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人讨薪案件中的第三方责任

第一篇：建筑工人讨薪案件中的第三方责任

建筑工人讨薪案件中的第三方责任

——王伯如诉吴川市建设工程公司、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评析

广东信良兆诚律师事务所 苗继军 律师

【裁判主旨】

在建筑工人与分包工程企业之间的追讨欠薪劳动争议案件中，如果工程分包是违法的，或者在分包企业欠薪逃匿的情况下，建筑工人可以将劳动关系之外的第三方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列为被告并依法向其主张权利。

【案情简介】

一、法院查明的事实

2004年初，第二被告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下简称“中铁十二局”）自广州大学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承建了广州大学城广州大学部分项目工程。2004年7月3日，中铁十二局与第一被告吴川市建设工程公司（下简称“吴川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其承包工程中的广州大学城广州大学行政办公楼A栋和理学实验楼工程分包给吴川公司施工。

2004年11月8日，原告王伯如受包工头第三被告陈某聘用，在陈某承包的广州大学城广州大学建筑工地工作，原告自诉与陈某口头约定月薪5000元，陈某虽认为与原告约定的月薪仅为3000元，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原告提交的证据《工资表》复印件表明，2005年2月至2006年6月期间，原告共应得工资为67908元。被告中铁十二局提交的证据显示，自2006年7月以后，原告没有考勤记录。原告自认2005年元月之前的工资已经结清，2005年2月之后，以“借支”的名义，领取过工资32290元。

在诉讼中，查明：陈某以吴川公司的名义承包涉案工程，其与吴川公司是挂靠关系。吴川公司具有房屋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2007年5月8日，广州大学城指挥部办公室回复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征询函称：该办公开招标确定了中铁十二局为广州大学城二期房建施工单位，广州大学行政办公楼A栋和理学实验楼包含在广州大学二期房建工程中。吴川公司与该办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中铁十二局是否将上述广州大学行政办公楼A栋和理学实验楼分包给吴川公司一直未报告该办。[详见（2007）番法民一初字第174号]

二、劳动者的诉讼请求

王伯如依法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劳动仲裁委员会以申诉超过时效为由拒绝受理,随后,王伯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与第一被告吴川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要求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中铁十二局连带支付拖欠原告的工资（含加班费）、经济补偿、赔偿金等共计11万余元。

三、审理情况及审判结果

本案先后4次公开开庭审理，其中，吴川公司除第2、3次开庭到庭外，其余两次均未到庭。在案件审理中，吴川公司未向法庭提交否定其与原告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据，亦未对原告的其他诉求举证反驳。第三次开庭时，吴川公司申请将陈某追加为被告，法院准许。第4次庭审，陈某作为被告参加庭审，各方重新举证、质证和辩论。

法院依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判决：

一、被告陈某在判决发生效力的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王伯如2005年2月至2006年6月的工资差额35618元；

二、被告吴川公司对第一判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中铁十二局在陈某和吴川公司不能支付原告上述第一项款项时承担垫付责任；

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王伯如和中铁十二局均不服，分别上诉，2009年6月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各自的上诉。

【争议与判决】

争议一：建设工程的总承包方未经发包人同意，将其承包的工程中的部分主体工程分包给具有相关建筑资质的公司后，是否对该公司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承担责任？

原告代理人认为：中铁十二局与吴川公司之间的分包是主体分包，而且，该分包未取得发包方的同意，总承包合同中也未约定可以实施这种分包，应当认定为非法分包，按照有关法律规定，非法分包的发包人应对分包人的欠薪行为承担垫付责任。

被告中铁十二局认为: 第一，吴川公司具有相关建筑资质；第二，其与吴川公司之间的分包不是劳务分包而是技术分包，是合法有效的。因此，无须为吴川公司的欠薪行为负责。

法院认为：

争议二：包工头挂靠到具有相关建筑资质的建筑公司后，以该公司名义非法分包工程，在工程中聘用劳动者，因拖欠工资产生纠纷的，如何确定诉讼主体？应否列该包工头为被告？

原告代理人认为：包工头和其挂靠的单位之间的关系是双方之间的内部关系，是另一法律关系，包工头以建筑公司名义聘用劳动者的用工责任应由该公司承担，劳动者与该公司之间的关系应认定为劳动关系而非劳务雇佣关系。在劳动者诉该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中，不应列该自然人（包工头）为被告。由于工程分包违法，所以，劳动者可以列非法分包的双方为共同被告。

被告吴川公司认为：包工头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和实际用工人。公司既没有实际派员参与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也没有授权包工头招录工人，而且，工程的盈亏都有包工头自己承担，因此，本案应认定为包工头与工人之间存在劳务雇佣关系，应追加包工头为被告。

法院认为：具有建筑施工资质和用工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承包工程、招录人员、发放劳动报酬，虽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从充分保护劳动者的角度出发，仍应认定与劳动者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应承担因劳动关系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包工头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和实际用工人，应认定为本案的最终责任人，包工头与该建筑公司之间为挂靠和被挂靠关系，二者对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简要评析】

一、关于争议一

本人认为：在广东省范围内，建设工程的总承包方未经发包人同意，将其承包的工程中的部分主体工程分包给具有相关建筑资质的企业的，在劳动者诉分包企业拖欠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中，总承包企业应对分包企业不能清偿拖欠工资的范围内承担垫付责任。

本人的代理意见认为：本案第一、二被告之间的工程分包构成违法分包，第二被告对第一被告的欠薪行为负有代为垫付的法定责任：

《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分包建设工程的承包人拖欠或者克扣劳动者工资的，分包建设工程的发包人在未结清的工程款额度内先行垫付劳动者工资。”“分包建设工程的发包人违法分包、转包…… 工程发生拖欠工资的，由分包建设工程的发包人垫付劳动者工资。”

首先，本案中吴川公司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条件不是判定是否违法分包的唯一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规定〉》第六条第（二十）项都规定：分包单位具有相应的资质条件是合法分包应具备的四个条件之一，也就是说，具备这个条件但违反了其他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违反分包。

其次，第二被告将其总包的广州大学城二期建设第六标段中的行政办公大楼A栋、理学实验楼工程主体结构施工建设项目分包给第一被告，违反了前述法律、法规中“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的规定，属于违法分包。

再次，第二被告将工程分包给第一被告建设施工，没有经过建设单位广州大学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的认可，违反了前述法律、法规中“分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的强制性规定，属于违法分包。

最后，第一被告没有在广州市建设委员会进行备案，违反了《广州市建筑条例》第九条的强制性规定，其没有资格从事大学城建筑活动，据此，其承包大学城工程属于违法。原告提交的证据表明：为逃避行业管理，第一被告将属下工人的工作证办在了第二被告名下；第二被告在施工管理时，将第一被告称为自己的“第三施工队”。

如何认定建筑领域内的违法分包？本人认为：判断建筑领域内的分包行为是否合法的主要法律依据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该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这三条规定是基本法律规定，是判断非法分包的法律基础和原则性规定。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

本条例所称肢解发包，是指建设单位将应当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建设工程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承包单位的行为。本条例所称违法分包，是指下列行为：

(一)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

(二)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成的；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

(四)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

本条例所称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承包的行为。

该规定是行政法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判案的依据。该规定是对非法分包的具体化规定。

3、《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规定〉》第六条第（二十）项：

按照《建筑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凡承包单位在承接工程后，对该工程不派出项目管理班子，不进行质量、安全、进度等管理，不依照合同约定履行承包义务，无论是将承包的工程全部转包给他人，还是以分包的名义将工程肢解后分别转包给他人的，均属违法的转包行为。

按照《建筑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合法分包应具备四个条件：

（1）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进行分包，但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

（2）分包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条件；

（3）除总承包合同约定的分包外，其他分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

（4）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凡违反上述条件之一的，应定为违法分包。

该规定规定了合法分包要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缺少一个即为非法分包。该规定属于国务院部门行政规章，虽然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在判决书中引用，但由于其规定符合基本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精神，可以作为定案的参考。

二、关于争议二

我的代理意见认为：无论从程序上讲还是从实体上讲，都没有必要追加陈某参加诉讼。理由是：

第一，从程序上讲，追加陈某的目的是为了查明两点：（1）吴川公司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欠薪的数额。关于第一点，我们认为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关于第二点，采取“法院依照职权调查陈某”的方式，不但能保证法院查明欠薪数额，而且可以缩短审理期限，提高审判效率，不失为最佳方案。

第二，从实体上讲，陈强不具有合法的用工资格，从而也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责任主体，其用工关系无论合法与否，其都没有资格承担用工责任。如果认为陈某是代表吴川公司用工，则陈某的用工责任应由吴川公司承担；如果认为陈某不是代表吴川公司用工，因陈某不具有用工资格，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其用工责任应由工程的发包方中铁公司承担——由此分析，无论陈某的用工资格如何，本案的用工责任主体都是明确的，无须追加陈某。

经过进一步研究，我现在认为：包工头挂靠到具有相关建筑资质的建筑公司后，以该公司名义非法分包工程，在工程中聘用劳动者，其用工责任应由被挂靠的公司承担，因此，本案只能将陈强列为第三人，而不宜列为被告——在挂靠关系中，包工头对外既不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也不具有独立的劳动法主体资格，将不具有实体法律主体资格的自然人作为程序上的被告，在理论上似乎说不通。

第二篇：农民工讨薪（精选）

年年岁岁花相似 农民工讨薪怪圈何时破？

导语：

1月19日，一位少女为父讨薪，从高楼跳下身亡的消息成为社会焦点，再度将农民工讨薪这一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尖浪口。其实，每到年底，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就会集中见诸报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用这句话来形容每年岁末年初农民工讨薪问题的现象并不为过。农民工讨薪问题，这是一个历久弥新并且为全社会所关注的话题。

然而，早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但转眼十余年过去，相关部门治理讨薪工作力度也年年喊，农民工讨薪问题仍不见缓解，极端讨薪事件年年有，悲剧也在不断重演。何时，农民工才能走出年年讨薪的怪圈，阻挡悲剧的蔓延？

01农民工讨薪问题产生的根源

每到年底，伴随着春运的热闹，另外一种很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也开始上演--农民工讨薪。讨薪的背后是欠薪，欠薪又称“拖欠工资”。这一名词的历史并不长，最早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民工聚集的建筑业、服务行业和制造业。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其他行业的欠薪行为已得到很大改观。然而，建筑业的欠薪依然是行业的普遍现象，成为欠薪的重灾区。对此，当前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在继续，也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当前社会普遍研究结论

关于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当前社会的普遍结论有三种：

一是，农民工自身权益意识不高。

根据统计，在涉及农民工讨薪的案件中，农民工群体有以下几个共同点，它们分别是：

1、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2、没有签订工资标准协议；

3、不掌握包工头和用工单位的基本情况；

4、工资条上没有包工头确认签字。

而上述这些又恰恰是农民工在日后维权中不可缺少的必备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农民工通过正常途径讨薪的难度。

二是，法律制度不完善、执法不严。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2011年，“恶意欠薪”与醉驾一起被写入刑法修正案，司法机关认定为恶意欠薪的单位和个人最高将被处以七年有期徒刑。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两者发挥的效用截然不同。醉驾入刑后，严厉查处了大量酒驾、醉驾行为，形成极大震慑，而打击“恶意欠薪”的力度还需不断加大。

吊诡的是，调查显示，迄今所有被判刑的都是包工头，更上游的大鱼们依然逍遥于外，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似乎开发商和建筑商们特别容易玩“躲猫猫”，把责任全部都分散出去。一旦遭遇到背景强硬的国字号开发商、建筑商，更是微妙。

而且，“恶意欠薪”的标准很难界定，造成“恶意欠薪”入罪执行不畅，给欠薪行为留有不小的法律灰色空间。

三是，建筑业独特的用工制度——包工制度。

我国相关法律要求，工程项目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但在实际运行中，建筑工程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与现象，即：总承包-分包-转包-再转包，最后将施工项目直接转包给包工头个人。一些关系户只需缴纳一笔占工程造价2%-5%的挂靠费，就能借用建筑公司的资质从开发单位承揽工程，然后他们再层层转手分包。

这种转包、分包的现象，导致的是债权关系的复杂。由于层层转包，导致责任主体分离，农民工和用工单位事实上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跟包工头，也往往是口头合同，提供不了正规的劳动关系证明。一旦某个环节资金出现问题，就会形成工资拖欠。

在这层层转包中，始终处于“生物链”最底端的农民工，则被各种复杂的债权关系“推来推去”，致使讨薪维权无从着手，像贝壳一样被晾在沙滩上。

基于以上三种研究结论，十多年来国家和政府出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达到200多个，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政策关注度高于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即便这样，仍旧不能解决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

一份研究报告大胆提出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

2014年12月初，由多所高校“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与公益组织联合发布的《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中提出，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

《报告》认为，之所以迟迟解决不了农民工资拖欠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很少注意到地产资本在农民工工资拖欠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真正意识到地产商从拿地到销售整个流程都涉入层层的资金卷入与垫付才是欠薪的根源所在。

根据以上图表显示（截图），高达八成的欠薪工地存在资金垫付，商品房、保障房垫资比例最高。

而被人诟病为建筑业潜规则的“层层转包”，与之相伴的则是资金垫付，以及空手套白狼的可能性。层层分包及由此产生的层层资金垫付，这中手段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来缓解资金紧张，二来有效地让本应承担劳动用工主体的施工单位在法律意义上变得模糊不清，从而成为建筑资本实现增殖和有效规避责任的有效手段。

其结果是，当在工地出现劳资纠纷和安全事故时，施工责任主体往往是以嫁祸包工制的最基层食利者--包工头--的方式逃避责任。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劳务分包企业与开发商分列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前两名，它们所占比例分别为43.5%与31.2%。我们传统观念中所认为的“欠薪包工头”所占比例仅为13.8%，即便加上“因包工头无力支付工人工资而讨薪”的比例也仅为18.1%。

假使《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中关于“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的观点是确凿无疑，那么，欲治理建筑业乱象，必先取消包工制度；欲取消包工制度，必先从源头上禁止资质挂靠和工程转包行为；而欲消除挂靠与转包，则必先消除建筑业监管部门的“权力寻租”机会，加强建筑公司的资质管理，铲除权力寻租与腐败的土壤，从根本上减少资金从上到下的层层垫付。

02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与技能水平不足

在讨论农民工讨薪问题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强与技能水平的不足。

在当前的建筑施工中，存在着大量的人力小工，这类农民工流动性极大，他们没技术，只能靠卖力气吃饭，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工程队也不会不重视他们，他们几乎不可能签上合法的劳动合同。有活就召之即来，没活就奔赴下一个地方。由于这种流动性极强的特点，加上建筑行业特殊的薪酬特点，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的几率也会变得很大。

而与之相反的是，高级技术工种或是有某项技能的农民工，由于他们的流动性相对较小，一般在几个固定的工程队之间流动，劳动关系比较固定，议价能力也相对更强。一般来说，他们签上合法 的劳动合同的可能性很大，出现欠薪问题的概率也随之减小。

然而，在另一方面，根据统计局在2014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中仅有30%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其中高级技工、管理人才和有专业技术特长的施工人才极其缺乏。此类劳动者的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2003年起一直保持在年均1.5比1以上，而近年年均比率已超过2比1的水平。而院校培养人才远不能满足企业需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2014年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农民工工作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曾指出：技工招工难，反映的是转型升级过程中中高级技能人才的短缺性。他表示，实施农民工技能提升计划是解决“技工荒”的重要途径。

为此，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改善这种局面。2014年6月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2014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缺乏技能是造成农民工流动性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融入城市、成为新型产业工人的主要障碍。而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实现生活改善最现实的途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03先知先觉：建筑企业应当主动作为

孙中山曾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需要，将人群分为三大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主张先知先觉唤醒后知后觉，从而带动不知不觉。以此类推，建筑企业也可以分为这三大类，后知后觉者当属在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下被动作为的企业，不知不觉者则为枉顾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的企业，而先知先觉者则在遵守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的情况下，主动有所作为，主动革除种种弊端的企业。

对于建筑企业来说，主动有所作为，也许在短期内会给企业的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消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负面影响，不仅能够树立行业典范，提升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也能够招徕更多的技术人才，进而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而建筑企业主动有所作为该从何处着手？

一是，绕过劳务分包，直接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工调2013》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代表性城市的建筑工地的调研情况显示，全国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17.4%，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另一方面，如今建筑业用工制度已经到了一个大洗牌的时代，包工头利润空间在下降，生存愈来愈艰难；建筑业劳务制度越来越没有价值可言, 建筑业劳务分包公司已成为阻碍建筑业劳资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阻力。建筑施工企业应直接与工人订立劳动关系，让建筑业用工制度走上健康规范的轨道。

二是，建立稳定薪酬制度。根据调查显示,“依照约定，全额结算”或是“年底结清”或是“工程结束结算”这样的薪酬制度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比例远远高于“按月结算”或是“固定薪酬”的比例。“按月结算”或是“固定薪酬”的薪酬制度，不仅能够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也能减少用工短期化所产生的诸多劳资纠纷。

三是，简化建筑施工管理。这样可以使得建筑业农民工直接对应总包施工企业，劳动关系更加明晰；而总包施工企业也通过去除劳务分包、包工头等层层“剥皮”的环节，不仅简化了施工管理，而且总包施工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并让渡一部分利润改善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对于施工企业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工人待遇的提高，工人便会长期跟随项目部施工，工程质量也能够得到保障。

四是，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以来，已经连续三年出现绝对数量下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根据前文所述，在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同时，高级技工人才和有专业技术特长的施工人才极其缺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技工荒”的困境。

在此情形下，建筑企业不仅应该只有压力，更应该有改变这种情形的动力，主动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官方网站中装新网于2014年特别制定了职业教育平台建设战略规划，提供覆盖建筑装饰全行业就业岗位的职业培训项目，拟为行业培养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优秀设计师、管理和施工人才，改善建筑装饰行业的人才困境。

结语：诚然，要打破农民工年年讨薪的怪圈，是一个长久的过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国家法规政策的指导，也需要建筑企业的主动作为和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劳有所得、社会和谐、年末农民工讨薪不再是新闻，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编辑手记：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希望看到，一个个血淋淋教训的出现才能促使社会的改变与进步。

问题：您认为企业在农民工讨薪问题上需要主动作为吗？ 需要vs不需要

第三篇：讨薪申请

本人于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3月15日在XXX公司XXX施工项目部担任，停电专责职务，已有6个月，XXX工程（标段X）承包人：XXX，月薪5000/月，总价：30000元，本人帮忙垫付2590元，已支付13000元，剩余：19590元，至今未付，多次讨要未果，特恳请劳动监察部门给予帮助，讨回我的血汗钱。

申请人：XX

2020/1/22

第四篇：农民工讨薪

农民工集体讨薪事件逐年增多，有的甚至引发为严重的社会治安案件，电视报纸经常报道的农民工“跳楼讨薪”、“绑架老板讨薪”、“暴力讨薪”以及农民工为了讨薪而被包工头打死打伤等不仅危害了社会安定，也对政府形象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来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尽管如此，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非常复杂，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完全杜绝。2005年我们开始关注农民工讨薪的问题，李正洪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记录片：李正洪1997年来到北京，凭着一手好木匠活，2001年，他把全家搬到了这里。很多同乡也跟着他来到北京打工。2004年6月，李正洪接到了一个建筑项目，按照协议，工程完工后付清劳务。但工程结束以后，他和其他60多个工人没有拿到应得的工钱，总计18万多元。为了拿回工钱，李正洪找到了同在北京打工的好朋友巴特，因为巴特有文化，他希望巴特能帮着他们要回这笔钱。开始了讨薪之路，通过劳动仲裁，诉讼，，北京西城区法院一审判决农民工败诉，原因是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实际劳务关系。李正洪，及其工友们，他们是不懂法，不知道劳动关系建立需要合同。看到法院宣判李正洪败述，在被告没有出庭的情况下就做了这样的结论，被告根本不需要陈述就可以赢得官司。谁来保护弱势群体？？

当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的主要途径有：一是农民工向劳动保障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由劳动保障部门进行行政处理。二是由劳动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第三是由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第四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在实践中发现，上述解决途径存在一些问题：

1、解决渠道虽然多，但程序繁琐且周期长；

2、相关的主管部门职责划分不明确，各部门工作衔接不够顺畅，造成农民工多方求助，实体权利很难及时得到实现；

3、没有统一的协调、联动处理机制，各部门各自为政，重复工作，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且容易错过解决纠纷的最佳时机；

4、缺乏对农民工讨薪的有效法律指导和帮助，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了解相关程序，不懂得怎样获取和固定证据，导致讨薪难上加难。

建议：

1、完善立法，加大对拒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新的《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劳动合同。

2、工在遇到工资拖欠时，应该注意相关证据。收集单位拖欠工资的证据，如签订有劳动合同应携带合同，没有签订合同，应该寻找证人证明自己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此外，考勤表、临时工作证、工地出入证、工资欠条等也是有效的证据。

3、加大对农民工的司法求助力度。建议扩大司法救助的范围，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在适用法律规定、时效制度时适当予以放宽，尽量适用简易程序，节省农民工的诉讼时间和成本。

4、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向农民工传授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等相关知识，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法律知识欠缺是农民工讨薪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工只有学法、懂法，才能用法，发生纠纷以后才能比较理性地行事。

第五篇：农民工讨薪

农民工讨薪“在路上”！！

由于国家房地产调控力度的加大跟坚决，今年的楼市“寒意”阵阵。年关将至，民工忙活一年的薪资是否可以正常收到，成为近来人们关心的话题。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都要列入“黑名单”，“这话不能空讲，如果今年欠薪严重，或者老板跑路的，一定要记录在案，不仅建设主管部门要掌握，还要及时传递给招投标中心，让他今年欠薪明年就别再想进入建筑市场！”昨天下午，合肥市建设领域农民工维权工作会议要求，“要让意欲欠薪者害怕”。

合肥市委常委、副市长卢仕仁说，今年农民工欠薪发生的概率可能明显加大，工程项目开工多、竣工少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已经出现老板出逃的情况，伴随而来的农民工欠薪的情况可能会是历年中最难解决的一年。

为应对今年的新形势，目前，合肥市城乡建委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要求所有在建项目以项目部为单位建立农民工维权工作组，要求工程款只要支付到30%，就必须把农民工工资支付到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等等，强化对农民工讨薪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