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司法公信力最后着力点-—执行力

第一篇：民事司法公信力最后着力点-—执行力

民事司法公信力最后着力点-—执行力

—— 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植艳萍

当契约精神的缺失无法再维持社会公平正义，司法公信力成了最后一道防护墙，而最后寄托于执行效果上。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法院2008年至2012年执结的被执行人有财产的案件中，70%以上的被执行人存在逃避、规避甚至暴力抗拒执行的行为，自动履行的不到30%。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文件，以改善“执行难”。笔者将会对上述三项相关规定的施行进行简要介绍与分析：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

该《规定》在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2011年10月15日，在广州白云机场欲乘机前往济南的“影视大鳄”邓建国被请下了飞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其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未向人民法院申报财产，以及违反《限制高消费令》乘坐飞机头等舱等多项违反执行法律法规的事实为据，对其拘留15天。邓案的执行，俨然成了《限制高消费令》的出色演出，但深究其文，存在以下问题：

1、该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受申请执行人和社会公众对被限制高消费的被执行人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的举报并进行审查认定。说得直接一点，该规定将举报被执行人违反限制高消费令的“担子”落在了申请执行人身上，但实际操作中申请执行人难以搜集证据。另一方面，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发出限高令和拘留决定书，在相关部门协助下才能执行，实务操作难度大、成本高。

2、信息共享渠道不畅通。该《规定》在2010年10月1日实施，但涉及多个部门且该部门系统未与法院联网，法院之间的信息也未完全共享，法院实施限高令的被执行人信息无法与有关部门实现共享。再者，即便由申请执行人提供举报信息，也需要法院与相关部门进行再调查才能确保执行的准确性，这就难以保证行动的及时性。

二、《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

该《规定》的亮点：

1、在被执行人财产调查方面，鼓励法院探索以财产调查令或委托调查函等赋予代理律师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财产调查权;申请执行人可申请法院向社会发布举报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悬赏公告。

2、对被执行人的未到期债权给予了新的关注。对被执行人的未到期债权，执行法院可以依法冻结，待债权到期后参照到期债权予以执行。

3、建立健全征信体系。法院建立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将被执行人不履行债务的相关信息录入信用平台或者信息数据库，直接有效地解决了被执行人违反《限制高消费令》的举报难问题。

4、对在执行过程中所涉及的担保人、协助义务人、到期债务第三人加强了责任，除了有可能被处以罚款、拘留外，还面临着刑事责任的追究。另外，重申了对于通过恶意诉讼取得的生效裁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再审。该《规定》对于我国民事判决的执行无疑是打了一支强心针，从被执行人财产调查制度着手，对于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行为的救济，从过去的“空手呐喊”到运用增加规避执行行为的违法成本进行反规避执行，从过去的法院“单枪匹马”到强调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的协助执行。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该《规定》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

2013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五起有关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典型案例，失信被执行人被公布后“穷途末路”的窘境，被执行人被迫主动申请法院配合执行的显著成果，彰显了司法公信力。

此外，笔者认为，解决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仍需要注重解决以下问题：

1、增强“硬件”配置。2013年7月，新华网公布我国法官人数为19.6万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显示,2008年至2012年,地方各级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突破5600万件;2013年两会期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称,5年来广东全省各级法院调离或辞职法官人数超过1600名。法官人数严重不足，系我国司法体制的“硬伤”，人手不足问题解决不了，最终也只会让“执行难”陷入“恶循环”。

2、尽管强调了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之间须协助执行，但三者之间如何实际操作并没有再加以明确，人民法院发函请求给予协助，公安、检察机关对于法院的协助函经办时间限制、工作如何对接开展应该进行明确以保障效率。我们代理执行的案件，在联系法官时总免不了被告知正在联合其他机构协助调查，可往往得不到具体的答复时间，而这些协办时间也多不计算在法定的执行期限内，让申请执行人的等待陷入遥遥无期。

常有人质疑法律不可能公平、公正、正义。应该看到的是，我国司法系统正不断完善自身，体制在进步，司法的力量在凝聚。对于这样的质疑，可以回答的是：“须知，坚信也是一种力量。”

第二篇：司法公信力论文doc

毕业论文（设计）

课题名称 从基层法院工作浅谈司法公信力的完善建设 学

院

专

业

班

级

指导教师

学生姓名

佳木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从基层法院工作浅谈司法公信力的完善建设

论文提要：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法院司法裁判的信服度和对其公正性、法律权威性的评价。通俗地说，司法公信力就是社会公众通过可以信赖的司法程序，对司法人员的裁判结果产生的普遍信服和尊重，进而在公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法制建设日渐向好的同时，司法公信力流失却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泛化为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只有把提振司法公信力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来加以思考和探究，不断解决法院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多渠道、全方位地促使社会公众更多地理解法律并将此作为衡量司法工作的准绳，着力实现司法工作的社会认同，从而在全社会中逐步提升司法公信力。全文共9429字。

[关键词]基层法院 司法 公信力 构建 对策 以下正文：

一、我国司法公信力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历史正以其变迁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转型。我国已经建立较为 完善的司法体系，以及保障司法独立的法律制度，可以说我国已经走向了现代法治国家的道路。

但由于中国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我国的司法公信力程度仍然较低，建设法治社会的强烈需求与司法信任危机的矛盾并未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所缓解，反而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和两极逆向扩张。现实生活中，社会公众常将其与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语境联系起来，使得当前我国的司法公信力正在不断失去其应有的权威性语义。司法信任危机、法律信仰危机离我们不再遥远，而成为我们生存基础的严峻挑战。

近年来，我国的法律体系建设日趋完善，但法治的整体环境并未随之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的发展在立法和司法之间形成了一种反向的悖论：人们在欣喜于诸多法律空白的填补之余，却是对法律的实施尤其是司法失公、失范的责难。司法权本身权威的受损、司法权运作环境的恶化、司法权运作效果的扭曲和退化，均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立法进步所带来的正效应。此种论调虽不全面，但并非危言耸听，无论是法律界人士、社会公众甚至司法者本身，均已感受到司法公信力的明显下降。究其根源，笔者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些当事人不愿采取司法救助，而寻求私力救济。人民法院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但在现实中，由于司法公信力还不高，有些案件当事人认为“打官司难，打赢官司更难，执行更是难上加难”，存在 “惧讼”、“厌讼”现象。当出现矛盾纠纷时，第一选择不愿通过诉讼解决，而是寻求私力救济，采取非常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甚至于有时求助于非法组织，表现出对法院的极端不信任。

2、当事人无视诉讼程序，在诉讼中请、托现象严重。一些当事人在案件诉讼到法院后，很多当事人不是按照正常的诉讼程序，在法定期限内向法庭举证，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是通过“熟人关系”，采取请客送礼等手段与法官接触，对法官施加压力来影响案件的审理，使法官作出对己方有利的裁决。以致出现“官司一进门，两头都找人”等不良社会风气，体现了当事人法治观念淡薄，司法公信力基础薄弱。同时，折射出当事人对司法信任度不高。

3、当事人对法院、法官的非理性对待。现在基层法院，诉讼进程之中及诉讼进程之后法官遭袭、遭骂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当事人甚至咆哮于公堂之上，藐视法庭尊严；更有报道刊载法官被伤害、杀死的消息，成为司法权威严重受损、司法公信力严重缺失的悲剧性主角。

4、案件上诉率高，当事人明知无理仍坚持上诉，说明当事人对基层法院、法官信任度低。近几年来，通过加强法官队伍素质、提高审判质量等一系列工作，基层法院的上诉率、发回改判率持续下降。同时，也应看到：有一些案件在看来原本不应上诉，或者当事人对上诉的结果也不抱极高期望，但仍坚 持上诉，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个别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因言行不当，或者判后答疑不到位，令当事人产生合理怀疑，降低了对法官的信任度。

5、被告出庭率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信力的怀疑。在一些行政、民事诉讼中，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以致出庭率低，部分被告对法官能否保护其合法权益持怀疑态度，既不答辩，又不提交证据，有理也不到法庭上讲，而在庭外散布不当言论，极大地影响法院的信誉。

6、无限申诉再审、不断信访。对司法裁判的申诉再审是现行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但当事人基于各种不同原因，为达到各种目的，对已经生效的裁判，一再申诉或申请再审，有的甚至历经八年、十年，不达目的誓不回头。还有一部分人不愿通过正当法律程序进行救济，而是企图借助于信访手段来达到目的，体现出对司法救济解决问题的极大不信任。近年来，群体信访和个体信访量逐年上升，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上级机关乃至中央聚集，而且愈演愈烈。司法公信力不足的“信访不信法”现象，已经汇就信访洪峰的一股“主流”[1]，已经对上级机关乃至首都的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影响。

7、生效裁判不能得到自觉、有效履行，部分当事人抗拒执行或暴力抗法。执行难一直是困扰法院司法的尖锐问题。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集中清理执行积案专项 活动，上级法院采取提级执行、交叉等有效执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压力。执行难除法院自身原因外，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认同、不配合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对裁判结果不服，部分当事人采取消极对抗、拒不执行的做法，甚至公然以暴力抗拒执行。近年来，当事人暴力抗法事件不断见诸报端，这说明生效民事裁决依然存在司法公信力不足的问题，不能让当事人心悦诚服，自觉主动履行。

二、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分析

社会公众对审判权的运行及运行结果所具有的心理认同感即司法公信力，具体地讲就是社会公众对人民法院及其生效裁判文书等的信任程度，表明社会公众对法院是否信任和尊重以及信任、尊重、自觉服从法院生效裁判的程度。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院内部的原因，也有法院外部的原因，它与社会经济、文化及法制环境密不可分，如法院体制上的痼疾、法官个体的因素、当事人的偏面认识与误解、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批评与干预、不健全的法制及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过高期望等。在此，笔者就基层法院主观方面的因素进行阐述。

1、少数案件质量不高，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依照法律规定办理案件，应当做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处罚得当是法律对案件质量的要求。但是，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实践中还存在违背客观事实办案，认定 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等现象，甚至由于个别法官的失职渎职行为，造成冤案、错案，如赵作海案。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不能被有效保护，导致当事人申诉、上访，严重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2、办案程序违法，侵犯当事人权益。由于个别法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等错误观念，不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违法扣押、冻结单位和公民的合法财物，依法应当返还的不及时返还；违法对公民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超期办案等违反程序法的行为，违反办案程序的错误，侵害的却是当事人的实体利益。

3、一些案件办理时间过长，诉讼效率低。表现为依法应当立案的不能及时立案，立而不审，审而不结，案件久拖不决，办案期限过长，不应当延期的随意延期，应当做出处理决定，终结诉讼的案件，仍然进入下一个诉讼程序。办案部门处理案件不果断，怕承担责任，不能及时终结诉讼，反复研究，层层汇报请示，迟迟不能作出处理决定，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相互推诿，浪费诉讼资源。

4、司法公开力度不够，当事人的知情权缺失。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司法机关取信于民，保障当事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基层法院案多人少、认识不足等原因，应当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内容没有及时公开，当事人对司法的公正性存有疑虑。当事人缺乏知情权，对案件进 行的环节，每一环节具有的权利和义务缺乏必要的了解，诉讼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即使案件处理得当程序合法，也不能被当事人和社会所理解、接受。

5、部分执法人员存在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现象。政法队伍是一支执法为民，党和人民信赖的队伍，但是，也不能否认，个别司法人员存在政治觉悟不高，执法犯法的现象，甚至有的以权谋私，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违规插手经济民事纠纷，利用国家赋予的司法权，谋取个人或者部门利益，严重败坏司法机关的良好形象，降低司法公信力[2]。

三、着力提升改建司法公信力体系，积极构建和谐社会 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一个国家的司法之基，更是人民法院的立院之本，法官的立身之根。当前，司法公信力要获得提升，当务之急是在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在司法运作上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司法权威上重树司法机关和法官形象，在司法腐败的遏制上斩草除根，在司法公正上取信于民。我们只有结合中国实际、创新思维，才能创造一切条件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1、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体制改革是重要途径 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诉讼制度、审判方式和法院管理改革全面铺开和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司法体制的改革 和制度创新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如前所述，当前司法体制问题是司法公信力提升的主要障碍。一种观点认为，为隔绝地方党政机关的干涉，法院的人、财、物体制一律应实行垂直领导，最高法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领导下级人民法院。另一种观点认为，机构、人员编制、法院经费、法官待遇仅由最高法院自行决定管理是不可行的，必须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并对上述法院体制改革予以专门的规定。因为我国宪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最高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如在未改变根本法的情况下，将法院体制中上下级的监督关系改革为垂直领导关系，并改变监督审判工作的范围为领导审判以及人、财、物的范围，则是违宪的。同时，我国法院实行的审级制度为四级二审终审制。如果上一级法院对下一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党务工作，人、财、物管理等均为领导关系，那么上一级法院就可能利用其领导关系对下一级法院的审判施加影响，影响下一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从而使二审终审变为实质上的一审终审的现象。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可取和可借鉴之处。

笔者认为，为维护我国法律的尊严，确保独立审判和公正司法，宪法第127条第2款所确定的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所形成的体制不宜改变，下一级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宜 直接由上一级法院领导。但党务、人、财、物等的管理体制，又确需要改为由法院系统管理的体制，这可通过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或其他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确定新的体制。关于经费等方面的管理。为有效排除地方行政机关可能对司法工作造成的干涉，确立有效的抗干扰机制。法院的人、财、物权应由最高法院掌握，司法经费由全国统筹。可将法院的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将法院经费单列，同时最高法院通过加强诉讼费用的管理，由地方各级法院上缴一定比例的诉讼费，由最高法院根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法院的实际，统筹安排下拨费用给省高级法院，再由省高级法院直接下拨给各级人民法院。关于人事方面管理。应改变行政机关管理法院机构人员编制的作法，实行由最高人民法院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级法院二级管理的方法，即由高级法院依据最高法院关于编制管理、人事管理的总体规定，对辖区内的各级法院进行具体的管理。

2、提高司法公信力，尊重和保障人权是重要环节 人权来源于人的理性、尊严和价值。司法的价值在于它对基本人权的维护和保障。因为基本人权是当代国际社会所确认的一切人所应当共同具备的权利。对公民个人来说, 这些基本人权是不能剥夺、不许侵犯、不可让渡的。在西方法治国家, 即使是掌握着国家立法权的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也不得根据多数 人的意志、意识形态的信条或任何其他理由剥夺这些权利。法律的价值还意味着宪法和法律可以修改, 但是人的基本权利不可剥夺, 维护这种权利的基本制度原则不得背弃。“法律应是保护人权的, 如果司法权力被滥用, 那么, 这样的法治不仅不可能为人们所尊崇, 只能使人避之唯恐不及了”。因此，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确认为权利，不仅是因为它们经常面临着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险，需要社会道德的支持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而且是因为人权是司法公信力得以提升的标尺和动力。

西方法学理论认为，人权作为一种权利，是一种个人可以不受他人干涉地做什么，甚至要求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可能性。人权是与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受教育权、生存权、自由权等诸多的权利结合在一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最基本的权利。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罪犯之逃之夭夭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正是由于人们深深认识到权力为祸所带来的灾难、痛苦和无数的悲剧，于是在权力出没的任何路径，深谋远虑的制度设计者都力求理智地、周密地加设一道控权闸门，通过唤醒公民对权力的自重、自持和自治，来抵制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滥用。现在，随着人权意识的普及与提高，司法程序和司法裁判应体现人道主 义的文明性已成为国际化的一种司法趋势。因此，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把司法执法从粗暴的运作方式和运作态度中矫正过来，将人权保障作为司法机关特别是法官最关注、最重要的修复和改造环节，这也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来源。

3、提高司法公信力，遏制司法腐败是重要保证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要确立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从, 必须首先做好对司法机关自身的权力治理工作。而权力治理的关键是规范法官行为，遏制司法腐败的滋生。当前，我们如何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的发生呢？我们知道，“教育的作用不是无限的，也不是万能的；有了制度也同样有不执行的问题。这就有一个严格的外在监督问题。强有力的监督是预防腐败的有效防线”.针对司法执法中存在的司法腐败问题，近年来，最高法院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比如2005年11月颁布实施的《法官行为规范（试行）》，该规范以法官法、公务员法和三大诉讼法为依据，是新中国人民法院成立五十多年来第一部关于法官行为的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整的规定，它基本涵盖了法官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司法行为的各个方面。现在制度有了，剩下来的就是监督执行，狠抓规范的落实。而要狠抓落实，就要“欢迎社会公众以‘规范'的具体内容为标准，认真考量法官的业内外行为，得出事实求是的评价，增进维护司法权威 的社会共识”。各级人民法院也应“从规范的每一条、每一款抓起，力争通过二至三年的努力，使法官的行为和形象有明显的进步和改观，使人民群众满意”。总之，我们要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提升司法公信力，除要大力提高法官的思想道德素质，严把“入口”关、强化教育关、过好考核关、疏通“出口”关外，更重要的是完善和构建监督的落实机制、惩处机制、激励机制。只要我们紧密结合法院审判工作和法官队伍建设的实际，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多管齐下，就一定能遏制住司法腐败,树立起司法诚信，并使公众从身边的一点一滴中体会和感受到法官司法公信的力量。

目前我国国内学界对司法公信力的研究刚刚起步，整体研究水平有待提高，研究视野还需进一步拓宽，还没有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公信力测量体系。随着我国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及受众的成长，学界应站在更广阔的视野，对司法公信力问题展开全方位研究，以期推动司法公信力为普通大众所正确地理解和接受，帮助受众提高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认识。我们惟有从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从机制上进行创新，从法官行为上进行规范，才能解决影响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各种问题，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和机制，才能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但在目前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来彰显司法公信力还存障碍的情况下，我们只有 通过法官自身素质的提高、公正的裁判、文明的形象、便民的服务、严厉的惩罚，来树立司法权威，来提升司法公信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实施，通过法院和法官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公信力的价值评价体系。

4、建立司法公信力的基础理念：公正与效率兼顾 公正与效率是现代司法权运作的两大目标。现代诉讼制度的实质，就是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地分配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和利益的过程，它本质上要求将公正作为最高价值。但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追求审判资源配臵的最佳优化组合本身即意味着公正必须是有效率的公正。近代以来形成的司法正义观使得公正与效率的矛盾冲突呈现出不可调和的态样。但是，公正与效率之间既有对立之处，又有统一的特性，它们相辅相成，相互转化。尤其在现代诉讼中，统一性日益成为其最突出的特征，没有公正的效率即为不公正，而公正必须是有效率的公正，无效率亦无公正。显然，这种理想已不限于民事诉讼，而根植于现代诉讼的土壤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基本理念。可见，效益已经成为现代司法公正的必然内容。

5、建立司法公信力的外部保障：完善立法

在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转型对法律制度 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于法律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本质，立法的超前性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法律的社会性要求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必须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因而所谓立法的超前性是有限度的，而且受到法律文化结构因素的制约。在立法的超前性与法律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之间，我们应当寻找一个平衡点，即对两种代价进行衡量与评价。

首先，加强立法工作的科学性。立法只有广泛采纳民众的意见，才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只有对相关科学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论证，才不会出现漏洞；只有加强相关法律和制度的配套性和衔接性建设，才不会再执行上产生矛盾。只有在立法程序公正透明，立法调研和论证充分，立法者人力资源雄厚的情况下，法律的制定才能够具有符合现实要求的科学性，法律规范才能保持较长久的稳定性，才能充分地实现其应然功效。

其次，科学地对待法律借鉴或移植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臵于对文化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来考。我国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文化有极为明显的差异，因此，在试图借鉴他国的优越法律制度时，应当对该制度与该国法律文化结构和其他法律传统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再将其与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能否借鉴的结论。

6、建立司法公信力的内部支撑：运行机制的理性整合 首先要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切实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重点围绕易发多发执法不严、不公、不廉问题的关键岗位 和关键环节，完善执法规范和制度，健全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的执法工作机制,保证每一个执法环节都体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

继而要切实推进司法透明化的建设力度,做到侦查公开、审查公开、裁决公开,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客观地说,不公开的司法程序使当事人和社会成员怀疑司法的公正性是不可避免的,秘密的司法程序往往与独断专横相伴,便于“人治”,只体现个人的恣意和专断。公开性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因为只有当司法活动是公开的,才能使司法臵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并能使司法活动为民众所了解和理解。同时因为提高了司法的透明度,有利于化解民众对司法暗箱操作的疑虑[3]。同时要求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对作出的决定或判决要保证能够明确地说明理由。这是保证司法权运行公开、透明、防止司法权滥用的有效途径,也是切实保障诉讼当事人知情权的必要措施。要使当事人以信服的心态接受、认可并执行有关司法决定或判决结果,使司法公信力得以昭示和强化,就必须使当事人及社会公众能够从法律文书中认识司法决定或判决结果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也就是说,司法者不仅要在裁判文书中实现正义,而且要让人们看到正义是如何实现的。因此,要切实提高法律文书的质量,增强决定或判决的说理性,要在法律文书中充分阐明处理的过程、事实、理由和根据。法律文书不仅要记录司法过程,而且要公开决定或裁判的理由, 使法律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4]。最后，还是要加强监督，权力缺少监督和制约就会被滥用，这是被无数的政治、社会实践所证明了的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司法权同样如此。鉴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和司法机关在宪政体制中的地位,必须把司法权始终臵于党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之下,司法机关必须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人民群众监督、新闻舆论监督。要努力建立针对性强、操作性强、制约性强的惩戒工作制度,依法严肃查处损害司法公信力的各种行为。

7、建立司法公信力的人文基础：司法职业化建设 “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权无论如何运用,都离不开司法运行的操作者——司法人员。公正的司法裁判或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判断,在很多情况下判断是一个复杂的推理过程。这就需要高素质的司法人员[4]。司法人员只有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司法技能,人们才会对司法人员真正怀有敬佩之情,才会相信司法人员心中真正怀有正义、怀有人民、怀有法律,从而真正树立起司法机关公正的执法形象和崇高的司法权威。

此外，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各类复杂案件的解决不仅需要法官具有深厚的法学功底，还需要法官具有娴熟的职业技能，即社会大众给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必须是富有技巧、能够理解社会政策和掌握实践理性知识的人。他应当能够从法律规范文本出发，通过能动的活动揭示法律条文。

法官的职业化所追求的就是具有优良司法品德和司法技艺的法官在中立裁判案件中，将使诉讼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获得的公正与正义达到最大化，这也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法院工作中的重要方面。

自西方的法治思想传入中国后，相应的法律信仰、司法公信力等观念也相继引入，这对我国法律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可以说，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从对神的信仰转为对法律的信仰，对能满足人类的价值追求如正义、公正的法律给予了宗教般的信仰与献身。法律契合了人类的精神需求和人文关怀，从而唤起人们对法的价值的依恋和对司法公正的追求。由此，建立人们对司法的信仰，激发人们对法的尊敬感、依赖感和归属感，对于转增在努力走向法治的当代中国来说，意义尤其重要。

注释：

[1] 参见2005年11月《半月谈》刊载的《司法公信力不足引起最高院重视，有关部门调研》一文。

[2]张西军：《浅析影响司法信力的原因与对策》。[3] 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1.[4] 王建国.司法公信力的生成机制初探.江苏社会科学, 2009。

第三篇：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

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

维护基层公平正义

论文提要：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化解基层（尤其是农村）矛盾，宣传法治思想，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使命。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城乡二元体系被打破，旧有的封建习俗与乡村文化亦逐步瓦解，获取信息能力显著增强。而与此同时，司法公信力却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在农村得到普遍认可与加强，造成目前农村各种纠纷、上访闹访事件层出不穷。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发现司法公信力在农村缺失的深层原因，完善农村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为提升人民法庭司法公信力提出合理建议，从而唤得广大同仁对农村司法公信力建设的重视与研究。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概述，简要介绍我国基层法庭的工作实际；第二部分为农村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分析，主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第三部分为法院的工作目标与农村司法公信力衡量标准的划分；第四部分为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建议。

一、概述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化解基层（尤其是农村）矛盾，宣传法治思想，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使命。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城乡二元体系被打破，旧有的封建习俗与乡村文化亦逐步瓦解，获取信息能力显著增强。而与此同时，司法公信力却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在农村得到普遍认可与加强，造成目前农村各种纠纷、上访闹访事件层出不穷。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发现司法公信力在农村缺失的深层原因，完善农村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为提升人民法庭司法公信力提出合理建议，从而唤得广大同仁对农村司法公信力建设的重视与研究。

二、农村司法公信力不足原因分析

由于农村与城市在人员构成、生活方式、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广大农民在知识体系、认知水平、道德观念与城市居民有很大不同，此点反应到司法领域，造成了司法公信力在城市与农村、居民与农民之间的不同标准。具体而言，农村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外部原因

1、农村习俗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纵观我国的历史及社会发展历程，结合我国的国情，不难发现，农村在保留旧有习俗，传接传统文化方面与城市比较有着显著优势。大量的旧有习俗与传统观念在农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有时甚至高于法律。例如，农村中出嫁妇女不负责赡养父母，亦不继承遗产；订婚后，若男方悔婚，女方不退还彩礼，若女方悔婚，需退还全部彩礼；建造农村房屋时未经左右邻居同意，建造的房屋不能高于邻居的房屋等等。这些习俗大多与现有法律规定不符，但却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遵守，一旦进入诉讼程序，法院的裁判与该类习俗不符，当事人及其他村民就会对法律的公平正义、法律权威产生怀疑。经调查发现，人民法庭审理的农村赡养案件，85%以上的当事人以女儿不负责赡养、分家时财产分配不均等事由进行抗辩，法院依法裁判后，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认同率较低，上诉率较高；人民法庭审理的相邻关系案件，近70%的当事人以农村习惯，如散水的宽度一般不超过50厘米、门前道路排水沟应保持通畅等反驳对方的诉求，而原告方往往对该类习俗予以认可，法院在裁判时往往面临法律规定与农村习俗的利益抉择。

2、影视作品等现代传媒的不利引导

由于农村所特有的较为封闭的环境，其娱乐设施及项目较为单一，电视、电影、网络有着极为广阔的市场。我国施行的电视剧、电影的审核制度，并不对其内容的法律观念、相关法律事件进行审核，从而造成我国电视节目法律素养较低，大量的电视剧、电影情节中涉及的违法事件在剧情中得到了认可与赞扬。例如义愤伤害他人不会得到法律制裁、民事纠纷进行刑事处罚、非法上访闹访合情合理等等，该类剧情虽不具有实际意义，但却在无形中歪曲了我国的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对广大观众，尤其是法律观念较为单薄的农民产生了不利影响，久而久之，观众就会以非法为合法、以无理为合理。

3、农村法制宣传不到位

通过调研发现，超过65%的被访农民表示从未接受过任何法律宣传及教育，亦未参加过任何普法活动，近三分之一的被访农民不知道我国的根本大法为《宪法》。而在改进措施一项中，90%的被访农民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司法机关应当在农村多举办一些普法活动，93%的被访农民认为中小学及相关部门应该开设法律知识课程，将自己的下一代培养成为知法、守法、用法的人。由此可见，广大农民具有学习法律的迫切愿望。但在实践中，农村的法律宣传工作做得有很多不足，以至于多数农民表示根本没有接受过法律教育。目前我国所采用的农村普法形式，大多内容呆板、形式单一，普遍做法包括：将部分法律条文在乡镇政府或村委会、路边街道的黑（白）板上一写了之，少数村落会在村广播中简要播放；摘抄法律条文编制小册子或宣传单发放给村委会，然后由村委会负责发放给广大村民。这些做法大多是为了应付区县的审查，黑（白）板的内容常年不换，字迹模糊难以辨认，村民关注度较低。乡镇编发的普法册子或宣传单发放到村委会后往往就不知下文，大部分村民往往从未见过。另外，法律条文是对生活现象的高度概括，是语言文字的精辟阐述，而相对应的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却并不高，让其通过简单描述而对法律有着深入理解明显脱离实际，而解释法律、讲解法律需要专业的法律人员，村委会组成人员显然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从而造成农村不仅法律宣传力度不足，法律的解释运用在农村更是空白。

4、农民法律意识的欠缺

法律意识是农村法治秩序建立的基础，更是农村司法公信力产生的土壤。农民缺乏法律意识的重要表征就是“在当乡风乡俗与现行法律不一致,甚至相背时,多数农民就会将法律放到次等的地位,这是传统问题,也是意识问题。这也是

我国某些农村在宅基地划分、土地使用权分配等问题上长期 存在纠纷的重要根源。” 具体而言，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欠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厌法厌诉观念普遍存在。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生活环境较为封闭，村民间较为熟悉，相互往来较多，村民间的矛盾与纠纷很多时候都会采用私下和解、亲属调解等方式寻求解决，直接采用诉讼方式的村民，往往被其他村民所诟病；二是法律认识浅薄。在广大农村，农民一般无法区分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亦不能区分拘留、拘役、有期徒刑等刑罚之间的差别，很多受访农民认为只要不实施伤人、偷盗、抢劫等行为就不算违法。三是受法被动，维权意识淡薄。大部分村民接触法院是因为被他人起诉，而且在诉讼时不能有效维护自身权益，接受法律知识、法律程序非常被动。当村民的合法权益受损时，增凯.论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8月.亦不能有效维权。

内部原因

1、人民法庭法官对农村缺乏了解

“法官职业要求法官必须是被动、理性的法律适用者，但法官也是人，有自己的教育背景、感情和价值选择，这些个体性因素客观存在。”目前我国基层法官主要表现为两大人群，一是年龄较大、常年从事审判工作的原有人员，二是今年来通过公务员招考进入审判队伍的年轻干警，而后者逐渐成为基层法院的业务骨干。年轻干警有着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与良好的教育背景，在法律条文的把握与运用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但与此同时，年轻干警的不足亦较为明显，由于不同的知识水平、生活方式，年轻干警往往对农村的风俗习惯、处事方式缺乏了解，与农民打交道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从而造成部分当事人对审判的方式不理解、对裁判结果不明白，影响了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2、法官的独立性导致案件事实的查清存在难度

法院与其他政府机构、党群机关不同，法院的职责是依法审判，而依法审判离不开独立审判。法官只有不受来自于法律规定之外的影响，宪法和法律才能切实得到维护。正是因为法官具有独立性，往往造成与其他部门较少业务往来，即便存在业务来往，许多部门为了避免错误，害怕承担责任而对法院的工作不予配合。22 贾春仙，乡土背景下的基层民事司法[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6月 例如，当法官到村委会调查案件事实时，许多村干部以没有时间、不知道案件事实等理由加以推脱，拒不配合法院工作；到公司企业核实当事人信息或提取相关信息时，企业以负责人不在，单位没有权限等事由对法官不理不睬。从而造成很多在案件无法还原案件本来面貌，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最终影响了裁判结果的准确性，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3、个别法官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的司法环境中，绝大部分法官都能够依法裁判，公平公正的处理每一个案件，但不可否认，极少数法官的不当行为给整个司法环境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强，一批法官纷纷落马，并经媒体宣传之后，对司法公信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广大农村，“有人好办事”“有关系就能胜诉”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市场，而个别法官的行为恰恰“印证”了农民的这些观点，造成了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具有一定困难。

三、法院的工作目标与农村司法公信力衡量标准的划分

“定纷止争，案结事了”是近几年法院工作的总体要求，王胜俊院长到基层法院视察时又对法院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结案率高，调解率高，息诉率高，执结率高；大局意识强，群众意识强，管理意识强。在广大农村，由于厌诉思想的普遍存在，大部分当事人来到法院进行诉讼是迫不得已，是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人民法庭的法官不应当将目光仅仅局限在案件本身，而应当探寻更为深层次的矛盾，努力从根源上化解纠纷。因此，农村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应当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层为服判息诉。当事人在接到法院裁判文书后，服从法院的裁判结果，并主动或被动的履行判决内容，使得案件本身终结。

第二层为案结事了。服判息诉并不代表案结事了，有时候裁判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却因为一个裁判引发了其他一个或多个诉讼。可见，服判息诉只是在案件表面解决了纠纷，而没有从根本上化解矛盾，案结事了则是一次性从深层解决纠纷。

第三层为人和事满。在农村，原被告之间大多具有亲属、邻居、朋友等身份，双方之间往往在矛盾发生前具有一定的感情，由于案件的发生，使得双方感情逐渐破裂。通过法院的审判、明理、释法与调解，使得双方不仅握手言和，还要化干戈为玉帛，修复彼此之间的感情。

第四层为法治文化。每一起案件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发生在社会之中，尤其是农村案件，当事人所在村镇的其他村民大多对案件的审理结果较为关注，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通过一次完美的审判，对某一地区产生良好的法律示范效应，不仅能使得裁判结果深入人心，更能提升某一地区的司法公信力。

四、基层法院（尤其是人民法庭）在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方面应当尝试的探索

1、加强宣传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方面

目前我国的法治宣传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而对农村的宣传则较为欠缺，形式也相对简单，大多采取宣传栏、粉刷标语的方式，农民对此往往不屑一顾，关注度较低。应当根据农村实际，创新宣传方式。经调研发现，入村开庭对于基本法律的宣传具有较好的实际效果，往往能够以点带面，使其他村民同样接收相应的法律知识；定期开展农村法律讲堂，讲解农民感兴趣的法律知识，例如婚姻、继承、赡养等，同样能取得不错的社会效果，但应当注意开展的时间与地点；除此之外，建立驻（包）村法官制度、定期放映法制宣传片等方式亦具有一定的宣传意义。

2、全面调解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有力保障

调解是高质量的审判，这一点在农村体现的尤为明显。经调研发现：在农村，机械的适用法律，不仅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还可能造成双方矛盾加深、共同上诉上访。因此，建立全方位调解制度在农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农村案件的特点，笔者认为全方位调解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四点：一是庭前调解（发放起诉书副本时）。农村案件大部分不能就案论案，案件事实只是深层矛盾的表象之一，例如大部分赡养纠纷，都会涉及分家、财产分割、土地承包、孙子女抚养等，庭前调解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表象发现原被告双方的根本矛盾所在，为以后调解打下基础；二是庭后调解（毕庭后、宣判前）。通过庭审了解案件事实后，即便一方当事人表示不同意调解，法官也应当在毕庭后进行必要的调解工作，尤其是对情绪较大、可能败诉的一方，调解必不可少。在调解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不断变换调解方式、创新调解思路、着重从矛盾根源入手，既要解决本案争议，又要化解深层矛盾，避免案件结一增十；三是判前调解。对于经多次调解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案件，在案件宣判前，应当通过电话或者谈话的方式进行判前调解，对于可能败诉的一方应认真释法明理，讲解证据规则，在努力促成调解结案的基础上，尽量减少信访风险；四是判后调解。裁判文书的发放并不意味着法官工作的终结，判后调解往往被大多数审判人员所忽视。很多时候，胜诉方出于对时间成本、执行成本及其他成本的考虑，同意败诉方减免部分费用从而换取案款的及时到位，而败诉出于经济考虑，有时会同意胜诉方的方案，最终使得执行一步到位。即便判后调解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亦可以使当事人看到法官在整个案件中为了促成双方和解所做的大量工作，赢得当事人的信任与理解，满足其受尊重的心理诉求。

3、法情相容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群众基础

农民对司法的信任不仅来自司法权威，更多的来自于对判决结果与自认公理的相互印证。何谓自认公理？大多体现为民约乡俗，在很多时候，当事人之所以对法庭的判决产生怀疑，就是因为判决内容与农村实际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如何做到法理与乡俗的有机融合呢？一方面，基层法官，尤其是人民法庭的年轻法官，应当勤下乡、多下乡、勤学习、多思考，深入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学习老审判员的审判思维，重视现场调研，强化与基层组织的联络；另一方面，努力将民俗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在具体审判中，应当具体考察民俗的产生基础，并与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对比，尽最大努力将合理民俗纳入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中来，切实保护当事人利益。若民俗与法律向违背时，应当耐心做好解释工作，争取以调解方式结案。

4、联动机制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因为法官的职业特点、法院的管理制度等原因，使得法官在保持中立的同时，往往被孤立，从而造成案件事实的查明存在一定难度。因此，鉴于农村案件的特点，应当尽快建立联动机制，使得人民法庭、司法所、村委会、派出所、乡镇政府相互协调配合。首先，政策问题相互沟通。政策的及时性与法律的稳定性很多时候造成政策与法律的不一致，相关职能部门对于政策的把握往往更为及时准确，这就需要法官在审判时不仅需要大量的法律知识，更需要及时掌握政策动向，否则判决结果往往无法执行。

5、法院内部监督管理的完善与人民法庭法官素质的提高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 针对农村案件的特点，建立相应法院内部监督管理机制，从内部提升司法审判人员应对农村案件的能力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例如构建诉调对接机制，成立调解组或设立专门调解法官，选取农村生活经验丰富、庭审驾驭能力强的法官担当这一角色，将可能调解结案或调解结案更利于执行的案件，例如离婚、赡养、抚养等，在转到主审法官手中前，先由调解法官进行调解工作，排查矛盾隐患，促进双方和解。

面对农村案件的独特性，人民法庭法官，尤其是年轻法官，应当不断提高逻辑思维能力、驾驭庭审能力、调解和服判息诉能力、准确适用法律能力、判决说理能力，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断学习、勇于实践、加强锻炼、廉洁自律。同时需要法院党组织加大投入；需要政工纪检部门敢抓善抓，一抓到底；需要庭室全面配合，大力支持。只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法官的司法能力就会有一个较大提高，应对农村案件的能力也会有质的飞跃。

五、结语

司法公信力对依法治国理念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关系到司法权威及司法作用的发挥，是建构法治社会的前提，是实现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而广大农民对法制的认可更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因此，通过有效措施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刻不容缓。

第四篇：提高法院司法公信力发言稿

提高法院司法公信力发言稿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必须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政法工作的生命线。最高法院提出的“三个至上”重要指导思想，蕴含着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务必做到忠实宪法法律，严格公正文明司法，维护公平正义，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然而，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存在多种途径，但实现并落实好社会公平正义是重中之重。

规范的监督管理——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保障

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是司法权在公众心目中的信服状态，取决于人民法院是否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务。为此，人民法院应当始终把公平正义作为审判工作的生命线，积极建立以审判流程管理为龙头，以公开审判为原则，以审判监督为中心，以纪检监察为后盾，严格抓好审判质量和效率。不断规范审判管理，强化绩效考核工作；完善院庭长、合议庭以及审判委员会工作职责，实现审判工作案前防范、案中规范、案后监督的全方位监督制约机制；完善监督机制，建立案件质量监督、违法审判追究、绩效考核的三项监督机制，促进法院管理规范化。

针对一些法官存在的司法不文明，庭审不规范，着装不整洁的问题，着力规范法官行为举止，要求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做到仪表端庄，举止文明；在仪容、仪态、待人、接物等方面，从服饰穿戴、待人接物、庭审前、庭审中、庭审后的点滴做起，使用文明用语，革除陋习积弊，养成办案进程序、讲制度的职业习惯，用规范的办案取信于民，用程序的公正确保实体公正。

涉诉信访的高效化解——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环节

信访无小事，件件系民生，纵观多年来的各类涉诉信访案件，引起上访的原因主要是人民群众对法院案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的猜测和质疑。提升司法公信力要立足于维护稳定，息民怨，释民惑，落实好领导干部大接访工作，畅通信访绿色通道，拓宽当事人和人民群众表达司法诉求的渠道和方式。还要做到说服教育有耐心，排忧解难有诚心，化解调处有恒心，确认是非有公心，确保群众的诉求有回应，有结论，力求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舆论效果，实现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不断增强。

强势的司法宣传——拓宽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加强司法宣传，让外界了解法院，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各界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监督，另一方面则有利于更多的民众了解法院各项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从而扩展司法权威的辐射面。要加强与电视台、电台、报刊等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营造法院工作在报上有文、电台有声、电视有像的宣传声势，向社会展示法院公正高效文明司法的形象。通过宣传，提高百姓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培养尊重司法裁判既判力的良好习惯，从而降纸社会纠纷的解决成本，减少影响社会和谐的对抗因素，最终让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信任司法，自觉维护司法，为提高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夯实群众基础。

通过科学的方法实行司法改革，加强与外界的联系沟通，提高司法公信力

首先，要理清办案的指导思想，具备现代司法理念。树立公平、公正、司法为民、服务大局等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办案中要强调案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要使当事人或公众感受到法律的权威以及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并进而接受和认可法院的判决。

其次，严格审判管理。严把立案关、审判关、执行关，在诉讼各个环节注重依照法定程序。法院的审判方式改革、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管理、司法统计、宣传、调研、案件执行、基本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每一项都很重要，都不能偏废。在立案时，向当事人告知诉讼风险和执行风险，使当事人对可能的诉讼结果有一个正确和清醒的认识。在诉讼中，要不失时机地向当事人宣传法律。裁判文书之中，要正确援引法律条文并结合案件事实加以阐释，明之以法，寓教于判。另，从机构设置、管理制度、领导方式、人员素质、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着手，通过科学的方法与途径不断进行改革。提高效率、改变形象，提升法院公信力。

再次，重点推广一些措施，如法官判后答疑制度。该制度明确要求立案法官、审判法官和执行法官积极履行释明权。立案法官主动告之审理存在的法律后果、可能存在的风险、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的内容及可能存在的法律后果，并加强证据的交换和庭前调解工作。审判法官加强庭审职能、裁判说理和判后疏导工作，做到谁承办，谁释明。

提升司法公信力，维护司法权威是一项系统工程，法院和法官在维护司法公信力方面应当作表率，法官在整个法律职业群体中树立权威自是责无旁贷，我们将以“三个至上“指导思想统领法院各项工作，在司法工作中努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政治性、人民性和法律性的高度统一，努力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

提高司法公信力之管见

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的基石就是司法公信力。“信者，行之基也”。司法公信力的高低，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程度与文明程度的标杆，也是构建法治国家的重要精神要素。加强和保障司法公信力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法院司法权威、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当事人胜败皆服的必然前提。面对司法公信力的现状，采取何种措施加以应对，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人以为，提升司法公信力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切实提升法官素质。法官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法治的质量、司法公正的程度和司法公信力的高低。首先，要紧紧围绕司法为民的指导思想，加强法官的政治思想教育。要不断强化依法治国和公正司法的法治意识，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司法活动中处处体现出人民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良好精神风范。其次，要积极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要坚持抓班子、带队伍，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到各负其责、率先垂范。第三，要注意提高法官的专业素质。要着力加强法官业务知识培训，使法官具有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娴熟的审判技术运用能力、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平衡利益冲突的能力，做到充分施展司法智慧，努力追求宋鱼水式的“辨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境界，圆满解决纠纷。第四，要把好法院“进口”与“出口”关。要吸收优秀法律人才加入法官队伍，努力实现法官队伍的职业化，精英化，同时要注意及时将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清除出去，保证法院队伍的纯洁性与战斗力。

二是要提高司法透明度。一要将案件诉讼执行流程公开，并认真行使法官释明权，增加社会对司法的信心，便于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维护自身利益。二要强化公开审判制度。将审判活动向当事人、社会公开，将庭审活动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要求法官必须不断提高司法能力，从制度上防止司法腐败的产生，同时也易于使当事人服判息诉。三是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增强裁判文书的逻辑性和辩服力，便于上级法院和社会各界对裁判的监督。四是要建立起畅通的民意沟通机制。通过畅通机制，及时了解社情民意，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并认真加以解决，用实际行动提高司法公信力。三是要对司法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要改革和完善法院的设置体制、经费保障体制和人事管理体制，建立法院的垂直管理体制，切实防止司法权力地方化。在改革司法

管理体制的同时，应当注重法治建设的其他配套改革，营造起良好的司法环境和司法氛围。

四是要提高民众和官员的法律意识。司法公信力不是无本之木或无源之水，它源于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指导与授权下的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是人民群众对政法机关信任度的一种社会评价。倘若没有社会公众对宪法和法律的高度认同和切实遵守，就很难对政法机关的执法行为做出应有的公正评价。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全民普法教育，进一步提高民众和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和法律水平，使全体民众和官员对司法公信力逐步形成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

五是要确立对法官高度信任观念。法官信任制度在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已上升为法律制度本身的意义，当事人对法院或法官裁判是遵照执行，而不是去怀疑和对抗，即使判决对其不利，他是从其证据不足或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去找原因，而不是从判决本身或法官身上去找原因，在法律诉讼程序结束后，并不涉法上访。但我国目前由于法律制度刚走向成熟，正确的司法公正理念尚未深入人心，公众对法官缺乏应有的信任，涉法上访已经成为当前困扰法院工作的一大难题。因此，我国应逐步建立法官信任制度，努力营造这样一种环境，法律值得享有特别的权威，法官也值得享有特别的权威，我们有理由信任法官所作的每一项判决是公正的，除因法定情形被撤销或改判外，不得产生怀疑。只有当全社会都能信仰并尊崇法律，信任司法者（法官），司法的公信力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六是要健全和完善监督机制。要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人大监督、法律监督与独立审判之间的关系，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独立行使审判权，在人大监督、法律监督下不断促进审判机制与法官素质的提高，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机制。加强和规范新闻舆论监督，通过宣传报道向公众正确传递法院公开审判的信息，让公众了解审判活动的过程和法律效果，增强公众对法院的信任，切实避免不当的新闻舆论对司法公信力产生负面影响。

加强和提高司法公信力这一课题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司法改革的社会背景下不断努力探求。人民法院在围绕“公正与效率”司法主题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的同时，也需要社会更多地了解法律标准并将此作为衡量司法工作的准绳，实现司法工作的社会认同，从而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

第五篇：提高司法公信力对策研究

提高司法公信力对策研究

【摘要】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司法公信力虽然缓步提升，但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舆论传播方式多样化带来的新挑战。司法公信力严重缺失与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持续增加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如何全面树立司法机关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对司法公信力内涵理解的基础上，对司法公信力现状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并就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提出了几点对策。

【关键词】司法；司法公信力；对策；

一、司法公信力内涵

“公信力”源于英文“accountability、credibility”,近年来已成为流行的研究热点，新闻学界研究传媒公信力，社会学界研究政府，法学界研究司法公信力。目前，诸多的研究文献对司法公信力的概念、结构和内涵进行了有益探索，分别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环境来深入理解和把握司法公信力，包括司法权力本体角度和社会公众认知角度，包括传统舆论环境视角和网络新媒体环境视角等等。司法公信力内涵丰富，一种较为广泛的对司法公信力内涵的理解表述为：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主体、司法程序、司法运作过程以及司法裁决结果的尊重与认同，是司法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一种信服状态，它体现的是人民群众对司法制度、司法机关、司法权运行过程及结果的信任程度，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认知和认同状况。

公信力之于司法犹如诚信之于人，人无信不立，同样缺少公信力的司法也维护不了法律应有的权威。司法公信力对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树立司法权威的过程中，司法公信力至关重要。澳大利亚法官马丁指出：“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该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司法作为保障国家权力有序运行的强制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自然属性和内在本质。如果司法公信力丧失，法律与司法机关权威将不复存在，司法活动便难以体现其重要的地位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人们转向诉诸司法以外的力量，这必将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所以，将公信力建设摆在推动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位臵，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司法公信力现状及成因分析

（一）我国司法公信力现状

司法机关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人们更多把解决争议的目光投向司法机关，寻求司法救济，这是我国经济社会法治化进程中令人鼓舞的进步。但应当看到，目前社会上不断涌现的热点舆论和新闻事件也让我们清楚认识到我国司法公信力还存在缺失，司法公信力建设任重而道远。

1.从司法权力本体层面。

一是司法主体公信力欠佳。层出不穷的冤假错案和腐败丑闻造成公众对司法工作人员无能和无德的印象，法官职业水平和职业操守不断遭到质疑。当事人在发生诉讼时往往试图通过“找关系、托熟人”的方式以期案件能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虽是中国人情社会的历史原因使然，但也能极大反应出人们对司法工作人员的不信任。二是司法独立活动受扰。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排除任意干扰能力较低，裁判结果更易受外部因素影响而左右摇摆，不仅包括不能有效对抗来自不当社会舆论的侵害和干扰，还包括无法对公权力干扰司法权运行的有效抑除。行政权力和社会舆论力量的过于强大使得司法权活动体现出“行政化”和“舆论化”特征。三是司法“乱作为”或“不作为”。司法乱作为主要表现在一些司法机关或司法工作人员违反法律程序和实体规定，为谋取个人或部门利益，滥用司法权。司法不作为主要表现为司法机关或司法工作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有案不立，对案件久拖不决，效率低下。

2.从社会公众认知层面

一是信访不信法。近年来，群体信访和个体信访量逐年上升，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上级机关乃至中央聚焦，而且愈演愈烈，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影响。不断攀升的涉诉信访折射出司法公信力不足，是群众对司法不信任的最直观表现和结果。二是司法执行难。法的执行是法律实现的重要途径也是验证司法公信力水平的有力方式。“执行难”从侧面反映了社会对于法律法规的极大漠视。被执行人法治观念淡薄，在执行阶段采取消极态度，故意逃避责任甚至对抗执行，使得权利人无法实现其正当权益，进而对法院公信力产生质疑。三是无限制申诉再审。对司法裁判的申诉再审是现行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但当法院裁判结果超出当事人预期接受范围时，人们往往更愿意相信是法院裁判发生了错误，认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对已经生效的裁判一审申诉或申请再审，漠视司法裁定的终局性与公信力。

（二）司法公信力现状的成因分析

1.法官自身能力素质的影响

法官职业特殊性要求法官不仅要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还需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以及对各种复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其在司法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职业状态直接关系着社会公众对法院的信任程度。而现实中我国法官素质参差不齐，整体素质与社会对法官的要求相比仍存差距。部分法官业务不强、能力不足、形象不佳、服务不到位，尤其是司法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法官中立性不再等问题，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审判产生抵触和不满情绪。法官自身能力素质问题折射着司法公信力不足、制约着司法公信力提升。因此解决法官能力素质问题始终成为我们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

司法公信是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树立起来的，受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公众对司法公信度大打折扣。一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诚信政府、诚信社会的大环境尚未形成，民众对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缺乏信任。社会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权力阶层事端频出，“官二代”、“富二代”公然挑战法律威严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国社会进入了“拼爹”时代，老百姓对腐败问题极度反感，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法院本身的违纪违法事件也让老百姓对法院的信任度下降。二是司法地方化的影响。我国各级地方法院无论在人事还是财政物资方面都听命或依赖于同级人大和政府，法院独立性被不断淡化，转而被赋予政治色彩，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基于地方政绩或其他方面利益的考量，地方政府插手司法活动，致使法院不得不考虑行政因素，甚至直接听命于公权力，直接影响了法院权威和司法公信。三是社会舆论导向的影响。在信息时代媒体开放的今天，来自社会各界的舆论绑架着所谓“民意”、“道德”，在监督司法权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力，社会舆论以其强大的力量妨碍着法官的专业判断甚至左右司法结果，使民意代替法律成为法院断案依据，法律丧失权威。

3.当事人自身利益影响

造成我国司法公信力低下的原因除了司法机关自身和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一定程度上包括社会公众法治观念基础的薄弱。漫长的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主要是一种以人治思想为基础的法律文化，无论是“德主刑辅”，还是“礼法并用”，其中蕴含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优位的法律观。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司法需求日益增长，部分群众对司法工作的规律与特点了解不多，对司法预期过高；部分群众法治观念淡薄，规避和违反法律，出现纠纷后诉讼往往是其最后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为达到胜诉目的，即使进入诉讼，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托人情、找关系、无理缠讼；部分当事人一旦败诉便会拒不执行生效判决，四处告状、长年上访，寄希望于找到“大官”为自己鸣不平，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致使司法公信得不到有效提升。

三、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几点对策

（一）注重法官队伍建设，加强能力素质培养

建立全面高素质法官队伍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基础。司法工作的特殊性要求掌握审判权的法官既具备树立司法权威和维护法律尊严的业务能力，也要具有高尚的品格和职业操守。首先，要提高法官专业素质。要完善法官准入机制，提高选任标准，注重法官思考能力及应用能力的考察，从源头上提升法官职业能力，同时确立任职期间法官定期培训制度，强化专业学习，补充法律知识，加强法院间的学术交流，打造学习型法院，以全面提高法官专业素质。其次，要提高法官的道德品质素养，树立法律职业道德观，确立司法职业道德在法律基础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内部引导法官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价值观，外部加大法律监督制约力度，严查严惩各种司法腐败行为。再次是要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在法院内部建立优良的司法传统，塑造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司法作风，营造良好的司法氛围，以此重塑法官在公众心中的正义形象。

（二）强调司法活动独立，完善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权独立对提升法院公信力至关重要。十八大报告指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特别强调“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决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当前影响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体制因素为司法行政化、地方化。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司法体制和机制改革，让司法独立化、法院独立化、法官独立化，让司法权威得以保障是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强调司法独立，当务之急是要理清各级地方法院与同级政府、人大及党委的关系，做到行政权与司法权分工明确，相互尊重。在舆论监督方面，学习和利用舆论传播方式多样化条件下的沟通技巧和渠道，积极回应公众的问题和质疑，同时规范媒体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以防误导群众，引导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逐渐消除社会舆论的越位监督。

（三）确保司法程序公正，加大司法公开力度

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院需要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维护司法的公正公开。首先在法官中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使司法活动真正获取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和认可，从而提升司法公信力。其次，司法公正和司法的公信力是相辅相成的，完善程序法律体系是提升司法公正的有效渠道。由于现阶段我国程序法较于其他部门法还比较抽象，所以，完善程序法条、细化程序责任可有力地规范法官行为，防止程序不公。再次，保障公众知情权，加强司法信息公开力度。这里的司法信息不仅包括司法规则、适用法律的公开，还包括审判活动公开、审判结果公开等，做到以法律和事实说服公众。法院要进一步加强案件管辖规范建设、加强案件审判规范建设、加强执行规范化

建设、加强法官行为规范建设，全面提升司法形象。不断拓展司法公开的渠道与方式、落实司法公开各项规定、建立健全司法公开保障机制，增强司法公信力。

（四）深化法律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法治意识

提升法律文化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有被内化为一个国家的传统和精神，被其公民所认同、所信服，才能取得实效。“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信仰不仅是文明社会和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法治社会的精神意蕴和心理基础。而一个国家的法律要被信仰，必须为其公民熟知和认同，使其成为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要重视培养公众的法治意识，加强司法宣传，通过现代媒体及社区活动开展基层普法活动，让公众可以认识到法院的每一个司法行为都是有法律依据的；同时加强司法民主建设，通过公众参与司法、监督司法活动等提高公众对法律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总之，树立全民法律信仰是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公众具有了一定的法治意识和判断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们对法院的尊重程度，改变人们对司法的怀疑。

结束语

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公正司法是人民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任务和价值追求。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推进公正司法，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