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申论热点：“办证难”根源探寻

第一篇：2013申论热点：“办证难”根源探寻

2013申论热点：“办证难”根源探寻

说到办证，大家想必是一个头两个大，舟车劳顿不说，还要面对工作人员爱理不理的态度，真可谓是生理与心理的双重磨难，等证件办下来整个人也身心俱疲。

近日，河南一孕妇为办准生证，4个月之内往社区跑了近20趟，媒体曝光后问题才解决;河北一北漂青年为办护照，往返老家6次跑了近3000公里;河北老人12岁“生”了儿子，户籍错误16年未获改正，一年跑四五趟未果„„

另外，中央电视台11日《焦点访谈》报道，户口在河北武邑的小周，目前在北京工作。去年底公司要派他出国，需要办因私护照，由于在北京缴纳社保不足一年，按规定他必须回户口所在地办理。至今，大半年过去了，小周返乡6次，可护照一直没有办下来，每次都被告知需要补充不同的材料，且办事人员态度蛮横。

由于有媒体的介入，小周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河北省公安厅12日晚间通报称，针对媒体报道的该省武邑县公安局出入境工作人员态度粗暴、刁难办证群众问题，根据干部管理权限，衡水武邑县纪委、监察局已经对涉事民警和主管领导分别予以党纪、政纪处分。河北省公安厅厅长董仚生表示，此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暴露出基层公安机关特别是窗口单位的一些民警，群众观念淡漠，特权思想浓厚，工作作风粗暴，能力素质低下。省公安厅纪检、督察部门将要对窗口单位服务情况开展专项检查督察，明察暗访，严肃整饬纪律作风，提升队伍能力素质，坚决避免再次发生类似问题。

我们看到，但凡媒体曝光此类事情，大都能够得到及时处理。但也需要看到，依靠媒体当“救火队员”来解决，既不正常也不可能。媒体作为社会的瞭望者，进行监督报道是职责所系，因为媒体的传播影响力深远，也确实能够有效地帮助民众解决一些问题。

但媒体毕竟不是万能的，资源也是极其有限的，“媒体曝”只能解决个案。即便是个案，媒体曝光后也需要基层政府去落实，依靠他们解决问题无异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某种程度上说，如今频频出现的办证难问题，恰恰说明一些地方政府官僚作风深重，就三亚吉阳镇发生的办证难而言，所谓“村规”只不过是不作为、作风懒散的借口而已。

而要想彻底解决办证难问题，不再让媒体充当“救火队员”角色，不再让民众为办证难苦恼踌躇，亟需深入治理地方政府的“庸懒散贪”作风，根除官僚作风，同时，完善办证政策、流程，依靠制度力量规范权力运行，使权力在充分的监督之下行使，而对于办证中的“庸懒散”或故意刁难的行为，应该“零容忍”，严厉追究责任。

或许很多办过证件的人都有这么一个梦想，梦想有一天，公职人员的服务态度能够有所转变，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办证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

本文由中公事业单位考试网提供

第二篇：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办证难 ＂难于上青天＂

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办证难 ＂难于上青

天＂

10月11日，央视《焦点访谈》曝光河北武邑县北漂小伙小周为办护照返乡6次多跑3000公里、江苏丰县市民小狄在两部门往返11次办执照两起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网民纷纷吐槽办证难 “难于上青天”。广州市民描述办准生证流程：13个公章、16道手续、19个工作日，“这还不包括审批的时间，不是每次去都能办理成”。如此折腾人的事几乎每个人都感同身受。

【标准表述】

[综合分析]

“证难办、脸难看”，典型的官僚主义做派，影响了出国，耽误了创业，无论是谁遇上都会很心酸、也很受伤。笔者认为，受伤的不仅是当事人的利益，还有老百姓对政府的依赖、信任，以及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则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这些年来，我党一直致力于增进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无论是以往开展的“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还是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都是为了打造良好的党风政风，引领社会发展进步。曝光的这起办证难问题，恰恰与此相悖，影响很坏，让人痛心。

[原因]

从主观上说，这是一些公职人员官僚主义膨胀、服务意识淡薄使然。一些人机关里坐久了，官气也出来了，弄不清自己的公仆身份和职责，甚至“反仆为主”，手里但凡有点权力，就颐指气使、开关设卡，耍起了官老爷做派，使出了“推脱手”，打出了“太极拳”，让人们无可奈何。从客观上说，这是违法作为、胡乱裁量的结果。一个证照，怎么办、办多久，需要多少手续，既有法律制度上相对规定清晰的部分，也有操作上比较模糊、自由裁量空间大的部分。

[深层分析]

一方面，“办证难”背后折射的是权力傲慢。有群众将“办证难”比作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西天取经，其中流露出的是无奈、委屈甚至痛恨，背后透射出的则是权力的傲慢与冷漠。人们感受最直接的就是一些办理人员不主动、不负责、不作为的作风，“打官腔、甩冷脸、踢皮球”的态度。尤其是在一些基层部门和边远地区，因为信息不对称，群众对办事流程不熟悉，投诉和监督机制不健全，于是公权力异化为私权就有了市场。一些人拿着鸡毛当令箭，随意解读政策法规，一些明明符合条件的事情硬是要“鸡蛋里挑骨头”为难群众，偏不让顺利办理;对于所需要的材料，也不一次性告知。就算事情办成了，也要让办证者知道“你这个事情很难办，是我照顾你才办成的”，其目的不言自明。难怪群众会感觉“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另一方面，“办证难”的背后往往存在制度设计不合理的问题。部分证件的办理，各地政策不统一，材料要求、手续流程五花八门;一些陈旧的规章制度依然存在，未能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这些都给办证人设置了一个又一个“行政梗阻”。比如，二代身份证已经实现智能化，为什么很多事不能凭身份证办理，却还要户口簿、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材料。为什么公安信息都联网了，却不能就近派出所办理而要回原籍地办理。

[启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只有与时俱进，加强制度创新，改革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僵化机制、陈旧做法，才能尽可能满足公众需求、提升服务质量。诸如，取消、下放、整合和转变管理方式，压缩办理环节和办理期限;规范服务运行机制，将各部门分散的审批集中到审批处室，减少内循环;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行网上审批，提升服务和管理水平;提高部门联动和上下级联动效率，需要不同部门和上下级审批的，实现自动传递和送达。

孟子曾说：“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对于部分权力机关来说，有些群众的“办证难”问题不是做不到，而是不去做。实践证明，只要真情对待百姓，主动服务百姓，终能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得群众的“幸福指数”。20多年前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便大力倡导“马上就办，办就办好”，提高了办事效能，也催生出了行政服务的“福州速度”。

[措施]

将共识制度化，让常识成为制度共识。具体说：一是，简化权力审批。很多时候找麻烦不仅是因为办事人员素质较差，还因为制度设计脱离实际，亦或者是权力对权利的附加要求太多，如果权力不主动放权，不简化审批，则权利实现的过程就没有那么简单;二是，必须给那些被找麻烦的群众，足够的维权渠道和话语权;三是，必须对给群众找麻烦者作出明确处罚，以保证“给群众找麻烦，等于自找麻烦”。

对于民众而言，遇到类似机关办事受刁难的问题，不该忍气吞声，而应敢于维权。可以看到，即使目前维权渠道不畅，但也不是没有机会。像央视提到的丰县小狄，不就是因为向县里有关部门写信，使得办照的事情出现转机吗?无论是打12345政府热线，还是向上级部门投诉，还是通过网络、媒体曝光，都是可尝试的方式。不做沉默的大多数，而做有尊严的公民，一起向机关办事难说不，才能给决策部门以触动，推动问题的解决。从这意义上说，改变的力量，其实也在你我的手中。

第三篇：怀化事业单位考试申论热点：中国式办证难问题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身份证、结婚证、准生证、营业执照„„近来，对于办证难群众反映屡见报端。“中国式办证难”已不再新鲜，曾经有人将“办证难”比喻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西天取经，“磨破嘴、跑断腿”的辛酸流露出群众多少的无奈、委屈甚至痛恨。河南郑州市的一位准妈妈张女士就为一份准生证“操碎了心”。她于今年3月份怀孕，并按医院指导从6月份开始办理“婚育情况证明”和“准生证”。按照流程，她需要到街道办事处申请开具初婚证明，然后拿着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男方户籍所在地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材料，到计生办办理准生证，这一跑，就是4个多月。[详细] “办证难”，难在何处? 有些证，本不需要办;有些证，本不需要规定如此多手续;有些证，被执法机关作出了超出规定的要求;有些证，在办理之前，相关部门并没有作好告知义务;有些证，在技术上本可以实现异地办理，却仍然要回家乡办理;有些证，公务人员有着过多自由裁量权，手松则成，手紧则不成。正是以上问题归结了一个终极命题“证难办”。

专家：办证难因办事人员只对上负责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李?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些事情看起来很难，关键在于公务员是不是真有为人民服务的心。那么多部门放权，牵扯到编制，牵扯到国家的行政经费、办公费用，牵扯到办公用房都会缩减。比如我们对公务员的评价，他的职务会不会因为公民提了意见就影响，往往他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而且他要尽量解脱自己的责任。比如各省追加一些条件和规定的时候，是不是公开的，是不是有公众参与的?这些规定是不是必要的?如果真正的立法决策都有公众参与，政府信息都是公开的，它就不会成为那么大的难题。[详细] “办证难”凸显制度上设计的不合理

繁琐的行政审批手续，成为各地网友最为不满的焦点之一。办个证需要许多其他证，一张准生证“耗时”3个月„„诸此之类的各种现象都是当前行政手续繁冗的具体表象，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不断简化审批程序，但落实到基层却往往不尽如人意。这些“不满意”深刻折射出当前政府自身效率跟不上社会运行步伐的现实，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在确保运行安全的前提下，应删繁就简，尽可能减少运行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因而，关键在于建立服务型政府。[详细] 解决“办证难”真的很难吗? 为何总有人“给群众找麻烦”?如果说，因为各种材料不够，证办不下来，或许可以谅解。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事件在媒体披露、领导关注后，很快就办妥，这说明在办证过程中，工作人员故意刁难的现象确实存在。难事得到解决，固然值得欣喜，但是，媒体不可能关注每一次办证中遇到的问题，领导也不可能对每一次办证作出批示。

为何总有人“给群众找麻烦”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某些政府部门基层工作人员习惯于“给群众找麻烦”，一方面与时下行政机关的办公事项含糊、不透明有关。一些不断简化、取消的事项，并没有及时向公众公开，公众在面对行政机关时仍不免“一头雾水”。另一方面，也与办事者“有可找的麻烦”有关。很多人都会遇到“小周”类似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也常经受诸多折磨。只不过很多时候，很多人都选择了妥协而不是较真儿罢了。这样，原本正当的程序，也在这种妥协甚至是共谋中被扭曲了。[详细] 治理刁难症不能总依靠“救火队员”

本是政府部门的分内之事，却让普通百姓觉得难如登天，非要媒体曝光、领导批示后才如暴风骤雨地解决。尽管百姓的事情最终得到圆满解决，相关涉事人员也得到了处理，但是，依靠媒体和领导当“救火队员”来解决，既不正常也不可能。媒体作为社会的?望者，通过报道进行监督本也是职责所系;且大众媒体的传播影响力深远，确实能够有力地帮助问题的解决。对于领导而言，掌握着更多的资源，批示意见也能迅速地解决低级别政府部门遇到的困难。但媒体并非万能，领导时间精力也有限，这些“救火队员”只能解决个案。[详细] 破解“办证难”须清理作风积弊

有媒体建议“谁折腾百姓，就让《焦点访谈》折腾谁”，虽然说到老百姓的心坎上，但是让央视事无巨细去“折腾”也不现实。“谁给群众找麻烦，我们就让谁有麻烦”，一些单位的“衙门作风”曝光后，相关部门立行立改，处理了有关责任人，这种“零容忍”态度值得肯定。也要看到，“衙门作风”有普遍性和顽固性，各地各部门都应揽镜自照、治病祛邪。增强宗旨意识、弘扬服务精神，转变政府职能、简化审批程序、严格依法行政，才能去官气、接地气，坚守为民服务的本位，这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向群众交出的合格答卷。[详细] 政府应继续简化行政审批

让群众办证本是为了更好地做好管理、服务工作。可是，如今，“证难办”对于群众而言，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负担。这理应引起高度重视。中央也一再强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精简程序。各地有必要刮起一阵治理“证难办”旋风，对所有需要办证的事项，进行逐一梳理，真正做到化繁为简，能不办的不办，能提供便利的提供便利。唯此才是公众想从相关舆论事件中得到的真正结果。[详细] 目光向下方能扫除“衙门作风”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党深入开展，“衙门作风”之类的问题，再次提醒我们改作风须把目光向下，须从细微处入手。民主生活会上言辞再恳切，如果不能破解群众的“急切”，难免跑偏落空;整改措施千条万条，如果脱离了为人民服务这一条，难免会走过场。多问群众感受，多解群众难事，多让群众评判，才能在一枝一叶的关切与改变中，汇聚起干群融合的大江大海。[详细] “马上就办”叩问行政效能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马上就办”既是一种新型的服务理念、全新的管理机制，也是一种降低行政惰性，提高政府公信力的督查方式。“马上”二字给行动加上了时效，“就办”二字给群众吃了“定心丸”。它的内在含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外在表现是快节奏、高效率，追求的是启动快速，运转通畅，结果满意。打铁就得自身硬，否则就不敢面对公众坦言“马上就办”。强调和推行“马上就办”理念是作风更是服务，是措施更是机制，是载体更是环境。它体现的是一种执行力和落实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工作量，但只要是一切为了群众，就是理所应当。[详细] 结语：一次解决不等于长期解决。对于解决办证遇到的刁难，需要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完善各项监督机制，对这种官僚主义习气“零容忍”。唯有如此，才能治本。在“反四风”的当下，这更有现实意义。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中国将会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也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和机遇。

第四篇：申论热点：“入园难”

入园难

如何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解决好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不仅是政府工作重点，也是申论考试的热点。民生问题属于比较热、比较大众化的问题，属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但迄今为止国家公务员考试命题尚未涉及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命题，各位考生切不可掉以轻心，目前各地方公务员考试中已多次出现相关的申论题。本文从公务员考试申论特点出发，阐释了“入园难”这一申论热点。

(一)政策解读

2010年7月13日至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的召开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会议专门邀请了部分中小学、幼儿园学校代表出席，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二)背景链接

“入园难”，是小孩上幼儿园困难，有的家长甚至觉得比上大学还难。北京、上海、广东、江西等地的幼儿园已经出现入托难现象，成为社会问题引起关注。

近年来，随着适龄入园儿童数量的迅速上升和人民群众对优质学前教育的迫切需求，家长从学前教育开始就追求“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学前教育也像“小升初”一般出现了择校现象，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社会对“入托难”反映强烈。

(三)问题表现

(1)目前，对全国31个省(区、市)104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其中“80后”占56.7%，“70后”占28.6%)，78.5%的人感觉周围存在幼儿园入园难的情况，其中33.8%的人说这个情况“很普遍”。89.6%的人赞成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其中59.1%的人表示非常赞成。

(2)有关统计数字显示，在我国，幼教占公共教育经费的比重仅为1.3%，这一数字远远低于东南亚的泰国16.4%，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公共投入不足，幼儿园的运营开支就不得不转嫁到社会，由家长埋单。

(3)在北京，全市1266所幼儿园中，公办园只有331所，在园幼儿占北京市收托总量的35.2%。现有幼儿园的接受能力约22.7万人，只能容纳一半的适龄幼儿。在南京，目前全市有440多所幼儿园，其中教育系统办园只占10%左右。

(四)原因分析

第一，各级政府部门对学前教育定性不清晰，造成政府职能弱化趋势。学前教育在学校教育之前、基础教育之外，忽视了学前教育的基础性、公共性和公益性特征，过于强调它的非义务性质。

第二，政府的办学体制总体思路设计出现偏差，造成办学结构不均衡。学前教育越来越分化为：体制内为特定群体服务，体制外优质高价和一般水平的学前教育，从而导致了学前教育资源的总体规模不足与结构不均衡。

第三，对学前教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造成了投入严重不足。由于学前教育的责任不明确，使得学前教育的财政经费保障非常薄弱。长期以来，学前教育事业经费没有单项列支，一直包含在中小学教育预算之中，总体水平很低。

第四，目前政府、社会和家庭对幼儿园的成本分担机制极不合理。不同类型幼儿园中，个人和政府成本分担的模式和比例也完全不同。公办园主要是政府负担，家庭承担很少一部分费用;而大量的民办园

和集体办园，基本上由家庭承担成本费用。这种由于幼儿园因性质不同，造成个人分担成本即收费差异，引起社会很大非议。

(五)对策建议

第一，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办好幼儿园作为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组成部分，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第二，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加大政府投入，完善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加强学前教育管理，保障幼儿园安全，大力构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要探究并遵循学前教育规律，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和教育观，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健全幼师培养培训体系，依法落实幼师地位和权益，完善资格准入和质量监管，全面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

第四，健全学前教育的保障机制。健全这一保障机制，可以更好地保障学前教育的经费，要做到专款专用，提高学前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支出比例，以促进和提高儿童智力开发和学前教育水平。

【社会问题的背景】

（1）国务院将于近日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发展学前教育的政策措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北京市的两所幼儿园，深入了解目前学前教育的现状和遇到的问题，并与教师和家长代表进行座谈。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台随行记者刘乐的报道。

（2）今年(2010年)年初，温家宝主持召开座谈会，曾经把从事幼儿教育的老师请进中南海，就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意见。这次，温家宝总理又专门来到北京市的两所幼儿园，看望教师和小朋友们的同时，就目前大家比较关注和关心的学前教育问题进行了调研。座谈会上，来自北京市第一幼儿园的冯惠燕园长介绍，他们为解决入园难问题，进行了改扩建措施。

冯惠燕：改就是把一些闲置的小学，还有院落房舍改造成幼儿园；扩是政府出资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去扩班，政府是有支持和补贴的；建是在北京市新建三百多所幼儿园，解决入托难问题；这是一个就是支持公办园办分园，重新发挥公办园辐射的作用。

温总理充分肯定了冯惠燕的建议，他说要增加政府投入，城市建设要为幼儿园留出空间，千方百计解决学前教育供不应求问题，通过立法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法制轨道。

（3）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幼儿园的园长朱敏，不仅是民办幼儿园的管理者，也是幼儿园的投资者，他向总理提出了为民办学前教育提供公平政策环境的问题。温总理对朱敏园长说：“我们要解决供不应求，或者简单说叫做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必须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方针，在政策上公办与民办要一视同仁。”

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网上流传的这段顺口溜看似戏谑，却反映出不少家长面对现实的无奈。昨晚，《新闻纵横》随机采访了一些刚刚经历或正在经历“入园难”的家长，他们讲述了目前幼儿园难进的几个问题。

家长A：我们家孩子是今年9月份上的幼儿园，之前在孩子两岁的时候我们带着他去过好多幼儿园，有些幼儿园连门都进不去，直接在门口人家就说网上报名，网上报名，但真正你上网上去的时候他告诉你其实早就报满了，后来就想进在一个在小区里的公立幼儿园，之前我们曾经去过私立，育儿费4年一共要花10万块钱，实在是接受不了，所以我们就努力要进公立，最后几经周折，托了人然后才算是能进了公立幼儿园。

家长B：我们家孩子去年上的幼儿园，还是挺紧张的，因为包括私立幼儿园在内，他能够满足的需求应该还是供小于需，在你家周围好一些的幼儿园可能就这么几所，这周围的小区的孩子可能都要想进，必然就比较紧张。

家长C：我们家小孩今年9月份上的幼儿园，之前是报公立的，我们提前半年报名但是当时都没有轮到我们，后来找了一家私立幼儿园，提前半年报的，排上了，还算比较顺利。

家长D：我们家当时物色的几家幼儿园，然后就带着孩子一家一家的跑，想法就是能上就行，但是确实感觉不太好上，好几个幼儿园没给我们回信，总算一个给我们回信的，没挑没捡就上去了。

家长E：我们家小孩现在准备上幼儿园，但是入园实在太难了，私立幼儿园太贵上不起，好一点幼儿园都得排队，坏一点的幼儿谁也不愿意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现在很发愁，希望多一些公立幼儿园，多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幼儿园。

（4）“幼儿园入园难是大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秘书长、中央教科所幼教研究室王化敏副研究员坦言。

“其实我国幼教事业，从上世纪50年代起取得了巨大进步，到2000年时，各类幼儿园基本满足需求。”王化敏说。但从2000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教育部门的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从这一年开始，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幼儿园的数量在减少。据统计，2000年时教育部门主办的幼儿园为3．5万个，企事业、机关办幼儿园为1．6万个，街道乡镇等集体办幼儿园为8．1万个，社会力量办园为4．4万个；到了2007年,企业事业机关办园和街道乡镇集体办园急剧减少，分别下降为0．5万个，2万个，公办幼儿园下降得缓慢些，变为2．7万个，只有社会力量办园增长较大，变为7．7万个。但是总体数量从 2000年的17.6万个减少到了2007年的12.9万个，几乎减少了30％。来自同一数据源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城市幼儿园的数量由2000年的3.7万个，下降到2007年的3.3万个，乡镇幼儿园从2000年的4.5万个，下降到2007年的3.5万个。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幼儿园的数量都在减少。

按照《中国统计摘要（2007）》，我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从2000年的63.78％下降到2007年的55.06％，反之，城镇人口增长到现在的44.94％。

“上个世纪90年代大量人口进入城镇，现在这些年轻人已经到了生育期，而且比他们的上一代更重视对子女的学前教育。但是现实却是，幼儿园的数量不升反降，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的需求。”王化敏习惯用严谨的数字来说明问题，她认为北京的问题最为突出。

这一升一降造成的最直接后果是，幼儿园的入园人数增长缓慢。据统计，幼儿园在园人数从2000年全国的2244万名幼儿，只是缓慢增加到2007年的2348万人。“当然，随着年出生人口数从2000年的5900万人下降到2007年出生人口5300万人，入园率还是提高了。”王化敏说。

（5）在公办园、企事业机关办园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幼儿教育被直接推向市场，社会力量办园迅速发展。但是在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开办幼儿园并出台相应优惠政策的同时，却出现了教育部门无法掌控幼儿园收费的偏差。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学历教育收费要通过教育部门审核，但是非学历教育则是备案制。恰恰在《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中，幼儿教育被列入非学历教育，而非学历教育的主要概念是培训机构。这样，幼儿园就被简单地纳入非学历教育，等同于社会上的培训机构，幼儿园教育收费管理一下子陷入失控状态。

“当时这一收费管理办法出台的时候并没有征求幼教相关负责部门的意见，等发现时，为时已晚。”一名曾经了解这一政策出台过程的教育界人士不无遗憾地说。

正是当年的这一疏忽，加上中国家长“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焦虑，让一些看到市场需求的社会办学力量，打出各种教育理念，借机抬高收费，造成了当前幼儿园收费的混乱现状。一个典型的例证是，近两年，在天津、河南、广东、河北等地区都先后出现过一年10万元的“天价幼儿园”。

在这种情况下，公办园也相应地提高收费标准，动辄几万元的赞助费、支教费。双语、蒙台梭利、天才实验班——名目繁多的“概念”更是成了高收费的借口。

但是公办园也有自已的委屈。北京一家建在古典园林建筑内的幼儿园，纯粹老牌的公办园，入园赞助费3万元到5万元。园长对此也无可奈何：“我们其实不想收，不愿背这种骂名。这些收上来的钱全部交给上级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再以投入形式返还给我们。”

【核心观点】

（1）学前教育不仅已成为我国整个教育体系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成为当前我国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满足民生重大需求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入园难、入园贵的根本还是在于学前教育的定位仍未明确。一个繁荣而健康的学前教育市场，应当给市民提供符合他们各自收入水平和需要的幼儿园，学前教育事业应该实现多元化发展。

（2）教育部门要重视教育结构的调整，包括学前教育，包括教育规划部门对学前教育整体的发展规划，我觉得政府要加大投入，要多办一些公办的幼儿园。第三，要调整相关的政策，积极鼓励社会力量来兴办各种幼儿园，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同时要加大法律法规的执行，加大监督的力度。

（3）让幼儿园回归公益、回归政府责任是关键。一方面，需要政府主导，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城镇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加大幼儿教育政府财政专项资金投入力度，增加师资力量；另一方面，需要社会参与，按照市场化的力量实现民间办学与政府支持和补贴结合，积极鼓励、扶持和规范民办幼儿园的发展；再者，加大对教学质量不高、设施不完备，存在安全隐患条件差的“黑园”整治，并予以取缔。很显然，这些都是现阶段扩大幼儿园资源，同时适当降低幼儿园学费的重要措施。

第五篇：申论热点：从根源治理群体性事件

政法干警考试申论热点：从根源治理群体性事件

近两个月以来，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5月26日，江西抚州市检察院、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临川区药监局旁边的马路先后发生三起爆炸；6月6日，广东潮州一起讨薪事件，演变成打砸烧事件后又引爆了本地与外来务工者的对立冲突。6月11日晚，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发生聚众滋事事件，造成现场交通堵塞和场面混乱，现场多辆车辆被损坏。6月11日，天津市政府门前发生爆炸。

群体性事件的增多，无疑影响着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认真分析这些社会群体性事件，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事件本身也有一定的内在规律，其主要特征有：一般由一些突发事件（如死亡）而引发；事件参加者大都与诱发的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主要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公权机关和侵权者；如处理不当，会演变成祸及无辜的骚乱事件；它是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最直接的表现！

因此，无论是官方还是知识界必须要高度重视社会群体性事件，这不仅事关和谐社会的构建，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首先，政府高层要集思广益，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决策部门要狠抓分配公平，在政策上调整社会分配机制，社会公共服务向穷人倾斜，保障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益。在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等层面上努力做到机会公平，拓宽底层群体特别是底层知识分子进入体制和主流社会的渠道，特别要从政治上高度重视公务员考试的不公状况，让民众都有机会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重塑中国梦。

其次，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督，最大程度上实现司法公正。花大力气下大功夫，改变司法权力地方化，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人、才、物脱离地方党政，独立出来，充分发挥的司法监督功能；各级法院全面转向实行法官负责制；最高人民法院在各省市派出巡回法庭，加强监督，确保法律的切实执行和公正运作；进一步推广三审终审制，确保法律的公正；撤销省以下的地方政法委，从源头上消除司法腐败；彻底改革信访制度，中央和省、市信访接待部门撤销，县以下信访部门改为调解组织，切实认真的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

再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接受社会监督，努力实现政治清明。改革县政，增进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的竞争性和多样性，确保人民群众参与权利的大门敞开；县级人大代表去行政化并部分职业化，充分发挥人民代表的参政议政功能；乡镇改为县府派出机构，取消独立的行政机构，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促进行政的高效；村级组织在确保民主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地方差异、文化差异、民族差异和宗教差异，实行管理多元化。实行政务员和公务员分离制度，基层政权改流归土，县行政首长实行差额选举。出台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等监督手段，进一步监督官员的腐败行为，对官员要加大引导，增强各级官员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情感纽带关系。进一步完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各级部门执行一把手负责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最后，政府要集思广益，借鉴历史经验，吸取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发育社会组织，工会等组织要增强为成员的维权意识，建立农会、行业协会等利益组织，发展社会公益组织。按照法律规定，批准公民正常的罢工、示威和静坐的行为。确保宗教信仰自由，对民间宗教组织进行承认管理，认可鼓励宗教中的真善美等行为。保障新闻自由，增加信息透明度，确保公民不因言获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