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谁是小岗村的榜样.

第一篇：党国英：谁是小岗村的榜样.

党国英：谁是小岗村的榜样

像华西、南街这样的明星村，应该是农村城市化的榜样，而不是农村建设的榜样。农村建设，是要解决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如何改变落后面貌的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响亮起来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先生们似乎突然迷失了农村发展的方向，找不到前进的榜样了。

先是媒体报道，说著名的安徽小岗村的领导人在走访更为著名的河南省南街村时，表示小岗村将结束土地承包经营制度，重新走回原来的集体经营制度。这消息多少让人惊愕。后来的报道让人宽慰了许多，因为小岗村并没有强制农民进入一个什么样的“集体”，农民可以有选择的权利，而多数农民选择了把自己的承包土地租给那个“集体”。农民对“集体”在心里还有一个“怕”字。

然而，舆论还是显得迷惘。小岗村最早走上了解散集体、承包土地的道路，但它没有富裕起来，而富裕起来的似乎是那些坚持了集体经济道路的村庄。难道小岗村错了？难道全国几十万个村庄错了？难道改革开放后所农村的方向错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就是江苏的华西、河南的南街、北京的韩村河这样的村庄？前两年，江苏在全省基本完成了农村产权改革，除少数村庄之外，其余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实现了民营化，难道这也错了？

明星村模式能否复制？

依我看，所有对承包制发生怀疑而要倒回去走集体农业道路的先生们，都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

中国农村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搞承包制，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食品供应问题，农村贫困人口越来越少，而相比之下，我们在此前的二十多年里搞集体化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样一个巨大的“面”上经验，我们能拿几个“点”的经验来简单否定么？

其实，少数几个村庄富裕起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搞土地大包干。国务院财经办原副主任段应碧讲得好，这些少数村庄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发展了才允许他们对农业进行补贴，把集体耕作方式坚持下来。集体耕作的方式使他们能有计划地利用土地搞工业开发，而不是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农业经济效益的证明，最终要看投资收益率，要看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不是看每亩的单产。

少数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形成发达的工业经济有多方面的特殊原因，包括带头人的个人魅力，带头人营造的对农民的特殊控制方式等。有的村庄大量使用国家贷款也是经济快速成长的重要原因。这些村庄的共同特点是对拥有个性的领导人的依赖，他们的去留将决定村庄未来的命运。不止一个这样的村庄为了防止权力分散引发的控制力减弱而采取了家族内部继承权力的做法。这些村庄的决策是更集中了，还是更民主了，也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这些村庄还有一个资源是“明星村”带来的广告效应，如果带头人能审慎地利用好这种效应，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集体企业(或共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孰优孰劣不能简单而论。如果私人权力侵入了公共领域，控制了公共品的供给，那不仅是经济上的低效益，还可能是政治上的灾难。同样地，如果公共权力在私人领域取得了控制地位，也会有可怕的后果。两种权力，两种所有制，各有自己的控制边界，这种边界在历史上是变化的，但在一个时期里是稳定的，也是可以由法律来规范的。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在确定这种边界上面有了巨大的进步，由此确定了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方针，并把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作为农村经济的基本制度，我以为这样的制度完全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我衷心地祝愿我国少数几个明星村能蒸蒸日上，继续保持繁荣。国家的改革应该给些村庄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只是他们应该和其他村庄平等竞争，而不应受到特殊关照。

我甚至认为像华西、南街这样的村庄应该先行“村改市”试点，因为这些村已经有数万人口，如果按照城市标准去建设，未来的发展情形会有很大的不同。全国如果有5000个建制镇和明星村按照小城市的模式去发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建造别墅上相互攀比，那会节约多少土地！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又会提高多少！

在整个苏南，在华西村的旁边，经济实力强大的村和镇多得不计其数，只是它们中的多数没有明星的帽子，而以私营企业为主。浙江的许多地区以私人企业为主，那里的老百姓很富裕，生活过得又有很大的自由度，它们没有明星村镇的品牌，但能做到藏富于民，也是值得赞赏的。中国的土话说的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如果让这些镇和村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竞争，体制优劣也许更会一目了然。

榜样应该多元化

明星村已经被社会树成了榜样，这应该是好事。但我认为榜样也应该多元化，选择学习的榜样也应该有自由，特别应该有老百姓的自由，而不能是少数村干部说了算。

就我的个人的看法，像华西、南街这样的明星村，应该是农村城市化的榜样，而不是农村建设的榜样。农村建设是要解决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如何改变落后面貌的问题。这些地方没有发展起来工业，农村的进一步发展要靠国家支持，而明星村是把自己的工业和农业捆绑在一起，直接实现了“以工补农”。我相信，大部分农业村庄还是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间接地实现“以工补农”。这些村庄的发展最终要靠两个办法，一个是促进劳动力转移，让剩下的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来实现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另一个办法还是农民兼业。即使农民户均实现了20～30亩地耕作面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要以非农收入为主。要让农民获得充分的兼业机会，必须依赖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然而，中国的一些农村精英似乎很着急，心里盼着快快像明星村那样富裕起来。但如果守着土地搞农业，农民要很快发达起来还就是不容易。土地资源质量不高，户均耕作面积很小，依靠农业很难过上富裕日子；交通条件和人力资源的限制，又使多数农区难以发展工业经济。依靠劳动力转移也只能让农民攒一点盖房娶媳妇的钱。让中国每一个村都办起相当规模的工厂是不可能的事情，经济规律决定了工业集中到城市和其周边地带。经济成长的最高阶段是剩下少数农民搞农业，让农业成为城市的一个食品生产“车间”，而不是把农村变成工厂。落后的农业居民要致富，最捷径的办法是走出去，走到城市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平均工资”的规律要起作用，农民想穷也难。但发展到这一步需要时间。

就说小岗村吧，他们目前的选择究竟能不能让小岗村的农民很快富裕起来，还真令人生疑。可以计算，一户农民将自己的5亩地租给农业公司，每亩500元，获得2500元；农民每个家庭有两个劳动力再被农业公司雇佣，每月得到1200元，每年则得到14400元，总共是16900元。如果让农民自己耕作，每年只能得到大概2000元，一下子翻了大约8.5倍！如果他们不是租地而是以土地入股，收入似乎还要多！这农业公司简直是神仙下凡！这样的“回归集体”简直就是“点石成金”！当然，这个神话是不会出现的。农业公司吸收的劳动力一定会比它所占用的土地上排挤出的劳动力要少得多，农民还是要走上打工的道路，区别是他的土地租给了农业公司！历史就是这样，多数人的命运归于平淡，奇迹只发生在少数人那里。

我们正在完成新农村的建设任务，主流的做法还是要按一般规律来。我们相信那些已经显示了效力的东西，那是给我们带来丰衣足食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我们也相信给世界人民带来丰衣足食的东西，那是受到保护的土地财产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第二篇：党国英：减免农业税意义重大

党国英：减免农业税意义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2004年，中央决定在前几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并在5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这一做法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取消农业税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建立和谐社会的要义之一是公平正义。向农民征

收农业税是不公正的，更谈不上正义。纳税的本质是公民向政府“购买”政府的公共服务，而中国农民从政府得到的公共服务远远少于城市居民。大量农民事实上没有得到政府的公共服务。

而另一方面农民却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收益”，例如良好环境、廉价食物和战略物资等。为此，政府本来应该向农民提供补偿，而不是要他们纳税。当农民收入提高以后，他们从政府获得公共服务会增加，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要向政府交纳所得税，而所得税与农业税根本是两回事。

其次，取消农业税是缓减农村社会矛盾的需要。以往的经验证明，在农业税存在的情况下，因为农民社会在结构上的缺陷，地方政府事实上向农民征收过多的税费，中央政府常常无法对地方政府实行节制，产生了农民的极大抱怨，也引起政令不统一的危机。取消农业税，来一个釜底抽薪，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最后，取消农业税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需要。农民收入水平本来很低，农民积累能力很弱，农产品市场又往往是买方市场，农业的风险很大，总体上说，农业是一个不挣钱的行业。政府取消农业税，并给予可能的补贴，提高一点农民的积累能力，无疑会推动农业的成长。取消农业税并给农民种粮提供补贴，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意味着中国开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反哺农业的政策已经初露端倪。

党国英指出，有些人对取消农业税存在一些疑虑，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担心庞大的乡村债务没有办法解决。当然，取消农业税之后，一些地方的债务压力会加剧，全国乡村两级债务达数千亿元。但这个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关键是不能发生新的债务。旧债务可以在中央、地方和乡村几个级别的财政上分开来负担。

二是担心农村公共品的供应能力会下降，农民将得不到很好的公共服务。公共品的供给当然需要政府，但不一定需要一个大政府。大量的公共事务在民间组织那里也可以处理。取消农业税引发的乡镇改革并不见得不要政府，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如何产生，职能如何确定。民间组织不需要农民纳税，职能和产生方式变化以后，政府不见得要花多少钱才能运转。不能把教育方面花的钱看作是政府自身花的钱，教育、医疗、防疫和部分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应该依靠更高层次的政府财政。

三是担心农民的纳税意识的丧失。公民纳税，是对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一种费用。只是因为征税成本的因素以及现代社会的某种价值观的影响，公民的纳税数量与他享受到的公共品数量常常不成比例。但如果一国的公民太穷，纵使他们有纳税意识，收税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现代国家在设置收入税时总会确定一个起征点，使穷人不去纳税。

概言之，我们没必要担心农民缺乏纳税意识。如果以后农民的经营规模扩大，农业收益提高，征收农民的所得税有了可能性，农民自然会交纳所得税。法律的力量由不得农民不交这个税。

第三篇：党国英：农村住房为何蚕食耕地?

党国英：农村住房为何蚕食耕地?

可以想象，东部农民在扩大住房、中西部农民在收入提高以后，也会向东部农民看齐。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农民住房的扩张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这两年，地方政府和工商业资本对耕地的蚕食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来头大，惊动也大，对农民的利益损害也明显，自然逃不过人们的眼睛。然而，引发这种土地掠夺的原

因并非导致这一种后果。土地是“集体”的，来头大的势力能圈占，农民自己会甘心吗？当然不会。他们也要想办法尽量把土地抓到自己手里。农民在静悄悄地行动，惟其响动不大，人们还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上周去南方某地开会，乘火车注意观察沿线的村容村貌，看到南方农村的农民住房又到了新的水平。那些二十年前盖的两三层楼房旁边，更漂亮的楼房盖起来了。看这些新盖起来的农民住房，不免感慨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的确大大提高了。看过欧美国家的农村住房，我以为中国江浙一带的农民住房水平决不输给欧美国家。可是，再深入一想，这难道是好事情吗？

从飞机上往下看，从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平原，中国的城市地盘在扩大，农民的住房也是密密麻麻的。有的村落快要挤到一起了。农民需要这么多住房吗？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农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从1978年8平方米已经上升到2002年的27平方米。浙江省农村的这个指标在2002年就达到47平方米以上。中国农民的住房面积增长速度超过了农业(注意，不是农村)经济的增长速度。只要农民有了钱，想的第一件事情是盖房子。可以想象，东部农民在扩大住房、中西部农民在收入提高以后，也会向东部农民看齐。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农民住房的扩张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其实，农村住房的空置率相当高。在我调查的一个经济发展状况一般的华北某村子，农民住房空置率达到15％左右。没有空置的那些住房，居住的人口也相当少。住房空置或低利用率的情况在南方一些农村更严重。农民哪里去了？不难理解，他们或者迁移到了城市，或者在城市打工。打工者在城市没有住房，他们像候鸟一样每年一次地来往在拥挤的工棚和宽敞的农舍之间。迁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在城里有了住房也会保留农村的住房。

盖房的目的之一是占地。中国的《土地管理法》规定，每一户农民可以划拨到一块宅基地。这个规定便是农民占地的一个法律依据。前些日子，美国三一学院的文贯中教授看中国的统计资料，提出一个问题：近些年来，为什么中国农户数量在增长，而农民人数在下降？他真是看到了一个有趣但也严重的问题。从1999年到2002年，中国农村农户数量增加了1.1％，但农民数量下降了1.6％。分出一户，就能占一块宅基地，这便刺激农民的大家庭尽可能地分户，也尽可能地生儿子，不生女儿；生了女儿，也有可能被遗弃，甚至被溺毙。我了解华北某个农户，他们有6个儿子，5个儿子在外面工作，有的早已是城市居民，但他们每个都分到了一块宅基地。

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农民用分户、盖房的办法占地，实在反映了农民的理性，几乎是无可指责的。但这种占地的方式至少有三个危害：第一，农民的资本积累转化成了房屋投资，而房屋的利用率并不高，这使得农村潜在的资本效率下降。第二，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也下降了。第三，农村社会结构受到破坏，特别是加剧了农村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调。如果这个局面能得到扭转，农民积累的资本用在城市购房、建房上，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会提高，土地也会得到节约。但是，在目前的土地政策之下，扭转这个局面实在太难了。我们真该反省一下我们的土地管理方式了。

第四篇：党国英：农村发展需要新一轮制度创新

党国英：农村发展需要新一轮制度创新

一、农村改革为什么会取得成功？

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成就是：（1）农产品供应极大丰富，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绝大多数在人民公社体制下过着贫困生活的农民开始过上温饱日子。（2）家庭联产承包制极大改变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为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创造了基础。家庭联产承包制能不能成为农村

经济专业化和农业规模经营的制度基础？人们曾经对此有所怀疑。我国农业“产业化”近几年的长足发展证明，这种怀疑没有充分根据。（3）农村经济的成长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农村经济的高速成长时期，农村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达75.4％（1993年），1993年后，由于国民经济的整体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农村经济的相对份额下降，但农村经济的成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仍达47.2％。（4）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村经济体制发生重要转变，并促进了农村社会关系的逐步变化和农民思想观念的逐步更新。

家庭联产承包制得以在1978年后迅速推广，首先归功于中国农民的创造精神。中国农民勇敢地冲击人民公社制度并取得成功的主要社会条件是：（1）人民公社制度所包含的各种内在矛盾在后期由于政治运动的推波助澜而加剧，特别是这个制度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已危及到农民的生存，农民对抗这个制度的风险显著降低。（2）农村是计划经济的薄弱环节，因而改革也易于从这里突破。（3）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的一个重要情况是大部分地区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民的利益比较一致，前者能与普通农民一起共同反对人民公社制度。当时的迅速变革固然与新制度符合农民利益有关，但从变革的可操作性上看，农民内部没有分化，利益要求比较一致，特别是精英分子的积极性很高，是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农村改革的很大成功也离不开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与行动魄力。1978年之前，我国农村事实上已经先后出现过三次“包产到户”，但都遭到严厉批判。1978年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取得了稳固的领导地位，给农村改革提供了政治条件。

家庭联产承包制与集体经济制度相比所具有的制度优势是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1）从根本上说，家庭联产承包制适合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性质。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使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2）家庭联产承包制直接把家庭收入与家庭的生产投入结合在了一起，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集体共同生产条件下的农民的“搭便车”行为，产生了制度的激励功能。改革前我国农村生产在管理中也有某些责任制形式，但一般没有实行“联产”制度，或者“联产”仅止于作业组，其激励功能极为有限。（3）家庭联产承包制大大降低甚至取消了某些农业集体生产的监督管理成本。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对农业劳动者劳动投入的质量、数量进行监控的成本极为高昂，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实际上基本取消了这种监控成本。（4）农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了生产自主权，为农业生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处于重要转折关头

1·家庭联产承包制在根本上仍适应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这一制度的内在矛盾始终存在，并有日益加剧的倾向。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实践中始终包含两种矛盾。第一，承包权与所有权的矛盾。矛盾的两方是：村干部代表的集体所有权与农民拥有的承包权。农民拥有的承包权体现了农民的直接利益，而农民的利益应该是约束集体所有权行使的根本因素。但是，由于集体所有权由村干部来代表，而村干部在多大程度上服从农民的利益，取决于村干部的素质和村民对村干部的监督能力，而通常这两点由外在因素决定，并不能得到保证。第二，承包权设计与承包制功能的矛盾。在我国现阶段，承包权的设计在考虑效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农村社会保障乃至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承包权设计与承包制功能的矛盾实际上也是承包制功能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当前继续落实家庭联产承包制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难理解，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能否在下一世纪继续保持繁荣，农村社会能否稳定，取决于我们能否调和好上述矛盾。调和上述矛盾的难度以及需要采取的对应措施，依赖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目前我国农村某些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在加深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内在矛盾。

2·农业经济的组织基础脆弱，难以支撑农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80年代以来，中国的粮食供给过剩大约5年一个周期。这种情形给农村实现稳定的制度变迁造成困难。出现短周期的原因何在？一是分散的、数量庞大的农民手里的存粮增长速度（13年增长8倍）大大超过商品粮的增长速度，而这部分粮食对价格变动极为敏感，在我国商品粮需求相对不足（约为总产量的30％，发达国家几乎是100％）的情况下，农民存粮形成的粮食供给很容易在价格诱导之下对市场产生的巨大冲击。二是农民种植粮食面积以保住口粮为

第五篇：谁是我青春的榜样

谁是我青春的榜样

南苑中学初三（3）班王雪

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记得在一本书中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榜样是心中良知的标尺的刻度，选择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人作为青春的榜样，我们就能避免误入歧途。在我们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榜样的力量，能指明我们人生追求的方向；榜样的力量，能教会我们分辨善恶美丑；榜样的力量，更能激励我们奋发向上。

谁是我青春的榜样呢？我曾经有过无数答案，但是今年9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开学第一课《我的梦，中国梦》后，我终于找到了坚定的答案，我青春的榜样就是———北京无臂青年刘伟。

当这个无臂青年站在“课堂”上，最感染我的是他那阳光般的笑容，对生活的从容与自信。

刘伟小时候因为淘气，和朋友们玩捉迷藏时，碰到高压电线，不幸失去双臂，他的人生也从此转折。仅仅10岁的他一度感到绝望，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一个和他同样失去双臂样的残疾人，那个人用脚拿起笔，写下了一行字：“拿起笔你能做得更多，”从那天起，刘伟不再把他自己看做是一个残疾人，他开始慢慢训练他的脚------。伤愈后加入北京市残疾人游泳队，2002年，在武汉举行的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上，刘伟一举夺得了两金一银；2005年、2006年连续两年获得了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百米蛙泳项目的冠军；19岁时，成绩优秀的他放弃高考，开始学习钢琴；2008年4月30日，参加北京电视台《唱响奥运》节目，演奏钢琴曲并为刘德华伴奏。2008年8月29日，CCTV-10《讲述》播出刘伟的故事《断臂琴缘》。

面对人生的挫折，面对人生的挑战，刘伟没有退却沉沦，他采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树立正确的挫折观，磨砺坚强的意志，养成勇于克服困难的优良品质，他为我们唱响了一首精彩的青春之歌，更是一首青春无悔之歌！他让我钦佩，面对他灿烂的笑容，我顷刻间积聚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开学第一课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我的耳畔常常回荡着刘伟那悠扬的琴声，那是用脚趾弹奏的音乐，灵活的脚趾在琴键上跳跃，琴声轻快灵巧，那是追逐梦想的声音。

刘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的人生只有两条路，要么精彩的活着，要么赶紧死”而他勇敢地选择了前者，命运虽然让他成了“断臂”青年，但他却努力地与命运抗争着，他让我懂得命运应该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他活得很精彩！

对照榜样，我不禁羞愧地低下头。我不是常常抱怨初三学习的繁忙吗？常常抱怨父母老师不理解自己吗？，为了一点小感冒便找到了不写作业的借口，为了琐事竟和同学大发脾气„„想想刘伟那些不平凡的经历，我自己那点“痛苦”简直是微不足道，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从刘伟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他的自立、自强、勇敢的品质感染着我，他与命运顽强斗争的精神鞭策着我，他就是我青春的榜样，是我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