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案例（★）

第一篇：合同案例

某房建工程，经过招投标确定某施工单位低价中标，一个月以后施工单位收到中标通知书，按建设单位规定的时间和金额提交了履约保证金，42天后双方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工期为12个月。工程开工后，由于甲方资金有问题，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预付款，施工单位怕延误工期所以自行垫资进行施工，工程进行到第5个月后，施工单位因工程款始终未得到，所以停工要求建设单位结算工程款。施工单位停工第22天后，建设单位同意支付所欠施工单位工程款，但必须按监理工程师开出的支付证书进行支付。在停工期间，租用的设备支付租金，工地只留下几名职工，许多钢材和水泥被盗，造成很大损失，重新开工后，由于雇用的工人已经另有去处，造成劳动力紧缺，致使工程竣工日期拖期一个月。

建设单位要求施工单位赔偿拖期损失费，同时担心施工质量有问题，保修费的50%没有返还给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要求建设单位赔偿支付垫资部分的银行利息，延长工期一个月，赔偿材料被资造成的损失费，为主提出施工单位资金垫付行为属于自愿，不承担施工单位损失费。

问题：

1、该项工程的程序存在哪些问题？

2、施工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及怎样处理？

3、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的索赔和反索赔应怎样计算？ 答案：

1、本案例中的工程项目在招标投标存在以问题

工程招标的前提是之一是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否则不能进行招标。（3分）

施工单位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30天内应当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案例中是42天，不符合规定。阶段（2分）

履约保证金应按招标文件中的投标书附录中规定的比例提交，而不是建设单位另行规定的金额。（3分）

2、施工中发生的问题及处理办法

施工单位在开工前应当按规定向监理工程师提交工程资金使用计划表，（2分）并在每月月未报送进度报表，（2分）由监理工程计量签证，（2分）如果业主单位资金发生问题不能按签证支付，施工单位应按程序向建设单位报送申请拨付工程款的报告，（2分）双方就工程款支付办法协商一致后再进行实施，施工单位不应自作主张垫付资金进行施工，由于业主违约未期支付工程款，施工单位应按程序向监理工程师提出停工请求，（2分）由监理工程师协调解决未果可停工。

业主应按规定在颁发工程接收证书后应将履约保证金的50%返还给施工单位。其作法是不对的。（2分）

3、该案例中虽然垫付资金的行为是业主自愿，但工程实体是业主的，所以业主应向施 工单位支付应付工程款的利息，（2分）具体计算如下：

利息=应支付工程款×垫付资金时间（天数）×同期银行利率（2分）材料被盗业主不赔偿。由于工地所有材料和财产均应施工单位负责照看，损失自己承担。（2分）

工期：业主因考虑延长工期22天。同时适当考虑因施工单位重新开工的准备时间。（2分）

施工单位拖期的主要原因在业主，所以业主提出的误期损失赔偿不能成立。（2分）

施工合同案例评析

谢建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合同纠纷，严重困扰着施工企业生存与发展，本文根据自身施工实践和报刊有关的报导材料综合评析施工合同经济案件中有关问题，供财务、经营人员参考。

一、施工合同经济案件

案件一：1996年4月28日，某建筑工程公司与某建材有限公司签订了一项建造办公楼、传达室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合同规定工程期限从1996年4月28日开工至1996年7月28日竣工验收；工程质量确保合格，力争优良；工程价款支付方式按补充协议办理。补充协议规定：传达室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一次性结算工程款；办公楼主体完成一层时预付工程款30％，屋面工程完成时，预付工程款30％，竣工验收结算后，留尾款40％在半年内付清。该工程于当年5月开工，同年10月底竣工，所耗资金全部向银行贷款，但建材有限公司却未按补充协议规定支付工程款。

1996年12月1日，建材有限公司在建筑工程公司的一再要求下，派出公司管理人员与建筑工程公司进行工程结算，并立下工程结账单。次年，该建筑工程公司向建材有限公司提出工程变更补充决算报告，经建材有限公司管理人员确认，工程变更增加费用5896元，合计应付工程款为88.9万元。之后，建筑工程公司多次向建材公司催讨，但后者仍未付款。建造完工的办公楼、传达室一直由建筑工程公司使用。建筑公司在催讨无果的情况下，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逾期支付的违约金，并要求对原告建造的价值88.9万元的办公楼、传达室及水泥路面享有留置权，在拍卖后优先支付原告的工程款。

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原、被告双方自愿签订的建筑安装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政策，属于有效合同。原告按合同规定履行义务，但被告未按规定支付工程款，属违约行为。现原告要求支付工程款及逾期支付工程款的违约金，合法合理，法院予以采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24日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建材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建筑工程公司工程款88.9万元，支付逾期付款总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对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法院判决生效后，建材有限公司仍未在规定期限内偿还工程款及违约金。当年8月13日，原告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对建材有限公司进行财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查清建材有限公司早已负债累累，根本无力偿还债务。被执行人建材有限公司已于1998年11月2日被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其法人代表人下落不明。该公司的两幢厂房及约400平方米的招待所、餐厅，已被省高级法院判给某土木建筑工程公司所有。其他办公楼、简易仓库、土地使用权、传达室等财产，由市中院执行裁定移交给权利人市农村信用社所有。建材公司已根本无财产可执行。

案件二：1996年5月某建筑公司与文化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承建金龙湾公园项目工程合同，工程竣工后，经双方审定工程款为282万余元，但发包方仅支付了88万元。1998年4月，双方达成还款抵押担保协议，但发包方仍未按协议付款，承包方只能诉至法院。1998年12月，市中级法院主持调解，被告同意于1999年2月之前偿还工程款及违约金总计227万余元。然而，经法院多次执行，发包方迄今才支付了35万元。

案件三：1998年10月30日，某建筑公司与某制伞总厂签订了一份工程承包合同，制伞总厂将坐落于厂区内的营业用房工程发包给该建筑公司承建。工程为18间营业用房，合同对工程期限、施工质量、付款方式等作出了详尽约定。

合同签订后，建筑公司按约定1999年2月前完成了工程，但制伞总厂却擅自违约，不按合同及时付款。为此，双方于1999年11月9日又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称，制伞总厂迄今为止支付工程款23%，尚欠77%，应在2000年5月底前付清。若逾期不付，建筑公司有权将所承建的房屋拍卖，工程款在拍卖款中优先受偿。制伞总厂在工程款未付清之前，房屋不交付使用，房门钥匙由建筑公司保管。

该协议签订后，制伞总厂仅在2000年1月26日支付了工程款的5％，所余逾期仍未付。2000年7月14日该建筑公司将制伞总厂告上法院。原告在诉状中要求法院立即支付所欠工程款，原告对其承建的营业房享有优偿权，并要求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县法院于7月28日进行调解，调解中，被告辩称，原告所诉为事实，但因企业资金困难，导致工程款至今未付；被告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但营业用房早已抵押给另一家企业，抵押款75万元也已用尽。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被告制伞总厂在7月31日前支付建筑公司工程款。如逾期不能履行，以被告某店面房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后优先受偿。案件受理费、诉讼费等均由被告负担。

8月初，制伞总厂因资不抵债而宣告破产，并已进入破产程序。县法院负责人说，建筑公司的这笔债权，由于有《合同法》中有关优先受偿权的保障，因而可以持调解书向破产清算小组申报债权，并优先受偿。

案件四：1997年9月24日，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建筑工程公司四分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房地产公司将其开发的公寓1号楼工程由四分公司承建。后四分公司按约进场施工，完成了该工程基础部分和主体第一二层。由于某房地产公司方面的原因，1998年9月28日双方达成决算协议：双方所签订的施工合同作废，四分公司已建部分工程量及材料费、人工费、保证金等款项在工程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清（不计利息）。由于某房地产公司拒不按约支付工程款，四分公司于2000年5月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工程款决算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有效。现该工程已实际验收合格，某房地产公司未按决算协议书及书面承诺的验收时间付清工程款，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四分公司要求支付工程款的主张予以支持。被告方某房地产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所称工程未经验收，无充分证据，不予采纳，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五：某市第三建筑公司承建上海某大酒店工程时，因建设单位外方合作伙伴资金没有到位而中止，建设方拖欠工程款和损失费达600多万元，在长达半年催讨无着的情况下，施工企业拿起法律武器，向法院起诉，经一年诉讼，两审判决后胜诉，600余万元工程款和经济损失赔偿费，已全部汇入承包商账户。

二、思考与对策

目前，施工合同经济案件大幅度增加，在拖欠工程款严重威胁到施工企业生存的情况下，把希望寄托在建设单位发“善心”归还拖欠款，是无所作为、愚蠢的行为，在市场经济和法制日益完善的情况下是不可取的。只有拿起法律武器，向法院提起索赔诉讼请求，最后取得法律公正的解决，维护自己的利益，才是明智之举。但是如何能在法庭上胜诉，还取决于施工企业财务、技术、经营人员素质和合同条款完善程度，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1、案例一与案例二，建筑公司虽然胜诉，但是工程款已无法追回，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施工企业在签订合同之前，未做好前期工作，对建设方的社会信誉与经济实力缺乏了解，为承包工程埋下极大的隐患，最后造成恶果。该案例带有普遍性。

2、案例四与案例五之所以能胜诉是由于施工企业在合同管理上比较严密，合同是打官司的重要法律凭证。案例五中，施工企业所以取得胜诉，是由于合同签订时条款比较完善和合同管理的资料齐全。施工企业在签订合同时，首先，合同的条款要严密、完备，符合法律、法规，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新“合同法”规定不能采用工程留置权。因此，施工企业在签订合同时为防止工程款拖欠，应设定具有偿还能力的“保证人”或设定有效的“抵押”手段等。其次，签订合同条款时把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事先加以设防。首先，认真考察对方，了解对方的情况；另一方面设想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纠纷，尽量在合同中加以设定，使合同尽量完备和严密。一旦发生纠纷引起诉讼，设定协议管辖条款，由原告方的法院受理，为今后胜诉打下基础。

3、施工企业应充分利用法律赋予施工企业“优先受偿权”的权利，为自己解困。为了解决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的问题，使工程承包人的回报得到应有的保障，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合同法》对此作出了较明确的规定。发包人不按约定支付价款，经承包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承包人按照该条款规定行使优先受偿权。

4、当建设方遇到资金紧张或企业运转不正常时，常将资金危机转嫁给施工企业，工程质量存在缺陷或工期拖延，是其拒付工程款的主要借口，因此在法庭上辩论焦点是隐蔽检查验收和竣工验收上的分歧。案例四的焦点是工程是否已经验收，双方约定的工程款给付条件是否已经俱备。一方面，现行法律规定工程竣工验收由发包人组织进行。《合同法》第279条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16条对此作出了专门规定。具体到本案中，公寓1号楼工程竣工后依法已由发包人某房地产公司通过验收，法定代表人在决算协议上的签字已证实。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的，不得交付使用。在二审过程中，四分公司还举证证实，公寓1号楼工程已交付使用。由此可见，该工程已竣工且确实已经验收。从此案例中，施工企业可得到如下启示，在施工中和竣工验收时，均应及时办理质量验收手续，加强施工技术管理，在合同管理中，坚持建设方和监理方及时签字签证制度，保证合同手续合法性，为以后解决合同纠纷和法庭上辩论提供充足证据，确保胜诉。

一旦企业发生合同纠纷，财务人员必须与技术、经营人员合作，与企业法律顾问商讨具体对策，收集有关证明材料，在法庭辩论中争取主动，争得胜诉结果。

某建设单位（业主）拟建一栋办公楼，采用招标方式由某施工单位（承包商）承建，双方按程序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工期为（2004年3月21日—2004年9月30日）190天日历天数（扣除5月1日—3日）。质量标准为业主规定的标准，合同价款套佰柒拾捌万元人民币。

付款方式：工程预付款于开工之日支付合同总价的8%，不抵扣直接作为工程进度款；

工程进度款：基础完工后支付合同价的10%，主体结构完成第三层后支付合同总价的25%，主体结构封顶后，支付合同总价的20%，工程基本竣工后支付其余款项，竣工结算时，按全部工程造价的3%扣除保修费。合同规定，承包方不能因业主资金暂时不到位而停工或拖延工期。

问题

1、上述案例的合同属于哪种计价类型？

2、该合同订立的条款有哪些不合理，如何修改？

3、对合同中未规定的承包商义务，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又必须进行的工程内容，承包商就如何处理？ 答案：

1、从合同条款来看，该工程属于固定价格合同。（5）

2、该合同存在的不妥之处及修改如下：

1）合同日历天数不应扣除节假日，节假日天数加到总日历天数内；（3分）2）工程质量标准由《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中规定的标准作为该工程的质量标准。而不是业主制定的其他标准；（3分）3）“合同规定，承包方不能因为业主资金不到位而停工或拖延工期”的约定有违合同的公平性，应该说明业主资金不到位的时间范围，承包商不能停工或拖延工期，还应规定逾期支付的利息支付计算办法等内容。（5分）

3、承包商应首先及时通知监理工程师，（3分）及进与为主沟通，确认该部分工程内容是否由乙方完成（3分），如果是，应当签订补充合同条款，明确双方责、权、利，并调整工期计划，（4分）如果不是由承包商完成，也应业主应该部分工程内容的协作配合条件相应的费用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以确保工程顺利进行。（4分）

第二篇：涉外合同案例

篇一：涉外合同案例

中国某技术设备公司诉德国某有限公司技术引进合同纠纷案 ? 【案情简介】

原告：中国某技术设备公司。被告：德国某有限公司。

１９９１年８月，我国某技术设备公司（受让方）与德国某有限公司（转让方）签订了一份引进新型液压泵生产设备和制造该新型液压泵专有技术的合同。该合同主要有以下规定： １．转让方在１９９２年５月前将受让方所需的一整套新型液压泵生产设备装船运至中国大连港；

２．在受让方收到约定设备后，转让方将派遣技术人员，指导中方人员对该设备的操作，并负责培训中方人员掌握约定的技术； ? ．技术资料将随进口的液压泵设备一起交给受让方；

４．受让方应对那些总机构是在中国以外注册的液压泵用户，假如与转让方的利害关系无冲突和将无冲突，那么这些液压泵的生产和交货是可以进行的。如上所述情况须经双方协商最后判断，与转让方是否存在利害关系的冲突或是否将存在冲突，将由转让方单方决定；付引进设备的费用总额为３６．７５万元，技术资料及人员培训费１９．３５万元，合同价格共计５６．１０万元。受让方在签订合同前对合同条款并未作认真审查，到合同实际履行过程才发现，上述第四项合同内容几乎将受让方出口该合同产品的权利剥夺殆尽。受让方要出口合同产品，都必须得到转让方的同意，而转让方为了维护己方的国际市场，必然会以该项出口与转让方的利害关系有冲突为由，拒绝同意受让方出口该合同产品，即使同意，也会借机索取高额补偿费用。? 于是受让方试图与转让方磋商，以求修改合同中这一不公平条款，遭到转让方拒绝。受让方遂诉至法院，以显失公平和转让方有欺诈意图为由，请求法院认定该合同无效。请问合同中有关产品出口的条款是否为不合理的限制性条款？为什么？ ? 【审理结果】 ?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双方最后达成庭外和解：转让方同意取消该争议条款，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１２万元的补偿金。? 案情评析】：在本案中，上述合同内容第４项虽然

没有对受让方合同产品的出口作出数量、对象及渠道等方面的限制，但实质上仍是一个限制性条款，是对受让方用引进技术生产产品出口加以不合理限制的条款。表面上看来，转让方会同意与其利害关系没有冲突的出口项目，但由于转让方握有能否出口的单方决定权，而转让方毫无疑问会利用这一权利竭力维护自己在国际市场的份额，阻止受让方出口产品，因此这个条款实际上剥夺了受让方的出口自由。这是一个较隐蔽的限制性条款，貌似公允，实质上却极大地限制了受让方的权利。如果在技术引进中不对合同条款进行仔细分析、权衡利弊，就易为这种条款所蒙蔽。? 虽然转让方在合同中加入的这一不合理限制性条款违反了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但该合同已获得审批机关的批准而生效，且受让方在签订合同过程中也有疏忽，再有合同已大部分履行，受让方已投入大量财力、人力，因此，由受让方一次性补偿转让方一定金额、取消合同中原有限制性条款，对受让方来说，能使其长远受益，也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 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案例

? 原告：南京金陵制药厂(下简称金陵制药厂)。住所地：南京市黄埔路3号。

?被告：江苏省中医药研究所(下简称省中医研究所)，住所地：南京迈皋桥十字街100号。?1983年12月3日，金陵制药厂与省中医研究所签订了“797”针剂生产专利转让合同，双方约定，省中医研究所将其完成小试工作的“797”针剂与金陵制药厂协作完成中试加工任务;待成果鉴定后，省中医研究所拥有该成果的所有权，金陵制药厂则取得“生产专利权”;? 金陵制药厂在产品投产后5年内支付省中医研究所产品利润的15%，5年期满后，“生产专利权”完全归属金陵制药厂，未经双方协商，不得将该技术转让给第三人，不得泄露技术内容或修改中止本合同。1985年6月19日，江苏省卫生厅组织成果鉴定，将“797”针剂定名为“脉络宁注射液”。? 随后，金陵制药厂按苏卫药准字(85)1776-1号批准证书进行生产，并从1985年至1990年共支付给省中医研究所利润提成100.2万元。1992年5月12日，省中医研究所与河南淅川制药厂签订了一份“脉络宁”技术转让合同，取得技术入门费30万元。1992年12月15日，省中医研究所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脉络宁静脉注射液的工艺方法”发明专利，申请号：92107848.×，国家专利局于1993年11月10日将该专利申请公开。? 原告方以被告方擅自将“脉络宁注射液”技术转让给河南省淅川制药厂，违反了与金陵制药厂合同的约定为理由，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撤销省中医研究所与河南省淅川制药厂的技术转让合同，赔偿违约金及经济损失200万元。? 被告辩称：脉络宁注射液(原名797针剂)系省中医研究所多年研究的重大科技成果，金陵制药厂有偿取得的“生产专利权”是普通生产许可权。提成期满后，金陵制药厂享有继续生产的权利，但这种技术转让并非买断。省中医研究所享有向第三方转让技术的权利，况且，双方1983年所签合同已期满，省中医研究所的转让行为不属违约。请求法院驳回金陵制药厂的诉讼请求。? 请问本案该如何审理？ ? ? 「审判」 ?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金陵制药厂与省中医研究所在1983年12月3日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生产专利权”，应属生产专用权，与产品或方法的专利权不应等同。虽然双方所签合同的提成期满，但双方的其他有关约定仍然有延续性。因此，省中医研究所在申请92107848.×号发明专利前，将技术转让给河南淅川制药厂实施的行为，违反了与金陵制药厂的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省中医研究所赔偿金陵制药厂违约金3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付清。本案诉讼费20010元，由省中医研究所承担。本案判决书下达后，在江苏省专利局主持下，本案原、被告双方又就“脉络宁注射液”专利权属问题进行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省中医研究所转让专利申请权，金陵制药厂以1820010元一次性买断。? 根据判决书判决内容，金陵制药厂实际只需支付150万元。双方均未上诉 ? 分析 ? 我们认为，对于当事人双方1983年所签的合同，应理解为“独占”性质的“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其理由是：(1)在合同中，双方约定，新药投产后，“未经双方协商”，不能再将技术转让给第三家，并且不得“泄露技术内容或修改、中止本合同”，在案件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均提交了合同的文本，可见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研究所将“脉络宁注射液”再次转让给第三方是不妥当的。“生产专利权”在此处实质上应理解为独占性质的实施权。这是指一项专门的权利，金陵制药厂有偿取得，研究所在没有新的约定或取得法律上的授权外，无权再行处分。在排他性的实施权外，双方还承担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2)“脉络宁注射液”已受到国家中成药品种有关行政法规的保护，根据有关法规规定，即使有企业受让了该项技术，亦不会得到生产批文。因此，金陵制药厂在事实上已拥有了独家生产的权利。? 涉外合同违约金纠纷 ? [案情]某公司去年六月同英国某公司签订一货物买卖合同，合同规定交货期为去年九月底。价格条件为fob，违约金为5%。合同签订后，某公司积极组织货源，于九月中旬将全部货物运至港口，但对方公司迟迟不开具信用证及派船。在此期间，某公司多次与对方联系，对方称该批货物的最终用户倒闭，其正在另寻买主，请求某公司推迟交货时间并表示愿意承担违约金。直至去年12月，对方提出不接受该批货物，并支付某公司违约金十万元人民币。但由于该货物价格下降，某公司买掉货物后，差价加上滞港费、运输费等，损失达35万多元，这样，某公司在收取违约金后，仍损失25万元，问：违约金同赔偿金是否相同，某公司可否要求对方赔偿 25万元的损失? ? 日内付款。后来,卖方并未在规定的期限内交货,也未向买方说明原因。在买方的催促下,卖方提出由于港元汇率下跌和日元汇率上涨,无法按照原协议价格交货,要求买方增加货款1000至2000港元。买方拒绝了卖方的要求,坚持按原合同履行。但卖方置买方的多次催促于不顾,拖延至9月20日,仍拒不交货。买方因业务需要,只好租用汽车,后因租车费用过高,遂于同年10月6日用5.2港元向另一港商购得同型号、同规格的汽车。随后,买方通知卖方解除原购销合同,并要求卖方赔偿租车费及高出原合同价格购车的损失。卖方对此拒不同意,由此发生纠纷。?[问题] ?1.原告未经被告同意即以高出原合同规定的价格购进汽车,多付出的差价应由谁承担? ?2.原告要求卖方赔偿租车费的诉讼请求能否予以满足?为什么?? 被告方超过约定履行期限多日仍拒不交货的行为构成了违约,为此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合同法》第107条和第108条的规定,作出以下判决: ? 1.被告超过约定履约期限多日仍然拒不交货的行为应当认定构成违约;? 2.被告方应当承担违约后果,赔偿原告租车费用及高出原合同价格购车的损失;? 3.本判决自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 分析

本案中纠纷即属于“不履行合同义务”这一种违约形式。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另一方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或者采取其他合理的补救措施。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后,尚不能完全弥补另一方受到的损失的,另一方仍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应负的损害赔偿额,应当与另一方当事人由于他违反合同而遭受的包括利润在内的损失额相等,但这种损害赔偿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依照他当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事实和情况,对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能损失。

? 我国《合同法》第11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对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由此可见,在当事人一方违约给另一方因此而受到损失的情况下,另一方并非只事有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而不负担任何义务。这种对损害赔偿范围的限制性规定,保障了违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法律公平精神的一种体现。

? 本案中被告以港元汇率下降为由为自己违约寻找借口,提出因情势变更而致逾期不能交货而违约是不能成立的,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因汇率的变动,买卖双方均有可能受到经济损失,这也是当事人双方在订约时都甘冒的风险。因此,被告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原告为尽量缩减因被告违约而带来的损失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的租车费用以及因高出原合同价格买汽车的损失，原告并且可以依照《合同法》第93条和94条的规定，有权解除该汽车购销合同。?篇二：涉外合同案例

中国某技术设备公司诉德国某有限公司技术引进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原告：中国某技术设备公司。被告：德国某有限公司。

１９９１年８月，我国某技术设备公司（受让方）与德国某有限公司（转让方）签订了一份引进新型液压泵生产设备和制造该新型液压泵专有技术的合同。该合同主要有以下规定： １．转让方在１９９２年５月前将受让方所需的一整套新型液压泵生产设备装船运至中国大连港； ２．在受让方收到约定设备后，转让方将派遣技术人员，指导中方人员对该设备的操作，并负责培训中方人员掌握约定的技术；

．技术资料将随进口的液压泵设备一起交给受让方；

４．受让方应对那些总机构是在中国以外注册的液压泵用户，假如与转让方的利害关系无冲突和将无冲突，那么这些液压泵的生产和交货是可以进行的。如上所述情况须经双方协商最后判断，与转让方是否存在利害关系的冲突或是否将存在冲突，将由转让方单方决定；付引进设备的费用总额为３６．７５万元，技术资料及人员培训费１９．３５万元，合同价格共计５６．１０万元。

受让方在签订合同前对合同条款并未作认真审查，到合同实际履行过程才发现，上述第四项合同内容几乎将受让方出口该合同产品的权利剥夺殆尽。受让方要出口合同产品，都必须得到转让方的同意，而转让方为了维护己方的国际市场，必然会以该项出口与转让方的利害关系有冲突为由，拒绝同意受让方出口该合同产品，即使同意，也会借机索取高额补偿费用。于是受让方试图与转让方磋商，以求修改合同中这一不公平条款，遭到转让方拒绝。受让方遂诉至法院，以显失公平和转让方有欺诈意图为由，请求法院认定该合同无效。请问合同中有关产品出口的条款是否为不合理的限制性条款？为什么？ 【审理结果】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双方最后达成庭外和解：转让方同意取消该争议条款，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１２万元的补偿金。案情评析】：在本案中，上述合同内容第４项虽然没有对受让方合同产品的出口作出数量、对象及渠道等方面的限制，但实质上仍是一个限制性条款，是对受让方用引进技术生产产品出口加以不合理限制的条款。表面上看来，转让方会同意与其利害关系没有冲突的出口项目，但由于转让方握有能否出口的单方决定权，而转让方毫无疑问会利用这一权利竭力维护自己在国际市场的份额，阻止受让方出口产品，因此这个条款实际上剥夺了受让方的出口自由。这是一个较隐蔽的限制性条款，貌似公允，实质上却极大地限制了受让方的权利。如果在技术引进中不对合同条款进行仔细分析、权衡利弊，就易为这种条款所蒙蔽。

虽然转让方在合同中加入的这一不合理限制性条款违反了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但该合同已获得审批机关的批准而生效，且受让方在签订合同过程中也有疏忽，再有合同已大部分履行，受让方已投入大量财力、人力，因此，由受让方一次性补偿转让方一定金额、取消合同中原有限制性条款，对受让方来说，能使其长远受益，也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案例

原告：南京金陵制药厂(下简称金陵制药厂)。住所地：南京市黄埔路3号。

被告：江苏省中医药研究所(下简称省中医研究所)，住所地：南京迈皋桥十字街100号。1983年12月3日，金陵制药厂与省中医研究所签订了“797”针剂生产专利转让合同，双方约定，省中医研究所将其完成小试工作的“797”针剂与金陵制药厂协作完成中试加工任务;待成果鉴定后，省中医研究所拥有该成果的所有权，金陵制药厂则取得“生产专利权”;金陵制药厂在产品投产后5年内支付省中医研究所产品利润的15%，5年期满后，“生产专利权”完全归属金陵制药厂，未经双方协商，不得将该技术转让给第三人，不得泄露技术内容或修改中止本合同。1985年6月19日，江苏省卫生厅组织成果鉴定，将“797”针剂定名为“脉络宁注射液”。随后，金陵制药厂按苏卫药准字(85)1776-1号批准证书进行生产，并从1985年至1990年共支付给省中医研究所利润提成100.2万元。1992年5月12日，省中医研究所与河南淅川制药厂签订了一份“脉络宁”技术转让合同，取得技术入门费30万元。1992年12月15日，省中医研究所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脉络宁静脉注射液的工艺方法”发明专利，申请号：92107848.×，国家专利局于1993年11月10日将该专利申请公开。

原告方以被告方擅自将“脉络宁注射液”技术转让给河南省淅川制药厂，违反了与金陵制药厂合同的约定为理由，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撤销省中医研究所与河南省淅川制药厂的技术转让合同，赔偿违约金及经济损失200万元。

被告辩称：脉络宁注射液(原名797针剂)系省中医研究所多年研究的重大科技成果，金陵制药厂有偿取得的“生产专利权”是普通生产许可权。提成期满后，金陵制药厂享有继续生产的权利，但这种技术转让并非买断。省中医研究所享有向第三方转让技术的权利，况且，双方1983年所签合同已期满，省中医研究所的转让行为不属违约。请求法院驳回金陵制药厂的诉讼请求。

请问本案该如何审理？

「审判」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金陵制药厂与省中医研究所在1983年12月3日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生产专利权”，应属生产专用权，与产品或方法的专利权不应等同。虽然双方所签合同的提成期满，但双方的其他有关约定仍然有延续性。因此，省中医研究所在申请92107848.×号发明专利前，将技术转让给河南淅川制药厂实施的行为，违反了与金陵制药厂的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省中医研究所赔偿金陵制药厂违约金3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付清。本案诉讼费20010元，由省中医研究所承担。本案判决书下达后，在江苏省专利局主持下，本案原、被告双方又就“脉络宁注射液”专利权属问题进行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省中医研究所转让专利申请权，金陵制药厂以1820010元一次性买断。

根据判决书判决内容，金陵制药厂实际只需支付150万元。双方均未上诉 分析

我们认为，对于当事人双方1983年所签的合同，应理解为“独占”性质的“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其理由是：(1)在合同中，双方约定，新药投产后，“未经双方协商”，不能再将技术转让给第三家，并且不得“泄露技术内容或修改、中止本合同”，在案件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均提交了合同的文本，可见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研究所将“脉络宁注射液”再次转让给第三方是不妥当的。“生产专利权”在此处实质上应理解为独占性质的实施权。这是指一项专门的权利，金陵制药厂有偿取得，研究所在没有新的约定或取得法律上的授权外，无权再行处分。在排他性的实施权外，双方还承担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

(2)“脉络宁注射液”已受到国家中成药品种有关行政法规的保护，根据有关法规规定，即使有企业受让了该项技术，亦不会得到生产批文。因此，金陵制药厂在事实上已拥有了独家生产的权利。涉外合同违约金纠纷

[案情]某公司去年六月同英国某公司签订一货物买卖合同，合同规定交货期为去年九月底。价格条件为fob，违约金为5%。合同签订后，某公司积极组织货源，于九月中旬将全部货物运至港口，但对方公司迟迟不开具信用证及派船。在此期间，某公司多次与对方联系，对方称该批货物的最终用户倒闭，其正在另寻买主，请求某公司推迟交货时间并表示愿意承担违约金。直至去年12月，对方提出不接受该批货物，并支付某公司违约金十万元人民币。但由于该货物价格下降，某公司买掉货物后，差价加上滞港费、运输费等，损失达35万多元，这样，某公司在收取违约金后，仍损失25万元，问：违约金同赔偿金是否相同，某公司可否要求对方赔偿 25万元的损失?日内付款。后来,卖方并未在规定的期限内交货,也未向买方说明原因。在买方的催促下,卖方提出由于港元汇率下跌和日元汇率上涨,无法按照原协议价格交货,要求买方增加货款1000至2000港元。买方拒绝了卖方的要求,坚持按原合同履行。但卖方置买方的多次催促于不顾,拖延至9月20日,仍拒不交货。买方因业务需要,只好租用汽车,后因租车费用过高,遂于同年10月6日用5.2港元向另一港商购得同型号、同规格的汽车。随后,买方通知卖方解除原购销合同,并要求卖方赔偿租车费及高出原合同价格购车的损失。卖方对此拒不同意,由此发生纠纷。[问题] 1.原告未经被告同意即以高出原合同规定的价格购进汽车,多付出的差价应由谁承担? 2.原告要求卖方赔偿租车费的诉讼请求能否予以满足?为什么? 被告方超过约定履行期限多日仍拒不交货的行为构成了违约,为此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合同法》第107条和第108条的规定,作出以下判决: 1.被告超过约定履约期限多日仍然拒不交货的行为应当认定构成违约;2.被告方应当承担违约后果,赔偿原告租车费用及高出原合同价格购车的损失;3.本判决自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分析

本案中纠纷即属于“不履行合同义务”这一种违约形式。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另一方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或者采取其他合理的补救措施。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后,尚不能完全弥补另一方受到的损失的,另一方仍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应负的损害赔偿额,应当与另一方当事人由于他违反合同而遭受的包括利润在内的损失额相等,但这种损害赔偿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依照他当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事实和情况,对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能损失。

我国《合同法》第11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对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由此可见,在当事人一方违约给另一方因此而受到损失的情况下,另一方并非只事有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而不负担任何义务。这种对损害赔偿范围的限制性规定,保障了违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法律公平精神的一种体现。

本案中被告以港元汇率下降为由为自己违约寻找借口,提出因情势变更而致逾期不能交货而违约是不能成立的,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因汇率的变动,买卖双方均有可能受到经济损失,这也是当事人双方在订约时都甘冒的风险。因此,被告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原告为尽量缩减因被告违约而带来的损失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的租车费用以及因高出原合同价格买汽车的损失，原告并且可以依照《合同法》第93条和94条的规定，有权解除该汽车购销合同。

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诉瑞士工业资源公司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瑞士工业资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曼。考赫，瑞士工业资源公司董事。

委托代理人：刘桂荣，上海市第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戴国荣，上海市第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德恩，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曹宪志，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法律事务部主任。

委托代理人：蒋鸿礼，上海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瑞士工业资源公司因被上诉人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诉其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1988年5月11日（86）沪中经字第30号民事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8年8月30日进行了公开审理，查明：

被上诉人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受浙江省温州市金属材料公司的委托，于1984年12月28日与美国旭日开发公司签订购买9000吨钢材的合同。之后，旭日开发公司因无力履约，请求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同意将卖方变更为上诉人瑞士工业资源公司。瑞士工业资源公司随即于1985年3月14日向被上诉人发出电传称：“货物已在装船港备妥待运”，“装船日期为1985年3月31日”，要求被上诉人“将信用证开给挪威信贷银行（在卢森堡），以瑞士工业资源公司为受益人”。同年3月26日，上诉人又向被上诉人发出电传称：“所供钢材可能由我们的意大利生产厂或西班牙生产厂交货”，并告知了钢材的价格条款、交货日期等。1985年4月1日，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考赫授权旭日开发公司董事长孙道隆，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上海就旭日开发公司与被上诉人所订立的原合同签订了《合同修改协议书》，约定将钢材数量由原定的9000吨增至9180吨，价款为229.5万美元不变，上诉人应在接受信用证后两周内装船待运。

1985年4月19日，被上诉人通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出以上诉人为受益人、金额为229.5万美元的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信用证载明：钢材“从意大利拉斯佩扎装运到温州，最迟期限为1985年5月5日。不允许分批装运，不允许转船运输”，“受益人必须保证所发的每件货物都与合同中的约定完全一致”。随后，上诉人将全套单据通过银行提交被上诉人。提单签发的日期为1985年5月4日，载明装运人为上诉人，并由其在提单上背书。由上诉人开具的销货发票，载明钢材数量为9161吨，货款2290250美元。同年6月1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将上述货款汇付上诉人。货款汇付后，被上诉人因未收到上述钢材，从1985年7月起连续10余次以电传、函件向上诉人催询和交涉。但上诉人或拒不答复，或以种种托词进行搪塞。经被上诉人一再催促，上诉人才于同年9月5日回电称：“中国港口拥挤，船舶将改变航线”，“最迟抵达日期预计为1985年10月20日”。届时，被上诉人仍未收到钢材，去电指责上诉人的欺诈行为，并声言要“将此事公诸于众”时，上诉人于同年10月30日致电被上诉人，全盘推卸自己作为合同卖方和货款受益人的责任。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证实，上诉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既无钢厂，也无钢材；向被上诉人提交的意大利卡里奥托钢厂的钢材质量检验证书、重量证书和装箱单均系伪造。以上诉人为托运人并经其背书的提单上载明的装运船“阿基罗拉”号，在1985年内并未在该提单所载明的装运港意大利拉斯佩扎停泊过，从而证明上诉人并未将钢材托运装船，所提交的提单是伪造的。上诉人在答复被上诉人催问的电函中所称“中国港口拥挤”和“船舶将改变航线”的情况也纯属虚构。

为此，被上诉人于1986年3月24日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返还货款2290250美元，赔偿银行贷款利息951032.66美元，经营损失2048033.16美元，其他费用（包括律师费、调查费、佣金费等）301928.39美元，合计5591244.21美元，并申请诉讼保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准许被上诉人的诉讼保全申请，裁定冻结上诉人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托收货款4408249美元，查封了上述托收项下的全套单据。上诉人在答辩的同时提起反诉，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因申请冻结其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托收货款而造成其需向银行支付利息的损失以及本案诉讼的律师费用。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

一、瑞士工业资源公司应偿还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的钢材贷款2290250美元；并赔偿钢材货款的银行贷款利息873784.58美元，经营损失1943588.25美元，国外公证和认证费、国内律师费29045.77美元，共计5136668.6美元。

二、驳回瑞士工业资源公司的反诉。

诉讼费13311美元，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承担1082.18美元，瑞士工业资源公司承担12228.82美元。反诉费4540美元，由瑞士工业资源公司承担。

上诉人不服第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双方签订的购销钢材合同中有仲裁条款，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原审法院裁定准许被上诉人诉讼保全申请，冻结上诉人的与本案无关的货款不当；上诉人被诉有欺诈行为并无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在不同的法院对上诉人提出重复的诉讼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规定，禁止间接损失，原判损害赔偿数额过高，并无事实和依据的支持，请求撤销原判。上诉人并在第二审时对其反诉被原审判决驳回表示不服。被上诉人就上诉人的反诉作了答辩。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确认：上诉人瑞士工业资源公司在无钢材的情况下，谎称“货物已在装运港备妥待运”，“装船日期为1985年3月31日”，“在我方银行收到信用证二周内交货”，诱使被上诉人与其签订合同。这证明，上诉人在签订《合同修改议定书》时，就使用了欺诈手段。上诉人在收到被上诉人指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出的信用证后，在货物没有装船的情况下，向被上诉人提交了包括提单在内在的全套伪造单据，以骗取被上诉人的巨额货款。上诉人利用合同形式，进行欺诈，已超出履行合同的范围，不仅破坏了合同，而且构成了侵权。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已非合同权利义务的争议，而是侵权损害赔偿纠纷。被上诉人有权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而不受双方所订立的仲裁条款的约束。因本案侵权行为地在上海，依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二条关于“因侵权行为提起诉讼的，由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以及该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上诉人提出的中国已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又有仲裁条款，中国法院无管辖权，其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并未在其他法院对上诉人提出过侵权损害赔偿的诉讼，因此，也不存在重复诉讼的问题。原审法院准许被上诉人的诉讼保全申请，冻结上诉人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托收货款，符合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九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应予认可。本案是因欺诈行为引起的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侵权人除应当返还受害人的货款外，对于受害人因被欺诈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亦应当赔偿。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的钢材货款，赔偿被上诉人的钢材货款的银行贷款利息、经营损失以及其他费用，并无不当。上诉人反诉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因申请冻结其4408249美元而造成上诉人需向银行支付利息，以及支付本案的诉讼费、保证金、律师费用等，共计1157819.6美元的损失，没有理由，不予支持。鉴于在原审法院判决后钢材货款的银行贷款利息继续孽生，赔偿金额亦应增加。

据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88年10月11日，判决如下：

一、驳回上诉人瑞士工业资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篇三：涉外合同案例 涉外合同案例

简要案情：

1998年9月14日，原告中基嘉发进出口公司、被告东洋环宇株式会社双方签订编号tysha－98091401销售合同一份。合同规定，原告为买方，被告为卖方；商品：skypet牌聚酯薄片，semi－dull yarn等级；数量500公吨；价格条件cif上海；单价530美元/公吨；总金额265000美元；支付方式：不可撤销见票即付信用证；装运期1998年9月30日，装运港韩国港口，目的港中国上海；允许数量和金额伸缩度为3％等。买方所持有的进口许可证注明：号码为98－aa－106335，进口商为原告，收货人为江苏省金榄工贸有限公司，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合同签订后，货物由mild star轮9880航班于同年10月9日运抵上海港，原告则于10月19日给付了全部货款，并委托五矿公司代为货物进口报关。五矿公司于1998年10月23日向宝山海关申请货物报关。该公司向宝山海关提交的报关单上填写的经营单位为上海市食品进出口公司，收货单位是上海市食品进出口公司保税库，许可证号98-aa106335，运输工具名称mild star/9880，贸易方式：保税仓库货物，货物532件等。因该报关单的经营、收货单位与进口许可证上的经营、收货单位名称不一致，报关未获通过。同年11月10日，五矿公司向海关递交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更改申请表。申请表注明的申请理由是不予转关进保税库。更改内容：经营单位为原告，收货单位江苏金榄工贸有限公司，贸易方式一般贸易，征税性质一般征税，货物526件等。同日，原告缴纳关税人民币350785.12元。11月11日，海关通知五矿公司，要求对报关货物中的5件集装箱货物进行抽查，五矿公司同意抽查。11月12日，海关在抽查货物中发现多出一包货物。11月13日，经五矿公司申请，海关同意放货，五矿公司取得提货单。11月14日，五矿公司将原告进口货物533件转存上海市食品进出口公司罐头仓库。11月18日，原告致函被告称，由于被告的错误，使原告的货物被海关扣押，处于调查中，原告对此保留索赔的权利。在接到五矿公司提货通知后，原告于11月20日起，陆续提取货物。1998年11月11日，上海宝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向五矿公司出具发票，托收港杂费人民币81,713元。12月1日，五矿公司向原告出具发票。发票记载：海关审报费及换单费140元，运杂费11,046元，港杂费81,713元，定额费1,000元，进库费3,042元，港口附加费3,402元，总计金额人民币100,343元。期间，原告于1998年9月25日与毛麻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规定由原告“在1998年10月底，最晚必须在交货期之后的10个工作日内”提供毛麻公司韩国鲜东牌聚酯切片500吨。此后，原告以被告多放一包货物的错误造成损失为由，诉诸法院。

原告中基嘉发进出口公司诉称，原、被告双方签约后，被告将货物运抵上海港。但原告接中国五矿国际货运上海公司（以下简称五矿公司）通知：他们从上海海关获悉，我司委托其报关进口的505.40吨聚酯切片，由于被告违反合同约定，多放了一包其他货物而涉嫌走私，被海关扣押。同年11月20日，经交涉，海关在原告交纳了70万元保证金后先行放货等待处理。由此造成了原告的经济损失，包括增加的滞港费、开箱费和商检费10万元，支付客户的违约赔偿金35万元，行情下跌损失35万元，共计人民币80万元。故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80万元。

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因货物被海关扣押而增加的费用人民币61,061.5元，客户索赔损失人民币35万元，货物跌价损失人民币35.35万元，总计人民币764,561.50元。

被告东洋环宇株式会社辩称，原、被告确实签订了合同，双方亦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被告在提供货物时，确实误多放一包货物，但该行为并没有导致原告的任何损失的事实。原告误填报关单，造成货物报关延误。在海关放行报关货物后，由原告的报关代理人将货物转移仓库存放，原告又未及时提取，由此造成的损失与被告无关。故被告误多放一包货物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失结果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再则，原告讼称的损失不实。原告提供的银行汇票并没有实际兑现，即不能证明常熟市毛麻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毛麻公司）向原告依约支付了70万元定金以及原告已向毛麻公司返还了70万元定金并赔偿35万元的事实。故不同意原告的请求。法院审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双方在签订的“tysha－98091401销售合同”中，没有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而合同规定的价格条件为cif上海，即合同的履行地在中国上海。按照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原则，因本合同引起的纠纷适用中国法律。

原、被告双方签订的tysha－98091401销售合同依法成立，双方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合同。被告在履行交货义务时，多提供了一包货物，对此，被告有过错。被告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原告经济损失。在合同标的物运抵上海港后，原告委托五矿公司代为货物进口报关，而该公司至1998年11月10日才为原告的进口货物正确办理报关手续，11月13日货物获准放行。由于原告对客户交货义务的最后期限是“在1998年10月底，最晚必须在交货期之后的10个工作日内”，即11月10日，而原告给付的港杂费是结算至11月11日前的，所以原告因不能及时提货而造成的直接损失，并不是被告多提供了一包货物造成的。原告的直接损失与被告多提供一包货物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货物因海关扣押而增加的费用和客户索赔以及货物跌价的损失，但原告既没有举证证明货物被海关扣押的事实，也没有证明其对客户的赔偿和货物跌价损失是由于被告的行为造成的事实，故原告的请求，本院难于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原告中基嘉发进出口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010元，由原告负担（已预付）。

由此可见，原告诉请的损失并非是被告的行为造成的，被告在集装箱内多放一包货物的行为与原告诉请的损失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原告的请求不能支持。

第三篇：旅游合同案例

福州市国际旅行社与薛荣明、覃夏梅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

当事人:法官:文号:（2009）榕民终字第107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州市国际旅行社，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298号伊法达大厦六层。法定代表人王彬，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立光、陈昭森，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薛荣明，男，汉族，1961年5月20日出生，身份证号：***159，住福州市台江区交通路红庆里45－708。

委托代理人周茂青、王飞，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覃夏梅，女，汉族，1961年5月10日出生，身份证号：***528，住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282号9座202。

上诉人福州市国际旅行社因与被上诉人薛荣明、一审第三人覃夏梅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08）鼓民初字第2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第二审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在本案的审理中，本院曾依法对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了调解，但调解不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请求：

1、判令福州市国际旅行社退还押金170000元及利息；

2、判令福州市国际旅行社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判决认定： 2008年4月1日，案外人何世民、薛荣明为赴日本旅游，与福州市国际旅行社签订编号为GF-2007-2602《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合同》，合同约定“客人若出现滞留不归现象，我社将按担保函金额收取押金，作为滞留赔偿金。何世民将房产证抵押于我社，如期回国后，退还原件；若出现滞留现象，我社有权处理此房产，薛荣明如期归国，我社在三个工作日内退还金额押金200000元人民币”，福州市国际旅行社的签约代表为“连洁、覃敏”。2008年4月2日，覃夏梅（覃敏）向福州市国际旅行社出具一份书面担保书称“本人覃敏向贵公司支付旅游保证金为200000元。本人保证如游客薛荣明出现滞留不归的情况，在接到贵公司通知后三日内 付清此款，如果未能付清此款，本人愿意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合同签订后，薛荣明依约向福州市国际旅行社支付了旅游费用6980元，并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将押金200000元汇入覃夏梅（覃敏）个人帐户。2008年4月8日薛荣明赴

日本旅游，2008年4月13日回国后薛荣明即向覃夏梅（谭敏）催讨押金，覃夏梅（覃敏）于2008年5月22日归还薛荣明人民币30000元，余款170000元尚未退还。

一审另查明：覃夏梅又名覃敏，对此，薛荣明与福州市国际旅行社均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薛荣明与福州市国际旅行社之间签订的《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予以遵守。在该合同上福州市国际旅行社签约栏上有覃敏（覃夏梅）的签字并加盖有福州市国际旅行社公章，应认定在该合同关系中覃敏（覃夏梅）系以福州市国际旅行社经办人的身份代表福州市国际旅行社签订该合同。因此，覃敏（覃夏梅）收取薛荣明旅游费和出境旅游押金的行为应认定为是代表福州市国际旅行社的职务行为，其法律责任应由福州市国际旅行社依法承担，因此，薛荣明诉请福州市国际旅行社退还其出境旅游押金并承担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福州市国际旅行社辩称其实际未收到薛荣明的出境旅游押金，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第三人覃夏梅（覃敏）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一审判决如下：福州国际旅行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还薛荣明旅游押金170000元人民币及利息（利息按本金200000元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08年4月17日计至2008年5月22日，按本金170000元从2008年5月23日计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止）。本案诉讼费3761元由福州国际旅行社负担。

福州市国际旅行社上诉称：

1、一审判决福州市国际旅行社“应付还薛荣明旅游押金170000元人民币及利息”没有事实根据。福州市国际旅行社没有收取被薛荣明旅游押金200000元。薛荣明也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有交付给福州市国际旅行社押金人民币200000元；

2、一审判决认定“覃夏梅又名覃敏，对此，薛荣明与福州市国际旅行社均无异议”是与庭审查明的法律事实相悖，没有事实根据。本案覃夏梅与“覃敏”系同一人，福州市国际旅行社是在案发后才知道的，并且在第一次庭审中明确提出过；

3、一审判决认定“覃夏梅（覃敏）系以经办人的身份代表福州市国际旅行社签订该合同，因此，覃夏梅（覃敏）收取薛荣明旅游费和旅游押金的行为应认定为是代表福州市国际旅行社的职务行为”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福州市国际旅行社仅是覃夏梅（覃敏）此次介绍薛荣明来办出国旅游才和覃夏梅（覃敏）第一次接触，覃夏梅（覃敏）在和薛荣明签订《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合同》后，当日私下收取薛荣明旅游押金200000元挪为己用，并一直将此事隐瞒福州市国际旅行社。覃夏梅（覃敏）也多次向薛荣明作出还款承诺，并已退还其部分押金30000元；

4、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的程序方面有违反程序法表现，本应适用普通程序，而一审法院却以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从而导致福州市国际旅行社未能得到公平合理的审判结果。

福州市国际旅行社请求：

1、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08）鼓民初字第2402号《民事判决》判决，改判驳回薛荣明的全部诉讼请求；

2、判决薛荣明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

薛荣明辩称：

1、覃夏梅（覃敏）向薛荣明出具了盖有福州市国际旅行社公章的旅游合同书，并以覃敏（覃夏梅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都是使用“覃敏”）的名字与薛荣明签订了旅游合同，且在出团通知书的国内联系人处加上自己的名字。福州市国际旅行社提供的合同中约定的旅游费数额和押金数额与覃夏梅（覃敏）要求薛荣明支付的金额一致，该合同也并没有关于支付旅游费和押金方式的约定，也没有禁止或限制覃夏梅（覃敏）代收旅游费和押金的表述，而且关键是薛荣明将旅游费和出境旅游押金交给覃夏梅（覃敏）后，福州市国际旅行社就同意薛荣明出境旅游，因此薛荣明是有理由相信覃夏梅（覃敏）是福州市国际旅行社的代表的；

2、福州市国际旅行社应退还已收取的出境旅游押金。覃夏梅（覃敏）收取薛荣明旅游费和出境旅游押金是代表福州市国际旅行社的职务行为，其法律责任应由福州市国际旅行社承担。并且福州市国际旅行社存在明显过错，即允许覃夏梅（覃敏）将盖有旅行社公章的合同拿去给客户签约，且未对合同签约过程进行严密监控，该合同也未注明旅游费和押金的交付时间、交付方式、交付对象等要素。正是由于福州市国际旅行社管理上的严重漏洞，导致薛荣明的损失，故其应承担还款的法律责任；

3、福州市国际旅行社对“覃敏”就是“覃夏梅”是知情的，且该问题亦与本案无关。福州市国际旅行社在一审提交的覃夏梅向上诉人出具的“担保书”可以证明福州市国际旅行社是知道“覃敏”就是“覃夏梅”。

薛荣明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事人在本案第一审程序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一审案卷移送至本院。在第二审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

1、本案所涉《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合同》系打印件，但合同尾页第二十四条的补充条款共两款，包括因不可抗力及客人自身原因无法出入境则旅行社免责及一审判决书所查明的关于收取薛荣明押金200000元的条款，系用钢笔于合同的打印件尾页的附加条款手工填写。合同的尾部福州市国际旅行社的签约代表处签名处有覃敏的签名。签有覃敏的合同在本案双方当事人处均有保存。

2、本案一审于2009年1月9日于鼓楼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开庭审理本案，并记载有开庭笔录，根据笔录体现，本案一审合议庭成员均参加了本案审理。福州市国际旅行社代理人吴立光在笔录上遂页签名，对庭审笔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讼争《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合同》（GF-2007-2602），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未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覃敏（覃夏梅）在本案所涉旅行合同的签约代表处签名的合同，在双方当事人处均有保存。福州市国际旅行社允许覃夏梅（覃敏）将盖有旅行社公章的合同拿去给客户签约，且对该合同福州市国际旅行社签约代表处签有“覃敏”的名字未提出异议，应视为认可覃敏（覃夏梅）作为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薛荣明进行办理相关出境旅游事宜，薛荣明向覃夏梅（覃敏）缴交合同约定的旅游押金的行为应视为向福州市国际旅行社缴交的行为。此后福州市国际旅行社也协助薛荣明出境旅游并已实际履行，故福州市国际旅行社应对覃夏梅（覃敏）收取薛荣明旅游费和出境旅游押金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福州市国际旅行社关于覃夏梅（覃敏）不是本公司的业务人员无权代理与客户签约的抗辩，与本案所涉《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合同》的内容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福州市国际旅行社应当依合同约定，在薛荣明如期回国后将所收200000元旅游押金返还薛荣明。对于福州市国际旅行社提出的本案一审实际采用简易程序故审判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经查本案一审卷宗的开庭笔录，一审判决的合议庭成员均参加了开庭审理，对此事实，上诉人的代理人也在开庭笔录上签字证实，故对福州市国际旅行社的相关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761元，由上诉人福州市国际旅行社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执行一审法院的决定。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林秀榕

审判员张建英

代理审判员孙明

二○○九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林海

第四篇：供用电合同案例

供用电合同案例：断电致万余斤虹鳟鱼死亡 电力公司被

判赔2万余元

断电致万余斤虹鳟鱼死亡 电力公司被判赔2万余元

作者： 代祖勇

中国法院网讯因高压线上存在鸟窝，导致北京密云县北庄村突然断电近6个小时，梁某、夏某承包的虹鳟鱼鱼池内的供氧设施也因断电不能正常运行，11000斤虹鳟鱼大批死亡，为此，二人诉至法院请求北京市电力公司赔偿虹鳟鱼、水泵损失共计168600元。近日，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判决北京市电力公司赔偿梁某、夏某经济损失20400元。

梁某、夏某诉称，2005年，其二人合伙租赁密云县北庄镇北庄村经济合作社所建的北京市标准化清源渔业养殖小区，养殖虹鳟鱼。3月22日晚上11点，因村内高压线缺相，造成养殖小区断电，直至次日凌晨4时40分，才恢复供电。此次断电造成为虹鳟鱼供氧的设备停止运转，11000斤虹鳟鱼缺氧死亡，三台水泵烧毁，共计损失168600元。其二人认为北京市电力公司没有尽到对其负责的电线保养维修义务，才使高压线上存在鸟窝，造成北庄村电线突然短相，遂起诉至法院要求电力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北京市电力公司辩称,其与梁某、夏某没有直接的供用电合同关系，且由于其二人的用电设备缺少缺相保护，导致水泵电机烧毁，才使鱼池断电，故应自行承担责任。其二人并没有对我公司提出特殊的供电质量要求，而且在事发后也没有第一时间向北庄供电所报修。虽然高压缺相事实发生，但是本案的高压缺相属于正常的无法避免的缺相运行，故公司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梁某、夏某在使用鱼池过程中，向供电人北京市电力公司交纳电费并使用电力，双方形成事实上的供用电合同关系。本案中，梁某、夏某使用的水泵没有安装缺相保护器，也没有向北京市电力公司提出明确的特殊用电质量要求，故其二人应当对自己的经济损失承担主要责任。但北京市电力公司曾多次发现供电高压线路上存在鸟窝，但未能及时排除，故对于梁某、夏某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在责任范围内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故此，法院做出上述判决

第五篇：保证合同案例

孙卫国在一审中起诉称：孙卫国与张震曾有业务往来，张震于2008年6月25日就其拖欠孙卫国的租车费30000元向孙卫国出具《欠条》，约定于当年年底付清，王树林在此欠条中作为保证人签字。张震至今未还孙卫国欠款。诉请判决王树林承担担保责任，向孙卫国支付欠款30000元及逾期利息3000元。

王树林在一审中答辩称：王树林是为张震欠款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但是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因孙卫国在还款期限到后的半年时间里没有向王树林主张权利，王树林应该免除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孙卫国、王树林及张震系朋友关系，张震于2008年6月25日就其所欠孙卫国租车费30000元向孙卫国出具了《欠条》，约定付款期限为2008年底，王树林在该欠条上签写“担保人王树林”及签字时间。

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后，张震未付款，孙卫国催收无果，遂多次给王树林打电话。对于孙卫国、王树林间的通话内容，孙卫国称是询问张震的情况以及要求王树林还款；王树林称孙卫国打电话只是询问张震的情况，没有向其提出过还款的要求。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王树林是连带责任保证人。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王树林否认孙卫国曾向其提出过履行保证义务偿还张震欠款的请求，孙卫国提交的其与王树林间的通话记录只能证明孙卫国、王树林间有过通话，但不能证明通话的具体内容，孙卫国又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向王树林主张权利的事实，对此，孙卫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孙卫国、王树林均认可王树林提供的是连带责任保证，《欠条》中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孙卫国在张震与其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六个月内，未向保证人即该案被告主张权利，王树林依法应免除保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卫国的诉讼请求。

孙卫国不服一审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其主要的上诉理由是：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明显有误。l、一审认定孙卫国主张保证责任超过担保法的保证责任期限是错误的。依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和孙卫国提供的通话记录可以确认孙卫国在2009年6月30日前曾十余次与王树林进行电话联系，王树林也明确认可孙卫国与其联系是“询问张震的情况”，这足以说明孙卫国在电话联系中确实是向王树林提及了欠款的事实以及索要欠款的事实，《民法通则》有明确的规定，向担保人提出要求可以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况且孙卫国在明知王树林是担保人的情况下，十余次与其联系竟然“没有提到保证责任问题”显然不符合正常人的生活常识，应当认定孙卫国向王树林主张了权利，所以一审认定超过担保法规定的主张担保责任的时效显然是错误的。

2、孙卫国在2009年1月曾和朋友一起到王树林的住所，向其主张权利，这有证人予以证实，在一审时，证人因个人原因没有出庭，一审时孙卫国也当庭说明有证人可以作证，在庭审后曾向一审法官电话联系声明证人可以出庭，但一审没有再组织双方开庭质证就径行判决，这导致孙卫国一审时证人没有出庭，孙卫国申请二审法庭允许孙卫国的证人出庭作证。

3、一审以诉讼双方均认可王树林的担保行为是连带责任保证，就认定王树林的在欠条

上签名担保的行为是连带责任保证是错误的，关于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是担保法所规定的两种保证形式，对于不懂法的孙卫国来说很难区分两种保证责任形式的法律后果，王树林的代理人是律师，可以说法官和律师均非常明确两种保证责任形式的法律后果，而孙卫国却不清楚，一审法官应当予以释明，一审法官在没有释明的情况下以双方均认可是连带责任保证就认定是所谓连带责任保证显然是错误的，对于该保证行为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应当依法由法庭认定。

综合以上意见，孙卫国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明显有误，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令:l、撤消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2、判决王树林承担保证责任，支付欠款3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000元；

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树林承担。

王树林针对孙卫国的上诉理由答辩称：

一、孙卫国向王树林询问过张震的情况，并不一定就是主张债权债务，所以第一点上诉理由不成立。

二、证人可能是孙卫国的亲戚，一审中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所以第二点上诉理由不成立。

三、连带保证责任是法律规定的，所以法院没有义务释明，第三点上诉理由也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欠条》、《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固话市话详单》、《中国移动通信客户通话详单》以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孙卫国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人证言欲作为新的证据：

1、证人石智勇的证言。石智勇陈述：我在2009年1月曾两次开车带着孙卫国到王树林家去要钱，对王树林家的门牌号记不清了，当时是等在王树林家的门外，没有和孙卫国一起进王树林家。

2、证人李来雨的证言。李来雨陈述：我在2009年3月至4月间曾到孙卫国家里串门，听到孙卫国打电话说：“你是保人，现在欠款人找不到，就找你”。之后，和孙卫国聊天时得知他是在向王树林催要欠款。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欠条中未约定保证人王树林的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所以依照上述规定，王树林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是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6个月。王树林与孙卫国系朋友关系，王树林称孙卫国给其打电话只是询问张震的情况，未提出过让其还款的要求。在此情况下，孙卫国应当举证证明其确已在保证期间即2009年6月30日之前向王树林主张过还款。现孙卫国提交的通话详单以及二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均为间接证据，其证明力小于直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曾向王树林主张还款。因孙卫国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王树林承担保证责任，所以，王树林的保证责任依法免除。综上，孙卫国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三百一十三元，由孙卫国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六百二十六元，由孙卫国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申小琦

代理审判员姚 颖

代理审判员胡 君

二ＯＯ九 年 十二 月 十四 日

书 记 员 韩耀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