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热点破解“审批难”问题

第一篇：申论热点破解“审批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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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热点：破解“审批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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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简政放权均提出了明确要求。

随着较大规模取消下放审批事项工作告一段落，“审批多”难题基本得到解决，解决审批难的问题将上升为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2015年2月初，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重点解决审批环节多、时间长、随意性大、公开透明度不够等问题，以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为人民群众服务水平。

此次《通知》重点在“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和“强化监督问责”部分提出10条具体举措，涉及以下方面：

推行“一口受理”。承担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全面实行“一个窗口”对外统一受理，申请量大的要安排专门场所，对每一个审批事项都要编制服务指南，列明申请条件、基本流程、示范文本等，不让地方、企业和群众摸不清门、跑累了腿。

实行限时办结。建立受理单制度和办理时限承诺制，各部门受理申请要出具受理单，依法依规明确办结时限，不得以任何理由自行延长审批时限，防止审批事项久拖不决。探索对多部门审批事项一个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协同的“一条龙”审批或并联审批，让审批提速。

严格规范办理。各部门要对承担的每项审批事项制定工作细则，明确审查内容、要点和注意事项等，严禁擅自抬高或降低审批门槛，避免随意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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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透明办理。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所有审批的受理、进展和结果等信息都要公开。各部门要切实履行对申请人的告知义务，及时提供咨询服务。

推进网上办理。要求各部门积极推进网上集中预受理、预审查。加强国务院部门间、中央和地方间信息资源共享，尽可能让地方、企业减少为审批奔波，切实方便群众。

深度解析 [审批难的影响] “审批难”给政府公信力带来的损害不言而喻。

一是“审批难”严重干扰市场和社会运行规律，抑制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创新活力的释放;二是“审批难”带来办事难，审批过程如同迷宫，环节多、手续繁、材料多、时间长，让公众摸不清门，找不到路;三是“审批难”因审批部门裁量度宽和公开性差，形成权力寻租的空间，成为腐败的温床，威胁到党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些问题与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精神格格不入。

[权威论述]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和抓手。——李克强

办个事、创个业要盖几十个公章。这既影响了效率，也容易有腐败或者叫寻租行为，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所以必须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

——李克强

要严格落实任务和责任，对工作不力的进行问责。要把职能转变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建立长效机制。改革要公开透明，把取消、下放和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李克强 [存在的问题] 行政审批改革之所以能够牵动社会神经，是因为直接影响到很多群众到政府部门办事的效率和感受。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要是解决“审批多”和“审批难”两个问题。随着较大规模的取消下放审批事项工作告一段落，规范和改进保留下来的审批权、彻底解决审批难的问题，成为主要矛盾。

一方面表现为“摸不着门”“找不到人”“往返跑”等痼疾。去政府部门办事，窗口单位不是一次性告知、一次性办结，让人不知道怎么办，不知该到哪些部门和科室去办的现象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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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些行政审批还存在流程设计不科学、责任不清、效率低下等问题。比如，一些部门审批管理越权、混乱;有的部门以工作规范为由，人为造成审批过程中手续繁琐、环节稠密、周期漫长、部门众多;有的一项行政审批在一个部门内部也层层分解、流程复杂等。

此外，行政审批透明度不高，自由裁量权过大问题也比较突出。一些部门的审批条件、申请材料、流程环节缺乏统一标准;有的部门审批条件中弹性较大的规定比较多，如“合理布局”“其它需要提交的材料”等;还有的行政审批落实到各个部门后，基本上处于“由业务处室自己制定政策，自己审批，自己事后监管，自己收费”的内部封闭运作状态。

[改革的意义] 通过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同时，可以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高效、廉洁、法治、责任和服务型政府，以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全球化发展和开放型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

大力度减少行政审批，是行政管理改革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当然也是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发展壮大的基础。政府把一些事放出去了，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才能把这些事接过来;政府在微观领域退出来了，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才能进得去;也只有如此，政府的职能才有转变的可能，而基层技术层面的行政创新和社会管理创新才有更大的空间。

[对策措施] 从改革的效率维度上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公众参与。

将行政审批项目公之于众，避免公权力自说自话，从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中，吸纳足够的智慧，帮助管理者作出合乎公共利益增进的政策选择。

从改革的纵深维度上看，必须积极推进行政审批的法制化、规范化建设。规范政府执行程序，加强政府行政监督，突出政府行政服务。行政审批项目的设立、调整，必须在法治框架之内进行，在注重实体正义的同时，重视程序正义，保障“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文章素材 [标题示例] 1.破解“审批难”，审批改革再续力 2.破解“审批难”须壮士断腕 [开头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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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今年进入第三个年头。剑指“审批难”，是政府自我革命的进一步深化，是推进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关键一环，彰显了约束自身权力、打掉部门利益的坚定决心，为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打下坚实地基。

[结尾示例] 破解“审批难”，需要权力部门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把简政放权真正“简”到实处、“放”出实效，而不是犹豫不决、患得患失，甚至采取变通方式，进行“软抵抗”。只有做到令行禁止，力戒下层部门在落实上“打折扣”，才能切实缓解审批难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化解“审批难”不致沦为一句空话。

第二篇：如何破解就业难问题

如何破解就业难的问题

据了解，中国2003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其中学生700万人、退役军人和农转非占300万人，全国失业人口1400万，新增和失业人数总计2400万人。另外，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的估计，2002年离乡离土的农民工约为9460万，离土不离乡的约为1.3亿人，加起来农村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约有2亿多人。再加上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很多的工厂倒闭，大量的劳动力闲置。使的就业难的问题更加的突出。

就业难的主要人群有大学生，农民工，下岗职工，如何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变成了政府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个难题。第一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存在一定问题。我们的教育是两个体系：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和成人高等教育体系。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实际上引导大家走上了一条路：就是上高中、考大学当本科生、研究生进而做博士生。这一条道虽然培养了众多研究型、应用型的人才，却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千差万别的需要，特别是岗位性、操作型的高技能人才的需要，导致了目前大学生“过剩”、蓝领技术工作要从国外进口的现状。现在很多高校的专业设置基本上都相类似，在专业的设置上不能紧跟市场的需求，比如眼下很热门的会展经济、体育经济，需要大量专业对口的就业者，但是我们的高校根本就没有专门设置过这样的专业以满足市场的要求.要让毕业生们转变就业观念，国家有关部门也应该积极制定人才培养的结构性政策，同时要积极研究就业市场的新变化，培养“供销对路”的新型人才，才是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最终办法。第二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首先应尽快立法废除现行的户籍制度，取消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劳动者的合法身份；其次，强化劳动监察执法职能，严厉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和不按《企业最低工资规定》支付工资的行为；第三，建筑领域应认真遵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关于《切实解决建筑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用人单位必须以法定货币形式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第四，劳动监察部门应制定《农民工的举报和投诉办法》，规定举报和投诉的管辖、解决问题的专设机构、解决问题的期限等问题，为农民工的举报和投诉提供便利；第五，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应该将农民工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案件作为一项法律援助的重要内容，应为农民工追讨工资的诉讼提供法律援助。第三解决下岗职工就业问题；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在提供实用技能培训、小额资金贷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方面加大力度；企业对他们也不能存在着“甩包袱”的想法，要积极帮助他们拓宽就业门路；而下岗人员自身也要调整好心态，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挖掘自身潜能，争取尽快重新融入社会。只有三者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就业问题是个关乎民生的大事，是能否稳定社会安定繁荣的一个基本保障。如何破解就业难问题，还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以及出谋划策。

第三篇：破解扶贫贷款难问题

破解扶贫贷款难问题

笔者近期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建档立卡贫困户申办扶贫小额贷款难、银行资金放贷难，出现贫困户急需用钱而银行钱用不出去的现象，影响了精准扶贫进程。

要破解扶贫小额贷款难问题，就要找出银行资金难以贷出的原因。

银行按照其规定的贷款程序，在进行扶贫小额贷款的信用等级评定时，因很多建档立卡贫困户不符合准入条件而无法放款。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贫困户无明确的生产经营项目，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不具备清偿贷款本息的能力。

二是贫困户户主年龄超过了60岁，不符合银行规定的20～60岁之间可贷款条件。

三是少?灯独Щг谧窦褪胤ǚ矫娲嬖谖侍猓?有的资质信誉度不够，有的存在不良信用记录。因此，通过不了银行信用等级评定，扶贫小额贷款申办不下来。

破解扶贫小额贷款难问题，需要多管齐下、对症下药。

首先，当地政府和单位驻村工作队应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对贫困户进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资助其发展种植、养殖、加工、服务等扶贫产业，并形成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达到可贷款的条件，具备充足的贷款偿还能力。其次，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主可以易名，改成家庭其他年龄在20～60岁之内的家庭成员，让符合条件的成员办理小额扶贫贷款手续。

最后，当地政府应出台精准扶贫优惠政策，设立精准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精准扶贫小额信贷、贫困户危房改造贷款、异地搬迁贷款等给予免息补偿，以减轻银行的压力，防控贷款风险，降低银行贷款门槛。

（作者单位：湖北省赤壁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欣文

第四篇：申论热点：“入园难”

入园难

如何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解决好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不仅是政府工作重点，也是申论考试的热点。民生问题属于比较热、比较大众化的问题，属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但迄今为止国家公务员考试命题尚未涉及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命题，各位考生切不可掉以轻心，目前各地方公务员考试中已多次出现相关的申论题。本文从公务员考试申论特点出发，阐释了“入园难”这一申论热点。

(一)政策解读

2010年7月13日至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的召开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会议专门邀请了部分中小学、幼儿园学校代表出席，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二)背景链接

“入园难”，是小孩上幼儿园困难，有的家长甚至觉得比上大学还难。北京、上海、广东、江西等地的幼儿园已经出现入托难现象，成为社会问题引起关注。

近年来，随着适龄入园儿童数量的迅速上升和人民群众对优质学前教育的迫切需求，家长从学前教育开始就追求“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学前教育也像“小升初”一般出现了择校现象，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社会对“入托难”反映强烈。

(三)问题表现

(1)目前，对全国31个省(区、市)104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其中“80后”占56.7%，“70后”占28.6%)，78.5%的人感觉周围存在幼儿园入园难的情况，其中33.8%的人说这个情况“很普遍”。89.6%的人赞成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其中59.1%的人表示非常赞成。

(2)有关统计数字显示，在我国，幼教占公共教育经费的比重仅为1.3%，这一数字远远低于东南亚的泰国16.4%，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公共投入不足，幼儿园的运营开支就不得不转嫁到社会，由家长埋单。

(3)在北京，全市1266所幼儿园中，公办园只有331所，在园幼儿占北京市收托总量的35.2%。现有幼儿园的接受能力约22.7万人，只能容纳一半的适龄幼儿。在南京，目前全市有440多所幼儿园，其中教育系统办园只占10%左右。

(四)原因分析

第一，各级政府部门对学前教育定性不清晰，造成政府职能弱化趋势。学前教育在学校教育之前、基础教育之外，忽视了学前教育的基础性、公共性和公益性特征，过于强调它的非义务性质。

第二，政府的办学体制总体思路设计出现偏差，造成办学结构不均衡。学前教育越来越分化为：体制内为特定群体服务，体制外优质高价和一般水平的学前教育，从而导致了学前教育资源的总体规模不足与结构不均衡。

第三，对学前教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造成了投入严重不足。由于学前教育的责任不明确，使得学前教育的财政经费保障非常薄弱。长期以来，学前教育事业经费没有单项列支，一直包含在中小学教育预算之中，总体水平很低。

第四，目前政府、社会和家庭对幼儿园的成本分担机制极不合理。不同类型幼儿园中，个人和政府成本分担的模式和比例也完全不同。公办园主要是政府负担，家庭承担很少一部分费用;而大量的民办园

和集体办园，基本上由家庭承担成本费用。这种由于幼儿园因性质不同，造成个人分担成本即收费差异，引起社会很大非议。

(五)对策建议

第一，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办好幼儿园作为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组成部分，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第二，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加大政府投入，完善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加强学前教育管理，保障幼儿园安全，大力构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要探究并遵循学前教育规律，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和教育观，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健全幼师培养培训体系，依法落实幼师地位和权益，完善资格准入和质量监管，全面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

第四，健全学前教育的保障机制。健全这一保障机制，可以更好地保障学前教育的经费，要做到专款专用，提高学前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支出比例，以促进和提高儿童智力开发和学前教育水平。

【社会问题的背景】

（1）国务院将于近日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发展学前教育的政策措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北京市的两所幼儿园，深入了解目前学前教育的现状和遇到的问题，并与教师和家长代表进行座谈。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台随行记者刘乐的报道。

（2）今年(2010年)年初，温家宝主持召开座谈会，曾经把从事幼儿教育的老师请进中南海，就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意见。这次，温家宝总理又专门来到北京市的两所幼儿园，看望教师和小朋友们的同时，就目前大家比较关注和关心的学前教育问题进行了调研。座谈会上，来自北京市第一幼儿园的冯惠燕园长介绍，他们为解决入园难问题，进行了改扩建措施。

冯惠燕：改就是把一些闲置的小学，还有院落房舍改造成幼儿园；扩是政府出资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去扩班，政府是有支持和补贴的；建是在北京市新建三百多所幼儿园，解决入托难问题；这是一个就是支持公办园办分园，重新发挥公办园辐射的作用。

温总理充分肯定了冯惠燕的建议，他说要增加政府投入，城市建设要为幼儿园留出空间，千方百计解决学前教育供不应求问题，通过立法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法制轨道。

（3）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幼儿园的园长朱敏，不仅是民办幼儿园的管理者，也是幼儿园的投资者，他向总理提出了为民办学前教育提供公平政策环境的问题。温总理对朱敏园长说：“我们要解决供不应求，或者简单说叫做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必须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方针，在政策上公办与民办要一视同仁。”

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网上流传的这段顺口溜看似戏谑，却反映出不少家长面对现实的无奈。昨晚，《新闻纵横》随机采访了一些刚刚经历或正在经历“入园难”的家长，他们讲述了目前幼儿园难进的几个问题。

家长A：我们家孩子是今年9月份上的幼儿园，之前在孩子两岁的时候我们带着他去过好多幼儿园，有些幼儿园连门都进不去，直接在门口人家就说网上报名，网上报名，但真正你上网上去的时候他告诉你其实早就报满了，后来就想进在一个在小区里的公立幼儿园，之前我们曾经去过私立，育儿费4年一共要花10万块钱，实在是接受不了，所以我们就努力要进公立，最后几经周折，托了人然后才算是能进了公立幼儿园。

家长B：我们家孩子去年上的幼儿园，还是挺紧张的，因为包括私立幼儿园在内，他能够满足的需求应该还是供小于需，在你家周围好一些的幼儿园可能就这么几所，这周围的小区的孩子可能都要想进，必然就比较紧张。

家长C：我们家小孩今年9月份上的幼儿园，之前是报公立的，我们提前半年报名但是当时都没有轮到我们，后来找了一家私立幼儿园，提前半年报的，排上了，还算比较顺利。

家长D：我们家当时物色的几家幼儿园，然后就带着孩子一家一家的跑，想法就是能上就行，但是确实感觉不太好上，好几个幼儿园没给我们回信，总算一个给我们回信的，没挑没捡就上去了。

家长E：我们家小孩现在准备上幼儿园，但是入园实在太难了，私立幼儿园太贵上不起，好一点幼儿园都得排队，坏一点的幼儿谁也不愿意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现在很发愁，希望多一些公立幼儿园，多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幼儿园。

（4）“幼儿园入园难是大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秘书长、中央教科所幼教研究室王化敏副研究员坦言。

“其实我国幼教事业，从上世纪50年代起取得了巨大进步，到2000年时，各类幼儿园基本满足需求。”王化敏说。但从2000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教育部门的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从这一年开始，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幼儿园的数量在减少。据统计，2000年时教育部门主办的幼儿园为3．5万个，企事业、机关办幼儿园为1．6万个，街道乡镇等集体办幼儿园为8．1万个，社会力量办园为4．4万个；到了2007年,企业事业机关办园和街道乡镇集体办园急剧减少，分别下降为0．5万个，2万个，公办幼儿园下降得缓慢些，变为2．7万个，只有社会力量办园增长较大，变为7．7万个。但是总体数量从 2000年的17.6万个减少到了2007年的12.9万个，几乎减少了30％。来自同一数据源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城市幼儿园的数量由2000年的3.7万个，下降到2007年的3.3万个，乡镇幼儿园从2000年的4.5万个，下降到2007年的3.5万个。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幼儿园的数量都在减少。

按照《中国统计摘要（2007）》，我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从2000年的63.78％下降到2007年的55.06％，反之，城镇人口增长到现在的44.94％。

“上个世纪90年代大量人口进入城镇，现在这些年轻人已经到了生育期，而且比他们的上一代更重视对子女的学前教育。但是现实却是，幼儿园的数量不升反降，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的需求。”王化敏习惯用严谨的数字来说明问题，她认为北京的问题最为突出。

这一升一降造成的最直接后果是，幼儿园的入园人数增长缓慢。据统计，幼儿园在园人数从2000年全国的2244万名幼儿，只是缓慢增加到2007年的2348万人。“当然，随着年出生人口数从2000年的5900万人下降到2007年出生人口5300万人，入园率还是提高了。”王化敏说。

（5）在公办园、企事业机关办园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幼儿教育被直接推向市场，社会力量办园迅速发展。但是在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开办幼儿园并出台相应优惠政策的同时，却出现了教育部门无法掌控幼儿园收费的偏差。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学历教育收费要通过教育部门审核，但是非学历教育则是备案制。恰恰在《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中，幼儿教育被列入非学历教育，而非学历教育的主要概念是培训机构。这样，幼儿园就被简单地纳入非学历教育，等同于社会上的培训机构，幼儿园教育收费管理一下子陷入失控状态。

“当时这一收费管理办法出台的时候并没有征求幼教相关负责部门的意见，等发现时，为时已晚。”一名曾经了解这一政策出台过程的教育界人士不无遗憾地说。

正是当年的这一疏忽，加上中国家长“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焦虑，让一些看到市场需求的社会办学力量，打出各种教育理念，借机抬高收费，造成了当前幼儿园收费的混乱现状。一个典型的例证是，近两年，在天津、河南、广东、河北等地区都先后出现过一年10万元的“天价幼儿园”。

在这种情况下，公办园也相应地提高收费标准，动辄几万元的赞助费、支教费。双语、蒙台梭利、天才实验班——名目繁多的“概念”更是成了高收费的借口。

但是公办园也有自已的委屈。北京一家建在古典园林建筑内的幼儿园，纯粹老牌的公办园，入园赞助费3万元到5万元。园长对此也无可奈何：“我们其实不想收，不愿背这种骂名。这些收上来的钱全部交给上级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再以投入形式返还给我们。”

【核心观点】

（1）学前教育不仅已成为我国整个教育体系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成为当前我国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满足民生重大需求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入园难、入园贵的根本还是在于学前教育的定位仍未明确。一个繁荣而健康的学前教育市场，应当给市民提供符合他们各自收入水平和需要的幼儿园，学前教育事业应该实现多元化发展。

（2）教育部门要重视教育结构的调整，包括学前教育，包括教育规划部门对学前教育整体的发展规划，我觉得政府要加大投入，要多办一些公办的幼儿园。第三，要调整相关的政策，积极鼓励社会力量来兴办各种幼儿园，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同时要加大法律法规的执行，加大监督的力度。

（3）让幼儿园回归公益、回归政府责任是关键。一方面，需要政府主导，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城镇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加大幼儿教育政府财政专项资金投入力度，增加师资力量；另一方面，需要社会参与，按照市场化的力量实现民间办学与政府支持和补贴结合，积极鼓励、扶持和规范民办幼儿园的发展；再者，加大对教学质量不高、设施不完备，存在安全隐患条件差的“黑园”整治，并予以取缔。很显然，这些都是现阶段扩大幼儿园资源，同时适当降低幼儿园学费的重要措施。

第五篇：积极破解村干部“三难”问题（定稿）

积极破解村干部“三难”问题

近年来，为提高村级干部整体素质和基层组织建设的整体水平，拉萨市曲水县从选任渠道、培训模式、保障待遇三方面入手，不断创新机制破解村干部“难选、难当、难留”问题，有效激发了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拓宽选用渠道，破解村干部“难选”问题。通过上级选派、村级选拔，乡镇调任等方式，把那些靠得住、有文化、有本事、能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的人选进村“两委”班子中，突出选准配强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近年来，曲水县共选派24名干部进入村“两委”队列，今年又选派17名干部当选为村第一书记，大大地增强了村干部队伍，优化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增强基层组织的战斗力。

改善培训模式，破解村干部“难当”问题。针对村干部知识面窄等问题，曲水县在整合多方资源后，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不断丰富培训内容。通过开设理论知识、政策法规、种植养殖等专题内容的培训，进一步提高干部理论素养和政治责任意识，增强了化解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同时为村干部创造性地开展群众工作、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曲水县相继组织村干部培训500余人次，参加区、市培训96人次，赴其它地区及区外培训60余人次。

提高保障待遇，破解村干部“难留”问题。为进一步调动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确保村党支部书记安心做事。曲水县在对全县17个行政村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提高村“两委”班子成员误工补贴等相关措施。结合区、市给予的误工补贴，县财政每年拨付37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提高村干部的误工补贴和发放绩效考核奖金，同时，对离任村干部按任职届数一次性给予1000元—4000元的离任补助，提高村干部误工补贴后，曲水县村干部误工补贴人均将达到1万元左右，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两倍多，有效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100余名在职和离任村干部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