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院申请相关报告

第一篇：孔院申请相关报告

孔子学院情况介绍

孔子学院(英文：Confucius Institute)，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全球首家孔子学院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首尔成立，截至2014年9月，中国国家汉办已在全球122国合作开办了457所孔子学院和707个孔子课堂，成为汉语教学推广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孔院总部

孔子学院总部（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设在北京，2007年4月9日挂牌。境外的孔子学院都是其分支机构，主要采用中外合作的形式开办。

孔子学院总部[2] 负责管理和指导全球孔子学院，具体职能包括： 制订孔子学院建设规划和设置、评估标准； 审批设置孔子学院；

审批各地孔子学院的年度项目计划和预决算；

指导、评估孔子学院办学活动，对孔子学院运行进行质量管理； 为各地孔子学院提供教学资源支持与服务；

选派中方院长和教学人员，培训孔子学院管理人员和教师； 组织召开孔子学院大会；

名称

海外孔子学院的英文名称为“Confucius Institute”，并注明海外主办机构或所在地名称。机构性质

1，海外孔子学院是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中国语言文化推广机构。

海外孔子学院须信守“一个中国”政策，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统一，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法规，接受所在国政府的监督，不参与任何与所在国政治、宗教、种族有关的活动。

2.建设模式

孔子学院可采用总部直接投资、总部与国外机构合作、总部授权特许经营三种形式设立。现阶段主要以中外合作方式建设孔子学院，具体合作方式由孔子学院总部与国外合作方共同协商确定。服务对象

1．为社会各界各类人员特别是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服务，开设继续教育类非学历、应用性汉语学习课程；

2．为国外大、中、小学生提供汉语教学服务，开设专业汉语和公共汉语学习课程； 3．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机构服务。业务内容 1．开展以“长城汉语”为主的多媒体汉语教学课程及其它汉语学习课程； 2．开展各类中文教师培训并组织实施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认定测试； 3．建设中文图书馆并提供中文资料查阅服务； 4．组织开展汉语和中国问题研究等学术活动；

5．组织为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展览、演出或竞赛活动；

6、组织实施汉语水平考试（HSK）及开发实施其它适合当地需求的汉语考试； 7．提供留学中国咨询服务；

8．推介中国的各类文化产品（如图书及音像制品、传统艺术品、纪念品等）。设立方式

孔子学院的设立方式为三种，即：国内外机构合作、总部授权特许经营、总部直接投资。以下各条款适用于国内外机构合作方式。办学经费

1．筹措

中外合作设立的海外孔子学院经费筹措由中外双方共同负责。其中一次性开办费原则上由双方根据协议共同负担。对确有困难的海外申办机构，经孔子学院总部批准，可由中方负责解决（注：中方指国家汉办）。日常经费中，中方可按协议负担所派出管理人员和专职教师的工资、住房、国际旅费、医疗保险等费用，提供免费教材、图书、音像制品等教学资料。同时，经孔子学院总部同意，中方还可提供海外孔子学院组织的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专项活动的经费资助。其余费用应由外方负责解决。

2．管理

海外孔子学院实行年度预算和决算报告制度。年度预算和决算须经理事会审核批准。其中中方承担的经费部分，须按照孔子学院总部的要求实行报批制度，并设立专门账户严格实行专款专用。总部有权进行对海外孔子学院的经费使用情况实行监督、检查和审计。申办条件

海外凡有意促进汉语教学及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并符合条件的高等院校和社会机构，均可申请设立孔子学院。申办机构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志愿履行孔子学院的义务；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具有从事语言教学或教育文化交流的相关经验；

4、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能够为设立孔子学院提供必要的人员、房产和经费投入； 5．以开设非学历教育汉语课程为主的孔子学院，须有能力在交通便利、商务活动集中的城市中心区域提供教学场所。设立程序

1．海外申办机构可自行选择中方合作者。孔子学院总部须对所选择的中方合作者进行资质认证，并委托其代表总部与海外申办机构合作；

2．海外申办机构须与中方合作者共同向孔子学院总部提交设立海外孔子学院的书面申请和可行性论证方案；

3．孔子学院总部对可行性论证方案进行评审，确定是否批准设立；

4．孔子学院总部向海外孔子学院颁发准予办学证书、院长聘书并举行授牌仪式。第十条可行性论证方案主要内容

1．申办机构与中方合作者双方设立孔子学院的目标、人力资源、办学优势。2．设立孔子学院的必备条件：

1．须有至少1名专司行政事务的人员和2名专职教师；

2．有不少于150平方米的教学和办公场地。对于完全致力于汉语言文化研究的孔子学院，可以略小于此数；

3．应有必要的适用于教学和开展活动需要的计算机、语音及录音设备；如需要中方合作者乃至孔子学院总部提供此项资助的，须在方案中明确提出；

3．设立孔子学院市场需求预测和运营计划； 4．孔子学院的管理机构及其职能；

1．应建立理事会制度。理事会应由中外双方代表组成，其中中方人数不低于40%，理事会表决实行三分之二通过；

（2）理事会有权任命院长，并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向理事会负全责，中方合作者应派出代表担任院长或副院长。

5．经费筹措及管理办法。

6．明确中外合作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7．孔子学院筹建和设立时间表、筹备班子组成、联系方式等。第十一条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使用孔子学院总部确认的名称和标识；

2．列入孔子学院总部的各种相关介绍材料，并被纳入孔子学院总部的整体宣传推广计划； 3．列入孔子学院总部所属成员网络；

4．获得课程设计、教学方法、评价方式、教材开发等业务指导； 5．获得孔子学院总部组织的各类项目的优先承办权和项目经费资助；

6．有权使用孔子学院总部提供的“长城汉语”多媒体教学课件及其他由总部开发的教学资源； 7．负责人或教学人员可获邀参加孔子学院总部组织的会议及培训；

8．免费获得孔子学院总部提供的全球汉语教学信息，获得孔子学院总部提供的中文图书、刊物及音像制品； 9．必要时获得孔子学院总部提供的教学设备资助； 2．义务

1．开展孔子学院总部规定的活动； 2．接受孔子学院总部对教学业务的指导；

3．接受孔子学院总部组织的教学检查、质量评估及处理意见； 4．保证将孔子学院的办学收入优先用于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第十二条教学质量评估及退出机制

为保证海外孔子学院的办学特色和教学质量，孔子学院总部将实行定期教学质量评估。内容包括：办学规模、教学质量、管理机制、经费及办学效益等。如孔子学院在办学过程中违背与总部的约定责任和义务并拒绝改正，总部有权吊销孔子学院准予办学证书，并收回孔子学院铭牌。

第十三条成果

截至2009年8月，已在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68所孔子学院和71个孔子课堂。国内61所高校和机构参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办学。到2010年，全球将建成5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5孔院章程

总则

第一条孔子学院致力于适应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

第二条本章程适用于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第三条孔子学院的外文名称应与中文名称相符合。第四条孔子学院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

第五条孔子学院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在海外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第六条孔子学院应当遵守注册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教育传统与社会习俗，并且不得与中国有关法律相抵触。

第七条孔子学院不参与同孔子学院设立宗旨不相符的活动。

第八条根据各国（地区）特点和需要，孔子学院的设置模式可以灵活多样。

第九条中国境外具有从事语言教学和教育文化交流活动能力且符合本章程规定申办者条件的法人机构，可以向孔子学院总部申办孔子学院。

第十条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采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业务范围

第十一条孔子学院提供下列服务：

（一）开展汉语教学；

（二）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

（三）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

（四）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等信息咨询；

（五）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总部

第十二条孔子学院总部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机构，拥有孔子学院名称、标识、品牌的所有权，负责管理和指导全球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总部设在中国北京。

第十三条孔子学院总部设立理事会，由主席、副主席、常务理事和理事组成。其中，主席1名，副主席和常务理事若干名，具体人选由中国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建议，报国务院批准。理事15名，其中10名由海外孔子学院的理事长担任，第一届理事由总部聘任，以后选举产生或按孔子学院成立时间顺序轮流担任；其余5名由中方合作机构代表担任，由总部直接聘任。理事任期为两年，可连任一次。理事会成员任职期间不从孔子学院总部获取任何报酬。理事会设立总干事、副总干事。总干事为总部法人代表，由常务理事担任。

第十四条理事会的职责是：制定、修改孔子学院章程，审议全球孔子学院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审议总部年度工作报告和工作计划，研究孔子学院建设的重大事项。

第十五条理事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由主席召集。必要时可由主席决定召开临时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议。

第十六条孔子学院总部在理事会领导下履行日常事务，其职责是：

（一）制订孔子学院建设规划和设置、评估标准；

（二）审批设置孔子学院；

（三）审批各地孔子学院的年度项目实施方案和预决算；

（四）指导、评估孔子学院办学活动，对孔子学院运行进行监督和质量管理；

（五）为各地孔子学院提供教学资源支持与服务；

（六）选派中方院长和教学人员，培训孔子学院管理人员和教师；

（七）每年组织召开孔子学院大会；

（八）制定中方资金资产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总部设专项工作委员会，为总部提供咨询意见。委员由总部聘任。第十八条总部聘请中外知名人士担任高级顾问。设置

第十九条孔子学院的申办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办机构是所在地合法注册的法人机构，有从事教学和教育文化交流并提供公共服务的资源；

（二）申办机构所在地有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需求；

（三）有符合办学需要的人员、场所、设施和设备；

（四）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第二十条孔子学院的申办者须向孔子学院总部提交申请，其中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办机构负责人签发的申请函；

（二）申办机构简介、注册证书、申办机构负责人介绍；

（三）用于孔子学院的教学场所、设施和设备；

（四）市场需求预测、管理机制及运营计划；

（五）经费筹措及管理；

（六）孔子学院总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一条孔子学院总部对申办者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审查方式包括文件资料审查、当面听取报告、实地考察、专家咨询等。

第二十二条孔子学院总部批准申办后，与申办者签订协议并颁授孔子学院铭牌。经费

第二十三条对新开办的中外合作设置孔子学院，中方投入一定数额的启动经费。年度项目经费由外方承办单位和中方共同筹措，双方承担比例一般为1：1左右。

第二十四条孔子学院中方所提供经费实行项目管理，遵照《孔子学院中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第六章管理第二十五条孔子学院设立理事会。中外合作设置的孔子学院，理事会成员由双方共同组成，其人数及构成比例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二十六条孔子学院理事会负责审议孔子学院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年终总结报告、项目实施方案及其预决算，聘任、解聘院长、副院长。聘任、解聘院长、副院长须报总部备案；中外合作设置的孔子学院院长、副院长的聘任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二十七条孔子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院长负责孔子学院的日常运营和管理。第二十八条孔子学院院长应当了解和熟悉中国国情，熟练掌握所在国语言，具有与本岗位工作相称的管理工作经验，具有较强的公共关系和市场开拓能力。

第二十九条孔子学院所聘教师应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

第三十条孔子学院须按规定期限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及预算、项目执行情况及决算，并报经总部审批。中方资产变更、处置须报总部审批。同时，须将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报总部备案。

第三十一条孔子学院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收益用于教学活动和改善教学服务条件，其积累用于孔子学院持续发展，不得挪作他用。

第三十二条孔子学院总部负责组织对各地孔子学院的评估，对违背办学宗旨或达不到办学质量标准的，孔子学院总部有权终止协议。

第三十三条孔子学院总部每年召开孔子学院大会，交流办学经验，研究孔子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权利义务

第三十四条 孔子学院的权利：

（一）享有本章程及协议规定的权利；

（二）有权使用孔子学院的名称和统一标识；

（三）优先获取孔子学院总部提供的教学和文化资源。第三十五条 孔子学院的义务：

（一）遵守本章程及协议的规定；

（二）维护孔子学院的声誉、形象；

（三）接受孔子学院总部的指导和评估。

第三十六条 孔子学院总部有权依法追究任何下列行为的责任：

（一）未经孔子学院总部许可，擅自设立孔子学院；

（二）盗用孔子学院名义开展活动；

（三）违反本章程和协议规定，造成资金资产损失，破坏或严重影响孔子学院声誉。附则

第三十七条各地孔子学院可根据本章程制定本院的规章制度，并报总部备案。第三十八条 孔子课堂的设置和管理参照本章程执行。第三十九条 本章程由孔子学院总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章程自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孔子学院网站

http://www.xiexiebang.com/confuciousin

第二篇：工作总结孔

工作总结

阳新县龙港镇星潭中学孔凡炎

任职内，本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学生的素质，教育教学效果好。主要工作情况和业绩如下：

1、精心设计教案。备好课是上好课的前提。备课时，认真研读教材，合理利用教师用书和其他教学资料，围绕重难点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兼顾好中差学生的学习水平和理解能力，参考以往的教学后记，设计出一份能兼顾全体学生的教案。

2、重抓上课效果。课堂教学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因此，上好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我上课时，着眼于重点突出、难点突破。采用现代教学手段和科学的教学方法。重抓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的形成过程，并适时给出概念，总结规律。灵活的处理好课堂上出现的备课中没有想到的问题，使学生学得轻松扎实。

3、及时批改作业。批改作业和试卷是了解学生对知识掌握程度的主要途径。对批改时反馈的问题及时解决。个别存在的问题个别解决，普遍存在的问题集中解决。针对反馈的情况经常检讨自己的教法。为适应学生不断改进教法，从而不断地提高教学能力。

4、耐心培优辅差。培优辅导是教师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理解和思维的能力不能求同。因此，对悟性较好的学生多给些任务，从知识和能力的横向和纵向都提出较高的要求，且鼓励他们写些小论文；对悟性较差的学生课后多用实验培养兴趣，并使他们对物理问题（现象、过程、结论）有清晰的认识，对知识系统化。

5、认真组织考查。考查学生实际上也是考查老师。学生知识、能力的缺陷也是教师平时教学的误区。每次测试的题目都要自己亲自选择，既要考察学生对物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又要考查学生应用物理知识、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既要全面，又要突出重点。每次考后都及时进行了质量分析，这为今后的教学积累了经验。

本人由于不懈努力，在教育、教学、教研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考核几乎每年获得优秀；六次获得镇级表彰；两次获得省级辅导奖；一次获得国家级辅导奖；三次获得县级“优秀教师”称号；三次获得县级优质课、优秀教案、优秀论文等；四篇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其中两篇获得一等奖。

二0一0年四月十八日

第三篇：孔文化

浅谈孔文化

孔子文化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可，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一门艺术，与当今我国文化的发展和延续有着重要的影响。

众所周知，孔圣人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同时精通易经《十翼》所作者。《史记·孔子世家》载：“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也是中国古代突破对自然山水宗教式态度的第一人，吾爱大自然更爱自然山水，提出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的著名美学命题。

各种史实对儒家文化也有记录和评价：《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国故论衡·原儒》）。《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庄子后学评论儒家，”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以上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庄子·渔父》）。

蓦然回首，随着儒家文化的发展，孔子文化也在不断的进步和完善。儒家在先秦时，和诸子地位平等。在秦始皇时受到重创，”焚书坑儒“。汉代，汉王朝以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为其文化建设的基本路线，而这三代中原文化正是儒家六经，孔子以继承华夏民族文化著称，因而儒学本身便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由于宗经尊儒，儒学的地位开始扭转。孔子作古，”儒分为八“（《韩非子》），其中主要有两派，一是孟子出子思一系传道，二是荀子出子夏一系传经，这便是先秦儒学„„接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先有今文经学为官方经学。《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怀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古文经学家提供了阐释学的一重经典模式，便是“我注六经”，以文字训诂、名物考释等为手段来阐释文本的意义，这种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考据学，到乾嘉时代盛极一时。今文经学家也提供了阐释学的一重经典模式，便是“六经注我”，借助经典来阐述时代精神或者发挥自已的新见解，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便是沿着这一路数下来的。之后古文经学一代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纳今文经学，结束了相争两百年的今古文之争，“郑学”而后延绵。除汉代今古文经学外，魏晋南北朝时有“南学”与“北学”；唐朝又有融“南学”和“北学”于一炉的义疏之学，这便是汉唐经学„„

至北宋，儒家学者为应付佛教的挑战，以直接了当的形式来阐述经典中的义理，讨论人性、人心、天命、理气等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这便是“理学”。包括明清两代的理学和心学，又称“宋明理学”。到五四时期，虽然儒学遭到空前大难，但现代新儒家已经萌发。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在儒学受到空前挫折的背景下，梁漱溟挺身而出，为孔子辩护，揭举儒学复兴的旗帜，成为新儒家的前驱。

现代新儒家有“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而且预言二十一世纪，儒家将在继秦汉儒学、宋明理学后，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迎来第三次辉煌的大发展。

儒家思想以传统封建社会为物质承担者，而传统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承担者，传统社会的瓦解，致使孔子权威丧失。当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国们时，近代便开始了反孔运动，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思潮、资产阶级革派的民主思潮，以及达到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深受西学影响又急欲救亡图强的激进青年，以胡适、陈独秀为主将，发起了一场中国近代以来反孔非儒的高潮“五四运动”。运动员们抱着“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姿态，否定了作为中华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学。

儒家经典——《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乐经》从此失传；《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程颐、朱熹，陆守仁、王阳明。儒家的特征——1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2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3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4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5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儒家文化中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已发愤图强；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已的爱国情怀；“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已正确对待物质利益;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等等。

孔子等儒家文化的发展过程曲折: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学有二千多年历史，至今海外犹有传人。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名人名言，借鉴）梁任公曾指出：“......所以我们可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诚然儒家之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饮冰室书话》〈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这里是出处，好像论文要写的？）任公所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这话或者稍过了点，但中国几千年文化史是以儒学为主流则无庸置疑。“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是以儒家做主的一个生命方向与形态”（《从儒家的当代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牟宗三）。

中国现代化还需要儒学，之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它之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在于有它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干；其次，我们今天要实现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个中国特色，当然少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色彩。

最引人注目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得出的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作为伟大的圣哲，孔子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人类世界的共同遗产，孔子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可以并且已经发挥重要的作用。

同桌，你再结合你们的课本接个尾巴，这里的内容你选取一下，写的不好，别介意，哈哈（不用写太多，我这里是不知道你们上课讲的什么，所以有些可能不用写，你挑一些，这是2668个字，可能很多都是废话吧）

第四篇：孔飞力（范文）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美国，1933-）

研究领域 晚清中国近代史、海外华人移民史

人物介绍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年9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CWoodraw Wilson)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

大学期间，孔飞力被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教授（Clyde Kluchholn)教授讲授的心理人类学深深吸引，曾经想投奔克拉克洪教授门下学习人类学。但当向克拉克洪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后，克拉克洪教授告诉他，要想学习研究人类学，最好先学习一些具体的学科，比如历史学或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这一引导下，孔飞力选择了欧洲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虽然如此，但人类学的关怀一直留在他的历史研究之中。

大学期间，对孔飞力影响较大的还有社会学家诺曼包拔(Norman Birbaums)、政治学家塞缪尔·比尔(Samuel Beer)。受他们影响，孔飞力开始研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并对怎样应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理解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4年，孔飞力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到英国著名的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日语与日本历史。1955年夏，回美国，应征入伍，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军旅生涯。他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Montery的军队语言学校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尽管难学，但他却逐渐着迷，如饥似渴。一年的中文学习经历对孔飞力的人生旅程产生了关键影响。偶然的契机让他开始注意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并与之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中文学校的学习结束之后，孔飞力转移到东海岸。在那里，继续服完了剩余的18个月兵役。与此同时，他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研究生，1959年获得硕士学位。

稍后，孔飞力考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教授(John Fairbank)、史华慈教授(Benjanmin Schwartz)学习中国历史，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1964年获得了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的博士学位。

1962年，孔飞力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15年的教师生涯，在历史系执教，一直到1978年离开，前往哈佛大学。

1965年孔飞力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研究员前往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1966年回国。1970至1971年，担任ACSL中国文明研究员。从1971至1974年，孔飞力担任了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主任，1974年升任正教授。1975年至1977年，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由于史华慈教授的鼎力推荐，1978年秋，孔飞力回到母校哈佛大学任教，接替老师费正清教授，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s)历史讲座教授。1980年至1986年，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学术研究

学术背景：

50-60年代的有关学术思潮对孔飞力的学术成长具有深刻的影响。大学阶段，孔飞力就在哈佛大学接受了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的指导，萌发了人类学的关怀。接着，诺曼·包拔

新的史学思潮主张人类社会彼此独立和多元的观点，促进美国中国史专家酝酿“中国中心观”，关注中国社会本身的“独特性”，并尝试从中国社会内部重新发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年鉴派史学家还重视用长时段方法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长远发展趋势，突破以往惯用的以“循环论”眼光认识中国历史的方法论。与此同时，年鉴派史学家对“总体史”的追求，综合研究倾向和“分解”研究倾向，都导致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孔飞力的学术研究明显表现出跨越社会科学、历史学、人类学的态势，将社会科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明显表现出他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利用;在《叫魂》中，又注意了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综合利用。他关注对中国历史的横向研究，把中国分为省、地区、县乃至更小的地区单位。他对1796-1864年的军事化问题研究，就限定在中国中部和南部区域。他还考虑对中国历史的纵向探讨，着重“由下而上”地研究中国社会，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基层社会，特别是绅士阶层与家族。他试图表明，中国社会也是充满着差异和变化的社会，中国社会是“停滞社会”的说法没有根据。他试图通过对中国的家族和绅士阶层的研究，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孔飞力精于概念分析、重视运用中国原始档案，具有良好的中国语言基本功。孔飞力等第二代中国学家注意从新的理论视角解释过去被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冲击”下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8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学术交流的正常化，使美国学者获得直接接触清宫档案的机会。这些都为孔飞力的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历史机遇。

孔飞力著作不是很多，每一本书之间出版的间隔都很长，但每一本著作问世都引起轰动，是学术界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现代中国的起源》，《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他还参加过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若干章节的编撰。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70）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是孔飞力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著作，这是他的学术奠基之作，也是他对中国近代社会问题研究提出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学术专著，在美国和国际中国学史上留下深刻影响，本书研究中国晚清时期的团练、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它利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它中文资料，运用社会学的阶层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政治学关于权力和政治结构的理论，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虽然，中国有“民兵”思想的悠久历史，但明、清时代的制度已基本上体现了士兵和平民的分离。孔飞力在他的著作中认为，1796年发生在湖北、陕西、四川交界地的白莲教“叛乱”，是清朝政府第一次以民兵为主力去镇压。为什么要动员民兵？孔飞力解释说，主要在于白莲教的特有特征，难以对付。这些“叛乱者”与人民之间有广泛联系，又有充足兵员，具高度流动性。不仅渗透到地方政府，而且某种程度上成为超越阶级的运动。相比之下，清朝军队则装备沉重，行动迟缓，缺乏地方支持，费很大劲才取得微小胜利。所以正规军无力镇压，官方不得不求助于地方团练。早期团练对国家政治的威胁并不大。至少在嘉庆时期，还没有突破国家的军事垄断，还是一种在国家监督下把自发的地方武装纳入全面的、官僚化的管理机构的方法。但对以后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起着先导作用。

19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处于大**之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在孔飞力的笔下，整个中国的各种势力，不论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都在紧锣密鼓地组建武装。他说：“当经济危机和剥削把穷人驱赶出已确立的秩序时，当匾乏使各种族和语言集团中的冲突尖锐起来时，异端的和正统的领导人员双方都越来越关心军队的组编。”

本书以主要篇幅讨论19世纪中叶起出现的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地方武装问题，着重研究由正统的名流——绅士创办的各类团练的形式、规模、财政基础、同氏族的关系，尤其是同官方的官僚政治制度如保甲、里甲、地方治安和征税网络之间的关系问题，又以曾国藩等名流为对付太平天国和其它造反事件而创建各类地方武装为例，对上述这些问题作了详尽具体的分析。在这些正统的地方武力之外，本书还探讨了各种形式的异端地方武装、“股匪”、“堂匪”等到的兴起、同正统武装的异同、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和在一定程度上的转化等问题，展示了晚清地方军事化的广泛普遍和复杂情景。

孔飞力利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把1796—1864年间中国社会的军事化的过程、组织结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清朝衰落，民不聊生，太平天国运动试图为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寻找新的出路，当它危及现存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正统文化意识时，清朝的统治政权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行政能力都无以应付社会大动荡的局面，危难之际，传统士大夫阶层纷纷利用他们的社会资源，组建武装，与清军合力镇压太平军。

面对这些历史事实，孔飞力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

第一、以社会学与人类学结合研究的方法探讨历史。结合历史学的区域研究、个案研究方法，将军事化的各级组织(包括正统和异端)的内在结构、组织原则、规模、特征、历史演变、相互关系等因素加以联系的精细解剖。散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的各种类型的军事化组织，被纳入“正统与异端”、“团练一勇一地方军”与“堂一股一武装村社”三级纵向等级组织的概念网络中考察，使社会结构的组织脉络变得清晰起来。

第二、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对农村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的问题。他认为这是政权得以巩固的基础。太平天国的问题在于势力无法渗透到农村，孤立在城市的围墙里，他们始终是一个外来者。而农村的名流深深扎根于地方社会，对地方实行有效控制，不断吸收人员和财富，他们是地方财富的拥有者、保护者和获取者。

第三、把军事化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考虑，作为影响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行政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考虑。突破了过去对军事化研究的固有视域，如对中国兵制的影响和地方主义的发展。孔飞力对于伴随着晚清时期帝国在农村中控制的崩溃而出现的军事化过程做出了出色的分析。

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稳定延续的社会根源，在于王朝与地方名流——绅士间的协调，在于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这样，名流——绅士凭借他们的社会影响、正统的学术传统以及伦理观念，使传统政权得以反复重建。但到了晚清**时期，情况有了不同。名流为着自己的利益，也为着王朝的利益，在镇压王朝内部敌人中起带头作用，使王朝得以度过危机而继续生存，但这一结果的代价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和名流势力的扩张，地方权力旁落到名流——绅士之手。作者认为，这标志着传统国家的崩溃，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再也不能按老的模式重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该以旧秩序的衰落，传统国家制度的毁灭与地方军事化为着眼点，在西方大规模冲击中国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出现危机，新的力量已经在开始削弱中国传统社会，如人口增长的过剧、通货膨胀、铸币发行大量增加以及农村社会日益剧烈的竞争等，他认为以地方军事化形成的1864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能比1840年的鸦片战争更为合适。

《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

1990年，孔飞力出版了他的又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也体现了他80年代的学术成果。该书一出版，即获当年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高学术奖之一一“李文森”(Joseph K.levenson)奖，受到广泛的好评。该书共10章，从第一章“叫魂”案的缘起及基层官员对此案的处理到第十章从文化心理层面分析案件之所以发生以至席卷全国的原因，层层推进，剖析至深。

《叫魂》一书中，孔飞力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讲述了“叫魂”事件；又用

一半篇幅，多视角地阐释了故事背后的种种问题，诸如社会、经济、民俗、宗教、心理和政治等，描绘了民众、官僚、君主面对一个亦真亦幻的妖术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

所谓“叫魂”，系流传于中国民间的黑巫术(妖术)，施术者通过削割他人的少量辫发，即可操纵其灵魂精气，并置人于死地。1768年初春，“叫魂”妖术恐慌从浙江省德清县开始蔓延。石匠吴东明率领一班人马为修复城门，奋力向河底打桩，农夫沈士良为着惩罚两个暴戾的侄儿，要求吴石匠将写有侄儿名字的纸片贴在木桩顶部敲打，据说这样会给大锤的撞击增添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而被敲打名字的人会因此被窃去精气，不是生病，便是死去。还有传说道，有人欲剪万人发辫，摄魂造桥，用纸剪成人马，粘入发辫，念咒点血，人马便能行走，可以取人财物。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原本是毫无根据的无稽流言，却引起了时人极大恐慌，很快越过省界，影响到了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这是一场真正的群众性的歇斯底里，盲目迷信的大众们，将他们对妖术的恐惧转化为群体性暴力，发泄到那些假想的敌人身上，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些“外来的陌生人”——乞丐、游方僧。孔飞力将这些人称作被生存竞争挤到边缘的可怜人。对于民众的这些骚动，各级官员一开始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瞒报态度，视之为无知妄动。当时，经过康熙、雍正治理，满清统治渐渐稳固，剃发留辫也为汉人接受。但割辫因动摇满清统治的名分，上下都极为关注。嫌疑者被下令围剿，以政治罪追究。于是整部国家机器都开动起来，从朝廷到省到府到县都在清查叫魂犯。对大小官僚来讲，清查叫魂犯并不只是保一方平安的事，而是对皇帝忠不忠的问题了。因为在地方上所谓叫魂案都是子无虚有的事，一时间密告诬陷盛行，社会弥漫恐慌。而社会的恐慌又加剧了弘历对“叫魂案”的清剿。一些通过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再屈打成招罗织成的所谓“叫魂案”纷纷出笼。集中到弘历那里，也成为皇上考察官员的主要途径。“叫魂案”的范围一波一波扩散，从江南波及华北、川陕。一大批乞丐、僧人等社会最底层的人受尽冤屈折磨。当然，其中不乏有个别愚昧、不法的流民，或信以为真、以身试法或利用叫魂作法骗钱。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梗概。

作者以“剪辫”案为切入点，将一个不起眼小事如何演变为席卷数省，涉及整个帝国的大事，反映得淋漓尽致。该书采取一种“大叙事”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 其中特别关涉到三种有代表性的社会层次或称之为社会力量, 他们分别为不同的利益、动机所驱使, 从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与经历出发, 对于“叫魂”事件采取了某种各取所需的解读与因应方式, 书写出所谓“叫魂”事件的三种版本：第一个版本关涉到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由此所引发的骚动, 以及骚动的背后所隐涵的下层民众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于社会权力的渴望；第二个版本关涉到立足于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的常规运作的官僚们, 在“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之间的穷于应付；第三个版本则关涉到弘历皇帝的人格特征, 中国传统专制及其表现形式, 满汉文化的冲突, 皇权与官僚体制的常规运作之间的张力, 等等。三个版本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 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切入一个共同的主题, 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及其相互限制。

《叫魂》对社会经济、民间信仰、专制政治、官僚体系、社会结构、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信息传播诸方面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叫魂案何以从民间的心理恐惧到社会恐慌再发展成皇帝的精神恐惧的整个社会背景，将1768年发生在“太平盛世”的这段荒谬危机，从表层到深层、从历史到现实、从草民到君主官僚，进行了多视角的深刻剖析。

本书运用了大量的朱批奏折、档案材料，分析方法有社会心理的、区域经济的、文化心理的、民间习俗的等，多种方法的交叉灵活运用，使本书内容丰满，富有可读性。

《现代中国的起源》（2002）

作为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家，孔飞力始终关注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即传统的政治体制如何变迁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不是对西方冲击的简单回应，中国历史是延续的，它本身的传统因素是无法回避的。但是，现代与西方又深深纠结在一起。

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的《近代中国的起源》被认为是孔飞力有关中国近代政治变迁的大成之作，总结性地概括了他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

在该书中，孔飞力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影响晚清中国和现代中国的相当紧要的问题:

政治参与的拓宽如何与增强国家权力和国家合法性相一致？政治竞争如何与某种公共利益相协调？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与地方社会的需要相一致？”

孔飞力认为，这些制度性的因素，把中华帝国晚期与现代中国联系起来。因此要理解现代中国，需要回到对于晚清社会政治变迁的历史研究中去。所谓现代性的制度性因素，并不是唯一地产生于外部危机之中，也产生于困扰晚清帝国的多方面的国内危机之中。

中国，如何嬗变为一个现代国家，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孔飞力一直致力于研究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问题，他探索清末至5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历史走向，把中国现代政治制度面临的问题加以概括。他发现这些问题统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改革派思想家魏源那里，于是，从魏源出发，经由冯桂芬、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一直到毛泽东，中国现代国家制度要解决的问题和答案，既在重复，又在深化。在孔飞力看来，现代中国的起源，需要从中国自己思想传统中寻找。

在这本短小精悍的著作中，孔飞力讨论了一个他长期以来一直感兴趣的主题——困扰晚清政治统治的若干短处及其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他对此提出了新证据和新解释。传统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论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革命和改革都是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针对这样的观点，孔飞力在这本书中再一次重申他的“中国中心观”的立场:即“中国近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它内部的历史潮流所塑造的”。此书是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讲演稿，1999年出版了法文版，2002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英文版。英文版全书包括一个新导言和四章(此四章为过去的讲演稿)。这四章的内容分别是:

第一章，“魏源思想中的参与和权力”(Participation and Authority in the Thought of Wei Yuan);第二章，“试验中的改良”(Reform on Trial);第三章，“毛主义的农业和旧政权”(Mao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ld Regime);第四章，“基本议程的转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ituional Agenda)。前三章，孔飞力运用了一些过去很少或根本没有用英文研究过的中文资料。第四章部分地是重复前三章的内容，部分是关于19世纪末两位被大量研究的国家主义者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新的看法。

在第一章，孔飞力首先分析了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魏源(1794-1857)的生平。孔飞力通过有关魏源的第二手资料(大部分为中文资料)和他本人对魏源的《诗书古微》的读解，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孔飞力认为，魏源借《诗经》撰“鹿鸣”一诗，是为了说明“正确的决策需要通过讨论才能获得，而不是由一个来源由上往下灌的。”魏源打破常规，没有把鹿鸣看成是对明君的企求，而是强调要在吃草的鹿群中沟通。但是，孔飞力又特别提醒人们，千万别把魏源视为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他认为魏源只是把政策讨论的范围扩展到上层的士绅阶层，而且“魏源所谓的拓宽政治参与，并不是要限制国家权力，而是要加强国家权力。”

在第二章，孔飞力转而研究比魏源年轻的同时代人冯桂芬。孔飞力认为，冯桂芬基于魏源的一些抽象思想，提出了改革税收制度，因而也是改良北京与农村问题关系的专门建议。孔飞力认为冯桂芬关于国家和地方一级的民主改革建议有受西方影响的痕迹。1898年的改良者们对冯桂芬的这些改革建议“几乎都是敌视的。”他们担心如果创造一个美国式的政治制度，会给予小集团自由支配的空间，使私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

孔飞力认为，魏源追求的是一个更有效率和强大的中央政府，伴随的政治参与的拓宽是要加强国家权力而不是限制国家权力，而冯桂芬则主张低级精英参与政治，魏源反对冯桂芬的观点，认为低级精英的参与会否定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有害。他主张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孔飞力认为，魏源这种将政治参与同强化国家权力有力地结合起来的观点，就是“现代中国的有特色的本土起源”。

在第三章，孔飞力还研究了清朝政府保存的、湖南未阳县的1840年代农民造反的官方档案文件。农民的造反反映了北京政府对于收取充足的税收是无能为力的，它离不开养育腐败和强取豪夺的税收中间人。孔飞力认为，1950年代共产党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不只是一种跳跃式发动工业化的道路，也是为了解决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心一外围关系的老问题的一种努力。“旧政权对于锻造一种与农村的生产者之间没有居中斡旋的关系的关注，必定给集体主义者的运动提供了历史基础。”孔飞力认为，“将税收制度收回官僚体制的控制之下，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大多牢牢地扎根于旧政权的议程之中。”在他看来，二十世纪的政权，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继承了清朝帝王试图将非官方的中间人驱逐出税收系统的野心”。孔飞力认为，共产党的农业集体化就是要消灭过去农村的税收中间人，“土地革命是摧毁作为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地方名流”，把他们作为革命的对象，农民的敌人，共产党用贫下中农来代替他们。但由于这些贫下中农缺乏进行有效农业生地、工具和牲口，新政权很快组织了“互助组”。在这里，孔飞力将革命的对象——地主，称为“农村的税收中间人”，以之为纽带，把农业集体化的历史与清朝政府如何与地方名流争夺税收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历史挂起钩来。

在全书的结尾，孔飞力联想到后毛泽东时代即中国“改革”时代。他认为现代政治制度的议事日程重又成为活跃话题。中国的现代国家的特征是决定性地由它的内部历史塑造的。他指出，晚清时期的国内危机带来了某些关键性的困境，包括怎样面对权力的滥用、怎样控制民间民族精英的政治能量、怎样以一个小型的官僚机构治理一个庞大的社会。正是由于这些困境的存在，孔飞力认为，“即使外国的侵略尚未发生，中国内部就己经潜藏着一些基本的变化。”而为应对这些困难，一种“持续的国家宪政议事日程”就出现了，包括怎样协调官方与政治参与、公众和私人利益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关于“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走向，孔飞力也有基本的判断和预测。他认为向世界商业的开放，沿海省份的地方自治的大门也许会打开，至少在经济上。

孔飞力坚信: “中国的制度变迁的议程仍然是用中国自己的形式来处理的，而不是用我们的。”

海外华人移民史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孔飞力把海外华人移民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新重点。海外移民史的研究，使他得以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考察融为一体，在更开阔的视野下审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探讨海外华人与祖国、与住在国的复杂关系及其身份认同、历史与现实遭际、华人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心态等问题。他认为海外华人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研究海外华人，可以了解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过程，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国家去移民，他们在海外的经历怎样、怎么发财？或者成功，或者失败。还有，别的民族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欺负华人，有什么历史缘故？海外华人和当地的居民、政府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又怎么影响到他们的前途？内容很多，它涉及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以及民族学和国际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学科都构成海外华人研究的一部分。

1993-1994年，孔飞力在哈佛开设海外华人课程的。孔飞力认为中国文化使中国移民形成几个很有价值的特点，一个是家庭制度，一个是商业化，中国早期商业化的历史和移民的历史关系很密切。还有一个特点是在海外维持中国文化，这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国移民在海外，它的融合过程，事实上很慢。中国人在泰国融合得比较成功，可是很多泰国的华人家庭仍然维持他们原来的中国姓，他们的个人行为和信仰都是非常中国化的，具有很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孔飞力对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从学术角度，主要缘于这样三个因素：

首先，回应所谓的“中国的冲击”言论。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移民，包括国内移民和海外移民两个部分。自15-16世纪起，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移民的进程大大加快，到了17 世纪后期，侨居东南亚的华人已有相当大的数量，在不少国家已经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华侨聚居区。其足迹从东南亚扩展到各大洲。至20世纪末，华侨的总数大约3200万，遍居于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海外移民成为国际移民中引人注目的人群，在社会各领域日益显露影响力。面对海外华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孔飞力指出：“„西方的冲击‟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的一个常识，但„中国的冲击‟却少有论及。自十七世纪以来，我们观察到的世界范围内的海外华人群体，对我们来说如果不是„中国的冲击‟，又是别的什么呢？”孔飞力的所谓“中国的冲击”，主要是指华人在海外定居、发展甚至主宰某些地区经济的一种强大能力。“中国的冲击”，是使孔飞力把研究领域从近代中国的社会史、政治史拓展到海外华人移民史的客观历史条件。

其次，超越“中国中心观”的局限。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年轻一辈学者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回应”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及其衍生的“传统—近代”、“帝国主义”模式提出了批判，形成了一股要求从中国社会内部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思潮，即“中国中心观”。但近年来，“中国中心观”又在美国中国学领域引起了一股批评和反思的思潮。将中国研究置于世界历史的宽阔背景之下，这就很难以“中国中心观”概括。在这股反思浪潮中，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构成对“中国中心观”最直接的冲击。华人在海外定居，不论暂时还是永久，即使中国的社会和历史陈述对他们来说仍然根深蒂固，他们也会被整合到当地的历史中去。在孔飞力看来，这个过程很难用单一的民族或文化视角来掌握。

第三，延伸其重视人口问题的学术思路。在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人口问题始终是孔飞力立论的重要依据。在孔飞力的历史观中，人口流动因素占据重要位置。

孔飞力关于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虽然不多，但其中一些观点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是对“祖国”概念的辨析。他认为，使用“祖国”概念，要力戒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所谓“种族本质论”，以为海外华人具有先天的不可更改的种族特性，它使海外华人具有文化特殊性，妨碍他们融进所移居的社会；另一种是所谓“大中国”观，认为海外华人通过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经济网络，将祖国扩张到张到世界舞台上。孔飞力认为这种观念最可怕的是导致“黄祸论”。“大中国”观的假设，常使海外华人华裔对移居国的忠诚性受到怀疑，从而陷于危险的境地。

在近现代史上，每当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不景气，“黄祸论”便会沉渣泛起华人经济的成功，及其与祖国的天然联系，被借题发挥为种族主义的错误观点似乎中国在借海外华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孔飞力根本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祖国”这一概念是复杂而变动的。从客观方面讲，“祖国”对海外移民有双重的影响：“移民在祖国获得的历史经验教会了移民在海外生存的有用技能；但是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一个逐步实行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在中国的出现，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对海外移民构成了某种影响。从主观方面看，“祖国”又是心存于海外华人心中的各种主观想象。

其次孔飞力认为，要理解海外移民史，必须将中国漫长的国内移民史作为基本的背景，海外移民史只不过是整个移民进程的一个特例。孔飞力十分强调将海外华人移民史与中国历史本身联系起来考虑，海外移民史的根在中国。这是孔飞力研究海外华人移民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立场。

孔飞力形象地将中国比作一所海外移民的学校。他所谓的“移民学校”，是指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著名商业城市，如厦门、广州等。孔飞力认为它们是向海外移民的“中转站”。海外移民在国内这所“移民学校”获得的是“历史资本”，即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获得的历史经验，而不是“文化资本”。

最后，是对海外移民精英的身份认证和泛华运动的理解问题。

孔飞力在中国社会史、政治史的研究中，历来十分注重研究绅士——社会精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海外移民史问题上，他仍然关注社会精英这一群体的作用。当然，在海外华人社会这一特殊群体中，社会精英不再是拥有功名的文人绅士，而是来自各个方言集团和区域集团的华商。孔飞力认为主要有两种方式，使海外华人精英获得其领袖地位的认同。一是，通过强调“祖国”意识来超越方言的、区域集团的界限。二是，通过捐款给慈善事业和教育。获得当局向他们颁发各种头衔。海外华人社会精英追求身份认证的结果，就是泛华运动(pan-Chinese movement)的兴起。

孔飞力认为，泛华运动和泛华意识的形成，首先是受到中国国内发生的革命和改良运动的影响。其次，在与欧洲经济的竞争中，由于华侨分割成不同的方言集团，导致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现实也刺激着一些有识之士倡导泛华运动，他们呼吁建立整个南洋的华商总会，摈弃方言、区域、职业的界限，联合起来与外族竞争。再次，华人精英们坚定地捍卫华文教育，是因为“他们将华文学校的存在看作是华人社会和他们个体身份认同的基础。”

孔飞力深刻总结了泛华运动的双重后果。从积极方面讲，泛华运动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具有社团甚至地区影响力的华人领袖，如陈嘉庚。但从消极方面看，泛华运动又付出了痛苦的代价，“祖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社会—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使得华人在新加坡这个被其领导人称为多元种族的国家里以及其他南洋国家中倍受排挤。在东南亚，“华侨”一词至今仍具敏感性，他们与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常为排华运动之口实。

学术评价

有学者认为，孔飞力关注的核心命题，就是中国近代社会如何“脱胎换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孔飞力用了近四十年的时间，他的视野纵横晚清、民国、共和国初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间，美国的学术思潮演变、中国和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多维变化，无疑为他的思考提供了宏阔的思维空间背景和丰富的思想养料。他的学术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博士论文开始，直到80年代中期，研究1796-1864年的地方军事化、清王朝衰落及太平天国运动、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等问题，是谓中国近代社会的近代“胚胎”滋长和“胎动期”。孔飞力分析了中国社会自身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环境，传统国家权威的衰落和绅权的扩张，国家与社会的均势向士绅代表的地方社会一端倾斜，孕育着近代的因素。

从80年代中期至1990年，孔飞力通过对清宫档案的解读，出版《叫魂》。此书是解剖1768年发生在乾隆朝的一桩“叫魂”妖术案件，意在透视“母体”。孔飞力认为近代脱胎于传统，那么传统究竟为何？需要走近细看。孔飞力问道：“时处十八世纪，倚仗武力而来的西方人尚未出现，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否已在为中国近代社会创造着条件？”

90年代以来，孔飞力分析“现代国家的起源”，此为“脱胎换骨”问题的长时段、宏观的考察，从魏源到毛泽东，孔飞力围绕着三个基本的需要解决的课题(即扩大的政治参与如何与增强国家的权力和合法性相一致？政治竞争如何与公共利益的概念相一致？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与地方社会的需要相一致？)，总括性地讨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脱胎换骨”的“换骨”问题。

90年代中期以来，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孔飞力认为，海外移民史脱于国内移民史之“胎”，海外移民史与近代以来的商业化、城市化相关，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史发生在近代以后，本身就是近代因素发展的结果。而这种对海外移民史的研究，内在的出发点，是在考量和评估变化后的中国的海内外形象。

孔飞力是一个饮誉国际中国学界的著名大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孔飞力开始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以其新颖的视角、精当的方法、独到的见解，在美国中国学界奠定了学术地位。他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关于“叫魂”案的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研究，关于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观念形态研究，都成为美国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人才的必读书。被公认为是费正清之后，引领美国近代中国史研究前沿走向的重要学者。

活动年表

1933年9月9日，生于英国伦敦。

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Woodraw Wilson)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

1954年，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1954-1955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日语与日本历史。

1955年夏一1958年夏，在美国本土服役。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Montery)的军队语言学校，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字。1957年春，转移到美国东部继续服役18个月。

1958-1959年，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58-1962年，担任福特基金外国研究员。

1959-1964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教授学习中国近代史，1964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

1962年，与Sally Cheng结婚，1963年儿子Anthony出生。

1963年，开始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讲师。

1965-1966年，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研究员前往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

1970-1971年，担任ACSL中国文明研究员。

1971-1974年，担任了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主任。

1971-1976年，担任当代中国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974年，升任芝加哥大学正教授。

1975-1978年，担任美国历史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

1975-1977年，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

1977年一，担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研究员。

1978年秋，回到哈佛大学，接替费正清担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历史讲座教授至今。

1979年6月一7月，随美国明清史专家代表团访华，参观了中国六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图书馆，以及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

1980-1986年，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1984年，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研究员。

1984年，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到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接触到1768年乾隆年间发生的“叫魂”案清宫档案。

1984年8月13日一1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韦庆远教授和辽宁省档案局领导陪同，参观抚顺市档案馆业务建设。孔飞力教授回国后，于9月14日致函市档案馆表示满意和感谢。

1990年8月31日至9月3日，孔飞力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题为《西方对近代中国政治参与及政治体制的影响》的学术演讲。

1994年1月，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讲学。

1994年6月28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庆祝建所四十周年及纪念创所人郭廷以院士举办的“纪念郭廷以先生史学讲座”上发表“魏源(1794--1857)政治思想中的参与与权威”演讲。

1995年，参加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担任“中国和中亚”分会第84讨论小组“Humor in Republican China的主席。

1996年3月1日，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为学生做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学家应当研究海外中国”(Why Should Sinologists Study Overseas China？)的演讲。

1999年3月11-14日，参加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担任“中国和中亚”分会第142小组“海外华人和身份与文化在中国南方的变化，1900-1949(Chinese Oversea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China，1900-1949)的讨论。

1999年11月2日，在美国“国际移民大学委员会”高级系列学术讲座上做，“当代中国移民”(Contemporary Chinese Emigration)演讲。

2002年10月3日，孔飞力在Lake Forest College的东亚研究讲座上做了题为“A Stateless Expansion： Five Centuries of Chinese Emigration.”的演讲。

2003年4月10日，孔飞力在美国Swarthmore College的吉纳维芙·李青雯(译音)亚裔美国人问题96纪念系列讲座(The Genevieve Ching-wen Lee‟96 Memorial Lectures on Asian-American Issues)上发表了“中国家庭怎样创造历史： 四个世纪的移民”的演讲(How Chinese Family Made History： Four Centuries of Emigration)。

2003年11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做题为Chinese Emigration： Themes for a Global History的演讲。

2003年7月24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做题为“农村社会与海外移民”的讲演。

2003年7月25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做题为“华人的社会经验中一些适应于移民活动的特点”的演讲。

2003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中国移民：一部世界史的诸多方面”(Chinese Emigration： Aspects of a World History)的主题发言。

主要学术成果 著作

1.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its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1970，second printing 1980 with relevant new preface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Soul 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1990.《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3.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2002.《现代中国的起源》

4.Introduction to Ch‟ing Documents： Vol.L Reading Documents： The Rebellion of Chung Jen-Chieh.Harvard University，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1986(With John K.Fairbank.)

《清代文献介绍：第一卷：阅读文献：钟人杰叛乱》

5.The Homeland：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97

《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

论文

1、“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 Doctoral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l964.《太平叛乱时期的中国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博士论文，1964年。

2，The T‟uan-lien Local Defense System at the tim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7(1967)218-255.“太平叛乱时期的地方团防制度”，《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7，1967年。

3、“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and Mobilization，in F.Wakeman and Cz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257-298.“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等问题”，见魏克曼、格兰特等编的《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加州大学出版社，1975年。

4，“Origions of the Taiping Vision： Cross-Cultural Dimensions of a Chinese Rebellion，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3(July，1977)350-366.“太平理想的起源：中国叛乱的跨文化考察”，《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1977年7月。

5、Local Taxation and Finance in Republican China，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No.3(1978-9)100-136.“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收和财政”，《远东研究文选》第3卷，芝加哥大学，1978-1979年。

6、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1.10(1978)(with Susan M.Jones)107-162.“朝代的衰落和叛乱的起源”，《剑桥中国史》，第10卷，1978年。

7、The Taiping Rebellion，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1.10(1978)(with Susan M.Jones)264-317.“太平叛乱”，《剑桥中国史》，第10卷，1978年。

8，Late Ch‟ing View‟s of the Polity，Select Papers，No.4(1979-80)1-18.“晚清政治观”，《远东研究论文选》，第4卷，1979-1980年。

9，Chinese Views of Social Classification，in James L.Wanton，ed.，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16-28，“中国人的社会等级观”，中国人的社会等级观，《革命后中国的阶级与阶层》，1984年

10，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Government，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1.13(1986)329-360.“地方政府的发展”，《剑桥中国史》第13卷，1986年。

11、Political Crime and Burueacratic Monarchy： a Chinese Case of 1768”，Late Imperial China 8.1(June，1987)80-104.“政治罪和官僚、君主制度：1768年中国的一个案子”，《帝国晚期的中国》，1987年6月。

12、Ideas Behind China‟s Modern Stat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 55，Issue 2(Dec.，1995)，295-337

“中国现代国家的观念”，《哈佛亚洲研究》，1995年。

13、The Homeland：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Fifth-eighth George Ernest Morison Lecture in Ethnology 1997，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祖国：对海外移民史的思考”，1997年。

14，China as a School for Emigrants，Tradition and Metamorphosi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Kwang-Ching Liu‟s Seventy-fifth Birthday，Volume II Essays in English，19980

“中国，一所移民的学校”，1998年。

15、Toward an Historical Ecology of Chinese Migration，2001。

“华人移民的历史生态学取向”(会议论文，未刊稿，2001年)

16.Can China be Governed from Beijing？ Reflections on Reform and Regionalism，in China‟s Political.Economy，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2000.“中国能为北京统治吗？对改革和地区主义的反思”，2000年。

17，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e Role of the West.Chinese Historians Volume V，Number 2(Fall 1992)，Issue Number 10.“西方对近代中国政治参与及政治体制的影响”，《新史学》第二卷三期(1991年9月)，第118页。

18.“Sorcery as an Object of State Control

“作为国家控制目标的妖术”，台北：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明清与近代史组，上册，1999年。

19.Wang Gungwu： The Historian in His Time，in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ang Gungwu，edited by Billy K.L.So，John Fitzgerald，Huang Jianli，and James K.Ch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3.pp.ll-31

“王庚武：一生一世的历史学家”，2003年。

20，“从乾隆档案研究„封建专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页725-740，1988年。

21、Chinese Social Experience Adaptable to Emigration，Asia-Pacific Forum No.21，Sept.2003。

台北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中心2003年9月亚太研究论坛第21期。“与移民相适应的华人社会经验”，2003年。

22，Civil Society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公民社会与体制的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研究通凯》第13期，1999年6月。

23，《阎锡山与政治现代化》(《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1912-1927年》上、下，1984年4月)

24，News from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Beijing，Ch‟ ing-Shih Wen-t‟i，2/1984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情况》

参考文献 贾艳敏 一本不可多得的社会史专著：《叫魂一1768年中国妓术大恐慌》，林满红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文史哲》1996年第6期

吴前进 孔飞力教授与海外华人研究--在哈佛访孔飞力教授(Professor Philip A.Kuhn)《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6月第2期 陈君静 孔飞力和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

龚咏梅 孔飞力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课题——关于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探索与争鸣》 “脱胎换骨”的近代中国：孔飞力与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博士论文）/龚咏梅著；朱政惠指导，华东师范大学； 2004

第五篇：孔校长演讲稿

践行一日三省、高效快乐生活

为了打造文明和谐、严谨高效、健康快乐的实验部。在此我向同学们提出一日三省：一省：言行是否文明得体；二省：心态是否积极向上；三省：学习是否严谨认真。希望同学们每日做好对照，高效快乐生活。

1、礼仪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祖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美称。文明礼仪不仅反映了一个人的气质风度、阅历见识、道德情操、精神风貌，而且还代表着一个集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常言说得好“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同学们，让我们从身边做起，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文明人。

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们该如何做才叫文明：注重仪表，穿戴整洁、朴素大方，不烫发染发，不留怪发，不化妆，不佩戴首饰，这是一种文明；爱护公物、爱护环境、节约资源也是一种文明；尊重师长，孝敬父母，诚实守信，礼貌待人，是一种文明；同学之间互相尊重、团结互助、理解宽容、真诚相待、正常交往，不说脏话，不骂人，不打架，不喝酒、不吸烟是一种文明。“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纪律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公共生活中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则，严守纪律是现代人应有的素质，遵规守纪是形成良好品德的需要，也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条件，一个有组织性的集体绝对不会缺少严格的规定与鲜明的纪律。《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学生守则》及我校制定的《中学生管理规定》几项制度为我们的言行举止指明了方向。让我们共同努力，牢记校训，全力打造一个文明和谐、健康快乐的实验部。

2、人生的方向就是由心态决定的，一般来说，人们面对学习的态度只有两种，一个是积极的态度，再一个就是消极的态度。一个人的心态积极乐观向上你的个人目标实现的机会就大，相反，一个人的心情抑郁，整天愁眉苦脸地面对生活，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积极，常常错误百出，那么自我价值就会实现的机会就很少。所以，心态时时刻刻都在支配着我们的言行，决定着我们对生活的选择。不同的心态，就会演绎出截然不同的命运。三个工人在砌一面墙。有一个好管闲事的人过来问：“你们在干什么？”第一个工人爱理不理地说：“没有看见吗？我在砌墙。”第二个工人抬头看了一眼好管闲事的人，说“我们在盖一栋楼房。”第三个工人真诚而有自信地说：“我们在建一座城市。”十年后，第一个工人在另一个工地上砌墙；第二个工人坐在办公室画图纸，她成了一名工程师；第三个人呢，成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裁，是前两个人的老板。仅仅十年的时间，三个人的命运就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呢？是态度！态度决定高度。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追求和目标。具有积极乐观心态的人，其人生目标必然高远，有了高远的目标，必然会为之努力，有努力就有回报。第一个工人心态是消极的，心情是郁闷的，想的是一些令自己不愉快的事，回答别人的问题时也是满肚子怨气。第二个工人要比第一个工人心态好些，尽管也是在砌墙，但他却把这堵墙当作一栋楼房来建，心里想的是如何将楼房建设的更好。第三个工人心态最好，工作那么辛苦，他还那么自信那么专注。人最可贵的就是“积极”二字，第三个工人把砌墙这样的小事当作一项伟大的事业来看待，十年后成为老板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物永远是阴阳并存的。积极的心态看到的永远是事物好的一面，而消极的心态只看到不好的一面。积极的心态能把坏的事情变好，消极的心态能把好的事情变坏。积极的心态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消极的心态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不是没有阳光，是因为你总低着头；不是没有绿洲，是因为你心中有一片沙漠。

当然，人总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一个人，或者是因为一件事，让你久久不能释怀。致使心情低落，产生不良心态，这种心态就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也会影响你的工作学习，甚至会影响你的成长进步。这个时候要试着调整心态，接受现实，适应现实。有的时候，我们既然改变不了环境，就要努力改变自己，从不良心境中解脱出来，让自己适应这个环境，用乐观向上的心态去做你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

3、严谨认真是学生学习在最基本的态度。

严禁认真是学生学习在最基本的态度。一个草率从事，马马虎虎的同学是很难取得好的成绩的。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事情：有的同学在学习中总是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如已经计算正确的结果写错，有的家长老师把这归结于马虎，其实不尽然，关键在于学生还没有形成严谨认真的思维品质，学习习惯，同学们要从平时养成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这将使你受益无穷。

如：王文是一所高中的学生，她的班今年有七位同学考上了清华大学，被称为明星班。某报记者闻讯赶去采访，请教他们学习上有什么好经验，他们的回答虽然各异，但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是他们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

有四位同学不约而同拿出一个本子—错题集。打开一看，都记得密密麻麻。他们把作业或考试中做错的题都收集在这个本子里。每一次考试完之后，他们先把做错的题原封不动抄下来，用铅笔标出错的地方，然后在认真做一遍，最后用简明的语言归纳出错误的类型和失败的原因（用红笔书写）。用这种严谨的方法对待考试中做错的题，做到决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记者又让王文找出来他上课时候的笔记、练习和试卷。记者发现，王文的作业跟其他孩子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认真，书写规范、清洁。作业的格式、数字的书写、数学符号的书写都一丝不苟。

王文对记者谈到“养成一个认真严肃的学习习惯是成功的关键。我建议同学们要独立思考，独立完成作业，不要跟别人对算式和结果，更不要抄袭别人的作业。” 王文的同桌，一个男生说：“一定要严谨认真，注意细节。学习好的同学，大都严谨认真，并且养成了习惯。比如，认真审题、仔细运算、验算等等。

可见，严谨认真也是所有成功学生的学习秘诀。

严谨认真，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是一个人的非智力因素，但是在学习中却起着重要的作业，也是现在许多孩子所欠缺的。现在的中小学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大都重视孩子智力因素的培养，而往往对于非智力因素重视得不够。这就造成孩子们智力因素跟非智力因素发展不协调，聪明是聪敏，可是缺乏刻苦钻研，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学习精神。世间最怕“认真”二字，孩子想要学得多一些，学得好一点，认真严谨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意义不完全在于今天或者明天，他讲影响到孩子的一辈子。有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那真是一辈子受用不尽。

让我们牢记一日三省，高效学习，快乐生活，我实现学校提出的奋斗目标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