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428 大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

第一篇：20120428 大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

大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判断是否属于“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应当根据案情全面分析。保证人与借款人具有关联关系，在保证合同中承诺对借款人转移贷款用途等违反合同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并实际履行了部分主债务的，可以认定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主债务系以新贷偿还旧贷。在此情形下，保证人以上述规定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民申字第429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中路93号。

法定代表人：陈达彬，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路明，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熊榜国，四川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大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四川省大竹县竹阳镇竹阳北路。

法定代表人：周大华，该信用联社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寸辉，四川时代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祝文田，四川时代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药业）因与被申请人大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大竹信用联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川民终字第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华西药业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遗漏本案主要当事人、非法收集和使用证据的故意明显、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项及第二款的规定，应予再审。请求：1.撤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川民终字第131号民事判决；2.驳回大竹信用联社的诉讼请求；3.大竹信用联社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理由如下：1.二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1）借款方达川地区阜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康公司）虽然于2001年4月1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在被注销之前仍可进行诉讼活动，应当追加为当事人。（2）二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认定真实性无法证明以及大竹信用联社违反法定程序提供的证据、将证人未出庭作证接受询问的证言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3）二审案件受理通知书载明的合议庭成员与判决书上载明的不一致，判决书上载明的合议庭成员陈洪未出庭，二审法院从未告知华西药业合议庭成员变更。2.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大竹信用联社明知阜康公司改变贷款用途证明其相互串通，阜康公司与大竹信用联社编造虚假贷款手续，骗取华西药业提供担保。阜康公司是中国农业银行达州地区分行开办的企业，与大竹信用联社是同一主管银行，有利害关系。大竹信用联社不能提供与阜康公司、达川地区源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长实业）、达川地区农业资源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农业资源公司）三家公司之间具有借贷关系的必要材料，不可能用1200万元贷款归还逾期贷款。大竹信用联社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已经发放1200万元贷款。3.即使大竹信用联社已经发放贷款，也应认定为以贷还贷。（1）从资金流向的记录分析，本案系虚拟贷款用于偿还旧贷，大竹信用联社明知阜康公司并没有按约购买原材料，还协助其改变贷款用途。（2）二审法院运用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与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认定阜康公司没有改变贷款用途。达州金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达金司鉴中心（2009）司鉴字第002号•司法意见书‣是大竹信用联社单方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结论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一致，不足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法院依职权调取的4份证据中，•咨询笔录‣与•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在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情况下认定该证据违法，证据本身内容矛盾。阜康公司作为借款方应当参加诉讼，其与大竹信用联社有利害关系，因此阜康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不具有证据效力。大竹信用联社向其他公司发放贷款的2套凭证和•关于海南通源实业总公司、四川省达川地区阜康实业有限公司拟转让给成都达义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报告‣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4.二审法院在没有查清阜康公司是否以贷还贷的情况下认定华西药业承担担保责任错误。首先华西药业法定代表人在诉讼中才知道承担担保责任是阜康公司与大竹信用联社设的骗局，不可能知道以贷还贷的事实；其次，阜康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中陈达彬的签名系伪造，陈达彬并非阜康公司的股东和监事；第三，•企业兼并协议‣是复印件且当事人否认其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所以大竹信用联社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华西药业知道以贷还贷的事实。

大竹信用联社提交书面意见称：1.本案程序合法。（1）诉讼当事人适格。•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华西药业自愿作为借款方按期偿还合同中借款本息的保证人，并对借款方移转贷款用途等违反本合同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大竹信用联社向华西药业主张债权符合法律规定，未遗漏主要当事人。（2）大竹信用联社提交的全部证据均出示了原件，都经过庭审质证，华西药业在多次庭审中予以确认，有庭审笔录在案佐证。（3）大竹信用联社提供的以及法院调取的书面证人证言虽证人未出庭质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4）二审法院当庭告知合议庭成员变更，双方均无异议。2.大竹信用联社与阜康公司不存在串通骗取担保的行为，华西药业知晓借款的实际用途。（1）华西药业及其法定代表人陈达彬实际操控借款。华西药业在•贷款申请书‣和•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中分别加盖公章，其法定代表人陈达彬亲自签名，阜康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记载了陈达彬的股东身份，在本案发回重审前的原一、二审中，华西药业对阜康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均不持异议，已构成自认。阜康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明成证实陈达彬确系阜康公司的实际主要经营者，阜康公司主管机关为中国农业银行达州地区分行，其隶属于海南通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公司），•企业兼并协议‣第3条证实，阜康公司借农行5119万元借款均投入到了海南公司。海南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证实其法定代表人为陈达彬。相关证据相互印证可看出阜康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系陈达彬。同时，二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达市农行发（2000）306号文件证实陈达彬是阜康公司的股东，•企业兼并协议‣及其相关附件均证实陈达彬了解阜康公司的股东组成、资产负债等情况。3份加盖华西药业公章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以及华西药业继续履行还借款利息至2004年12月31日的相关事实，亦可证实华西药业对担保予以认可并实际履行。（2）华西药业法定代表人陈达彬是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和受益人。阜康公司、源长实业、农业资源公司在大竹信用联社存在旧贷，陈达彬直接参与了源长实业的实际经营——归还了逾期贷款400万元，陈达彬与源长实业、成都达义物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达义物业）、成都达义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达义实业）具有重大利益牵连，也是本案有关的达义实业兼并、阜康公司借贷及华西药业担保的利益焦点。阜康公司替源长实业、农业资源公司归还旧贷，华西药业成为阜康公司新贷的保证人存在必然性。借款产生后，华西药业一直代替阜康公司履行还付利息的义务，而非到期后借款人不履行还款义务时才由保证人履行担保义务，说明阜康公司并非该笔借款的实际使用人。3.本案系阜康公司用自有资金归还了先前的贷款后再贷新款，有银行汇票、进账单、存/取款凭条、转账传票等原始记账凭证为证。同时，根据票面记载的会计科目、会计分录及文字内容，前述票据有记账连贯性、顺序唯一性、任一票据不可缺失、不可调换。资金走向清晰明了，是典型的“先还款、后贷款”，而非“以新贷还旧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二审法院未将阜康公司列为本案被告是否属于遗漏当事人；2.二审法院采信证据是否违反法定程序；3.二审法院变更合议庭成员是否已依法告知当事人；4.本案所涉1200万元贷款是否已实际发放；5.华西药业应否承担担保责任。

一、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问题。大竹信用联社、阜康公司及华西药业签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借款保证方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自愿作为借款方按期偿还本合同中借款本息的保证人。对借款方转移贷款用途等违反本合同的行为，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据此，应认定华西药业为对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之规定，大竹信用联社在本案中仅以华西药业为被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阜康公司在2001年4月2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虽仍享有参与诉讼的权利，但在大竹信用联社未向其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未将阜康公司列为本案被告符合法律规定。

二、关于二审判决采信证据是否违反法定程序问题。第一，大竹信用联社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均经过多次庭审质证，且证据基本都是原件。虽然•兼并协议‣为复印件，但华西药业在本案一审中质证时并未提出异议，只是主张该协议没有履行，后虽在二审中提出异议却未提供相反证据，该证据亦非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故华西药业关于大竹信用联社提交的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构成本案再审事由。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根据该规定，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并非一律不能采信，达州金证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大竹信用联社委托作出达金司鉴中心（2009）司鉴字第0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符合法律规定，大竹信用联社将该鉴定意见书作为证据提交并不违反法定程序。该鉴定系针对本案所涉银行单据作出，华西药业不能证明上述单据虚假，其主张鉴定结论错误亦无依据。

第三，华西药业有异议的四项由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分别为：二审法院对阜康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明成所做•调查笔录‣、二审法院到达州银监局调查的•咨询笔录‣、中国农业银行达州市分行达市农行（2000）306号文件、大竹信用联社同时期向其他公司发放贷款的2套凭证。二审庭审笔录载明上述证据已经过质证，华西药业并提交了书面异议书。关于在沈明成未到庭的情形下形成的•调查笔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二审法院并未将沈明成的证言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是作为补强证据与阜康公司的工商登记、中国农业银行达州市分行文件、华西药业在诉讼中的陈述、涉案资金流转的相关凭证等证据相互印证确认本案事实并无不当。因本案争议涉及到银行业务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二审法院到达州银监局进行调查咨询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从•咨询笔录‣的内容看被咨询人的陈述前后并不矛盾，被咨询人亦在笔录上签字确认，法院的调查咨询程序合法。达市农行（2000）306号文件载明了海南公司、阜康公司、达义实业的基本情况，其中陈达彬对阜康公司的出资和其阜康公司股东身份的内容与阜康公司的工商登记一致，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大竹信用联社向其他公司发放贷款的凭证，系为查明本案所涉旧贷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提交，华西药业在诉讼中也提出了相应主张，该证据也与本案有关联性。

综上，二审法院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采信证据的情况。

三、关于二审法院变更合议庭成员是否已依法告知当事人问题。2010年3月22日二审庭审笔录载明，法院已经当庭告知双方当事人合议庭成员刘志东改由陈洪担任，该笔录有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签字确认，因此，华西药业此申请再审的主张与事实不符。

四、关于大竹信用联社是否实际发放1200万元贷款问题。大竹信用联社提交了•贷款凭证‣、•存款凭条‣、•取款凭证‣、•委托汇票书‣证明•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大竹信用联社向阜康公司发放了贷款1200万，并转存于该公司在大竹信用联社的账号为201100181的存款账户中，后阜康公司通过大竹信用联社在中国农业银行大竹县支行营业部开立的821000843账户以汇票的方式将款项转出。•贷款凭证‣上有大竹信用联社的转讫章和阜康公司的公章以及阜康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明成的印章，•取款凭条‣上也有大竹信用联社的转讫章和阜康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说明贷款已经实际发放。且自贷款发放后，华西药业及其关联公司向大竹信用联社支付利息至2004年12月31日，时间长达五年；大竹信用联社于1999年7月23日、2000年10月23日、2002年11月22日向借款人阜康公司及保证人华西药业催收逾期贷款，华西药业予以确认，亦印证了1200万元贷款已经发放。华西药业在本案发回重审前的一、二审中对贷款的实际发放并未提出异议，只是主张为以贷还贷。因此，综合大竹信用联社发放贷款的证据、华西药业偿还利息的证据以及华西药业在诉讼中自认的行为，二审法院认定大竹信用联社已经实际发放了贷款证据充分。

五、关于华西药业应否承担担保责任问题。首先，•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上有阜康公司、华西药业及大竹信用联社三方签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华西药业在本案最初的一审、二审和再审中对合同均未提出异议，虽然之后提出了合同第十一条“借款方如到期不归还，担保方负责偿还并负连带责任”系添加的问题，因该条与合同第四条华西药业自愿作为借款方按期偿还本合同中借款本息的保证人，对借款方转移贷款用途等违反本合同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并不矛盾，故不影响华西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认定。

其次，贷款发放后，华西药业及其关联公司代阜康公司支付利息至2004年12月31日，期间，大竹信用联社三次向阜康公司及华西药业发出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均得到华西药业的确认，应视为华西公司对担保责任的进一步确认。

再次，•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第四条约定关于华西药业对借款方转移贷款用途等违反本合同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华西公司承诺对阜康公司转移贷款用途等行为仍然承担连带责任，应当预见到阜康公司转移贷款用途带来的各种担保风险。以贷还贷系转移贷款用途的一种，即使本案存在以贷还贷的情形，因华西药业承诺在先，其主张阜康公司与大竹信用联社恶意串通改变贷款用途的理由也不成立，华西公司仍应依据合同承担担保责任。阜康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与达市农行（2000）306号文件中涉及的阜康公司股东情况等内容一致，华西药业作为阜康公司的担保人在本案原一、二审中对阜康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均无异议，即对陈达彬的阜康公司股东和监事身份没有异议，构成其对这一事实的自认，因此，上述证据与华西药业在诉讼中的自认行为相印证，可以认定陈达彬系阜康公司持有50%股份的股东及阜康公司的监事，本案中阜康公司工商登记材料里陈达彬的签名是否真实不影响其对外的公示公信效力。故即使本案存在以贷还贷的情况，根据陈达彬系华西药业法定代表人、阜康公司监事及两名股东之一的特殊身份以及华西药业及其关联公司代阜康公司偿还贷款利息的行为，华西药业亦应当知晓贷款的实际用途，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华西药业仍应当承担本案担保责任。

综上，华西药业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项及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陈宜芳 代理审判员 刘小飞 代理审判员 潘 杰 二○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新田

„审判长简介‟

陈宜芳高级法官：1969年出生，法学硕士。2010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第二篇：泛华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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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此，公司分支机构于公司法人变更过程中是否已实际经工商部门注销完毕，不影响公司基于独立法人资格行使其分支机构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承担其分支机构所负有的民事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5)民一终字第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泛华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万吉，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晓莺，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志刚，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渝，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泛华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公司(以下简称泛华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人寿(集团)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29日作出(2005)渝高法民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泛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1月18日进行了开庭审理。泛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万吉、陈晓莺，人寿(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志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人寿(集团)公司原名为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1996年 9月经批准设立了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1998年5月18日，泛华公司与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签订了《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约定：泛华公司将其开发建设的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筷子街泛华大厦三区 9楼至28楼房屋14 400平方米和四区负一层车库600平方米，共计15 000平方米以6624万元的价格预售给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第一次缴付购房款在合同签字后付定金20万元；第二次在登记时付房款总额的20％(含定金)1325万元；第三次在工程进行到第九层时付总价的10％，共计662万元；第四次在工程每上升五层时付总价的10％，共计662万元。泛华公司在1999年8月31日将竣工并经验收合格的上述房屋移交给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该合同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为：合同签订后，双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撤销，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如违反约定的期限延迟缴付房款，应向泛华公司缴纳违约金，违约金每日按房价的0．2‰累加计算；泛华公司如违反约定的期限延迟交移房屋，应向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缴纳违约金，违约金每日按房价款的0．2‰累加计算。合同签订后，泛华公司和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在重庆市房地产交易所办理了预售合同登记，登记号为(98)预售(购)第0953号。1998年7

月6日至1999年1月11日，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分八次向泛华公司共计支付了5875万元的房款。

2003年2月12日，泛华公司向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发出《商品房入住通知》称，现已按照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的变更要求及施工图完全竣工，设备安装已全部就位，并已调试完毕。请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即日起入住该楼，进一步完善精装修，尽快支付剩余房款，以便泛华公司尽早为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完善房屋产权证及国土使用证。但是，泛华公司至今未向人寿(集团)公司提交泛华大厦通过竣工验收和消防验收并达到合格可以入住的证据。

2003年10月28日，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称以邮件挂号的方式，向泛华公司送达了《关于催交我司购买的办公用房的公函》，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交邮政送达的回执单据。

目前，讼争房屋已完成主体结构建设，尚未竣工验收，不具备交付使用条件。

1999年3月，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同年4月，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更名为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2003年6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独家发起设立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同年8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又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2003年9月18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2004年7月，人寿(集团)公司发文同意注销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及其所属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原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及其直属机构的相关债权债务由人寿(集团)公司承担。

2005年2月，人寿(集团)公司在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同时，申请对泛华大厦的房屋予以诉讼保全。一审法院于2005年 3月11日作出(2005)渝高法民初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泛华大厦价值6624万元的房产。

2005年2月23日，人寿(集团)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1998年5月18日，该公司下属非法人营业组织--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与泛华公司协商签订了购买泛华公司开发的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15号泛华大厦部分房屋的《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合同约定：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向泛华公司购买泛华大厦三区9楼至 28楼房屋14 400平方米和四区600平方米车库，共计15 000平方米。工程竣工交付时间为1999年8月31日。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应分数次向泛华公司支付购房款 6624万元。鉴于泛华大厦三区共计29层，故竣工验收前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支付房款为总房款的70％，计4636．80万元。合同签订后，双方办理了预售合同登记，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超额支付购房款共计5875万元。但至今为止，泛华公司仍未交付竣工验收合格的房屋，构成违约。购房合同签订后，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经批准变更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2003年6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又更名为人寿(集团)公司，现人寿(集团)公司享有1998年5月18日购房合同的全部权利。为此请求判令：1．泛华公司立即履行交房义务；2．泛华公司从逾期之日起至交房之日止向人寿(集团)公司支付违约金(截至2005年1月31日违约金为2543．62万元)；3．由泛华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泛华公司答辩称：

一、人寿(集团)公司主体不适格。从人寿(集团)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来看，无法证明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已更名为人寿(集团)公司，人寿(集团)公司不是购房合同的相对方，不享有购房合同的权利。

二、即使人

寿(集团)公司主体适格，泛华公司申请中止案件审理的要求合理合法，本案应中止审理。

三、关于实体问题，对于交房泛华公司无异议，但对于违约金，人寿(集团)公司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泛华公司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人寿(集团)公司是否属于适格原告问题。

1998年 5月18日，与泛华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的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系由原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设立，原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后，原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也变更名称为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其隶属关系没有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目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又更名为人寿(集团)公司，且已下文注销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其相关债权债务由人寿(集团)公司承担。因此，人寿(集团)公司以原告身份向泛华公司主张权利是正当的。

关于人寿(集团)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本案违约金系基于泛华公司未按约履行交房义务的违约行为而产生的。按照双方当事人在《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中的约定，泛华公司如违反约定的期限延迟移交房屋，应向人寿(集团)公司缴纳违约金，违约金每日按房价款的0．2‰累加计算。从该约定内容分析，延迟交房的违约金是根据违约行为持续发生的状况而“累加计算”的，即相对于购房方来讲，主张自合同约定的逾期交房之日至实际交房之日的违约金，是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所确定的一个整体的合同权利，而不是按照违约的天数具体分割为若干分别计算诉讼时效的独立的权利，购房方可以在该项整体权利没能实现时提出主张。如果将本案违约金请求权分割为若干独立的请求权，并以分别起算的诉讼时效予以限制，这必将改变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累加计算”的本意，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其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仅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并没有约定违约金的支付期限。对于没有支付期限的债务，债权人任何时候都可以主张，只有当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时，才能认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才可依法起算；再次，就本案的实际情况而言，要求购房方在房屋交付之前单独就违约金债权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均不符合社会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公序良俗。总之，泛华公司关于违约金债权应当按照违约时间分别计算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因无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的支持，不予采纳。

综上，人寿(集团)公司与泛华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泛华公司应当按照合同忠实履行义务，避免因违约造成其损失的扩大。人寿(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及其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泛华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按双方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将验收合格的泛华大厦三区9楼至28楼房屋14 400平方米和四区600平方米车库交付人寿(集团)公司，并办理有关产权过户手续。(二)泛华公司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向人寿(集团)公司支付截止 2005年1月31日的逾期交房违约金 2543．62万元，并按每日6624万元的 0．2‰向人寿(集团)公司支付从2005年2月1日起至履行本判决第一项交房义务时止的逾期交房违约金。案件受理费430 960元、保全费331 720元，共计762 680元，由泛华公司负担。

泛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

人寿(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人寿(集团)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主要理由是：1．一审判决关于人寿(集团)公司享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错误，人寿(集团)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享有《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的权利，其无权提起本案的诉讼。据2005年5月18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工商查询记录表明，截至该日，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仍为合法存续的经过工商登记的法人分支机构，并未办理注销、撤销及主体资格变更等手续。人寿(集团)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表明人寿(集团)公司合法承继了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的债权债务，及人寿(集团)公司合法享有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在《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中的权利。人寿(集团)公司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无法体现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的债权债务究竟由谁承担。2．一审判决认定泛华公司违约并判今泛华公司承担违约责任错误。其一，根据人寿(集团)公司提供的泛华公司及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的往来函件，双方已对交房时间达成了新的约定，泛华公司并不存在违约行为。本案讼争房屋于1998年年底已主体封顶，1999年8月竣工并经结构验收合格，泛华公司已经具备依约交付房屋的条件，但因泛华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被撤销职务后，拒不交出全部工程资料，故泛华公司无法调取相应的证据。泛华公司在一审期间已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书》，但一审法院未予理睬。人寿(集团)公司提出变更设计的要求是导致泛华公司未能按照《重庆市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约定时间交付房屋的根本原因。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出具的《关于催交我司购买的办公用房的公函》表明，双方已就房屋交付的时间形成了新的合意，人寿(集团)公司不能再按照《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的约定主张泛华公司违约。其二，假设泛华公司违约，人寿(集团)公司主张的违约金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约定厂明确的履行期限，即1999年9月1日起泛华公司应当给付违约金，本案违约金是有给付期限的。自约定交付房屋之日起至今近六年时间，人寿(集团)公司从未催促泛华公司交付房屋，更未主张过违约金，故人寿(集团)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律不应保护。

人寿(集团)公司当庭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主要理由：1．人寿(集团)公司主体适格。2．《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约定泛华公司于1999年8月31日交付的房屋应为竣工验收合格的房屋，而不是主体封顶即可。人寿(集团)公司所发的两份函件本意为催交房屋，与变更交房时间非同一概念，双方从未就交房条件进行过变更。3．《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未约定违约金的支付时间，故应从发生争议之日，即2003年10月28日和2004年4月13日，人寿(集团)公司分别发函至泛华公司催收房屋遭到拒绝之日开始起算诉讼时效。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有二：其

一、人寿(集团)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其

二、违约责任的认定及人寿(集团)公司主张违约金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

(一)人寿(集团)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经审查，本案所涉《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的一方签约主体为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该公司系属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设立的分公司。1999年3月22日，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随之，作为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公司的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亦于同年4月20日变更公司名称为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2003年 7月8日，中

国人寿保险公司再次更名为人寿(集团)公司。上述事实表明，人寿(集团)公司与本案签约主体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的总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仅为变更前后公司名称的差异，实系同一法人。人寿(集团)公司变更设立后，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虽未因之变更相应名称，但2004年7月14日，人寿(集团)公司向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关于注销原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及其所属分支机构的函》，申请注销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同时表明原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及所属分支机构的相关债权债务由该公司承担。人寿(集团)公司申请注销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的行为，属公司基于经营发展需要对其分支机构的变更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此，公司分支机构于法人变更过程中是否已实际经工商注销完毕，不影响公司基于独立法人性质行使对其分支机构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人寿(集团)公司于本案中以原告身份向泛华公司主张《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项下的合同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泛华公司上诉提出的截至2005年5月18日，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未办理注销手续，仍为合法存续的法人分支机构，人寿(集团)公司不具备合法诉讼主体资格，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亦无法律根据。一审判决认为人寿(集团)公司属于本案适格原告，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

(二)违约责任的认定及人寿(集团)公司主张违约金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

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约定，泛华公司应在1999年 8月31日将竣工并验收合格的房屋移交给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泛华公司上诉提出，根据泛华公司与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的往来函件，双方已对交房时间达成了新的约定，泛华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经审查，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分别于2003年 10月28日及2004年4月13日，向泛华公司发出两份函件，名称为《关于催交我司购买的办公用房的公函》。其中2004年4月13日函件的邮政送达回执单据上载明泛华公司拒收。该函件内容为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基于函发之日，泛华公司仍未完成工程竣工验收、消防验收和环境配套设施的整治工作的现状，为避免损失继续扩大而要求泛华公司尽快依约交付竣工验收合格房屋的催告。未见双方于此函件中对房屋交付期限存有明确具体的合意变更，且于此之外泛华公司亦没有再提供其他形式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本案双方当事人就讼争房屋交付时间存在协商一致的变更，因此，泛华公司的上述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泛华公司上诉亦提出，本案讼争房屋于1999年8月竣工并经结构验收合格，已具备依约交付的条件及人寿(集团)公司提出变更设计的要求是导致泛华公司未能按照约定时间交付房屋的根本原因两项主张，作为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的抗辩理由。经查，自本案诉讼伊始，泛华公司一直未能就讼争房屋已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及人寿(集团)公司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设计变更提供有效证据。对此，泛华公司主张系由其前任法定代表人隐匿工程资料导致其举证不能所致。泛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属于其公司内部人员的调整变化，在公司依法存续期间，法定代表人的更迭不构成影响公司民事责任承担的法定抗辩理由，故泛华公司该项上诉主张亦不能成立。

按照双方当事人在《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中的约定，泛华公司如违反约定的期限延迟移交房屋，应向人寿(集团)公司缴纳违约金，违约金每日按房价款的 0．2‰累加计算。泛华公司上诉提出人寿(集团)公司从未催促泛华公

司交付房屋，其关于违约金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支持。结合本案查明事实分析，人寿(集团)公司购买泛华大厦的目的系为解决办公用房之需，因泛华公司一直未能交付讼争房屋，人寿(集团)公司至今仍于他处租赁房屋办公。于此情形下，依泛华公司的上诉主张人寿(集团)公司于房屋交付期限届至后长期不主张权利，既不符合本案《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的订立目的，亦有违常理。且泛华公司于上诉请求中一方面主张，根据相互往来函件，双方已对交房期限达成了新的变更，另一方面又认为双方对交房事宜从来没有协商过，人寿(集团)公司从未催促过泛华公司交付房屋。该两项上诉主张，前后表述矛盾，本院不予采信。2004年4月14日，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向泛华公司发出《关于催交我司购买的办公用房的公函》的函件，要求泛华公司于 2004年6月底前交付竣工验收合格的房屋，对此泛华公司予以拒收，此时应视为权利人主张权利而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权利人始知其权利遭到侵害，诉讼时效应从此发生争议之日起计算。故泛华公司关于本案违约金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亦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泛华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逾期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之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430 960元，由泛华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冯小光

代理审判员 关 丽

代理审判员 张颖新

二00七年五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虞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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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与崔迎军、崔建利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与崔迎军、崔建利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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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温民商初字第387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温县温泉镇太行路24号。

法定代表人李仁合，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申海波，男，33岁，汉族，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黄庄信用社副主任。委托代理人王春平，男，汉族，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黄庄信用社信贷员。被告崔迎军，男。

被告崔建利，男。

原告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与被告崔迎军、崔建利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08年9月9日诉至本院。本院于同日决定受理后，依法向二被告送达了应诉通知书、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有关诉讼文书。2009年1月16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申海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崔迎军、崔建利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称，2004年10月31日，被告崔迎军由崔占红和被告崔建利担保借原温县黄庄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黄庄信用社）款20000元，并签订了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崔迎军借黄庄信用社款20000元；借款期限自2004年10月31日至2005年10月15日止，月利率9.3‰；保证人崔占红、崔建利对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包括贷款本金、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如借款人崔迎军不按期偿还贷款本金，从逾期之日起按日利率万分之4.65计收利息。合同签订后，黄庄信用社按合同约定及时向崔迎军提供了借款20000元。因被告崔迎军不能按期偿还，经双方协商，将借款展期到2006年9月15日偿还。然而，被告崔迎军占红仍未能按照约定归还借款本息，崔占红、崔建利也未履行保证义务。因崔占红于2008年5月死亡，故要求被告崔迎军归还原告借款20000元及其利息，被告崔建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1、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

2、借款申请书一份；

3、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一份；

4、担保保证书二份；

5、借款借据债权凭证、会计保管联和借款付出传票联；

6、借款展期申请书一份；

7、展期还款协议书一份。

原告主张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崔迎军由崔占红、崔建利担保借黄庄信用社款20000元，借款到期后崔迎军未予归还黄庄信用社本金20000元及利息等事实。

被告崔迎军、崔建利既未答辩亦未提供相关证据。

证据的分析与认定：原告所举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依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和诉辩意见，并结合证据的分析与认定，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

2004年10月31日，被告崔迎军由崔占红和被告崔建利担保借原温县黄庄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黄庄信用社）款20000元，并签订了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崔迎军借黄庄信用社款20000元；借款期限自2004年10月31日至2005年10月1

5日止，月利率9.3‰；崔占红、崔建利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贷款本金、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如借款人崔迎军不按期偿还贷款本金，从逾期之日起按日利率万分之4.65计收利息。合同签订后，黄庄信用社按合同约定及时向被告崔迎军提供了借款20000元。因被告崔迎军不能按期偿还借款，2005年10月8日，经双方协商，将借款展期到2006年9月15日偿还。借款到期后，被告崔迎军未能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崔占红和被告崔建利也未履行保证义务。为此，双方发生纠纷。

另查明，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07年6月15日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核准开业后，原温县黄庄农村信用合作社终止变更为“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黄庄信用社”，作为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分支机构，其债权债务由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继。

本院认为，黄庄信用社与二被告签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黄庄信用社按约定向被告崔迎军提供借款后，被告崔迎军负有归还黄庄信用社借款本息的义务。借款期限届满，被告崔迎军未按约定归还借款本息，属违约行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鉴于黄庄信用社终止变更为“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黄庄信用社”，作为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分支机构，其债权债务由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继，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崔迎军归还借款20000元及其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借款期限内的利息按约定的月利率9.3‰计算。从逾期之日起按照约定的日利率万分之4.65计算借款逾期利息。被告崔建利作为保证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在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崔迎军追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崔迎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20000元及其利息（自2004年10月31日起至2006年9月15日止的借款利息按月利率

9.3‰计算；自2006年9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借款利息按日利率万分之4.65计算）；被告崔建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300元，邮寄费80元，合计380元，由被告崔迎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若一方拒绝履行，对方当事人可在判决书所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逾期，本院将依法不予强制执行。

审判长牛卫平

审判员王卫东

审判员张静

二O?九年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段静云

河 南 省 温 县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附页）

（2008）温民商初字第387号

本院（2008）温民商初字第387号民事判决书所引用的有关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表述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

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5、《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

6、《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7、《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第四篇：上海龙纪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与中铁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

上海龙纪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与中铁十五局集团第四工

程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6）浙民二终字第2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龙纪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郦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叶海娇，女。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胡力明，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谢金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海明，浙江天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龙纪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纪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中铁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十五局）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嘉民二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6年9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章恒筑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许江杰、陈玫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06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龙纪公司委托代理人叶海娇及胡力明、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徐海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中铁十五局承建嘉兴港区房建工程，郭杭永为该工程的项目部经理，工程的28＃、29＃、32＃楼内部承包给陈仁千施工。陈仁千又将工程交与鲁三喜承建。鲁三喜遂私刻了中铁十五局嘉兴港区房建工程项目部之公章，于2004年7月15日以该项目部的名义与龙纪公司订立了租赁合同，在合同上加盖了该私刻之章，鲁三喜以中铁十五局委托代理人的名义在合同上签名，又冒签了郭杭永之名。该合同订立时鲁三喜未向龙纪公司提交中铁十五局的委托书。鲁三喜在公案机关供述：

1、合同订立时支付的1000元押金支票系中铁十五局开给黄建勇的空白支票，其从黄处取得后，用于支付合同押金；

2、该批租赁物，30吨存放于被告工地，200吨已归还龙纪公司，其余从龙纪公司处提货后直接转卖他人。2005年6月30日，龙纪公司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中铁十五局向其租用钢管、扣件，但到期未归还租赁物，未支付租赁费，请求判令中铁十五局支付租金、维修费和违约金等。中铁十五局抗辩鲁三喜私刻项目部公章与龙纪公司订立租赁合同，龙纪公司与中铁十五局间无合同关系。闵行区人民法院（2005）闵民二（商）初字第1092号民事裁定书确认虽然租赁合同加盖了中铁十五局项目部的公章，但该公章与中铁十五局公司备案的印章不符，且从案外人鲁三喜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可以得知，该枚公章是由鲁三喜私自刻制。另外租赁物的收料、还料都由鲁三喜个人在一手操作，中铁十五局也从未支付过租赁费，故真正与龙纪公司发生租赁关系的为案外人鲁三喜，并非中铁十五局。闵行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龙纪公司的起诉。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未提出上诉。2006年3月17日，龙纪公司以前次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再次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该院裁定中铁十五局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成立，将本案移送原审法院。龙纪公司诉称：双方当事人签订过租赁协议，并已经实际履行，请求判令中铁十五局支付租金2554429.73元，支付杂费及修理费等28644.92元;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010937.1元等。中铁十五局辩称其从未与龙纪公司签订过租赁合同，也未收到租赁物，现龙纪公司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再次诉讼，显属无理。请求驳回龙纪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龙纪公司提出的中铁十五局向其租用钢管、扣件，欠其租赁费等请求，已经闵行区人民法院（2005）闵民二（商）初字第1092号民事裁定书确认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真正与龙纪公司发生租赁关系的是案外人鲁三喜，该院裁定驳回了龙纪公司的起诉。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未提出上诉。现龙纪公司为此再行诉讼，就本次诉讼新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其请求没有证据证实，不予支持。综观本案证据，虽然龙纪公司提出鲁三喜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但在案证据反映鲁三喜不是该工程的项目部经理，最多也只能认定为中铁十五局承建工程的工作人员,故其只能在中铁十五局授权的范围内从事活动。龙纪公司并未举证中铁十五局授权鲁三喜与龙纪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相关证据,因此鲁三喜的行为是一个无权代理行为。无权代理人的行为应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的条件,或是被代理人事后追认,或是构成表见代理。本案中没有中铁十五局的事后追认行为。关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龙纪公司的唯一依据是订立合同时鲁三喜提供的中铁十五局开出的1000元押金支票。经查，该支票是中铁十五局（空白收款人）开给案外人黄建勇,用于退回押金,鲁三喜也交待了是从黄建勇处取得,用于了本案租赁合同的押金支付。因此是鲁三喜虚构了中铁十五局开出支票给龙纪公司这一事实。虽然中铁十五局开具空白支票确属不规范，但其并无出票给龙纪公司的意思表示；其二，合同约定押金为标的的10%,而龙纪公司主张的租赁费达250余万元，因此仅1000元的金额距标的10%差距甚大，龙纪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具有谨慎义务，其仅凭鲁三喜的小金额的支票即相信鲁三喜代表了中铁十五局,而没有向中铁十五局进行核实或依法进行催告,属于轻信，对此龙纪公司具有过错显见。该支票在闵行区人民法院（2005）闵民二（商）初字第1092号案件审理中也未确认。由于龙纪公司有过错，故其主张鲁三喜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不能成立。最后，关于龙纪公司当庭提交的送货单用于证明合同实际履行方为中铁十五局的问题,经查，该些送货单本身不能反映租赁物由中铁十五局收取，中铁十五局也不认可收到了相应的租赁物。虽然鲁三喜供述有30吨租赁物用到了工地上，但鲁此述并未得到工程项目部经理郭杭永和实际承包人陈仁千的确认，是否属实尚无法确认，即使属实也是物的流向和用途问题,法院不能根据物的流向和用途来确认合同的相对人,因此龙纪公司向中铁十五局主张合同权利缺乏依据。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本案中，由于龙纪公司所举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属举证不能，其诉讼请求不能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于2006年7月28日判决：驳回上海龙纪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980元，由上海龙纪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龙纪公司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与龙纪公司签订合同的鲁三喜是被上诉人中铁十五局就本案所涉工地的事实承办人，有安全责任书、鲁三喜对外的调解协议为证，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龙纪公司与中铁十五局有事实上的租赁关系，租赁物也确在被上诉人工地使用，被上诉人应当承担支付租金、杂费的民事责任。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中铁十五局答辩称：本案当事人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2005）闵民二（商）初字第1092号生效民事裁定书已经确认真正与龙纪公司发生租赁关系的是案外人鲁三喜，本案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龙纪公司在二审时提交了二组证据材料，一为对驾驶员（证人）张杰、叶剑飞的调查笔录及发料单，二是车运费列表和内部运费明细，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间存在租赁关系。庭审时，本院同意龙纪公司要求证人张杰、叶剑飞到庭作证的申请。张杰、叶剑飞均承认调查笔录内容属实，他们与龙纪公司是一年一签的合作运输关系，曾经送货去嘉兴工地，共五次。中铁十五局对龙纪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首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其次，两证人的身份与龙纪公司具有利害关系，证人所陈述的送货地址在嘉兴地图上不存在，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为被告自提货物，与现陈述的送货内容相矛盾。因此，证人证言亦不具有真实性。本院认为，上诉人龙纪公司本应在原审期间提供当前在二审提交的发料单、货物运输合同、驾驶员的调查以及其内部的运费列表等证据材料，但由于原审时争议焦点未集中在货物是否交付上，为利于查明事实，该二组证据可作为二审新的证据。但因该些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受被上诉人之置疑与否认，且车运费列表和内部运费明细等系上诉人单方制作，证人与上诉人具有协作关系，证人证言也不能证明交货的实际数量，故上诉人提交的二组证据不予采信。

原判认定的事实，当事人不持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龙纪公司曾于2005年6月30日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中铁十五局向其租用钢管、扣件，请求判令中铁十五局支付租金、维修费和违约金等。闵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05）闵民二（商）初字第1092号民事裁定，认定“龙纪公司与中铁十五局不存在合同关系，真正与龙纪公司发生租赁关系的是案外人鲁三喜”，驳回了龙纪公司的起诉。该裁定因当事人未上诉而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不管是判决抑或裁定形式，裁判文书一经生效，即具有法律拘束力。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当事人亦无须举证。现今，龙纪公司在未能提供充分的新证据证明与中铁十五局存在租赁关系的情况下，再次以同样的当事人、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属于重复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嘉民二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海龙纪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起诉。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上海龙纪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章恒筑 代理审判员 许江杰 代理审判员 陈 玫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代书记员 余 音

第五篇：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2007年1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民一终字第62号）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二、虽然我国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于各种税收的征收均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是并未禁止纳税义务人与合同相对人约定由合同相对人或者第三人缴纳税款，即对于实际由谁缴纳税款并未作出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因此，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由纳税义务人以外的人承担转让土地使用权税费的，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对于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只有在当事人请求调整、且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确实低于或者过分高于违约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时，人民法院才能进行调整。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10号。

法定代表人：范维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刚，山西元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玉河街53号。

法定代表人：高志俊，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段伟岳，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泰公司）与上诉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重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22日作出（2006）晋民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双方当事人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7年12月18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嘉和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刚，太重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段伟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3月26日，太重公司（甲方）与嘉和泰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二）开发地段：位于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48号，并规选字（2001）第0068号规选中，南北约232米，东西约221米，除去其中西南角锅炉房、西北角已有建筑物，并留出变电室位置0.5亩左右，占地约64.5亩。

（三）双方权利义务：（1）太重公司负责上述地段的旧屋拆除及安置；（2）太重公司负责三通一平，具体时间为2002年6月10日前为主干道以西地段，2002年11月30日前为剩余地段；（3）在土地转让手续办理完毕之前，太重公司协助嘉和泰公司办理项目的建设手续；（4）太重公司负责嘉和泰公司施工中的水、电供应，费用由嘉和泰公司按月支付，房屋建成后的水电增容及设施费用由嘉和泰公司承担；（5）太重公司现有锅炉房、变电室可与嘉和泰公司共同使用，由此产生的增容费由嘉和泰公司承担（产权归太重公司）；（6）嘉和泰公司负责开发项目所需规划、设计、报建等工作及费用；（7）嘉和泰公司负责工程费用筹措、支付、施工及房屋建成后的销售；（8）太重公司负责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土地出让金及相关出让费用由嘉和泰公司按太重公司与土地管理部门签署的《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及付款时间支付给太重公司，再由太重公司向政府相关部门缴纳；（9）太重公司土地出让手续办理完毕且嘉和泰公司向太重公司支付全部土地补偿金后，太重公司即为嘉和泰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转让费用由嘉和泰公司承担；（10）嘉和泰公司为取得土地使用权，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每亩94万元（不含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11）建成后的商铺和住宅，太重公司可按嘉和泰公司确定的价格优先购买；（12）如太重公司需在本小区内建设职工住宅，其占地面积从总面积中扣除；（13）嘉和泰公司在售房过程中发生的各类税、费均由嘉和泰公司承担。

（四）付款方式：（1）协议签订后两日内，嘉和泰公司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500万元，十日内支付1500万元；（2）太重公司与土地部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十日内，嘉和泰公司按该合同确定的土地出让金比例和数额向太重公司支付该笔款项；（3）太重公司土地出让完毕，且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后，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此合同一经土地局批准十日内，嘉和泰公司支付剩余的土地补偿金，太重公司收到土地补偿金后，将土地证及已批准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交由嘉和泰公司办理过户手续。

（五）违约责任：（1）在土地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前，太重公司如未按本协议第三条第二项约定时间实现三通一平，应按嘉和泰公司已付款额，以每日万分之四计息赔偿待工损失，超过三个月仍无法实现约定条款，嘉和泰公司有权解除协议，太重公司须退还所收款项。（2）嘉和泰公司未按本协议第四条约定时间向太重公司支付该条约定款项，按该条应支付款项，每超过一日按万分之四计息补偿给太重公司，如超过约定时间三个月后仍不能支付，太重公司有权终止协议，除留下已付款的10％作为对太重公司补偿外，其余款项退回嘉和泰公司。（3）施工期间，如因太重公司原因不能保证用水、用电，太重公司应赔偿嘉和泰公司因此所遭受的直接损失；嘉和泰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水、电及增容费用，太重公司免除责任。（4）在土地转让手续办理完毕之前，因太重公司原因，嘉和泰公司未能及时办理工程项目审批手续，影响施工，太重公司须赔偿因此给嘉和泰公司造成的直接损失，但由于嘉和泰公司未按通知如期支付相关费用，太重公司免除责任。

2002年4月2日，太重公司（甲方）与嘉和泰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按原订协议的期限，嘉和泰公司按每亩94万元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94万元／亩中的流转税按太重公司76％，嘉和泰公司24％的比例承担。嘉和泰公司承担的24％流转税款按原《协议书》约定在嘉和泰公司支付每期土地补偿金的同时一并支付，最终以实际交付的税款按双方约定的比例多退少补。

（二）除以上1条以外，原协议履行过程中的所有各项税费（包括土地增值税、交易税等，但不限于此）均由嘉和泰公司承担。

（三）以上各项税费凡以太重公司名义缴纳的，须由嘉和泰公司如数支付给太重公司。

2002年9月24日，太重公司与太原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太重公司取得了该宗土地的使用权。确认出让土地面积为42968.75平方米（约64.45亩）。

2002年12月，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太原市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以下简称《转让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如下：第7条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为每平方米1223元，总额为5255.08万元。第8条太重公司同意按原出让合同规定向国家交纳转让时的土地增值税。第10条双方在本合同签订十五日内，由嘉和泰公司按太原市地产交易管理所审批意见，办理有关手续，交纳有关税费。第11条双方在本合同签订后三十日内到太原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根据《协议书》第四条1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两日内，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500万元，十日内支付土地补偿金1500万元。2002年4月2日，嘉和泰公司以承兑汇票方式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2000万元（该承兑汇票2002年9月到期）。

2002年10月30日，嘉和泰公司以支票方式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250万元。

根据《协议书》第四条3约定：太重公司取得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后，由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按土地局规定文本），此合同一经土地局批准十日内，嘉和泰公司即支付剩余的土地补偿金。2002年12月，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转让合同》，2003年1月20日，嘉和泰公司以承兑汇票方式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2000万元。

2005年1月5日、8月19日、8月29日、9月22日，嘉和泰公司以支票、现金方式，四次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330万元。

综上，嘉和泰公司以承兑汇票、支票、现金方式共支付土地补偿金4580万元，余款未付。

根据《协议书》第三条8约定：太重公司负责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土地出让金及相关出让费用由嘉和泰公司按太重公司与土地管理部门签署的《出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和付款时间支付给太重公司。《协议书》第四条2约定：太重公司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十日内，嘉和泰公司应按该合同确定的土地出让金比例和数额向太重公司支付该笔款项。

2002年9月24日太重公司和太原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出让合同》。2002年8月12日嘉和泰公司以承兑汇票方式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1000万元（该承兑汇票2003年2月到期）。2002年9月23日嘉和泰公司以电汇方式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50万元。嘉和泰公司合计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1050万元。

2003年1月15日，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鉴证单。双方通过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嘉和泰公司于2003年1月取得该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按照《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有关税费承担的约定，嘉和泰公司尚欠太重公司各种税金。

一审法院还查明，2002年12月31日，嘉和泰公司向太原市国土资源局支付土地出让金386.72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太重公司已缴纳契税41.25万元；已申报营业税281.25万元，实际缴纳营业税242.526万元。

一审法院再查明，嘉和泰公司住所地由原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48号变更为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10号。

2006年1月16日，太重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02年3月16日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协议书》，就太重公司向嘉和泰公司转让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48号土地拆迁补偿事宜进行了明确约定。2002年4月2日又签订《补充协议》，就《协议书》中有关税费承担问题进一步明确。合同签订后，太重公司按约履行了合同，而嘉和泰公司只支付了土地补偿金4559.7万元，尚欠太重公司土地补偿金、相关税费等合计3548.627l万元。嘉和泰公司应支付欠款并对其违约行为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请求依法判令：嘉和泰公司立即支付土地补偿金、相关税费合计3548.6271万元及违约金755.86256万元（截止2006年1月12日）及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嘉和泰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用。

2006年8月7日，太重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补充诉状，称根据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的《转让合同》，嘉和泰公司还另外拖欠太重公司土地转让金5255.08万元没有支付。因此增加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嘉和泰公司立即支付土地出让金5255.08万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嘉和泰公司辩称，嘉和泰公司不欠太重公司任何款项，太重公司的诉讼请求应被驳回。（1）太重公司主张的“土地补偿金”与“土地转让金”是转让同一地块的不同阶段的称谓，其实质是土地转让价。2002年3月26日，双方签订《协议书》时土地性质为划拨土地，且协议的名义是合作开发，故使用“补偿金”这一名词，实质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2002年12月，双方就该地块重新签订了《转让合同》，并经政府批准。该合同是最终确定土地使用权转让法律关系的合法文件，转让价格为5255.08万元。嘉和泰公司已超额支付土地转让款，不存在欠款一说。（2）嘉和泰公司不欠太重公司任何税费。《转让合同》中没有约定由嘉和泰公司负担相关税费，且在该合同第八条明确约定增值税由太重公司负担。（3）嘉和泰公司不欠太重公司任何款，太重公司无权主张所谓的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是：

（一）《协议书》的效力问题；

（二）《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

（三）《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

（四）嘉和泰公司已付价款数额的确定问题、税金问题及违约金问题。

（一）关于《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从三个方面分析《协议书》的效力：1．《协议书》的性质。太重公司认为《协议书》约定的土地补偿金，系用于地上房屋拆迁、职工安置、工厂搬迁及地上建筑物补偿等，与《转让合同》约定的土地转让金，是两个概念，无法替代。嘉和泰公司认为《协议书》名为合作开发，实际是不同时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同一称谓，《协议书》的实质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的性质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就《协议书》内容看，主要是约定嘉和泰公司为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向太重公司支付94万元／亩的补偿金。并非以提供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为基本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2．《协议书》、《补充协议》和《转让合同》的关系。太重公司认为《协议书》涉及土地的拆迁、安置、办理出让手续等内容；《补充协议》涉及税费承担问题；《转让合同》仅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三者之间不存在矛盾，《转让合同》不能取代《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嘉和泰公司认为《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实质是不具合同效力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最终被《转让合同》取代。一审法院认为，从形式上讲，《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是未经备案登记、仅由双方持有的合同。《转让合同》是经过备案登记的合同。从内容上讲，《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约定转让土地补偿金94万元／亩，共6058.3万元，土地增值税及相关税费由嘉和泰公司承担。《转让合同》约定土地转让金为每平方米1223元，共5255.08万元，土地增值税由太重公司承担。《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付款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条款，在《转让合同》中没有条款约定或者说明。二者是针对同一标的所签订的形式不同、内容也不尽相同的两份合同。虽然都有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协议书》是真实履行的合同，而《转让合同》只是用于办理过户之用。3．《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太重公司认为《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嘉和泰公司认为《协议书》是转让划拨土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是效力瑕疵合同，被《转让合同》取代。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也是实际真正履行的合同。《协议书》和《转让合同》是对同一标的所签的先后两份合同，但后签订的《转让合同》并不当然取代《协议书》。因为：一是《转让合同》未废止《协议书》及《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偿金条款，也未约定《协议书》与《转让合同》相抵触的部分无效；二是《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约定了包括拆迁、安置、履行期限、履行方式、违约责任承担、纠纷解决方式等内容，《转让合同》不具备该类交易行为所签合同的必要条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应推定为未变更。三是《协议书》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协议书》时，该土地为划拨用地，但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在经政府管理部门批准后，该划拨用地使用权已转化为出让土地使用权，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任何一种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协议书》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二）关于《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太重公司认为《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嘉和泰公司认为《补充协议》同样是效力瑕疵合同，已被《转让合同》取代。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协议书》的基础上，签订《补充协议》，对土地增值税、流转税的金额及履行方式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其内容与《协议书》内容并不冲突，与《协议书》的内容共同构成完整的合同内容，二者是同一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该《补充协议》的内容是对《协议书》内容的补充。可以确认《补充协议》与《协议书》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三）关于《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太重公司认为《转让合同》也是合法有效的。嘉和泰公司认为《转让合同》是唯一有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1）《转让合同》第7条约定的土地转让价格5255.08万元，是国土局的评估价格，是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交易双方成交价格进行间接调控和引导的最低限价，并非双方达成合意的表示。（2）《转让合同》约定的价格不符合客观事实，按照《转让合同》约定，该宗土地价格为5255.08万元，土地增值税由太重公司承担，相关税费没有约定，按规定由太重公司承担。则太重公司在取得5255.08万元收入时，需向国家交纳土地出让金1417.97万元，需向国家交纳土地增值税及其他相关税费，还要负责拆迁、安置，且该宗土地上建筑物评估价为1041.2171万元。显然，太重公司以5255.08万元转让该宗土地与客观事实和真实合意不符。（3）按照《转让合同》约定的价款5255.08万元，嘉和泰公司的支付有悖常理。嘉和泰公司在已支付3300万元前提下，只应向太重公司支付1955.08万元。但嘉和泰公司于2003年1月20日支付了2000万元，在取得土地使用证，认为已超额支付的情况下，又于2005年1月5日、8月19日、8月29日、9月22日四次向太重公司共付款330万元，显然与常理不符。（4）《转让合同》约定的重要条款形同虚设。《转让合同》第8条约定：太重公司同意按原出让合同规定向国家交纳土地增值税。但原出让合同中并无交纳土地增值税的约定。（5）《转让合同》没有约定土地交付、价款支付、违约责任、纠纷解决方式等内容，不具备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必要条款，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6）按照《协议书》第四条3约定：太重公司土地出让完毕，且已取得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后，与嘉和泰公司签订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按土地局规定文本），此合同一经土地局批准十日内，即由嘉和泰公司向太重公司支付剩余的土地补偿金，太重公司收到土地补偿金后，将土地证及已批准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交由嘉和泰公司办理过户手续。《协议书》第三条8约定：出让费标准为太重公司在政策中能享受到的最优惠的价格标准。显然双方存在合理减少土地转让费的合意。由此可以推断，《转让合同》是按照土地局规定文本，为履行土地局的批准手续而作出的。双方将转让价格约定为5255.08万元，是为了少报纳税金额，而非变更原约定的转让价格。因此，《转让合同》中关于转让价格及土地增值税的约定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类条款只会使国家税款减少，因此该类条款应认定无效。其余条款与以前协议内容基本竞合，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经土地管理部门审查，并作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双方已实际履行，为有效条款。

（四）关于嘉和泰公司已付价款数额的确定问题、税金问题及违约金问题。

（1）嘉和泰公司已付土地补偿金数额的问题。太重公司和嘉和泰公司对已付款有两个问题意见不同：一是承兑汇票。太重公司认为2002年4月2日2000万元和8月12日1000万元承兑汇票应当扣除贴现利息；嘉和泰公司认为应以收款金额和收据金额为准。一审法院认为，在双方未就付款方式作出明确约定情况下，嘉和泰公司以承兑汇票方式付款并无不妥，太重公司收取承兑汇票后也没有提出异议。对太重公司扣除贴现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二是国土资源局收取的386.72万元土地出让金。嘉和泰公司认为其向国土资源局交纳的386.72万元出让金应计入太重公司收取的土地补偿金数额。一审法院认为，太重公司出售该地，实际就是要取得94万元／亩，合计6058.3万元的土地补偿金收益，其他一切费用均由嘉和泰公司支付。《协议书》第三条9约定：太重公司土地出让手续办理完毕且嘉和泰公司已支付全部土地补偿金后，太重公司即为嘉和泰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转让费由嘉和泰公司承担。因此，该笔出让金不应算在太重公司收取的补偿金中。

故按照《协议书》约定，嘉和泰公司应支付太重公司土地补偿金6058.3万元，已支付4580万元，欠付太重公司土地补偿金1478.3万元。

（2）税金问题。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除流转税按76％和24％的比例由太重公司和嘉和泰公司承担外，其余所有税费均由嘉和泰公司承担。嘉和泰公司认为，各项税金的纳税主体是明确的，双方的约定是规避法律的行为，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税金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嘉和泰公司向太重公司支付的补偿金是双方约定的不含税价格，双方约定各种税金由嘉和泰公司承担合法有效。但是土地增值税和印花税太重公司并未交纳，营业税部分交纳部分未发生，对于未交纳的税费太重公司没有权利向嘉和泰公司主张，在各税费实际发生后，太重公司可依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向嘉和泰公司主张或另行起诉。对太重公司已缴付的41.25万元契税，予以支持。

（3）违约金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嘉和泰公司没有完全履行其付款义务，是基于双方签订了两份合同，双方都有过错，因此对太重公司主张按照日万分之四计算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但由于嘉和泰公司迟延付款的责任显然大过太重公司，其迟延付款的行为客观上给太重公司造成了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利息损失也属违约责任的一种，太重公司虽然未提出利息损失的请求，但提出了违约金请求。因此嘉和泰公司应负担迟延付款的利息。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七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

（一）嘉和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1478.3万元及利息（自2005年9月2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以1478.3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二）嘉和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太重公司支付契税41.25万元。

（三）驳回太重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7998万元，保全费26.5万元，其他诉讼费4.5万元，由太重公司负担50万元，由嘉和泰公司负担32.7998万元。嘉和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太重公司的诉讼请求；2．

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太重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1）关于《转让合同》的效力。《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并经政府批准，是最终确定双方土地使用权转让法律关系的合法文件，土地价格应以《转让合同》的约定为准。嘉和泰公司已按约定履行完毕自己的义务，不存在拖欠款项的行为，一审判决嘉和泰公司承担责任是错误的。（2）关于《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效力。《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签订时，该宗土地为行政划拨地。根据法律规定，太重公司无权转让该宗土地，应属无效协议。在办理出让手续后，《协议书》的效力才得到补正，才发生法律效力。虽然该协议有效了，但它先天不足是事实，需要在履行过程中逐步合法化。《协议书》是《转让合同》的准备，并最终被《转让合同》取代。（3）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书》和《转让合同》是针对同一标的所签订的新旧两份合同”。既然如此，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后合同（《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当优于前合同（《协议书》），政府批准的合同效力当然优于未经批准的合同。（4）《转让合同》和《协议书》相冲突的约定，应以《转让合同》为准。与《协议书》相比，《转让合同》在转让范围、面积、价格、增值税负担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当然应以《转让合同》为准。（5）《补充协议》就税费负担所作的约定，违反了税法的强制性规定。即使有效，增值税的负担约定也显失公平。增值税的纳税主体是转让人而非受让人，所以《转让合同》变更增值税由太重公司承担。（6）一审判决认定嘉和泰公司已付价款数额有误，嘉和泰公司代太重公司支付的386.72万元出让金，应计入已付款数额。（7）2005年以后所付330万元是为了促使太重公司履行全面交付土地义务，被迫多付的。（8）假如一审判决结果是正确的，其对诉讼费的分担违背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超过嘉和泰公司应负担的比例。

针对嘉和泰公司的上诉，太重公司答辩称，（一）嘉和泰公司主张《转让合同》取代《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毫无根据且严重歪曲事实。

（二）嘉和泰公司对协议约定的出让金和税金提出异议目的是歪曲协议、赖账。

（三）嘉和泰公司认为386.72万元出让金应由太重公司承担，没有根据。

太重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太重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

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嘉和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是：（1）一审判决对嘉和泰公司欠付土地转让金的事实没有认定是错误的。《协议书》约定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每亩94万元，是对太重公司进行土地拆迁、安置、三通一平等工作的补偿，而非土地转让价格。《转让合同》约定的是土地转让金，是土地本身的转让价格。两份合同的约定并不矛盾，更不重复，嘉和泰公司应当分别履行相应的合同付款义务。《协议书》与《转让合同》的内容相互独立，没有重复，均有双方当事人的盖章签字。根据《合同法》规定，两份合同均成立并生效。在两份合同中，并没有任何相互否定或者变更的条款，分别构成双方不同的权利义务。（2）一审判决为嘉和泰公司减免大部分违约责任，没有依据，也不公平。一审判决已认定嘉和泰公司拖欠土地补偿金的事实存在，应当履行付款义务，但是将太重公司根据合同约定诉请的违约金改为支付同期贷款利息，并且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也被推迟了两年零八个月之多，显然不符合约定，对太重公司是不公平的。根据《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协议签订后两日内，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500万元，十日内支付1500万元；太重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后，双方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此合同经土地局批准十日内，嘉和泰公司支付剩余的土地补偿金。第五条约定，嘉和泰公司未按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时间支付该条约定款项，则按该条应支付的款项，每超过一日按万分之四计息补偿给太重公司。以上约定清楚明确，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按《协议书》约定，嘉和泰公司应在《转让合同》经批准十日内付清土地补偿金。而《转让合同》经批准的时间双方均认可为2003年1月15日，则嘉和泰公司付清土地补偿金的时间应为2003年1月25日。太重公司正是据此计算违约金，并且对嘉和泰公司中间几次还款均相应予以核减，分段计算。截止2006年1月12日，嘉和泰公司应当支付违约金755.86256万元。这一计算结果既符合合同约定，也符合客观事实，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3）一审判决驳回太重公司对税金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依法纳税是企业应承担的义务，税金对于太重公司是必然发生的费用，太重公司当然有权主张，是否已经发生并不影响嘉和泰公司承担合同义务。而且应纳税款的计算均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太重公司起诉税费金额是依法计算的结果，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应当得到支持。（4）一审判决对嘉和泰公司已付款数额认定也存在错误。嘉和泰公司支付的款项中有2002年4月2日2000万元承兑汇票应扣除贴现利息30.3万元；8月12日1000万元的承兑汇票应扣除贴现利息15.6万元。

针对太重公司的上诉，嘉和泰公司答辩称，嘉和泰公司不欠太重公司任何款项，太重公司的上诉请求应被驳回。

（一）《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已被《转让合同》取代。嘉和泰公司已按《转让合同》确定的价格履行完毕付款义务，并无任何拖欠。

（二）嘉和泰公司按约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不拖欠太重公司的任何款项，太重公司无权主张所谓的违约金。

（三）太重公司主张的各种税费包括营业税、契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由嘉和泰公司承担不能成立。因为《转让合同》取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后，《转让合同》并没有约定上述税费由嘉和泰公司承担，《转让合同》第8条还明确约定增值税由太重公司承担。

（四）太重公司认为已付款中应扣除贴现利息，没有依据。嘉和泰公司支付承兑汇票时，太重公司按票面金额开具了收据，已认可不扣除贴现利息，现在无权主张扣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嘉和泰公司和太重公司对于《协议书》、《补充协议》及《转让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

（一）《协议书》、《补充协议》和《转让合同》的效力及相互关系问题；

（二）嘉和泰公司已付土地补偿金的数额问题；

（三）太重公司关于税金的请求是否成立问题；

（四）太重公司关于违约金的请求是否成立问题。

（一）关于《协议书》、《补充协议》和《转让合同》的效力及相互关系问题。

首先，关于《协议书》、《补充协议》的效力，太重公司认为《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嘉和泰公司认为《协议书》签订时，该宗土地为行政划拨地，根据法律规定，太重公司无权转让该宗土地，应属无效协议。而《补充协议》就税费负担的约定，违反了税法的强制性规定。本院认为，《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协商达成的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协议书》不仅详细的约定了所转让土地的面积、价格、付款方式、违约责任，还具体约定了双方权利义务及履行程序。《协议书》签订时，嘉和泰公司及太重公司均知道该宗土地属于划拨用地，所以在《协议书》第三条8约定：由太重公司负责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第三条9约定：太重公司土地出让手续办理完毕，即为嘉和泰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这一缔约行为并没有规避法律损害国家利益，事实上，太重公司和嘉和泰公司正是按照上述约定完成该宗土地转让的。2002年9月24日太重公司与太原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出让合同》，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同年12月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嘉和泰公司依据《协议书》向太原市国土资源局支付土地转让款，随后完成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均是双方履行《协议书》的真实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因此，《协议书》合法有效。《补充协议》是对《协议书》约定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税费承担所作的补充约定，明确了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税费如何承担及由谁承担的问题。虽然我国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于各种税收的征收均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是并未禁止纳税义务人与合同相对人约定由合同相对人或第三人缴纳税款。税法对于税种、税率、税额的规定是强制性的，而对于实际由谁缴纳税款没有作出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故《补充协议》关于税费负担的约定并不违反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属合法有效协议。嘉和泰公司关于《协议书》签订时，所转让的土地属划拨地，太重公司无权转让及《补充协议》就税费负担的约定违反税法的强制性规定，均属无效协议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关于《协议书》合法有效及《补充协议》与《协议书》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的认定是正确的，应予维持。

其次，关于《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嘉和泰公司认为，《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并经政府批准，是最终确定双方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的合法文件，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应以《转让合同》约定为准。太重公司认为，《转让合同》有效，嘉和泰公司应承担《转让合同》约定的支付土地转让金义务。本院认为，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之所以在《协议书》之外又签订《转让合同》，是因为签订《协议书》时，双方当事人均知道所转让的土地属划拨用地，不能直接转让。只有在太重公司办完土地出让手续，取得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后，再与嘉和泰公司签订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由双方共同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才能完成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因此，《转让合同》对于太重公司及嘉和泰公司来讲就是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以完成《协议书》约定的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而并非为了变更《协议书》的约定条款或者构成双方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土地管理部门来讲，以《转让合同》登记备案，则表明土地管理部门认可《转让合同》中的价格并据此征收转让税费，办理相关手续。虽然《转让合同》中的价格比双方当事人实际约定的价格低，但土地管理部门给予登记备案的事实表明，土地管理部门认可双方当事人可以此最低价格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也表明双方当事人这一做法并不违反土地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事实上，土地管理部门也正是依据该《转让合同》办理了土地权属变更手续。由此可以认定，在本案中《转让合同》仅是双方办理登记备案之用，别无它用，其效力仅及于登记备案。《转让合同》对于合同双方既没有变更《协议书》约定条款，也不构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的过程和数额看，也可证明嘉和泰公司在签订《转让合同》后，仍是按《协议书》约定的土地补偿金数额支付的。故嘉和泰公司关于应以《转让合同》中的价格作为本案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及太重公司关于以《转让合同》请求另外支付土地转让金的主张，均不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再次，关于《协议书》、《补充协议》与《转让合同》的关系，对于《补充协议》是《协议书》的补充约定双方均无异议，但对于《协议书》与《转让合同》双方争议较大。嘉和泰公司认为，《协议书》已被《转让合同》所取代，《转让合同》是本案唯一有效的合同。太重公司则认为，《协议书》约定的土地补偿金是对拆迁、安置的补偿。《转让合同》约定的土地转让金是土地本身的转让价格，两份合同的约定并不矛盾，也不重复，相互独立，均成立并有效。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转让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登记备案手续。《转让合同》没有约定变更或取代《协议书》的条款，并未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况看，太重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收取土地补偿金、出让金、转让金、太重公司与太原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出让合同》及其与嘉和泰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到土地管理部门登记等行为都是在履行《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而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出让金、转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等也是履行《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因此，本案中的《转让合同》是双方在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的备案合同；《协议书》才是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嘉和泰公司关于《转让合同》取代《协议书》，《转让合同》是本案唯一有效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太重公司关于《协议书》和《转让合同》相互独立，均成立有效，并据此要求嘉和泰公司分别支付土地补偿金及土地转让金的主张也不能成立。

综上，本院认为，《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协议，是确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的合同依据。

（二）嘉和泰公司已付土地补偿金的数额问题。

太重公司对于已收到嘉和泰公司以承兑汇票、支票、现金形式支付的土地补偿金总额4580万元人民币并无异议。但认为其中2002年4月2日2000万元承兑汇票应扣除贴现利息30.3万元及2002年8月12日1000万元承兑汇票应扣除贴现利息15.6万元。本院认为，根据2002年3月26日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1约定，嘉和泰公司在《协议书》签订十日内，应支付土地补偿金2000万元。嘉和泰公司应按约定时间履行付款义务。但嘉和泰公司以2002年9月到期的2000万元承兑汇票支付该笔土地补偿金，导致太重公司不能在约定时间实际收到该款项。太重公司只有支付贴现利息，才能在约定时间取得上述款项。嘉和泰公司这种以远期承兑汇票履行到期付款义务的行为，实际是迟延付款，属于不当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由于嘉和泰公司不当履行合同义务，造成太重公司为此支付30.3万元的贴现利息损失，应由嘉和泰公司承担。太重公司关于扣除该贴现利息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此处理不当，应予纠正。关于2002年8月12日1000万元承兑汇票，是嘉和泰公司依据《协议书》第三条8的约定支付的土地出让金。而太重公司在一审中并未对土地出让金提出诉讼请求，因此太重公司关于该1000万元承兑汇票的贴现利息的上诉请求不属于本院二审的审理范围。

嘉和泰公司认为其2002年12月31日向太原市国土资源局支付的386.72万元土地出让金应计入已付土地补偿金数额。本院认为，该笔款项是2002年12月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后，由嘉和泰公司直接支付给太原市国土资源局的。依据《协议书》第三条9约定，太重公司土地出让手续办理完毕且嘉和泰公司支付全部土地补偿金后，太重公司即为嘉和泰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转让费用由嘉和泰公司承担。故该笔款项属于嘉和泰公司应承担的土地转让款，不应计入其已付的土地补偿金数额。一审判决处理适当，应予维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嘉和泰公司已付土地补偿金4580万元，尚欠太重公司土地补偿金1478.3万元有误，应予纠正。嘉和泰公司实欠太重公司土地补偿金1508.6万元。

（三）太重公司的税金请求是否成立问题。

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除流转税按76％和24％的比例由太重公司和嘉和泰公司分别承担外，其余所有税费均由嘉和泰公司承担。如前所述，《补充协议》关于税费负担的约定并不违反税收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合法有效协议，双方当事人应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太重公司在没有缴纳税金的情况下是否有权请求嘉和泰公司支付其所承担的税金的问题。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约定转让土地使用权税费的承担，只是明确了转让土地使用权过程中所发生的相关税费由谁负担的问题。而对于何时缴纳何种税费及缴纳多少税费，《补充协议》没有约定，也无法约定。只有在相关主管部门确定税费种类及额度，太重公司缴纳后，嘉和泰公司才能支付。太重公司在未缴纳税金，也没有相关部门确定纳税数额的情况下，请求嘉和泰公司支付转让土地税金，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对于太重公司要求嘉和泰公司支付其尚未缴纳的税费的请求不予支持，但提示其在实际缴纳税费后可以向嘉和泰公司另行主张权利的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对太重公司已缴纳的营业税和契税，一审判决只支持太重公司的契税请求而没有支持其关于营业税的请求不当，应予纠正。对于太重公司已缴纳的242.526万元营业税。嘉和泰公司应按24％比例负担58.20624万元。

（四）关于太重公司的违约金请求是否成立问题。

本院认为，《协议书》对于双方当事人具体的权利义务中包括嘉和泰公司付款时间、数额及违约责任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太重公司及嘉和泰公司都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实际履行合同义务。太重公司按约定办理了土地出让、转让手续并将涉案地块实际交付给嘉和泰公司。嘉和泰公司应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但嘉和泰公司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未按约定时间及数额支付土地补偿金。嘉和泰公司迟延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是引起本案诉讼的主要原因。因此，嘉和泰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嘉和泰公司迟延付款构成违约，但对太重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四的比例计算违约金的请求却未予支持，并将双方当事人按照日万分之四的比例计算违约金的约定调整为按银行利率计算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之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的数额，只有在当事人请求调整，并确实低于或过分高于违约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时，才能进行调整。一审判决对违约金的调整既违背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也缺少法律依据，应予纠正。太重公司关于嘉和泰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应予支持。因为嘉和泰公司最后支付土地补偿金的时间是2005年9月23日，太重公司此前并未要求嘉和泰公司支付违约金。故嘉和泰公司应从2005年9月23日起承担违约责任。

综上所述，嘉和泰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太重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部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有误，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晋民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变更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晋民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1508.6万元人民币，并从2005年9月23日起按实际迟延付款天数以日万分之四的比例计算违约金支付给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直至还清之日止；

三、变更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晋民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营业税58.20624万元人民币，支付契税41.25万元人民币。

如逾期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之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1.7998万元，保全费26.5万元，其他诉讼费4.5万元，合计82.7998万元，由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0万元，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2.7998万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799848万元，由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 玫

审 判 员 吴晓芳

审 判 员 王友祥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虞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