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失败原因

第一篇：ppp失败原因

“鸟巢”是28届奥运会上，利用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营模式建造奥运场馆的典型，由中信集团、城建集团、金州控股集团三家组成的中信联合体与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共同组建项目公司，作为国家体育场的项目法人，负责国家体育场的设计、投融资、建设、运营和移交。

在“鸟巢”总计近32亿元的投资中，由中国中信集团公司等四家企业组成的中信集团联合体出资42%，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北京市政府支付剩余的58%，双方按投资比例组建国家体育场有限公司，负责“鸟巢”的融资、建设、管理等工作。根据特许经营协议，中信联合体拥有赛后30年的特许经营权，运营期间自负盈亏。期满后，“鸟巢”由北京市政府收回。PPP大项目“鸟巢”为何半路散伙

从招投标、建设到运营的全程，一系列不符合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精神和现行法律法规的做法，都给项目运营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鸟巢”赛后运营一年，刚刚度过“蜜月期”的合作双方居然“离婚”了。2009年8月29日，北京市政府与中信联合体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体育场运营维护管理协议》，对“鸟巢”经营者进行股份制改造。中信联合体放弃了30年特许经营权，转而获得永久股东身份；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公司高层由北京市国资委派任。

“鸟巢”项目的失败出在执行过程中，PPP模式与现行的财务、法律等制度还存在矛盾。一方面，“鸟巢”的招标流程不完全符合PPP项目要求。将设计责任交给投标人是体育场馆建设的重要特点，但在“鸟巢”招标过程中，北京市政府先行招标选定了设计方案，造成设计上对体育场赛后商业运营考虑不足，限制了项目公司在赛后对“鸟巢”商业效率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招标时过于看重融资能力，赛后运营管理能力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中信联合体内部缺少利益协调机制。

此外，国家体育场的“定位”加上公众对PPP模式认知不清，直接影响了赛后运营效益。在PPP执行过程中，PPP模式与现行的一些制度存在矛盾。例如，按照现在会计准则计提折旧，让“鸟巢”的盈利计算成为一个难题。在30年的运营期内，运营方事实上是在为北京市政府投入的20亿元的折旧额“埋单”，根本无法实现分红。

“鸟巢”经营权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责任有限公司重新主导后，逐步实现了现金流的平衡，值得充分肯定。“但是政府收回„鸟巢‟经营权，违背了PPP模式初衷，对我国今后大型体育场馆PPP模式的推广存在不利影响。

从案例看导致PPP项目失败的主要因素

我们选取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实施的PPP项目中13个失败的案例，这些项目主要涉及高速公路、桥梁、隧道、供水、污水处理和电厂等领域，基本涵盖了我国实行PPP模式的主流领域。从这13个案例失败原因的汇总分析，我们认为中国PPP项目的失败主要是由以下风险造成的：

一、项目唯一性

是指政府或其他投资人新建或改建其他项目，导致对该项目形成实质性的商业竞争而产生的风险。

项目唯一性风险出现后往往会带来市场需求变化风险、市场收益风险、信用风险等一系列的后续风险，对项目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如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开工未满两年，在相隔仅50公里左右的绍兴市上虞沽渚的绍兴杭州湾大桥已在加紧准备当中，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当地政府对桥的高资金回报率不满，致使项目面临唯一性风险和收益不足风险。

鑫远闽江四桥也有类似的遭遇，福州市政府曾承诺，保证在9年之内从南面进出福州市的车辆全部通过收费站，如果因特殊情况不能保证收费，政府出资偿还外商的投资，同时保证每年18%的补偿。但是 2004年5月16日，福州市二环路三期正式通车，大批车辆绕过闽江四桥收费站，公司收入急剧下降，投资收回无望，而政府又不予兑现回购经营权的承诺，只得走上仲裁庭。该项目中，投资者遭遇了项目唯一性风险及其后续的市场收益不足风险和政府信用风险。

福建泉州刺桐大桥项目和京通高速公路的情况也与此类似，都出现了项目唯一性风险，并导致了市场收益不足。

二、法律变更

主要是指由于采纳、颁布、修订、重新诠释法律或规定而导致项目的合法性、市场需求、产品/服务收费、合同协议的有效性等元素发生变化，从而对项目的正常建设和运营带来损害，甚至直接导致项目的中止和失败的风险。

PPP项目涉及的法律法规比较多，加之我国PPP项目还处在起步阶段，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很容易出现这方面的风险。例如江苏某污水处理厂采用BOT融资模式，原先计划于2002年开工，但由于200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现有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颁布，项目公司被迫与政府重新就投资回报率进行谈判。上海的大场水厂和延安东路隧道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均被政府回购。

三、审批延误

主要指由于项目的审批程序过于复杂，花费时间过长和成本过高，且批准之后，对项目的性质和规模进行必要商业调整非常困难，给项目正常运作带来威胁。

比如某些行业里一直存在成本价格倒挂现象，当市场化之后引入外资或民营资本后，都需要通过提价来实现预期收益。而根据我国《价格法》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规定，公用事业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这一复杂的过程很容易造成审批延误的问题。以城市水业为例，水价低于成本的状况表明水价上涨势在必行，但是各地的水价改革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公众阻力和审批延误问题。

例如，2003年的南京水价上涨方案在听证会上未获通过;上海人大代表也提出反对水价上涨的提案，造成上海水价改革措施迟迟无法落实实施。因此出现了外国水务公司从中国市场撤出的现象。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泰晤士水务出售了其大场水厂的股份，Anglian从北京第十水厂项目中撤出口。

四、政策决策失误冗长

是指由于政府的决策程序不规范、官僚作风、缺乏PPP的运作经验和能力、前期准备不足和信息不对称等造成项目决策失误和过程冗长。

例如青岛威立雅污水处理项目由于当地政府对PPP的理解和认识有限，政府对项目态度的频繁转变导致项目合同谈判时间很长。而且污水处理价格是在政府对市场价格和相关结构不了解的情况下签订，价格较高，后来政府了解以后又重新要求谈判降低价格。此项目中项目公司利用政府知识缺陷和错误决策签订不平等协议，从而引起后续谈判拖延，面临政府决策冗长的困境口。相类似的在大场水厂、北京第十水厂和廉江中法供水厂项目中也存在同样问题。

五、政治反对

主要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公众利益得不到保护或受损，从而引起政治甚至公众反对项目建设所造成的风险。

例如大场水厂和北京第十水厂的水价问题口，由于关系到公众利益，而遭到来自公众的阻力，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和公众利益也反对涨价。

六、政府信用

是指政府不履行或拒绝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而给项目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危害。

例如在长春汇津污水处理厂项目中，汇津公司与长春市排水公司于2000年3月签署《合作企业合同》，设立长春汇津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同年长春市政府制定《长春汇津污水处理专营管理办法》。2000年底，项目投产后合作运行正常。然而，从2002年年中开始，排水公司开始拖欠合作公司污水处理费，长春市政府于2003年2月28日废止了《管理办法》，2003年3月起，排水公司开始停止向合作企业支付任何污水处理费。经过近两年的法律纠纷，2005年8月最终以长春市政府回购而结束。

再比如在廉江中法供水厂项目中，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廉江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合同》，履行合同期为30年。合同有几个关键的不合理问题：问题一，水量问题。合同约定廉江自来水公司在水厂投产的第一年每日购水量不得少于6万立方米，且不断递增。而当年廉江市的消耗量约为2万立方米，巨大的量差使得合同履行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问题二，水价问题。合同规定起始水价为1.25元人民币，水价随物价指数、银行汇率的提高而递增。而廉江市每立方米水均价为1.20元，此价格自1999年5月1日起执行至今未变。脱离实际的合同使得廉江市政府和自来水公司不可能履行合同义务该水厂被迫闲置，谈判结果至今未有定论。除此之外，遇到政府信用风险的还有江苏某污水处理厂、长春汇津污水处理和湖南某电厂等项目。

七、不可抗力

是指合同一方无法控制，在签订合同前无法合理防范，情况发生时，又无法回避或克服的事件或情况，如自然灾害或事故、战争、禁运等。

例如湖南某电厂于上世纪 90年代中期由原国家计委批准立项，西方某跨国能源投资公司为中标人，项目所在地省政府与该公司签订了特许权协议，项目前期进展良好。但此时某些西方大国(包括中标公司所在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对中国主权形成了严重的实质上的侵犯。国际政治形势的突变，使得投标人在国际上或中国的融资都变得不可能。项目公司因此最终没能在延长的融资期限内完成融资任务，省政府按照特许权协议规定收回了项目并没收了中标人的投标保函，之后也没有再重新招标，从而导致了外商在本项目的彻底失败。

在江苏某污水处理厂项目关于投资回报率的重新谈判中，也因遇到非典中断了项目公司和政府的谈判。

八、融资

是指由于融资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不健全、融资的可及性等因素引起的风险，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资金筹措困难。

PPP项目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招标阶段选定中标者之后，政府与中标者先草签特许权协议，中标者要凭草签的特许权协议在规定的融资期限内完成融资，特许权协议才可正式生效。如果在给定的融资期内发展商未能完成融资，将会被取消资格并没收投标保证金。在湖南某电厂的项目中，发展商就因没能完成融资而被没收了投标保函。

九、市场收益不足

是指项目运营后的收益不能满足收回投资或达到预定的收益。例如天津双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中，天津市政府提供了许多激励措施，如果由于部分规定原因导致项目收益不足，天津市政府承诺提供补贴。但是政府所承诺补贴数量没有明确定义，项目公司就承担了市场收益不足的风险。

另外京通高速公路建成之初，由于相邻的辅路不收费，致使较长一段时间京通高速车流量不足，也出现了项目收益不足的风险。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和福建泉州刺桐大桥的项目中也有类似问题。

十、配套设备服务提供

指项目相关的基础设施不到位引发的风险。

在这方面，汤逊湖污水处理厂项目是一个典型案例。2001年凯迪公司以BOT方式承建汤逊湖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期两年，经营期20年，经营期满后无偿移交给武汉高科(代表市国资委持有国有资产的产权)。但一期工程建成后，配套管网建设、排污费收取等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导致工厂一直闲置，最终该厂整体移交武汉市水务集团。

十一、市场需求变化

是指排除唯一性风险以外，由于宏观经济、社会环境、人口变化、法律法规调整等其他因素使市场需求变化，导致市场预测与实际需求之间出现差异而产生的风险。

例如山东中华发电项目，项目公司于1997年成立，计划于2004年最终建成。建成后运营较为成功，然而山东电力市场的变化，国内电力体制改革对运营购电协议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是电价问题，1998年根据原国家计委曾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华发电在已建成的石横一期、二期电厂获准了0.41元/度这一较高的上网电价；而在2002年10月，菏泽电厂新机组投入运营时，山东省物价局批复的价格是0.32元/度。这一电价不能满足项目的正常运营；

第二是合同中规定的“最低购电量”也受到威胁，2003年开始，山东省计委将以往中华发电与山东电力集团间的最低购电量5500小时减为5100小时。由于合同约束，山东电力集团仍须以“计划内电价”购买5500小时的电量，价差由山东电力集团自己掏钱填补，这无疑打击了山东电力集团公司购电的积极性悼。在杭州湾跨海大桥、闽江四桥，刺桐大桥和京通高速等项目中也存在这一风险。

十二、收费变更

是指由于PPP产品或服务收费价格过高、过低或者收费调整不弹性、不自由导致项目公司的运营收入不如预期而产生的风险。

例如，由于电力体制改革和市场需求变化，山东中华发电项目的电价收费从项目之初的0.41元/度变更到了0.32元/度，使项目公司的收益受到严重威胁伸。

十三、腐败

主要指政府官员或代表采用不合法的影响力要求或索取不合法的财物，而直接导致项目公司在关系维持方面的成本增加，同时也加大了政府在将来的违约风险。

例如由香港汇津公司投资兴建的沈阳第九水厂BOT项目，约定的投资回报率为：第2-4年，18.50%；第5-14年，21%；第15-20年，11%。如此高的回报率使得沈阳自来水总公司支付给第九水厂的水价是2.50/吨，而沈阳市1996年的平均供水价格是1.40/吨。到2000年，沈阳市自来水总公司亏损高达2亿多元。这个亏损额本来应由政府财政填平，但沈阳市已经多年不向自来水公司给予财政补贴了。沈阳市自来水总公司要求更改合同。

经过数轮艰苦的谈判，2000年底，双方将合同变动如下：由沈阳市自来水总公司买回汇津公司在第九水厂所占股权的50%，投资回报率也降至14%。这样变动后沈阳自来水厂将来可以少付两个多亿。其实对外商承诺的高回报率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官员的腐败联系在一起，在业内，由外商在沈阳投资建设的八个水厂被誉为“沈阳水务黑幕”。

以上是从案例中总结而来的导致PPP项目失败的主要风险，从对这些风险和案例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出，一个项目的失败往往不是单一风险作用的结果，而是表现为多个风险的组合作用。

第一，政府政策承诺变异。政府作 为经 营性公 共服务的发起者，会 以一定 的优惠条件(政策、税 收以及用地)吸引更多的资金投资者 以多元投资渠 道参与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案例 中政府承诺 提供 商业土地资金承兑 以及政府还款初步列入市财政预 算支出两种保 障。然而，某个项 目的进展程度是根 据政府意愿 以及社会压力推动的，在投资过程中政

府会出现政策反复的现象 :1)预算还款承诺变 异。D县处于东北经济发展较慢 区域，通过政府协 商争

取省级基础设施项 目可以促进本县发展，所 以前期 D县政府承诺将得 到市级人大年度财政预算决议作 为资金保 障。经报批 上级部 门，省、市级人大都不 能提供相应的财政预算决议，增信级别 降低为县人 大决议。而作为金融机构来说，目前的合作模式是 要求政府能够提供资信较高的诚信方案，以便能够 实现投资达到共赢。所 以，在实质性谈 判中县级人 大决议不能满足金融机构的增信评估要求，前后不 一 致的承诺导致了前期的资本方谈判停滞，延缓了 整体的合作进展。2)土地承诺保障变异。目前我国 部分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拉动地方经济发展，而 现阶段东北经济整体上增速缓慢，政府土地 财政 收 入压力较大，D县土地使用价值和土地评估 能力在 一 定程度上难以估计，土地是否 能够进一步升值或 者快速实现转让仍不确定，加之政府承诺的土地区 域从县 内商业用地置换 到高铁站附近用地，政府承 诺前后不一致和可信度较低 的行 为加剧 了合作的困 难性，埋下了合作破裂的伏笔。

第 二，企业 初 衷 约 定 变 异。按 照 上 述 约 定，z 公 司为基础设施项 目实行预先垫资，待项 目合 同签 订，Z公司对基础设施项 目开始施工建设，同时 由 合作双方共同出资组 建项 目运作公 司，负责项 目建 设管理工作。为 了保证 自身利益得 以最 大化，z公 司在合作过 程 中设计 “完美” 退 出机制，改变 了 PPP项目的伙伴关系的初衷设想，自身行为发生变 异 :

第二篇：特洛伊失败原因

1.公元前1193年，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和他俊美的二儿子王子帕里斯在希腊斯巴达王麦尼劳斯的宫中 受到了盛情的款待。但是，帕里斯却和麦尼劳斯美貌的妻子海伦一见钟情并将她带出宫去，恼怒的麦尼劳斯和他的兄弟迈西尼国王阿伽门农兴兵讨伐特洛伊。

古希腊当时处在封建社会从诸候割据向中央集权过渡的时刻，与仍处于奴隶社会的特洛伊相比，占有天时。可战争是在远离希腊的高大城墙之前进行，特洛伊明显拥有地利。希腊联军师出有名为荣誉而战，特洛伊则为生存而战，人和方面双方平分秋色。

战争的前九年双方来回拉锯，谁也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希腊联军的统帅阿喀琉斯和特洛伊年轻的国王赫克托耳逐渐成为在战争中成为双方各自的英雄。由于特洛伊城池牢固易守难攻，希腊军队和特洛伊勇士们对峙长达10年之久，希腊方面阿基里斯勇冠三军，特洛伊方面派出过无数勇士挑战，却无人是他一合之将，只要代表阿基里斯的银色盔甲与黑色头缨出现在哪里，希腊军队就会士气百倍；而特洛伊勇士们也只好接受现实，能逃多快就跑多快。

然后希腊人没有重型的攻城器械，没能一鼓作气攻下特洛伊，反而被挡在坚固的城墙之前束手无策。再而衰、三而竭，经过九年漫长的战争，希腊人的士气已经跌落到最低点，不少战士病倒，思乡情绪日重，联军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危险。

最后英雄奥德修斯献上妙计，让希腊士兵全部登上战船，制造撤兵的假相，并故意在城前留下一具巨大的木马特洛伊人大胜之后的第二天清晨，希腊联军的战舰突然扬帆离开了。平时喧闹的战场变得寂静无声。特洛伊人以为希腊人撤军回国了，他们跑到城外，却发现海滩上留下一只巨大的木马。特洛伊人惊讶地围住木马，他们不知道这木马是干什么用的。有人要把它拉进城里，有人建议把它烧掉或推到海里。正在这时，有几个牧人捉住了一个希腊人，他被绑着去见特洛伊国王。这个希腊人告诉国王，这个木马是希腊人用来祭祀雅典娜女神的。希腊人估计特洛伊人会毁掉它，这样就会引起天神的愤怒。但如果特洛伊人把木马拉进城里，就会给特洛伊人带来神的赐福，所以希腊人把木马造得这样巨大，使特洛伊人无法拉进城去。特洛伊国王相信了这话，正准备把木马拉进城时，特洛伊的祭司拉奥孔跑来制止，他要求把木马烧掉，并拿长矛刺向木马。木马发出了可怕的响声，这时从海里窜出两条可怕的蛇，扑向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拉奥孔和他的儿子拚命和巨蛇搏斗，但很快被蛇缠死了。两条巨蛇从容地钻到雅典娜女神的雕像下，不见了。希腊人又说，“这是因为他想毁掉献给女神的礼物，所以得到了惩罚。”特洛伊人赶紧把木马往城里拉。但木马实在太大了，它比城墙还高，特洛伊人只好把城墙拆开了一段。当天晚上，特洛伊人欢天喜地，庆祝胜利，他们跳着唱着，喝光了一桶又一桶的酒，直到深夜才回家休息，做着关于和平的美梦.深夜，一片寂静。劝说特洛伊人把木马拉进城的希腊人其实是个间谍。他走到木马边，轻轻地敲了三下，这是约好的暗号。藏在木马中的全副武装的希腊战士一个又一个地跳了出来。他们悄悄地摸向城门，杀死了睡梦中的守军，迅速打开了城门，并在城里到处点火。隐蔽在附近的大批希腊军队如潮水般涌入特洛伊城。10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希腊人把特洛伊城掠夺成空，烧成一片灰烬。男人大多被杀死了，妇女和儿童大多被卖为奴隶，特洛伊的财宝都装进了希腊人的战舰。海伦也被墨涅依斯带回了希腊。特洛伊战争就此结束。

在这场战争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筹备和打算．有的人为了占有，有的人为了复仇，有的人为了名垂史册．不管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这都是一种私欲的膨胀．是人们内心的交战引发的外在的战争．特洛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就是特洛伊人的私欲的膨胀，好大喜功，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仅仅满足于守住城池，他们想要完全消灭敌军。

另一方面阿喀琉斯在这场战争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阿喀琉斯是傲慢、反叛、所向披靡的，除了荣誉外，他从不效忠于任何人或任何事，而对建立不朽英名的无限渴望促使他加入阿伽门农旗下攻打特洛伊，他的退出与归来左右了这场战争。最终赫克托尔被阿喀琉斯所杀，而阿喀琉斯自己也死在了特洛伊的城墙下。

2、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抨击贵族阶级的荒淫残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作品尖锐地指出，人民群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下，人

民群众迫于生计，必然奋起反抗。这种反抗是正义的。小说还描绘了起义人民攻击巴士底狱等壮观场景，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既反对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对革命人民过于极端的暴力。但《双城记》备受争议，因为在狄更斯笔下，失控阶段的革命演变成了巨大灾难，狄更斯批判革命人民盲目屠杀，在憎恨贵族社会对他们残酷压迫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阶层，除了仇恨和报复，一无所有。

<双城记>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既反对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对革命人民过于极端的暴力。感觉作者的思想不是落在贫富差距上，而是期待理性的革命和人与人之间能毫无保留地爱。仅管资产阶级在这里面很丑恶，但是革命党人也因不理智并没给世人带来多少幸福。你可以选《悲惨世界》呀，写冉阿让，雨果自己就写了很多有关贫富差距带来的不良后果的段落。《双》在体现贫富差距上用的是描述的两个青年的命运。即使面貌相似，有共同追求，但身份不同，命运亦不同。

。《双城记》中有那些被划分为“第三等公民”的人，比如马奈特医生，比如德发日

夫妇。在革命前他们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只能被碾做泥，屈辱地活着。而当鲁莽的革命脚步步步逼近，闯入他们的生活时，革命在他们身上造成的变化是巨大的。也许你可以像马奈特先生那样变得宽容，饶恕一些人；又或者会像德发日太太那样变得疯

狂，不顾他人的死活，只为让那些无辜的人为他们的祖辈的罪孽去死。新世纪开始时，国王受到审判，被处以斩首；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宣扬在每个街区。革命啊革命，没有停歇，没有怜悯，没有和平，没有片刻的缓冲休息，没有时间的度量。全国人

民处于癫狂的状态，正像一个病人在发烧时的那样。这让我想起《霸王别姬》中革命的那一幕，令人心酸，兄弟间互骂，亲人间

诋毁....一切都还在，一切又都以不在。在恐怖与恐怖中滋生的那些革命者，以亢奋的状态执行着对革命事业忠贞的动作，他们

令人畏惧，他们变得粗俗鄙陋，他们那一张张轮廓模糊的面孔，因疯狂而扭曲的表情。狄更斯所描绘的法国大革命留给我的就是

这样一种疯狂的感觉。人们说他是温和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改革，但反对暴力革命，因而他对法国大革命有着客观审视的态

度，他与卡莱尔一样将法国大革命当作一种前车之鉴。他们作为文人，敏感地意识到当革命的激情达到顶峰后就会泛滥成灾，不

可收拾。人会变得阴森可怖，野蛮凶残。“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小说的结尾带有宗教感，带有传奇感。卡屯代

替了夏尔·达奈走上了断头台，他自愿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抑或是遵从自己内心的理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死得那样从容，那样心安理得，让你不得不被这个人物感动。以爱战胜恨，以牺牲自己求得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狄更斯多多少少在推崇着这样一

种理性的道德原则，这让我想起托尔斯泰的小说，感觉他们的作品都散发着一种人文主义和宗教似的赎罪感

第三篇：创业失败原因

创业过程中导致失败的九大原因

在茫茫商海中，常常有许多创业企业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便如流星般地陨落。借用并修改一下托尔斯泰的名言，我们可以这样说：“成功的公司多半大同小异，而失败的公司则各有各的特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要成功，只有为数不多的办法；要失败，却有无穷的花样。

选错合作伙伴

如果你需要合伙人的钱来开办或维持企业，或者这个合伙人帮你设计了这个企业的构思，或者他有你需要的技巧，那么请他加入进来。不要用合伙关系来聘人，或者你需要他为你鸣鼓吹号。对投资合伙人的选择，要搞清投资来源最好是自有资金，避免因经营不善，掉入“连环债”的怪圈。对经营合伙人的选择，必须找到真行家，能带来一定技术和经营渠道。对企业赢利后的分配和亏损共负等问题，最好以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一旦发生纠纷，便于用法律手段处理。

低标准用人

人们常有一个想法，就是先应眼前之急，以后再雇出色的人才。这真是大错特错。错误的结果常常要过不少时间才会显现。雇人一定要保持高标准，要有耐心，直到找到真正合适的人选来帮助你创业，然后你尽可以放手让他们去做。这样，你会事半功倍。

华而不实

干哪行有哪行的规定，得哪行的收益。本钱大未必干得成小买卖，本钱小也未必做不成大生意。投资多，赢利高，但风险也大，投资孝获得低，赚的是个安稳钱。所以投资创业者切忌眼高手低。

欺诈客户

和气生财，乃经商之本。切不可认为“中国人多，一人宰一刀就赚足了”。这样不仅败坏了自

家声誉，也埋下许多经营危机。我们不敢说商场上没有诡诈，但愈是做正经生意，长生意或是大生意，诡诈的作风愈是没有作用，我们的目标是自我实现和做一个“令人尊敬的企业家”。我们没有理由降低我们的做人标准来向不肖的商人看齐。

管理无章

重“义”轻“利”

在对创业企业调查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有70％多的创业者强调创业员工的忠诚，而不重视员工的利益。一旦员工提出利益的要求，创业者就视为不忠，从而影响彼此的有效沟通甚至是合作，这一现象尤其在规模较小的企业更为常见。利益是任何员工生存和成长的根本物质基础，如果创业者忽视这一问题，不但难以吸引来优秀的人才，就是已有的人才也将流失。

轻人才培训

由于创业期的企业注意力集中在业务增长上，因此很多企业只能使用人才，而忽视了对人才的培训。这种人力资源环境，在知识和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使得许多创业员工由于疲于工作，常常觉得两脑空空，心力不足。这必然导致许多创业企业在进入高速成长期后，老员工的素质难于应付企业新的增长和发展，企业不得不高薪引进人才。

鼠目寸光

企业一定要赚钱并不是过错。但如果赚钱成了你唯一的目的，那会导致很多问题：只注重眼前利益，忽略长期投资，无法提高普通雇员的士气，并且缺乏长远计划。这就像寓言里讲的那样，捕捉蝴蝶时，你越乱扑乱抓越抓不着。相反，你静静地坐在那儿，蝴蝶倒会飞到你肩上。当然，在商业场上，静静地坐等是不行的。但是，过分地追逐金钱反倒会让你得不偿失。

谨小慎微

许多创业新手往往是谨小慎微，不敢打大战役。但这是错误的，因为小战役失败的可能一点不比大战役校既然如此，何不放手一搏，输了自认倒霉，万一赢了就是大满贯。在这儿，唯一要衡量的是风险与预计的回报是否相当，不要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东西承担风险。但如果值得，就不要害伯。

低估竞争对手

疑神疑鬼听上去像是件坏事情，但在商业竞争中，它是所有成功者必备的素质。比尔？盖茨和安迪？格拉夫是最成功的两个创业家，也是两个最疑神疑鬼的人。不管他们的公司如何成功，市场占有率有多少，他们上了多少次杂志的封面，他们总是在考虑下一步的竞争。他们管理公司的方法好像明天就有人会挤垮他们似的。

他们总是非常警觉。这其实并非多余。大家都还记得ｉｂｍ垄断个人电脑和文字星ｗｏｒｄｓｔａｒ垄断文字处理软件的日子吗？当时他们两个庞然大物是多么地绝对领先啊？可是，他们在眨眼之间就输给了比他们小得多、进取心强得多、灵活得多的竞争者。记住，你占有的那份市场，别人也想要，而且很有可能从你那里抢走。千万不要低估你的竞争对手。

第四篇：太平天国失败原因

太平天国失败原因:(1)农民阶级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向心力和战斗力.(2)一宗教来发动 组织群众,不仅不能正妻指导战争,而且给农民战争带来了危害.(3)太平天国未能正确的对待儒学.(4)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缺乏理性的认识.太平天国最终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实在是太多太多。

主观原因： 一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虽然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但在当时，是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但中国依然是封建社会。

二是战略上的失误。例如，金田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徘徊在紫荆山周围，缺乏进取；起义之后，没有尽一切可能争取知识分子，不能把反孔和争取知识分子统一起来；定都天京后，孤军北伐。

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不曾遇到过的新情况。1861年，慈禧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这样，对付太平军的前线清军，全部归曾国藩统一指挥。曾国藩派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仅供天津；派李鸿章率领淮军伙同英国人戈登指挥的“常胜军”，进攻苏州，常州：派左宗棠率领湘军的一部，进攻浙江。英法侵略者均值中外混合的反动武装，协助左宗棠。

此外，天国法令相当森严，刑律残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和人道宗旨。

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太平天国反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因此得不到当时国内主流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层日益腐化，他们贪图享乐，大兴土木建造宫室，并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早年由南王冯云山制订），愈来愈脱离民众。加上太平天国强制推行一些违背民意的措施，例如在首都天京强制男女分开居住（1855年起放宽），凡此种种皆不得民心。

主要领导人争权夺利，尤其是天京事变，最后引致领导集团的分裂。洪秀全晚年用人唯亲，不太信任外人，政事混乱，人心更加涣散。后期不肯放弃天京，不肯转移至外国列强不能深入的内陆地区发展。

太平天国未能争取外国支持，后期清军却得到洋人支援，形势此消彼长。当时西方国家主流思想认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如洪秀全为上帝儿子等思想违背教义，实为异端。太平天国又不承认清朝与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加上禁止鸦片入口，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因此英、法两国跟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后即支援清军对付太平天国。

李秀成进攻上海不成功，导致战局更为不利。

太平天国连年战争，造成中国人口大量流失，使生产遭到破坏。江南繁华之地繁华不再，江苏、浙江两地人口锐减，太平天国再也无法得到人民支持。

第五篇：徽商失败的原因

清道光以降，主宰商界三百余年的徽商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徽商衰落，不少前辈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研。有学者指出，徽商衰落的客观原因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调整，由纲法改为票法，使得徽商主体一败涂地；主观原因是徽商昧于大势，未能与时俱进，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而被历史所淘汰。有学者认为，徽州商帮的衰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清朝封建政府和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之间的战争，乃是加速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另有学者指出，徽商在享受封建政权许多优惠的经营条件和特权同时，更受到封建政府的压榨勒索，加上各种捐输、急公济饷及灾赈、报效等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导致了徽商趋于衰落。还有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指出徽商衰落的原因离不开当时的地理环境，主要表现在商品落伍和市场萎缩两个方面，认为徽商兴于长江三角洲，最终亦衰于长江三角洲。[1]诚然，导致徽商衰落的原因应该有多种。以上专家学者的观点都很独到，值得肯定。其实，很多徽商在业贾致富后弃贾从儒，更为甚者，徽商普遍地让其子弟专习儒业，以至儒而不贾。因此，笔者认为，大批徽商及其子弟后代“由贾入儒”，也是促使徽商趋于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由贾入儒:众多徽商的终极关怀

随着财富资本的不断增多，身处“四民之末”的徽商，其内心深处那挥之不去的自卑感就愈发强烈。受封建“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使得徽商视“业儒入仕”为独尊。在经商致富后，很多徽商就不愿意再业贾了，他们或自己“弃贾从儒”，或教育子弟“儒而不贾”。

1、“弃贾从儒”

这也可称之为“先贾后儒”。不少徽商致富后，自己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对他们来说，经商不过是为自己或子孙业儒仕进打下一定的物质基础，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弃贾业儒或由贾入儒。如清初休宁人汪錞经商十余年后，“复习举子业，读书江汉书院”，后来一举登第，“擢吏部文选司主政”。[1]

（卷6人物·宦业）

江登云，清康乾时人，16岁随兄外出经商，虽大获成功，却殊不自得，决心要“为国家作栋梁材”，终于弃贾业，入武庠，“连第进士，膺殿廷选，侍直禁卫”，官至南赣都督。[2]

（卷9）

又如清黟县商人汪廷榜，少时业贾至汉口，“见船楫相蔽数十里，江波浩淼，忽心动曰：„文之大也，有如此乎!‟”“归而读书，能深思”，后读书于钟山书院，通算学，最后“中乾隆辛卯第二名举人”。[3]

（卷6人物·儒行）

最值得一提的是新安盐商程晋芳，在商人们争相豪侈的时尚下，他却“独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共讨论。”后乾隆皇帝南巡，程晋芳献赋，授内阁中书，再举为进士，最后“议叙改翰林院编修”。[4]苦吟，白头才许入词林。”[5]代表。

另外，徽商“好儒”、“入儒”的基本倾向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明代徽州人汪道昆在《太函集》卷五十二中总结道：“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驰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总的看来，明清商人贾有所成，“宁弛贾而张儒”，反映了徽商对儒业功名的不倦追求和终生向往。（第3册程鱼门《刘姬行》）

（P295）

袁枚称他“束发愔愔便

程晋芳一生主要从事着“儒业”，堪称是徽商中“弃贾从儒”的典型

2、“儒而不贾”

这主要是指一些徽商业贾致富后，就不再让其儿孙后代从商业贾了。他们把自己挣来的钱财用于培养子弟的业儒入仕上，这些徽商的子弟后代也许从此就不再服贾了。那么，在这些不同代人的徽人之间就表现为一种“由贾入儒”的特征。

明初休宁人汪昂，“初业儒，已而治鹾于江淮荆襄间……愤己弗终儒业，命其仲子廷诰治书，隆师备至。日以望其显名于时，以缵其先世遗烈.歙县人江珮，“未为儒，去而从贾，非其志也，……尤专意程督诸子修儒术，延师课业不遗余力。”当他的弟弟应试不利，想弃儒从贾时，他则训导其弟：“夫农之望岁，固也，奈何以一岁一不登，而辍耕乎？且吾业已悔之，汝复蹈吾悔耶？”其弟发愤，终于考取进士。歙县许晴川也是“五子咸延名师以训”。更为甚者，黟县舒大信“置屋十余楹为族人读书地”。婺源人程世杰独立重建“遗

[11]安义塾”，“使合族子弟入学”。

（卷33）））

铭））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以看出，徽商致富后，如果自己不能“从儒”，则把“业儒仕进”的希望寄托在兄弟子侄身上，令他们专习儒业，以求入仕居官。从而使这些徽商的子弟后代大都走上了“儒而不贾”的道路。

那么，导致徽商及其子弟“由贾入儒”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仅就自己的见解探析如次。

1、经商已富，不贾无忧

徽人之所以外出经商，以至形成闻名遐迩的徽州商帮，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以人口孳乳故，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事业起，牵车牛服远贾，这里“地狭人稠”、“土不给食”，徽州人必须“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因此，在徽州，“人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他们都将经商治生作为首要的谋生手段，把外出经商看成是当务之急，是自己应该尽本分所从事的人生事业。在走出丛山，外出经商后，徽商能够“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具有义无返顾、百折不挠的艰苦创业精神。终于，经商使徽人得以摆脱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不仅没有被环境困死，反而以新的生存方式发财致富了。正如谢肇淛所指出的那样：“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随着徽商业贾的成功和资本的增多，徽人的经济生活状况大为改善，以前那种“不贾则无望”的现象不存在了。致富后的徽商可以不再业贾营利，以至“弃商从儒”了。富有徽商的子弟们也不必再“人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更不会再发生象《初刻拍案惊奇》中“屯溪潘甲与妻滴珠刚成亲两月，就被潘父逼迫外出经商”那样的悲惨故事。他们完全可以依靠父祖业贾得来的财富，来安心地专习儒业以求仕进，从此走上“业儒”的人生道路。

2、商人位卑，士人位崇

徽商业贾致富后，之所以会选择“弃贾从儒”或“儒而不贾”的道路，原因就在于商居“四民”之末，一直处于被贬抑的地位；而“读书做官”“不仅在文化伦理上具有最高的价值，而且在世俗中也成为最具体的终极人生目标。”[17]明清时期，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清雍正五年（1727年）的上谕中说：“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18]（卷57雍正五年五月初四）乾隆屡下江南，南方商人极尽阿谀讨好之能事，然而乾隆并未因此对商业产生倾斜。他明确表示：“欲使天下之民，皆尽力南亩，……将使逐末者渐少，奢靡者知戒，蓄积者知劝。”[19]（食货志一）这些都反映了商人的地位低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徽商心中不可能不产生强烈的自卑和压抑。

另外，徽商“由贾入儒”的原因还在于“业儒入仕”是徽商的终极人生关怀。他们之所以崇儒，乃是认为儒能“大吾门”、“亢吾宗”，致远大之业，贾则不能。在徽商看来，“非儒术无以亢吾宗”，“非诗书不能显亲”，即使富埒王侯，也不能荣宗显祖，光耀门楣，只有业儒入仕才有可能。如明休宁人汪镗，“去海上业贾”，终于“饶裕自若”，“生子五人，皆强干能世其业”，但他在临终时仍叮嘱其子曰：“吾家世着田父冠，吾为儒不卒，然簏书未尽蠹，欲大吾门，是在若等……”。又如明代歙商汪海已是上贾，但他在命儿子汪体义治经术时说：“其从叔父入太学，庶几异日大吾门。吴佩虽以服贾起家，却常对妻子说：“吾家仲季守明经，他日必大我宗事，顾我方事锥刀之末，何以亢宗？这些例子都清楚地表明了徽商及其子弟“由贾入儒”，原因在于“显宗扬名”、“光宗耀祖”。

3、从商艰难，业儒效好

虽然徽商大多“以末致富”，但其中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首先，徽商外出经商，要忍受离别亲人之苦。据《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中记载.却早成亲两月，潘父就发作儿子道：“如此你贪我爱，夫妻相对，白白过世不成。如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无奈与妻滴珠说了，两个哭一个不住，说了一夜话，次日潘父就逼儿子出外去了。而且徽人经商，常常是数年一归，甚而“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其父。”[21]（卷17））正所谓“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5]

（第其中的辛酸滋味，只有徽商本人才能真正体会到。

其次，闯荡商海，不仅要历尽劳苦艰辛，还要忍受失败挫折之打击。徽商外

出经商，可谓饱尝寒暑之苦，频历**之险。如徽商程锁“与十人盟，务负俗攻苦，出而即次，即隆冬不垆，截竹为筒，曳踵车轮，以当（挡）炙热。徽商汪华之父汪彦“十五六岁，跟了伙计，学习江湖贩卖生意。往往来来，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嘉靖时歙县木商许尚质在回忆自己经商的艰辛时，不禁感慨道：“间自念曩入蜀时，迷失道，伛偻扳崖谷，行冰雪中，至今使人毛竦骨竖，由于各种原因，亏本折阅之事，所在多有。“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徽商有着“百折不挠，万难不屈”的进取精神；但另一方面也明显折射出徽商业贾成功之艰难。

再次，最为残酷的是，徽商业贾还要忍受封建政府和官吏的抑制和盘剥。明清时期，政府严格控制盐、茶、金属等主要商品的贸易，商人涉足其间，如履薄冰，非常危险。又由于封建政治的腐败黑暗，商税繁重，关卡林立；再加上贪官污吏多如牛毛，他们视商人为俎肉，大肆压榨勒索，使经商困难重重。商人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其从商艰难之状况可想而知。

相反，与服贾相比，业儒的境遇和效果就明显好多了。徽商本人或子弟一旦业儒入仕，跻身于官僚士大夫行列，说不尽的好处就会纷至沓来。首先，徽商在政治上可以身居官位，提高身份地位，从而实现其扬名））声、显父母、光门楣的人生终极目标。其次，尤其在经济方面，可以优免徭役，转嫁赋税，更可以官商结合，进行权钱交易，以权获钱。因此，业儒与服贾两者在境遇上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残酷与不公的社会现实使徽商认识到：只有“业儒居官”，才能真正

身价百倍，才能真正算得上衣锦还乡、泽被后代的成功人生。这些都是促使经商致富后的徽商“由贾入儒”的必然因素。

二、贾而好儒：盛于斯，衰于斯

古徽州地区号称“东南邹鲁”、“文献之国”，是个“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的文风昌盛之地。因此，徽商普遍地喜好读书，从而形成了“贾而好儒”的重要特色。在徽商兴起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徽商能够“好儒而贾”、“贾儒结合”，从而取得了“以儒助贾”的良好经商效果。可以说，“贾而好儒”是徽商走向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贾而好儒”，还是“由贾入儒”，都体现了徽商“好儒”的特色。徽商“好儒”有其积极的和值得肯定的一面，如对于传承徽州地区的昌盛文风，对于提高徽商的文化素质以助其经商成功，对于保存和创造中华民族的文化典籍，等等，都有着不容忽视、更不容抹煞的特殊作用。

然而，凡事当作两面观。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徽商“好儒”的不正常发展，导致了徽商致富后“弃贾从儒”，或者干脆让其子弟后代“专习儒业”，以至“只儒不贾”。这种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可想而知，这对徽商所从事的职业——“商业”来说，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应该是促成徽商走向衰落的因素之一。

1、商业资本损耗，影响扩大经营

徽商业贾致富后，其资本的出路有很多方面。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投资于自己入儒和子弟习儒的花费上面。为了赢得社会的尊重，为了达到“业儒入仕”的人生目标，徽商不惜工本地从事着自己的“儒业”。如两淮盐业总商歙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富可敌国。然而他“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22]（P153）又爱好收藏书画文物等，当时的一些篆刻名家均与其有交往，座客常满，花销很大，逐步陷入窘境而不能自拔。后来不得不靠借皇帑来勉强维持营运，至“身殁之日，家无余财”。徽人汪己山，“家富百万，列典肆，……广结名流，筑观复斋，四方英彦毕至，投缟赠贮无虚日。……未及二十年，家遂大落，典肆以负帑入官。汪亦贫悴而死，未至六十也。又如歙人程晋芳“独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徽商对“入儒”花费的慷慨投入，必然会导致其贾事投资的相对减少。

徽商对其宗族子弟的业儒投资，更是不遗余力。歙县盐商鲍柏庭不惜重金延揽名师，购买书籍教育子弟，并且说：“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赀财何益乎！婺源人程世杰，“岁以平粜所入延师，使合族子弟入学，并给考费。清休宁人吴国锦，“业盐策，资日以饶。……择其（子弟）俊秀者，助以束修膏火之费，使竟其学。”[25]休宁人“汪田柱捐输五千两，徐名进亦捐输银五千两，……以为本邑士子乡试盘费，立有规条，以垂久远。”[26]此外，为了让更多的子弟业儒就学，徽商还在城乡各地广设家塾、族塾、义塾、义学，同时，大力倡修书院。在清初，徽州书院多达54所，大多为徽商捐资所建。在外地徽商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也捐金建立书）院，为子弟习儒提供方便。从上可以看出，致富后的徽商大都不惜重金，投资于子弟的业儒入仕，这就日益损耗着徽商的资本，影响了徽商经营资本的周转，从而也影响了徽商对商业的进一步扩大经营。

2、从商人数减少，群体实力削弱

由于徽商对儒业的崇慕和对入仕的向往，使得越来越多的徽人“由贾入儒”，拼搏于科场功名。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举人298名，生员则更多。有清一代，歙县一地本籍和寄籍“官京朝取科第者”，共有进士296人，另有举人近千人。这仅是一朝一县的统计，若算上明清两朝六县的统计，其数字更为惊人。再以徽商中的两淮盐商为例，从顺治二年（1645）到嘉庆十年（1806），在这160年间，两淮徽商子弟登科者高达256人。而同一时期，两淮的陕西商人子弟登科者仅为45人，山西商人子弟登科者只有22人。以上数字表明，无论在不同时期上，还是在不同商帮之间，徽商子弟登科入仕者都在不断增多。所以研究徽商的学者们认为：两淮盐商中的富商之家，经过一两代后，其子孙大多不是加入儒林，就是荣膺仕宦。他们所追求的不再是“财源茂盛”，而是显名于时，甚至是扬名后世。

众所周知，过去的科举中第是非常困难的。俗话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上面所统计的徽州人物，只是“榜上有名”者，是科场上的佼佼者和成功者。然而，科举应试犹如“千军万马闯独木桥”，其中“名落孙山”者，也许是那些“登科入仕”者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可以推断出，徽州将有越来越多的商人“弃商从儒”，也有更多的徽商子弟专习儒业，“儒而不贾”了。有如此众多的徽商子弟甚或徽商本人拼搏于“科场”，那么就有相对应的如此众多的徽人退出“商场”。因此，“由贾入儒”使得徽人业贾人数相对减少，而徽州商帮以其“从商人数之众”而著称的优势在削弱。由于商业的经营主体是商人，从商人数的减少，徽帮群体实力的削弱，也将会促使徽商走向衰落。

一般来说，徽商都倾向于让素质较高的子弟后代业儒。这样，徽州商帮中的从商精英也就会相对减少，从而导致徽商整体素质的下降，自然也不利于徽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战胜对手。

3、一心转向儒业，贾事趋于衰落

徽商发财致富后，很多人便无心再贾，而是热衷于“儒业”。徽商荒于贾事的经营和管理，就会导致贾事的不振或衰落。明代歙商王廷宾遍游吴、越、齐、鲁，喜好交结文友，诗名日起，当时有人担忧地劝告他母亲：“业不两成，汝子耽于吟咏，恐将不利于商也。”他母亲却回答说：“吾家世承商贾，吾子能以诗起家，得从士游幸矣，商之不利何足道耶！”[29]

（卷4））

对其子经商不善毫不介意。这虽不能确定王廷宾已经“弃商从儒”，但他这样长此下去，必然隐藏着其贾事将趋于不振甚或衰落的危机。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要数“由商入儒”的程晋芳。他是乾隆朝进士，后议叙翰林院编修《四库》，著有《勉行堂诗文集》等，且“平生绝学都参遍，第一诗功海样深。作为一个学者他应该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个商人，他无疑是不合格的。程氏“耽于学，见长几阔案辄心开，铺卷其上，百事不理。” 而且“付会计于家奴，任盗侵，即把商业上的一切经营活动，全部交付家奴管理，任凭他们上下其手，一概不予理论。袁枚在给程晋芳兄长的信中写道：“近闻令弟鹾务渐衰，高谈性命。仆屡以儒者治生之道，切切相规，不图其铅椠日富而囊橐日空也。”[32]在其他））的书信中，袁枚亦屡次提及程晋芳“高谈心性，不事生产”、“好买书籍，好赠朋友，而二十年家产荡尽，致于逋负山积。”程晋芳如此“专于业儒”而荒于贾事的经营和管理，必然导致其贾事的衰落。

另外，徽商崇儒轻贾，等到经商致富后就“由贾入儒”，这就阻碍了徽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和延续。正如研究华商历史的郭德利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史籍中不乏有关从商致富的记载，但几乎毫无例外，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商人最后总是倾向于把累积得来的财富或过剩的资本投资于购买土地，或供应下一代有闲沉浸于传统典籍，参与科举，以便进入官僚行列，即使有人终生以商贾为业，仍会要求其下一代尽可能转向科举。因此，我们可以说，引发人们营商致富的动机中，实已包含了否定或摧毁商业企业发展的因素。”[17]这段话正揭示了徽商“由贾入儒”并教育子弟后代“儒而不贾”的本质动机，这必然会遏制徽州商人的敬业和进取精神，从而不利于徽商贾事的进一步开拓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