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辩护词

第一篇：合同诈骗罪辩护词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尊敬的合议庭各位法官：

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受被告人A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我们在庭前查阅了本案证据材料并会见了被告人，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我们认为：起诉书对被告人A的指控，事实不清，定性不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A构成合同诈骗罪、诈骗罪。现在我们发表如下几点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壹、关于A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刑法》第24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或者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起诉书指控“被告人A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以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骗取对方货物，在收受对方货物后逃匿，数额特别巨大”，构成了上述《刑法》第242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合同诈骗犯罪。辩护人认为上述指控证据不充分，A公司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是正常的民事经营活动，并不触犯刑法；A并无诈骗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实际也未占有任何财物。

一、关于A公司是否非法占有他人货款。

1、A公司经营不善发生亏损，属民事经营风险。

A公司所欠货款主要是做生意期间累积产生：

①A公司与甲自2004年初开始有业务往来，其间，A公司几乎每天拿货十几万，多的时候将近三十万元，所欠甲的货款239.94万元系该期间累积产生。

②B于1997年、A于1998年与乙认识，双方自2003年初就有业务往来，A公司每次拿货量约200条到300条内存，几乎每隔一天拿一次，每个月的业务流水就有100多万。在2003年底A公司已经欠乙80余万元。A公司所欠乙合计140余万元也是累积产生。

③A与丙于2003年认识，自2004年开始有业务往来，截至2004年7月份左右，累积欠丙货款67万余元。

④A欠丁、戊的货款有100余万元，绝大部分均已偿还完毕，仅有5万元左右。

A公司与上述供货方开展业务均是采用先提货后付款的方式进行，一旦发生业务往来，A公司就已经欠款。现有证据表明，A公司前期资金能够正常周转，欠款能够在短期内偿还。2004年3月至2004年8月，A公司为了拿到X公司销售希捷硬盘的代理经营权，使用中关村供货单位甲、乙等人的货款作为周转，将现金货款用于支付X公司硬盘货款，因X公司的代理权被希捷硬盘厂商取消，造成A公司应得的利润返点二百多万元，直接变成了公司亏损；而A希望取得的X公司对A公司的约330万元（40万美元，当时美元兑人民币是1：8.3左右）的放帐额度，也已不可能。因亏损严重，A公司资金周转不开，支付中关村供货单位的货款发生拖欠现象，主要表现为使用延期支票拖延支付甚至在承诺的付款期限支票仍然无法入帐，发生空头。

从以上事实来看，A公司在2004年8月发生X代理销售业务的巨大亏损以前是具备履行能力的。公诉方对此也当庭表示：A公司前期业务是正常的民事活动。而在2004年8月以后，A公司开展业务所得货款，基本用于支付以前的老帐，A并未占有任何货款。因此，我们认为本案实际情况是：A公司经营不善，发生巨额亏损后资金链紧张，造成无力偿还债务。这显然属于正常的民事经营风险，而非刑事诈骗犯罪。

2、A的行为证实其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

A与甲业务量每月有500万到600万元，与乙的业务量每月有100

多万元，与丙、丁等人也有一定的业务量。乙、甲的证言以及A的供述均能证实，在中关村电子配件出货很快，且付款可以拖延一定时间。如果A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其在短期内可以毫不费力的从上述几家供货单位拿货几百万元，立即套现后潜逃。A后期苦心经营，尽力偿还甲、乙、丁等人欠款，足以证实其不具有诈骗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为了公司资金周转，不惜在2004年8月从某地借入高利贷，更说明A具有还款的意愿。而且，即便从北京去了深圳以后，A仍然发货给甲，并将两辆车抵给甲。因此，A公司最终不能偿还供货单位的欠款，并非不愿偿还，而是后期客观上无力偿还。

二、关于“使用空头支票拖延付款”。

A公司给供货单位的支票确实多次出现空头，A也曾以空头支票的方式拖延付款，但这不足以认定A具有“诱骗”他人财物的故意。理由有三：其一，A并未掩盖真相。A公司给供货单位支票时，已经明确告诉债主，帐上没有钱，要过一段时间有钱了才能入帐。债主也知道A的帐上没有钱。乙、甲、戊的证言均能证实这一点。其二，拖延付款并非拒不付款。公诉方提供了C公司在北京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帐户使用空头支票付款的多笔记录，该等空头支票的收款单位没有继续找A要货款，也没有到公安机关举报A公司，能够证明收款单位后续均已收到货款，而A自己也已明确供述，其公司所欠一些小户的货款，都结清了。其三，当事人拖欠民事债务，不足以证实构成刑事诈骗犯罪。实际生活当中，当事人欠民事债务也可能以种种借口而拖延付款甚至拒不归还。因此，拖欠货款，并不能作为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据。

三、关于“高价进货、低价出货”。

A2008年5月1日21时讯问笔录记载：“问：你是怎么出的货？答：有的时候赶上提价，能够适当挣些，但电脑配件的利润很低，一个件几块到十几块就不错了，也有平出的时候，很多是低价出的，赶上行情不好降价，而且我出货也着急。一般也是一件儿得低几块到十几块

才行。”可见，A出货并未刻意“低价出货”，而是“行情不好降价”。B当庭辩解：“低价出货是因为价格跌了，不马上低价出货，可能会亏得更多”；这与A供述的“行情不好”是一致的。A当庭辩解，其所说的低价出货是指X代理销售期间，为了拿到代理权将利润返点直接扣除后的售货方式。没有证据表明，A是为了骗取货款而故意“低价出货”。根据A当庭供述，A所谓“我出货比较急”，应该是为了能倒开帐而要尽快回笼资金，而不是A要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要尽快拿钱后挟款潜逃。

四、关于“逃匿”。

据A供述，其为了能倒开帐，经其小学同学庚介绍，向某地辛借入40万元高息借款。辛曾在借款前，专门派人来北京考察情况，去过A公司办公室、库房，还去过A、B家里。后来，A还了43万元，但辛还要其归还本息60多万元。A没再继续还款，并遭到辛的威胁。2004年11月份，A、B不敢到公司正常上班、不敢正常回家，公司业务难以为继。2004年12月初，A为躲避高利贷的追债，离开北京去了深圳。以上事实，有壬、癸、子、丑等人的证言证实。该等证人证言是辩护律师遵循《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调取，公诉方据以否认证据效力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不能对抗法律规定，且辩护律师已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该等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应当得到合议庭的认可。B、A当庭供述了借入高利贷的真实情况。因此，A离开北京，并非“骗取对方货物，在收受对方货物后逃匿”，而是为了躲避高利贷的威胁。A离开北京后，与甲、丙等人联系，并给甲、丙打欠条的事实也能证明其不是逃匿。B在大连期间，给乙打电话、发短信问候，也能证实A、B不是逃匿。

五、甲有意以民事纠纷骗取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

其一，据A供述，其离开北京去了深圳以后，甲曾于2005年1月威胁A，要她从壬那里骗30万元的货物，2005年春节前偿还30万元的帐款，否则，其就拿着空白支票到银行去入帐，空头以后就到海淀公安局举报她和B。A不愿骗货，但她知道用空头支票是违规的，并害怕甲举报，不敢和甲继续联系。甲明知V公司帐上没钱，却拿着其老公卯填入了大额资金168.3万元的空白支票，故意到银行入帐，在支票空头后去海淀公安局报案。

其二，甲举报材料、询问笔录均有虚构、夸大事实的证言。甲对公安机关声称：“直到春节以前，A说外地客户要备大量的货，准备节日的时候去卖，怕节日期间涨价，想多备点货，就从我这里大量的采购，主要是CPU、内存和硬盘，都是A和我联系，寅取货，A给我开支票，有的时候和我联系，寅取货，A给我开支票，有的时候是寅自己带支票过来，寅在柜台上填写支票交给我们。加上以前欠我们的货款，总共欠我们239.94万元。”事实上，该239.94万元欠款是长期累积形成，但甲却故意说成是A“要备大量的货”所形成，骗取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据A供述，其后期由于资金链紧张，进货量已经减少很多，而且，其付款总是不及时，供货单位已经不愿意提供更多的货。乙后期供货极少，丁、戊则是不供货并将欠款100万元几乎全部收回。寅2007年8月27日9时《讯问笔录》也能证实这一点：“问：你公司在04年底时是否有大量用空头支票抵货？答：感觉与平时差不多，而且A欠的债是累积下来的，应该不是一次形成的。”

贰、关于A不构成诈骗罪

一、丙举报材料不足采信。

丙提供的三张支票，是其自己提供给A使用的。据A供述，北京Z公司、Y公司、W不是其开设的。工商查询资料能够证实这一点。丙于2004年8月以后到A公司任会计，一直到公司停业，该三个公司的支票是丙自己提供给A公司使用的。该三个公司的财物章、人名章、银行帐户，丙都给了A。丙为了举报A，竟然将其自己公司的空头支票提供给侦查机关。因此，丙的证言不足采信。

二、关于30万元借款。

据A供述，为了从深圳壬的公司进货硬盘，并取得代理销售权，前几笔货款要在订货时以现金方式支付。为此，其与丙商量一起作这项业务，由丙作会计。由丙筹集30万元启动资金，算是A借款，亏钱算是A的，赚得利润二人分成。该项事实能够得到丙证言的佐证。该30万元款项实际用途也支付了壬的货款，A公司自此开始与壬发生业务往来；A并未将该款项用于别处，丙在A公司任会计，其对此是十分清楚的。因此，A对丙所述均系实情，借款用途也是真实的，A并未欺骗丙。起诉书指控A构成诈骗犯罪，不能成立。

叁、关于单位犯罪

A、B开办了北京V公司、北京C公司，是两个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A、B从甲、乙等人开办的单位进货，是两个公司的经营活动，不是A、B的个人行为。起诉书将本案定性为单位犯罪，我们并不能认同有关犯罪的指控，但我们认可A、B的经营行为属单位行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案中A公司对相关债权人的欠款，是典型的民事债务，而非刑事犯罪诈骗金额。A公司因经营不善而无力还款，A没有非法诈骗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除去偿还旧帐，实际也没有取得任何财物。

上述意见，希望能够得到合议庭的重视和采纳。谢谢！

辩护人：

XXX年XX月XX日

第二篇：合同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XX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被控

合同诈骗罪的一审辩护人，参加本次诉讼。通过庭前调查，查阅案卷，会见被告XX以及今天的开庭审理，我对本案有了充分的了解。首先，我认为公诉机关认定被告XX犯有合同诈骗罪，认定的事实是清楚的，同时我认为，经过法庭的调查的案件事实，针对被告的犯罪构成及具体情节，可以对被告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合议时予以采纳：

一、从主现上看,被告XX主观恶性不大

案发前，未受过任何形式的处分，表现一贯良好。从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案发前鑫翔公司运营情况一直良好，只是苦于资金周转不灵，在他人的授意下，鑫翔公司才开始重复使用客户资料套取银行的钱，套来的钱主要用于公司日常开支及打发关系户。究其犯罪根源，XX本意是借助银行的力量，急于把公司做大做强，从前期鑫翔公司前期与其它银行合作的情况来看，鑫翔公司都是按贷款合同规定还本付息，未出现违规的情况。鑫翔公司的犯罪行为相比其它恶性犯罪而言，主观恶性不大。

二、被告XX具有自首情节，应予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XX案发后，能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根据我国刑法第六七条的规定，XX 1的行为系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被告具有立功表现，应予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XX主动投案后，不仅如实的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还积极揭发杨楷、罗森的犯罪行为，并经公安机关查证属实，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是立功行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四、被告XX案发后认罪态度良好，有诚恳的悔罪表现

本案相关证据显示，被告XX案发前表现一贯良好，没有任何违法违纪行为。在案发后，XX认识到自已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主动投案后，如实的交待自己的罪行，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同时，XX在庭审中认罪态度是端正的，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并对造成的后果深表愧疚。

综上所述，被告人XX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银行的贷款，后果较为严重，理应受到刑罚处罚。但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况，XX主观恶性不大，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的情节，认罪态度良好，并有诚恳的悔罪表现，请求法庭给予被告一个机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谢谢！

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占建

二 OO六年六月五日

第三篇：张某合同诈骗罪辩护词

张某合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张某亲属的委托，受山东舜元事务所指派，担任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依法出庭为被告人张某辩护。根据法律规定辩护人的责任：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被告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开庭前本辩护人为履行辩护职责，认真阅读了起诉书和本案的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张某，今天又认真听取了法庭调查、法庭的举证质证，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构成合同诈骗罪罪名没有异议。下面辩护人就被告张某涉案金额及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发表辩护意见，供法庭在合议时参考，并希望得到法庭采纳。

一、公诉机关指控“张某诈骗累计骗取了褚四军7380585元。”诈骗数额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6 年制定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

1、本案公诉机关计算的被告人诈骗数额主要是以褚四军支付给张某、彭芸芸、张陈伟、洪晓贤等人的货款减去张某供给褚四军的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的七五折的总合计算的。在本案中将张某供给褚四军的全部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的按七五折计算不合理，不公平，该价格远远低于诺基亚手机市场批发价格或出厂价格，更低于诺基亚市场零售价格。如果不是手机价格远远低于诺基亚手机市场批发价格或出 1

厂价格，那么被害人褚四军就不会通过那么多人，那么多途径从不认识的张某这里购买手机，他完全可以通过正规途径从正规手机批发企业，批发到手机。就是因为张某供给褚四军的全部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的按七五折计算远远低于诺基亚手机市场批发价格或出厂价格，所以受害人褚四军才从被告人张某这里进货。同样如果按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按七五折计算就扰乱了的诺基亚手机市场经济秩序，而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本意是以法律的形式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一切应当以经济规律，市场价值计算，而不是以双方约定的价格计算张某的诈骗数额。举个例子：在盗窃罪中盗窃的物品不是以销赃价格来认定盗窃数额的，而是以市场评估价格认定盗窃物品的价值。而且如果全部诺基亚手机市场批发价格无法全部查清，那么就应当以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式计算，市场零售价格以本案证据材料可以查清，故应当按市场零售价计算诈骗数额。

2、公诉机关指控“张某诈骗累计骗取了褚四军7380585元。”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数额没有减掉中彭芸芸、张陈伟、洪晓贤三人在该合同履行中获得的利益，因该三人起的积极推动作用才导致本案合同的履行和实施，并且彭芸芸等人在本案中获得了巨额利益，因本案是张某涉嫌合同诈骗罪案件，故双方口头订立的合同无效。彭芸芸、张陈伟、洪晓贤等人在该案中获得的利益也就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属于非法所得，且彭芸芸于2008年11月4日供述：其获得了100万元的报酬，返还了受害人褚四军30万元，目前还有70万左右。彭芸芸、张陈伟、洪晓贤在本案中获得的利润没有查明，属事实不清，所

以不能将三人在本案中获得的报酬计入张某的诈骗金额。

3、辩护人认为张某实际骗取的金额应当这样计算：张某实际骗取的数额应当以褚四军支付给张某、彭芸芸、张陈伟、洪晓贤等人的全部货款减去张某供给褚四军的全部诺基亚手机市场零售价格，市场批发价格或出厂价格减去彭芸芸、张陈伟、洪晓贤三人在本案中的获得的报酬计算张某骗取的数额，该计算数额估计计算一下大约不超过80万元，这与张某购买物品和消费掉的金额相当。

二、张某具有法定、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1、本案被告人张某具有自首的情节，2008年09月24日张某到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刑警一中队投案自首，如实向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公安分局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因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刑警一中队，认为是经济纠纷没有对此进行刑事立案侦查。而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区分局2008年11月10日立案后，上网通缉，济南市公安历下区分局治安警察大队将其抓获，辩护人认为不妨碍被告人自首情节的认定，因为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刑警一中队，认为是经济纠纷没有对此进行刑事立案侦查，不是被告人的原因，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区分局立案后，并进行了上网通缉，被告人对此也不知情，被告人也没有潜逃的想法，被抓捕后也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同在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刑警一中队的供述基本一致，故其行为符合《刑法》第6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应当认定为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被告人张某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被告人张某到案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详细交待所犯的罪行，在公安机关对被告人的多次讯问中，对整个作案过程从一开始就主动做了详细的供述，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罪行。由于被告人张某法律意识淡薄，因贪图虚荣、爱慕虚荣、爱面子思想的指导下才触犯刑法。但因其事后向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如实交代事情经过，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改之意。特别是在法庭上的诚恳的认罪悔罪态度是有目共睹的，希望法庭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3、被告人张某没有前科，没有受过刑事处罚，平时表现良好，品行端正，工作积极，且已经尽最大的能力将财务东返还给各位受害人。并且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感到后悔万分，悔罪表现好。

4、被告人张某自愿认罪，被告人张某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并表示自愿认罪，愿意接受与自己罪行相适应的刑事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第九条，人民法院应当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合同诈骗罪罪名成立，但其诈骗数额应当以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计算方式为被害人褚四军支付的货款总金额减去被告人总供货的市场批发价格减去彭芸芸等三人的报酬计算。辩护人认为根据张某的犯罪后的法定和酌定从轻情节或减轻及其悔罪表现，以及他在犯罪时的主观恶性程度，对被告人张某从轻或减轻处罚，并且能达到教育挽救被告人的目的，根据我国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综观本案事实和情节，希望贵院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张某给予从轻或减轻处罚，以给她一条人生新路，也送去一缕法律的光芒！

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望予采纳

2010

山东舜元律师事务所辩护人：宋甲俊 律师 年2月5日

第四篇：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作者：苏荣 阅读114次 更新时间：2006-6-27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来说，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于合同的履行，而在于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合同仅仅是诈骗利用的手段和形式。由此可见“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之一，但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如何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笔者认为，可以在对行为人事前、事中、事后各种主客观因素全面考察的情况下予以认定。

一、事前的履约能力

1、行为人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是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行为人部分履行，但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或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的，也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2、行为人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是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其亦积极履行了合同，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也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的，就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3、行为人无履约能力，而且之后仍无此种能力，却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且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二、事中的履行行为

履行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一般来说，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积极履行合同，但在尚未履行完毕时，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己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犯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

在当事人只履行了部分合同的情况下，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就反映了其主观心理态度，即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罪论。

三、违约后的表现。

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百般辩解否认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

第五篇：浅论合同诈骗罪

开封电大毕业论文

学校：开封电大 专业：法律本科 学号：041030003 姓名：赵志宏

目 录

一、内容摘要………………………………………..1

二、关键词………………….……..…………………..1

三、正文……………………………………….………1

1、合同诈骗犯罪的客体及对象…………………2

2、关于合同诈骗罪主体的认定……………….………3

3、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6

4、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8

四、引用文献……………………………….………….10

浅论合同诈骗罪

[内容提要]

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包括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也包括公司财产所有权，对象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也包括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违禁品、非法取得财产等。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主观方面以非法占用为目的，而且只能是直接故意，这也是与民事欺诈的最主要的区别。客观方面，行为实施了一系列的欺诈行为。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

单位合同诈骗罪

民事欺诈

合同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采取各种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罪是伴随着合同制度的产生而发展出现的一种新型诈骗犯罪,它除了具有诈骗罪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特有的性质,它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合同诈骗犯罪既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又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它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2）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3）本罪的犯罪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4）主观方面为故意且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由于合同诈骗犯罪是合同制度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合同作为经济交往的手段，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与此同时，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现象也日益突出，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本文就对合同诈骗罪的一些问题进行简单的论述，以供司法实践予以参考。

一、合同诈骗犯罪的客体及对象

合同诈骗犯罪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复杂客体，它侵犯的客体包括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公司财产所有权,对象则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财物的种类多种多样，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的是不动产、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非法取得的财产等能否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

对于不动产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刑法理论争议的问题，但从近现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立法将此纳入了财产犯罪的对象。如《日本刑法》第235条规定了侵夺不动产，《意大利法典》第631条将“意图占有他人不动产之一部或全部，而移动或变动境界者”规定为犯罪，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对此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的学者也提出了将不动产纳入诈骗罪的对象。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骗取不动产案件极为少见，但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为了对此类案件的发生，弥补立法的空缺，再者，在理论上《刑法》也没有将不动产排除在合同诈骗罪对象之外。所以，我们应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应包括不安动产。

对于无形财产中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行为人骗取这些知识产权给权利人的权利造成的侵犯，完全可以以侵犯知识产权罪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当然通过签订、履行合同而骗取此类知识产权的载体较大拒不退还的，也可以以合同诈骗罪处罚，但这时的犯罪对象已变为作为有形物品的载体。至于专有技术，过去有关司法解释曾一度将其规定为财产犯罪的侵犯对象。但我国现行《刑法》第219条专门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该条规定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如果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可见，立法将专有技术纳入了商业秘密罪的对

-2-象范畴。因此，再将其视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已极为不合适。

对于由于走私、诈骗或者其他非法活动所得的财物是否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公民个人的财物仅限于合法财物，即公民的非法财物１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公民个人的非法财物就公民个人对财物的实际占有而言，为非法占用，构成对所有权的侵犯，不受法律保护。但是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其背后仍存在权力义务关系，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后一观点更为妥当。但是这不是对财物持有人非法行为的保护，而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非法收入应当没收归公，非法占用他人非法取得的财物，实质是对国家财产的侵犯，对此，国家当然要进行刑事追究。

对于违禁品，我国法律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非法拥有，也禁止自由流通。违禁品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我国的司法实践大都持肯定态度，如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０日发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５条第８项关于“盗窃违禁品按盗窃罪处理，不计数额，根据情节轻重量刑”，违禁品虽然属于违法物，但仍有其合法的所有人，因此为了保护合法所有人的财产权，利用合同骗取违禁品和利用合同骗取其他物品一样都侵犯了一定的所有权关系，因此应将违禁品纳入合同诈骗罪的对象范畴。

二、关于合同诈骗罪主体的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就自然人而言，为一般主体对其本身的理解不存在疑问，但是如何从总体上确定单位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范围，以及怎样区分个人实施和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罪值得研究。

单位合同诈骗罪是指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以单位的名义，为了单位的利益，经单位决策机关或决策人同意，-3-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单位作为合同诈骗的主体必须具备俩个条件，一是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对该单位在对外交往中的合同诈骗行为是明知的、默许的或指使的；二是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或归本单位基本所有。如何确定具体案件中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是个人还是单位，我们应该做更具体的分析。首先，应当确定哪些单位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的主体，毫无疑问，任何类型的单位，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团体都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在现实司法实践中，一些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团体甚至机关，其机构设置比较混乱，对于单位下设的分支机构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能否以单位犯罪处理，实践争议很大，有的学者认为单位合同诈骗罪作为实行双罪制的单位犯罪，确立单位能否构成该罪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直接实施合同诈骗的单位是否具有承担刑罚即罚金刑的刑事责任能力。从以下３种情况进行分析，（１）如果这些单位的内部组织或分支机构不具有相对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则其所属单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２）如果单位的内部组织或分支机构是其所属单位违法设立的，则其所属单位也应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３）如果内部组织或分支机构是合法设立的，又独立进行经济核算，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相对地承担民事责任，则应进一步区别情况，如果其下属部门或分支机构以其责任能力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则应直接将该部门或分支机构定为合同诈骗的主体，否则，应将其所属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如果部门或分支机构的诈骗行为是其所属单位授权或在明知放任的情况下实施的，则其所属单位应作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其次，在确知那些单位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的基础上，还应当注意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俩点去挖掘究竟是个人合同诈骗罪还是单位合同诈骗罪，对此，应从以下三种情况去认定：（１）法人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单位的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

-4-为，且犯罪非法所得归法人或单位的,属单位合同诈骗。假冒法人或单位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法定代表人或法人事后不追认的属个人合同诈骗。（2）法人或单位组织内的自然人在职务范围内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且犯罪非法所得归法人或单位的,属法人或单位合同诈骗。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非职务行为、非授权行为，法人或单位事后不追认的，属个人合同诈骗。（3）自然人经法人或单位授权在授权范围内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后经法人或单位追认，且非法所得归法人或单位所有的，属法人或单位合同诈骗行为。盗用、冒用、伪造法人、单位公文、证件、印章或以终止后的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属个人合同诈骗。

在区分个人实施和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罪时，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必需引起重视。我们如何区分私营企业主以自然人身份实施的个人犯罪与私营企业实施的单位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这样一种错误的观点和做法，认为私营企业财产属于私营企业主所有，其盈利和风险均有个人承担，实施合同诈骗所得也是归个人。因此这种企业实施的合同诈骗犯罪，不论是私营企业主以自然人身份还是以私营企业名义实施的，都是私营企业主个人的犯罪。但是，这种说法是极为不妥当的,他严重违背刑法总则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及刑法分则关于个罪规定的,混淆了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界限。实际上,私营企业财产与私营企业主的个人财产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同的,有的私营企业已经发展为现代企业,成了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其重要事项的决策往往都有集体和决策机构作出,把私营企业单位犯罪当成私营企业主个人犯罪,必然错误地追究私营企业主个人的刑事责任和放纵私营企业。同样,把私营企业主个人的犯罪当成私营企业单位犯罪,必然错误地使私营企业蒙受损失。那么区分二者的标准是什么呢?关键仍是看个人从事合同诈骗行

-5-为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单位名义,违法所得是归个人所有还是归单位所有,也即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俩点去把握。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还应注意个人承包问题。对于个人承包中以单位名义进行合同诈骗活动的，要根据承包方式、承包性质及承包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于定额上交承包金，除了上交一定数额外其于收益都归承包个人的，承包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一般作为个人诈骗处理。对于责任制承包，资产、场地、流动资金等都归单位所有，承包人只根据企业效益提成，按比例拿奖金的。承包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一般作为单位诈骗处理。但是如果发现发包方只派人挂承包单位的名，并不直接参与管理经营的，或者赃款全部或大部分归承包经营者的，则应认定为个人合同诈骗。

三、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的，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刑法》第224条也明确规定了行为人须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反映了合同诈骗犯罪分子的真实目的。也是合同诈骗犯罪于经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行为的一个重要区分标准，何为非法占有目的？传统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意图非法地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即依法对财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这种观点强调的是行为人具有非法谋取公私财产所有权的意图；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的含义应是广义的。他的侧重点应是对合法财产所有权的破坏，至少应包含俩方面的含义，一是行为人意图永久剥夺所有权人不能行使所有权各项权能的权利；二是行为人追求使所有权人处于永久不能行使各项所有权权能的状态，包括用占有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进行财物的高风险性经营。因此，综合上述观点，我们认为，以非法占有目

-6-的，应包含以下俩方面的内涵：（1）行为人意图永久非法行使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全部权能，（2）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他人无法行使财产所有权的权能。

对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存在的形式问题,刑法学存在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种存在方式,第一,存在于合同签订之前,即犯罪主体无履行合同的诚意,而只是想通过合同骗取他人的财物;第二,在签订合同时,行为人内心是不确定的,是否履行合同义务对行为人来说尚处于朦胧的状态,如果后来行为人通过合同约定取得了对方财物,但是没有机会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也没有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这时可以认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第三,行为人与他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骗取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双方签订合同时希望通过履行实现利益的意图是确定的,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的变化,促成了行为人主观意图的转变,行为人不再履行合同,只希望无偿占有对方的财物。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的目的，只有产生在签订之前或之时，不存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转化形式。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应采取司法推定，应全面综合考察行为人签订合同的履约能力和担保真伪，履行合同中有无履约实际行动，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置情况，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为事后行为人的态度等方面的客观因素。因此，笔者同意另一种观点，对于第二种观点严重缩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外延，这就给有些不法分子以可机之乘，钻法律的空子。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与自己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又不积极履行；（2）起初确实只是为了解决一时资金困难，采取欺骗手段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以暂时

-7-获得周转资金，但在有能力归还资金的情况下却久拖不还；（3）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4)未履行义务前将对方当事人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保证金加以使用、处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进行高风险性投资活动的,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被民事制裁后,以各种方式逃避债务的;(6)为了应付对方当事人索取债务,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又与其他人签订合同筹措资金,以后次合同获得的货物、货款等归还前次款项等。

实践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切不可片面地认为行为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签订合同后无履行的实际行动或者没有返对方当事人的款物等某一独立的客观因素为依据，来轻率地推定非法占有目的。比如，没有履约能力与他人签订合同，未必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有履约能力签订合同，也不能完全排除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履约能力的有无及大小，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四、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

所谓欺诈行为，最常见的是隐瞒真相与虚构事实二种。刑法第224条规定了五种具体的合同诈骗方法。

1、虚构合同主体，即从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这是合同诈骗分子最惯用、最常用的诈骗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是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主体真实、合法是合同成立的前提，虚构合同主体的方式有以下几种：（1）盗用合法主体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如行为人盗用合法主体的空白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与他人签订合同；（2）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主体与他人签订合同，这是指私刻公章、伪造证件等手段，制造“合法主体”的身份

-8-和履行能力的假象，与他人签订合同。对此，我们不能仅从形式上看问题，而需从内容上把握其虚构主体的实质；（3）利用已被撤销的单位与他人签订合同，在市场竞争中，一些企业因种种原因而亏损、破产、倒闭，原有的一些介绍信、业务专用章、合同书等未及时收回妥善处理，一些人就利用这些继续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货物款项；（4）一些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的承办者、租赁者，明知其承办的企业没有履约能力或清偿能力，以承办企业或租赁企业的名义订立合同，骗取财物用于归还个人债务或个人挥霍，将合同义务转嫁给企业或者取得财物后溜之大吉。

2、虚设担保，即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担保的行为，在签订合同时，为了减少合同的风险，保障合同的履行，根据法律或对方当事人的要求，出具合同担保，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作担保，是指行为人提供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支付定金或作为抵押品。而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为担保，则是指行为人以虚假的证明证明行为人对房屋等不动产和车辆等动产具有所有权的证明文件，即以自己不享有所有权的财产作为抵押品。

3、设置陷阱，即设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的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信任，如不法分子利用一些企业产品积压、滞销，厂家急于寻求销路的心理，以少量定金为诱饵上门定货，或以推销代购为名，把货物拉走，使企业上当受骗，占有他人财物后无意归还。

4、卷款逃跑，即收受对方当事人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的财物后逃跑的。

5、其他方法，这是立法上的一种“兜底性”规定，即上述四种手段以外的其他合同诈骗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除了以上四种较典型的合同诈

-9-骗行为外，还有其他一些利用签订合同的诈骗行为。如虚构合同标的；利用合同制裁条款骗取定金、违约金，取得财物后大蕼挥霍的；拆东墙补西墙，边骗边还式的诈骗等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合同诈骗罪的成立，必须具有以上四方面，即合同诈骗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包括国家对合同管理制度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方面是非法占有目的，客观方面有实施诈骗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司法实践中，会不断出现新的合同诈骗，尤其是在合同诈骗行为方面，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以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引用文献】

欧阳清世：《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型》，苏 惠 鱼：《刑法学》

李 卫 红：《论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梁 华 仁：《略论合同诈骗的几个问题》 王 晨：《诈骗犯罪的定罪与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