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跨境民族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大全）

第一篇：云南跨境民族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大全）

云南跨境民族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

学院：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专业：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师范）学号：114130230 姓名：杨易

摘 要：跨境民族，其成员有着本民族的民族身份和本国国民的公民身份两种身份。本文以有关人士对跨境民族这两种身份之关系的研究，展开论述。具体分析和论证了日常生活互致力与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之间的消长关系。调查内容涉及跨境民族的基本情况、基本行为和基本态度。关键词：跨境民族，民族身份，国家认同，实证方法

一、云南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现状

1.“国家认同”具体指标的试验性设立

在衡量国家认同这一具体指标时，调查人员设计了这样的指标进行测量：“您认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是否对本国居民有吸引力”？对此持肯定回答的高达90%（360人），否定回答的仅占1％（4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一些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国民的认同”的测量中，回答“是”的占78.5％（314人），回答“否”（3人）、“不一定（9人）”和“说不清”（68人）三项加起来，仅占20％（80人）。

在云南边境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往往会引发两国边境地区人员的迁徙和流动，一般是从经济落后的地区向经济生活较好的地方迁移。在调查人员所调查的中缅、中老、中越边境地区，这种现象都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中缅边境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我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原因，加上经济状况不善，不少当时边境地区的居民举家迁移到了邻国。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状况的不断好转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多外迁的边境居民又迁回到中国来居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壮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吸引了外迁居民的回归。同时也有一部分邻国的边境居民，由于他们看到我国经济条件的优越性和生活水平越来越好，都举家迁入了我国的边境地区。这也是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国家实力增强，自然就有了吸引力。

在回答“您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云南省省长、咱们州州长（市长）、县长、乡长（镇长）、村长的名字吗”？基本上，大部分的调查对象能说出国家主席和本村的村长，知道“两头”，不知道“中间”。“两头”就是最高领导——国家主席和最基层的领导——村长。“中间”就是介于这“两头”之间的省长、州长（市长）、县长和乡镇长。调查数据说明：有七成以上的访问对象都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在一个哈尼族村子里，一位三个孩子的中年妇女还特意把电视打开，找到新闻频道，告诉调查人员“这就是胡锦涛主席”。另外大约有六成和九成的人知道乡长（镇长）和村长。能勉强说出省长、州长和县长的只是极少数当地有着政府工作背景的人和知识分子。造成这一认识的因素，有边境居民的自身文化素质制约着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认识和了解，对国家主席和村长认知程度最高。对国家主席，是在电视上经常看到；对村长，是生活中经常常在一。这也反映了边境居民的经济条件有了提高——电视机比较普及，也反映了与群众直接相关的人最易被他们认识——村长就是这样的人。

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调查人员曾主观地设想，边境居民对相邻国家的领导人是否也会知道？便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知道邻国领导人的名字吗”？回答“不知道”的344人，占86％，回答“知道”的21人，占5.25％。这又从相反的方面说明边境居民对自己国家认识程度。这不应仅仅看成是长期宣传的结果。调查人员宁肯将其看作是国家认同的一个基础。2.跨国婚姻的数据的意义

考虑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居民存在着跨国婚姻的情况，因此，此次调查也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从调查对象的配偶国籍来看，跨国婚姻在所调查的对象样本中并非主体婚姻模式，但比重较大，远远超出非边境地区。其中，配偶国籍缅甸为15人，老挝7人，越南3人，不明国籍33人。据调查人员从不同方面了解，“不明国籍”中，绝大部分是非中国籍，只是当事人过于“糊途”，连配偶的国籍都不知道就结婚了。

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说明：边境地区的一些居民确实对于国家观念、法制观念是相当淡漠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证明了：跨国婚姻人群中的民族认同感在潜移默化起作用的（配偶基本上是与自己同一民族）；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边境地区加强国家体制性的建设还任重道远。上述四组数据共58人，占调查对象的14.5％。如果调查人员将这组数据放到调查对象中已婚人数361人（包括“已婚”348，“离婚”1人，“丧偶”12人），除去“不明”1人，“未婚”38人，这样，跨国婚姻人数在已婚人群中的比重达到16％。这种跨国婚姻，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方面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别应当引起调查人员关注的是，在调查中调查人员了解到，边境地区的非法跨国婚姻现象非常突出。由这些非法婚姻带来的问题，包括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法律权益保障问题、后代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家庭成员的户籍问题、相关的外事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调查人员将另外写报告进行专题反映。

二、对云南边境居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一些初步看法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这些概念都有一个共性，即比较抽象。为了使这些比较抽象的、主观性的概念成为实实在在的研究内容，并且得出可信的结论，调查人员课题组不仅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制定的较为科学有效的数据获取途径，以及分析方法。以一处实证的手段进行研究，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初步提出一些研究看法。

在调查对象中距离国境线5公里以下的人家占调查对象中36.6%，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5公里—9.9公里的人家占调查对象的18.13%。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25公里以下的有309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77.25%。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较近，也体现课题调研选点的一个考虑：离国境线近，边民与相邻国家民族的互动条件较充分，这就便于调查者了解跨国境社会互动的真实情况，也便于了解和掌握边民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上的关系变动情况。

——自己的国家发展和壮大，就必然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这一判断是从边境居民的跨境民族身份来讲的。因为这样的判断并不适合内地的居民。

调查人员的调查中就有这样的题，对此持肯定回答的高达90%（360人），否定回答的仅占1％（4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一些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国民的认同”一题中，回答“是”的占78.5％（314人），回答“否”（3人）、“不一定（9人）”和“说不清”（68人）三项加起来，仅占20％（80人）。

这也说明边民对自己国家还是有一个客观认识的。联系到上述所分析的跨境婚姻问题，又从一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边民生活和态度的真实状况：一方面他们从实际出发决定自己的行为和态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抽象谈论和认识“爱国”问题。同时，也真实地体现了发展壮大中的国家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跨国非法婚姻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相当一部分人当中国家观念的淡漠（如不知配偶国籍），民族认同意识较强（如要求配偶与自己同一民族）。但另一个方面，调查人员也

——在与国家认同有着较强关联的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台湾与大陆应当统一吗”？在回答者当中，选择“不知道”的调查对象最多，共有176人，占调查总数的44%。这些回答者多数为中老年妇女；其次为“应该”的，共有139人，占调查总数的34.75%；再次选择“非常应该”的为71人，占调查总数的17.75%；选择“无所谓”的为5人，占调查总数的1.25%；选择“不应该”的为3人，占调查总数的0.75%。未作回答的为6人，占调查总数的1.5%。

选择此问题作为边境地区居民的问卷调查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边境居民对台湾认识，以及对国家统一的态度。但因为此问题与调查对象中的大多数人（农民，妇女，缺少文化），在调查中有44%的被调查者“不知道”。另外约有一半以上的调查者认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固有的领土，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居住在台湾的人也都是中国内地陆续迁过去的，所以台湾与大陆应该是要统一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也是一家人。知道台湾的边民，都认为台湾应该和大陆统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建构起来的。这所以这样讲，是在正常情况下，没有外力和特殊原因的进入，边境居民的生活中是没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的，更不存在此两者当中非此即彼的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提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却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不仅有着理论上的价值，在实际研究中也有相当明显的运用价值。调查人员在“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的项目申请获准，以及实施调查的过程中，也深深感受到这种价值。同时，它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种方法论的作用正是产生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的必要前提。将其作为科学方法来运用，就会产生科学的成果。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边民的“爱国问题”。“爱国”，作为一种对自己国家正面肯定的态度和行为的指称，其实是非常具体的。真正的爱国用不着刻意地去表现，而是在日常生活和最一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尤其对远离国家政治中心，而且还处于与另外一个国家最近的国境线附近的居民来说，他们以自己的日常生活活动表达了对自己国家的自然热爱的态度。

爱国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但边境居民的生活，如果不是特别涉及政治道德方面的事件，他们的爱国就不是外在地表现在一些政治口号和抽象的表达上，而是内在地反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前文所述及的非法跨国婚姻现象存在的问题，本身就说明边境地区的一些居民的国家观念的淡漠，而同时也证明了跨国婚姻（非法、合法）人群中的民族认同感在潜移默化起作用的，如配偶基本上是与自己同一民族）。这就提出一了个任务：加强边境地区的国家体制性的建设。而不仅仅是抽象地宣传“爱国主义”。如果只是抽象宣传“爱国主义”，会给人一种假象：政治上好像接受了“爱国主义”，而实际上，有大量的现实生活问题是与“爱国主义”无关的，边境居民会以自己最常见的方式和最真诚的态度去决定自己应当怎么去做。

当然，一些边境居民的“国家观念的淡漠”，根本原因是反映了他们的日常真实生活。在这样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并没有没有出现让他们的国家观念得到强烈表达的机会。因此，不能简单地由边境居民的跨国婚姻现象来判断当事人是否“爱国”。因为“爱国”更多地是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而婚姻本身并不是政治态度，也不是政治行为。在这一点上，就象一些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加入某国国籍，不能由此判定其是否“爱国”；也不能以是否购买中国商品来判断是否“爱国”的道理相似。

调查人员在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题，调查“咱们这里有人与境外的人结婚吗？”回答“有”的292人，占到调查对象总数的73％。这样高的一个比例，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跨国婚姻在边境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至少，在当地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惊奇的事情。调查人员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在边境一线有一定的普遍性，不论在中老边境，还是在中越边境、中缅边境，都一定程度地存在。形成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有两点：一点是空间位置所决定的边境居民的生存环境，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与境外同一个民族的成员频繁往来，交流互动的内容已经深入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点，因为边境两侧都同属一个民族，“同文同种”和共同的历史，造成他们在态度和行为方面的经常性的生活认同一致。使他们在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上有一种的自然的不言而喻的选择，而在宪政认同／国家认同方面显得较为迟钝和淡漠。以上这两点，是客观存在的。但有一点必要的说明：这种情况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交通和通讯条件相对缺少的农村更为明显。而在经济文化较发达，通讯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方则不明显。《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的大量数据也能够证实这一点。

参考文献：李立纲《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

第二篇：云南民族村

云南民族村

七彩云南汇一园，民族风情尽体验

为了反映和展示云南26个民族的风土人情，以自然村落式民族民居建筑为特色，计划由26个村落组成的云南民族村，于1992年2月18日正式开村。

展翅腾飞的金孔雀欢迎着您

这座气势恢宏的钢架式大门就是云南民族村的正门。在它的上方正中，那个展翅腾飞的金孔雀圆形徽标，象征着云南民族吉祥幸福，兴旺发达。

白象迎宾

走进民族村，一组群雕：“白象迎宾”映入眼帘，夜幕降临，村里真正的大象会一一向大家敬礼、致意！

柔情似水的傣族

我们进入了傣家寨。傣族在中国的分布，主要是云南的西双版纳和德宏、红河、玉溪等地。根据其风俗习惯等的不同，人们把她们分为水傣、旱傣和花腰傣，民族村里为大家展示的多为水傣的情况。

傣族民居为干栏式竹楼。它凉爽防潮，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多柱子，空间用于存放劳动工具等。上层则是卧室、客厅、门廊、露台等。

进入傣家，一定要脱鞋才能进屋，而且不能闯入卧室，否则将被认为是对主人的冒犯。傣族是一个极讲卫生、注意整洁、热情好客的民族，傣家少女（小卜少）大多长得体态修长、婀娜多姿，瓜子脸，柳叶眉„„傣族地区本身就是一个美女辈出的地方，这里的水，这里的山，这里的整个生态环境，孕育了一代接一代的傣族佳丽。傣族的小伙子一般都长得高挑、清瘦、精干。农闲时节，每人都会一手精致的篾活儿，傣族伙子还有另一手绝活儿——随便摘下一片树叶含在嘴里，就能吹奏出各种悦耳动听的乐曲。

傣族地区属于亚热带、热带气候，人的发育较早，一般在16岁左右，青年男女就开始谈恋爱了。到了恋爱的年龄，父母就会给儿子买一把手电筒、一个毯子，这两件东西，是傣族伙子谈恋爱的“导具”。傣族伙子出去谈恋爱叫“猎少”，“猎少”是傣语，直译成汉话就是“串姑娘”。劳作一天收工回家，吃过饭，打扮一番后，小伙子披上毯子，拿上电筒，就出去“猎少”了。田边、地头、场院上、大青树下、公路边都是“猎少”的好地方，“小卜少”们打扮得一个个花枝招展的，一伙伙地聚在一起打闹嬉笑，等待着伙子们的光顾。小伙子走到姑娘们的近前，用手电筒挨个照，他发现自己的意中人后，就唱几句情歌，如姑娘有意，就会主动钻进伙子裹着的毯子里，双双走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开始谈恋爱。当你在夜幕降临之后驱车进入傣族聚居的地方，借着汽车的灯光，一道别致的风景线就会跃入你的眼帘——公路边、大青树下、寨子旁，一个个裹着的毯子下，露出四支脚来，这就是心贴心、脚对脚，头对头的傣族“卜帽”、“卜少”热恋的原生态展示图。达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后，如果女方家长同意，就按照正常的嫁娶形式进行，如果遭到女方家长的反对，则采取“抢婚”的方式，“卜少”和“卜帽”约好，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卜少”假装干活或干活回家的途中，“卜帽”带着一伙人，把“卜少”栏下，“抢了”就走，“卜少”此时假装又叫又喊又挣扎的样子，当“卜少”家的亲人赶到时，“卜少”早已被“抢走”，生米煮成熟饭，既成事实后，“卜帽”家向“卜少”家赔上一些财礼，“卜少”家也就认下这门既成的儿女亲家了。傣寨里有着丰富的各民族工艺品

傣族的婚礼，民间称为“金欠”（结婚宴请之意），成婚仪式在新娘家举行，届时要杀猪、杀鸡、宰牛，备办丰盛的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和本寨的父老乡亲。举行婚礼之日，在新娘家堂屋里设置“茂欢”（直译为魂棹），摆上一至三张篾棹，用芭蕉叶铺面，上摆煮熟的雌雄子鸡一对，和用芭蕉叶盛装的糯米饭以及米酒、舂盐棒、食盐、芭蕉、红布、白布、白线等物。雌雄子鸡须用傣语称作“累累东”的芭蕉叶做成的叶帽遮盖。作好举行婚礼的准备工作后，新娘的女友，要陪伴新娘梳洗打扮，等待新郎登门，新郎亦在家中梳洗更衣，在亲朋好友的陪同下，到新娘家的竹楼上，举行结婚仪式。

仪式开始时，主婚人坐在“茂欢”后的正中位置，长者围棹而坐，一对新人面对主婚人而跪，亲友围于两旁。坐在茂欢跟前的人伸出右手搭在桌上，静听主婚人念诵祝词，“今天是个好日子，现在是一天中最好的时辰，你俩恩恩爱爱结成夫妻，日子会幸福美满，愿生子会得子，盼生女会得女，祝你们幸福美满，永不分离„„

主婚人念完祝词后，新郎新娘各在桌上揪下一团糯米饭，蘸点米酒、食盐，再抹一下舂盐棒和芭蕉后，摆在棹前。主婚人拿起一条长长的白线，从左到右缠在新娘、新郎的肩背，将白线两端搭在“茂欢”之上，表示将一对新人的心拴在一起。然后拿两缕白线，分别缠在新郎、新娘的手腕上，祝愿新婚夫妇百年合好、无灾无难。在座的长者也各拿两缕线，分别拴在新郎、新娘手上，边拴线，边念些祝福之词，拴完线后，婚礼仪式基本结束，婚宴开始，新郎新娘向宾客敬酒致意。

结婚拴线，傣语叫做“树欢”，意为拴魂，这千古之俗至今仍在延续。关于傣族结婚拴线的习俗，在傣族民间流传着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很早很早以前，一位年幼的傣族公主不知为何，找到宫中一个少年奴仆询问：“你知道我长大以后会嫁给谁吗？”奴仆张口便答：“我就是你未来的丈夫”。公主怒起，将手中的小刀甩向仆人，割破了仆人的额头，仆人也因此而被赶出王宫。经过无数的艰难困苦和周折，那仆人终于成为了另一个王国的君主，并且和他曾经入宫为奴的那个王国联姻。在举行婚礼的那天，公主发现新郎额头上的伤疤，知道他就是当年被自己用刀子划伤的仆人，悔恨万分，她当即表示，愿与丈夫心相印、魂相依，永不分离。并拿起一缕白线将两人的手拴在一起，表示永不分离。从此，傣家人便有了结婚拴线之俗。

傣族结婚时，不仅要办婚宴，还要请歌手唱歌祝福。参加婚宴的人，一般也要送点礼物或礼钱，表示祝福。

傣族地区与东南亚大部份地区一样都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因小乘佛教是经缅甸传入中国，所以人们习惯上称小乘佛教的寺院为缅寺，也称奘房，傣族几乎是全民信仰小乘佛教，傣族地区几乎是村村都有奘房。任何一座奘房里都只住着和尚，这也是傣族妇女大多不识傣文的原因，因为其寺庙同时也就是学校。

佛寺旁有座小塔厦，大家猜猜看是什么？那就是傣家的水井。水井的对面是钟亭和泼水亭。

泼水节是傣历新年，时间是傣历六月中旬（公历4月中旬）。到时候，身着节日盛装的傣族卜少（少女）和卜冒（小伙子），在欢乐的象脚鼓和芒锣声中，将傣家的吉祥水泼洒在客人身上，谁被泼得最湿最透，就意味着谁最幸运。

泼水节傣语叫“楞贺尚早”，意为傣历新年或六月新年，也就是傣历元旦。傣历是从六月开始计算的，泼水节是在傣历的6月17日至19日，即阳历的4月13日至15日，每年这个时候，在云南的德宏、版纳、临沧、思茅、玉溪等凡是有傣族聚居的地方，都要进行盛大的泼水狂欢活动。

泼水节期间，在云南民族村的民族团结广场和傣寨里，泼水狂欢活动同样是延续3天，傣族少女们（小卜少）上身穿白色、淡黄色或天蓝色等浅色，镶有各种花边的紧身内衣，大襟或对襟圆领窄袖衫，下着红、黄、蓝色的金丝绒或其它质料的深色长筒裙，靓丽登场，她们用树叶蘸着银碗里的水泼向游人，泼得起劲儿了，就端起大盆和水桶来泼，傣家人有这样的风俗，水泼得越多，表达的情意就越深。当大盆小盆的水向你泼来之时，就说明泼水的人对你是情深深、意绵绵了„„水在泼洒，水花在飞扬，欢声笑语中，伴着傣家少女“水、水、水的欢呼声及象脚鼓、芒锣的打击乐声，民族团结广场和傣寨里人头攒动，盛情吉祥之水在人们的头顶、周围和空中，划出了一道道的祝福之光，整个傣寨和广场变成了一片沸腾欢乐的海洋。

入夜，围着一堆熊熊的篝火，数千人跳起了欢快的嘎央舞，（傣族的集体舞）通宵达旦，直到朝阳从滇池的东面水域缓缓钻出，朝霞映红了民族团结广场和傣寨时，人们才尽兴散去。

白塔是傣寨中最为壮观的建筑。它是仿盈江县的允燕塔按1:0.9的比例建造的。中间的主塔高23.6米，周围有40座小塔簇拥。塔刹上悬挂的365个风铃，不时发出悦耳的叮当声。声响告诉人们风力的大小，同时傣家人认为这是来自天上的梵音，会给人间带来吉祥。告别了傣寨，我们来到了布朗、佤、基诺、拉祜四个民族的寨子。[cy_page]

布朗族的崇拜

来到布朗寨，有一鬼神广场，这里充分展示了布朗族独特的生殖崇拜和原始信仰。广场的竹楼上，展示的是布朗族浪漫而自由的婚恋习俗。布朗族的婚礼一般举行三次：第一次：男认妻子，女认夫；第二次：庆祝第一个孩子出生；第三次：正式娶妻。你想了解其中奥秘，不妨上楼小坐一会。

司岗里的呼唤

走过竹藤桥，我们到达佤寨，这是“司岗里”广场。“司岗”系佤语，意为山洞，“里”，是出来的意思。这个广场表现的是佤族创世纪史诗《司岗里》所讲述的佤族是从山洞里走出来的传说。人头桩、剽牛桩和木鼓，向人们展示着这个民族原始、古朴、骁勇、浑厚的民族文化„„

追逐太阳的基诺族

基诺族寨子到了。在这个对天神、对太阳进行崇拜祭祀的太阳广场上，每逢特别的时辰或日子，基诺小伙子都要来敲响神圣的太阳鼓，而姑娘们则会跳起轻快的“三跺脚”。那种以花为媒的定情方式也就伴着竹竿舞的节奏悄然展开。那幢像诸葛孔明帽子的大公房，向你展示的是一个父子大家庭的和睦与团结。

拉祜的传说

拉祜族历史悠久，以擅长猎虎而闻名。他们的族称“拉祜”就是用火烤虎肉的意思。而关于人类的起源，拉祜族认为远古洪水滔滔时，有一对兄妹躲在葫芦中逃过了劫难。从此，兄妹结为夫妻，人类得以繁衍。拉祜族村的葫芦广场上，身着盛装的村民们正围着大大小小的葫芦将人类起源的故事用歌舞向你娓娓道来，还热情地邀请你加入他们的歌舞行列。如果你是基督教徒的话，那你一定能在拉祜族教堂中找到知音。[cy_page]

品味白族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来到了白族村，白族的“白”是圣洁、忠贞、团结、博爱的意思。大家首先看到的便是著名的大理崇圣寺三塔的微缩景观。它是按1:4的比例建造的。三塔是云南现存最古老的一组密檐砖塔，也是我国偶数塔中层数最多的塔。

接着是白族的扎染服饰店。扎染是白族著名的民间工艺品，近年来深受国内外游客的青睐。所谓扎染，是将白布按绘制图案用线缝扎起来，染以靛蓝，染好拆线后即呈图案，美丽古朴。

在这里您能看到地道的白族工艺品

在大理石作坊。大理石因产于大理而得名，它石质细腻，光泽晶莹，花纹奇异，色彩斑斓，有“天然中国水墨丹青”之美称。

在木雕屋和草编屋，里面充分展示了白族儿女另一些精湛的手工艺制品。

在白族艺术馆，我们可以在里面观赏到来自世界各国的蝴蝶标本。看完这些蝴蝶标本，人们自然会联想起大理蝴蝶泉。

来到了民俗馆，那一幢幢、一院院整齐庄重的白墙青瓦楼房，会使你领略到白族人民的建筑艺术。中国各地的民居多为坐北朝南，即背风向阳，又温暖舒适。可大理下关地区是个风口，常年刮偏西的大风，而且处于地震多发地带。因此，房屋为沿东西向的中轴布局，主房皆坐西朝东，通常是“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三房一照壁”是由一幢二层楼的正房两侧各配一座厢房，以及正房对面的一堵墙壁共同围成的一座封闭式院落。这堵墙壁上绘有彩画，中央嵌有一块圆形大理石；从中午到傍晚，阳光照耀在墙壁上再反射到院子里，把整个院落照得十分明亮，通常被人们叫做“照壁”。“四合五天井”，是指四面都是楼房，四个角的交接处分别有四个小天井，加上中央一个大天井的封闭式建筑。在民俗馆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白族婚俗陈列。

“一甜二苦三回味”让你在三道茶中去品味白族的细腻

花园茶社：

大家可能早就听说过“三道茶”了。所谓“三道茶”，即一甜二苦三回味。它象征着人生道路先苦后甜，苦尽甘来的历程。大家品尝了白族三道茶后一定会深刻体会到“人生如茶”。

白族本主庙：

白族在宗教信仰方面主要信奉佛教，尤其是观音崇拜十分普遍。此外，信奉本主也是白族特有的信仰。本主是白族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等原始宗教观念相融合的产物，其实就是本土本地的保护神。

白族戏台：

这是白族人民每逢喜庆节日表演大本曲、白剧、霸王鞭等民族歌舞的地方。在白族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节日中，最具特色的就是一年一度盛大的三月街。三月街又名观音节。一开始是佛教的讲经庙会，于每年夏历三月十五日开始，为期一周左右，在大理苍山东麓举行，这期间，“诸商云集，现货山积”，各族人民把最好的工艺品和土特产品拿到三月街出售，把最优秀的节目带到三月街演出。后来，三月街逐步演变为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贸易集市和节日盛会。

聆听洞经音乐，感受纳西东巴文化的灿烂

来到纳西村，村入口处有尊雕像：手执长矛，战马腾跃。他的名字叫“三朵”，是纳西族的民族英雄。相传，三朵是丽江木姓土司的一员大将，在战争中神勇异常，屡建战功，木土司为其在玉龙山下北岳庙中祭祀。

在三朵神雕像旁，有两面壁画和浮雕墙，展现出浓烈的东巴文化氛围。其中壁画为东巴文彩绘而成，反映的是纳西族本土宗教东巴教的始祖东巴什罗创立东巴教的经典《东巴经》而得名，至今仍为东巴（东巴教经师）研究者和艺术家所使用，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浮雕则表现《东巴经》中《创世纪》内容。《创世纪》认为藏、纳西、白三族同祖，它记叙了三族的始祖崇仁利恩创世的艰辛，以及崇仁利恩后来娶妻生了三子（即三族的先祖）的故事。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高大的石牌坊，是仿照丽江狮子山旧时木土司府前的石牌坊建造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纳西族“三房一照壁”、“民居楼”、“工艺楼”等建筑。这些建筑围合在一起表现出丽江大研镇的“四方街”，展现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之地——丽江城所具有的家家流水，户户垂柳的古朴风貌。在这里的展室中，我们可以看到纳西妇女的“披星戴月”服饰；可以欣赏到被称为古乐活化石的《白沙细乐》和《丽江古乐》，这是忽必烈“元跨革囊”时以及明代由北方和中原流传到丽江的。穿过“花马坊”，翻过花园式的小山，“女儿国”的木楞房和“泸沽湖”便呈现在眼前。这里是摩梭之家。摩梭人主要居住在丽江宁蒗县永宁地区，至今仍保持着男不娶、女不嫁的“阿夏”走婚制，家庭中以母系血缘为主，妇女地位高于男人。这种母系氏族社会遗迹，被称为“人类社会婚姻家庭发展史的活化石”。在摩梭之家，我们可以一一参观祖母房、经堂、男儿房、姑娘房和阿夏房。

[cy_page]

热情如火的彝族

我们来到彝族村。彝族是我省人口最多、分布最广、支系最多的少数民族。他们以虎为图腾崇拜。大家看，正对村门的红砂石墙上巨大的“三虎浮雕”，粗犷而有生气，为我们引导着游览的方向。这是根据楚雄州牟定县风氏土司出土文物中的虎图设计制作的。转过石墙，又见远处又一硕大黑色“虎头”，那是一座人工虎山。

虎山前面是十月太阳历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高大的图腾柱，柱上雕刻着太阳、虎、火、八卦等图案。广场周围有十组月亮石雕。每个月球都分黑白两色，但黑白面方向各异，表明十月历中每个月月亮所处的不同位置。十月历将一年分为10个月，每月36天，外加5—6天年节。此历优点突出，月、日数整齐易记，季节性准确科学。它历史十分久远，约在夏朝就已使用，十月太阳历是彝族人民的骄傲。在十组月亮石球的外圈，是十二生肖雕像。彝族古代以十二生肖记日，与汉族十二生肖不同的是：它以虎为首，而不是以鼠开头。再往前走，便是彝家民居。它是以滇南峨山一带的彝族土掌房为原形。这种房屋冬暖夏凉，造价低廉。底层做厨房、厩舍，楼上住人，平台房顶，可晾晒粮食，也可作活动场所。土掌房里面有织绣楼、工艺楼、文化楼、土司楼等，各具特色，粗犷古朴与精巧细致融为一体。火把节是彝族最隆重的节日，时间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节日里，白天斗牛、摔跤，热闹非凡；入夜，火把熊熊，照红夜空，青年男女尽情狂欢。这一切，充分展现出彝族人民那火辣辣的奔放性格。

香格里拉的歌谣——藏族村

木脑纵歌景颇族

铜鼓之乡壮族园

民族团结广场上的欢歌

在云南民族村里，除了一个个迷人的村寨外，在民族团结广场上，你还能看到惊险的傈僳族上刀杆、万人欢腾的景颇族木脑纵歌、多姿多彩的民族歌舞、妙趣横生的大象表演，这里的大象，在驯象师的调教下，会向游客敬礼，敬礼时鼻子向右一甩，象头一低，双腿跪下，引得游人开怀大笑，大象还会用长长的鼻子卷起一位姑娘，慢慢朝前行走，姑娘被大象软软的长鼻子卷在半空，忽悠忽悠地在空中摇荡，好不快哉！简直爽极了！但这种“爽”，是需要胆量和勇气，这是勇敢者的游戏。当游人把食物赠给大象时，大象会频频点头致意，表示感谢！大象还会踩着人们播放的进行曲音乐节拍，踏着正步前进，这是大象的灵性加驯象师对大象精心调教和训练的成果„„真可谓其乐无穷。

该文章转载自【昆明中国国际旅行社】：

第三篇：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身份认同和爱国主义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身份认同和爱国主义

——对爱国主义情感的民族学解读

阿迪力•买买提

2012-4-9 13:35:49 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哈尔滨)2011年5期

内容摘要：在全球化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尤其是后发展国家面临着“去中心化”的威胁，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国家认同与国家安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公民而言是认同危机，对国家而言则是安全危机。为了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后发展国家不得不同时完成构建民族国家和融入全球社会这两大任务。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变得困难重重。领土分割在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已不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族存在于多层治理体系的世界之中，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谁，我们代表着什么，这些问题都希望得到解答，这些问题也变得更加开放，而且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全球化；认同；爱国主义

作者简介：阿迪力•买买提（1959－），男（维吾尔族），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1）05-0029-07

一

自从20世纪80年代西方媒体出现“全球化”一词以来，它已成为一个时尚的字眼，专家学者们更是对其非常关注。这大概是因为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潮流，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任何国家、民族无法独立于这股强大的全球化浪潮之外，难怪人们对其格外关注和普遍重视。何谓全球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尚无统一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从历史上看，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大机器工业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由于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的推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革命、冷战结束以及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空前的全球化浪潮。

客观地说，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贸易的自由化、资本国际化以及高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提供了一个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入国际市场、发挥“后发优势”的难得的历史机遇。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际合作中获得了短缺的资金和技术，从而加快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许多国家还实现了经济持续和高速的发展。如果因此我们将经济全球化仅仅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福音”，那就大错特错了。经济全球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在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和风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当代经济的全球化实质上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寻求发展的机会，但也必然会因此而付出昂贵的代价。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由少数发达国家制定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利与弊肯定是大不相同的。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对任何人都有益的事物，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均衡地同时对每个人给予某种回报。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展的同时，却面临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拉大的严峻现实。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除了面临较大的经济风险，还会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他们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技术、市场体制的同时，也强行输出西方的价值观，企图实现其政治霸权全球化。美国前商务部部长杰弗里•加腾就明确指出，“美国扩大经济交往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商业利益，而且是为了在其他领域获取影响力，如人权和军事问题”，“今后10年，如果经济进步得以继续，这个世界将更加接近美国的价值体系”。他们自认为是全球民主、自由的代言人，向全球、尤其是向所谓“集权统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传播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它们以维护人权为借口，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强行输出西方版本的意识形态。全球化对传统民族国家的挑战，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现实问题。它表现在：第一，世界经济一体化，“地球村”的出现，使传统的民族国家的主权管辖的功能出现了某些式微。在从前的国际关系体系中，追求本国最高的国家利益与领土安全，天经地义，以邻为壑的领土纠纷、边界战争因此不断。但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距离消失”、“疆域观的消退”。民族国家、文化差别在信息与资本的全球流通下，在跨国集团的冲击下，愈来愈受到冲击。国家政府的作用相对降低。而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逐步提高，与民族国家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这需要相关国家领导人着眼于未来，用“地球村”、“睦邻友好、共存共荣”的立场处理国家之间的“邻里”纠纷、边疆问题、民族宗教问题。第二，现实国家利益的因素日益国际化、多元化，即民族国家的主权管辖的范畴相对式微。特别是在国家间的经贸摩擦、区域性环境保护与打击国际犯罪与国际恐怖主义、甚至国际卫生组织预防SARS、国际网络防范病毒的全球扩散等方面，单独的国家力量及其只在国家疆域内部发挥作用的权力范围，难以处理这些跨国性的复杂问题。这都需要国家间的合作。需要各国以及国际组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资源在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更大范围里实现共同的利益。全球化因此呼唤着民族国家拥有“全球观”、“国际观”，要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在国际合作中，互相妥协是必要的。这需要各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给予国际组织，并透过国际组织达到国家间主权分享。第三，与全球化相对应，国际关系中的民族问题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民族、宗教问题抬头，西方国家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增多，更多弱小民族国家得以诞生。而在冷战后诞生的20余个小国家绝大多数是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境内的边疆少数民族，从前都属国内的民族范畴。第四，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给世界各国、各民族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民族认同危机等问题。如国家认同意识的下降、族群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问题国际化等。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属民族或民族国家成员身份的认知以及由此引起的归属感、忠诚和奉献精神。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主义联系密切。民族意识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以及对其民族利益的认识、关怀与维护。民族主义则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属、忠诚的意识和实践活动，体现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调民族意识、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民族主义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每一种民族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1]，并以民族的身份，在政治上进行动员[2]。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是民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能够把人们凝聚起来。但民族认同也会表现出消极影响，会导致民族之间的对抗与冲突。

二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身份是民族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还包括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如果这些理由发生了变化，民族成员的忠诚和归属就会发生变化，一些权利、责任就会被排除在行为效法之外，人们就会开始尝试新的行动规则。所有这些方面隐含在对民族身份的认识当中，被民族成员接受、承认、效法和（对其他民族的行为形成）期待。它包含了下述几种含义：

一是民族成员社会位置，它指一个民族成员在社会关系中的公共职位。比如政治掮客，是在两个利益团体的中间位置；而地方精英，则处于基层社会拥有资源或权威控制的中心位置。

二是民族成员社会角色，它指民族成员在某一社会位置（对于整体而言）发挥的公共作用。比如上述政治掮客角色，作用于不同利益（政治）群体的联系、沟通和斡旋；而地方精英角色，则发挥地方社会治理和整合作用。

三是权利，它指民族成员在某一位置上发挥某一作用所具有的法定或公共承认、授予的做事正当性。这些正当性写成条文就是法律，口传言教就是传统。权利的特点是公共性，如果违背（越权），必然受到某种处罚。

所谓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在感情、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可以分为自我认同和集体（社会）认同。个人可以有多重的集体归属和认同。当集体认同主要建立在民族等基础上时，认同感会更为强烈和持久，而在以阶级和区域等为基础的认同，“只作为利益集团发挥作用并且因此在达到它们目的之后非常易于消融”[3]。

民族主义虽然有不同的表现，但“每一种民族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并以民族的身份，在政治上进行动员。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是民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能够把人们凝聚起来。民族认同体现为民族以及民族国家中人们之间的一种“抽象的团结”[4]。但民族认同也会表现出消极影响，会导致民族之间的对抗与冲突。

民族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民族认同发展的层次性。就我国民族认同而言，可以从3个层面理解：一是各民族的内部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二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整体认同，即国家认同或国民认同，是指公民对祖国的历史、文化、国家主权等方面的认同，其中也包括对政党、发展道路和现行政策等方面的政治认同；三是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跨国的中外籍人士（包括海外华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这三个层次的认同在多数情况下互相重叠，都可以用“民族认同”来表示，但有时可能互相抵触，就需要加以区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可能会出现矛盾，但二者是可以并存的。费孝通先生指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各民族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高层次的民族实质上是一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5]。民族认同的层次及其变化与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民族关系状况。促进少数民族成员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并维持国家认同，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寻求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方面。

三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各种帮扶和优惠政策，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注意挖掘各民族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交流也在加强，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联系更为加强，共同点不断扩大。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得以巩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利益结构的变动，各民族间由于资源利用、利益关系调整、人口迁移、风俗习惯差异等原因而发生的民族矛盾和纠纷，也对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国家认同带来消极影响。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落后的西部地区，西部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经济社会差距的拉大，使西部少数民族群众产生“相对剥夺感”。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发展差距也在拉大，这种状况也强化了一些少数民族成员的不平等感。在社会分化的条件下，民族矛盾实际上是社会阶层间的利益矛盾，由于民族成员之间相似性和认同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使“民族”成为社会动员的单位和力量，所以这些利益矛盾往往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个人利益而利用自己的民族身份，通过民族意识动员引发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另外，近年来由于国家对农村和民族地区教育投入不足和公民意识、国家认同教育的弱化，使得一些民族地区人们的宗教等方面的认同强化，而国家认同有所弱化。再加上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社会结构转型进程在少数民族地区相对滞后，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结构性因素。从历史地理原因看，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又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因此，改革开放伊始，中央和当地政府便把稳定边疆、协调民族关系、维护安定团结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东部沿海地区则充分利用其有利的社会环境和优惠政策，先于民族地区进行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而民族地区则相对滞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结构上的转型劣势，既是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导致该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原因。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转型中的劣势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弱势地位使其成为影响族群关系的潜在区和多发区。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科学技术和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是不平衡和无序的过程，它为某些地方和群体提供了优势，促进了这些优势结构上的功过和他们的率先起跑。与此同时也使某些地方和群体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6]这一经验也不幸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得到了验证。全球化总是与市场经济相伴而行。当改革开放将中国的经济迅速推向全球化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中国萌生和建立。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效益经济，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换取最大的利润。于是，在中国既有的经济格局中，东南沿海地区优越的地域和人文环境首先获得市场的青睐，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初期的梯次推进战略也将突破点放在了这里。东南沿海地区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作出了示范，也带动了全国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的步幅是不一样的，其基本格局就是由东向西，发展状态由高向低，逐次形成落差。其中，少数民族聚居地西北地区成为这个梯状结构的最低点。在社会转型中，少数民族的这种劣势和弱势地位，不但没有加强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情感，反而加强了自身的认同，这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带来潜在的隐患。全球化、市场化以极高的速度推进，并迅速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蔓延。由于全球化、市场化产生一种“优胜劣汰”机制，越是能力弱的人，越存在被边缘化的可能。同时，由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部分居民缺乏必要的适应全球化、市场化的能力和手段，在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下，快速地被边缘化。这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在特殊时空环境下，形成对“中华民族”和国家、党的认同下降，“生活在更开放的现代化进程，相对剥夺感的加强催化了民族意识”，边疆不稳定因素由此产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就业问题比内地更加突出，特别是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除一部分在内地就业外，大部分回到原籍，实现就业面临很多实际困难。同时，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城镇就业问题成为一个焦点；随着户籍改革和其他因素，内地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也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转移，这将加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就业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就业问题成为政府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四

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这是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体现；是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体现；是把民族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体现。

爱国主义感情是民族成员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生活在共同地理环境之中的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所生成的共同心理状态，逐步形成本民族相对稳定的共同心理素质。这种心理上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习俗上。由于世世代代如此，便自然产生了一种爱故乡和爱故乡人的感情并逐步唤醒自我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确立，就意味着一个人（一个民族成员）把对家庭的依恋和归属感扩展到对本民族的依恋和归属感。在国家形成之前，从定居生活开始，爱故乡、爱氏族和爱部落的观念就已存在。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便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民族意识和对中国的热爱之情。由于自然环境、地理区域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族际交往历史等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单个或多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人类社会组织的特殊形式——国家。这种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条件，使得爱乡土的观念逐步扩大为对祖国美丽富饶河山的亲切感和热爱，爱氏族部落观念日益成为对民族和祖国命运关注的激情。

国家总是由一定的民族构成的，而一个民族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认同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该民族的社会地位的确认以及为该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政治保障的程度。尤其在多民族国家里，由于历史、地理和现实等原因，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存在着客观差异，各民族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关键在于国家必须实行民族平等，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增进地域社会中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经济联系、社会交往和互利合作，以促进各族人民以及多民族社会的共同发展，使各族人民在以国家为主导的政治条件下都得到改革开放的好处和实惠。民族作为一个社会认识群体，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通过不同程度的政治实践和体验，以及本民族在自身发展史上形成的知识和经验的沉淀作用，以推理、判断和想象等逻辑思维形式，对国家和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加以认识，不断加深本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这便是民族对国家认同的政治认识倾向。这样的一种政治认识倾向，激发了民族成员在国家的政治情感倾向。民族成员在对国家认同观念的驱使下，在认识政治的心理活动中，产生一系列亲近、依恋、热爱、自豪、尊重等内心体验，表现出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制度、政治团体、政治决策和政治领袖的情感。这是国家政治文化中民族凝聚力特点的明显表现。

爱国主义是一种道德情感，也是一种道德规范。爱国主义道德情感反映了民族的需要同祖国的依存关系。民族的需要是通过生产劳动来满足的，而民族的生产劳动总是在祖国所提供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中进行的。民族对祖国能够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的体验，逐步稳定化和深刻化，就形成对祖国的感激和热爱感情。爱国主义感情表现在民族和祖国、个人和祖国的关系上，就是在必要的时刻，能够为了祖国的需要牺牲本民族的一切，甚至生命。这就使爱国主义具有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当爱国主义感情支配民族作出行为抉择时，民族追求的不是物质需要，而是精神上的充实。民族心理上会产生一种义无反顾地为祖国尽忠和献身的热情。

总而言之，国家的本质属性是它的阶级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但除此之外国家还有民族属性。这样说是基于两点事实：一是国家属于特定的民族；二是国家代表和维护特定民族的利益。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国家解决跨界问题力所不及；市场力量和信息渗透已冲决的国家界限，国家无能为力等现象出现。然而，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国家尚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也改变不了国家的民族属性。亨廷顿因提出“文明冲突论”而名声大噪，舍去他的理论背后的政治动机和明显的不实之处，有一段论述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说：在后冷战的世界里，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7]。这可以由冷战之后世界出现的“民族主义浪潮”和连绵不断的民族、宗教冲突得以验证，也可以由西方国家出现的以族群认同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新认同政治”的升温得到证明。国家在全球化的今天仍将保持民族属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全球化尚不能摧毁国家与民族结合的地域基础。民族的本质属性是文化，它的产生至迟不会晚于国家，国家始终与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民族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国家具有民族属性的根本。因此，国家要改变它的民族属性，其前提就是分离国家与特定民族的结合，改变民族原有的地域基础。但现在看来，已有的全球化水平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力度。且不说脱离母国移居他乡的人口占各民族人口的比例还很小，即便已经完成这种迁居的人口在几代之内都还是“根”缘不断，寻根访祖的感人事例不绝如缕。它们的境外认同同样维系着民族的故土和祖国。世界现代化的历程表明，“经济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自动消除弱势民族承受的不利和不平等”[8]。在现代化的开始阶段，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距会加大，后者感到被剥夺；而在现代化的后一阶段，弱势群体则会向强势群体提出挑战。其中，同质社会表现为阶级对抗。而多民族社会则可能表现为族际对抗[9]。显然，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正是现代化开始阶段的典型现象。而能否避免后一阶段甚至前一阶段既有的对抗，取决于我们的应对正确与否，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又是能否处理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所以，当前的情况之下，提倡“强化公民意识，淡化民族意识”的做法不符合实际，这不但淡化爱国主义情感，而且加深对本民族的认同。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国家认同就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它是国家主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9]。国家认同危机是国家安全隐患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一个国家的内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认同一个民族国家并不是因为不得不如此，而是因为他认为只得如此。对此，我们建议：

首先，以公民权为本位协调民族关系，培育理性的民族认同。多民族国家内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族性区别中自我辨认的，民族群体之间充满某些自然鸿沟和隔阂是必然的，而鉴于各民族本身在历史发展中遗留下来的固有特性，对某些民族的照顾未必能消除这些鸿沟和隔阂，相反，如果处理不当还会使之变得更加明显。扭曲的民族认同在多民族国家中易于导致国家认同危机。通过突出公民权来淡化民族差异性以构建现代国家认同，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成功范例：独立后的俄罗斯在解决民族矛盾方面也采取了突出公民权，淡化民族意识的措施，以公民权利的平等代替民族平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与独立初期相比，俄罗斯境内各民族对俄罗斯的国家认同感稳步上升；塔吉克斯坦强调各民族的公民意识，以克服独立后人口多的民族对人口相对较少的民族的排斥心理，弱化各民族之间的敌视和冲突，从而保障了国内的安全稳定。

其次，以保障公民生存权平等为契机，缔造现实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在全球化的今天，资源流动、信息畅通和交流合作成为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条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他们通过自己的力量赶超发达地区需要艰苦的努力。令人深感忧虑的是，某些少数民族根本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与人口多的民族平等的目标，这种自然形成的生存条件差异以及其他因素往往被处于劣势发展地位的民族认为是国家忽视自己存在的表现。以我国为例，东部地区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东西部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都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悖的，不利于增强我国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不良的生存环境和一些生存发展权利的不平等，容易给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意煽动和利用创造机会。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经济改革，国家应该注意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注意切实让少数民族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独钟于极少数人，这样不利于增强各民族对国家和政府合法性的认同。

再次，维护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本能的民族主义发展成理性的爱国主义。扭曲的民族认同和本能的民族主义一样，是缔造理性国家认同的严重障碍。在单一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越强烈，整个国家的国民就越具有凝聚力，国家也就越发具有社会稳定、兴旺发达和繁荣强盛的前景。例如，出于减少民族矛盾和冲突的需要，新加坡把国内所有民族统称为“新加坡人”；基本上没有人口多的民族的尼泊尔为统合各族而提出尼泊尔族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通过强化“国族认同”以最终培育全体国民爱国主义的做法，冲淡了国内各族之间的民族意识，把民族矛盾降低到最低点。尼泊尔毛派领导的武装冲突不完全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而主要是国内经济发展和权力分配问题引起的，“是尼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落后族群对富裕族群的一种极端反叛”[10]。对于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而言，国家能否巩固”取决于各民族在保持自身民族认同的同时能否形成更高层次的民族认同，即与国土和国民一致的“国族认同”[11]，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否则，国内的民族矛盾就会上升，危害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家不仅仅是组成这个国家的每个民族族群的国家，同时还是每个个体的人的国家。从聚焦民族凝聚力的角度看，对国民根本利益的尊重有利于把这种易于分散的认同整合为一种国家认同，这就是一种积极的、理性的爱国主义，是推动国家统一和发展的聚合力及推动力。如果这种力量演化为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甚至民族分裂主义等本能民族主义，就会成为国家统一和发展的心腹大患。要想把本能的民族主义转化为理性的爱国主义，从而促进国家安全，国家就必须切实成为全体国民利益的代表者。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尽管说法不一，纷繁复杂，然而，解体前夕的苏联根本不能代表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则是难以否认的。当时苏联社会科学院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只有7％，有85％的人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12]，这个民意调查结果从侧面诠释了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这是苏联解体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惨痛的教训。

最后，从坚持执政能力建设着手，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国家要用好自己的权力，不断加强妥善处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和社会现实矛盾的能力，通过树立自己在各民族中的威望以振奋民族精神，避免民族走向神秘和虚无主义。国家执政能力最重要的外在表现就是让国民看到自己的工作、生活等基本生存环境有不断改善的希望。为此，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应该成为制定民族政策和法规的首要目标，突出强调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和睦相处的重要性，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拓宽“以民为本”的思路，真正把“执政为民”的立国方针长期贯彻落实，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中和谐民族关系的前提。和谐民族关系还要求国家的民族政策不受政治利益的驱使而随之改变，民族利益的保护不能因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弱化，这些方面处理不好，容易造成民族矛盾。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2]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77.[3]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9.[4]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1.[5]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7,(2):4－12.[6]Joseph Rothschild, Ethnopolitic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7]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6.[8]Joseph Rothschild, Ethnopolitic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34.PP120-121.[9]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M].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9－12.[10]何希泉．周边地区民族宗教问题透视[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246.[11]刘跃进．国家安全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22.[12]黄苇町．苏联亡党十年祭[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67.

第四篇：【西部民族】桥头堡建设中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交往与安全

【西部民族】桥头堡建设中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交往与安全

Cultural contacts and security of cross border ethnic groups in Yunnan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ridgehead【作者简介】普丽春，女(彝族)，云南蒙自人。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教育部民族教育专家、“长江学者”和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云南省社会科学专家、云南省教育科研专家等。兼任云南省领导科学与决策研究会副秘书长、云南省少数民族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云南省少数民族艺术学会常务理事会。【摘 要】云南地处东亚大陆与东南亚、南亚的结合部，是中国毗邻国家最多的省区之一，也是中国跨境民族最多的边疆省份。在实施桥头堡建设战略和民族文化强省建设中，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边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云南跨境民族在节日互动、民间文艺团体和民间学术交流等方面的交往日益加强，不断提升了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同时也面临境外宗教渗透有增无减、境外一些势力利用民族文化进行文化渗透的宣传日益加强、跨境事实婚姻增加带来的管理难度加大等问题。【关键词】桥头堡建设；云南跨境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安全

云南地处东亚大陆与东南亚、南亚的结合部，是中国毗邻国家最多的省区之一。在云南省25个少数民族中，壮族、苗族、彝族等16个民族跨境而居，是中国跨境民族最多的边疆省份。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来云南考察时明确指示：“要充分发挥云南作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的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使云南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会和云南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确立了“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战略目标。如何充分发挥云南毗邻东南亚和南亚的区位优势、跨境民族的文化优势以及源远流长和世代友好的交往优势，在云南省桥头堡建设和文化强省建设战略决策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云南跨境民族交往基本情况

为了解云南跨境民族交往情况，笔者于2011年4月，对保山、德宏、怒江等3个州市所在地和边境一线进行实地调查，走访有关单位、部门以及了解情况的资深人士，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相关数据。调查显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边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同源民族交往日益频繁，成为桥头堡建设中一大热点。

（一）跨境民族节日互动不断加强，提升了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联邦的克钦邦、掸邦接壤，国境线长达503.8公里。全州辖芒市、瑞丽二市，梁河、盈江、陇川三县二市和畹町经济开发区，有50个乡镇、365个村(居)委会、3761个村民小组。2010年末，全州总人口121.1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41.78万人，农村人口79.36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34.48%、65.51%。主要有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傈僳族、德昂族等5种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59.44万人，占总人口的49.78%。全州五县市中，有4县市、23个乡镇、141个村委会、195个村民小组与缅甸直接相连，在边境线上居住、生活的人口约6万人。分别与缅北重镇勐古、九谷、木姐、南坎、拉咱、雷基毗邻。两国边民跨境而居，民族同源，语言文字相同，宗教信仰和民俗相同，彼此探亲访友、互市通婚、节日聚会，两国边民相互往来十分平常。

泼水节是傣族、德昂族、阿昌族3个民族最盛大传统节日，自2000年起，德宏州已成功举办了八届 “中缅胞波狂欢节”，每逢狂欢节期间，中缅双方跨境民族都会欢聚一堂，拜佛朝庙，探亲访友，载歌载舞，共度佳节。增进中缅双方胞波情谊，弘扬两国民族民间文化，促进中缅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中缅旅游合作与发展，“中缅胞波狂欢节”融国际性、民族性、参与性为一体，在中缅两国间产生了较大影响，推动了中国德宏州与缅甸木姐地区的旅游、边贸、文化及社会的繁荣进步。再如地处中、老、越三国交界处的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一眼望三国”的地方，随着中老、中越友好关系的不断加强，2009年10月，江城县政府牵头举办了在哈尼族传统节日基础上倾力打造的“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节日期间，老挝、越南均派代表团来中国参加。狂欢节期间举办的迎宾狂欢、丢包狂欢、牛体彩绘大赛、特色体育比赛、专场文艺演出、商品交易会、商贸洽谈会等活动，精彩纷呈，盛况空前。如今“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已成为“中、老、越”三国睦邻友好的重要标志，今后将由三国轮流举办，对维护边疆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跨境民族民间文艺团体的交流，成为云南省对外文化交流的新亮点

近年来，云南省边疆地区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跨境民族文艺交流活动。例如红河哈尼族彝族州河口县，自2004年以来每年在春节前夕举行“侨之声”迎春文艺联欢大型活动，越南老街省艺术团应邀参加，口岸文化长廊群众文艺队开展的多种活动，越南群众文艺队也前来河口联欢演出。与此同时，河口“侨谊之声群娱乐园”、“侨谊乐园”等文艺队也多次应邀到越南老街、沙巴等地参加联欢活动。民族艺术团体及民间艺人的对外交流，文山州舞剧团、麻栗坡县文工队先后应邀赴俄罗斯、越南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江城县的民族民间艺人经常应邀到老挝的勐乌、乌得演出。临沧市民族歌舞团应邀到越南、文莱演出。耿马县傣族民间歌手岩更先后10余次应邀到缅甸演出。沧源县有20多支民营歌舞表演团队活跃在北京、上海、山东、福建、海南、昆明等地，有的还到法国、日本、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家演出。这些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在周边国家产生了良好影响。

（三）跨境民族民间学术交流活动，加强了睦邻友好关系

据调查，云南省各州、市、县的民族学会、协会积极组织开展民间跨国学术交流活动。例如红河州哈尼学会和红河哈尼文化国际研究中心2008年11月在绿春县召开了“第六届国际哈尼/阿卡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人员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波兰、瑞典、韩国、泰国、缅甸、老挝、越南等11个国家、共160多名专家学者。勐海县布朗族发展学会自2006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布朗族民间歌手邀请赛，每次都邀请缅甸和老挝的歌手参加，推动了跨境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这些形式多样的跨境民族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不仅展示中国对外开放的美好形象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提升文化的软实力和影响力，而且对增进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了解、促进彼此友谊、维护边境安宁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跨境民族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促进了境外游客的增长

云南边境地区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培育文化产业，打造了一批有实力的民族文化品牌。跨境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有效带动了旅游业、演艺业、娱乐业以及会展业等相关产业的成长壮大，已成为近年来边境一线最为显著的一个发展趋势。如沧源县明确提出“文化名县，旅游富县”战略；腾冲县提出“以旅游为中心，完善与南亚各国交通网络；以旅游为产业，助推与南亚各国交流；以旅游为依托，增加与南亚诸国贸易”和“做强旅游、做足文化、做活口岸”为重点的工作思路。各地通过提升民族节日品牌效应、打造精品文艺节目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已成为普遍的做法。最为突出的是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和开发，成为边境一线文化建设中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点。例如西双版纳傣族园打造的“百名小卜哨天天欢度泼水节”这一核心文化品牌，加上一台百人大型傣族精品歌舞和一系列的民间文化传承演示，成为风靡全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知名品牌，自2001年建起至今，傣族园民俗文化生态村对国内外游客的吸引力一直长盛不衰。对于保存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向外展示民族文化独特魅力和吸引各方游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云南跨境民族文化交往面临的安全问题

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同源族群文化频繁往来的同时，也自然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最终影响到边境的稳定与发展。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关注。

（一）边境地区境外宗教渗透有增无减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境外敌对势力对边境地区的思想渗透手段花样翻新，特别是利用中国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通过宗教活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有增无减，一些宗教场所的频繁活动和一些宗教歌曲、宗教书籍在边境部分地区的广为传播，在群众思想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据调查，近年来在中越边境上，越方大兴土木修建教堂和庙宇，开辟宗教活动场所，如河口县对面的老街、沙巴等都修建有天主教堂及佛寺，而河口县则由于没有公开的宗教活动场所，因而吸引了许多边民和信教人员出境到越南去参加宗教活动。在“中老”和“中缅”边境地区，双方的宗教活动交流情况是出境的少而进来的多，外来影响占据优势。还有一些境外敌对势力打着宗教交流甚至是帮助中方边民发展经济、开展扶贫工作的幌子，进行渗透活动。

以德宏州为例，佛教方面：邻境缅甸为佛教国家同德宏州傣族、德昂族等民族有共同信仰佛教的习惯，各村都建有奘房，经常举行佛事活动，境外佛教教职人员往来频繁且大都末办理相关手续或报经有关部门批准，而由村民自行接送出入境，同时由于缅甸以拜佛名义佛爷可带领信徒通行全缅，利用该便利许多国内信徒也不办任何手续，混进拜佛队伍到缅甸纵深地带观光旅游。基督教方面：信仰基督教的属于浸信支教会，信仰时间长（自英殖民缅甸时期传入我国），与境外基督教有同宗同源的关系，境外各宗教组织通过利用小恩小惠对境内宗教活动场所和人员进行拉拢或笼络人心，并物色人选，通过该人与其进行直接联系后，到境外教会领取一定的活动经费或由境外出资到境内建盖教堂。天主教方面：境外教徒以种种借口为由入境进行非法宗教活动，借机传教。由于中国境内无天主教培训学校，部分天主教徒在境外人员的鼓动下，非法出境到缅神学院培训、学习，培训的时间为多为2至3年，主要缅甸密支那神学院、八莫神学院、腊戌神学院就读。伊斯兰教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是户撒乡老马寨，也是德宏州唯一信仰伊斯兰教的村寨，还有在瑞丽市经商的部分外国商人。与邻境的缅甸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回民的有一定的交流联系活动。这些行为或活动给边境民族地区的管理与安全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境外势力集团利用民族文化宣传日益加强

虽然云南近年一直在大力推行“五通”工程、送文化下乡活动等，但调查发现，边境地区文化事业总体状况仍不能满足少数民族对文化的需求。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仍然不足，广播电视民族语节目的覆盖范围有限，边境地区绝大部分少数民族不通汉语，这些地方虽然有广播和电视，但却听不懂、看不懂。乡镇文化站书刊报纸种类少，尤其缺乏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化产品。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读书看报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境外一些势力集团趁机利用民族文化对边境地区进行渗透，通过境外民族语广播电视、提供优厚条件入境办学或诱使少数民族学生出境学习、出版或直接派人入境宣传等方式进行文化渗透。尤其是在中缅边境，由于中缅两国山水相连，特殊的国境条件导致边境沿线上广播电视信号相互渗透情况十分严重。例如临沧市镇康县有8个民族村居住在边境线上，村民经常能收到缅甸老街的广播。再如德宏州的瑞丽市、潞西市、陇川县、盈江县等边境沿线口岸，缅方城镇上都建有自己的广播电视发射台，境内可以直接收听、收看到境外的无线广播电视节目。目前，边境地区的年轻人，与内地青年人一样，喜欢看港台片、听唱流行歌曲，与上一代人有着明显不同的价值观，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认知度和情感不深，更容易受境外文化渗透的影响，降低其民族文化自觉。

（三）跨境民族通婚给边境稳定带来一定影响

边境一线山水相连，各民族跨境而居，同一民族语言相同、风俗习惯相似，历史上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通婚互市，交往密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边境地区日趋稳定，跨境婚姻呈逐年增多趋势。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云南省25个边境县一线（即118个边沿乡镇）有涉外婚姻10575对，呈逐年增多趋势。其中靠越境1402对，靠老境719对，靠缅境8454对，多为境外女子与我方男子结合后留在中国成为事实婚姻的，其中又以同一民族通婚者居多。在跨境婚姻中，98%以上的是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的女性嫁来中国，中方嫁过去和到境外上门的极少数。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历史上云南省跨境民族普遍在境外有亲戚和朋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跨境民族与境外亲戚、朋友的联系更为密切，这种互相间的联系与交往，自然带来境内外边民联姻的增多；二是边境地区农村妇女外流较多，农村适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导致许多留守的未婚男子只能娶境外更穷地区的媳妇。据了解，中国公安、民政、外事等有关部门对边境的涉外婚姻登记问题是较为宽松和通融的，境外人员只要“三证”（即身份证、入境证、未婚证明）齐全，都给予办理结婚登记，并且收费也较低。境外因受各国政策及政府管理等因素制约，边民要办到这三证非常不容易，并且收费高得惊人，在难以取得三证进行正常婚姻登记的情况下，跨境通婚家庭正式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不多，大多数仅按少数民族的传统婚俗举行婚礼。造成边境地区存在大量非法实事婚姻。而这些非法事实婚姻的大量存在，导致当地政府对这部分家庭人员户籍管理失控，造成跨境通婚家庭的田地分配、多生多育、人口素质下降子、女入学、医疗、保险、就业困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因无法律约束，外方女子想在就在，不想在就走，影响了家庭的稳定，进而对社会带来隐形危害，给边境稳定造成一定影响。

三、促进云南跨境民族文化交往安全的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跨境民族文化交往与安全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是各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民族自治地方最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最多、特有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的边疆省份，繁荣发展云南跨境民族传统文化事业，是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需要，对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开放、和谐云南，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边疆安宁、国家文化安全，凝聚各族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切实把跨境民族文化交往与安全问题放到重要的位置，纳入繁荣发展云南民族文化、提高云南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总体战略统筹考虑，纳入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使边境民族地区成为云南跨境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的重要窗口，以及桥头堡建设中云南与东盟国家民族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基地。

（二）抵御境外宗教和文化渗透，确保跨境民族文化交往安全

近年来，边境地区宗教界与许多境外宗教组织在进行友好交往中，积极宣传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对提高中国的知名度、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一些境外宗教组织却不是为了宗教交流，而是借机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大量做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诱导信徒向往西方世界，给政府的依法管理工作制造障碍。加大文化安全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民族文化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全民，特别是青年人对传统文化保护的认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保护、管理、宣传、发扬、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行动，将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安全工作从专业工作变为全民行为。例如怒江州针对基督教信教群众多，在教堂集中活动的情况，县委宣传部和文化部门开展了“红歌进教堂”活动，把一些革命歌曲翻译成傈僳文在教堂里推广，有效解决跨境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安全问题。

应增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类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用优秀的民族文化占领边境地区思想文化阵地。进一步提高边境地区广播电视的覆盖率和发射功率，加快云南8个边境州市民族语广播影视译制分中心的建设，扶持开办“少数民族语广播频率”、“少数民族语电视卫星频道”和“少数民族文字网站”，有效扩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宣传的覆盖面。同时加强对外广播电视信号的有效压制，改变“外国声音大，我们声音小”的现状。坚持向边境乡镇文化站、中小学、村文化室、乡村阅报栏等免费赠送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汉双语文的图书、报刊、张贴画和音像制品等，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先进的文化提高人，用健康有益的文化充实人，不给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留下可乘之机。

（三）加强边境一线法律宣传，消除跨境婚姻隐患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边境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不断的提高，与境外边境地区边民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边境地区历史以来都是哪边生活好边民就往哪边跑，所以边民通婚人数激增是在情理中的事。边民通婚造成违法婚姻问题较为突出：许多边民通婚按传统习惯由父母同意，村里有威望的长者证婚，再举办宴席就算正式结婚了，这样就造成了违法的事实婚姻。出现了许多涉外婚姻家庭到孩子上学了才来补办结婚证。边民通婚引发的社会问题，许多涉外婚姻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婚姻登记手续，配偶没有中国国籍，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依法行政、人口管理难度加大；家庭人口素质难以提高；因边民通婚诱发的婚姻诈骗、买卖婚姻等各种违法犯罪、民间纠纷逐渐增多。

跨境婚姻问题已引起中国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应加强边境一线婚姻法的宣传力度，尽快改变双方边民通婚因程序繁琐不愿登记导致无国籍人员的产生、子女教育问题、人口无法管理，引起治安管理混乱等现状。此外，在管理上也不能掉以轻心，要严格把关，制定出州、市、县统一的、相应的管理制度，使涉外婚姻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兄弟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化，形成了大量独特的文化。跨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问题，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千百年来战争与和平重要诱因之一，更是建设文化强国的特色工作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因此，充分发挥云南跨境少数民族的文化优势，加强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增进了解和友谊，推进全方位开放，努力构建良好的周边环境，做好跨境民族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守好国门，边境地区边民彼此互市通婚，睦邻友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积极推进桥头堡建设。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篇幅原因，注释从略。图片和文章版权归作者与原单位所有。编

辑：李智环 吴

鹏 贾淑凤编辑助理：张

宇 郑少君

第五篇：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研究中心

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研究中心

(江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重点研究基地介绍之五)

语言文化与民族认同的研究，在国际上已是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国外的学者往往着重于批判，而忽视了语言文化与民族认同这一主题的建设性的开展。对于属于多民族国家而且还处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的我国，积极地探索汉语言文学如何促进民族认同这一问题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国内学术界目前这一领域也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整合多学科的力量对此进行综合研究的学术单位尚未出现。南京大学汉语文学与民族认同研究中心，是财政部、教育部2004批准设立的国家“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该基地的主要学术方向是对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总结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及现实中所包含的学理资源，为当今如何增强汉语言文学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的促进作用提出决策咨询和理论基础。

中国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问题，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课题，也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首先，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面对外来文化的复杂影响，如何承继中国久远历史和面向未来发展，民族认同成为弘扬文化中国并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因素。其次，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如何发挥汉语文化对于多民族融合的重要作用；台海两岸尚未统一，如何通过共同的语言文学的纽带推进两岸统一；当代中国双语教育格局已经形成，西方的语言文化通过多种渠道对青少年产生影响，如何维护汉语言文学的民族性等问题，都是急需研究的重大问题。该课题具有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特性。它对于促进学科互动、构造新的学科增长点，培育创新的学科团队和创造性人才，集中学科力量，形成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术成果，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基地主要研究力量包括南京大学4个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英语语言文学；2个省级重点学科：社会学，戏剧戏曲学和4个博士点学科：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这些学科的学科带头人有莫砺锋教授、丁帆教授、鲁国尧教授、董健教授、王守仁教授、周晓虹教授、赵宪章教授、杨正润教授、程章灿教授、李开教授等。

研究基地主攻目标：对西方相关理论及经验研究范例进行批判性分析，厘清其学术脉络与局限，进而结合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的独特性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达到国外同类学科的先进水平，并建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学科内涵，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文明建设提供学理及实际决策的咨询。

该课题包含4个主要研究方向：1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的理论研究；2传统汉语言文学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形式；3危机中的现代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4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汉语言文学如何促进民族认同之实际对策研究。

研究基地的科研组织方式是打破原有系、科体制的局限，研究课题的设计不再受原有的学科划分的限制，而是从研究对象的具体内容出发，重新组合队伍，在机制上促进学科整合，在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等方面实现真正的跨学科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