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规则示范意义的典型案例概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第一篇：具有规则示范意义的典型案例概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具有规则示范意义的典型案例概览

案例是反映法院司法观点的重要载体。由于成文法规定的相对原则与社会实践的多样多变间总是存在一定的矛盾，诸多现实纠纷并非社会生活的参与主体所主观预期，而是源于规则的模糊或对规则的误读。在此，我们从近两年审结的案件中甄选了具有规则示范意义的10件典型案例予以公布，旨在为航运主体在遇到类似情形时提供必要的行为指引，以避免纠纷和法律风险。

一、“运费到付”并不必然免除起运港托运人的运费支付义务 ——上海亚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诉嘉兴瑞宇服饰有限公司

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规则指引】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起运港托运人虽与承运人约定“运费到付”，但当目的港无人支付运费时，承运人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关于“约定第三人履行”的法律效果之规定，要求起运港托运人承担运费支付义务。

【案情简介】

被告嘉兴瑞宇服饰有限公司（简称瑞宇公司）向原告上海亚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简称亚东公司）出具出口货物委托书，委托亚东公司出运一票货物，从上海运往德国汉堡。出口货物委托书上记载，以“运费到付”方式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亚东公司依据委托书向承运人订舱并取得提单。货物出运后，亚东公司向收货人开具了含有涉案海运费的相关发票要求付款，但收货人未予支付。亚东公司遂以已向承运人垫付运费而收货人未能偿还为由，诉请瑞宇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瑞宇公司则抗辩，委托书记明“运费到付”，故其没有支付运费的义务。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运费到付”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约定第三人履行”。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虽然瑞宇公司在出口货物委托书上记载了“运费到付”，但在目的港收货人未予支付的情况下，其仍负有向承运人支付运费的义务。现亚东公司已代瑞宇公司向承运人垫付了该笔费用，瑞宇公司应予偿还。

【案号索引】

一审案号：（2010）沪海法商初字第935号

二、未经授权代理签发提单情形下的承运人身份识别 ——东台市溱标不锈钢有限公司诉天津捷运通物流有限公司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规则指引】

提单签发人在签单时虽注明系以承运人的代理人身份签发提单，但未能证明提单抬头显示的承运人真实存在，或尽管真实存在但未能证明其签单行为确系得到该所谓承运人的授权的，提单签发人应被识别为承运人。

【案情简介】

原告东台市溱标不锈钢有限公司（简称溱标公司）与被告天津捷运通物流有限公司（简称捷运通公司）联系出运一批重型螺母至美国。捷运通公司在代为办理了订舱及出口报关手续后，向溱标公司签发了提单。提单印制抬头为RELIABLE CARGO EXPRESS INC.（简称RCE公司），签单处显示为“AS AGENTS FOR CARRIER: FOR AND ON BEHALF OF TIANJIN JIT LOGISTICS CO.,LTD.”。“TIANJIN JIT LOGISTICS CO.,LTD.”系被告英文名称。RCE公司不具有在我国经营无船承运业 2 务的资格，涉案提单样式亦未在我国交通部进行过无船承运提单登记备案。货物运抵目的港后被无单放货，溱标公司遂诉请捷运通公司承担无单放货的赔偿责任。捷运通公司则抗辩其仅系签单代理人，溱标公司应向提单显示的承运人RCE公司主张权利。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涉案提单显示系RCE公司格式提单，但航运实践中借用他人格式提单的情形时有发生，故识别承运人不能依据提单印制抬头加以确定。捷运通公司虽提供了RCE公司在美国真实存在的证明，但未能进一步提供自己获得RCE公司授权以RCE公司名义签发提单的证明。在此情况下，签发涉案提单的捷运通公司应当被识别为承运人。此外，涉案提单签发处在显示“AS AGENTS FOR CARRIER”的同时，还加注了“FOR AND ON BEHALF OF TIANJIN JIT LOGISTICS CO.,LTD.”的表述。该文字语意不明，更不足以表明承运人系提单抬头显示的RCE公司或另有其人。据此，法院认定捷运通公司与溱标公司之间存在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应承担作为承运人的相应责任。

【案号索引】

一审案号：（2010）沪海法商初字第1209号 二审案号：（2011）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26号

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的“国内运输”认定标准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货轮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

责任限制基金案

【规则指引】

《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的“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运输的船舶”应理解为船舶发生事故航次正在从事的运输性质。即使船舶适航证书记载具备远洋航行的能力或者其核定的经营范围包括国际运输，只要在事故发生时该轮实际所从事的航次为中华人 3 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运输，针对本次事故的责任限额就应适用交通部《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简称《交通部规定》）计算。

【案情简介】

申请人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货轮公司所属“宁安11”轮于2008年5月23日从秦皇岛运载电煤前往上海外高桥码头，5月26日在靠泊码头过程中与码头发生触碰事故。“宁安11”轮总吨位26,358吨，《海上货船适航证书》所记载的航区为“近海”，《船舶营业运输证》所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各港间普通货物运输”。申请人因该触碰事故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并请求依据《交通部规定》第四条的确定的标准计算限额，即以“国内运输”船舶的标准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等九名利害关系人分别提出书面异议，认为“宁安11”轮是一艘可以从事国际远洋运输的船舶，应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限额1。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在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程序中，判断船舶是否系“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运输的船舶”，不应以船舶适航证书上所记载的可航区域以及船舶有能力航行的区域来确定，而应以事故发生时船舶实际正在执行的航次为依据。涉案事故发生时的航次是从秦皇岛至上海港，更何况该轮营业运输证载明的经营范围也仅为“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各港间普通货物运输”。因此该轮属于《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船舶，申请人适用《交通部规定》第四条计算基金数额并无不当。据此，法院裁定驳回异议人的异议，准许申请人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案号索引】

《海商法》规定的标准是《交通部规定》的一倍。一审案号：（2009）沪海法限字第1号 二审案号：（2009）沪高民四(海)限字第1号

四、擅自退运无人提取货物的运费损失应由承运人自行承担 ——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诉厦门市金远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规则指引】

在目的港无人提货情况下, 承运人可以依据我国《海商法》的规定，自船舶抵达卸货港的次日起满六十日申请法院裁定拍卖货物。未经托运人同意擅自以退运方式处理无人提取货物的，承运人无权要求托运人承担退运费用，除非承运人能够证明退运系唯一的合理减损措施。

【案情简介】

2008年6月，被告厦门市金远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简称金远东公司）有一批定制石膏板出口至墨西哥，原告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简称中远公司）作为承运人签发提单负责运输。8月15日货抵目的港后无人提货。金远东公司于9月25日致函中远公司申明，因国外买家弃货，其已派员赴目的港处理货物，并表示愿意承担至10月5日的目的港堆存费和集装箱滞期费。但中远公司在未通知金远东公司的情况下，于11月11日将涉案货物进行了退运，并要求金远东公司在支付相关费用的前提下于2009年2月6日前至江西南昌码头办理提货手续。由于货物退运非金远东公司指示，且涉及退运运费和港口堆存费，故金远东公司未予提货。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退运”相对于金远东公司与中远公司的出口运输合同而言系一份新的货物运输合同。该合同的成立，需有金远东公司向中远公司做出退运的意思表示，并在双方间达成合意。在金远东公司 5 明确表示已派员赴目的港处理货物的情况下，中远公司将涉案货物进行退运，显然缺乏合同依据。中远公司对货物无人提取而滞留目的港而可能产生的损失有权采取合理减损措施，但须符合我国《海商法》关于“自船舶抵达卸货港的次日起满六十日无人提取的，承运人可以申请法院裁定拍卖”的规定。若要采取法律规定之外的措施，中远公司应与金远东公司进行协商，或举证证明货物在目的港不可能进行拍卖、或申请拍卖的费用高于将货物退运所产生的费用，但中远公司并未提供这方面的有效证据，故其要求金远东公司承担货物退运费用的诉请法院未予支持。

【案号索引】

一审案号：（2009）沪海法商初字第817号 二审案号：（2010）沪高民四(海)终字第28号

五、承运人应以正当合理的方式行使货物留置权 ——智利南美轮船有限公司诉一帆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规则指引】

承运人行使海运货物留置权时应采取正当合理的方式，包括留置货物数量、时间及处置措施等方面。若承运人行使留置权不当造成债务人损失的，应在其对债务人的债权中作相应抵扣，不足部分还应向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简介】

2009年7月13日，被告一帆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一帆公司）委托原告智利南美轮船有限公司（简称南美公司）运输一个集装箱到南非德班，箱内装有480桶苯线磷与80袋除草定，属于危险货物。途中，上述货物中的1桶苯线磷发生泄漏，被迫在新加坡被卸下处理。处理完毕后继续运输，于2009年8月5日运抵目的港。在 6 此前后，一帆公司数次告知南美公司，涉案货物系季节性产品，请求南美公司以接受担保的形式予以放货。南美公司未予同意，并对货物实施留置。2010年6月2日，南美公司在南非将上述货物进行变卖。但变卖所得款项尚不足以弥补其为处理事故所支出的费用，故要求一帆公司偿付不足部分的款项。一帆公司则抗辩，南美公司留置及处置货物不当，导致损失扩大，一帆公司不负责赔偿。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由于一帆公司的原因导致货物泄漏，发生的处理费用应由一帆公司承担。在一帆公司未付清上述费用前，南美公司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留置货物。但涉案货物系有机磷农药，极易分解，最佳销售季节为生产日期后的两个月内，此后产品的有效含量将开始降解，并随着时间延长而降低其销售价格。在一帆公司已将涉案货物系季节性产品的信息告知南美公司，并且明确表示愿意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南美公司仍对全部货物实施长时间留置，直至次年6月方才进行处理，期间时隔长达半年有余，最终导致货物不得不以较低价格出售，对此应属留置不当。因此，原告虽有权留置货物，但因其不当留置行为导致的损失扩大部分，无权要求一帆公司承担。

【案号索引】

一审案号：（2010）沪海法商初字第832号

六、滚装船在舱面装货并非承运人可以绝对免责的航运惯例 ——阿尔甘尼姆公司诉NYK散货运输（亚洲）公司、威顺海运有限公

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规则指引】

承运人对货物因装载舱面的特殊风险所遭受的损失主张免责，其前提是与托运人就货装舱面达成协议，或货装舱面符合航运惯例或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滚装船的设计目的是便于装载货物或旅客的 7 汽车驶入，但当货物缺乏车体或其他容器覆盖遮蔽，或车辆即系货物本身时，货载舱面仍需遵循上述规则。

【案情简介】

原告阿尔甘尼姆公司从上海购买40辆拖车头，通过海运进口至科威特。车辆由被告NYK散货运输（亚洲）公司（简称NYK公司）所有的“罗罗暹罗”轮承运，被告威顺海运有限公司（简称威顺公司）签发了涉案提单。根据船舶证书记载，“罗罗暹罗”轮属于可装载散货、车辆、集装箱的多功能滚装船。涉案40辆拖车头被装载在A层甲板前部，露天无遮盖。因运输途中遭遇恶劣海况，A层甲板多次上浪溅水，致车头外表均不同程度锈损。阿尔甘尼姆公司遂要求被告承担货损赔偿责任。NYK公司和威顺公司则辩称，已将货载舱面的情况告知托运人，且滚装船货载舱面属于航运惯例，承运人可以免责。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海商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承运人在舱面上装载货物，应当同托运人达成协议，或者符合航运惯例，或者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案中，被告虽主张曾在大副收据上记载货物装载在A层舱，但并无证据表明已将A层舱即为无遮蔽甲板的情况明确告知托运人，也未在提单上作出相关批注，故不足以认定被告就货物装载于甲板上系得到了托运人的认可。虽然根据滚装船的设计，甲板上可以泊载汽车，但通常情况下所泊载的汽车系作为货物的装载和交通工具。当货物本身即为对外观要求较高的新车时，将其装载在甲板显然风险过高。目前用于汽车运输的专业运输船（PTC和PCTC）对装载汽车的货舱均设计为全封闭式，由此亦可证明在船舶甲板上装载新车并不符合航运惯例。因此，NYK公司和威顺公司不能享受舱面货的免责权利。

【案号索引】

一审案号：（2007）沪海法商初字第563号

二审案号：（2010）沪高民四(海)终字第57号

七、托运人负有对区段实际承运人存在货损过错的举证责任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诉海口南青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等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规则指引】

在涉及两个以上区段承运人的沿海货物运输合同中，区段承运人与托运人没有合同关系，故货损赔偿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而非违约，区段承运人仅在存在过错的情形下才须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托运人负有相应举证责任，包括证明货损发生在某个或某几个运输区段以及该区段的承运人对货损存在过错。

【案情简介】

2008年5月1日，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简称平安保险）与被告海口南青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简称南青公司）签订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约定投保人为南青公司，被保险人为南青公司所承运、仓储、安排、控制下的货物之货主及其他权益受让人。同年9月，南青公司接受案外人委托承运涉案钢丝由江苏南通至深圳蛇口。涉案货物实际由被告江苏金阳物流有限公司（简称金阳公司）所有的“鑫阳98”轮从南通运至上海；再由被告厦门成功轮船有限公司（简称成功公司）所有的“新成功2”轮从上海运至广州；最终由被告广西藤县风顺船务有限公司（简称风顺公司）所有的“桂桂平货3008”轮从广州运抵蛇口。货物运抵后经勘验，其中498件货物因遭受海水浸湿，发生表层锈蚀。平安保险向案外人支付了保险赔款后，要求签发运单的南青公司及实际承运货物的金阳公司、成功公司、风顺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本案三个实际承运人金阳公司、成功公司以及风顺公 9 司均与契约承运人南青公司签有定期租船合同，与托运人并无直接合同关系。托运人若要求三个实际承运人中某个或者几个对货损承担责任，必须证明某个或者几个实际承运人对货损的发生存有过错，诸如证明货损是发生在某个实际承运人负责的运输区段内，或者导致货损发生的原因存在于某个运输区段内，或者在几个实际承运人负责的运输区段内都发生了货损事故等等。鉴于有证据表明货物是受海水浸蚀，故可排除负责淡水区段运输的金阳公司的责任。至于货损究竟发生在成功公司负责的沿海运输区段内还是风顺公司负责的沿海运输区段内，平保公司未能加以举证证明。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就货损应与全程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区段承运人，是货损实际发生在其负责的运输区段的区段承运人。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货损实际发生的运输区段，故平保公司要求成功公司与风顺公司对货损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案号索引】

一审案号：（2009）沪海法商初字第433号 二审案号：（2009）沪高民四(海)终字第219号

八、保险定损检验费用不属于保险人代位求偿项目范围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诉上海海骏物流有限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规则指引】

保险人代位求偿的范围仅以其向被保险人实际赔付的保险标的物的损失为限。保险人为受损货物定损进行检验而支付的相应检验费用，属于其为履行保险合同及向被保险人赔付货损所必须承担经营成本，不属于保险标的损失，无权基于代位求偿向第三人进行追偿。

【案情简介】

2008年10月，案外人澳洋公司委托被告上海海骏物流有限公司 10（简称海骏公司）运输一批服装从上海到巴黎，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简称平保公司）就涉案航次的货物运输予以承保。运输过程中，因其他集装箱掉落至装载涉案货物的集装箱顶部，造成集装箱顶部破裂，雨水进入箱内致货物受潮、污染。平保公司委托有关检验机构对货损程度进行检验后，向澳洋公司作出了理赔，并取得澳洋公司出具的权益转让书。在平保公司向海骏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时，就平保公司支付的检验费用是否可以列入追偿项目，双方之间发生争议。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涉案检验系平保公司为评估货物损失，进而确定是否需要理赔以及理赔的具体金额而进行。该检验行为乃平保公司履行保险合同下的义务所必须，无论最终是否发生代位求偿问题，检验费用均系平保公司不可避免的经营成本。就检验费本身而言，并非涉案保险标的物因保险事故而遭受的损失。平保公司向澳洋公司赔付的仅是保险标的的损失，澳洋公司向平保公司转让的也仅是赔款部分所及的保险标的的相关权益，并不包含任何与检验有关的费用。因此，法院认定平保公司支出的检验费不属于基于代位求偿权可向承运人海骏公司追偿的范围，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号索引】

一审案号：（2009）沪海法商初字第1127号 二审案号：（2010）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95号

九、船舶登记经营人负有对外承担挂靠船舶侵权损害的赔偿责任 ——夏桂官等诉东台市东航运输有限公司海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规则指引】

登记公示的船舶经营人负有保障船舶安全航行的义务。船舶在营运过程发生海事事故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不论该船是否为挂 11 靠经营，受害人向登记的船舶经营人提出索赔时，船舶登记经营人应对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简介】

原告夏桂官之女夏一凤受雇在“苏盐货82228”轮上工作。2009年5月1日，“苏盐货82228”轮装载219.8吨废钢渣由上海开往东台。船上有夏一凤、刘世荣两人，刘世荣负责驾驶。途中因遇大风浪，船舶进水沉没，夏一凤溺水身亡，刘世荣失踪。经江苏常熟海事处认定，“苏盐货82228”轮存在开航前未办理出港签证手续、未采取避风措施冒风航行、超载等违法航行安全要求的行为。另查明，“苏盐货82228”轮的船舶所有人为刘世荣，被告东台市东航运输有限公司（简称东航公司）与刘世荣签有挂靠经营合同，并将东航公司在船舶证书上登记为船舶经营人。事故发生后，夏一凤的亲属夏桂官等要求东航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东航公司则抗辩，根据挂靠经营合同约定，“苏盐货82228”轮若发生海损、商务、机务、人身等事故，由刘世荣自负责任，与东航公司无涉。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东航公司系涉案船舶的登记经营人。船舶登记具有公示效力，无论东航公司与刘世荣之间是否存在船舶经营挂靠合同关系，也无论挂靠合同如何约定，对挂靠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而言都不具有对抗效力，东航公司不能因此免除其船舶经营人的义务和责任。作为船舶经营人，东航公司负有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及船上人员人身安全的义务。现“苏盐货82228”轮在未办理出港签证的情况下，超载运输，且未及时避风而发生沉船事故，东航公司作为船舶经营人显然对此负有责任。故判决东航公司向夏桂官等作出赔偿。

【案号索引】

一审案号：（2010）沪海法海初字第12号

十、用工单位对其向外进行再派遣的船员需承担法定责任 ——孟少雄诉上海五洲邮轮管理有限公司海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规则指引】

与船员劳务派遣方签订合同并接受被派遣船员的用工单位，不得将其接受的船员再派遣至其他用人单位。船员在从事被再次派遣的劳动作业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的，用工单位并不因船员未在其实际使用、管理下而免除赔偿责任。

【案情简介】

2008年10月，被告上海五洲邮轮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五洲公司）与案外人上海赛尔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简称赛尔公司）签订船员聘用合同，约定五洲公司聘用赛尔公司的船员到五洲公司指定的“环球公主”轮工作。赛尔公司随后与原告孟少雄签订船员劳务合同，派遣孟少雄到 “环球公主”轮任大管轮。“环球公主”轮系五洲公司向案外人上海万邦邮轮有限公司（简称万邦公司）光船租赁而来，又由五洲公司以光船租赁的方式转租给案外人北海茗花豪华邮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茗花公司）实际使用。2008年10月26日，孟少雄凭五洲公司的人事调配章登上“环球公主”轮。在船工作期间，孟少雄摔倒受伤，经鉴定构成八级伤残。五洲公司抗辩称，其与孟少雄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也非实际用工单位，对孟少雄的损害不承担责任。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五洲公司与赛尔公司签订船员聘用合同并接受赛尔公司派遣的船员孟少雄到“环球公主”轮工作，在上述船员劳务派遣关系中，赛尔公司是派遣单位，孟少雄是被派遣劳动者，五洲公司是用工单位。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工单位不得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违反该规定将劳动者再次派往其他用人单位，不影响原用工单位需向劳动者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即使“环球公主”轮已光租给案外人茗花公司，五洲公司作为用工单位的身份 13 并未因此改变。况且，五洲公司与茗花公司并未就光船租赁进行登记。故五洲公司关于其非实际用工单位的抗辩也不能成立。据此，法院判决五洲公司对孟少雄因人身伤害所遭受的各项损失及费用承担责任。

【案号索引】

一审案号：（2009）沪海法海初字第18号 二审案号：（2009）沪高民四(海)终字第238号

第二篇：金融消费合同纠纷典型案例-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金融消费纠纷典型案例

案例一：甲银行诉陆某、高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要旨】

在书面材料上签名，一般应视为签字人对该书面材料内容的认可，具有法律效力。签字人如仅以疏忽大意、未看条款等理由对该书面材料内容不予认可或主张合同约定非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不能推翻合同效力。

【案情】

2014年2月14日，甲银行与陆某签订《个人循环贷款额度协议》，约定甲银行提供个人循环贷款额度117万元。同日，陆某、高某与甲银行签订《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以自有房屋为借款作担保。2014年2月20日，陆某向甲银行出具《委托放款授权书》，要求将贷款117万元发放至案外人沈某账户。2014年2月25日，甲银行与陆某签订《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一份，约定陆某为个人消费向甲银行贷款117万元。甲银行按约放款。后借款到期，甲银行诉至法院要求陆某、高某偿付本金1,053,001.63元及其利息，并就抵押房屋行使抵押权并优先受偿。陆某以其签字时，《委托放款授权书》等文件是空白等理由提出抗辩。

【审判】

法院认为，《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委托放款授权书》、《借款凭证》三份证据均有陆某的亲笔签名，结合贷款办理过程等情况可以确定陆某指定放款至沈某账户。陆某提出其是在上述文件空白的情况下签名，后甲银行篡改来进行抗辩，未提供足够证据，故法院不予采纳。《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签名栏有陆某的亲笔签名，但陆某以未看清合同内容，未收到合同文本等否认该合同效力，缺乏依据。甲银行已按合同约定将117万元发放至指定账户，陆某和高某未依约履行。法院判决陆某和高某共同支付所欠贷款本息，可就抵押房屋行使抵押权并优先受偿。

【提示】

在签订抵押合同等书面文件时，合同当事人应仔细阅看合同条款，明确自身权利义务后再进行签章，切忌盲目信赖或是存有怕麻烦的心理而不看合同条款。虽然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合同条款不完备或在空白文件上签章的事实，但社会上不乏有不法分子以此种方法侵害合同当事人的权益。金融消费者在办理金融业务时应强化风险意识，不轻信中介人，并对合同约定的资金数额、放款账户等关键性的内容重点关注，以避免因疏忽而造成预计外的损失。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开展抵押贷款等业务时也应注重规范经营，对可能存在风险的环节积极把关，加强提示和风险说明，防止和减少类似纠纷的发生。

案例二：韦某诉甲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

【要旨】 持卡人对伪卡交易无过错的，银行应对持卡人因伪卡交易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

韦某在甲银行办理借记卡一张，未开通手机短信通知功能，但开通了网上银行功能(非U盾)。2014年4月25日17时56分韦某在上海消费1,500元，19时08分在上海现金取款300元。但19时25分至27分该银行卡在广东湛江跨省转账取款共计65,040元。4月27日、4月28日、5月1日、5月2日韦某还消费和取款4,992元。5月3日19时韦某方发现卡内65,040元不见了（即2014年4月25日几笔跨省交易），告知银行后银行要求其报案。次日，韦某至派出所报案。韦某诉至法院要求甲银行支付存款65,040元及利息。

【审判】

法院认为，根据韦某提供的ATM机取款记录显示，韦某于上海ATM机取现300元后二十分钟内，远在广东湛江一男子使用相同账户信息的卡片在ATM机上进行了连续取现和转账操作。因韦某未开通手机短信通知功能，未在交易当时得知盗刷亦属合理。由此可以证明韦某并不存在人卡分离的情况，异地转账、提现属伪卡交易。甲银行无证据证明韦某未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且对于他人使用伪卡交易未能从技术上识别，存在过错。法院判决甲银行赔偿韦某65,040元。

【提示】 现实生活中，伪卡盗刷现象频频发生，严重损害持卡人利益。银行作为发卡方，从银行卡业务中获取利润，因而有义务针对银行卡及交易系统存在的风险隐患，建立完善的检测、评估、维护、升级机制，及时升级银行安全技术，提升银行卡等物理设备及交易环境的安全性能。持卡人也应妥善保管银行卡信息与密码，尽到卡、密码妥善保管、使用的注意义务。同时，可采取开通手机短信通知功能等方法，及时掌握银行卡使用情况。在发现卡被盗刷的情况下，应立即与银行联系、向公安机关报案，固定证据，及时止损。若持卡人未尽义务，对损害产生及损失扩大存有过错的，则视过错程度承担责任。

案例三：张某诉李某P2P网络借贷纠纷案

【要旨】

P2P网络借款中，出借人与借款人通过平台撮合形成借贷合意，款项交付后，双方确立借贷法律关系，出借人有权向借款人请求还款。

【案情】

上海某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某网络借贷平台。张某系该平台的注册会员，于2014年4月8日向该网络平台充值20万元。该平台设置的借款流程为：借款人注册并上传认证资料、申请贷款、视频审核+电审、提现。2014年11月，李某向该网络平台提出借款3,000元的借贷申请。该网络平台公布借款标书，内容包括借款本金、借款期限和年利率。平台审核后同意了李某的申请，并于系统后台形成了借款协议和居间协议，于2014年11月5日通过某第三方支付公司客户备付金账户向李某支付了2,878元（扣除了居间费）。借款协议和居间协议约定，借款人如发生逾期还款等违约行为，应承担支付罚息以及处理因纠纷而产生的律师费。借款到期后，李某未按时归还本息，该网络借贷平台向张某披露了李某的信息，张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偿付本金3,000元及利息、律师费。

【审判】

法院认为，张某具有通过该网络借贷平台向不特定主体作出借款的意思，李某具有通过该网络借贷平台向投资人借款的意思。虽然李某在借款时可能并不知晓出借人的具体信息，但双方通过居间撮合形成了借贷合意。根据平台注册及借款流程，李某在申请贷款时清楚系向一投资人借款，标书注明了借款本金、借款期限和年利率等内容。平台数据显示李某所借款项由张某提供，故应认定双方通过互联网媒介形成了借贷法律关系，李某应当按约定归还借款及利息。因本案借款协议和居间合同系后台生成保留，没有证据表明李某在借款时知晓其具体内容，诉讼后李某也不认可上述协议、合同条款，故张某据此要求李某承担罚息、律师费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故法院判决李某归还张某3,000元及利息。

【提示】 随着互联网应用大众化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以P2P网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在我国井喷式发展。在P2P专项整治中发现，不少问题平台的违规经营使得风险累积，引发了多起纠纷。P2P网贷虽然有门槛低，资金运转快，投资理财手续便捷等优点，但也逐渐显现出较大的风险，如网贷平台业务经营不规范，借款人违约的风险高等。本案争议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借贷平台公司在交易程序设置上存在不足，借款人在借款时，平台并未披露出借人，也未披露借款合同、居间合同，导致在发生纠纷时披露信息后，发生争议。对于此类问题，监管部门应进一步予以惩治和督促改进。平台公司应依法合规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企业信誉。投资人在投资P2P网贷时，应选择在预期收益率合理、平台信用好、交易依法合规的平台中开展。切忌在投资中一味追逐超高回报而不注重风险防范。借款人在借款中应恪守诚信，在清楚法律后果条件下，进行与自己还款能力相适应的借款行为。

案例四：陈某诉王某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要旨】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从事外汇保证金交易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当事人由于过错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案情】

王某系国外某外汇交易平台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根据QQ聊天记录显示，王某主动向陈某推荐交易平台，并承诺开户后负责保底并实际操盘交易，随后陈某在国内注册为该国外平台账户会员。2014年10月9日至10日，陈某投入资金合计5,600.04美元，同时依规则获取了平台赠金3,000美元。其后，陈某该平台账户开始进行外汇保证金交易，杠杆高达1:500。陈某与王某通过电子邮件签订了《共同投资协议》，共同合伙投资。协议约定陈某为共同账户资金出资人，王某负责实盘操作，同时还约定若合同到期，陈某账户亏损，则王某须支付陈某亏损部分资金。自2014年10月15日起至2014年11月12日止，发生了多笔亏损，最终账户结余为4.80美元。王某自陈某的交易累计获得约900美元佣金。在陈某账户发生亏损后，王某一直声称自己不做代客理财，陈某将钱转给他后，他直接将钱转给了该国外平台。王某认为其与该国外平台的合作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拒绝赔偿陈某投资损失。陈某诉至法院要求王某承担投资本金损失人民币31,828.12元及利息损失、公证费。

【审判】

法院认为，境内机构和个人参与境外机构提供的外汇保证金交易属违法违规行为。陈某在国内注册外国外汇交易平台账户从事外汇保证金交易，不符合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规定，王某与陈某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无效。由于双方都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王某一再承诺由其操盘并负责保底，鼓励和引导陈某到该平台进行交易，其不仅不合理提示交易风险，而且在出现交易亏损时也未按约支付陈某亏损的部分资金，故王某既未尽到一般人所应负有的合理提示义务，也未履行双方的约定义务。不论王某是否对该平台的合法性存在认识错误，其向陈某推荐该平台并实际从事交易的行为，违反了谨慎注意的义务。王某在本案存在较大过错。法院判决王某对陈某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王某赔偿陈某人民币19, 147.99元。

【提示】

本案陈某虽然获得了理财损失60%的赔偿，但依然损失了数额可观的本金，反映出其在金融消费活动中不够谨慎，未能充分认识到自己在国内从事国外外汇交易平台外汇保证金交易可能面临的风险。陈某在未充分了解平台公司金融产品等情况下即贸然委托他人操作账户从事违法交易，且在知悉账户密码情况下未能及时查询账户情况，监控止损，说明其依法理性交易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薄弱。金融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应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强化风险意识，加强投资知识的学习，增强自身投资理财能力。

案例五：李某诉甲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旨】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在保险合同订立和履行时，投保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对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同意承保、提高保险费率，或虚构事故理赔的，保险人有权行使解除合同等权利。

【案情】

2012年11月21日，李某向甲保险公司投保平安智胜人生终身寿险(万能型)，包括智胜人生主险、智胜重疾等附加险。其中智胜人生主险的保险金额20万元，保险期间为终身。被保险人为李某。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其子李某某。2014年7月24日至同年7月28日，李某于甲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记录中记载，患者12年前因排尿困难等在某医院行膀胱手术。李某以乙市军区总医院的住院记录及发票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获得保险金9,000元。之后李某又以2014年9月就医的材料再次申请理赔，甲保险公司发现李某涉嫌保险欺诈，遂于2014年11月18日出具理赔决定通知书作出解除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的决定。李某于2015年7月20日死亡，其子李某某再次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20万元身故保险金遭拒，诉至法院要求甲保险公司给付身故保险金20万元。诉讼中，李某某承认第一次理赔材料即乙市军区总医院的住院记录及发票均系在医院门口购买的伪造材料，法院同时查明李某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常年患肾病的事实。

【审判】

法院认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在投保书中对投保人是否患过肾病进行了明确的询问，而投保人李某隐瞒了既往病史，违反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2014年8月13日，李某使用伪造的病历资料、发票等申请理赔，故其存在隐瞒既往病史、骗取保险金的主观故意，构成了保险法规定的“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的行为，违反了保险合同应遵循的最大诚信原则，保险人依法有权解除保险合同。系争保险合同在投保人身故前已经解除，法院判决驳回李某某诉讼请求。

【提示】

投保人在投保及申请理赔的过程中均应秉承最大诚信原则。在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或是有骗保行为，如未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向保险人提出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请求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因此，保险消费者应诚信投保，诚信理赔，而保险人则应及时做好审查工作，共同推动诚信、健康的保险市场的形成，使各方利益得到有效的维护。

案例六：楚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旨】

对保险合同条款首先应按照一般人的认知进行文义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争议，一般应根据法律规定，采取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约定车辆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为免责情形，但此前行政主管部门已对上述安全技术检验实行免检，故保险公司仍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

2014年11月28日，楚某为其轿车向甲保险公司投保车损险、三者险及相应的不计免赔险和交强险等保险。保险合同条款约定，未按时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属免责情形。2014年4月29日，公安部、国家质检总局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规定“自2014年9月1日起，试行6年以内的非营运轿车和其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面包车、7座及7座以上车辆除外)免检制度。对注册登记6年以内的非营运轿车和其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面包车、7座及7座以上车辆除外)，每2年需要定期检验时，机动车所有人提供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凭证、车船税纳税或者免征证明后，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领取检验标志，无需到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楚某车辆购置不满六年。2015年5月6日10时，楚某驾驶该车追尾案外人周某车辆。事故经交警认定，楚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周某无责。经定损，楚某车辆损失为59,000元，周某车辆损失为2,400元。各方据此对受损车辆进行了维修，楚某支出施救费1,700元。后楚某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甲保险公司以该车属于“未按时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这一免责条款中“检验未通过”为由而拒赔。楚某诉至法院要求甲保险公司理赔保险金。

【审判】 法院认为，系争保险条款系甲保险公司延用多年至今的格式条款，在合同制定时，并无免除安全技术检验的规定。但2014年4月29日国家规范性文件出台后，免除了试行非营运轿车等车辆6年内年检的义务，合同条款因此发生争议。从系争保险免责条款的表述来看，已明确为“安全技术检验”，而《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明确免除了这一义务，这种理解更符合文义和普通人的认知。即便甲公司与楚某对该格式免责条款的含义存在不同的理解，也应作对格式条款提供者甲公司不利的解释。涉案保险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因无需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故不存在安全技术检验未通过的情形。楚某未按时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行为不属于系争免责条款约定的免责情形。法院判决甲公司赔付楚某保险金63,100元。

【提示】

对保险条款在内的所有合同条款的理解，首先应采用文义解释，以一般人的认知去解释。对于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解释，还应严格按照合同法、保险法的规定，即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采用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保险公司应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在订立合同时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应根据法律法规的修订及时更新保险合同条款，否则将可能承担不利后果。当然，为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投保人在签约时也应注重对免责条款的阅看与理解，并积极询问保险人，以避免产生纠纷，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案例七：顾某诉甲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要旨】上市公司等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规定，进行证券虚假陈述，致使投资人遭受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案情】

甲上市公司在2008年至2011年报告中虚增资产和利润总额，虚减成本，存在虚假记载。2012年报告未对2008年至2011年报告中披露财务数据进行更正，而是将2008年至2011年隐瞒的所有亏损作为2012年当年亏损反映在2012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2015年6月9日，证监局认定甲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并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顾某在上述期间购买9,500股该公司股票，认为甲公司虚假陈述造成其股票投资亏损，起诉要求甲公司赔偿其股票损失43,890元。

【审判】

法院认为，证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确认甲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并应以2013年10月12日甲公司在证监会指定网站公布其收到证监局对其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调查通知书》之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顾某投资系争股票发生于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如投资者在该期间的证券买入平均价与其卖出平均价或基准价存在差额的，就相应的投资损失，甲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顾某的投资差额损失计算方式为：买入平均价与卖出平均价之差乘以所持证券数量，即：(18.01元/股-13.39元/股)*9,500股=43,890元。法院判决甲公司赔偿顾某损失43,890元。

【提示】

为保障投资者利益、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上市公司应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将自身的财务变化、经营状况等信息和资料真实、准确、全面、及时向证券管理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或公告，以便使投资者充分了解情况。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如上市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不仅要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而且同样应赔偿投资者因虚假陈述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投资者索赔一般需满足以下条件：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投资者在虚假陈述日至揭露日或更正日之间的时间段买入该证券；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或者更正日之后，因卖出或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如果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投资、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等不在赔偿之列。

案例八：应某诉甲公司期货强行平仓纠纷案

【要旨】

证券公司在履行了通知义务并给予投资者追加保证金的合理时间后，可依规则强行平仓。

【案情】

2013年4月3日，应某与甲公司签订期货经纪合同，并于2015年7月13日买入中证500指数合约IC1507。当日13点43分26秒，交易系统向应某发送通知，告知其交易保证金已不足，要求采取追加保证金或减仓措施，否则将依据市场情况进行强平。当日13点46分11秒，交易系统向应某发送通知，告知其风险级别提升为强平，此时应某的持仓风险率为110.36%。15点06分，甲公司工作人员致电应某，告知其保证金严重不足须马上平仓或入金，否则将在收盘前强平，应某询问能否次日再平掉并可能补足保证金。在通话过程中，甲公司工作人员又告知应某因跌得太快，已经强平，强平时应某的持仓风险率为256.78%。应某认为甲公司的强行平仓行为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存在明显过错，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要求甲公司赔偿其被强行平仓的损失123,880元及利息损失。

【审判】

法院认为，甲公司盘中强行平仓符合系争期货经纪合同的约定。甲公司在强平之前也履行了通知义务。对于首次通知的效力认定为，在收到通知后无论客户的持仓合约价格如何波动，只要在盘中强行平仓的时间节点该持仓合约仍处于须追加保证金状态，且客户的持仓在此期间保持不变的，则同一交易日中首次追加保证金的通知就仍应认定有效。甲公司给予了应某追加保证金的合理时间。从通知至强平这一个多小时内，应某有足够充分的时间追加保证金或自行减仓，也具备入金的相应客观条件，但应某并未采取相应措施。法院判决驳回应某的诉请。

【提示】

期货市场尤其是金融期货市场对各类市场信息的反应迅速、敏感，价格波动频繁，波幅较大，加之期货交易的杠杆规则，市场风险较大。进入该市场的投资者需充分了解交易品种的交易规则，全面准确掌握期货市场的保证金、强行平仓、限仓等规则。在交易的过程中，应严格进行资金管理，善用止损，在某一投资出现的亏损达到预定数额时，及时斩仓出局，以免形成更大的亏损。

第三篇：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一、傅世春、陈西全、顾建权等污染环境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底，被告人傅世春为牟取不法利益，在未获得相关部门许可的情况下，与被告人陈西全、顾建权等7人合谋在傅世春实际控制的本市金山区某处约25000平方米的农业用地内倾倒、填埋混有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混杂物，期间由傅世春等人主要策划安排，吕东彬、刘军、周红专、石建琼等人共同参与。经环境部门评估，从上述涉案地块内均检出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相关清理工程费近2500万元。

（二）裁判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认定，被告人傅世春、陈西全、顾建权等人违反国家规定，倾倒、处置有毒物质，共同严重污染环境且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上述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共同谋划，相互配合，对犯罪行为的完成起到关键作用，均系主犯。综合各被告人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分别对被告人傅世春等七名被告人判处五年至三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三）典型意义

该案系上海铁路运输法院集中管辖全市环资刑事案件以来涉案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起案件。涉案七名被告人与另案处理的其他共犯相互配合，形成了一条隐蔽、完整的污染物非法处置产业链条，作案时间较长，造成环境损失近2500万元，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后果特别严重。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至案发地法院巡回开庭审理该案，通过依法审判严厉打击了此类偷倒污染物的黑色产业链条，起到普法宣传和社会教育作用。

二、祁扣健偷排工业废水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3月起，被告人祁扣健以上海某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名义租赁本市宝山区富锦路某处厂房从事玻璃制品加工，祁扣健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明知公司未经环保部门审批且未设置污水处理设施，仍将清洗玻璃产生的含氟化铵和氢氟酸的废水排入车间集水池，之后又通过私设的地面沟渠直排雨水井后流入河道。2016年12月，环保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对该公司进行联合调查，并对厂房废液外排口、生产车间废液地沟排放处分别取样。经相关职能部门检测该公司外排废液的无机氟化物超过《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规定的标准值，属于危险废物，同时环保部门认定，该公司的排污方式属于以使用暗管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污。

（二）判决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认定，被告人祁扣健违反国家规定，通过暗管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综合犯罪案情，对被告人祁扣健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该案属于典型的利用暗管逃避监管的污染环境案件。利用暗管、渗井、渗坑等方式进行污染物的排放往往具有隐蔽性，具有数量多、发现难、修复难的特点。打击此类犯罪，在环保执法部门的积极查处之外，还需要广大市民积极配合，提供线索，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三、黄中刚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9月起，被告人黄中刚在本市普陀区灵石路某花鸟市场内经营宠物店，出售各类乌龟。期间被告人黄中刚为谋取利益，明知陆龟系保护动物，仍在店内售卖。2017年4月6日，公安机关接报后依法对该店铺进行搜查，当场查获店内待售的陆龟六只，并抓获被告人。经鉴定，上述陆龟中四只系苏卡达陆龟、两只系红腿陆龟，均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的物种，被核准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二）裁判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认定，被告人黄中刚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被告人黄中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缴获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予以没收。

（三）典型意义

该案系一起典型的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对于宠物的需求已经不仅限于猫狗，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也都被当做宠物进入交易市场中，市场需求导致捕猎、销售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行为高发。而该案的特点正在于被告人为了迎合非法市场需求，在明知售卖的是国家保护动物的情况下，利欲熏心，铤而走险，继而触犯刑法。保护野生动物、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人有责，此类案件的处理告诫公众，经营、饲养宠物，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四、邵友勤非法狩猎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8月至10月，被告人邵友勤在本市崇明区陈家镇某村，架设挂网捕捉野生鸟类。后经群众举报，公安机关将邵友勤抓获，并从其居住地冰箱内查获已死亡的鸟类160只。经鉴定，涉案鸟类中黄鹡鸰111只、珠颈斑鸠1只、虎 斑地鸫2只、理氏鹨5只、树鹨5只、灰背鸫16只、鹀属小型鸟类20只，除理氏鹨外其余被鉴定物种均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黄鹡鸰、虎斑地鸫、树鹨、灰背鸫另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协定》，黄鹡鸰另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国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协定》。

（二）裁判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认定，被告人邵友勤违反狩猎法规，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根据相关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处被告人邵友勤有期徒刑八个月。

（三）典型意义

野生动物资源对于实现生态系统平衡和资源永续利用具有重要的价值。2017年上海市政府发布了《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力求以更高标准、更开阔视野、更高水平和质量推进崇明生态岛的建设。该案被告人环境资源保护意识及法律观念淡薄，私自架设捕鸟网群、非法狩猎，对此类犯罪的打击，能促使人们进一步提高野生动物保护理念，助力上海生态环境建设。

五、肖腊生、张曙光非法处置废油料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9月起，被告人肖腊生伙同张曙光在未取得行政部门许可的情况下，在宝山区陈广路某废弃厂房内无证开设经营废机油回收加工点，装卸、过滤、处理废机油后转卖牟利。2017年1月，公安机关对上述地址进行检查时，当场查获非法处置的废机油50余吨。经环保部门对涉案废机油及地面土壤取样分析，认定涉案废机油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所列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HW08。经测试，该加工点地面土壤中石油烃TPH(C10-C40)浓度为290000mg/kg（检出限值10mg/kg）。

（二）判决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认定，被告人肖腊生、张曙光违反国家规定，共同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肖腊生有期徒刑六个月，张曙光拘役四个月，两被告人均被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废机油等有害废弃物的处理必须取得相关经营许可资质，不起眼的小作坊往往隐藏着破坏生态的大隐患。保护环境，惩处环境违法行为，需要多方联动，加强监管。

第四篇：涉外涉港澳台商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新闻发布会材料二

上海法院涉外、涉港澳台商事审判十大案例

目 录

1.依法行使涉外案件管辖权，维护国家司法主权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诉尚德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1）

2.准确适用《蒙特利尔公约》，切实履行国际义务

——新时代国际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诉阿联酋FZE公司、美国格鲁普公司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4）

3.首次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商事判决，维护涉台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 ——美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诉上海莹旭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纠纷案

………………………………………（6）

4.准确查明适用外国法，确立“单边选择性争端解决条款”的效力 ——厦门建发化工有限公司诉瑞士艾伯特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8）5.突破性运用国际贸易术语规则处理解约后跨境退货事宜，降低守约方诉讼成本

——美国西茉莉公司诉南京舜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

……………………………………………………………（10）

6.明晰过错清算义务人赔偿责任，合理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诉陈大宁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12）

7.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法维护外国投资者的股东知情权

——科朗公司诉上海和丰中林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14）8.注重审查买卖合同缔约履行事实，正确认定国际货物买卖交易主体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诉司麦特羊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16）

9.引入外籍调解员参与涉外案件调解，促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完善 ——克里斯蒂安诉汉莎福莱克斯国际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18）

10.恪守《纽约公约》裁决执行义务，营造自贸试验区优质法治环境 ——西门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诉上海黄金置地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20）

依法行使涉外案件管辖权，维护国家司法主权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诉尚德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基本案情】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德控股公司）、尚德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德投资公司）的注册地均位于中国境外，尚德投资公司因增资事宜向尚德控股公司借款，后因尚德投资公司未能按期归还涉诉。尚德投资公司在答辩期内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双方未约定由中国法院管辖，也未选择适用中国法律，发生争议的主要事实在境外，相关的证据材料也需要在境外收集，甚至案件的执行结果涉及多个境外企业，且关联案件已在新加坡法院起诉和受理。故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或不方便管辖，要求驳回尚德控股公司的诉请。【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首先，本案系争借款关系履行的主要事实均发生在中国境外，且双方就本案准据法的确定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本案纠纷将适用香港法律或新加坡法律，如继续审理将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本案存在不方便管辖因素。其次，双方均为外国企业，根据系争借款的汇付情况，香港法院或新加坡法院对双方争议有管辖权，且审理更加方便。最后，双方未约定纠纷由中国法院管辖，且尚德投资公司在本案中已经提出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请求，故一审法院对于审理本案借款纠纷为不方便法院，裁定驳回尚德控股公司的起诉。尚德控股公司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第一，本案涉及中国国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利益。本案双方当事人虽然为境外注册公司，但本案并非与中国国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利益无涉，一审法院将本案当事人作为普通的外国企业对待，而未能充分考虑其作为离岸公司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相分离的特点，不妥。第二，中国法院审理本案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并不存在重大困难。双方的实际经营地和办事机构均位于中国，原告的付款指令是在中国作出，银行完成划款后是向双方在无锡的办公地进行通知，借款亦是用于被告在境内的增资，因此，本案争议的主要事实并非与中国无涉。第三、外国法院审理本案并非更加方便。对于是否“更方便外国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及时、有效和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出发，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予以确定。本案中，被告可供执行财产在中国境内并被采取保全措施，由中国法院审理案件最有利于判决的执行。一审法院以自身是不方便法院为由拒绝对本案纠纷行使管辖权依据不足。【典型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一带一路”战略、自贸区战略的推进，对于涉及中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利益的涉外民商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积极行使管辖权，以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和司法主权。本案主要涉及对实际经营地在中国境内的离岸公司的管辖问题，从具体案例出发，进一步阐释了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考量因素，确立了对实际经营地在中国境内的离岸公司积极行使管辖权的管辖原则，对于法院处理类似案件具有导向作用。双方当事人虽然为境外注册公司，但双方的实际经营活动和办公场所均位于中国境内，双方的多名董事和工作人 员也居住于境内，系争借款也是用于中国境内子公司的增资，且尚德投资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亦在中国境内，因此，本案争议并非与中国国家和其他组织的利益无涉，相反，系争合同与中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本案不符合“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条件，而应由中国法院进行审理和判决，这不仅有利于案件的执行，也能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准确适用《蒙特利尔公约》，切实履行国际义务

——新时代国际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诉阿联酋FZE公司、美国格鲁普公司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FZE公司系设立于阿联酋的法人，格鲁普公司系设立于美国的法人，阿联酋FZE公司系美国格鲁普公司的下属公司。新时代国际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上海分公司）与阿联酋FZE公司签订包机合同，约定由阿联酋FZE公司承运新时代上海分公司的货物至美国芝加哥市。新时代上海分公司按约支付阿联酋FZE公司运费33万美元，后阿联酋FZE公司未能按约运输货物，新时代上海分公司只得另寻其他公司运输，产生经济损失31.80万美元，诉至法院。阿联酋FZE公司认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无管辖权，要求驳回诉请。【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人民法院是否有权管辖本案。本案当事人阿联酋FZE公司、美国格鲁普公司系设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法人，故本案应属涉外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和中国法律不同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中国是《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阿联酋、美国亦是前述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且本案中运输的货物系从中国运至美国，符合《蒙特利尔公约》中有关国际货物运输的规定，故应适用该条约来确定本案的管辖。根据 《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损害赔偿诉讼由原告选择，向承运人住所地、主要营业地或者订立合同的营业地的法院，或者向目的地点的法院提起，而上述地点皆非在中国境内，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故依法裁定驳回新时代上海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典型意义】

自贸区作为中国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体现中国更大力度地对外开放、更大程度地参与国际竞争、更高精度地适应国际标准。随着自贸区发展，国际货物运输贸易更加频繁，本案即涉及注册在自贸区内的国内运输企业与国外航空运输企业之间的国际航空运输合同关系。法院在准确界定涉案合同关系的基础上，优先适用国际条约，在司法中体现了“切实履行国际义务”现代国际法基本准则。同时，还阐明了《蒙特利尔公约》优于《华沙条约》及《海牙议定书》适用的规则，并对《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的诉讼管辖连接点的范围做了准确理解和适用。法院通过对案件涉外性、国际条约适用性及其内容理解合理性等方面进行层层论证，做出了优先适用国际条约及本案应由域外管辖的裁定，平等保护中外主体的程序权利，充分展现了中国司法尊重国际规则及公平开放的姿态，有助于促进国际贸易，营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良好市场法治环境。

首次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商事判决，维护涉台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 ——美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诉上海莹旭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纠纷案

【基本案情】

申请人美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亚公司）住所地在香港，被申请人上海莹旭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莹旭公司）住所地在上海（系台资企业）。2007年，美亚公司以共同侵权为由将莹旭公司等列为被告，向台湾地区台中地方法院提起诉讼。2009年台中地方法院判决驳回美亚公司的诉讼请求。美亚公司不服，上诉至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2010年，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二审判决莹旭公司向美亚公司给付761603美元及相应利息。该判决已于2011年10月27日在台湾地区生效。现美亚公司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请，请求认可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所作判决的法律效力。莹旭公司称本案当事人之间交易时所用的订货单上载有仲裁条款，故台湾地区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第九条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该台湾地区法院的判决不应认可。美亚公司称，该案在台湾地区法院诉讼期间，莹旭公司从未以该案含有仲裁条款台湾地区法院无权管辖为由提出过抗辩，现在再以此提出抗辩人民法院不应采纳。【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焦点在于当事人之间在台湾地区法院历经三审的诉讼期间，莹旭公司从未以双方订有仲裁条款为由提出过台湾地区法院无管辖权；待到美亚公司向内地法院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判决时，莹旭公司却以订有仲裁条款为由进行抗辩。根据仲裁制度一般原理，即使当事人之间曾经达成过仲裁协议，但之后一方起诉，另一方应诉且对受诉法院不提管辖权异议的，即视为双方均同意放弃仲裁途径，接受法院管辖，这既符合我国《仲裁法》第26条的规定，也符合国际商事仲裁的通例。本案还涉及跨不同法域纠纷对所适用程序法的判断问题(程序上的准据法)，对于纠纷是否由法院受理还是由仲裁处理的判断属于程序法适用问题，根据冲突法的基本原理，程序问题一般适用受诉法院所在地的程序法。对此，法院在审理本案时也作了查明，即使按照台湾地区“仲裁法”的规定，台湾地区法院对本案亦有管辖权。鉴于本案无其他法定不予认可的情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所作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予以认可。【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住所地在香港的公司向内地法院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效力的案件。认可台湾地区民商事裁判是中国主权之下两个不同法域之间区际司法协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两岸同胞合法权益、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法律环节与手段。本案主要涉及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关于“被告缺席又未经合法传唤”、第(四)项“双方当事人订有仲裁协议”及第(六)项“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等内容的审查和认定问题。本案的依法审理，确立了审查台湾地区法院民商事判决效力的思路，有利于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促进两岸经贸、文化、社会交流与合作，增进两岸同胞唇齿相依、血浓于水的骨肉情谊。

准确查明适用外国法，确立“单边选择性争端解决条款”的效力 ——厦门建发化工有限公司诉瑞士艾伯特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厦门建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建发公司）和被告瑞士艾伯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士艾伯特公司）签订《销售确认书》，《销售确认书》第14条约定：“出售方（被告）可以选择将由此产生的一切争议提交瑞士楚格州法院解决或根据巴黎国际商会仲裁调解规则在楚格州进行仲裁，仲裁地在楚格州”。瑞士艾伯特公司认为，此条款根据瑞士法律规定是一个有效条款，具体管辖应由被告选择，中国法院对该案无管辖权，据此提出管辖权异议。为查明瑞士的法律或判例，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查明中心进行外国法查明，该中心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双方当事人对该《法律意见书》均无异议。【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瑞士艾伯特公司基于双方约定而取得单方选择权，其选择瑞士楚格州法院处理双方争议与法不悖，中国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遂裁定驳回厦门建发公司的起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典型意义】 在涉外商事案件审理中，查明外国法是我国法院和法官的职责，不能轻易以“无法查明外国法”为由而适用中国法。在当事人无法提供外国法，法院穷尽合理途径仍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才可以依据“无法查明外国法”的规定适用中国法。本案系争合同约定了“单边选择性争端解决条款”，约定的仲裁地是瑞士楚格州，故要认定该条款的效力，就必须查明瑞士法的相关规定。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供瑞士法的情况下，没有直接适用中国法，而是通过委托专门的外国法查明机构对案件所涉外国法进行了查明，在此基础上，对合同约定“单边选择性争端解决条款”的效力作出正确认定，对此类案件的审理思路有一定参考价值。

突破性运用国际贸易术语规则

处理解约后跨境退货事宜，降低守约方诉讼成本

——美国西茉莉公司诉南京舜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美国西茉莉公司于2011年4月16日、6月3日向南京舜鑫公司采购两款运动鞋，明确运动鞋大底不得吐酸、白色材料不得变黄及需符合美国消费品安全法案要求。南京舜鑫公司先后于同年8月29日、11月15日装箱发货，共8400双运动鞋。出货前，美国西茉莉公司驻厂质检人员对两款鞋检验确认有一些表面瑕疵但总体合格。产品运抵美国后，美国西茉莉公司发现存在颜色迁移、帮面起皱等质量问题，在美国市场无法销售，遂委托鉴定机构对存放以及仓库系争货物进行抽样检验。检验报告载明每双运动鞋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美国西茉莉公司起诉请求解除合同、退货，南京舜鑫公司承担美国境内运费、仓储费等损失以及不再支付货款79317.20美元。【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南京舜鑫公司交付美国西茉莉公司的运动鞋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质量要求，且该质量瑕疵已经影响销售，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根本性违约。虽然美国西茉莉公司驻厂质检人员在出货前做出表面质检并总体认定为合格，但不能因此免除南京舜 鑫公司作为货物出卖方的物的瑕疵担任责任。法院在征询双方当事人退货意愿及综合考虑跨境退货可行性的情况下，判决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美国西茉莉公司以国际贸易术语FOB洛杉矶（洛杉矶港船上交货）的方式向南京舜鑫公司退回系争货物。南京舜鑫公司赔偿运费、仓储费损失，美国西茉莉公司以FOB洛杉矶方式交付退货后，无需支付货款。【典型意义】

本案处理的难点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解除后的货物返还问题。本案审理中，法院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征询双方当事人退回意愿，并综合考量跨境退货的可行性，同时充分考虑到境外主体对国际通行规则认可度更高的实际情况，最终适用国际贸易术语确定退货方式，并在判决中将双方当事人退货涉及的风险费用承担及进出口海关手续办理等权利义务予以明确，具有突破性，为类似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退货解决提供了新思路。本案裁判未采取适用于境内货物买卖退货的通常做法，而是考虑到境外主体的特殊性，极大降低了守约方退货成本，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体现了司法裁判对自贸区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培育和维护。

明晰过错清算义务人赔偿责任，合理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诉陈大宁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公司）对债务人上海锦亭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亭公司）享有250万元借款债权，上述债权锦亭公司未能清偿。锦亭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工商登记股东为上海小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亭公司）和香港华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华宁公司），香港华宁公司委派其法定代表人陈大宁担任锦亭公司的董事长。2006年6月，经法院生效裁定认定，香港华宁公司的主体并不存在。2012年，华宝公司向法院申请对锦亭公司进行清算。同年9月，法院以锦亭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未及时依法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账册等重要文件和公司人员下落不明，造成公司无法清算为由，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华宝公司为实现债权，起诉要求小亭公司、陈大宁对锦亭公司未清偿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裁判结果】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华宝公司的债权损失需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应是对锦亭公司负有清算义务的人。本案中，锦亭公司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其登记的外方股东为香港华宁公司，故香港华宁公司依法是负有清算义务的责任主体。然 而，经法院生效裁定认定，香港华宁公司的主体并不存在，在此情况下陈大宁作为香港华宁公司资料的签字确认人及香港华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对香港华宁公司主体不存在的事实以及提交材料的虚假性应当是明知的，而且对此负有过错。同时，陈大宁又是香港华宁公司委派的锦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香港华宁公司对锦亭公司的清算责任依法应由陈大宁承担。遂判决小亭公司、陈大宁对锦亭公司所欠华宝公司的未清偿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

本案债权人华宝公司系注册在自贸区内的法人。华宝公司以债权人身份要求债务人锦亭公司的股东对锦亭公司未清偿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而被告陈大宁的身份表面看来并不是法律规定的锦亭公司的清算义务人。由于锦亭公司的外方股东香港华宁公司的主体并不存在，故其也无法承担清算义务。如果机械套用法条的字面意思，则会产生锦亭公司没有外方股东来承担相应责任的结果，华宝公司的债权损失将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判决以陈大宁系香港华宁公司虚假资料的签字确认人及香港华宁公司记载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为基础，认定陈大宁对锦亭公司外方股东主体不存在的结果负有过错，判决结果切实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防止责任人逃避责任。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法维护外国投资者的股东知情权

——科朗公司诉上海和丰中林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上海和丰中林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丰公司）是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CROWN CANOPY HOLDINGS SRL（以下简称科朗公司）系和丰公司股东之一。和丰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公司应向股东提供所有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其委员会会议材料，任何公司及/或其子公司向任何政府或监管机构提交的所有报备文件的复印件。公司应向股东提供公司及其各子公司合并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并附带公司及其各子公司审计师分别出具的审计报告。股东可检查各公司及其子公司制备的单独的账簿、记录和管理账目。股东有权在任何时间、经提前书面通知董事会后自费聘请审计师对公司（包括其子公司）全部或部分会计账簿或某个特定财务问题进行审计。2012年，科朗公司对和丰公司1.96亿元银行存款和部分林权证的自查报告存有异议，要求和丰公司配合审计，遂涉诉。科朗公司请求判令：

1、和丰公司向科朗公司提供以下材料供查阅、复制：……（2）和丰公司及其所有子公司/分公司的财务报表，财务账簿、会计凭证、银行账户对账单等；（4）和丰公司及其所有子公司/分公司的公司组织架构，销售和采购政策、业务 政策以及流程等；……

【裁判结果】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认为：股东知情权的对象仅及于公司及分公司，子公司不能作为股东知情权义务主体。故判决和丰公司应将公司及分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等交由科朗公司查阅，对科朗公司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股东有权依据公司章程主张知情权利。公司章程载明公司应向股东提交子公司财务报表、股东享有检查公司及子公司的会计账簿、记录和管理账目的权利，故予以改判。【典型意义】

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公司章程关于股东知情权的规定是否有效，即公司章程是否是股东知情权的依据。法院认为，对公司章程中超越《公司法》规定范畴的股东知情权约定，如股东可以查阅会计资料之外的公司自身资料、子公司资料，以及对公司及子公司进行审计等，在原则上有效的前提下，应结合《公司法》立法目的及该公司个体情况进行综合考量和评判。审查原则是既要保证股东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又要将知情权对公司正常经营的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本案的裁判结果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法维护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对构建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具有促进作用。

注重审查买卖合同缔约履行事实，正确认定国际货物买卖交易主体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诉司麦特羊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司麦特羊毛公司（以下简称司麦特公司）经中间商福特公司的介绍，委托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服装公司）在文桑厂贴牌生产有司麦特公司商标的羊毛内衣等羊毛制品。2003年服装公司与福特公司签订了三份销售合同，约定由服装公司卖给福特公司各种款式超级耐洗纯羊毛内衣及头饰，后司麦特公司申请开立了三份受益人为福特公司的不可撤销可转让跟单信用证，福特公司收到信用证后曾转让部分款项给服装公司。服装公司即委托文桑厂生产羊毛制品，文桑厂生产完毕后，福特公司经检验出具了相关证明文件，服装公司交单议付了信用证项下的转让款项。后司麦特公司与福特公司在合同履行中，对前两份合同项下货物质量提出异议，并向服装公司要求解除第三份合同。

2005年，美国科罗拉多州联邦地方法院就司麦特公司诉福特公司、服装公司一案，签发了《事实认定和法律结论以及针对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的缺席判决的建议》。该文件认定司麦特公司和服装公司存在可强制执行的合同关系，并判决支持了司麦特公司对服装公司的索赔请求。

服装公司请求判令司麦特公司向服装公司赔偿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损失。而司麦特公司辩称双方没有直接或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服装公司 据以起诉的合同是其与案外人福特公司间签署的货物销售合同，司麦特公司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鉴于服装公司在前两份合同项下向司麦特公司交付的货物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司麦特公司有理由解除系争合同，故请求驳回服装公司的诉讼请求。【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首先，司麦特公司与服装公司订购羊毛内衣的行为系建立在双方充分协商并实地考察加工场所的基础上的，司麦特公司在全部购销过程中均明知服装公司作为供货商而存在，司麦特公司开具的信用证中也清楚表明其最终交易并付款的对象系服装公司；其次，司麦特公司就本案系争合同曾向美国法院提出要求服装公司赔偿的有关诉求，在国内其他诉讼中也曾明确认可服装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地位，上述行为表明司麦特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将服装公司作为交易对象，涉案三份合同可以视作服装公司通过福特公司向司麦特公司分批交付羊毛制品，司麦特公司与服装公司之间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理应受到买卖合同关系中权利义务的约束。【典型意义】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中，常因实际签订买卖合同的主体与实际收货主体不一致而发生争议。本案在确认合同主体时，审查了实际收货主体直接参与合同缔结和履行的事实，对合同关系的双方作出正确认定。本案的审理思路对于类似案件如何确定实际合同主体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法院裁判时还参考了当事人在美国法院、中国法院另案诉讼中所作确认存在合同关系的陈述，符合“禁反言”原则的适用要求。但应指出的是，美国法院文书本身并非法院进行事实认定的直接依据，仅作为一份普通民事证据加以使用。

引入外籍调解员参与涉外案件调解，促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完善

——克里斯蒂安诉汉莎福莱克斯国际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10月15日，克里斯蒂安（ARMERDING CHRISTIAN）与汉莎福莱克斯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所持有的汉莎福莱克斯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以400万欧元转让给汉莎福莱克斯公司，汉莎福莱克斯公司需在协议签订后15日内将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转账支付给克里斯蒂安。协议生效后，克里斯蒂安配合汉莎福莱克斯公司进行股权转让事宜，汉莎福莱克斯公司已成为汉莎福莱克斯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股东。但在协议约定的支付期限内，克里斯蒂安未收到汉莎福莱克斯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故请求判令确认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恢复克里斯蒂安原股权份额，并由汉莎福莱克斯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委托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就双方争议进行调解。鉴于涉案双方均系外籍公民及法人，法院及调解机构邀请澳大利亚籍调解员孔宏德主持双方的调解工作，并获得巨大成功。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由汉 莎福莱克斯公司配合克里斯蒂安办理股权转让的审批及工商登记手续。【典型意义】

因涉外民商事诉讼受其固有的程序严格、耗时长、对抗性强等特点所限，市场主体往往更倾向于谈判式的、便利化的、更符合“在商言商”意愿的纠纷解决模式。同时，专业化与国际化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国际上的普遍发展趋势，外籍商事主体在我国不仅会有更多商事纠纷，也会出现很多与文化相关的问题，适度的开放对于解决纠纷本身有所裨益。为此，自贸区法庭积极拓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渠道，其中便包括引入外籍调解员参与涉外案件的调解。本案在非诉调解环节引入外籍调解员，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最终案件得到妥善解决，促进了上海自贸区商事争议多元解决机制的完善。

恪守《纽约公约》裁决执行义务，营造自贸试验区优质法治环境 ——西门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诉上海黄金置地有限公司

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上海黄金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金置地公司）及西门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西门子公司）均为注册在上海自贸区内的外商独资企业。2005年，双方签订了《货物供应合同》，约定上海西门子公司向黄金置地公司提供相应设备，且合同争议需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解决。为履行上述合同，上海西门子公司从境外购买了合同项下的设备，先运至上海自贸区内，办理相关报关手续后，最终在黄金置地大厦工地履行了交货义务。后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黄金置地公司遂于2007年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以上海西门子公司交付的设备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上海西门子公司则提出仲裁反请求，要求黄金置地公司支付尚欠的合同货款。仲裁庭于2011年作出裁决，驳回了黄金置地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支持了上海西门子公司的反请求。上述仲裁裁决作出后，黄金置地公司仅部分履行裁决项下的支付义务，故上海西门子公司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并执行上述仲裁裁决。【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争合同表面上看并不具有典型的涉外因素。然而纵观本案合同所涉的主体、履行特征等方面的实际情况，该合同存在与普通国内合同明显差异的独特性，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第一，本案合同的主体均具有一定的涉外因素。上海西门子公司与黄金置地公司虽然都是中国法人，但注册地均在上海自贸区内，且均为外商独资企业，此类主体与普通内资公司相比具有较为明显的涉外因素。第二，本案合同的履行特征具有涉外因素。合同项下的标的物设备虽然最终在境内工地完成交货义务，但该设备系先从中国境外运至上海自贸区内进行保税监管，再根据合同履行需要适时办理清关完税手续、从区内流转到区外，至此货物进出口手续方才完成，故合同标的物的流转过程也具有一定的国际货物买卖特征，与一般的国内买卖合同纠纷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别。综上，本案合同关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一条第五项规定的“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因此双方约定将合同争议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解决的条款有效。据此裁定对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予以承认并执行。【典型意义】

自贸区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平台、重要节点和战略支撑。接轨国际通行做法，支持自贸区发展、健全国际仲裁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增强中国法治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合同争议须提交外国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解决，影响该条款效力的关键在于系争合同是否具有涉外因素。本案涉及两个中国法人之间在中国履行的买卖合同，审判实践中一般认为此类合同并不具有涉 外因素。但本案裁定在自贸区推进投资贸易便利的改革背景下，对自贸区内外商独资企业之间的合同纠纷，在涉外因素的认定方面给予必要重视，确认仲裁条款有效，体现了中国恪守国际条约义务的基本立场。同时，该案由点及面推动了自贸区内企业选择境外仲裁的突破性改革，是自贸区可复制、可推广司法经验的一宗成功范例，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展现了中国法院支持仲裁的良好形象，对今后涉自贸区的同类案件审理和中国仲裁制度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

第五篇：全面深化改革对全国具有示范意义

尊敬的党组织：

这次改革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是一个具有全面性的改革方案，文件中设计的改革不是单项改革，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系统改革。我们看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深圳推出了几百项改革，比如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物价改革等等，但多是独立推出的单一事项改革，很少考虑甚至不考虑彼此之间的关联。现在要进行的改革，是全面系统的改革，是彼此之间具有相关性的改革。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彼此之间就有很强的关联性，因此，推进这两项改革，在分别独立运作的同时，也必须要考虑联动和协调的问题。

另外，这是个具有深刻性的改革方案。文件中涉及的改革，不是浮在表面，解决表面问题和矛盾的改革，而是深入内里、触及灵魂，涉及体制机制、解决深层次问题和矛盾的改革。一些改革，是在以前改革基础上的深化，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早在特区建立初期就已经涉及到，后来又逐步深化和扩大。但现在的收入分配情况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实际情况，因此，又作为重点领域的改革推出;一些改革是触及党政部门和公职人员自身利益的改革，比如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制度问题。一些改革是久积的历史问题，比如，股份合作公司改革问题;一些改革则是全新的改革，比如生态文明方面的两项改革和前海的一系列改革等，都是全新的。

这次改革方案具有很强的示范性。文件中设计的改革，对深圳来说，都是比较突出的现实问题和长久面对的问题，通过改革，建立解决这些问题的长效体制机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有利于深圳的现实发展和长远发展。同时，有些问题，对全国来说，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虽然，有些问题在其他地区现在可能还不明显、不突出，但不等于将来也不明显、不突出。深圳先期遇到了，就要先思考、先探索，就要担起先行先试的角色。因此，深圳的全面深化改革，如果效果好、成功的话，对全国就具有示范意义。已经实施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和碳排放权交易等，效果就很好，具有示范意义。

文件中涉及的改革，虽然都是涉及面广、影响大、有难度的问题，但是对现在的深圳来说，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也都是切实可行的。可以说，设计、实施这些改革，时机成熟，基础良好。比如说，生态文明方面的两项改革，是发展理念的问题，也是实实在在能够解决问题的举措，是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实实在在积极影响的改革。而深圳已经具备大力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的思想认识、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

将全面深化改革的工作落实，我们主要要做好设计、执行和监督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做好设计工作，设计改革方案要客观公正、避免只讲部门利益和眼前利益，要部门利益和全局利益相结合、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兼顾。因此，设计具体改革方案，最好能由没有部门利益的机构，比如政研室和改革办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社科研究机构和高校人员参加。另外，要做好执行工作。执行改革措施要积极稳妥。深圳不比从前，现在体量大、影响大，深圳的一举一动，特别是涉及改革的举动，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改革的设计要科学、执行要周密。要积极又要稳妥。后期更要做好监督工作。监督改革实践要奖惩并举。执行力度大、效果好的，要奖励、重奖;执行不好的，要惩罚。要建立衡量的标准，建立奖惩的制度。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