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俊与闵建明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案★

第一篇：张传俊与闵建明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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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俊与闵建明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案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云高民再终字第62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传俊。

委托代理人杨玉光，云南鹏贤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闵建明。

申请再审人张传俊因与被申请人闵建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1）红中民三终字第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5月27日作出（2012）云高民申字第7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0月30日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张传俊及其委托代理人杨玉光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闵建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云南省泸西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8年1月张传俊两次到闵建明持股的缅甸佤邦金矿考察后，同月14日交给闵建明合作开采定金5万元，29日第二次交给闵建明合作开采定金10万元，同年2月24日第三次交给闵建明信誉保证金5万元。同年3月5日张传俊与闵建明签订《金矿合作开采入股协议书(草案)》约定:闵建明将其探矿证及已投资的全部费用作价460万元，占整个矿山股权50%比例作为入股。张传俊共计投入现金人民币23万元，占整个矿山股权5%的比例作为入股。按照除本分利的原则，投资收回后，闵建明先付张传俊投资的23万股本，以后收益张传俊占5%比例。矿山转让，矿权分割等全部收益，具体按中国《公司法》执行。签订协议书的当天，闵建明写了收到张传俊23万元收条一张。2008年10月16日张传俊与闵建明在缅甸第一特区(佤邦)邦康市签订《佤邦特区佤康金鑫金矿开发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入股合同书》，约定:“张传俊2008年3月5日前交给闵建明现金23万元作为股金，闵建明按其承诺从自己在公司所占的25%股份中拿出5%的股份给张传俊”。后因其他方面的原因，股东之间产生矛盾，矿山合作无法进行下去。（原）股东之间进行结算，2009年7月2日闵建明写了收到金鑫金矿成本费用736122元收条一张，在收条上载明“同意拨给张传俊15万元矿山成本费用”。次日，张传俊收到赵岩武代闵建明退给的投资款15万元。2010年6月17日张传俊起诉:要求闵建明退给其投资入股款43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张传俊与闵建明签订的《入股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是有效的。依据合同，张传俊已经提供入股资金23万元给闵建明，后因股东之间产生矛盾，合作无法进行下去，股东之间进行结算，张传俊已退得款项15万元，现张传俊要求闵建明退给其入股资金43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第二条之规定，遂作出（2010）泸民二初字第175号民事判决:驳回张传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50元，减半收取3875元，由张传俊负担。

宣判后，张传俊不服，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解除入股合同书，改判闵建明返还定金或信誉保证金和股份转让金28万元。理由:

1、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张传俊通过他人认识闵建明后，为获得闵建明在缅甸佤邦第二特区温高县上西所村左侧金矿的投资机会，在闵建明的要求下，于2008年1月14日、29日，2月24日三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次共支付履约定金、信誉保证金计20万元给闵建明。在2008年3月5日与闵建明签订《金矿合作开采入股协议书(草案)》，约定张传俊投入23万占闵建明金矿5%的股权，并交闵建明23万元股权转让款。上述事实，在2008年10月16日双方签订的《佤邦特区佤康金鑫金矿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入股合同书》第六条中有明确约定，闵建明写的四次收条等均作为合同附件。原判认定闵建明只收了23万元，显然与事实不符。张传俊认为，20万是定金和信誉保证金，是为保证张传俊投资而交给闵建明的，23万是交给闵建明的投资款。两者并不重复。

2、一审中，张传俊诉请解除合同，原判不理会。张传俊履行投资义务成为股东后，未参与管理，应依照合同法中因合同履行不能取得利益的一方应返还对方相应利益的规定，判决闵建明返还28万元。

闵建明答辩:张传俊虚构事实，只交过23万元股款给闵建明，却加以貌似合理的理由，但也不能否认《入股协议书(草案)》和《入股合同书》载明其投入款只有23万元的事实。上述草案及合同书均载明张传俊入股金为23万元，这种情况下闵建明收不收回前三次写的收条已经无关紧要。张传俊明知在金矿股东解散时闵建明已对其股款作了充分、合理的补偿，但仍想借法院裁判之力达到其获取不当利益的目的。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维持。二审除不予认定“股东间进行结算”的事实外，对原判认定的其它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认为:本案中，双方无有效证据证明闵建明在缅甸矿山的股东情况，故只以现有证据认定闵建明在缅甸是与他人合伙干矿，闵建明只是其中的合伙人之一。双方虽签订入股的两份合同，但只是闵建明在其合伙份额中重新分出23万元，计5股，算为张传俊的投资款的合意行为。双方只是名为入股，实为合伙的行为。因此，本案确定为合伙纠纷较为贴切。原判定案与查明的案情不符，应予以纠正。依据张传俊与闵建明签订的“入股协议(草案)”和“入股合同书”明确约定张传俊占5股，折为23万元投资款的事实，结合前三张收条载明20万元是张传俊为签订入股合同而交的担保金，依照法律有关担保金的相关规定，一旦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实现，担保金即转为投资款，因此应认定张传俊在闵建明名下参股干金矿的投资金额是23万元。张传俊关于应区别看待担保金与投资款，其投资是43万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双方是否结算问题，本案张传俊与闵建明虽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退还张传俊的款项就是退股结算的依据，但闵建明在缅甸矿山的份额只占全部份额的25%，退得736122元，从中退15万元给张传俊。对于张传俊收到的15万元，虽无证据证明代表了双方间的结算，但已符合张传俊5%的份额占闵建明25%份额的五分之一，不足部分属合伙亏损，应由各合伙人按合伙份额分担。原判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张传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中，张传俊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入股合同，判令闵建明返还入股款28万元。闵建明答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张传俊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查证的事实与二审一致，对二审查证事实予以确认。

因本案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诉讼标的物也在国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4条之规定，本案属涉外民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入股协议（草案）》中已明确约定适用我国公司法，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院再审认为，原一、二审将案由定为合伙纠纷不当，双方的目的不是合伙，而是股份转让，所以，案由应定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份转让需要股东会议通过表决方式决定。本案中张传俊入股未经股东会表决，应为效力待定的股权转让协议，但及至目前为止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上述手续都无法完善，且张传俊也未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故双方所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闵建明虽然辨称2008年10月16日的入股合同书是在张传俊等人的胁迫下签订，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对合同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双方所签《金矿合作开采入股协议书（草案）》及入股合同均明确约定张传俊交付现金总金额为23万元，但入股合同附件包括了四张收条（总金额为43万元），合同正文约定金额和附件合计金额存在矛盾。在此情况下，需对证据进行审查。前三张收条的款项支付双方均无异议，但第四张收条张传俊不能提交直接证据证明23万元的实际支付状况，只能依据合同正文约定认定张传俊所交款项合计为23万元。双方所签入股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张传俊实际支付的23万元扣除其已经领取的15万元后，剩余8万元应由闵建明向张传俊返还。

综上，本院认为，申请再审人张传俊再审请求部分有理，应予部分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处理欠妥，依法应予改判。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1）红中民三终字278号民事判决及泸西县人民法院（2010）泸民二初字第175号民事判决；

二、双方签订的《佤邦特区佤康金鑫金矿开发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入股合同书》无效；

三、由闵建明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张传俊返还80000元；

四、驳回张传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诉讼费3875元（减半收取），由张传俊承担2712.50元，由闵建明承担1162.50元。二审诉讼费7750元，由张传俊承担5425元，由闵建明承担23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自送达之日起生效。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案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审 判 长 包靖秋 审 判 员 吴立宏 代理审判员 高晶晶 二O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吴雪娇

第二篇：上诉人何某某与被上诉人李某某、张某某股权转让纠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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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深中法民二终字第8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某。

委托代理人：李×某，广东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雷某某，广东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某。

委托代理人：阙某某，广东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某。

委托代理人：阙某某，广东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某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某、张某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09）深福法民二初字第50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7月29日，何某某与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深圳市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公司）由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持股，久×公司全资拥有同×书刊批发部、久×艺术书店；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将所持久×公司90%股权转让给何某某，何某某以人民币4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收购上述股权，收购后何某某持有久×公司90%股权，李某某持有久×公司10%股权；股权转让款包括同×书刊批发部及久×艺术书店的产权、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经营权以及相关财产权利。协议签订后，深圳市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05年8月10日出具深义专审字（2005）第1××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称“审计了深圳市同人图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公司）、久×公司2005年7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两个公司…实收资本与注册资本不一致”。2005年8月23日，何某某与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同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并对货款如何处理进行了约定。2005年9月2日，何某某向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足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各方也就久×公司的工商登记进行了变更。另查明，《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同×书刊批发部于2005年4月20日由李某某注销，同年5月19日，成立同×公司，股东为李某某和张某林，同×公司在市场管理部门的股东信息列表上显示，目前股东仍为李某某和张某林。《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久×艺术书店未在市场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再查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李某某将同×公司公章交付给股权转让后的久×公司。另，《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方张某林于2008年7月13日死亡，张某林与李某某系夫妻关系，与张某某系父女关系。何某某于2009年10月28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李某某、张某某返还何某某股权转让款400万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何某某与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虽然在协议签订时约定的转让标的为久×公司90%股权及“同×书刊批发部及久×艺术书店的产权、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经营权以及相关财产权利”，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李某某在签订协议之前已经将同×书刊批发部注销，并成立同×公司，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进行资产审计时，审计对象为同×公司及久×公司，之后又将同×公司公章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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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股权转让后的久×公司，上述一系列事实说明，何某某与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将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同×书刊批发部”变更为同×公司，虽然各方未签署书面文件确认此事，但已经实际履行，上述行为均属合法有效。现何某某以李某某、张某某未办理同×书刊批发部和久×艺术书店的股权变更手续及久×公司注资不实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转让款，原审法院认为，久×艺术书店经原审法院查实未进行注册，何某某既未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查询久×艺术书店的信息资料，也未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对久×艺术书店进行审计，何某某的上述行为可以认定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就已经知道久×艺术书店未登记注册的事实。对于同×书刊批发部的股权转让问题，原审法院已经在前文阐述，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何某某与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已经将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同×书刊批发部变更为同×公司，对此何某某并未提出异议，甚至在转让过程中对同×公司也进行了审计，故何某某以李某某、张某某未将久×艺术书店及同×书刊批发部的股权进行变更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另外，李某某已经将同×公司公章交付给股权转让后的久×公司，何某某对于同×公司已经能够进行实际经营，虽然李某某未将同×公司的股东在市场管理部门进行变更，存在违约行为，但该违约行为并不一定导致合同解除。对于何某某提出久×公司注册资本不实的问题，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审计报告已经明确提出久×公司的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不一致，何某某当时未提出异议，应当视为何某某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在《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基本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何某某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综上，何某某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何某某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3800元（何某某已预交），由何某某负担。

上诉人何某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认定错误。同×书刊批发部全名为深圳市同×文化服务中心同×书刊批发部，其为集体企业，其所有人为深圳市总×会，已于2005年4月27日因违法行为被注销，但该部分事实原审判决未作出说明，属于主要事实遗漏。李某某于2007年2月13日、2007年6月12日发信给案外人黎某某称：“去年，…在相关领导的大力扶持下，我方成立同×公司，并获得了工商营业执照和图书批发资质。…为优化资源、共谋发展，我（李某某）拟向致力于图书批发事业的单位或个人出让同×公司部分或全部股权，如贵方有意，欢迎来函、来电协商”。以上两份证据表明，何某某并没有与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将同×书刊批发部变更为同×公司，该行为仅是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的单方民事行为，并非何某某与李某某、张某某的合意，因此原审在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推定何某某与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将同×书刊批发部变更为同×公司，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审计报告》表明，在审计部分久×艺术书店是单列出来的，并没有与久×公司账目合并审计，也因此表明了久×艺术书店是一个独立的经营实体，是独立进行核算的。何某某之所以没有对久×艺术书店进行查册，也没有在《审计报告》里面进行专门审计，是基于对李某某、张某某的信任，所以何某某在签约时没有对久×艺术书店查册、也没有对同×公司进行查册，这是何某某的疏忽，但其法律后果却不能一味由何某某来承担。

二、原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

1、《审计报告》确认，久×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00万元，同×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0万元。何某某与李某某、张某某按此进行了资产移交，何某某已接受李某某、张某某移交的资产，资产净值110万元。

2、久×公司于2005年6月29日取得深圳民×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该报告证实久×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加至450万元，缴存深圳发展银行华×支行人民币账户（账号：11005893416801），同日，久×公司将该账户中的350万元以支票形式支付给深圳市深××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李某某2007年2月13日就同×公司事宜致信案外人黎某某称：同×公司是深圳七家具有图书批发资质的公司之一，证明图书批发资质的稀缺性及市场价值。

4、2007年6月12日，李某某再次写信给案外人黎某某，除肯定2007年2月13日信件内容外，认为“我（李某某）不知道这一元钱就能把同×公司转让新公司名下的依据从何而来”，表明李某某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持有异议而无意履行。

5、何某某委托律师分别于2007年6月28日、2007年7月2日分别以挂号信方式一再要求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将同×公司以及久×艺术书店股权变更至久×公司，并要求李某某、律伴网（lvban365.com）法律服务平台

张某某解释久×公司用以注资350万元的财务流向问题。同年9月，何某某委托律师以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严重违约及虚假出资为由向李某某公证送达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通知。以上事实已在本案执行听证阶段经原审法院（2009）深福法执字第15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该裁定书已生效），但原审判决却遗漏该等事实，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

三、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同×公司、久×艺术书店是否包含在本次股权转让标的之中，是否已经转让。何某某认为：李某某、张某某并没有将同×公司、久×艺术书店转让给何某某，该等转让应包括股权和经营权转让以及按照法律规定合法履行相应法律手续，即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并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等。何某某支付给李某某、张某某的股权转让款中包括了对前述同×公司和久×艺术书店的对价。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违反此项合同义务，何某某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协议》。

四、原审判决认定李某某、张某某违约，但没有作相应处理，导致何某某无法通过法律手段弥补损失。李某某等的违约行为，导致何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根本目的不能实现，应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何某某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某某、张某某共同答辩称：

一、原审法院对同×公司和久×艺术书店的事实认定清楚，判决正确。

（一）同×公司。根据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协议转让的标的为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持有的久×公司90%股份，包括李某某承包经营的深圳市总×会下属的同×书刊批发部和久×公司下属的久×艺术书店。同×书刊批发部和久×艺术书店均无办理工商登记，久×公司和久×艺术书店在同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116号赛格工业区106栋一楼）。由于根据政府整改脱钩要求，同×书刊批发部于2005年4月27日注销。为保留持续书刊经营业务，李某某、张某林于2005年5月19日在原同×书刊批发部注册地址上重新注册成立同×公司，并实际投入货币注册资金50万元。双方认可《审计报告》对久×公司和同×公司进行了审计，同时注明：“同×公司前身是同×书刊批发部”。双方于2005年8月26日完成经营控制权交接。李某某、张某某将久×公司和同×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文化经营许可证等所有证照和印鉴均交予何某某，并于2005年9月1日完成久×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何某某于2005年9月2日依《股权交易资金监管委托协议》（以下简称《资金监管协议》）约定指示监管银行向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支付股权交易款。其后，何某某开始经营，双方未再就同×公司股权变更事宜作任何主张和约定。直至2007年2月3日，李某某致函本次交易的实际收购人黎某某，主动告知其利用其个人资源为同×公司申请到了独立的图书批发资质（因之前政策对经营图书批发企业有限制，仅允许脱钩前政府开办的批发实体在原址经营），并提出将同×公司股权和资质整体变更给何某某。由于2005年交易时，《审计报告》审计同×公司实收资本仅为10万元，而2007年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已实际出资到位，加之新获得的图书批发资质具有一定价值，实际收购人黎某某委托其集团管理人员林红兵致函要求李某某就该项转让报价。李某某提出补偿报价后，实际收购人黎某某未予答复，反以何某某名义提出解除合同。何某某以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违约为由提出解除合同没有依据。

1、《审计报告》审计对象是同×公司，双方交接的公章证照等均为同×公司。因此，何某某诉称其不知道转让标的因同×书刊批发部注销而变更为同×公司不符合事实；

2、双方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至《补充协议》，均未约定同×书刊批发部变更为同×公司后，应对同×公司股权办理变更登记，而是约定积极推进原协议工作，即变更久×公司股权；

3、双方自2005年8月26日交接实际经营控制权后，何某某接受并持续经营，双方亦未就同×公司股权变更事宜做任何主张和约定；

4、李某某、张某某对其投入同×公司出资中，未计入《审计报告》审计的交易净资产值部分，以及新获得的未包含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独立图书批发资质，因此要求一定补偿是合情合理的；

5、同×公司股权未办理变更登记在本次交易中亦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法定理由。

（二）久×艺术书店。

1、久×艺术书店未办理工商登记，没有公章和独立账目。久×公司和久×艺术书店在同一地点，久×艺术书店系久×公司的经营载体和窗口，久×艺术书店的所有资产包含于久×公司中。因此审计时仅审计了久×公司和同×公司。移交久×公司股权及公司印鉴、证照、账目等经营控制权，也就交付了久×艺术书店。对此，何某某是明知的。

2、《股权转让协议》中已明确约定转让资产包括久×艺术书店。在确认审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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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双方签署《补充协议》，到何某某指示资金监管方付款，乃至何某某经营近两年后，方以“疏忽”为由实施反言，有悖诚信原则。

二、本案争议焦点应为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是否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原审判决认定正确。

1、《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标的是久×公司90%股权，该标的已履行完毕；

2、《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久×公司资产中包含同×书刊批发部和久×艺术书店。如前所述，李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林已交付何某某。

三、张某某系久×公司股东之一，持有久×公司25%股份，并已依约全部转让予何某某。因此，其合同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另，张某某自始不是同×公司股东，虽然其去世的父亲张某林为同×公司股东，但张某林去世后，并未办理遗产继承手续并进行变更登记。因此，张某某与同×公司无关，进而亦非本案适格主体，依法应当驳回何某某对张某某的上诉。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所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补充查明：李某某（甲方）、张某林（乙方）、张某某（丙方）与何某某（丁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还约定：“甲、乙、丙、丁四方就久×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共识。久×公司注册资本450万元，资产净值110万元。法定代表人系甲方。甲方持股50%股份，乙、丙方各持股25%股份。转让标的为甲、乙、丙方所持久×公司90%股权，包括同×书刊批发部和久×艺术书店产权、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经营权以及相关财产权利。甲、乙、丙、丁方在本协议签订同时与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福民支行签订《资金监管协议》，乙方应在签订本合同当时将股权转让款转入各方指定的银行资金监管账户。丁方将股权转让款汇入指定账户后，甲、乙、丙、丁方共同指定深圳市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久×公司资产进行专项审计，并由该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对该专项审计报告，四方应无条件予以确认。甲、乙、丙方开始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为交割日（指工商局收下全部工商登记变更资料并开具收件回执之日）。原甲、乙、丙方所签订的经营场所租赁合同，均需全部由股权转让后的久×公司重新签订，所需缴纳经营场地租赁保证金，由股权转让后的久×公司负责。甲、乙、丙方在久×公司重新签订租赁合同时，有权要求出租方将原来以甲方名义缴纳的租赁保证金直接退还给甲、乙、丙方。甲、乙、丙方应在交割日将久×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及所有公司材料（包括客户合同、应收应付款单据原件、财务账册等见附件5）移交给丁方。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毕之日，甲、乙、丙方应将公司管理控制权无条件全部移交给丁方。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该《股权转让协议》于2005年8月1日经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见证。

再查明：2005年8月2日，何某某、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共同作为甲方与深圳市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咨询和审计业务约定书》，甲方因久×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共同委托乙方对股权转让事宜提供咨询和审计服务。2008年8月10日深圳市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附注1公司概况显示：“同×公司前身为深圳市同×文化服务中心同×书刊批发部，成立于2005年5月19日。”2005年8月23日，李某某（甲方）、张某林（乙方）、张某某（丙方）与何某某（丁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鉴于深圳市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出具对同×公司、久×公司的《审计报告》，现各方根据甲、乙、丙、丁方于2005年7月29日所签订之《股权转让协议》，对出具《审计报告》后的未尽事宜签订补充协议如下：

一、各方同意，按《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其中，甲、乙、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即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分别于下列日期向何某某移交久×公司、同×公司证照和相关资料：2005年8月26日移交了同×公司印章一枚、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文化经营许可证（副本）各一本、代码证IC卡一张，久×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文化经营许可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各一本、代码证IC卡一张，八卦岭512栋书刊批发市场铺位租赁合同、同人仓库租赁合同、同人物流租赁合同各一份；同年9月2日移交了久×公司公章一枚；9月5日移交久×艺术书店租赁合同两份；9月27日移交变更后的同×公司和久×公司租赁合同四份，其中同人仓库和同人物流租赁合同各一份（以同×公司名义签署），同×公司在市场内的档口和久×艺术书店的租赁合同各一份（在原租赁合同上加盖同×公司或久×公司公章）。2005年6月29日，何某某（买方）与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卖方）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民支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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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行）签订《资金监管协议》，买卖双方就买方收购卖方久×公司90%股权自愿委托监管行对股权交易资金400万元进行监管。2005年8月1日何某某将400万元股权转让款汇入双方指定的资金监管账户。李某某、张某某确认2005年9月2日全额收到何某某400万元股权转让款。

又查明：2005年4月15日，深圳市文化局文化市场处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分局出具《关于深圳市书刊批发市场内部分企业有关登记事项的协调意见》称：“深圳市书刊批发市场是经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成立的广东省三大书刊专业批发市场之一。市场内所有书刊批发企业持有依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文化经营许可证》。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实施了新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新《规定》取消了原《暂行规定》中关于设立书刊批发企业必须是'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依法设立的公司'和'有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认定的能够承担行政责任的主管单位'的条件限制。目前，市场内部分书刊批发企业向我局提出脱离原国有、集体性质的主管单位，变更企业名称的要求。我局'图书、书刊二级批发经营权变更登记事项'已取消行政审批，改为事后备案。特商请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能否在注销申请书刊批发企业的现有公司执照基础上，以批发企业租赁的批发市场内商铺为注册地址核发新的工商执照，然后由申请书刊批发企业向我局申报备案。”工商登记信息资料显示：2005年4月27日，深圳市同×文化服务中心同×书刊批发部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销。该批发部的经营场所为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512栋1楼B08-B09号，负责人为李某某，资金数额10万元，经济性质为集体，经营范围为书刊批发。2005年4月12日，李某某和张某林作为同×公司股东（发起人）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同×公司，2005年5月19日，同×公司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在同×书刊批发部经营场所原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为李某某（出资45万元，持股90%）和张某林（出资5万元，持股10%），法定代表人为李某某，经营范围为书刊批发。

还查明：李某某于2007年2月13日和6月12日致信给案外人黎某某，信函内容与何某某上诉状所述一致，本院予以确认。2007年6月28日、7月2日，何某某委托律师向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发送《律师函》，要求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将同×公司和久×艺术书店的股权变更至久×公司，并要求说明久×公司增资350万元的资金流向。2007年9月，何某某又委托律师向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公证送达《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通知》，以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违约和虚假出资为由通知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2007年9月25日，深圳仲裁委员会受理了申请人何某某与被申请人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何某某提出与本案诉求内容相同之仲裁请求。经审理，深圳仲载委员会于2009年11月5日作出（2009）深仲裁字第37号仲裁裁决。因李某某、张某某未履行仲裁裁决所确定的义务，何某某申请原审法院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李某某、张某某以仲裁庭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原审法院经执行听证，认为张某林于2008年7月13日死亡，其作为仲裁案件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消灭，仲裁庭仍然以张某林为被申请人进行仲裁并作出裁决，违反法定程序，于2009年9月24日作出（2009）深福法执审字第159号民事裁定，裁定不予执行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09）深仲裁字第37号仲裁裁决。

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标的为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所持久×公司90%股权，包括同×书刊批发部和久×艺术书店产权、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经营权以及相关财产权利。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2005年7月29日）之前，李某某和张某林作为同×公司发起人已于2005年4月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实施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和深圳市文化局文化市场处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分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书刊批发市场内部分企业有关登记事项的协调意见》，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在同×书刊批发部经营场所原址设立同×公司，并于2005年5月19日获准成立。在同×公司自申请设立至注册成立期间，2005年4月27日同×书刊批发部同步被核准注销。注销前的同×书刊批发部和新设立的同×公司经营范围同为书刊批发，同×书刊批发部的负责人和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李某某。由此可见，因政策原因同×公司替代了同×书刊批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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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审计了同×公司和久×公司2005年7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并表明两个公司…实收资本与注册资本不一致，同时注明“同×公司前身为深圳市同×文化服务中心同×书刊批发部”。2005年8月23日，股权转让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鉴于深圳市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出具对同×公司、久×公司的《审计报告》…各方同意按《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可见，股权转让双方明知转让标的中包括的同×书刊批发部实际已变更为同×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何某某共同指定深圳市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久×公司资产进行专项审计…对该专项审计报告，四方应无条件予以确认”之约定，何某某对《审计报告》应予以认可。另，《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后，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作为股权转让方已于2005年8月26日将同×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文化经营许可证、代码证IC卡、经营场所（八卦岭512栋书刊批发市场铺位）租赁合同、同人仓库租赁合同、同人物流租赁合同等证照和资料全部移交给股权受让方何某某，何某某予以接受并实际控制同×公司，且于2005年9月2日按《资金监管协议》将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全额支付给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及履行过程中已实际将转让标的中的同×书刊批发部变更为同×公司正确。故何某某提出的原审在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推定股权转让双方将同×书刊批发部变更为同×公司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股权转让双方共同委托的深圳市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虽未列明久×公司的账目中是否包含久×艺术书店，但从2005年9月5日和9月27日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向何某某移交久×艺术书店租赁合同和变更后的久×公司租赁合同［久×艺术书店的租赁合同（在原租赁合同上加盖久×公司公章）］之事实来看，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亦实际履行了移交久×艺术书店经营管理权的合同义务。另，依据股权转让双方之后签订《补充协议》及自久×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久×公司和同×公司经营控制权移交给何某某、何某某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直至2007年6月28日何某某首次委托律师向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发送《律师函》长达近两年间，何某某未提出异议，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向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主张相关权利等一系列事实，应当认定何某某对久×艺术书店未经注册登记的事实是明知的并予以认可接受。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何某某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就已经知道久×艺术书店未登记注册之事实并无不当。

根据前文分析论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标的中包括的同×书刊批发部已实际变更为同×公司，同×公司业已交付何某某实际控制经营，但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未将同人股权变更至久×公司名下的行为已构成违约，然而该违约行为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根本目的的实现。虽然李某某于2007年2月13日和6月12日曾致信案外人黎某某表达向其出让同×公司股权的意思，但没有证据显示李某某还向其他人发出过转让同×公司股权之信息，且同×公司的股东目前仍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的李某某和张某林，因此不存在法律障碍和客观原因不能办理变更登记之情形。故，何某某提出的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未履行同×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义务导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返还股权转让款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李某某、张某林、张某某未履行办理同×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义务的违约行为，何某某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综上，上诉人何某某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妥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何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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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员 张

尧 审判员 张 新 文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伍芹（兼）

文章来源:http://

第三篇：周兴明与陈天赐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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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明与陈天赐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红中民一终字第1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兴明。

委托代理人郑家林，云南天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王祎，云南天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天赐。

委托代理人杨煜峰，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周兴明因与被上诉人陈天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蒙自市人民法院（2013）蒙民初字第1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周兴明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家林、王祎，被上诉人陈天赐及其委托代理人杨煜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陈天赐、周兴明及卿启华、李彪、张建聪、尹卫同为蒙自市海红建材厂股东。2012年12月9日，周兴明与其他股东协商后签订了《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协议约定：经2012年12月9日股东会决定同意以472万元的价格并给周兴明经营。

一、甲方（周兴明）同意以每股10%的亏损将每个股东的股权并购，甲方依次付给每个股东现金，卿启华90万元，李彪54万元，张建聪40万元，尹卫36万元，陈天赐171万元„„。

三、付陈天赐的款由于有难度，所以12月20日由周兴明拿房产证抵押，出具欠条给陈天赐，注明还款时间2013年6月30日。

四、债权债务，机器设备由购买方全部承担„„。双方还对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但未约定利息。到期后，周兴明未按约给付陈天赐171万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周兴明对诉争的171万元系其向陈天赐等人并购蒙自市海红建材厂股权时的欠款无异议，但对付款时间有异议，其认为双方约定的还款时间是2014年12月20日；陈天赐则认为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是2013年6月30日，并提交了双方签订的《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相佐证。《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系周兴明与陈天赐、李彪、张建聪、尹卫自愿签订，股东卿启华虽未在该协议上签名，但其收到周兴明支付的股权款后也未提出异议，且协议签订后周兴明已实际管理建材厂，故该协议有效。协议对各股东的股金支付时间、金额进行了约定，其中协议第三条载明“付陈天赐的款由于有难度，所以12月20日由周兴明拿房产证抵押，出具欠条给陈天赐，注明还款时间2013年6月30日”，周兴明无证据证实双方约定的还款时间为2014年12月20日，陈天赐也不认可双方就付款时间重新进行过约定，故认定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六十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之规定，周兴明到期后未按约付款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的约定和法律规定，故陈天赐要求其支付171万元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周兴明的辩解不能成立。双方在《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中虽未约定利息，但由于周兴明未按期付款，故陈天赐要求其自2013年7月1日起支付逾期利息及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计算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周兴明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陈天赐股金人民币1710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0531元，减半收取计10265.5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周兴明负担”。

宣判后，周兴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主要理由如下：

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周兴明与被上诉人陈天赐于2012年12月9日签订的《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有效错误。

1、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原是草坝镇就能村委会采石场，由该村委会村民集体开采。双方签订的并购协议实质涉及采矿权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

（二）项规定“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矿山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出租采矿权须经有权批准的机关审批，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没有经过有权机关的审批，该协议应当确认为无效。

2、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38条规定“采矿权人不得将采矿权以承包等方式转给他人开采经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合同。”《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为无效合同。

二、原审法院判决周兴明支付陈天赐转让款及利息错误。如前所述，双方签订的《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无效，无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故原审法院判决周兴明支付转让款1710000元及利息37854.25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确认《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无效，驳回被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陈天赐口头答辩称，本案是股权转让而非采矿权转让，该转让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合法有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陈天赐向本院提交蒙自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登记卡片》一份，欲证实海红建材厂是个人独资企业，负责人是上诉人周兴明。

经质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登记卡片》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工商登记不等于采矿权可以变更，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本院依职权到蒙自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查，制作了询问笔录一份；到蒙自市国土资源局调查，该局出具了《蒙自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海红建材厂采矿权情况说明》一份、《蒙自市人民政府关于不予延续多法勒小东山王春砂场等3个采矿权的批复（蒙政复（2013）132号）》一份、《红河州国土资源局转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妥善处理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发生变化导致矿业权实质发生转让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红国土资矿（2014）2号）》一份。

经质证，上诉人周兴明与被上诉人陈天赐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另查明，蒙自市海红建材厂成立于2012年4月17日，系个人独资企业，负责人是周兴明。该厂于2008年10月10日取得采矿权，有效期为2008年10月10日至2013年10月10日。蒙自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25日以蒙政复（2013）132号文件批复不同意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延续采矿权。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1、《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是否有效？

2、上诉人周兴明是否应当偿还171万元欠款及利息给被上诉人陈天赐？

本院认为，（一）关于《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蒙自市海红建材厂成立于2012年4月17日，该厂工商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负责人是上诉人周兴明，但该厂的股东为周兴明、陈天赐、卿启华、李彪、张建聪、尹卫。2012年12月9日，周兴明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与其他股东协商后，双方签订了《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约定将海红建材厂以472万元的价格并给周兴明经营，由周兴明给付股东卿启华90万元，李彪54万元，张建聪40万元，尹卫36万元，陈天赐171万元。除卿启华外，其余股东均在并购协议上签名，后周兴明已将并购款给付卿启华。本案系股东内部之间的股权转让，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卿启华虽未在并购协议上签名，但其以接受并购款的行为追认了并购协议的效力，《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系全体股东协商后作出的决议，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为采矿权转让，未经有关机关批准，因此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周兴明是否应当给付171万元欠款及利息的问题。在《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中明确约定，由于付陈天赐的款有难度，所以12月20日周兴明拿房产证抵押，出具欠条给陈天赐，注明还款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周兴明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其自2013年7月1日起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被上诉人约定的付款时间为2014年12月底，其认为不应支付逾期利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

（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31元，由上诉人周兴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

审判长

王丽仙 审判员

白家华 审判员

许莲芳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许航源

第四篇：夏善荣与徐州市建设局等行政证明纠纷再审案

夏善荣与徐州市建设局等行政证明纠纷再审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06）苏行再终字第0001号

原审上诉人（一审原告）夏善荣，女，1947年2月14日生，汉族，农民，住徐州市泉山区世纪花园小区2-4-101室。

委托代理人孙杨，男，1973年5月8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韩山村290号。

委托代理人许吉良，男，1964年3月6日生，汉族，住徐州市刘场世纪花园4-2-401室。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徐州市建设局，地址在徐州市民主南路76号。

法定代表人靖大荣，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忠厚，徐州市建设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李则栋，徐州市建设局干部。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徐州市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地址在徐州市中山南路229号。

法定代表人闻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修旺，江苏徐州恒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上诉人夏善荣诉原审被上诉人徐州市建设局城建行政证明一案，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于2002年11月26日作出（2002）泉行初字第78号行政判决，维持徐州市建设局于2001年6月18日颁发的徐建验证（15）号《住宅竣工验收合格证书》[以下简称（15）号《验收合格证》]。夏善荣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徐州中院）于2003年4月14日作出（2003）徐行终字第4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夏善荣不服，向徐州中院提出再审申请，徐州中院于2003年10月31日作出（2003）徐行监字第26号通知，驳回其再审申请。夏善荣仍不服，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于2005年11月25日作出（2005）苏行监字第0041号行政裁定，决定对本案进行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2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上诉人夏善荣的委托代理人孙杨、许吉良，原审被上诉人徐州市建设局的委托代理人吴忠厚、李则栋，原审被上诉人徐州市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闻远、委托代理人周修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经徐州市计划委员会批准，原奎山乡关庄村实施旧城改造，拆除村民私房，在刘场村建设住宅楼，后奎山乡关庄村将项目交恒信公司开发。夏善荣属被拆迁范围，1999年7月与奎山乡关庄村委会签订《拆迁协议书》，被安置于刘场村世纪花园小区（以下简称世纪花园），约定18个月内上房。2001年5月8日，恒信公司向徐州市建设局申报住宅竣工验收，并提供了申报所需的材料。徐州市建设局组织小区竣工验收专家现场验收、评分的结果为无不合格项目，总得分80.5分。根据相关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徐州市建设局于2001年6月18日为恒信公司颁发（15）号《验收合格证》。另查明，世纪花园自通知上房后能够保证居民通电，但电表2001年9月才安装到位。

原审法院认为：参照建设部《城市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徐州市建设局作为徐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具备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工作的法定职责，其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对住宅小区的土地使用情况、各单项工程的工程检验合格证明文件以及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共配套设施项目等组织验收。即作为综合验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检查小区的土地使用情况是否符合要求、小区建设是否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否具备各单项工程检验合格证明、是否有消防验收合格证明等，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综合验收；而出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各单项工程检验合格证明、消防验收合格证明等，均属相应职能部门的法定职责，而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职权范围，因此上述文件内容是否正确、综合验收小组的打分是否正确，不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范围。本案中，徐州市建设局根据恒信公司的申请，在审验了恒信公司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安装工程质量初验合格证》等文件资料后，按规定组织综合验收小组进行现场验收，验收结果为得分80.5分，且无不合格项目，结合建设单位恒信公司的整改情况，颁发《住宅竣工验收合格证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夏善荣诉称房屋工程质量不合格，与徐州市土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建筑安装工程质量初验等级证书》相矛盾，如其认为徐州市土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出具的证明错误，或工程质量确有问题，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不属本案审查范围。对于夏善荣要求对1、2号楼地基深度进行鉴定的申请，以及其所称小区垃圾未清运、电表未及时安装等理由，由于已在综合验收小组的评分中予以适当扣除，且局部的瑕疵并不影响整个小区的综合验收，因此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夏善荣负担。

原审上诉人夏善荣向本院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为：恒信公司未按照设计要求施工，工程质量、公共配套设施、物业管理等存在严重问题，根本不具备竣工验收条件；恒信公司承建世纪花园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局颁发（15）号《验收合格证》的主要证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本院撤销徐州中院（2003）徐行终字第48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撤销（15）号《验收合格证》；

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州市建设局承担。

原审被上诉人徐州市建设局、恒信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决定再审后，原审法院已将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随卷移送本院。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徐州市建设局是否具有对（15）号《验收合格证》所涉房屋进行竣工综合验收的法定职权，以及徐州市建设局颁发（15）号《验收合格证》是否合法进行了举证、质证和辩论。

关于徐州市建设局是否具有对（15）号《验收合格证》所涉房屋进行竣工综合验收的法定职权问题：

原审被上诉人徐州市建设局认为：夏善荣房屋所处的是集体土地。对集体土地上的拆迁安置房屋，并无法律规定必须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竣工综合验收。但为了保护旧村改造过程中拆迁安置户的利益，避免出现不同的交付标准，根据广大拆迁安置户的要求，并应恒信公司的申请，其对世纪花园进行了竣工综合验收。为此，徐州市建设局在庭审中提交了徐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1999年5月21日作出的第20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晓庄部分居民拆迁问题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以证明在原奎山乡关庄村实施旧村改造中，建造农民住宅安置房的土地性质不变，仍为集体土地。

原审上诉人夏善荣认为，其房屋所处土地已经由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徐州市建设局具有对世纪花园进行竣工综合验收的职权；《会议纪要》未加盖公章，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原审被上诉人恒信公司认为，夏善荣房屋所处土地为集体土地，徐州市建设局并无对世纪花园进行竣工综合验收的法定职责，其进行竣工综合验收是为了保证小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没有侵犯到夏善荣的合法权益，因此被诉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关于徐州市建设局颁发（15）号《验收合格证》是否合法问题：

被上诉人徐州市建设局认为：参照建设部《城市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徐州市建设局作为徐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城市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工作的组织者。而对世纪花园规划设计条件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的具体工作，是由综合验收小组中徐州市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完成。只要规划部门认可，就可认定该住宅小区落实了规划设计条件。徐州市建设局在竣工综合验收中，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仅进行形式审查，不负责对其真伪进行查证。因此，其在不知晓恒信公司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根据综合验收小组提交的竣工综合验收报告作出（15）号《验收合格证》并无不当。

原审上诉人夏善荣认为，恒信公司申请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所提交的徐市规建2001010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下简称0108号《规划许可证》）系伪造，因此，徐州市建设局据此作出（15）号《验收合格证》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原审被上诉人恒信公司认为：世纪花园竣工综合验收中，其向徐州市建设局提供了涉案房屋的0108号《规划许可证》，但该证原件现因被盗而丢失；且原审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并未对0108号《规划许可证》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因此，徐州市建设局作出的（15）号《验收合格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夏善荣在提出再审申请后，为证明恒信公司承建世纪花园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向本院提供了其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徐州市规划局2004年7月29日作出的《关于对许吉良人民来信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该《答复》的主要内容为：徐州市规划局接到许吉良举报后，查明恒信公司承建的世纪花园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依法对其进行了查处，并拟在组织听证后按照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夏善荣同时向本院申请调取徐州市规划局对恒信公司上述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2004）徐规行罚字第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90号《处罚决定书》）。

本院经审查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一审原告或者第三人可以依法提供其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且提供了相关线索的，可以申请法院调取。原审上诉人提交的《答复》及申请本院调取的90号《处罚决定书》均于原审判决生效之后作出，夏善荣不可能在举证期限内发现，因此其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以及申请本院调取新的证据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

依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向徐州市规划局调取了90号《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载明：恒信公司在世纪花园建12栋楼合计49139.9?O，其中超规划定点建5049.4?O的行为，违反了《徐州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根据《徐州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决定给予其罚款肆万玖千伍佰贰拾柒元整，缴清罚款后按规定补办规划审批手续。

因本案中0108号《规划许可证》是否真实的事实认定涉及国家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本院依职权向徐州市规划局调取了0108号《规划许可证》的存根、建设工程规划定点批办单[徐规定批字（1998）第712号]、批准定点通知书存根[徐规定通字（1998）第712号]、发放登记等4份证据材料。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和辩论。

原审上诉人夏善荣认为：法院依申请和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内容与其向法院提交的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而徐州市建设局提交的0108号《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建设单位、建设项目名称、建设位置、建设规模等，与法院调取证据的相关内容均不一致，足以证明恒信公司承建的世纪花园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其向徐州市建设局提交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系伪造。

原审被上诉人徐州市建设局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虽然其向法院提交的0108号《规划许可证》为复印件，但综合验收小组中徐州市规划局的工作人员理应对0108号《规划许可证》的原件进行了审核，徐州市规划局后来也并未将对恒信公司进行行政处罚的有关情况对其进行告知。

原审被上诉人恒信公司对《答复》的真实性存在异议，对90号《处罚决定书》与本案的关联性存在异议，并认为：90号《处罚决定书》中仅涉及世纪花园项目中部分建筑的违规超建，且未明确超建范围，而夏善荣所住房屋的建设手续是完备、合法的；世纪花园是旧村改造项目，有部分证件是由村里办理，哪些手续由恒信公司办理现已无法查明；申请竣工综合验收时提交的有关材料的原件现已被盗丢失，有徐州市公安局彭城派出所2003年7月14日的《接处警登记表》证明；其向徐州市建设局提交的0108号《规划许可证》与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同一编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存根等内容不一致，只能证明徐州市规划局内部管理混乱。

除原审上诉人夏善荣对徐州市建设局颁发（15）号《验收合格证》所依据的0108号《规划许可证》的真实性存在异议，以及各方当事人对夏善荣房屋所处土地的性质有争议外，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原审被上诉人徐州市建设局在再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会议纪要》已超过举证期限，本院不予认证。但其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的徐州市计划委员会徐计投（1996）第184号《关于奎山乡刘场东村改造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徐州市规划局徐市规地（99）9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证据足以证明夏善荣房屋所处土地为集体土地。夏善荣在原审中对上述证据并未提出异议，在再审期间亦未能提供新的证据证明该土地性质在徐州市建设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前已发生改变，故夏善荣认为其房屋所处土地性质已由集体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的主张不能成立。

2、徐州市公安局彭城派出所的《接处警登记表》仅有报警内容、损失情况等记录，并无有关失窃文件的记录，故不能证明恒信公司曾持有世纪花园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恒信公司对《答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由于其未能提出相反的证据，且夏善荣向本院提交的《答复》为加盖有徐州市规划局印章的原件，因此对其异议本院不予支持。对本院依夏善荣申请调取的90号《处罚决定书》，以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存档于徐州市规划局的0108号《规划许可证》存根、建设工程规划定点批办单、批准定点通知书存根、发放登记等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本院依职权调取的上述4份证据材料载明：0108号《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为徐州市奎山农房综合开发公司，建设项目名称为营业、住宅楼（1—8#），建设位置为泰山路南侧，建设规模为40930平方米。而恒信公司向徐州市建设局提交的0108号《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建设单位为恒信公司，建设项目名称为住宅楼（1—11#），建设位置为湖北路北侧刘场东村，建设规模为66800平方米，虽然其编号与本院调取的上述四份原始证据一致，但所载相关内容却完全不同，与90号《处罚决定书》、《答复》亦不能相互印证。据此可以认定，本案中，徐州市建设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0108号《规划许可证》是虚假的、伪造的证据。

综上，本院认为：

依照国务院《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国有土地上的住宅小区等群体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进行综合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建设部《城市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亦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城市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工作。但对集体土地上住宅小区等群体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竣工综合验收，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尚无禁止性规定。徐州市建设局作为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恒信公司申请而对世纪花园进行竣工综合验收，并不违反上述有关法律规范的立法本意。徐州市建设局对世纪花园进行竣工综合验收，并颁发（15）号《验收合格证》以对所涉房屋规划设计条件的落实情况等进行证明的行为，直接影响到该小区居民的权利义务，故属可诉的行政行为。原审被上诉人恒信公司认为被诉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由不能成立。

徐州市建设局对夏善荣房屋所处小区进行竣工综合验收，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依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住宅小区等群体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应当对规划设计条件的落实情况等进行综合验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反映建设项目经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设计条件的载体。因此，参照《城市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八条的规定，申请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应当提交规划部门批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关验收材料由综合验收小组负责审阅。原审被上诉人徐州市建设局是综合验收小组的组织者，并不参加所有验收项目的鉴定、评价和提出验收意见，但其作为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的主管部门，既是有关验收材料的收取者，又是综合验收报告的审查者，应当对有关验收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徐州市建设局在有规划部门参加综合验收小组的情况下，通过正常的审核本应发现但没有发现恒信公司提交的0108号《规划许可证》是虚假的，其对此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由于徐州市建设局未能对有关验收材料真实性进行严格审查，致其根据虚假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作出对世纪花园规划设计条件落实情况的审查结论，显然不符合有关法律规范的规定。徐州市建设局据此颁发（15）号《验收合格证》，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

鉴于在一、二审中，原审上诉人夏善荣未提出世纪花园规划设计条件未落实的诉讼理由，各方当事人也均未对0108号《规划许可证》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一、二审法院根据当时已知证据作出原审判决事实认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由于定案证据发生了改变，原审判决维持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已不存在，因此依法应予改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2目，第六十一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徐行终字第48号行政判决；撤销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02）泉行初字第78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徐州市建设局于2001年6月18日颁发的徐建验证（15）号《住宅竣工验收合格证书》；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合计150元，由原审被上诉人徐州市建设局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倪志凤 代理审判员 陈 迎 代理审判员 朱 嵘 二○○六年三月六日 书 记 员 周 萍

第五篇：定边县塑料制品厂与中国工商银行咸阳市支行营业部侵权赔偿纠纷再审案

定边县塑料制品厂与中国工商银行咸阳市支行营业部侵权赔偿纠纷

再审案

上传时间:2007-10-20

申诉人：陕西省定边县塑料制品厂。

法定代表人：田海英，厂长。

被申诉人：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咸阳市支行营业部。

法定代表人：伍鼎祥，主任。

申诉人陕西省定边县塑料制品厂因侵权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终审判决确有错误，于１９９１年２月２７日裁定提审。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１９８８年３月，定边县塑料制品厂（简称塑料厂）向一自称是陕西省轻化公司派来检查工作、名叫“张建平”的人提出协助购买聚丙烯的要求，“张建平”同意。３月２３日，“张建平”持伪造的物资调拨通知单及证明信来到塑料厂，称其可以从陕西省轻化公司分配给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塑料制品厂的聚丙烯中调拨１０吨给塑料厂，货款４．８万元，要求从速汇款提货。塑料厂担心杨陵区塑料制品厂无货，汇款被骗，与“张建平”共同到中国工商银行定边县支行询问汇款办法后，决定采用“留行待取”的方式汇款。３月２５日，塑料厂填写４．８万元的汇款凭证，汇款单位填为陕西省定边县塑料厂，收款单位填为刘占斌（留交），汇款用途是购货款。中国工商银行定边县支行据此凭证，给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咸阳市支行营业部（简称咸支营业部）电汇４．８万元。电文是：“留交刘占斌４８０００塑料厂货款”。咸支营业部收到汇款后，即入帐。３月３０日，一个持“咸阳市杨陵区塑料制品厂刘占斌”工作证和“刘占斌”私章的人，到咸支营业部要求提取现金。咸支营业部核对了工作证和私章后，按其要求支付现金２０００元。３１日，咸支营业部又按“刘占斌”的要求除支付现金３０００元外，并将余款４．３万元以“刘占斌”私款的名义，转入该行下属的人民路第一储蓄所个人储蓄户。４月１日，“刘占斌”从储蓄所将余款全部提走。４月６日，塑料厂的刘占斌去咸支营业部取款时，方知汇款已被他人冒领。塑料厂遂向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塑料厂诉称：咸支营业部未严格审查取款人的证件，致使本厂公款被他人冒领，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咸支营业部辩称：由于汇款电文上的取款人是刘占斌，既未限定是塑料厂的刘占斌，又未注明此款是公款，更没有其他特殊要求，所以按照个人汇款的取款规定，在查验了取款人的证件及私章姓名后予以付款，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造成汇款被他人冒领的原因是塑料厂警惕性不高，把汇款的具体情况早已泄露给他人所致。塑料厂是有过错的，损失应当自负。

秦都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６日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结算办法》（简称结算办法）第十条第二项规定：“汇款单位派人到汇入银行领取汇款的，可在汇款委托书上注明‘留行待取’字样。”第六项规定：“汇入银行对汇入的采购资金，必须凭当地有关部门同意采购的证明，以汇出单位名义开立采购帐户，由银行按当地市场管理的有关规定监督支付„„除采购员旅差费可支取少量现金外，一律转帐。”塑料厂的汇款电文中已明确４．８ 1

万元是塑料厂货款，并要求按“留行待取”的方式，由汇款单位派出的刘占斌提取。咸支营业部在收到汇款后，给取款人办理了单位存折，并让取款人在每次取款时填写单位支款凭证，该凭证用途栏内还填有“购料款”字样，这些情节均证实，咸支营业部以不知此款是公款，所以按照个人汇款的取款规定予以付款，没有过错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咸支营业部违反结算办法的规定，在取款人既无汇款单位的委派证件，又无任何购货证明的情况下，仅凭取款人所持的“杨陵区塑料制品厂刘占斌”工作证，便让其两次提取现金５０００元，并将余款以个人名义转入储蓄帐户，给取款人将余款提出现金骗走创造了条件，致使塑料厂遭受损失，是有过错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咸支营业部对由于自己的过错而给塑料厂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据此，该院于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２日判决：中国工商银行咸阳市支行营业部赔偿定边县塑料厂货款４．８万元；塑料厂货款利息损失自己承担。

第一审宣判后，咸支营业部不服，以原答辩理由向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提交了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司就结算办法第十条第二项关于“留行待取”的规定所作的解释。解释称：“留行待取”系指汇款单位派本单位的人员直接到汇入银行办理解付汇款手续，也系指汇款单位委派汇入地的人员到汇入银行办理解付汇款手续。汇入银行在解付汇款时，应查验证明收款人身份的证件。如汇款人在汇款凭证“收款人栏”内注明收款人单位的，汇入银行要查验注明收款人单位名称的证件，然后办理解付手续。

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塑料厂在汇款时对留交的刘占斌未限定单位，致使咸支营业部无法核实取款人的证件与限定单位是否相符。咸支营业部在解付此笔汇款时，向取款人询问了有关情况，验对了取款人所持的身份证件，在银行帐页上加注了证件号码，并让取款人签名盖章，确认取款人所使用的姓名与电文中的留交人姓名相符后，才解付汇款；根据储蓄所的业务范围和取款人的要求将余款转存，整个解付汇款过程符合程序。咸支营业部无过错。造成汇款被他人冒领的责任在塑料厂。据此，该院于１９８９年６月９日第二审判决：

一、撤销第一审判决；

二、驳回塑料厂的诉讼请求。

第二审宣判后，塑料厂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咸支营业部在解付塑料厂的购货汇款时，不严格审查取款人应持的证件，违反了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致使汇款被他人冒领，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

一、根据结算办法第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及中国人民银行对该规定的解释，“留行待取”汇款既系指汇款单位派本单位的人员直接到汇入银行办理解付手续，也系指汇款单位委派汇入地的人员到汇入银行办理解付手续。两种情况，均是指取款人受汇款单位的委派才能解付汇款。咸支营业部在解付“留行待取”汇款时，除应当审查办理解付手续人的个人身份证明外，还应当索验取款人是否受汇款单位委派办理解付手续的证明。可是，咸支营业部仅查验了取款人所持的工作证，且工作证的制发单位是“杨陵区塑料制品厂”，既非汇款单位，亦非汇款单位委托的收款单位。咸支营业部在无法证明取款人是受汇款单位的委派办理解付汇款手续的情况下，即予以解付汇款，是不妥当的。

二、申诉人汇款时，已声明此款用途是“购货”，咸支营业部未按结算办法第十条第六项关于汇往外地购货的款项“除采购员旅差费可以支取少量现金外，一律转帐”的规定办理，而大量解付现金，是造成汇款被他人冒领的主要原因。

三、中国人民银行１９８２年规定，国营、集体企业单位的公款不得以任何名义存

入储蓄。咸支营业部对申诉人电汇的公款，不经审查批准便转入个人储蓄户，给冒名取款造成可乘之机，其责任不可推卸。塑料厂由于工作疏忽，也有一定责任。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关于“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咸支营业部应承担主要责任，塑料厂承担一定责任。据此，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１年３月３０日判决：

一、撤销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二审判决。

二、维持秦都区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