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院士16日演讲全文如下

第一篇：吴良镛院士16日演讲全文如下

吴良镛院士16日演讲全文如下：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志存高远身体力行》。

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科学美德。战国时候起于临淄设“稷下学宫”，治官礼、议政事，著书立说，可以说是当时高等学府与文化中心。其中已经蕴含了学术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风尚。事实上，科学作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提倡的，就当前来讲，各个学校制定的校训都是这方面的至理名言，当然，对学术研究腐败的揭露也是屡见不鲜，包括中国、外国，说明真正认识并严格自律并非容易的事。

今天在座的90%以上都是刚入学的研究生，这是你们人生的新阶段，我热诚地希望你们在思想上也能够有一个新的境界。我今天在这里不讲大道理，因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学习资料汇编》上有好多文章已经将一些道理说的很透了。刚才韩启德同志又作了很重要的讲话。我作为一个建筑学人，自1946年执教于清华大学，至今已经68年，我只想将一些通过自己亲身经历所得到的体会跟同学们讨论。

第一，理想与立志。一个人一生不能没有理想。立志是人生不断前进的动力。要思考我这一生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有何作为?有何抱负和志趣?想要从事什么专业?这在中学进入大学时必然要有所考虑，从大学进入研究生时代更需要进一步思考。立志往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成长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想而一步步顿悟、提升，当然，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之所以选择建筑事业，并作为一生追求的方向，是与我青少年时代成长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我1922年生于南京，当时正值内忧外患，中国大地上战火连连，苦难深重。1937年南京沦陷，我随家兄流亡重庆，于四川合川继续中学学业，记得1940年7月27日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合川城遭遇日军空袭，大火一直燃烧到第二天清晨降雨始息。当夜合川城大火冲天，而且狗叫的声音像哭一样，我敬爱的前苏州中学首席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也遇难了。战乱的苦痛激励了我重建家园的热望，我最终断然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以建筑为专业，这是一个开始。随着自己的成长，认识国家社会的发展，逐步对建筑事业发展的需求也就不断加深认识，对它的学习研究也就不断提高。

第二，选择。一个人一生不知要走多少十字路口，一个弯转错了就很难回到过去的志愿，因此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人生中有太多太多的机遇、变迁，甚至有无限的偶然性，国家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变迁，乃至家庭中细小的问题都会引人转向，甚至于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回顾我自己的经历，有几次重要的十字路口：1948年我经梁思成先生推荐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求学，1950年学成后，应梁先生信中说到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召唤，力辞种种诱惑，毅然从尚为英国盘踞的香港、在军警挟持下取道回国，投身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和教育事业中，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留在美国，便没有此后几十年在中国建设领域中的耕耘和收获;1983年，我年满60，从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行政岗位上退下，当时张维校长邀请我前往深圳大学创办建筑系，我婉拒了他的盛情，坚持和一名助教，在半间屋子、一间书桌、两个坐凳的条件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到现在已经整整30个春秋，30年中我与研究所的同志们共同开展了一系列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与实践，当时若前往深圳，今生后期的工作则又会是另一番光景。类似的情况一个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回顾既往，我自审之所以没有“转错”大方向，很大程度上还是与早年“立志”相关，我很早便立志在建筑与城市的学术领域做一些事，在不同时期，根据现实条件，作出相应的选择。第三，坚持。人生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困难是坚持还是退却?就我个人经历而言，不论是青少年时读书求学，还是年长后的研究和实践，几乎处处都要面对困难，也难免遭受挫折。年轻人很容易受到挫折影响而气馁，这里希望大家以宗白华先生讲的一句话共勉“不因困难而挫志，不以荣誉而自满”，这是在他写的《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上的一句名言，要立志、要选择，在选择道路上更要有不惧困难的坚持。

第四，榜样。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会起到重要的影响。我在求学的各个阶段都有幸得良师的指点，这是人生的一大幸福。1940年我进入中央大学建筑系后，师从我国建筑领域的先驱鲍鼎、杨廷宝、刘敦桢、徐中等诸位先生;1946年自云南抗日战场回到重庆，又幸得梁思成先生赏识，获邀参加协同创办建筑系，其间多得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等言传身教;1948年梁先生推荐我赴美求学，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里尔？沙里宁，学习建筑与城市设计，获益良多。除了诸位“良师”还有诸多“益友”作为榜样。数学家冯康因独立于西方系统创始了有限元法而享誉，20世纪40年代初，他与我同在重庆中央大学求学，1946年又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他原本在电机系，后转学物理，又发现对数学感兴趣而转到数学系。数学的事情我说不了，但是可以谈一谈从生活的其他方面得到对他的认识。冯康一度喜爱音乐，将图书馆有关古典音乐的著作借出来逐一阅读，这体现了他即使在业余爱好上也拥有钻研而广博的科学精神，在各方面日渐渊博，最终成为“有限元”方法的创始人之一，获得国际瞩目。植物学家吴征镒是200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我在上世纪40年代即在清华园中与他结识，当时我们同居住在工字厅，隔院窗口相对。他当时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在1946年清华大学纪念闻一多被害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他鞭挞时局，我后来参加“教联会”的工作，与他多有往来，才初步辨明时局。吴征镒当时事实上是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后来去了解放区，解放前夕代表党组织接收清华大学，并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筹备等，如果他将这些工作做下去，可以成为优秀的领导，但是他选择回到昆明，继续从事植物学研究，主编了《中国植物志》等权威著作，他的一生，参加了革命运动，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学术抱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在为学、为人、为事中给予我心灵上的感染，至今我敬佩不已。建筑与规划专业内的“益友”更多，在此不再多举。

以上主要讲良师益友的重要性。关于师生关系，我执教多年，颇有些亲身体会。韩愈《师说》有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老师最基本的职责。同时他还有两句话未必引起人太多注意，就是学生可以超过老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两句话无论对教师和学生都非常重要，在学生刚入学的时候，老师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进行启蒙、指导与引领，若干年后，学生的学识能力不断发展，便不只是师生关系，而是学术事业上的战友、同道。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有件事值得一提，1999年国际建筑师学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我被委任为大会科学委员会主席，负责起草大会文件，这一任务匆匆落在我身上，当时时间紧迫，又有其他任务，助手中只有一名学地理出身的博士研究生可以帮忙，当时的工作情况是：我每天清早将晚上写好的稿件交给他，由他白天整理，晚上他再交给我，我继续在深夜赶稿，如此往复，终于形成了《北京宣言》，这个文件获得咨询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并认为超出了“宣言”，所以被定为《北京宪章》，这也是国际建协自1948年成立至今通过的唯一的宪章。它说明师生共同在重大课题中合作，教学相长，成为共同战线的挚友，推动学术的发展。这名曾协助我的博士生现在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教授，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的副所长。

第五，顿悟。回顾几十年的学术人生，我深切地体会到科学理论的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时刻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不断注意现实问题与学术发展的情况，进行知识累积、比较研究、借鉴启发，逐步“发酵”，得到顿悟。我的学术道路上有以下几个顿悟可以与同学们交流。

顿悟一：建筑学要走向科学。我在1940年代，在战火纷飞中求学，初入建筑之门，学术思想的启蒙。1948年，赴美求学，接触到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1950年回国，投身新中国城乡建设，参与长安街规划设计、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毛主席纪念堂规划设计等重大项目。这一时期因制度变革、政治经济等局面的变化，有诸多困惑。文革结束后，我满怀激情再次投身于建筑领域的工作中，希望冲破困惑的迷雾，找到建筑学的方向。1981年，参加文革后第一次全国院士大会，认识到，一方面是双肩学术责任的加重，另一方面是建筑学专业必然要向科学发展，否则难以适应形势的要求。

顿悟二：从“广义建筑学”起步，从建筑天地走向大千世界。通过对交叉学科理论知识的涉猎、对古代人类聚落遗址的考察，等等，我认识到建筑学不能仅指房子，而需要触及它的本质，即以聚居，说明建筑要从单纯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会，从单纯物质构成的建筑物要拓展到社会构成。因此，提出了“广义建筑学”。这本著作今年被译为意大利文和英文。

顿悟三：“人居环境科学”的追求，有序空间与宜居环境。“广义建筑学”之后，我仍在从各方面进行不断探索，希望得到新的领悟，基于对传统建筑学因时代而拓展进行种种探索及对国外种种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逐步理解到，不能仅囿于一个学科，而应从学科群的角度整体探讨研究，需要追求一种不囿于过去的新学科体系，1993年第一次提出“人居环境科学”，人居环境科学探讨如何科学地利用空间，实现空间及其组织的协调秩序，即有序空间。人居环境科学始终以人为核心，人应当在空间中安居乐业，所有层次的空间规划设计都为人的生活服务，旨在创造适合于社会生活生产的美好环境，即宜居环境。

顿悟四：人居环境科学涉及诸多学术领域，要走向科学、人文、艺术的融汇。全球性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气候变化等问题不断涌现，都推动人居环境科学变成大科学，这是非常有前途的科学。它将迈向大科学、大人文、大艺术。科学——绿色建筑、节能减排等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入、对社会中下阶层的关怀等;艺术——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美的欣赏和艺术的创造等。今年9月初，我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题为“人居艺境”的展览，将我的书法、建筑、绘画、速写等作品进行展览，我进一步体悟到我们过去所居处的人居环境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美的欣赏和艺术创造，其中蕴含的艺术境界丰富、充实而又深远，从自然环境到人文环境，从个体人的生活到社会的运转，无所不包又无处不在，这已超出了我从40年代起所追求的建筑与艺术的并行学习，多种艺术门类以生活为基础，相互交融、折射，聚焦于人居环境之中，在某一门类中有独到之心得，都可以相应地在人居建设中有所创造和展拓，这可以说是人居科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其中尚有广阔的空间待我们去探索、发掘。

由于建筑设计的事物太庞杂，作为建筑学人，以上所说的是我结合自己学术人生经历的一些体悟，我也很难就自己的专业领域把今天的大会主题解说清楚。在座的同学们都来自不同的学科，但都应当关心多方面的学术思想的变化，多学科互补、拓展知识面，从而了解时代的发展与需求。例如，我上面提到的数学家冯康对多方面的研究均有涉猎、融贯综合，植物学家吴征镒既关心国家政治，又专注学术研究。他们都是青年人学习的典范。

对于青年学人，我认为在理性上对科学道德、科学伦理等似乎不难理解，关键在于身体力行。现在社会舆论的各个方面对于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宣传屡见不鲜，相关的书籍、文章也很多，但是让人痛心的是，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这些人也许并非对科学道德不理解，而是没有切实地将之落实到一己的心灵与行动中。因而，我想强调的是，必须志存高远、身体力行，从经典的哲理转化为一己之行动指南、行为通则，唯有此，才能慢慢地内化为属于你自己的精神财富，并且会在逐步顿悟中加深体会，并不断加强信念，持续前进。

如今，我虽已年逾九十，但仍坚守在教师的岗位上，仍要求自己以一种积极的精神面貌面向未来，随着年龄日增，必然有些事情由于体力不及等原因已经做不了，但是依然觉得当前正面临着一个大的时代，未来有无限的生机和激情，要促使自己力所能及地不断探索广阔的学术新天地，建设美好家园、美丽中国。愿与广大青年学人一道共勉!让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凤凰网 石玉）

第二篇：读书笔记——吴良镛《科学、艺术与建筑》

读书笔记——《科学、艺术与建筑》

城市规划 1 班学号：20116239姓名：白雪燕2012.10.15

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绘画、雕刻并称三艺，他们各有自己的领域，并享有非常高的美学要求。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可以孤立其外、独善其身，艺术也不例外。

法国作家福楼拜曾经说过：“越往前进，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在塔底分手，在塔顶会和。”建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这已经成为新时代建筑不争的本质内涵。而此处的科学与艺术，已不仅仅是从前的定义，而是涵盖更多领域的大科学与大艺术，在它们的结合下，一个“大建筑”的概念顺应而生。

何谓“大建筑”。歌德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因为建筑传达给人的心情与音乐的效果相似。”的确，在从前，由于种种条件的局限，别致的建筑往往与某种特权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因此对那时的人来说，看到一栋美丽的建筑时，心情总是愉悦而向上的。可随着时代的改变，建筑的需求渐渐从少数权贵扩张到数量庞大的寻常百姓里，也正因此，新的时代对建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也就是我们提出人居环境科学这一概念的原因——在建筑外形美的感受外，提供更多的因素，启动人们的心灵，在客观物质的世界里创造更加深邃的精神世界。在人居环境科学的角度下，建筑、园林、规划等与建筑相关的专业成为了同时为人与美服务的科学学科。

整个世界在飞速的发展，而中国的城乡发展建设速度更是史无前例。不同于以往由绝对权威规定同一种秩序，包括当前的中国特色体制，全社会从广大群众到领导，都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着建筑，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原有的城乡格局正在解构，等待重组；在如今存在着许许多多影响建筑的不确定因素，它们的难以驾驭直接导致了社会重组的混乱，有时甚至违背最基本的建筑秩序。如何在各种变化中寻找不变的因素，在复杂的大环境下寻找新的有机秩序，做到“和而不同、违而不乱”，这将会是广大建筑人未来不懈的努力方向。

第三篇：重温郝柏林院士的演讲

重温郝柏林院士的演讲

按：下面是我国著名数学家，混沌动力系统专家郝柏林院士的一次讲话记录，想必诸位看过后会受益不少。郝柏林先生的学术水平之高令人仰止，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他那种事实求是的态度。我想，对自然科学真正有兴趣的人，他很难丢失那种与生俱来的纯真的灵感，而为做学问的所谓学而优则仕者，只能遮遮掩掩，蒙混过关，终生处在被动的小陶醉当中，自然的深刻规律在这种浮躁的心态下恐怕永远只是个传说...我把这这段话原文转载过来，我们共同来思考，怎样做学问，怎样做人。

郝柏林院士

混沌动力学的博大精深

给我的题目是科学精神与学术规范。我想不用这个题目，因为这些事情讲不好的话就是一堆空话。我跟大家的年纪差得比较多，现在到了关山门的阶段。今年、明年研究生基本毕业了，底下的生活方式就不一样了。今天正是一个机会来回想一下。我写了三页纸的提纲，但是说起来可能比较随便。

首先，我相对于各位有局限性。我是一个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高等教育的人，最高学历是大学本科毕业，没有学位，白丁一个。这是我所处的时代造成的。我在大学物理系受过三年正规教育，当过两年研究生，没有当完，算研究生肄业。我的工作范围是自然科学里的理论科学、数理科学的一些角落。我是不做实验的人。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曾经几度做实验，甚至做工程，但总的说是一个做理论的人、玩计算机和做数学式子的人。这样，对于各位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我知道在座各位有人文、生物、医学各个方面的人，所以我讲的事情可能对大家带有特殊性。另外，我说的是个人观点，不能保证跟教育部的现行政策和学校的现行规定完全一致。

先谈教育。教育是人类社会非常特殊的现象，这跟其他动物区别很大。每一个时代的人类把自己在各方面学习创造得到的东西、认识到的东西，有些是很抽象的，传给下一代人。一代一代人进步得非常之快。这是动物世界完全跟不上的。动物也能学会一些东西。动物行为科学有研究成果证实，一些黑猩猩群学会了其他群没有的东西，比如在浅水的地方找那些带根的植物，把它拔起来洗一洗再吃。这个不是所有黑猩猩都会的。有的群学会了以后慢慢传开。但是这种事情在他们的进化阶段跟人类完全没法比拟。我们的教育活动在每个现代人的生活里要占几十年，义务教育9年，到高中毕业12年，加上本科4年是16年，再来5年的硕博连读是21年。我还没提特殊的学科如医学，他们的本科长，研究生阶段也长。

另外有一些人是毕生在教育岗位上的，在座的各位就是。我自己虽然在科学院呆了很多年，但也是教书的，中国科技大学一成立就在那里教过书。教育活动对人类非常重要，在从事教育活动里的大学、特别是国家最好的几所大学，那真是神圣的殿堂。在现在的社会里头，大多数重要的人物除了极个别的一般都经过大学这个阶段。你们看现在的中央领导哪个没上过大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学在社会上地位非常特殊，他应当保持一种神圣性，一种神圣的特殊性。作为大学老师，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不管你教什么、讲什么，都要有自己的操守。不是社会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合理的，不是!有一些话是翻译错了的，所谓“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翻译的错误。查查德文原文，精通德文的人都不易找到合适的中文词。1950年代，张仲实翻译成“一切存在的都是理性的”，还稍为接近原意。不是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正是因为存在的不都是合理的，才需要有革命、有改革，需要从事教育。

教育的内容是什么？我不知道各位想过这件事没有。在座的各位不一定都学过教育学。我倒是学过。我在中学是学生干部，当时团中央的书记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下去了，上来的书记是胡耀邦。他当时很年轻。1950年代初，他做了团中央书记。团的工作一下变得非常活跃。他提倡所有学生干部都要学点教育学、逻辑学、心理学，这样才能做好工作。于是我们就去买书自己看。我看的是凯洛夫《教育学》。凯洛夫做过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从事过教育事业。他的书是1950年代国内师范大学的标准教科书。可能我现在讲的教育学未必跟如今的教育学一致。凯洛夫《教育学》说我们教给学生的是知识、技能、熟练技巧三件事。知识不用解释。学生还应该有点技能，比方说，现在学计算机就是一种技能，即使你不是计算机专业的。还有一种东西是熟练技巧，就是你在自己的本行里做得非常熟练的东西。我是做理论物理的。我对有些研究生在黑板上讲点东西的时候要拿个纸片，对着纸片往黑板上抄，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舒服。你在干这件事，你这几年就研究这个问题，你就应该滚瓜烂熟。遇见方程、积分，动不动就得去查书、查手册，怎么能做出好东西来！在你做的狭窄领域里，你必须非常熟练，有些本事要变成你的熟练技巧。我觉得不管怎么讲，现在这三条还是有的。但是，对于培养研究生而言还得多一些，接下来我会慢慢说。因为研究生是给这个社会培养最高层次人才的。现在读研究生的，各有各的目的。这在当前的社会是很自然的，包括现在许多研究生是为了解决就业困难。他不是把研究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这个问题有它的现实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在自己的学科方向能够培养一些非常高层次的、非常有作为的人。所以对研究生应该特别一点，他们应该比刚才讲的那三点还多做一些。

培养研究生与普通教育比，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即批量生产和手工作业。大学扩招以后，许多学校在批量地生产硕士和博士，这就带来新的问题。当然，这里可能有社会的要求，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我这里要讲的还是比较带手工性质的。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培养高层人才都带有很强的手工作业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3章讲机器和大工业时说过：最早的机器是手工师傅摳出来的，一直发展到用机器生产机器，大工业才站到在自己的立足点上。实际上电子计算机也经历了这个过程。最早的电子计算机也是手工做出来的，把真空管，电阻、电容用烙铁焊接起来。现在的一个PC机、一台笔记本计算机放在1950年代可能这个舞台都放不下，但那都是手工做出来的。现在的计算机的生产完全由计算机在控制。芯片的布线设计，人就做不了。

马克思当年在分析机器怎么出来的时候专门讲了手工业的师傅，原文是“这一类劳动者的职业带有半艺术的性质，所以, 他们的人数的增加, 是不能急致，而只可缓图的”。就是说，精巧的手工业师傅不可能在社会上一下出很多，只可能慢慢地培养。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人才的，到现在其培养方式都带有这一性质。他们只能一个一个培养出来，不可能急就。至少我目前还在感受这件事，而且我怀疑将来也不可能做到批量生产。你可以开训练班，批量生产画匠，但是你绝对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培养出国家级的画家。少数名画家是自己冒出来的，许多大画家是老画家带出来的。像齐白石，好多知名的画家如娄师白、李苦禅、李可染，都在他身边学习过。我们培养学生也带有这种性质。不过既然是手工业，就非常之不拘一格，不是一刀切;一个老师、一种行业、一种风格。所以从教育部讲不能一刀切，从学校讲不能一刀切，两头都得照顾着。我们有批量生产的一面，但还是希望能培养出不多的一些人，这些人对国家将有很大的贡献。像复旦大学，要成为非常强的学校，必须得有这样一批非常强的人，非常特别的人。当然也不一定完全由我们自己培养，可以从其它地方争取来。

研究生不是学生，是研究人员；硕士生是初级研究人员，博士生是中级研究人员。这个话不是我的，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老所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彭桓武讲的。在理论物理研究所刚成立的时候，彭先生就强调：研究生不是学生，而是研究人员。理论物理研究所是全国很少有的单位，它不设初级职称，但是有许多研究生和博士后。如果你统计一下，这个研究所发表的文章，研究生和博士后是主力军。所以我觉得，不要把研究生当作一个学生，而是把他当作一个做研究的人。

请导师们想一下，我们讲大课，听大课的学生我们基本记不住，除了个别常提问的。但是你带过的研究生，应该基本上都记得。当然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人，带的研究生非常之多，同时带几十个。反正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同时带那么多学生。为了今天的演讲我做了个统计。我的经历有些四不象，1963我年当助理研究员，相当于讲师，当了15年，因为中间有文化大革命。1978年一下将我提拔成研究员，越过了副研究员的级别。春天提升到教授，夏天就去招学生。我们非常认真，笔试过滤了一下，然后把所有通过笔试的人都集中到河北廊坊，在那里口试面试，录取了一批学生。从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开始带学生，包括现在还在跟我工作没有毕业的人，我加了一下总共是45个人，这就是31年来同我工作过的总人数。其中获得硕士学位的12人，获得博士学位的18人，没有做完就出国的有10个人，其中至少有5人后来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现在仍然在学的有5人。这5个人中有一个不完全是我的学生。作为一种过度，我请了一位年轻的老师帮我带，这是一种双保险。也就是说31年，一共有45个人跟我工作过，这些人的名字我都记得，至少有半数以上仍然保持着联系，有一些还成为长期的朋友。

我的学生没有成为我的合作者的。我自己对此有深切感受。现在相当多的佼佼者都出去了。我跟美国朋友说，我是你们的预备学校的老师，我培养人，给他们写推荐信送到你们那里去。这个情况现在有些变化，但还没有根本改变。这个变化的程度我看要取决于大学的环境、教育和科学政策等等，不完全是待遇问题。要容得做基础研究的人在这个环境里发展，你才能真正吸引人。我有时候跟前辈比，比如跟唐敖庆，他做过基金委主任，是我国量子化学的奠基人。他的弟子成为院士的可能有7、8个人。等到我们带学生的时候，到了国家开放的时代，就像缺了口的木桶，培养的人冒了尖就从桶沿上流出去了。这种事情不只我们面临着，很多国家都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问题。全球化之下没有办法把自己封起来，没办法给每一个出去的年轻人拴一根绳揪着，到时候要他回来就回来。一切都得靠吸引才行。当然，现在这一情况也逐步在变。

带研究生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同研究生一起工作3年、5年甚至8年。你跟自己的子女密切相处都没有那么长时间。现在社会生活非常丰富多彩。用年轻人的说法叫做“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选择非常之多，不必非要选择做研究这条道路。但是，我还要说，总有一些立志科学的年轻人，国家也需要一批愿意献身科学研究的人。

学生来了之后，要先过一个研究关。这个“研究关”是什么呢？就是要改变心理状态，从学习状态变成研究状态。这个改变并不容易。一个学生想的是要学好，把试考好，做出来的答案跟标准一样，那就很好了。但是做研究的人完全不能这样想。老师给你划了一个研究范围，一个大圈，一个方向，你在这里工作。你一旦进到这个方向，就要自己找问题，想出做什么。一个研究生的博士论文，要求有创新之处，现在导师还得签字确认有创新。这其实是做研究的关键之处。由于你的研究，整个人类增加了这么一点无穷小的新知识。作出新知识这条不容易。我们绝大多数有教授头衔的人，都做过这样的创新，否则你现在坐不到这里。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创新，是人类知识长河中的一滴水，将来会完全看不出来。包括我自己，我不相信在一两百年以后，人们还会提到我在这几十年做的工作。专门研究科学史的某个具体行道时，能提到一下就不错了。只有极少数的人像爱因斯坦，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方程，人类在一千年以后还在用。这种事情也不能强求。从事民间口头文学研究的人知道一种现象，就是把很多事情都算到一个人身上。维吾尔族的智慧故事集中到阿凡提身上。中国的清官事迹大都和包公相联系。科学史家去研究一下就会发现牛顿方程也好，爱因斯坦方程也好，都是代表一个时期很多人的工作，他们集其大成而已。

这就回到了我开头说的人类的教育现象。研究和教育，整个说来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是有一些人成为突出的代表。但是作为年轻人，刚进入研究领域的人，你得有点雄心壮志，你得想办法创新，做点尽可能留得下来的工作。我自己从在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到现在，总是注意能够提到我的同事、比较年轻的同事谁做了什么贡献。我还想提一下，我们中国人有个毛病，愿意引用外国人而不引用自己的同胞。这其实是很糟糕的。中国人需要互相支持。台湾有个《中国物理杂志》，和我们的《物理学报》原是同根生。过去有一个时期，《中国物理杂志》的引用比《物理学报》好。原因是多重的，许多台湾学者在海外学习工作过，国际联系比较广，另外他们也是更为互相支持的。我们有时候就不行。可能我说得太远了。

我想强调的是“新”。由于你选择了做研究，干了一辈子，留下了一点“新”。一般说来，这点“新”除了小同行以外别人都不知道。这也非常之难，所以我常讲，作一个优等学生是容易的，作一个中等的研究人员，有所贡献是不容易的。大家回想一下自己的贡献就会明白。所以我们要让选择研究道路的学生明白这件事。他要改变整个态度，他的目的不是学习新知识而是真正的创新，做点新结果出来。但是要想做出新结果首先要能发现问题，有一些问题是老师帮助你提的，有一些是你自己发现的，所以我们在带学生的时候要想办法慢慢熏陶学生。有些学生毕业了也到达不到这个境界。但是有些学生，比如我有几个比较好的博士，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就不是我提的，是在我的大圈里他们自己提出来、想到、做出来的。作为博士生，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对好的博士生说过这样的话：在你答辩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在你做的这个问题上，你应当是全世界知道得最深的人，没有别人能跟你比，你才真是个博士。我想这是比较高的要求，这种要求我们的一些同龄人是做到了的。理论物理研究所一位现已退休的副所长，改革开放后才出国拿了个博士，算是“范进中举”。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等离子体里的涡旋，那时国际会议就曾请他做综述报告。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博士生，应当提出这个要求: 当你做出博士论文的时候，你应当是这个问题上知道得最深的人。这不是每个博士都能做到的。这要求有一点儿高。

我想起李政道先生的一段话，不是原文，而是大意。那是在1984年到1986年，李先生协助把国内的博士后制度建立起来。建立这一制度的关键在于说服邓小平。所以他好几次见邓小平解释博士后制度，讲什么是大学生，什么是博士，什么是博士后。他这段话的大意是：大学生学完几门功课，做出跟标准答案一致的习题和考卷就很好了；研究生在老师建议的方向和范围里头，独立做出别人，包括老师都不知道的新结果，老师请几个同行教授审阅，大家都找不出问题来，认为结果是对的，有创新内容，他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博士后则要自己找到方向和题目，把新结果做出来，这才能达到真正独立进行研究的地步。这些话当然不是绝对的，但这里三个层次还是分明的。研究生是在一定的方向——这个方向也许是老师帮他指明的，在一定的问题上找到新结果，这个新结果是连老师都不知道的。虽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做到这个程度。但这个概念、这种想法要让学生知道。

我们做老师的应该向研究生学习。实际上很多知识，特别是在新的方向、新的领域，有时候我从学生那里学到的就比学生从我这里学到的多。举例来说，我不是计算机盲，我是很早就开始编程序的人，用过新中国的第一代计算机。我大致到1990年代初还保持一点优势，我的计算机程序技巧比学生们强，我可以教他们。但是这个时代过去了。现在这帮孩子的计算机比我强多了。这十几年，我从学生那学到不少计算机的新知识。做科学研究不能只用Windows，而要使用Unix/Linux。昨天我还向一位研究生学到一条Unix命令的两三种新用法。我们从学生那里学到很多知识，确实是互教互学，教学相长的关系。在你的一生中间，能够同几个很有才能的年轻人一起工作，我想这是一种幸遇，是一种值得回想的际遇。

我们跟学生在一起、带学生，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老老实实做学问，我把这话放在题目里。作为导师，你自己得干活，你自己得工作，你才能够带学生。这里再举计算机的例子，现在的计算机非常发达，我想即使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人也在用机器。我们当老师的一定要提防一件事，就是被自己的好学生给骗了。他也不是存心要骗你，他以为这个结果是正确的，由于你自己实践不足，经验不足，查不出这个问题来，你被他“骗”了。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我还不提那些不大老实的学生。现在做试验都是软件在处理。看到曲线里面一个点的位置不大好，就在Photoshop里把它调一调，他自己一个人做的，你当老师的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得要求学生把原始数据拿给你看，有时还要坐在一起做。我到现在也会常常看学生的程序。我往往是看程序本身“文化”程度高不高。大家知道程序设计有不同的水平。首先，你的程序必须是正确的，这是最基本的。正确的程序还分不同的“文化”层次，高手写的程序结构化非常好，有些学生写的程序只能勉强把结果算出来。但是如果你自己没写过，没干过，你就做不了这种检查。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经历的、非常小的例子。一个研究生的课题中，有一处应当是平方收敛。我们当时用宽行打印纸把它打出来。现在都不打印了，只在屏幕上看。我请他把数据拿来看一下，他拿来一堆纸，很多，都是卷起来的。大家知道，如果结果收敛的话，你眯着眼看输出的数字，它有一个图案。如果图案是一条直线，那是线性收敛；如果图案弯着，才像平方收敛。我们的方法是平方收敛，他给我图案却是一条直线。我说不对，这个程序一定有错;查了，把错找到了。你老师要有点招数，一定要有经验。这种例子在我的生活中间不少。我们搞水稻基因组的时候，跟我工作的两个年轻人后来都成了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其中一个已经在美国了做博士后，还有一个6月7号走。那个时候他们写程序用的语言比我高明，但是有些算法，例如所谓向前向后算法，你得知道它们的结果在什么条件下应当等同或者互相变换。我们给水稻基因组找基因，同时在两个链上找。但是程序只在一个链上工作，你得判断基因在不在这个链上，如在另外一个链上，你得换办法倒着来算。这个程序只对一个链运行。把程序做完了，调试了，都对了，你还得做一件事，就是把整个DNA倒过来再做一次，结果必须完全相同，否则程序就有问题。在计算机上工作，这种完全一致的程度你得知道，有的时候就是要十位有效值都一样，不一样就有问题。所以这件事跟你的实践经验非常相关，我年轻时做过很多很多这种事。所以现在跟学生一起工作的时候，可以不必由我自己去写每一行程序，但是我必须有办法检验程序的正确性。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要两个人独立做同样的事，把结果对起来。最重要的东西要三个人独立做。这个独立要真正的独立。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算法讨论完了，分头去做，每个人写的结构不一样。有时侯后来的学生做的事跟前面有关系，不是用前面的程序，而是自己独立写一遍。有一次一个程序两个人做的结果一样，另一个学生做的结果绝大多数情况同前两人一样，就只一个细节不同。就这样一点差别也不能放过，要去抠。结果发现后一个学生用的基因组版本比较新，人家原作者已经作了修改，有几个字母不一样了，所以得到的结果小有不同。好，大家再用同样的方法对同样的数据试一遍，结果相同才放心前进。所以这类事，得非常小心。

至于学生从那里抄一段文章，事情很难办，但是也得注意。我一再提醒学生，根据美国的版权法，一篇文章里12个字连着抄别人而不给引文，就存在剽窃嫌疑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读学生的英文文章，如果特别顺，超出这个学生的水平了，我就开始质疑，你是从哪抄的这些东西。这还是好学生，他不是存心骗你，有的时候他积攒了很多东西，有些东西他读了再写，就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这里有些矛盾的地方。我给同学们讲《生物信息学引论》大课，讲过四个学期。在我的课程里，有一节课就是讲怎么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我跟学生说，你在学外语的时候不能够创新，一定要保证写出来的字、词、用法、你说的话都是地道的英美人用过的。但你不能整段整段抄人家的，所以你要用本子把人家常用的表达方式记下来，你自己得收集这种东西供自己用。当然你语言学到一定程度，高到一定层次，也可以自己创造，但这是很后来的事。英语我到现在还不敢创造，俄语我可以做一点，说出来的“妙语”人家不会笑，还会明白。但是绝对不允许你大大方方地抄。这个事情你们也得注意，在读学生论文的时候，你得注意像不像学生自己写的东西。

还有，我讲一下现在有些聪明的年轻人，动手实干和坐那儿空想的反差。一些聪明学生有好多想法，我通常注意不轻易否定学生的想法，要鼓励他把想法做到底，做出结果来，不是光空想。否则就会像曹操批评的袁绍那样，“多谋而寡断”，想法很多却下不了决心去做，最后什么也做不出来。这样的学生真有，想法非常之多，初次见面的老师对他的印象非常之好，但是几年过去了，没有一件事做到底。这是现在一部分年轻人的特点，这也是因为现在的社会信息渠道太多，他知道的事太多。所以你得注意盯住他把结果做出来，不要光说不练，一定要看你最后有没有结果。

我还想说一下文章的署名问题。我曾经想写一篇博客，但一直没有动笔，怕写出来“打击面”太大。博客的题目叫做《研究生导师没有权力在学生的每篇文章上署名》。我自己是坚持这么做的。为了这个博客文章，我还做了点准备，就是将三十年来跟我工作过的研究生在做学生期间发表的没有我名字的文章搜集了一个清单，准备作为附件放在博客后面。清单里面大概有80多篇文章。我自己的科学文章总数到现在是150篇左右。这件事跟老师的风格和所在学科有一些关系。我一开始就跟学生讲，我如果没有做过实质贡献就不在文章上署名。跟我一块署名的文章，你要吃点亏，因为我署名的文章是要下功夫的，除非反复地抠过、验算过，绝不轻易署名，因此时间会拖得比较久。我的学生没有一个人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我的名字写上。有人在第一次不知道的时候干过，文章拿来给我看的时候，我马上划掉。所以现在我一开始就讲清楚，你们做出什么结果，跟周围的同学讨论，在我们的周会上讲一讲，大家找不出碴来了，有的我拿来看过找不出碴来了，你就想办法送出去跟审稿人打架去。你要送到外国的好杂志，审稿人的意见通常很厉害。要告诉学生，做基础研究的人，发文章是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你要有“发表欲”，到时候该发表就得发表。但是不能粗制滥造，拿出来的一定要有点实质内容，要有点新东西。

这里有一条，我们做理论的可能跟做实验的不一样。不用学生做劳动力。做实验的很多学生是劳动力，我不做更多的评论，我文章里的计算是我自己完成的。现在有些程序是学生写的，我们一块做的。程序不是我写的，但是我对这个程序非常熟悉，我手里有这个程序的清单，我前后看过，验算过、检验过。有些事情我还自己写程序独立验算。我在这说一个基本原理，那就是：一个复杂的程序，没有人敢宣布它是完全正确的。这几乎是一个定理，你不能宣布这个程序一定是完全对的。我说的这个程序不是非常简短的，像Hello, world!那样，一看就看出来。稍微复杂一点的程序里有很多判断和分岔，假定有一千个判断，你就有2的1000次方那么多种走法。你不可能完全验算。所以好的程序员，不轻易宣布自己的程序是完全对的。但是你要用基本的数据去算，有的时候要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检验的数据，必要的时候甚至要手算，要做到一致。

署名还有个顺序问题，我想数理科学跟生命科学有不同的文化。物理界一般不重视署名顺序，通常是按照笔画的多少或者是循环署名。生命科学的情况比较伤脑筋，我不予评论。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做原子核理论很有名的人叫Weisskopf，他名字的德文原意就是“聪明脑袋”。他的老师Wigner后来拿过诺贝尔奖。他的第一篇文章在导师指导之下写完了，他写上Wigner and Weisskpof，拿给 Wigner去看。Wigner看完之后把顺序调了过来，说你的姓是Wei，我的姓是Wig，所以按字母顺序你在前我在后。Weisskopf后来在回忆录里说，从此我在几乎所有的文章的署名都在最后。大家知道英文名字中W打头的就不多。这是我们物理学的文化。

关于锻炼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的问题，金力同志刚才讲了，我想这是培养学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我们有许多孩子不大会讲话，这可能是电视带来的负面影响，讲出来的都是电视里的通用的东西。所以要锻炼，要让学生有机会在你的组里讲。金力说讲十二分钟，在我们小组里可以长一点，三十分钟四十分钟。要告诉学生，这种机会难得。十几二十个人坐在那听你讲，所以你必须认真准备，想好怎么讲，然后在那里认真地讲。你还要帮助这些学生。前两天我们彩排一个学生的答辩。彩排完了以后，我跟这个学生讲，你说话太过于平淡，没有抑扬顿挫，虽然是准备过的，但是听的人容易疲劳。这种事不是一下就能锻炼出来的，所以你在跟学生一起工作期间要教给他们。这方面我可能对学生有点影响，因为我讲课或者表达可以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这件事也是锻炼出来的。有人问，你是怎样做到这样讲话的，我说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因为我在学生的时候是学生干部，在北京地安门一带做店员工人的工作、抗美援朝的宣传等等。

我们中国有一些谚语或成语是贬义的，但是可以反其义而用之。毛主席就曾经反用“对牛弹琴”这条成语，说如果放进对牛的尊敬，就只剩下对弹琴者的讽刺了。我经常把贬义的成语倒过来用，教育学生，也教育自己。你要“眼高手低”，心里想着大问题，但从手边的小事做起。你要学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原来是个贬义的词，但是你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忽然校长或者教育部的人来了，在你的实验室只呆三分钟，你得学会在这三分钟告诉他你在做什么、重要性在哪、创新在哪，你得有这个本事。在会上讲10分钟，跟30分钟就不同，你得根据不同的对象，做到说话就有所触动。文字表达也是一样。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我这个导师很多时候其实是英文老师，我改学生的英文花费很多时间。

另外，我还想说一件事，它可能是我们政策的局限。我觉得我们要淡化硕士生教育，加强博士生教育。现在上大学的越来越多，大学变成越来越多的通识教育。那么进一步深造，要靠研究生教育。说到硕士阶段，在我们数学和物理，只有那些不怎么样的学生，给他一个硕士学位，结束下来。真正的好学生都要把博士学位做完。我自己非常怕带已经有了硕士学位，三年里要拿博士学位的学生，我最愿意带的是五年连贯的直博学生，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感觉。

还有，当老师的不能太聪明。中国的老话，毛主席也引过的，叫“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还有“不聋不瞎，不为公婆”。你太聪明了，徒弟就带出不来了。学生作的一些事你别都盯着。一般情况下，我的研究生谁今天来了，谁今天没来，或者来得早来得晚，我从来不过问。但是我早就反复说过，我们这个行业是算总账的，到了学期末，到了该答辩的时候，你的文章不够，你拿不出来东西，日子就不好过。所以你平常溜达了两天我根本不管，但是你一定要做出事来。我顺便讲一个物理学史上的故事。统计物理学的奠基人之

一、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叫玻耳兹曼(L.Boltzmann)，他带了一个好徒弟Paul Ehrenfest，是荷兰人。Ehrenfest带了一堆好学生，有好几个拿了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学生叫Fermi，他也带了不少好学生，包括李政道。Ehrenfest有一个学生叫Uhlenbeck。Uhlenbeck是电子自旋这个概念的提出者之一。后来在他年纪很大的时候，美国物理学会给了他一个物理教学奖，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领取这个奖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叫做《我的老师Ehrenfest》。他提到Ehrenfest曾经说过，我之所以有这么多好学生，就是因为我自己不聪明。所以我得提醒一句，即使你很聪明，也要收敛一些，不要把学生的毛病都看在眼里。

最后回到我的题目上。做学问还是得老老实实。有些话现在不大说了。我们这代人是学毛泽东思想、学马列过来的，而且学得很认真，学进了自己的骨血。有两句毛主席的话，我给大家读一下：“什么人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些吧。” 讲完了, 谢谢大家!

（本文系郝柏林2009年5月25日在复旦大学中青年导师培训大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

第四篇：一位俄罗斯院士在中国的演讲

一位俄罗斯院士在中国的演讲（肺腑之言2005年）

从1992年开始，俄罗斯实行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改革，１２年已经过去，这个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所有的专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心理学家、法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都认为，现在俄罗斯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制度危机，现在俄罗斯社会的状况非常不妙。我们能够看到什么东西呢？对改革的失望，大家有希望落空的悲痛感，甚至感到被欺骗。

改革的结果使大家感觉到被欺骗了。我们现在已经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我们大家谁也没有向往这样一个社会。实际上俄罗斯的改革结果是倒退20年到30年。我们现在不知道往哪儿去，我们在建设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所以绝大部分人，不光是对改革感到失望，而是感到恐惧，为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国家感到恐惧，为国家的未来感到恐惧。

1.经济局势：1989到200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产量下降了一半多，许多工厂停工。

2.社会局势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俄罗斯人收入严重地两极分化。10%最富的人比10%最穷的人要富８０倍。国家已经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批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另外一方面就是绝大多数的穷人。根据俄罗斯新闻界估计，90年代末俄罗斯大概有300万妓女。每年差不多有50万妇女到国外去卖淫。

3.社会治安：犯罪案件急剧增加，针对普通人的犯罪非常猖獗，有组织犯罪渗透到最高的一些权力机关，甚至包括司法机关。犯罪学家认为俄罗斯每5分钟杀一个人。

4.国家与政治：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普通人民的意见被漠视、被排斥。现在多党制已经变得非常荒唐。有几个党派的存在当然是民主必要的原则，但问题是现在有上百个党派。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些党，上百个党魁争权夺利，只能是妨碍社会的团结和一致。

5.精神和道德 ：一些电视和电视剧把犯罪和黑帮美化。俄罗斯传统的善与恶，是与非已经被破坏了，造成俄罗斯百姓混淆是非，混淆善恶。

6.人口：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逐渐减少，萎缩。这是史无前例的，俄罗斯族减少得最多。最近12年俄罗斯每年要减少80万人。悲观的看法说是，2050年俄罗斯的人口将由2005年的1.427亿减少到１亿人。

7.外交政策：苏联解体之后，特别是后来这12年的自由化改革之后，俄罗斯已经完全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它在国际舞台的威望和影响大大的降低。

8.结论：当今俄罗斯的社会制度抛弃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好的部分。社会调查资料表明，大多数的俄罗斯居民一方面不想恢复过去的苏联制度，另一方面也是坚决拒绝自由化的改革措施。回到过去是不可能了，但是危机状态也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未来。我认为俄罗斯不仅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9.寄语：尊敬的同行们，我也想通过今天的演讲告诉中国的朋友们，你们千万不能犯俄罗斯过去10年的错误。因为你知道，这种错误的代价是非常大的，甚至包括很巨大的人员伤亡。如果有人提出斯大林过去肃反，死去了一些人，那么我们10年改革的人员伤亡比过去多得多。还不包括一些热点冲突。加上这些，有几百万俄罗斯人死亡。

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民族，你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我认为社会主义思想不但是俄罗斯和中国人的发明，我们认为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理想，是全人类的愿望。很遗憾，俄罗斯没有能够实现或者实施社会主义的思想。当今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中国，包括俄罗斯在内。我们希望你们自己能够向世界证明，实现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创建一种高度发达、繁荣、强大的社会。我深信中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能够完成十六大所提出的目标，在21世纪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你们能完成这方面的任务。中国的同行，你们身上有高度的责任和使命，能够向全社会证明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说，伟大的中国，你们没有权利犯错误，谢谢大家。

第五篇：院士演讲学生睡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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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院士站着做讲座，学生睡倒一大片

【新闻事件】 9月16日下午，92岁高龄的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主吴良镛院士一手拄着拐杖，一手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一步一步缓缓走上了的人民大会堂报告台。他用35分钟讲完了以《志存高远身体力行》为题的报告。半个小时之多，他坚持站着做完了报告。此情此景让人不少与会的人动容。但放眼台下，就在吴老做报告的过程中，大批后排的学生一片片“倒”下，趴在桌上睡去。当天，台下坐着的是首都多所高校近6000名新入学的研究生。时评

1、学生的角度

大学

时评

2、讲座人的角度

“睡倒一片”是互动的失败

在现有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分层体系中，院士无疑占据金字塔塔尖；92岁的吴良镛院士坚持站着做报告，既源于一种敬业精神，也出自对他人的尊重。让人意外的是，部分刚刚入学的研究生趴在桌上睡去。事实上，“睡倒一片”在当今高校并不少见，人们对此习以为常甚至见怪不怪；这一次，尽管高龄院士的身份标签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却依然没有阻挡“睡倒一片”。

面对“睡倒一片”，我们不能光用道德话语对年轻人进行捆绑，指责他们不爱学习、对知识缺乏应有的敬畏和尊重、缺乏文明礼仪，却忽视了对青年学子利益诉求的尊重与回应。说到底，讲座是一个双向的符号互动过程，“睡倒一片”就是符号互动某种意义上的失效甚至是失败。

我们既不能对高龄院士苛全责备，也不能将“板子”全部打在年轻人身上。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转型的压力、创新的挑战，考验着我们每一个教育从业者。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他们有着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就要求讲座人要努力实现需求与供给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真正地“接地气”。

一旦讲座内容和形式与受众的文化消费需要脱节甚至断裂，即使头上有着院士等耀眼的光环，依然会面临着“叫座不叫好”的困境。如果讲座在陈词滥调中打转，如果演讲者在改革创新中踌躇不前，如果讲座人在批评质疑中自说自话，听众要么选择“用脚投票”转身离场，要么选择“弱者的武器”——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听众用打瞌睡、玩手机、聊天等方式来进行低姿态的回避和反抗。

在一个越来越注重用户体验、越来越尊重受众主观感受和利益诉求的时代里，讲座人如果不掌握娴熟的表达技巧，就难以赢得听众的信任和认同。关注青年人感兴趣的话题、使用青年人熟悉的词汇和话语、增加现场的代入感、促进参与双方的互动„„只有走进青年人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所想所需，才能为一场优秀的讲座打下坚实的基础。

时评

3、学生与管理者的角度 院士报告学生睡觉”病根何在？

昨日有媒体报道，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14年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上，92岁高龄的国家科技最高奖得主吴良镛院士拄着拐杖用35分钟讲完了以《志存高远身体力行》为题的报告。但大批后排的学生却一片片“倒”下，趴在桌上睡去。当天，台下坐着的是首都多所高校近6000名新入学的研究生。本来是一条不怎么起眼的新闻，却成为网络上最热门的话题，只因为新闻呈现出了反差巨大的两幅画面：院士与研究生，老人与年轻人，站着讲课与趴着睡觉，的确十分扎眼。这不仅叫人生疑，“92岁老人站着作报告，而学生睡到一片”究竟病根何在？

首先，学生的态度首先就是不对的。有报道称，讲稿是吴老准备多日自己写的，92岁高龄还坚持站着作报告。与这位台上的老者相比，台下呼呼大睡的年轻人显然还缺点尊重。当然也有人为学生开脱，称报告枯燥无趣、没有吸引力，学生睡觉也是难免的。从报告内容来看，吴良镛院士主要从其生平出发，朴素务实地讲了一些人生感悟，其中并没有太多官话套话。退一步说，哪怕对内容好恶可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枯燥无趣”也不能为“睡觉有理”正名。有很多知识本就是枯燥的，否则做学问为何要“学海无涯苦作舟”？以有趣与否来判断有益与否，这不是可取的治学态度。

其次，组织者应该反思。一场报告会是否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首要一点，就是作报告的人与听报告的人是否能“对上号”。因此，笔者认为学生不一定有睡觉的权力，但应有不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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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力。按理说，愿意来听吴良镛院士报告的大学生或社会人士，肯定不止大会堂所能容纳的6000人，要是这些人在场，他们会打瞌睡吗？而实际上，这场报告会恐怕并非自愿报名前来，而是学校组织而来。真正有兴趣的人没机会来，没啥兴趣的人不得不来，才出现睡觉的尴尬一幕。出席报告会的人数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来的人是否都带着一颗期待的心而来，而不是无奈被迫才来，这一点组织者最该反思。

遗憾的是，从小到大，从学校到社会，我们参加的种种报告会、讲座，相当一部分都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学校、单位组织动员必须参加，不参加的甚至要扣学分、扣工资、取消评奖资格等。在这种机制之下，参加者不过是人到心不到，睡觉、看闲书自然不在话下。无论是台上作报告的人，还是台下听报告的人，甚至是幕后的主办方，都将其看作一场大家心知肚明、互不揭穿的秀，根本不在乎受众愿不愿意参加、有没有收获，这才是最可怕的结果。

反过来看，实际上我们身边也不乏一些听众爆棚、气氛热烈的讲座，也许主题各有不同，但基本的共同点是都可公开自愿报名，充分赋予公众选择权。因此，这场尴尬的院士报告会当给我们一些启发，屡见不鲜的“被参加”、“被听课”应尽早休矣，与其强迫那些“要我参加”的人到场，不如让“我要参加”的人有机会亲临现场，才能让作报告的人更有动力，听报告的人真有收获。

时评

4、教育的角度

为何台下学生睡倒一片

据中国日报报道，9月16日下午，92岁高龄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院士一手拄着拐杖，一手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一步一步缓缓走上人民大会堂报告台。半个多小时，吴老坚持站着作完了报告。工作人员怕出现意外专门搬了把椅子坐在吴老身后，此情此景让不少与会的人动容。但放眼台下，就在吴老作报告的过程中，大批后排的学生“倒”下，趴在桌上睡去。当天，台下坐着的是首都多所高校近6000名新入学的研究生。此消息一经披露，在社会产生很大的反响，批评、责难、哀叹，不绝于耳。有人认为主讲者或是思想陈旧，学生不感冒；或是知识高深，学生听不懂。也有人认学业重负，学生太困乏；或是教育缺失，德育没跟上。但我想，如果从管理者角度来说，应当还有其他事因。

主讲人是院士、与会者是6000名研究生、地点是人民大会堂，如此高规格、高规模，不是一所大学所为，而一个高层的教育机构所为。“志存高远身体力行”这是一个德育味挺浓的教育讲座，主办方用心无可厚非。但是，我们的教育主管往往喜欢“一刀切”：一张红头文件下发，底下当闻风而动；闻而不动者，则属违纪。那6000个研究生是学校通知他们来的，可能还会附上一条：不迟到、不早退。这样一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听，喜欢不喜欢听，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听，就像是列队训练，听着口令，整齐划一地向左转、向右转。他们不能选择，唯一的只能是服从。教育应该给学生选择的机会，在众多众多的选择中，学生依据自己的理想、志趣和能力，挑选属于自己的对象。学生对选择负责，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而且要对他人，对社会负责，培养自己高度的责任感。我想，那6000名“睡倒一片”研究生，面对“建筑”二字，可能是面对一座陌生的高山，那里的风景再怎样的诱人，也提不起兴趣或注意，心不在焉，酣然入睡，实则在所难免了。给学生选择的权利是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中小学教育中，这也是一个改革的重点。高中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给学生选择的权利。可惜的是，专家设计理念很超前、很理想，但由于受到师资等方面条件限制，学生的选修却往往成了“必修”了。“减负”年年喊，天天讲，效果效果不令人满意却是毋庸臵疑的事实。为什么要减负？目的是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少一些被动学习时间，多一些主动学习的时间。学生只有主动学习，才能更好地培养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九旬吴良镛做报告学生睡倒一片，其根子就是我们的教育不够尊重学生的选择，走到了极端，必然受到学生的拒绝和抛弃。

多给学生选择的权利和机会，这是对学生的尊重，也是对教育规律的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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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评

5、社会与教育的角度

院士讲座，大学生睡觉背后的思考

昨日，92岁高龄的吴良镛院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做报告《志存高远，身体力行》的报告。学生打瞌睡的镜头传到了网上，舆论一篇哗然，因为听讲座的都是北京高校的研究生。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面对，今天，大学生上课睡觉打瞌睡，是常态。只不过因为讲座的人是92岁的院士，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因而成为了新闻。

如果想让每个学生都精神饱满听讲座，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大学生或许还可以做到。因为那个时代，大学生对于饱学之士都充满敬仰与景仰之情，对知识充满渴望。社会风气纯正，追求知识与真理的人受到由衷的尊重。从那个时代走过来，毫无杂念地敬重那些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即使演讲者演讲水平不高，讲话地方口音重，也会心怀敬意地聆听。不是由于尊重老人的道德要求，而是由衷地尊敬。

今天，我们社会的价值取向已经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人们崇尚的不再是知识和学问，也不是追求科学的精神。“志存高远，身体力行”老一辈知识分子体会得最真切，感受最亲切的价值理念，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只是一个名词。因为社会大环境变了，社会价值观变了，在崇尚金钱与权力的社会环境中，大学生更关心的是如何找到一份薪水高的工作？将来能在职场上升职，如何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们关心小我的成就，他们从小被教育好好学习，考个好分数，将来上名校，有份好薪水好职位。

教育没有引导这些大学生要为追求真理而读书，去尊崇科学与真理，关心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在大学教育中，很少有大学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甚至担心学生思想偏激，不好管理，教育管理中尽量避免让学生独立地思考社会与国家面临的问题。所以，当代大学生更关心自己的未来，和自己未来没有关系的讲座，很难打动他们的心，如果一位企业家谈他的创业史，一位ceo谈的职场打拼，如何步步高升？大学生的兴趣可能更浓厚些。老一辈人的传统价值观在90后大学生那里土崩瓦解。当代教育面临挑战，“我被要求来听讲座，我不想听我不感兴趣的讲座。”“我折腾三个小时已经很累了，累了当然可以睡会儿”“，院士和我有什么关系？”这大概是睡觉大学生的真实想法。

其实，在高校的课堂上，这几年，“抬头率”这个词不知道什么时候流行开来。在篇二：九旬院士人民大会堂站着做报告 学生睡倒一片

九旬院士人民大会堂站着做报告 学生睡倒一片(图)2014年09月16日 19:52 来源：中青在线 作者：邱晨辉

吴良镛院士讲座

讲座上睡觉的大学生

讲座上睡觉的大学生

原标题：九旬院士站着做报告九零后学生趴着打瞌睡

中青在线北京9月16日电（记者邱晨辉）今天下午，92岁高龄的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主吴良镛院士一手拄着拐杖，一手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一步一步缓缓走上了的人民大会堂报告台。他用35分钟讲完了以《志存高远身体力行》为题的报告。

半个小时之多，他坚持站着做完了报告。工作人员怕出现意外专门搬了把凳子坐在报告台吴老身后。此情此景让人不少与会的人动容。但放眼台下，就在吴老做报告的过程中，大批后排的学生一片片“倒”下，趴在桌上睡去。当天，台下坐着的是首都多所高校近6000名新入学的研究生。

吴老上一次站在这里是在2012年年初，他从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手里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大红证书，从此，这位任教于清华大学的“人民建筑师”跻身于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行列。那次，他在台上的时间也不过5分钟。

吴良镛（资料图）

吴良镛，男，1922年生于江苏南京。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国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其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陈嘉庚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以及美、法、俄等国授予的多个荣誉称号。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1946年，协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1948年9月，入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师从沙里宁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50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获硕士毕业，同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1978年，任清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委员。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篇三：时政热点：“院士演讲学生睡觉”是对宣教模式的提醒

时政热点：“院士演讲学生睡觉”是对宣教模式的提醒 中公教育九江分校祝您考试成功！9月16日，年过九旬的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为6000余名高校新生演讲。在先生演讲的过程中，有记者拍下了许多学生因困倦而趴桌睡觉的照片，站着的九旬院士和睡觉的九零后组成了耐人寻味的画面语言。事件曝光后，网友们纷纷指责睡觉者教养不足，对年高德劭的老先生缺乏应有的尊重，一时间，这些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几乎成为了整个网络舆论场的谴责对象，而有关当代大学生素质的讨论也立刻成为了热门话题。

吴良镛先生以92岁高龄站着做出长达35分钟的演讲，实属不易，学生们在吴先生用心演讲时睡觉，当然是不合适，不礼貌的，怎样都无法辩护。但是，与学生们的不礼貌相比，这一事件中显然还有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让吴良镛院士精心准备的演讲未能得到有兴趣者的倾听，才是对老先生最大的不尊重，而以半强制的方式让6000名未必了解吴良镛学术成就的学生拿出一下午时间来听一场讲座，则是对学生和老先生双方时间的浪费。在这一事件之中最应该反省的，并非不礼貌的学生们，而是直接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宣教模式。根据媒体的后续调查，吴良镛院士的演讲，是首都多所高校的研究生新生的入学活动之一，与会的6000名学生并没有选择参加与否的权利，也没有事先了解吴良镛院士学术成就和个人事迹的机会，对他们来说，这场演讲可能只是诸多带有形式主义色彩的入学活动中平淡无奇的一环。吴良镛先生艰难地站在台上不容易，学业繁重的新生们被强行拉来坐在台下也不情愿。吴良镛先生精心准备的演讲没有得到应有的倾听和尊重，而与会新生们的选择权又何尝得到了活动主办者的尊重呢? 有过大学生活的人回忆起来，大概都有过上课睡觉的经历。在大学中，同样的一批学生，可能在某些课堂上聚精会神，求知若渴，而在另一些课堂上则呵欠连天，意兴阑珊。不同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兴趣爱好，对于不同的老师和课程自然会有不同的偏好，让每个学生都能聆听自己希望聆听的课程，是对学生的尊重，而把每个老师的课堂空间都留给那些乐于倾听的学生，则是对老师的尊重。试想，在那些被强行拉到会场的学生因为对演讲不感兴趣而只好闷头睡觉的同时，又有多少敬仰吴良镛院士，渴望着能够现场聆听先生演讲的学生根本没有机九江分校地址：浔阳区庐山南路3号市三中侧门教育宾馆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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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分校地址：浔阳区庐山南路 3号市三中侧门教育宾馆4楼篇四：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院士演讲学生睡觉”是对宣教模式的提醒 9月16日，年过九旬的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为6000余名高校新生演讲。在先生演讲的过程中，有记者拍下了许多学生因困倦而趴桌睡觉的照片，站着的九旬院士和睡觉的九零后组成了耐人寻味的画面语言。事件曝光后，网友们纷纷指责睡觉者教养不足，对年高德劭的老先生缺乏应有的尊重，一时间，这些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几乎成为了整个网络舆论场的谴责对象，而有关当代大学生素质的讨论也立刻成为了热门话题。

吴良镛先生以92岁高龄站着做出长达35分钟的演讲，实属不易，学生们在吴先生用心演讲时睡觉，当然是不合适，不礼貌的，怎样都无法辩护。但是，与学生们的不礼貌相比，这一事件中显然还有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让吴良镛院士精心准备的演讲未能得到有兴趣者的倾听，才是对老先生最大的不尊重，而以半强制的方式让6000名未必了解吴良镛学术成就的学生拿出一下午时间来听一场讲座，则是对学生和老先生双方时间的浪费。在这一事件之中最应该反省的，并非不礼貌的学生们，而是直接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宣教模式。

根据媒体的后续调查，吴良镛院士的演讲，是首都多所高校的研究生新生的入学活动之一，与会的6000名学生并没有选择参加与否的权利，也没有事先了解吴良镛院士学术成就和个人事迹的机会，对他们来说，这场演讲可能只是诸多带有形式主义色彩的入学活动中平淡无奇的一环。吴良镛先生艰难地站在台上不容易，学业繁重的新生们被强行拉来坐在台下也不情愿。吴良镛先生精心准备的演讲没有得到应有的倾听和尊重，而与会新生们的选择权又何尝得到了活动主办者的尊重呢? 有过大学生活的人回忆起来，大概都有过上课睡觉的经历。在大学中，同样的一批学生，可能在某些课堂上聚精会神，求知若渴，而在另一些课堂上则呵欠连天，意兴阑珊。不同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兴趣爱好，对于不同的老师和课程自然会有不同的偏好，让每个学生都能聆听自己希望聆听的课程，是对学生的尊重，而把每个老师的课堂空间都留给那些乐于倾听的学生，则是对老师的尊重。试想，在那些被强行拉到会场的学生因为对演讲不感兴趣而只好闷头睡觉的同时，又有多少敬仰吴良镛院士，渴望着能够现场聆听先生演讲的学生根本没有机会踏入会场的大门?拉听众来“填场”的行为，浪费了这场演讲应有的价值。在这层意义上，吴良镛院士和与会学生，同样都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因睡觉而受到舆论抨击的学生们，应把这次教训当做一堂修养课。而活动主办方，更应将这次教训中学到教育的规律和尊重的真义。让学者的演讲能够得到真正有效的倾听，同时赋予学生们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才是有效、有尊严的教育。(杨鑫宇)公考咨询交流、公考资讯早知道、公考资料获取，尽在中公网

公考咨询交流、公考资讯早知道、公考资料获取，尽在中公网篇五：92岁院士站着作报告 九零后学生趴着打瞌睡 92岁院士站着作报告 九零后学生趴着打瞌睡

谁都有过上课打盹的经历，这听起来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昨日，一则《92岁院士站着作报告 九零后学生趴着打瞌睡》的新闻引发了网友热议。92岁高龄的院士，颤颤巍巍站着做了35分钟的励志演讲，与台下部分学生睡梦正酣形成了强烈对比。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尴尬的既不是高龄院士，也不是沉睡的学生，而是我们的主办方，以及诸多形式大于内容的各种会议。

学生睡倒一片，该不该被骂？

当时在主席台上作报告的是吴良镛院士，作为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吴老先后获得过多个国际荣誉称号。2012年2月14日，吴院士还荣获2011“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这样一位高龄的学界泰斗，一手拄着拐杖，一手被工作人员搀扶着上主席台，坚持站了35分钟，给大家做了一篇以“志存高远 身体力行”为主题的演讲。为防意外，工作人员还搬个凳子坐在老人身后，此情此景的确让人动容。据中青在线报道，当天来听演讲的是首都多所高校新入学的近6000名研究生。就在吴老做报告的过程中，大批后排的学生一片片“倒”下，趴在桌上睡去。

中青在线记者难掩心中愤慨，提及吴老上次来此演讲是2012年初，他从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手里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大红证书，成为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获得者，当时吴老不过在台上站了5分钟。

言下之意十分明显，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界前辈不顾年迈谆谆教诲，尔等小辈不但不还不洗耳恭听，还呼呼大睡，天理何在？ 持此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网上对大学生的叫骂扑面而来。客气点的网友感叹一声“可悲的一代”、“学富五车的老人对牛弹琴”。许多不客气的网友直接说现在的大学生是人渣，中国当代大学生“有知识没文化”。

网友@ 岛上伯爵 的回忆不少人都有同感，“学校开讲座时都是院里强迫去的，怕到时候听众少给?大人物?下不来台，每次辅导员让班长发短信都说会点名，不去扣德育学分，就是这样硬逼你去，其实听了很多讲座真是麻木了”。今天，吴老演讲的内容已经在互联网上流传，励志演讲当然离不开“理想、选择与坚持”，“人生的顿悟”，内容是否引人入胜就看各位同学的口味了。

吴老的科学秘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武廷海在接受浙江在线采访时表示，“网上的新闻报道已经看过了，90后学生听讲座睡觉吴老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