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孔学纯

第一篇：辩护词—孔学纯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开物律师集团（洛阳）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孔学纯的委托，指定我担任其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仔细阅读了本案的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孔学纯，根据法律和本案事实，认为公诉方指控被告孔学纯涉嫌非法经营罪，是完全缺乏事实依据的，适用法律也有重大偏差。公诉方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指控的罪名，其论证缺乏说服力。本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指控孔学纯的非法经营罪罪名不能成立，他是完全无辜的，因此本辩护人为孔学纯作无罪辩护。

一、对非法经营罪第（四）项的理解要符合立法本意，否则就会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效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无意中成为华势力的同盟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全文是：“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虽然公诉人只是笼统地指控孔学纯的行为触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没有明确指出相应款项，但是根据本案并不涉及该条前三项的事实，可知公诉人实际上适用的是该条第一款第（四）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空白罪状条款，这就实际上使公诉人的指控完全没有了法律依据。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该条这一项的批评相当激烈，其主要观点是：“非法经营罪”该项是一种典型的“空白罪状”，其实质是授权政府制定罪与非罪的界限，这是违反立法者的立法本意和宪法原则的。

“非法经营罪”第（四）项受到的第一重诟病，主要是因为其外延不清晰，从而极易导致滥用刑罚的“口袋罪”，造成冤假错案，形成为渊驱鱼的不良后果，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只要某项犯罪的外延不清晰，事实上就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就是没有法律规定而强加于不特定公民刑罚，就是错误的处罚。

“非法经营罪”第（四）项还具有另一重更严重的弊端，不但违反“罪刑法定” 的刑法原则，更违反了宪法原则和基本的法治精神。它是一项所谓的“行政罪”。“违反国家规定”的含义在《刑法》第96条中被界定为“非法经营”之“法”，不是单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而且包括了“国务院制订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这就意味着在“非法经营罪”的罪名下，罪与非罪的界限事实上是由国家行政机关来决定的。“罪刑法定”之法，是单指刑法。但在“非法经营罪”下，政府颁布、修改或废止一项行政法规，就可以决定一种经营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注意不是违法）。在这里，刑法给出了一个针对公民的“空白罪状”，刑法放弃了“罪刑法定”这一保护公民免受行政权力无端给予刑事处罚的根本原则，预先授权政府可以随时制定或改变罪与非罪的标准。在本案中，更为荒唐的是将这种授予中央政府的权力转移到由出版行政部门的两个工作人员（即两个鉴定人）来行使，这尤其是将行政权力在司法活动中滥用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对于这一空白罪状，不少法学专家表示了强烈的批判和无比的愤慨。这些专家的意见无疑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愤慨却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对这一规定实际上已经被否定，政府的定罪权被取消，这一项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可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的事实没有充分的认识，对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还有注意不到之处，以至于表现出不该出现的愤慨。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著名的“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不容挑战的。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一款

（四）项没有明文规定这种犯罪行为的犯罪构成和罪状，根据这一原则，就“不得定罪处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八、九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上述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是上位法的规定，是国家法律 的根本原则，不仅明确了行政法规无权设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不得通过制订行政法规涉及司法制度，而且也明确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六条对“国家规定”的解释中所随意扩张的“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这就使得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中的“国家规定”恢复到指“法律”的立法本意，也使得所有根据行政法规剥夺公民政治权利，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成为非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是为类推原则设计的法条，在类推原则已经废止的情况下，这一法条也就实际上失去意义，不能再在司法实践中适用。1979年版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是有名的“类推”制度。在97版刑法中，这一类推制度被废止。由于立法的惯性，导致这一制度死而不僵，改头换面后在第二百二十五条中出现。但是由于我国立法在整体上的不断进步，使这一规定实际上成为违反宪法等上位法的基本原则的规定，从而成为无效的条款，也就使得所有根据这一项规定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处理案件的行为成为违法行为，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行为。既然如此，本案的指控如果是根据上述第（四）项规定作出的，人民法院就应当毫不犹豫地认定其没有法律依据。

二、公诉人指控孔学纯涉嫌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孟津县印刷厂涉嫌非法经营罪，而孟津县印刷厂涉嫌刑法上的非法经营罪的指控是不成立的。

1、要指控孟津印刷厂涉嫌非法经营罪，首先要指控位红霞涉嫌非法经营罪，但是现在并没有任何国家司法机关指控其涉嫌非法经营罪，如果指控其涉嫌非法经营罪，首先必须证明其行为在行政上违反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

指控位红霞涉嫌非法经营罪的直接法律依据，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十一条：“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一条至第十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在这里，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设定罪状，涉及到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这已经是违反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行为，理由前文已述，此处不赘。而本罪中可能违反的“国家规定”，只有国务院2001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因为其他行政法规以下的行政规章，是不能作为“非法”之依据的。该条例直接根据宪法制定，其目的之一是“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根据《立法法》，行政法规是无法对公民的宪法权利进行限制的。因此该条款的适用范围非常清楚，它不能约束和剥夺公民的出版自由，只能针 对经营性的出版市场的活动进行规范。因此，该条例的管辖范围是“出版活动”，而不是“出版物”，公民的出版物即使违法，也不能证明其出版行为违法。

辩护人认为事实上《出版管理条例》也正是这样规定的。它的第二条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出版活动，适用本条例”。再据第二条第二款的解释：“本条例所称出版活动，包括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国务院根据这个条例建立了一个严格的、由国家出版单位来垄断并由国家进行预先审查的出版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出版”概念是非常狭窄的，出版成为一个与“市场”、与经营活动相联系的概念。根据该条例，新闻出版管理机关只能对印刷或复制单位，发行、销售或出口单位及上述环节中的经营活动进行处罚。如条例的第四条规定，“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于是这个条例就预先排除了对大量的非经营性的、私人的印刷物的管辖。人们可以印刷自己的作品，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人，人们也可以为了宣传党的决议、宣传国家政策、传播宗教观点等目的印刷资料予以赠送或者免费发放。这些行为都与“出版市场”、经营活动或经济效益无关。因为我国目前《出版法》缺位，国务院的针对出版活动的条例，没有也不可能涉及非经营性的私人印刷物的问题。而且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里，条例没有说公民行使出版自由必须得到批准或许可，也没有规定出版、印刷、发行、复制单位有权对公民个人出版或者印刷的出版物有审查或者许可的权利。根据上述论述，可知位红霞以个人名义到印刷厂印刷出版物，其行为并不违反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不属于行政违法行为。

2、豫新出鉴[2007]第115号出版物鉴定书不能作为指控孟津县印刷厂涉嫌非法经营罪的依据。

首先，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并不认为孟津县印刷厂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上述鉴定的依据是《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和《出版管理条例》，这就说明其鉴定的目的是为了决定是否对行为人处以行政处罚，而不是为了刑事处分。该实施办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和国务院《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的事项”。“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决定不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不予行政处罚通知书，说明不予行政处罚的理由，送达当事人”。尤其是该条进一步明确“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决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应当制作建议追究 刑事责任意见书，连同有关材料和证据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这一规定充分表明了刑法的谦抑性，说明只有在通过行政、民事的方法不足以打击和制止犯罪时，才会根据刑法的规定启动刑事程序。在本案中，由出版行政机关指定的鉴定机关和鉴定人员只是作出了特指的出版物属于非法出版物的意见，并没有建议出版行政机关对孟津县印刷厂采取任何行政处罚措施，甚至没有作任何表态，更没有建议作出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书，这就说明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并不认为其行为属于行政违法。

其次，鉴定书所指的特定出版物属于非法出版物，只是鉴定人和鉴定机关的鉴定意见，并不是政府向社会公示的通知或者内部通知，孟津县印刷厂在没有这个鉴定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知道这样的出版物是非法出版物，也就不可能拒绝印刷。前文已经说明，公民个人的出版行为不属于《出版管理条例》的管辖范围，法律没有对其有具体规定，因此印刷厂就没有理由拒绝印刷。这就如同一个单位或者个人建设一座违章建筑，将工程发包给一个施工企业，最后行政执法部门认定该建筑物是违章建筑，只能处罚业主，而不能处罚施工企业，更不能处罚施工企业的施工人员。

其三，认定企业涉嫌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企业构成行政违法，企业构成行政违法的前提是其受到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假设企业面临的是行政处罚，他们可以进行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获得一个完整的行政和司法救济机会。但当企业在没有经过行政处罚阶段而直接面临的是刑事处罚时，他们在刑事诉讼中，反而不能针对公诉方对其行政违法性的认定获得一个完整和单独的诉讼机会。他们对其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和行政违法性的辩护，只能在一个专门的刑事法庭上得到一个并合的、事实上是被简化了的甚至被忽略了的机会。这里的司法不公正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法律给那些遭受更高的刑事指控的被告提供的保护，反而不如给遭受更低的行政处罚的当事人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判决的公正性就会受到极大的质疑，法律的公正性就会受到损害，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和平与安定，是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根本利益。因此，本辩护人认为至少法庭是会认为本案的刑事指控是不成立的。

3、孟津县印刷厂印刷公诉人指控的出版物的行为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被列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非法经营罪，一个重要的犯罪构成要件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也明确将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列为客观要件。

但公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孟津县印刷厂印刷上述书籍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其一，被告没有销售行为，没有市场经营，只是一个为公民个人印刷出版物的行 为，且没有流入社会，不可能也无法扰乱市场秩序。

其二，孟津印刷厂印刷指控的书籍，只收取了一万元押金，全部加工费也只有一万多元，这甚至不够加工成本，作为一个国有企业，这实际上是工人们在为生存而挣扎，不是什么营利活动，非法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营利，而本案实际上是工人们为了生存，我国对于人权的基本观点是“生存权、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因此，孟津印刷厂这种无营利的劳务行为不可能扰乱市场秩序。

其三，如果公诉人指控所指书籍可以公开出版，还可以说孟津印刷厂的行为损害了出版和销售这种书籍的经营者的市场利益。但在政府的出版审查制度下，这些书籍迄今都是不能出版的。我们在全国任何一家书店都买不到一本这种书籍。这就使得公诉方指控孟津印刷厂涉嫌非法经营罪时必须指出其到底扰乱的是什么秩序？是市场管理秩序还是其他书籍的出版管制秩序？如果是后者，是不能控以非法经营罪的罪名的。这是由非法经营罪侵犯的客体来决定的。

其四，侦查部门的侦查卷中的扣押物品清单记载，其查获的指控书籍成品量是两个数据，一个是1490本，另外一个是3480本。总数是4970本。并且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其中的3480本是在补充侦查卷中查扣的，时间却是同在2007年10月9日。这就说明了孟津县印刷厂印刷的书籍也没有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一款三项规定的经营图书5000册的标准，更没有达到其第二项规定的非法所得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标准。

鉴于上述理由，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方的起诉是不成立的，法庭应当依法判决孟津县印刷厂无罪。

三、孔学纯的个人行为更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公诉方对他的指控更加不能成立，公诉方指控孔学纯涉嫌非法经营罪，只是因为其指控孟津印刷厂涉嫌非法经营罪，这从前述辩护意见和对本罪的犯罪构成的分析中可以一目了然。

1、从主观方面分析，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即行为人为了追求商业利益，故意实施非法经营的行为。本案中孔学纯既不是知道印刷品的内容而故意追求对这种印刷物的印刷，更不是为了追求非法利益。并且其作为个人，在这种行为中也不可能获得额外的非法利益，在这一事件中，孔学纯只是在知道有公民以个人身份要求印刷书籍时没有拒绝。同时，鉴定意见也认为，他们厂印刷的几种书籍，只有一种是非法出版物，并且这种意见并没有在事前作为政府意见向社会公示或者向企业通知，只是鉴定机关和鉴定人的意见，因此，孔学纯也根本不可能知道这种印刷物的非法性。

2、从客观方面看，企业印刷书籍的行为并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这在辩护意见第二条中已经阐述，在这种情况下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 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相信人民法院会充分考虑这一意见。

3、从主体方面分析，孔学纯不具有本罪的犯罪主体资格。本案中公诉方指控的犯罪单位是孟津县印刷厂，这是一个国有企业。根据《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第三条的规定，租赁经营，并不改变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根据条例第九条的规定，承租经营者是指承租经营企业的个人，承租经营者是企业租赁期间的法定代表人，行使厂长职权，对企业全面负责。孔学纯既不是承租人，也不是合伙人，更不是政府委派的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也不是承租人委任的经营管理人员。同时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企业的党委、工会等组织也不因租赁经营而消亡，而企业中有专门负责业务的主管人员，有负责印刷车间的车间主任，有负责装订车间的车间主任，这就说明企业的领导管理层是健全的，为什么就单单由孔学纯一人承担领导责任？孔学纯在到印刷厂打工之前是洛阳市迎宾馆的厨师，对印刷业务一窍不通，不可能成为公诉人指控的犯罪的主体。因此，从犯罪主体上分析孔学纯个人决不可能涉嫌本罪。

4、从客体上分析，因为孟津县印刷厂的印刷行为不可能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这在本辩护词第二条中已经充分论述，孔学纯的个人打工行为就更不可能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因而孔的个人行为并不侵害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根本不可能构成本罪。

同时，根据侦查案卷可知，孔学纯在面对侦查机关的讯问时，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并没有隐瞒任何案件事实，也没有虚构任何情况，这就说明他内心是无愧的，虽然他并不知道他的行为的性质，也不知道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综上所述，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立法本意，根据宪法、立法法和刑法的基本原则，本辩护人根据作人的基本良知，根据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操守，提出孟津县印刷厂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孔学纯更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不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受到刑法惩罚的辩护意见。对这一意见，请求法庭从保护国家根本利益、保护公民基本人权、保障社会和谐、防止给国外反华势力以人权口实的高度，根据法律职业需要的良知，充分考虑，作出对被告的无罪判决。

谢谢审判长！谢谢审判员！谢谢人民陪审员！

开物律师集团（洛阳）事务所 执业律师 2008、04、30.

第二篇：卢孔铃合同诈骗罪案辩护词

鲁XX合同诈骗罪案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浙江光正大（上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鲁XX家属的委托，指派黄华望律师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出席今天的法庭审理活动。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本辩护人总的辩护意见是：公诉机关对被告人鲁XX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合法，指控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鲁XX不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不具备合同诈骗罪客观要件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因而，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被告人与被害人发生经济纠纷首先源于第三方河北XX公司违约后拒不承担违约责任又恶意嫁祸于人造成的，从而使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合作协议无法履行；其次是中国XX集团总公司为刷清自己，拒不承担其下属温州分公司及员工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违规操作引发的法律责任，致使鲁XX丧失中国XX集团总公司授权委托人的合法身份，导致合同无效，索赔无门，资金链断缺；再者被害人要求巨额赔偿超出鲁XX承受能力；加之司法机关受上述相关公司炮制的假象迷惑而错误启动刑事程序，从而使原本能妥善解决的民事纠纷演变成复杂的刑事冤案，导致鲁XX蒙受牢狱之灾，造成被告人和被害人数百万经济损失。

辩护人认为，将本案作为刑事案件，无论是社会效果，还是法律效果，都是不妥当的。就其法律性质而言，本案仍属于民事纠纷的法律关系范畴。因此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指控罪名不能成立，建议公诉机关以证据不足撤回公诉，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指控罪名不成立。分述如下：

为了弄清鲁XX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本案已经查明的下几个基本事实：

一、詹XX是中国XX集团总公司温州分公司实际负责人，其涉案行为系职务行为，法律后果由中国XX集团总公司承担。同理，被告人作为中国XX集团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代理资格及其以中国XX集团总公司名义签署的合同理应得到中国XX集团总公司追认，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中国XX集团总公司承受。中国XX集团总公司疏于管理，其分公司及员工违规操作造成的法律后果应由中国XX集团总公司承担，被告人作为善意的第三人，应受到法律保护。中国XX集团总公司方面出具的证据材料不等于就否认该行业惯例中实际存在的工程挂靠、内部承包等现象。行政违规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二、鲁XX与被害人之间是内部合伙或合作关系，与XX公司的施工合同并没有转让，合同主体仍是中国XX集团总公司与XX公司；鲁XX有无经济实力不是施工合同生效或解除的条件。鲁XX与被害人合作，引进资金，可看作承包方增强了工程施工实力，是积极履行合同的表现。河北工地未能如期开工责任在于XX公司，鲁XX是受害人。XX公司出具的材料是虚假伪造的，不能采信。

三、鲁XX与被害人李X之间相关问题。

1、涉案金额。被害人交付的200万元，其中100万元是工程前期协调费用，是被害人对鲁XX前期开支的补偿，无须返还；按《合作协议》约定，李X应支付给鲁XX“合作订金”360万元，实际上其仅付了100万元。现已还款50万元，涉案金额应为50万元。

2、鲁XX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没有对被害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没有携款逃跑或将涉案款项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肆意挥霍等。未能及时还款的直接原因是李X提出441万元巨额赔偿的过分要求，致使双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3、造成被害人李X损失的根本原因是河北XX公司违约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不诚信的行为戏剧般结合，导致工地未能开工项目流产后索赔无门。本案应怎么解决呢？建筑施工承包合同因甲方违约或其他原因导致项目流产造成损失，是正常的商业风险，属于民事纠纷，李X与鲁XX应共同以中国XX集团总公司的名义追究河北XX公司违约责任。根据《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约定：“未按期通知承包方进场，发包方要双倍返还定金，赔偿给承包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人工工资及承包方为履行合同所支出的一切费用），还应按总工程预算价款（346518906元）的1%支付违约金。”河北XX公司依法应赔偿中国XX集团总公司600多万元。如果按此思路解决，双方的损失基本上都能得以补偿。遗憾的是双方缺乏理性沟通和依法维权意识，警方以案前调查为由过早过多介入经济纠纷，造成中国XX集团总公司、詹XX、河北XX公司、诸葛兄弟等相关涉案当事人对本案纠纷的性质产生错误认识，出于对牢狱之灾的恐惧，个个均努力设法刷清自己、推卸责任、嫁祸于人，故而演绎成今日这场本不应有的悲剧，被害人和被告人均成了该悲剧的牺牲品。

具体观点与理由详述如下：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的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因此，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客观上必须具备该条规定的上述五种情形，在主观上还必须具备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结合前述论证的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对照本条法律规定，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被告人鲁XX在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涉案款项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实施该条法律规定中的五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其行为只是民事违约行为，不具备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中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且侦查程序有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之处，因而，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不能成立，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一、公诉机关指控的程序违法，指控罪名不能成立。

首先，本案被告人已严重超期羁押，公诉机关滥用补充侦查已达三次以上。鲁XX于2012年11月5日刑拘至今已一年，从上次庭审时，公诉机关建议补侦至今亦有3个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六条：“ 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者撤回起诉。公诉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建议延期审理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每次不得超过一个月。”目前本案已补侦三次以上。根据刑诉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其次，证人不出庭，程序违法。

在庭审前，本辩护人已经依法提交请求通知控方证人出庭接受质证的书面申请，但是，今天庭审，无一证人出庭接受质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于可以不出庭的情形，该条第二款中规定为：“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一）未成年人；

（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

（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

（四）有其他原因的。”在本案中，所有证人均不具备该条款法律规定的可以不出庭的情况，因而，其程序违法。

二、鲁XX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1、签订《合作协议》时，鲁XX在主观上有非法占有被害人款项的目的。2010年10月，鲁XX受中国XX集团总公司委托与XX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当时鲁XX并不知道中国XX集团总公司温州分公司实际负责人詹XX出具给他的委托手续和公章是伪造的，没有也无法预料到河北承德工地未能开工，更没想到河北XX公司为推卸自己违约责任嫁祸陷害他。鲁XX认为中国XX集团总公司的手续是合法有效的，承德工地是能够顺利进展的。正是基于此因素，鲁XX才与李X合作，引进资金与技术，增强实力，实现双方互利共赢；李X也是基于此才参与该工程合作。在与河北XX公司签订施工合同，还是与李X签订合作协议，鲁XX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鲁XX在第一次讯问笔录供述——问：你不考察就与河北XX公司签订合同，这种不负责的行为直接导致李X受骗，你怎么想？答：我也没考虑过后来发生这件的事情。说明鲁XX当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鲁XX已查看了河北XX公司营业执照、与政府的合作协议、资金证明、发改委的项目批文以及施工图纸等，且XX公司保证到2011年3月15日开工及承担未如期开工造成损失的责任，尚未及时考察开工许可证、土地征用证、炸药使用证及备案，是基于对市场经济社会交易安全的信赖和节约交易成本考虑，且上述证件是在开工后陆续办理的，并非签订施工合同的前置条件。侦查机关制作的讯问笔录明显存在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主观倾向，有诱供嫌疑。

2、在履约过程中，鲁XX也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

首先，根据已经查实的事实证明，鲁XX为争取河北承德工地施工项目及推进工程进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精力财力，前后共花费近百万。如果鲁XX存心诈骗的，何必干此傻帽事花冤枉钱。鲁XX与其他矿山井巷从业人员同样一直是在积极努力争取工程项目推进工程进展，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鲁XX在履约工程中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

其次，造成被害人李X的损失是工地未能开工，其责任在于河北XX公司违约毁约又拒不承担赔偿责任，鲁XX也是受害人。河北工地未能按约定如期开工后，鲁XX一直为此事与河北XX公司交涉，并及时将情况向李X汇报并与其协商善后事宜。从鲁XX三次主动到XX市公安局接受传唤，努力筹款还款来看，其也一直没有逃跑，可见其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其实，本案未能圆满解决：一是李X要求过高，二是缺乏依法维权意思和能力，三是警方过早介入原 本应属普通的经济纠纷演绎成刑事冤案，使相关当事人产生错误认识实施一系列错误行为，从而导致无法通过民事诉讼索赔经济损失。并不是鲁XX造成的，也不是他不想还款。

三、鲁XX事后主动协商并积极还款的行为，足以证明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公诉机关指控其“拒不退款”不成立；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其行为应按合同及纠纷处理，不构成犯罪。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鲁XX鲁XX收到李X200万元后，一部分用于涉案工程项目，一部分用于其他项目投资，想以此实现财富增值，增强自身履约及承受风险损失能力。这是正常合法的民事行为，不能证明其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在本案中，鲁XX自始至终没有逃匿，积极与河北XX公司交涉催促其开工，并主动地向被害人李X披露未能开工及河北XX公司违约的情况。2011年8月，李X提出赔偿441万元后，鲁XX表示愿意先退还部分本金，并多次来XX市积极协商还款及善后事宜，倾其所有，积极主动的偿还50万。被告人鲁XX的以上种种行为，足以表明其主观上并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违约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河北XX公司违约和其他相关涉案当事人的背信弃义及被告人、被害人均欠缺依法维权意识，错过并丧失民事索赔机会。但是在事后，鲁XX仍能积极主动配合XX市警方传唤，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并积极努力的偿还债务。

其表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1985年7月18日）》第四条第二项：“关于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骗取财物的，应认定诈骗罪还是按经济合同纠纷处理的问题

１．个人明知自己并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担保，以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诈手段与其他单位、经济组织或个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个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担保，虽经过努力，但由于某些原因造成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按经济合同纠纷处理”的规定，鲁XX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经过了最大的努力，最终还是由于其意志之外的原因，造成了其最终没能完全履行合同，但是，也已经履行了部分的合同，偿还了50万债务，根据此条款的规定，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民事纠纷，足以认定被告人鲁XX在主观上不具备非法占有对方的货款的目的，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四、鲁XX没有隐瞒事实，公诉机关指控其隐瞒事实不能成立。

1、鲁XX受中国XX集团总公司委托与河北XX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基于其与中国XX集团总公司之间形成的挂靠关系和中国XX集团总公司出具的委托手 续等，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代理行为，不存在“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情形。

尤XX（中国XX集团总公司华东分公司经理）陈述：其是温州分公司名义负责人，从来未去温州分公司主持工作，该分公司主要职能是承接业务，收取管理费，詹XX在该分公司负责承接业务，收取管理费。可见詹XX是该分公司实际负责人，得到中国XX集团总公司的认可和授权，其在中国XX集团总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正常营业场所内实施经总公司授权的行为，当然是职务行为。詹XX在该分公司营业场所内收取了鲁XX管理费，约定了挂靠协议内容和管理费收取比例和方式，并出具中国XX集团总公司委托手续和公章等，鲁XX与中国XX集团总公司之间即形成挂靠关系或代理关系。委托手续和公章与总公司备份的是否一致，施工合同是否已向总公司申报备案，詹XX有无总公司正式任命文件均不能否定詹XX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及鲁XX与中国XX集团总公司之间形成的挂靠关系或代理关系。

2、起诉书称“2011年10月河北XX公司与鲁XX声明合同作废”与客观事实不符，敬请法庭不予认定。

2011年10月，鲁XX没有去河北XX公司处，更没有声明合同作废。此时鲁XX并不知道委托手续和公章是伪造的，施工协议和补充协议书对未能按期开工的违约责任有明确约定，此时鲁XX声明合同作废，没有理由，有悖常理。据鲁XX陈述，2012年5月24日鲁XX在XX市公安局接受第一次讯问和出具还款计划之后几天，即5月27日，只身前往河北XX公司交涉并暂借款周转。当晚河北XX公司孙XX经理给他吸了两根烟后心神迷失，加上筹款心切，故而无奈只好按XX公司的要求出具“声明合同作废，款项到位后该声明生效”的字迹。鉴于鲁XX的陈述与河北XX公司提供的材料有重大出入，且该材料系复印件，“声明”正文末句用逗号，有悖生活常理，真实性无法核对，不排除有伪造或变造可能，由此被告人及辩护人在庭审前已多次要求提供原件比对，并对其笔记形成时间和有无伪造变造文本笔迹进行司法鉴定，以查明真相。退一步讲，即使鲁XX有出具“声明合同作废”等字迹，亦是属于民法通则上的“乘人之危”或“重大误解”，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仅系鲁XX未经中国XX集团总公司盖章认可亦无权单独处分解除合同，该意思表示没有法律效力。另，按施工合同和补充协议书约定，XX公司尚未退还全部款项，该“声明”尚未生效。可见，中国XX集团总公司与XX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合法有效，尚未解除，不存在“隐瞒声明合同作废这一事实”。

五、鲁XX投资还贷还是个人开销，是正常合法，不是犯罪行为。

根据已查实的事实，鲁XX鲁XX收到李X200万元后，一部分用于涉案工程项目，一部分用于其他项目投资，想以此实现财富增值，增强自身履约及承受风险损失能力；少许可能偿还借款和个人必要开销，没有肆意挥霍或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这是正常合法的民事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从第二份合作协议（第二条隧道）第十条约定来看，李X对鲁XX的涉案项目的开支原则上是认可的，符合该行业实情。虽然实际开销没有证据证实达百万以上，但亦有相当的数十万。

六、鲁XX的行为在客观上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要件规定的法定情形

本案中鲁XX的行为并不具备刑法第224条作规定的五种合同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其只是属于民事违约行为，因而，鲁XX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如前所述，鲁XX的行为不具有刑法224条第（一）项：“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也不具备第（二）项：“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的行为。

2、鲁XX的行为也不具备第（三）项：“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情形。

3、鲁XX没有第（四）项：“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情形。

根据已查实的事实，鲁XX自始至终没有逃跑，一直在为开工努力交涉，同时向被害人联系汇报相关情况及之后还积极协商善后事宜，更未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从其三次主动配合公安传唤，制定还款计划，并经过最大努力，积极的倾己所有的财产四处筹款，还50万。鲁XX的上述种种行为，证明其没有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款项后逃匿的情形。

4、鲁XX也不具备第（五）项：“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情形。

综上，鲁XX的行为在客观上，不具备合同诈骗罪规定的五种客观要件的任何一种情形，因此，其行为只能是民事欺诈的行为，而不是刑事犯罪的合同诈骗罪行为。

七、鲁XX属于主动投案，愿意承担法律责任，证明了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有检举揭发重大犯罪的重大立功情节。

公安机关三次传唤不符合程序。旧刑诉法第92条规定（新刑诉法）第一百一十七条： 对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 关的证明文件。对在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讯问笔录中注明。

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未送达传唤通知，未到鲁XX住处或其所在的市县进行讯问。均是鲁XX主动到XX市公安局如实陈述自身涉案行为，表示愿意还款并接受法律制裁。这一切也都证明了其主观上始终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造成被害人损失无法及时弥补后，又有陈恳的悔过态度，愿意偿还债务，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这些都应该是无罪的证据。

即便假设按照公诉机关的有罪指控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上述这些行为在法律上也属自首的行为，依法应从轻减轻处罚，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判决。

我们作为辩护人，还是坚持其罪名不成立的观点，只是就目前司法实践中的量刑辩护改革试点，提出量刑辩护的观点，请合议庭综合考虑，如果合议庭认定为罪名成立，建议量刑时考虑其在案发后能够真诚悔过、积极主动的退款、主动投案自首、造成被害人损失根本责任是其他当事人及被告人同时亦是受害人、侦查程序有违法之处、证据不足（至少有的还属于有重大瑕疵）、事实不清等等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情节，建议对被告人做出免于刑事处罚的判决，这是关于量刑辩护的试点改革的观点，是假设罪名成立情况下的量刑辩护。

但是，对本案来言来说，本辩护人还是坚持本案属于民事纠纷的观点，认为指控罪名不能成立，希望合议庭能够采纳无罪辩护的观点，希望公诉人能够以证据不足撤回诉讼或者由法院判决罪名不成立，做出无罪判决。

十、鲁XX的行为属于民事行为，但是，詹XX、河北XX公司的行为却属于犯罪行为，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被告人鲁XX在主观上没有占有被害人货款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民事欺诈行为，骗取被害人给其打款，但是，没有实施合同诈骗罪犯罪构成客观要件规定的情形的行为，因而，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属于民事违约行为。应依法撤回对其指控的起诉，或者依法判决指控罪名不成立，宣告被告人无罪，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望予采纳。

辩护人： 黄华望 律师

浙江光正大（上海）律师事务所 联系手机：***

第三篇：演讲稿孔学英

提升自身素质，真诚服务百姓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大家好：

非常感谢政府领导为我们搭建这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在这里，我结合自己工作实际和亲身感受，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向各位领导、同事们演讲我在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中的所感所悟。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提升自身素质，真诚服务百姓》。

本次演讲比赛目的是为了检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学习效果，使机关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工作理念和目标，努力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和素质，培养良好的思想和工作作风，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这让我想到了党的教育实践活动的重点任务：一是着力解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四风”突出问题；二是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三是着力解决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特别是要纠正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随着社会文明、法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人员文明友善、尽心服务的期望值与日俱增。为此，我 们 必 须时 刻 省视自身，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牢固树立为民服务的意识和观念。201 2年6月，我成为大厅的一名工作人员。当我踏进大厅的第一步，就被那整齐的画面深深吸引：一个个充满微笑的脸庞，倾听您办事的诉求，一排排整齐的办公设施，帮助您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一望到底的平台一下子拉近了群众和工作人员的距离。

我常想：要做好大厅服务窗口工作，就必须以实际行动让办事的每一位群众体会到温暖。这就需要我们用最真诚的微笑，迎接每一位到访的办事人。微笑是人际交往的金钥匙，作为服务人员，微笑就是美的象征，是爱的体现。它给办事群众亲和的感觉，改善同事间、服务对象间的关系。它能够缩短人与人之间心里的距离，为深入沟通与交往创建温馨和谐的氛围。当群众东张西望找不到办事窗口时，我上前一步，帮他指引方向；当群众手拿一堆材料理不清头绪，一筹莫展时，我主动帮其消除疑虑、化解困难。我坚信，真诚的微笑，热情的服务，会让每一位办事人如沐春风。同时，我也坚信，有政府领导的支持与信赖，我会做得更好，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更是为能代表大厅良好的形象而感到自豪！党的群众路线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阳光工程！民心工程！作为窗口的工作人员，我深知，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不 仅 代 表 自 己，代表大厅，而且代 表 政 府形象。为 群 众 多 办 实事，多办好事，扎扎实实工作，勤廉高效服务这是我的责任！让百姓心里高兴，为政府形象增添光彩。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用微笑诠释真诚，始终如一地把它践行到工作中。始终保持真诚的微笑，不卑不亢的服务态度。把我对工作的热忱，用微笑真诚地表达给每一位办事人，让办事人切实感受到大厅良好的人文素质。雷锋日记本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缕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

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现在的我，就犹如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在大机器里发挥着微小的作用，但我甘愿为了她的发展奉献出我的一切。

谢谢大家！

第四篇：“学党史 纯党性”心得体会

“学党史 纯党性”心得体会

在********参加了党员宣誓活动，第二天 参加了党支部“学党史，纯党性”主题活动的学习，重温入党誓词。我对党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会更加努力，并且将所学、所悟的，进行进一步的吸收和提升，让它们成为激发我工作热情的原动力。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上的伟大革命，它第一次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正确的道路，而且为各门科学的发展提供锐利的武器。我们的一切实践，归根到底都是坚持、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高度重视和备加珍惜党的历史，注意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事关党史工作发展的重大问题作出过许多深刻阐述，提出过一系列明确要求。

我们党走过了90年辉煌而曲折的历程。党在历史进程中的探索和努力、成功和挫折、经验和教训，都可以为我们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提供历史借鉴，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提供有益启示，为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提供精神动力，为我们的开拓前进提供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胡锦涛同志深刻指出：“正确地对待历史，善于总结经验，这是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而要正确地对待历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于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只有对党昨天的奋斗有深切的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各项工作，才能勇敢地承担起明天的历史责任。开展党史学习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必由之路。

一部不平凡的党史，就是我们先辈们辉煌的记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要居安思危，谦虚谨慎的做人，脚踏实地的做事。一部艰苦的党史，那些位高权重，却时时刻刻把人民记在心上从不以权谋私的公仆更是我们今天为政者学习的楷模，在位一天，不是为了为自己私利，而是为了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多思考自己究竟为人民做了些什么？而我，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小角色，但是我同样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我的力量，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体会人：***** 2012-07-07

第五篇：庄学义“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庄学义“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 加格达奇)审判席：

我们参加今日庄案的诉讼活动,心情既复杂又沉重。因为－－

第一，这是一个原本极其简单但却被人为地复杂化了的案件；

第二，我们面对的不仅有尊敬的公诉人和法庭组成人员，而且有蒙受了巨大自然灾害的大兴安岭人民。作为普通律师，我们既要面对法庭履行职责，请法庭审查；又应面对我们的人民讲出真情实感，请人民评判。

我们先就起诉书发言。

起诉书在它的最后提出了一个有关本案的重要命题：“庄学义在‘五·七’大火中，不认真履行其局长的职责。”这个命题显然含有两层意思：

一、庄学义作为局长，应履行他的职责；

二、他在整个‘五·七’火灾中，都应认真地履行他的职责。根据这一实事求是的分析，无可争辩地揭示了起诉书(连同公诉词)的不合情理，因为在它的字里行间始终未见庄学义在整个“五·七”火灾中作为局长的全部活动，而只是摘取了一个不大的片断。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片面性；片面性不会产生说服力是无需说明的。

关于起诉书摘取的片断，它概括为七个字，即“庄学义育英之行”。而后针对此“行”作了具体描述。起诉书的这些描述，在一系列关键性情节上，也就是在事实上，或者是不真实的，或者是不准确的，我们先举出以下几点为证：

第一点，起诉书说：庄学义五月七日八点廿五分左右到达育英林场办公室门前，“整个育英面临被大火包围吞噬的威胁。”这里，把火区的范围划定为“整个育英”，是准确的；其错误在于，所谓“面临被„„吞噬的威胁”，与实际不符。通过庭审调查，连同全部案卷材料,大量的证言证实,起诉书所说的“八点二十五分到达育英林场办公室前”的那个时候,甚至贮木厂连同贮木厂办公室都已被大火吞噬了,其他地段的火情可想而知。按照当时科学测定的大火以每秒15公尺即每小时45公里的推进速度,真正面临被吞噬威胁的不正是图强局本部么?

这一点,按照起诉书的思路,可以说是衡量庄学义行为的是非、功罪的一个关键,因而不容含混。

第二点,起诉书在肯定庄于育英向曾凡金布置工作后,指出他“先后两次向党委书记报告育英火情并提出图强应采取的措施,然后便驱车前往综合厂方向, 在铁路道口东侧停车,观看一下火情,于八点四十分左右匆匆离开育英”。“仅在育英停留15分钟时间”。

这段指控,是庄学义当时三个行为的概括,即,：

一、通报了火情；

二、提出了措施；

三、驱车继续查看火情。可是,在当时那种大火天降的危急时刻,他的这三个行为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这三个行为与所谓犯罪又有什么联系呢？看来问题在于“匆匆”离开育英。起诉书就此做出的判断我们有两点不能同意：第一,“离开育英”这个概念是含混而不精确的，因为在庄离开林场办公室直到他一路疏散灾民、疏通要道的九拐、蘑菇树乃至“鸡场”等等地方,统属育英辖区,他在辖区之内奋力做了那么多组织工作,使许多人脱险离开火海,业经庭审调查核实,这怎么能说是“离开”育英？第二,在大火肆虐、烈焰扑人的极端危险时刻,所谓“匆匆”,正是机智聪敏的指挥员形象,难道大火压顶还非得“慢吞吞”地才算坚守岗位、才称得上指挥若定么？遇事“慢慢来”是恶习,会贻误事业,起诉书的这个指控不能成立。

第三点,起诉书说, 庄在育英向“曾凡金询问一下火情,只简单地让曾广播喊话通知群众疏散”。

这个指控中也包含着庄的三个行为,即：

一、询问火情；

二、布置喊话；

三、通知疏散。这些行为,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应当说都是无可非议的。按照指控,问题出在“只简单地让曾喊话”。可是,在那烈火突来、人力难挡的情势下,这“简单地”三字不正说明庄学义作为指挥员的果断与高效？如果在那时还要按部就班地例如开个首长会；首长动员,分领任务；制定落实,尔后贯彻执行,这自然不简单了,但行得通么？我们不得不指出,为什么面临大火的“此景”还非得“复杂化”不可,“此时”搞点简单究竟何罪之有!

第四点,起诉书指控庄“没有亲自去各单位部署抢险救灾”。我们不再复述证据材料,仅就起诉书本身所承认的,庄在向党委书记通报火情对图强防火、救火做了部署之后,“便驱车前往综合厂方向”,并“在铁道口东侧停车,观看火情”。我们要问：驱车前往,算不算“亲自”？综合厂是不是“单位”？观察火情是不是为了“部署抢险”？至于“各单位”,当时已陷入火海,摄氏千度以上的高压热浪,伴着每秒15公尺的超高速火势,漫说庄学义,试问谁能一一亲临？谁又能在大火突降,于是人自为战甚至人各逃生的特殊情况下,去进行什么组织部署呢？

第五点,起诉书指控庄“放走了育英地区防火总指挥曾凡金”。很明显,这里采用的手法是“一石二鸟”。一面说曾逃跑；另一面说庄放走了曾。曾是否“逃跑”,另案审议。说庄“放走了”曾,却不辩：所谓“放走”,关键在于让曾走向哪里,去干什么？庄命曾驾轻骑急速奔向图强直接报警,使图强一万五千之众有所准备,这难道不是为了抢险防灾？这难道不是积极的救火行为？这难道不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的唯一可采取的正确权宜措施？这里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令人不解的是：起诉书一方面承认庄是局长即防火总指挥,另一方面又不承认这位总指挥可以命令部署曾凡金亲赴图强报警,让去就是放人逃跑。这让总指挥如何履行他的职责呢？我们的观点与起诉书的指控之间的分歧,焦点在于曾的出走育英是否必要。我们综合庭审调查核实的证据,得出这样的判断：曾当时出走,显然是为大火所迫,同时又是进一步救火救灾的需要；既是被迫的,又是必要的：无可指责。

审判长,以上并非起诉书中的不实、不足之处的全部；这里指出的五点已足能证明一个载可争辩的事实：这个起诉书在它的根本方面是全然站不住的,理应被人民法院依法驳回。

下面针对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提出我们的见解,这将是我们的辩护的基本论点和主要论据。

直截了当地说,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中回避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五·七”火灾对于图强局来说,实是意处的天灾,非人力所能抗拒；一个是被告人的行为到底有没有社会危害性。

关于第一点,考虑到这是公认的事实,相信法庭能够予以充分注意,这里暂不详细陈述。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法学常识告诉人们对刑事被告人定罪的根据,只能是他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是客观的,不应因公诉人的主观意念,或某位领导人的意志,或者新闻报道的宣传需要而有所改变。因此,对庄学义能否加罪,应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上面提及的刑法学原理,是否符合犯罪的概念以及犯罪构成的要件,决不能迁就,更不应照顾与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问题无关的外在因素。如果不是坚持这条原理原则,而是顾及或者虑及其它因素,这样处理的案件决经不住人民的检验!决经不住事实的检验!历史终将证明：这是错误。

我们不想讳言,任何检察,机关,乃至所有的司法机关,不论中外古今,都难免错案。但是,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在于,我们决不故意制造冤案,而且一旦发现了错误,一定能及时纠正。如果能够防错误于未然,那当然上策。

然而必须指出,听了公诉人的公诉词,使我们不能不预感到：有的同志,在庄案上将决心沿着明知是错误的小道走到底了。这就清楚地说明,以法治国,在我们国家还要经历多么艰难的历程。粉碎“四人帮”十二年了,可我们的冤假错案并未绝迹,作为法律工作者,难道我们真的听不到民间的冤情和怨声!尊敬的公诉人同志,冤情一多,民心易失,这才真正是你们说的政治影响极坏的事。古往今来,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我们能不认真考虑么？

就庄案而言,针对公诉词中提出的论点和论据,我们不得不提请考虑几个问题：

一、在庄可以不入火区的情况下,主动奔赴漠河,这是不是忠于职守?

二、庄不去漠河,不会被大火困于育英；如果他不到育英,而是坐镇局本部,他对育英大火还应承担责任么？

三、庄撤出育英林杨,边撤边组织群众疏散,决无逃跑行为；如果公诉人不能否认这是事实,这样的边退边战算不算忠于职守？

四、庄退守的方向是图强,即林业局的中心,那里有万余居民,上亿元的财富,他作为局长,考虑了全面情况,作出了力保中心的决策,这种战略上的转移,这一临危未乱的果敢决策,是不是忠于职守？

五、公诉人一面要求庄作为局长应认真履行职责,一面对他奋不顾身抢险救灾的尽职行为一概抹杀,试问：这怎能量出庄究竟玩忽了还是忠于了职守？

六、公诉人引用黑龙江省政府的《春季护林防火命令》论证问题,可是,按照那个文件的规定,庄又有哪一点做得不对？没有,一点也没有。大火之先,图强没有火险,没有火情,甚至没有火源。庄本人五日公出归来,六号就上山组织防火。尽管我对大兴安岭的干部情况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还是想问：这种单位,这样的干部,在大兴安岭究竟有多少!众所周知,图强是受害单位,来自漠河的那么猛烈的大火,自始至终没有得到起火方面的通报,这算不算失职？何以无人追究？而庄学义则不同。他对友邻及时通报了火情,使之有备,这难道是玩忽职守者办得到的？图强受灾最重,图强领导人受到的待遇又最不公平,这不必讲法,连起码的公道都不讲了,我们怎敢赞同？

审判长：我们的党和人民在复兴灾区的严重时刻,极需人才,我们从庄学义的一贯政绩和救火事迹中,决不怀疑,这是林区的难得人才。一个党的儿子在火海中尽了职责却被投入另一个可能是永劫不复的“火海”,这怎么可以呢？我们还不得不指出, 大兴安岭的这场火灾,事后却让无辜的小人物承担如此重大的罪责,这合适吗？合法吗？公诉人说,他当时“有时间、有条件、有人力物力”抢救育英。关于时间条件,我们已经陈明,至于人力物力,也许我们富有人海,可是,请问我们现在有没有足够的物力来防、救去年那样的大火？试问去年的“物力”又在哪里？

总之,庄学义是无罪的!我们的法院对于忠于职守的好干部,不会加诸罪名,给予苛待。请予审查,请予考虑。

附：起诉书(摘要)

被告庄学义因玩忽职守一案,由黑龙江省委交办。现已侦查终结,查明被告人庄学义犯罪事实如下：

庄学义于1987年5月7日20时过后,会同林业局防火办公室主任赵某乘伏尔加前往西林吉方向察看火情,20点25分左右到达育英林场办公室门前。当时两股大火正从西北和西南方向烧进育英地区。边缘地带的建筑设施已经相继起火。整个育英面临被大火包围吞噬的威胁。庄向育英地区防火总指挥曾某某询问一下火情,只简单地让曾用广播喊话,通知群众疏散,之后,便进调度室,先后两次向局党委书记报告育英火情,并提出图强应采取的措施。然后便驱车前往综合厂方向,在铁道口东侧停车,观看一下火情,于20点40分左右即匆匆离开育英,返回图强,仅在育英停留15分钟左右时间。在返回图强途中,遇曾某某骑摩托车朝图强方向逃走,庄不仅未加制止,反而令其去局调度室报告火情。庄学义育英之行,经查犯有如下玩忽职守行为：

1、庄学义在大火即将吞噬育英的严重时刻,除到林场办公室外,既没有用电话与当地其余三个科级单位联系,也没有亲自去各单位组织部署抢险救灾而匆忙返回图强。

2、庄于返回图强途中,见育英地区防火总指挥曾某某脱离指挥岗位,骑摩托车驮人向图强方向逃走时,理应制止,令其返回育英组织指挥群众疏散与抢险,而其相反,却令曾快去林业局找迟书记报告火情,不仅自己不在育英组织指挥,又放走了育英地区防火总指挥。

由于庄学义上述失职行为,致使育英地区职工群众在“五·七”火灾中,失去组织领导无人指挥群众抢险和疏散,损失惨重。于20点40分左右,先后相继烧死和窒息死亡43人、伤19人,经济损失2377万余元(原值)。使本应避免和减少伤亡与损失而未能避免。对此严重后果,庄负有直接重要领导责任。

被告庄学义在“五·七”火灾中,不认真履行其局长的职责,已构成玩忽职守罪。故提起公诉,请予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