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股东知情权申请书
申请书
申请人XX作为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对公司经营现状所知甚少。申请人为了解公司实际情况，更好的对公司事务参与和监管，以便维护自己合法的股东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四条有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对公司的知情权。
现申请人准备于2013年X月X日前，在公司所在地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查阅或复制公司的所有资料(含公司所有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契约、通信、传票、通知等)，特对公司提出书面申请。望公司准备好所有资料，以书面形式答复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X律师。
申请人：
附：《公司法》第三十四条 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第二篇：股东知情权及利润分配诉讼有关问题研究
股东知情权及利润分配诉讼有关问题研究
钟淑健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传时间:2008-6-26 浏览次数:3267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关键词: 知情权/利润分配/诉讼
内容提要: 股东知情权诉讼及利润分配诉讼是新《公司法》颁布后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为了平衡公司与股东的利益,股东知情权及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都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以避免股东滥用权利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股东要求分配公司利润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公司有可分配利润,二是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在股权已经转让的情况下,原股东能否再要求公司分配利润则应当根据股权转让前公司是否决议分配利润来分别处理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施行后,出现了大量的涉新《公司法》纠纷案件,股东知情权诉讼和公司利润分配诉讼首当其冲。新《公司法》虽明确规定了股东享有查阅公司重要文件和资料、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权利,但新《公司法》毕竟属于实体法律规范,对目前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尚存空白。本文从公司法理论和实务的角度出发,对股东知情权诉讼和公司利润分配诉讼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对审理涉新《公司法》案件有所裨益。
一、关于股东知情权诉讼问题
股东投资于公司,其目的是使其所有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资产转变为能够产生收益的资本,通过分配公司利润使自己的财产增值。但是根据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资产一旦投资作为公司财产进行运营,股东就只能享有出资者的权益,只有在法律或章程规定的情况下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的方式干预公司经营,至于资本如何运作、能否产生收益,很多情况下是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难以控制的。实践中,公司股东人数众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数量更是惊人,由于股东之间投资数量的差距,其所享有的权益也大不相同。大股东通过享有的表决权控制公司股东会,利用董事身份操纵公司董事会,导致许多中小股东不能对公司的经营做出有实质性影响的举动,于是许多中小股东渐渐脱离于公司资本运营,其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也渐渐陷入模糊不清的状态。[i]由于投入公司资本的安全性和投资收益与自己密切相关,股东迫切要求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而且股东基于对公司的出资,也应当享有了解公司经营状况的权利,因此,新《公司法》对股东的知情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权利本身是一把双刃剑,股东的知情权同样如此。法律要求权利主体合法行使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求权利人不得滥用权利。因此,必须对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条件及知情权的范围做出限制。
（一）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的条件
新《公司法》第34条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享有对公司重要文件的知情权,并规定了提起知情权诉讼的条件,因此,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除了需满足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外,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还应当满足下列条件:1.原告是被诉公司的股东,因为公司法规定的知情权的主体是特定的,所以原告在提起知情权诉讼时须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其是被诉公司的股东。2.股东要求查阅会计帐簿的,股东作为原告还须提供能证明其曾向被诉公司书面申请查阅复制公司重要文件,并遭到拒绝的证据。对于股东来说,提供其是被诉公司的股东和要求查阅会计帐簿所提交书面申请的证据比较容易,但是要求其在起诉时提交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书面答复就有些难了。虽然新《公司法》第34条规定,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申请,说明目的,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申请之日起15日内书面答复股东。但书面答复是否出具取决于公司,实践中多数情况下公司都不会给予书面答复。因此,股东只有在公司拒绝提供重要文件供其查阅和拒绝出具查阅公司会计帐簿的书面答复时,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知情权诉讼。
（二）股东知情权的限制
对股东知情权的限制,除了体现在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的条件上,还体现在股东知情权的内容上,即应当对股东查阅公司重要文件的范围加以限制。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根据财务会计报告的分类和构成,股东有权查阅、半、季度和月度财务会计报告,有权查阅、半财务会计报告的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相关附表）、会计报表附注、财务情况说明书。同时,为了确保公司在具体经营中相对独立于股东,充分利用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对于法律规定以外的公司其他文件,经公司许可,股东也可以查阅,但如果公司拒绝其对公司其他文件进行查阅的要求,股东因此提起诉讼的,法院将不予支持。
对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还要求其具有正当的目的。首先,股东应当在向公司发出的书面申请中明确查阅的具体事项,并说明查阅的具体目的；其次,股东要求查阅的具体事项和查阅的目的之间应当有直接的联系；再次,股东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不能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如果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公司有权拒绝股东的查阅申请。
（三）股东知情权诉讼适用的程序及裁判形式
根据前述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的条件,法院须对以下事项进行审查:1.原告是否具备股东的资格；2.股东要求查阅会计账簿的,其是否向公司提交书面申请、公司是否拒绝股东的申请；3.股东查阅公司会计帐簿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上述审查都属于实体审查,法院经过审理做出的判断也是对实体问题做出的评判,因此知情权诉讼案件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并以判决书作为载体。
判决的主文表述上,以往有的表述为“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其某时期内的财务帐册给某股东查阅”；有的表述为“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股东送交某时期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纳税申报表”；有的表述为“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某时期的财务会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分配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提交给某股东”。由于股东对公司重要文件仅享有查阅、复制权,而后两种表述方式易使人误认为股东有权占有公司重要文件,所以恰当的表述为:“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提供给某股东查阅（复制）。”
二、股东要求公司分配利润的条件
获取收益是股东出资的基本目的,因此分取红利是股东各项权利的核心。[ii]笔者认为,股东要求分红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公司有可分配利润,二是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
（一）公司有可分配利润
公司盈利是公司股东分取红利的前提和基础,在公司未盈利的情况下公司股东分取“红利”,实际上是分割公司财产,其性质相当于股东抽逃出资。当然,公司盈利也并非意味着公司股东就可以直接决议分红,依照新《公司法》第167条规定,公司在盈利后、分配利润之前还应当完成下列事项:1.缴纳税款；2.弥补亏损；3.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如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提取任意公积金,还应当按决议提取任意公积金。“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第167条第5款）
关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违反新《公司法》第167条规定做出的分配利润的决议的效力问题,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因违反新《公司法》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股东不能据此分取红利。另一种观点认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因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而部分无效,股东也不能据此分第5期钟淑健:股东知情权及利润分配诉讼有关问题研究71取红利。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因为,既然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已经决议分红,那么说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意思及于决议中的公司利润的全部,由于公司利润中应当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部分依法不能分配,所以决议中关于该部分利润的分配是无效的,但对于决议中涉及的其他公司利润,依据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意思应当是有效的。
而对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已经做出决议分红,股东据此起诉要求按照决议分配红利的,公司或其他股东均未提出异议时,法院是否主动审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呢？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应当审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理由是股东会既然已经决议分红,并且对利润数额也无异议,法院没有必要介入太深,可以直接依据决议支持股东的诉讼请求；另一种观点认为,股东会决议如果违反了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则股东会决议无效,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对股东会决议进行审查,但应当仅限于初步的证据审查,亦即在审理案件时应当注意股东会决议分红的依据,即公司是否有利润,如果股东会决议中没有说明分红的依据,仅笼统地说有多少利润,则应当责令公司提交相关的财务会计报告以证明是否有这么多利润。另外,还应当注意股东会决议是否已经按照新《公司法》第167条的规定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若股东会决议中没有体现,也无证据证明公司实际已经扣除了上述费用,法院裁判时只能就已经扣除了上述费用后的利润部分进行分配。
（二）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
公司存在可分配利润的情况下,是否向股东分配利润则取决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目前存在争议的是,当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未做出分红决议,或者决议不分配红利时,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能否得到支持。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新《公司法》第38条的规定,只要公司有可分配利润,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又不就是否分红做出决议,股东的分红权就受到了侵害,其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请求公司分配红利。第二种观点认为,根据新《公司法》第4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权的规定,只要公司有实际利润可供分配而又较长时间（一年或两年）拒绝分红,则股东可以请求法院判令公司于一定时间内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做出利润分配决议,向股东分配红利。第三种观点认为,当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未做出分红决议,或者决议不分配红利时,公司股东请求分配红利的请求就不能得到支持。如果公司连续5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5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新《公司法》第75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对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未就是否分配利润问题做出决议,股东可依法请求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就该事项进行讨论表决；如果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做出决议不分配红利,股东只能在条件满足时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退出公司。
如果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分红,但股东对于股东会决议分配利润的比例提出异议,要求法院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进行调整时,应当如何处理？这种情况较少存在,但由于对法律规定“全体股东约定”的理解存在歧义,所以有必要进行讨论。新《公司法》第35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除外。所谓的“全体股东约定”,是公司设立时全体股东约定还是公司经营中公司股东约定,“全体股东约定”是否等同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对此,新《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也不甚明了。笔者认为,“全体股东约定”可以是全体股东在公司设立时约定,也可以是公司经营中全体股东约定,但不能理解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一是新《公司法》在用语上,该条未采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概念,且“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与“全体股东约定”的含义相去甚远；二是“全体股东约定”是全体股东的意思表示,而“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是多数股东的意思表示；三是分配利润对股东利益影响重大,其一般原则应当是按出资比例分配,特殊情况下才不按此比例分配,如果允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改变这一利润分配比例,将造成多数股东、大股东或控制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新《公司法》规定的根据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的规则,可因股东全体意志或公司章程的规定而改变
[1]
[iii]。如果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分红,而分红比例不是出资比例时,股东有权对分红的比例提出异议,法院应当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配的利润。
三、股东分红请求权的独立性问题 通常我们所说的股东分红请求权,实际包括两种权利,一是股东享有的利润分配权,一是股东红利分配给付请求权。前者是指股东在公司有利润时有权获得分配,主要体现在提请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以及公司连续5年不分红时要求公司收购其股权、退出公司,这是股东的专有权利,不能独立于股东身份而存在,当股份转让时,该权利也随之转让。后者属于一般债权,该权利一旦形成即存在于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并可以独立于股东身份而存在。也就是说,股东决议分红并确定了分红方案后,股东即享有请求公司按分配方案给付红利的权利,该权利是否随着股权转让而让渡给受让人则取决于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因此,股东转让股权后,由于股权出让人不再拥有股东的身份,所以对于股权转让前尚未决议分配的利润,无权请求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配公司利润,但是对于股权转让前已经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配的利润,在不违背股权转让合同的情况下,其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利润分配方案给付红利。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股权转让前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但尚未给付股东红利,股权转让合同没有约定该红利的归属,原股东是否有权请求公司给付红利？对此,笔者认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一旦决议分红,无论利润分配方案是否公布,股东的红利给付请求权就成为独立于股东权利的一项普通债权,存在于特定的当事人（债权人原股东和债务人公司）之间,不必然随着股权的转让而转移。因此,股权转让前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但尚未给付股东红利时,如果无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红利给付请求权转移给受让股东,则原股东仍享有请求公司给付红利的权利,其并不因股权转让而必然丧失该权利。
（二）股权转让前公司一直未分配红利,股权转让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但股权转让合同未约定该红利的归属,原股东是否有权请求公司给付红利？股权转让前,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未决议分配红利或决议不分配红利,那么股东对公司享有的是一种潜在的利润分配权,该权利从属于股东身份。股权转让时,如果无证据证明出让股东保留将来公司分红中股权转让前相应部分的红利,则应推定出让股东知晓公司经营状况和盈利情况,其在与受让股东协商转让价格时已经充分考虑到将来可能会分红的情况,所以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的,出让股东无权请求公司给付红利。但是,如果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出让股东保留将来公司分红中股权转让前相应部分的红利,那么出让股东有权请求受让股东给付其已经取得的合同约定的红利。出让股东因股权转让已经丧失了股东身份,因此其无权直接请求公司给付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前相应部分的红利。
第三篇：股东知情权诉讼的主体
股东知情权诉讼的主体是指参与到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原告和被告。《公司法》第34条的规定股东资格的认定以公司股东名册为准，股东名册虽不具备对外公示的效力，但具备公司内部的效力。针对这个问题，《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草案）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在第10条指出：原告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时应当证明其股东身份，公司有证据证明原告起诉时或者在诉讼中已经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的，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并在第2条规定证明股东身份的文件包括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公司发行的记名股票及无记名股票，或者在证券交易场所开立的证券账户。然而由于股东身份的多样性和股权的流动性，实践中常有一些特殊身份的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常见的特殊身份的股东包括已转让股权的股东、新股东、隐名股东、出资瑕疵的股东、兼任公司监事或董事的股东等，给司法实务中股东身份的认定增加了困难。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将在第四章对这些特殊身份的股东进行逐一分析。
第四篇：股东知情权诉讼主体问题探析(论文1)
股东知情权诉讼主体问题探析
概 论
在现代公司制度中，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不能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致使其难以准确、及时地掌握公司目前的运作状态的相关信息，其利益实现有可能陷入极大的不利的境况之中。自新《公司法》实施以来有关股东知情权诉讼的案件明显增加，凸现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小股东与控制大股东之间的博弈或信任危机。虽然新《公司法》较旧的《公司法》有了很大的进步，第三十四条和第九十八条都涉及到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规定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还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均可行使法律规定的知情权。然而，在股东知情权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往往情况比较复杂，主体的诉讼资格问题比较突出，即哪些人享有合法的诉权可作为原告起诉，哪些人是适格的被告，往往在审判实践中认识不一，各地司法实践也是不尽相同，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不好把握，本文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对知情权诉讼的主体问题提出一点个人拙见，和大家探讨。
一、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原告资格的认定
1、未出资股东或出资瑕疵股东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
针对未出资股东，实务操作上不是很统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未出资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不予支持，即不享有权利主体资格，不能作为原告起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股东对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在公司成 立后又抽逃资金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义务，并没有直接否认其诉讼主体资格。事实上，在公司设立阶段，股东的基本义务是按照章程出资，未出资股东应该对已出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但在公司设立后，与出资义务相对应的权利主要是资产收益权，与股东知情权相对应的义务是股东就其出资范围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股东未出资不能对抗对外其应承担的义务，由于其对外义务不能因出资而豁免，因此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应当赋予其公司经营状况的知情权。出资瑕疵股东相对于未出资股东而言，已经部分履行了其出资义务，同样对内应该对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其知情权并不丧失。知情权是股东权的一项重要权利，股东虽然出资存在瑕疵，但在其未丧失公司股东身份之前仍可按照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相应的股东权，除非章程或股东与公司之间另有约定，一般不能以股东出资存在瑕疵为由否定其应享有的知情权，其可以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
2、特殊身份股东诉讼主体资格认定
这里主要是指集股东与监事于一身情形。在此类案件中，请求人往往以其同时系公司监事而要求行使知情权。公司监事会或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是依照法律规定和章程规定代表公司股东和职工对公司董事会、执行董事和经理依法履行职务情况进行监督的机关或个人。依照公司法第54、55条规定，监事会或监事有权检查公司财务等情况，必要时可聘请外部第三方进行独立调查。有学者主张，公司法并未对监事会或监事行使权利的具体方式以及受阻时是否可采用司法救济方式作一规定。实践中许多法院因此认为，监事会或监事以其知情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的诉讼，不具有可诉性，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如果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同时具备公司股东身份的，法院应当向其释明，若其同意以股东身份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的，法院可准许其变更诉讼请求，若其仍坚持以监事身份起诉的，法院应当不予受理。
但笔者认为：依照公司法第54条规定，监事会或监事行使权利的具体方式以及受阻时可采用司法救济方式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公司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六）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监事会或监事因其知情权受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妨害或侵害而进而损害到公司利益时，监事会或监事可以提起的诉讼，此种情形具有可诉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54、152、150条予以受理。
3、已退出股东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 我国《公司法》并未对行使公司知情权的股东在起诉时必须具有公司股东的资格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实践中，曾为公司股东但在起诉时不再是该公司股东身份的案件也时有发生，对其是否享有原告资格，争论颇多，有相当一部分法官和学者认为其已不再是股东身份，不享有股东权，其主张知情权应当不予支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11月29日印发的“2005年上海法院民商事审判问答（之四）“即《关于审理股东请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问答》中，即持此观点。然笔者以为，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未免过于武断。一方面，从广义上来说，股东与公司间关系实为合同关系，具体表现为公司章程对股东和公司的共同约束。虽然股东通过股权转让退出公司，但现代民事立法和合同法理论已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扩展至合同终止后一定时期，即后契约义务，后契约义务又称后合同义务，是指合同关系消灭后，当事人依诚信原则，应负有某种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以维护给付效果，或协助对方处理合同终了善后事务。后契约义务理论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领域的衍生。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因此说股东虽然已退出公司，但其在一定时间内仍然享有对公司在其股东期间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实践中股东转让股权，大多是因为利润低下或亏损严重，或者是受排挤所致，如果对此类股东提起的知情权诉讼一概予以否定，无形中会鼓励公司控股股东造假隐瞒利润，然后再采取排挤行动，将股东挤出公司或迫使或诱 骗其转让股权，违背了司法所秉持的维护弱者、匡扶正义的司法品格。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些已退出股东事后提起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时，同样还是要回到知情权这个层面上来，法院只有在查明其股东期间公司利润的基础上，才可以进行实体判决。
4、实际出资人或隐名股东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
当前，隐名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的情况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运转中大量存在，我国公司法对此类形式的出资人并未予以否定，但对其权利义务也未做出相应的规定。股东知情权诉讼中，这类股东是否享有原告资格，现行法律规范并无规定，在缺乏解释和规范的情况下，对这类股东起诉到法院的知情权纠纷案件，该如何处理没有答案可循。鉴于实际出资人存在两种形式：一是其通过名义出资人即显名股东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二是直接以股东身份在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笔者结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二）中的相关规定提出：对于前一种形式的实际出资人，不应赋予其享有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原告资格，因其在公司设立及运行期间一直是通过显名股东来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同样在行使股东知情权时也应通过显名股东来完成，而不能直接以自己名义请求；对于后一种形式的实际出资人，则要看实际出资人和显名股东间是否有约定一方实际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且约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或者承担投资风险，如果有此约定且其直接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的，应当赋予其原告资格；如果没有此约定尽管其直接 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则不应当赋予其原告资格。
二、股东知情权诉讼的适格被告
相比较于原告资格，股东知情权诉讼的被告主体资格则简单的多。从股东知情权的内容来看，知情权的义务主体无疑应当是公司，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已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将公司其他股东、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人员作为被告的情形，其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公司依法被注销后，原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其他股东、原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人员提起知情权之诉；二是在公司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原告股东以公司的其他股东、法定代表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为被告，提起股东知情权之诉。对于这两类情形，司法实践中又该如何把握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股东请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问答》中指出，股东知情权属于股东为自身或股东的共同利益对公司经营中的相关信息享有知晓和掌握的权利，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及有关章程规定履行向股东报告和批露相关信息的义务。因此，涉及股东知情权纠纷的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即使是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或高官人员拒绝履行相关义务而使股东知情权受到侵害，也应当由公司承担责任。笔者以为，在公司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上海高级人民法院这一规定完全应予适用，问题是针对上述第一种情形，在公司注销后，被诉主体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是经过合法的公司清算或破产程序，则不存在知情权的问 题，而实践中很多公司往往是不经清算就直接注销了，公司中小股东根本得不到有效的信息，实施注销行为的往往又直接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人员，中小股东的知情权遭到践踏，其利益自然无法得到很好保护。因此，在公司未经合法清算而直接注销的情形下，笔者认为对原公司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人员提起知情权之诉，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也符合公司法的立法宗旨。
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狄希(Louis Brandis)有句名言：“公开是现代社会及工业疾病的救生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公司股东有权了解公司运营的真实情况，尤其公司的中小股东，他们迫切希望获得与公司大股东平等的信息。股东知情权诉讼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股东特别是中心股东的利益。基于本人仅是一名学生，实践经验和知识面所限，本文仅就该类诉讼中诉讼主体的认定做了简要分析。相信随着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东知情权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四大财产权之一的股权的基础性权利，一定会日益得到更多学者和专家的关注，相应地股东知情权也会得到更有力的保护。
撰写时间：2011年4月18日
第五篇：股东变更申请书
股东变更申请书
甘肃省张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本人张金，作为甘肃省金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经全体股东决定，变更股东人数和身份。将原有股东张金、任雪玲，变更为新的股东朱敬。
关于本公司股东变更的有关事项，现全权委托朱敬办理。望批准。
原股东：
新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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