间，我们应当寻找一个平衡点，即对两种代价进行衡量与评价。

首先，加强立法工作的科学性。立法只有广泛采纳民众的意见，才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只有对相关科学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论证，才不会出现漏洞；只有加强相关法律和制度的配套性和衔接性建设，才不会再执行上产生矛盾。只有在立法程序公正透明，立法调研和论证充分，立法者人力资源雄厚的情况下，法律的制定才能够具有符合现实要求的科学性，法律规范才能保持较长久的稳定性，才能充分地实现其应然功效。

其次，科学地对待法律借鉴或移植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臵于对文化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来考。我国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文化有极为明显的差异，因此，在试图借鉴他国的优越法律制度时，应当对该制度与该国法律文化结构和其他法律传统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再将其与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能否借鉴的结论。

6、建立司法公信力的内部支撑：运行机制的理性整合 首先要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切实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重点围绕易发多发执法不严、不公、不廉问题的关键岗位 和关键环节，完善执法规范和制度，健全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的执法工作机制,保证每一个执法环节都体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

继而要切实推进司法透明化的建设力度,做到侦查公开、审查公开、裁决公开,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客观地说,不公开的司法程序使当事人和社会成员怀疑司法的公正性是不可避免的,秘密的司法程序往往与独断专横相伴,便于“人治”,只体现个人的恣意和专断。公开性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因为只有当司法活动是公开的,才能使司法臵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并能使司法活动为民众所了解和理解。同时因为提高了司法的透明度,有利于化解民众对司法暗箱操作的疑虑[3]。同时要求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对作出的决定或判决要保证能够明确地说明理由。这是保证司法权运行公开、透明、防止司法权滥用的有效途径,也是切实保障诉讼当事人知情权的必要措施。要使当事人以信服的心态接受、认可并执行有关司法决定或判决结果,使司法公信力得以昭示和强化,就必须使当事人及社会公众能够从法律文书中认识司法决定或判决结果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也就是说,司法者不仅要在裁判文书中实现正义,而且要让人们看到正义是如何实现的。因此,要切实提高法律文书的质量,增强决定或判决的说理性,要在法律文书中充分阐明处理的过程、事实、理由和根据。法律文书不仅要记录司法过程,而且要公开决定或裁判的理由, 使法律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4]。最后，还是要加强监督，权力缺少监督和制约就会被滥用，这是被无数的政治、社会实践所证明了的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司法权同样如此。鉴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和司法机关在宪政体制中的地位,必须把司法权始终臵于党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之下,司法机关必须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人民群众监督、新闻舆论监督。要努力建立针对性强、操作性强、制约性强的惩戒工作制度,依法严肃查处损害司法公信力的各种行为。

7、建立司法公信力的人文基础：司法职业化建设 “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权无论如何运用,都离不开司法运行的操作者——司法人员。公正的司法裁判或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判断,在很多情况下判断是一个复杂的推理过程。这就需要高素质的司法人员[4]。司法人员只有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司法技能,人们才会对司法人员真正怀有敬佩之情,才会相信司法人员心中真正怀有正义、怀有人民、怀有法律,从而真正树立起司法机关公正的执法形象和崇高的司法权威。

此外，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各类复杂案件的解决不仅需要法官具有深厚的法学功底，还需要法官具有娴熟的职业技能，即社会大众给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必须是富有技巧、能够理解社会政策和掌握实践理性知识的人。他应当能够从法律规范文本出发，通过能动的活动揭示法律条文。

法官的职业化所追求的就是具有优良司法品德和司法技艺的法官在中立裁判案件中，将使诉讼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获得的公正与正义达到最大化，这也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法院工作中的重要方面。

自西方的法治思想传入中国后，相应的法律信仰、司法公信力等观念也相继引入，这对我国法律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可以说，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从对神的信仰转为对法律的信仰，对能满足人类的价值追求如正义、公正的法律给予了宗教般的信仰与献身。法律契合了人类的精神需求和人文关怀，从而唤起人们对法的价值的依恋和对司法公正的追求。由此，建立人们对司法的信仰，激发人们对法的尊敬感、依赖感和归属感，对于转增在努力走向法治的当代中国来说，意义尤其重要。

注释：

[1] 参见2005年11月《半月谈》刊载的《司法公信力不足引起最高院重视，有关部门调研》一文。

[2]张西军：《浅析影响司法信力的原因与对策》。[3] 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1.[4] 王建国.司法公信力的生成机制初探.江苏社会科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