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感悟人生
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感悟人生
每年五月六月间，美国各地2500多所大学的应届生纷纷毕业，毕业典礼此起彼伏，最是热闹。美国各大学的毕业典礼大都办得十分隆重，社会也相当重视。毕业生的家长和亲友参加毕业典礼，似乎已成常规，许多外国留学生的家长也会远渡重洋赶来庆贺；各种媒体更是趁时出动，专门安排人力进行采访报道。这也可以算是美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吧。
哈佛大学是全美乃至世界的大学中的翘楚，它的毕业典礼自然格外被人看重。我读过李欧梵教授写的一本书，叫作『我的哈佛岁月』，书中对哈佛的毕业典礼有专门的介绍，特别的有意思，大有孔夫子说周礼的味道，郁郁乎文哉，实在是令人响往。
今年的哈佛毕业典礼尤其特殊，老早就被各路媒体炒得火热。在三、四月间，媒体就开始酝酿。今年是哈佛大学第356届毕业典礼，网路炒作的一个戏剧性的标题是：两个比尔将同时莅临哈佛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说。所谓“两个比尔”，指的是比尔．克林顿和比尔．盖茨。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是政治明星，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则是商界奇才。一个比尔代表权力，一个比尔代表财富，两个比尔都是聪明绝顶，达到了当今世界的极致。能够亲聆他们两人的讲话，当然成了“挡不住的诱惑”。
凡事都有行情，互联网上有专门的网站，炒卖哈佛毕业典礼的“黄牛票”。本来，每个哈佛毕业生都有两张免费的入埸券，供其家长参加典礼。有些学生以此生财，把入埸券拿到网上倒卖。开始每张几十美元，后来100，125，150，最后据说有200多美元成交的。
虽然我对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很是神往，但如果要我拿出200美元买张黄牛票，花二三天功夫专程跑到波士顿去，那是绝对无此可能，因为我自信还达不到那么痴迷的程度。所幸的是，我的女儿在哈佛法学院读书，正好今年毕业，使我得到一个正当的理由和机会，能够恭逄盛会，亲身见证了今年哈佛大学这个既是十分传统，又是建校以来最不同凡响的毕业典礼。
亲历了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后，我印象深深，感受良多。但是，最触动我的，既不是哈佛的显赫地位，也不是比尔．克林顿和比尔．盖茨的名人光环，而是哈佛大学独特的人文教育的风采。而且，在这次毕业典礼上，我看到听到一些事先完全意想不到的人和事，使我对人生命运和人生态度有了一种新的感悟。
一篇谁也听不懂的哈佛毕业生讲话： 人文修养学之本
上面我说，今年哈佛毕业典礼十分传统，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哈佛本身的传统，今年哈佛毕业典礼的仪式规程同以前历年完全一样；另一层是说哈佛的人文教育传统，它的典礼仪式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传承脉络。
哈佛的毕业典礼，每年都在6月初举行，今年是6月7日，星期四。其实，整个哈佛毕业典礼有三项主要活动。除了6月7日全校集中在哈佛园的毕业典礼以外，还有6月5日的本科生毕业仪式和6月6日的毕业生日。另外，网上炒作的“两个比尔同时莅临毕业典礼，发表演说”之说，也不确切。克林顿“莅临”的只是6日的毕业生话动，而比尔．盖茨出席的才是7日的全校毕业典礼。
哈佛的本科毕业生人数大概是1600人，而各个研究生院毕业的硕土和博士生加起来有5000人左右。但是，只有本科生才是大学里的骄子，克林顿的演说也只为他们而做。我的女儿所读的法学院，虽然每年毕业的博士最多，我们的入埸券还是”不够资格”去赡仰克林顿的丰彩。所以，我下面所述的也只能囿于法学院和全校性的毕业庆典。就法学院来说，整个活动只有两天。6日安排很松，下午两点钟集合，学院给优秀教授和学生颁奖，请了全美上诉法庭法官来讲话。四点钟开始，有一个鸡尾酒会式的聚餐会。在法学院院区的花园里，搭起一个巨形帐蓬大厅，大厅内外设有多处餐台，放着各式点心和饮料，供大家自由选取饮用。食品和餐具都很精美，看来是专门为毕业典礼定做的。杯子和餐巾纸上印有哈佛图案，更有趣的是两款甜饼，特地做成大写“H”和博士帽的形状，真个是叫人爱不忍吃。毕业生和家长亲友总共数千人，有的人找个桌子坐下来；更多的人则手持咖啡美点，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三三五五，结伴交谈。新朋旧友，谈得欢快，到天黑方罢。毕业典礼的正日子是7日。早上七点，毕业生和家长从各自住宿的饭店，赶到法学院的帐蓬大厅前用餐。虽然早餐依然丰盛，大多数人都无心慢慢享用。毕业生们开始穿戴峨冠博带的毕业盛装。对此情景，我的脑子中突然冒出『红楼梦』中的一句话：“贾母等有爵者，都按品大妆起来。”哈佛毕业生的服饰是有严格规定的，不但因学士、硕士、博士的不同级别而有区别，不同的学科也有各自的标记：衣袍前胸的两条线绣的花纹，有不同颜色，如农业黄色、商业黄褐色、经济紫铜色、教育浅蓝色，等等。女儿指给我看，她胸前的花纹是紫色的，这是法学的标志。
早餐匆匆结束，毕业生列队进埸。进入正式会埸前，他们先要在校园里游行。游行中，各个学院的队伍各有特点，有的温文尔雅，有的戴着特置墨镜，有的手持美国国旗。法学院的学生则是高举法槌，有些商学院毕业生竟然手里挥动着美元。这时，参加典礼的家长亲友也得赶快入埸了。主会埸设在哈佛中心图书馆前的哈佛园里。主席台前大片的最佳坐位，当然都是留给了毕业生的。来宾的位子在后面，从左到右分成ABCD四个区。我们的入埸券标明是D区。可是，等我验完票进得埸去，几万张椅子早已席无虚座。怪不得，据说天刚拂晓，有人就开始赶来占座位了。有的人则看中图书馆前面的石级，从上到下排排而坐。我们好不容易抢到最下一层石级正中的两个空位。石级太矮，坐着不很舒服，而且也稍远了点，却是正对主席台，前无遮挡。维持秩序的人员见了不住称赞，说我们的位子是观看入埸式最理想的位子。
入埸式开始时已是九点多了。本科毕业生的队伍行进到正中过道后，却是站住不走了。他们分排在通道两侧，又成了夹道欢迎教授队伍入埸的头排群众。教授和贵宾的入埸式最有气势，乐曲声起，埸面一如李欧梵先生在书中所述，“典礼官戴着大帽子先行，后面就是教授的行列，两人一排，缓步前进。学生则夹道拍手欢呼。”学生不时向自已熟悉的教授大声招呼，双方挥手，最是得意。队伍中走来比尔．盖茨，还有一个个大家常在电视新闻中见面的政界学界名人。全埸站立，人们一边鼓掌，一边忙着咔嚓咔嚓地抢镜头拍照。
教授在台上坐定，典礼官宣布毕业典礼正式开始。哈佛毕业典礼的一项传统仪程是毕业生代表讲话，一定是两个学生代表，一个用英文讲，一个用拉丁文讲。今年这个学生的英文讲话题目有点古怪，叫“Ghosts in the Yard”，如果硬译成中文，竟然是“哈佛园里的鬼魂”。这样的译法当然不对。因为他讲话内容讲的是如何继承先辈的文化遗产，所以译作“祖先的英灵正在哈佛园看着我们”，或许更为确切。拉丁文的学生讲话就更妙了，他在台上讲得有声有色，几万人在台下细心聆听，但是谁也听不懂他在讲些什么。拉丁文曾经是西方学术界的专用语言，现在已经自然消亡。那怕是哈佛教授中，能听懂拉丁语的恐怕也寥若晨星。所以，每个与会者事前发了一份这个讲话的英文译稿。数万人平心静气，黑丫丫一大片，没有一丝杂音，只听见一种高雅的古语，昂埸顿挫，在肃穆的空间中回荡。你想想，这是一种什么埸面？这是一种什么气氛？
这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礼”。李欧梵先生在书中介绍哈佛毕业典礼时，就谈到了哈佛的“礼仪文化”，并说“哈佛各种礼仪也是各种艺术的表现”。不只在毕业典礼上有学生代表的拉丁文讲话，哈佛的毕业证书也全用拉丁文。孔子在『论语』中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哈佛这样做，不是形式主义，不是故作高深，也不是提倡复古。这里面包涵着一种寓意，一种人文传承的教化。这使我想起了哈佛的校训：“与柏拉图为伍，与亚里士多德为伍，更重要的是与真理为伍”，不正是充分体现了这种传统人文教育的理念吗？
这就顺便带出一个问题：在美国，上哈佛等长春藤名校，同上普通的大学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同？实在说，如果单从学知识，学技能方面考虑，两者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在人文修养的教育和熏淘。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现代大学教育的弊病在於，把学校变成了单纯的知识贩卖店，教育也沦为对专门技艺的训练。名校比较注重於文化的传承，和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人文修养才是教育的根本。它不仅使学生具有较完备的学识，还使他们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学养。不管你信不信，哈佛等名校毕业的学生在社会上成功比例较高的根本原因，或许就在这一点上。
一位被迫下台的哈佛校长： 功过自有人心在
我在上面还说过，今年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是哈佛建校以来不同凡响的一次毕业典礼。说它不同凡响，我绝不是指它请到了什么什么人来讲话。哈佛历届毕业典礼请到过的各式名人多去了，这都不算是稀奇的事情。稀奇的事情是：今年哈佛毕业典礼的主席台上，坐着三位校长，却没有一位校长是正式的。
众所周知，哈佛毕业典礼的主持是典礼官，但校长，只有校长才是毕业典礼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人物。
毕业典礼在继续，接下去是颁发学位，这是整个仪程的高潮。身穿红色大袍的校长居中坐在主席台靠后的一张高背椅上，有如中国古装戏台中的元帅升帐。据说这椅子是毕业典礼校长专用的，每次都专门抬来，是权力和威望的象征。校长座前空出一方位置，十几个学院的院长一律穿着特定“哈佛红”的博士长袍，一一依次向前，站定，面对校长躬立，再大声报告：“我代表某某学院向校长和董事会汇报，我身后的博士多少名，硕士多少名，学士多少名，经过数年学习，已经完成了相关学位的所有课程并通过了论文答辨，特此申请学位，请批准。”其声短促而宏亮，直如众将军请令。校长听毕，照例朗声答道：“我批准。”此言一出，这个学院的毕业生立即全体起立，欢呼，雀跃。全埸几万人跟着掌声雷动，欢呼声不亚於千军万马得胜归朝。
这就是毕业典礼上，哈佛校长威风八面的气势。
可是，本届毕业典礼没有正式校长，行此权令的是代理校长博克，那么，校长哪里去了呢？校长被迫辞职了。他就是著名的哈佛大学的悲剧英雄萨默斯。提起萨默斯的辞职，想来大家都会知道，那曾是震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特大新闻。
这个萨默斯实在不简单。他出身於一个学术世家，父母亲都是经济学家，他的叔叔和舅舅分别都是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他自已也好生了得，28岁就成了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经济学终身教授。40多岁出任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从副部长做到部长，政绩傲人。克林顿时期全国经济一片大好局面，不能说不同他有很大的关系。2001年，萨默斯47岁，英气逼人，就任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人们期望他能够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给哈佛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在哈佛，萨默斯确实努力做了，而且做得很有成效。他眼光独到，出手狠抓的都是哈佛大学今后发展的关键问题，如本科生教育的核心地位；强调科学的训练；大力为弱势阶层子弟创造接受哈佛教育的机会，等等。正在他干得得劲的时候，倒运来了。
2005年，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发言说，女科学家少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男女先天的生理差别所引起的呢？萨默斯这个话触犯“政治正确”的大防，在女权之帜高张的美国社会，立即招来一片批判喊打之声。如果光是这么一句话倒也罢了，偏偏他在改革中触动了不少哈佛名教授的利益。这些教授乘机串联起来，在哈佛历史上首次对自已的校长投下了不信任票。他干不下去了，终于被迫辞职。他的任期到2006年6月30日结束，也就是说，坚持办完去年的毕业典礼后，他就下台了。
实在说，支持萨默斯的人也不少。哈佛的学生们就很喜欢他。萨默斯持才傲物，目无余子，对有些教授看不入眼，脾气很大，但对学生倒很有亲民精神。他亲自给大一的学生上大课，常到学生食堂巡视，甚至到学生宿舍、橄榄球埸、舞会，同青年学生扎堆聊天。有趣的是，他任财政部长时发行的美元上印有他的名字，学生们常手持这种美元请他在上面签名。哈佛的不少教授也是始终支持他的。我不是为萨默斯喊冤，也不是认为他不该下台。公平地说，这家伙毛病不少，他那一套命令主义和长官作风，在政府机关做个部长可以容忍，在哈佛大学去对付一大帮著名教授和高级知识分子，确实是不行的。他不适合做哈佛校长，下台虽然可惜，也可以说他是种豆得豆吧。
萨默斯辞职后，由他前任的前任退休校长博克暂代校长职务。现在，新校长已经选出了。是位女校长。外界称之为哈佛的“安全稳当”的决定。她就是现哈佛雷克列芙(原女子学院)院长、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胡斯特教授。任期七月开始。今天，她也坐在主席台上，还没有正式上任。
我正在这么想着的时候，毕业典礼的仪程进行到下一项：由校长颁发荣誉学位。博克代校长宣布授赠荣誉学位者的名字，念一段既高度慨括又不乏幽默的简短颂词，再颁发荣誉学位证书。按部就班地，一个接着一个。“下一个-----”突然我的眼睛一下直了，全埸也是一阵骚动。完全出人意料地，博克代校长宣布，下一个是萨默斯，授予哈佛大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
我的坐位较远，看不清主席台上人的表情，但可以看见旁边挂着电视直播的大银幕。刚一宣布，镜头马上切换到萨默斯巨大的面部特写。只见他脸色阴沉，一副倔傲、不快的神情。我心猜想，他或许只是为了顾全大局，才被动员来勉强接受这个荣誉学位的吧。
学生中先响起了掌声，一阵接着一阵，一片接着一片，最后全埸鼓掌，一分钟，两分钟，经久不息。随着掌声，萨默斯的面部表情在动，在变，一直紧绷的嘴角松开，他终於被掌声感动了，笑了。
我的眼晴有点湿润。为了哈佛大学化解矛盾的智慧，为了公平而善良的民众之心，为了萨默斯的硬汉悲情，我深深地感动。大丈夫为人一世，不能不做事，不能不说话。要做事和说话，就不可能没有争议，也不可能不犯错误。功过自有人心在，千秋功罪，有人评说。我拿相机抢拍下了萨默斯面部复杂变化的两张照片。我想，我这是忠实地记录下了一个瞬间的历史。
一个中途退学的哈佛学生： 目标成功济苍生
接在萨默斯后面，博克代校长又宣布，授予比尔．盖茨法学博土的荣誉学位。对此，到埸群众反映十分热烈，但其兴奋的成份大大多於意外。比尔．盖茨的故事，人人耳熟能详：1973年他考进哈佛大学，只读了两年，就中途退学，和好友保罗·艾伦一起创建了微软公司。比尔．盖茨连学士学位都没有，但现在是世界首富，被公认为是最成功的人士。他本该1977年大学毕业，距今正好30年。今天，哈佛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大家都认为是理所该当。大家等着听比尔．盖茨的演说，但是，那是下午的仪程。颁发荣誉学位以后，大概十一点半，全校庆典暂时休会。大家回到各自的学院去，吃中饭，并给每个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我们回到法学院。在法学院图书馆大楼前，早搭起了一个高台。高台前则是几百张大圆桌，每张桌子可坐十人，中间摆着香槟酒，等着大家入席。这是一个几千人欢聚一堂的盛大宴会。新科的硕士、博士们同家人坐在一起，大家互相庆贺，笑语盈盈，充满了欢乐的热烈气氛。
最激动、最兴奋的时刻，还是领取学位证书。毕业生们排着长队，一个一个挨次走上高台，在法学院院长手里接过学位证书。大家都是一脸的灿烂笑容，有的人抱着小孩上台，让自己的娃娃从小感受一下哈佛的气息。还有一个人居然牵着爱犬，大概想让他的狗也沾上点喜气吧。家长们则是在台下挤来挤去，忙着找合适的角度拍照。每当一个毕业生接过学位证书时，他的家长、亲友就在台下一齐鼓掌，喊着他或她的名字，大声欢叫喝彩。
我在旁边观察，这个时候最劳累、最辛苦的人要属法学院女院长。她穿着红色长袍，面带笑容，先给每个人握手，再递上学位证书，碰到毕业生带上台来的婴儿，还要亲一亲，抱一下。毕业生太多了，她的手也一定握酸了。我看她不时抽空擦掉脑门上的汗水。
法学院的毕业生委实不少，总共有六、七百人。我现在才弄明白，哈佛法学院毕业生的学位分三等：法学硕士（LLM）、法学博士（JD）和法学科学博士（SJD）。校长授予比尔．盖茨他们的法学荣誉博士（LLD），那是专门表彰为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贤能人士的。
记得两年前，李敖曾经在一次讲话中拿吕秀莲开刀，说“吕秀莲太可耻了。她是哈佛的一个补习班出来的，不像马英九，马英九是正统哈佛大学毕业的，而吕秀莲是冒充哈佛大学毕业的。”我这里替吕秀莲说句话，她不是“一个补习班”出来的，哈佛毕业也不是“冒充的”。她在哈佛法学院上了一年学，得的学位是法学硕士。当然，她比不上马英九，马英九在哈佛法学院攻读了五年，得的是法学科学博士。马英九确实非常了不起，像他这样的法学科学博士每年只有十来个。哈佛法学院毕业生最多的是法学博土，我对女儿说，“你的学位比吕秀莲高一级，跟马英九比还是低了一级。”当然这只是开开玩笑。其实，看看比尔．盖茨的例子就知道，一个人的能力和价值，是不能单纯用学位来衡量的。
法学院发完学位证书后，本来，我们应在二点钟回到全校庆典主会埸，继续开会。但女儿同她的同学们又是照相，又是话别，依依不舍，等我们赶到主会埸，已经三点半了。几万张椅子当然早就没有我们的份，这次石级也别想占到位，连过道上都挤满人了。人越来越多，大家对台上正在进行的讲话似乎不太经意，只是急切地等待比尔．盖茨的讲演。我们三个人好不容易挤了进去，站在人群中，也是等者。
比尔．盖茨的讲话开始后，大家听得关注起来，不时发出笑声和掌声。比尔．盖茨脱掉上午的红色博士长袍，换上了西装，显得轻松不少。开埸白，他的话讲得很诙谐。他说，“老爸，我早就告诉过你，我会回哈佛拿到文凭的。为了这天，我已经等待了30年。”还说，感谢哈佛授给他学位，“有了学位，我的履历表看起来就会像样一点。”
慢慢转入正题后，他的话变得越来越沉重。他说，这个世界存在着可怕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每年有几百万儿童死於贫穷和各种各样的疾病，很多人生活在绝望的边缘。“我最大的遗憾”是“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明白了这些。”他自已即将结束微软公司的领导职务，全力经营慈善事业。他也呼吁哈佛大学和哈佛的毕业生应为那些没有强大的市场力量，在世上没有发言权的不知姓名的弱势群体多做点事情。他的讲话中，有一段话使我十分感动，他说：“我妈妈为我考上哈佛充满自豪。她总是不停地督促我要多为他人作些事。我结婚时，她患癌症，已接近生命的终点。在新娘活动上，她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大声朗读写给我的妻子梅林达的一封信。信上说，‘从社会得到很多的人，社会期望他的也多。’今天在座的哈佛毕业生，都是有才能、特权和机会的人，从社会得到了这么多，今后无论我们为社会回报多少，都是远远不够的！” 我认为，比尔．盖茨有一个观点很令人深思。他说，“人类的最大进步并不体现在科技的发现和发明上，而是如何利用它们来消除不平等。不管通过何种方式，民主、公共教育、医疗保健、或者是经济合作，消除不平等才是人类的最大成就。” 一个人的一生，怎么样才算成动？哈佛毕业，拿个学士、博士学位不算成功；拥有百亿美元身价也不算成功；当个总统、副总统也不能说就是成功。半个多世纪前，川军儒将周从化先生有两句诗很有名，“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成功在於普济苍生。我体会，比尔．盖茨今天所讲的，可能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一名曾被哈佛拒收的总统候选人：进退贵持平常心
毕业典礼结束后，我们一家三口顺着人潮，走出会埸。我不时看到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三三五五地在校园里徜徉，看样子不太像是应届毕业生的家长；许多楼房的底墙根上，还贴着一些醒目的大标牌，上面只有数字，如1957，1975、1982，等等。原来，这也是哈佛的一个惯例，每年都会有许多哈佛校友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毕业典礼，校友们把它当成了回访母校、同学相聚的机会。特别是毕业25年、35年、50年，是同学们聚会的约定年份。你想像一下，50年，那就是1957年的哈佛毕业生了。50年中间，社会的巨大变迁不说，每个人该经历过多少升沉进退的生活磨炼啊！想到这里，我跟女儿说：“克里好像不是哈佛校友吧，怎么今天他也跑来参加毕业典礼了呢？”女儿惊异地回答说，“克里来了吗？我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说他来呀！”克里确实是来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早上毕业典礼刚开始，在教授和贵宾的入埸式上，我认出了他。站在我前方的群众喊了他的名字，他回过头来向喊他的人示意，我赶忙把相机对准他，抢拍了一张近距离的快照。现在照片已经洗出来了，清清楚楚，当真是克里，如假包换。
对克里，我想，全美国人都不会认错。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时，他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同小布什抗衡，兢争异常激烈，难解难分。当时美国东西两岸各州民众大都支持克里，大学生尤其是克里的疯狂支持者，每个大学的校园里挂满了他的巨幅照片和为他助选的大标语。那时，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腾，跟踪拍照的记者，要求签名的“粉丝”，成群结队，如影随形。每天他的行迹，一举一动，都是各大媒体的头号新闻。
历史真是无情哪！克里以少数选票落选，没能当上总统。仅仅两年功夫，他再也不是媒体追逐的报道对象了，也不再是万民注目的拥戴对象了。他参加哈佛毕业典礼，全埸数万人几乎全都没有注意到他。真个是：他悄悄的走了，正如他悄悄的来，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总统不总统，对他来说，只是交臂而过的偶然。他当上总统的话，起码总不会比小布什干得更差劲吧。不可设想，如果他当上总统，今天来哈佛参加毕业典礼，那么媒体和民众待他又将是一个什么情景呢！
既然这么地不受关注，真不知道为什么克里今天要到哈佛来。众所周知，他不是哈佛校友，哈佛曾将他拒绝於校门之外。1962年，克里高中毕业，他满怀希望地申请了哈佛大学，但哈佛没有录取他。他本科上的是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上的是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前一阵，好事之徒编写过一份叫“被哈佛拒收名人榜”的名单，把那些当初被哈佛拒之门外，如今却功成名就的人士，一一择要列出。克里参议员就是这个“名人榜”中的一员。看到自已被列上了这个颇会让人有点尴尬的“名人榜”，克里只是平淡地说：“‘被拒绝’这个词太严重了吧？我宁愿看作那是一次没有成功的挑战。”
说起克里被哈佛拒之门外的事，还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小插曲：1962年暑假，克里作为志愿人员，帮助一位肯尼迪家族的人竞选参议员，他有幸见到了肯尼迪总统。克里告诉肯尼迪，自已报考哈佛没有成功，已经准备上耶鲁。肯尼迪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为了安慰克里，他笑着说，“噢，那没关系，你知道现在我也成了耶鲁人了。”肯尼迪指的是，不久前耶鲁大学刚授予他一个荣誉学位。自从这次同克里谈话后，肯尼迪一直称自已是“哈佛的教育加上耶鲁的学位”。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虽然我反对小布什，却对克里的印象也不甚隹。同萨默斯的嘴巴惹祸相仿佛，克里也说过一句绝对不该公开说的话。他对青年学生说，你们如果不好好读书，就只能当兵到伊拉克去打仗送死，结果引起掀然大波，被共和党抓住把柄，好一阵迎头痛打。他的败选，也许同那次信口开河大有关系。
但是，这次在哈佛毕业典礼上见到克里，我对他的印象大大改观。他这样的大名人，又是曾被哈佛拒收的人，能够如此潇洒地跑到哈佛毕业典礼上来，坦然面对世态的炎凉。这份平常心态，实在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呀！中国佛教禅宗讲究的，就是修行这种平常心。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肚饿吃饭困来眠，看似平常，却是最难的境界。人的一辈子，难免有起有伏，有波有折。把世上百态，通通视为平常，自已心里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去做。有了这样的心态，就可以消去不少身在红尘的痛苦和烦恼。能够以平常心去直面进退荣辱的人，无疑就是世间高人。
结束了两天的毕业典礼活动，我很想对女儿说一句话：今天你们从哈佛大学毕业，确实很荣耀，也很光辉，但是生活刚刚开始，聚光灯不会永远罩在你们的头上。在今后的人生历程中，当年被哈佛拒收者克里的这个平常心，值得你们学习。
第二篇：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稿
president Bok, former president Rudenstine, incoming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 members of the faculty, parents, and especially, the graduates:
尊敬的 Bok 校长，Rudenstine 前校长，即将上任的 Faust 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I’ve been waiting more than 30 years to say this: Dad, I always told you I’d come back and get my degree.有一句话我等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 “ 老爸，我总是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I want to thank Harvard for this timely honor.I’ll be changing my job next year … and it will be nice to finally have a college degree on my resume.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注：指从微软公司退休)…… 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本科学位，这真是不错啊。
I applaud the graduates today for taking a much more direct route to your degrees.For my part, I’m just happy that the Crimson has called me Harvard’s most successful dropout.I guess that makes me valedictorian of my own special class … I did the best of everyone who failed.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简单多了。哈佛的校报称我是 “ 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 ”。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一类学生发言 …… 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But I also want to be recognized as the guy who got Steve Ballmer to drop out of business school.I’m a bad influence.That’s why I was invited to speak at your graduation.If I had spoken at your orientation, fewer of you might be here today.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使得 Steve Ballmer(注：微软总经理)也从哈佛商学院退学了。因此，我是个有着恶劣影响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如果我在你们入学欢迎仪式上演讲，那么能够坚持到今天在这里毕业的人也许会少得多吧。
Harvard was just a phenomenal experience for me.Academic life was fascinating.I used to sit in on lots of classes I hadn’t even signed up for.And dorm life was terrific.I lived upat Radcliffe, in Currier House.There were always lots of people in my dorm room late at night discussing things, because everyone knew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That’s how I came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anti-social group.We clung to each other as a way of validating our rejection of all those social people.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经历。校园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听我没选修的课。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很棒，我在 Radcliffe 过着逍遥自在 的日子。每天我的寝室里总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从不考虑第二天早起。这使得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学生的头头，我们互相粘在一起，做出一种拒绝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Radcliffe was a great place to live.There were more women up there, and most of the guys were science-math types.That combination offered me the best odds, if you know what I mean.This is where I learned the sad lesson that improving your odds doesn’t guarantee success.Radcliffe 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的。这种状况为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One of my biggest memories of Harvard came in January 1975, when I made a call from Currier House to a company in Albuquerque that had begun making the world’s first personal computers.I offered to sell them software.我在哈佛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发生在 1975 年 1 月。那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于 Albuquerque 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
I worried that they would realize I was just a student in a dorm and hang up on me.Instead they said: We’re not quite ready, come see us in a month, which was a good thing, because we hadn’t written the software yet.From that moment, I worked day and night on this little extra credit project that marked the end of my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a remarkable journey with microsoft.我很担心，他们会发觉我是一个住在宿舍的学生，从而挂断电话。但是他们却说： “ 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 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 软件还根本没有写出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日以继夜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工作，这导致了我学生生活的结束，以及通往微软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开 始。
What I remember above all about Harvard was being in the midst of so much energy and Intelligence.It could be exhilarating, intimidating, sometimes even discouraging, but always challenging.It was an amazing privilege – and though I left early, I was transformed by my years at Harvard, the friendships I made, and the ideas I worked on.不管怎样，我对哈佛的回忆主要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有关。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压力，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性。生 活在哈佛是一种吸引人的特殊待遇 …… 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里的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But taking a serious look back … I do have one big regret.但是，如果现在严肃地回忆起来，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
I left Harvard with no real awareness of the awful inequities in the world – the appalling disparities of health, and wealth, and opportunity that condemn millions of people to lives of despair.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
I learned a lot here at Harvard about new ideas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I got great exposure to the advances being made in the sciences.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进展。
But humanity’s greatest advances are not in its discoveries – but in how those discoveries are applied to reduce inequity.Whether through democracy, strong public education, quality health care, or broad economic opportunity – reducing inequity is the highest human achievement.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 —— 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 —— 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I left campus knowing litt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cheated out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here in this country.And I knew nothing about the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in unspeakable poverty and disea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和疾病之中。
It took me decades to find out.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了这些事情。
You graduates came to Harvard at a different time.You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s inequities than the classes that came before.In your years here, I hope you’ve had a chance to think about how – in this age of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 we can finally take on these inequities, and we can solve them.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以前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Imagine, just for the sake of discussion, that you had a few hours a week and a few dollars a month to donate to a cause – and you wanted to spend that time and money where it would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in saving and improving lives.Where would you spend it?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可以捐献一些钱 —— 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For Melinda and for me, the challenge is the same: how can we do the mo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with the resources we have.对 Melinda(注：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During our discussions on this question, Melinda and I read an artic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children who were dying every year in poor countries from diseases that we had long ago made harmless in this country.Measles, malaria, pneumonia, hepatitis B, yellow fever.One disease I had never even heard of, rotavirus, was killing half a million kids each year – none of them in the United States.在讨论过程中，Melinda 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
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 50 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We were shocked.We had just assumed that if millions of children were dying and they could be saved, the world would make it a priority to discover and deliver the medicines to save them.But it did not.For under a dollar, there were interventions that could save lives that just weren’t being delivered.我们被震惊了。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用药物拯救他们作为头等大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If you believe that every life has equal value, it’s revolting to learn that some lives are seen as worth saving and others are not.We said to ourselves: This can’t be true.But if it is true, it deserves to be the priority of our giving.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 “ 事情不可能如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理应是我们努力的头等大事。”
So we began our work in the same way anyone here would begin it.We asked: How could the world let these children die?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 “ 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
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告新闻，几百万人将要死去并非新闻。如果没有人报道，那么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即使 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况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 人。所以我们会将脸转过去。
If we can really see a problem, which is the first step, we come to the second step: cutting through the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
Finding solutions is essential if we want to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If we have clear and proven answers anytime an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asks How can I help?, then we can get action – and we can make sure that none of the caring in the world is wasted.But complexity makes it hard to mark a path of action for everyone who cares — and that makes it hard for their caring to matter.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出疑问 “ 如何我能提供帮助 ” 的时 候，我们就能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保证不浪费一丁点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心。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很难找到对全世界每一个有爱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动方法，因此人类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runs through four predictable stages: determine a goal, find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discover the ideal technology for that approach, and in the meantime, make the smartest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already have — whether it’s something sophisticated, like a drug, or something simpler, like a bednet.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蚊帐。
The AIDS epidemic offers an example.The broad goal, of course, is to end the disease.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is prevention.The ideal technology would be a vaccine that gives lifetime immunity with a single dose.So governments, drug companies, and foundations fund vaccine research.But their work is likely to take more than a decade, so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to work with what we have in hand – and the best prevention approach we have now is getting people to avoid risky behavior.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所以，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样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pursuing that goal starts the four-step cycle again.This is the pattern.The crucial thing is to never stop thinking and working – and never do what we did with malaria and tuberculosis in the 20th century – which is to surrender to complexity and quit.要实现这个新的目标，又可以采用新的四步循环。这是一种模式。关键的东西是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我们千万不能再犯上个世纪在疟疾和肺结核上犯过的错误，那时我们因为它们太复杂，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The final step – after seeing the problem and finding an approach – is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your work and share you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so that others learn from your efforts.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是最后一步 —— 评估工作结果，将你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经验传播出去，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有所收获。
You have to have the statistics, of course.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that a program is vaccinating millions more children.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dying from these diseases.This is essential not just to improve the program, but also to help draw more investment from business and government.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为几百万儿童新接种了疫苗。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儿童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帮助。
But if you want to inspi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you have to show more than numbers;you have to convey the human impact of the work – so people can feel what saving a life means to the families affected.但是，这些还不够，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你的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其他人就会感到拯救一个生命，对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I remember going to Davos some years back and sitting on a global health panel that was discussing ways to save millions of lives.Millions!Think of the thrill of saving just one person’s life – then multiply that by millions.… Yet this was the most boring panel I’ve ever been on – ever.So boring even I couldn’t bear it.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论坛，会议的内容有关于如何拯救几百万条生命。天哪，是几百万!想一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何等激动，现在你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上几百万倍 …… 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论坛，乏味到我无法强迫自己听下去。
What made that experience especially striking was that I had just come from an event where we were introducing version 13 of some piece of software, and we had people jumping and shouting with excitement.I love getting people excited about software – but why can’t we generate even more excitement for saving lives?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 13 个版本，我们让观众激动得跳了起来，喊出了声。我喜欢人们因为软件而感到激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You can’t get people excited unless you can help them see and feel the impact.And how you do that – is a complex question.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或者感受到行动的影响力，否则你无法让人们激动。如何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Still, I’m optimistic.Yes,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forever, but the new tools we have to cut through complexity have not been with us forever.They are new – they can help us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 and that’s why the future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同前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依然是乐观的。不错，人类的不平等有史以来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却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些新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将人类的同情心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同过去是不一样的。
The defining and ongoing innovations of this age – biotechnology, the computer, the Internet – give us a chance we’ve never had before to end extreme poverty and end death from preventable disease.这个时代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出新的革新 —— 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 —— 它们给了我们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去终结那些极端的贫穷和非恶性疾病的死亡。
Sixty years ago, George Marshall came to this commencement and announced a plan to assist the nations of post-war Europe.He said: I think one difficulty is that the problem is one of such enormous complexity that the very mass of facts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by press and radio make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for the man in the street to reach a clear appraisement of the situation.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at this distance to grasp at all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situation.六十年前，乔治.马歇尔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了一个计划，帮助那些欧洲国家的战后建设。他说： “ 我认为，困难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太复杂，报纸和电台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事实，使得大街上的普通人极端难于清晰地判断形势。事实上，经过层层传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势，是根本不可能的。”
Thirty years after Marshall made his address, as my class graduated without me, technology was emerging that would make the world smaller, more open, more visible, less distant.马歇尔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三十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那时，新技术刚刚开始萌芽，它们将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容易看到、距离更近。
The emergence of low-cost personal computers gave rise to a powerful network that has transformed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ng.低成本的个人电脑的出现，使得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有机会诞生，它为学习和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The magical thing about this network is not just that it collapses distance and makes everyone your neighbor.It also dramatical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brilliant minds we can have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same problem – and that scales up the rate of innovation to a staggering degree.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是它缩短了物理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它还极大地增加了怀有共同想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我们可以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一起共同工作。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进程，发展速度简直快得让人震惊。
At the same time, for every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has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five people don’t.That means many creative minds are left out of this discussion--smart people with practical intelligence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who don’t have the technology to hone their talents or contribute their ideas to the world.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们，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和相关经历的聪明人，却没有技术来帮助他们，将他们的天赋或者想法与全世界分享。
We need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have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because these advances are triggering a revolution in what human beings can do for one another.They are making it possible not just for national governments, but for universities, corporations, smaller organizations, and even individuals to see problems, see approaches, and measure the impact of their efforts to address the hunger, poverty, and desperation George Marshall spoke of 60 years ago.lunwen001.cn provided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使用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可以互相帮助。新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可能，不仅是政府，还 包括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能够找到解决办法、能够评估他们努力的效果，去改变那些马歇尔六十年前就说到过的问题 —— 饥饿、贫 穷和绝望。
Members of the Harvard Family: Here in the Yard is one of the great collections of intellectual talent in the world.哈佛是一个大家庭。这个院子里在场的人们，是全世界最有智力的人类群体之一。
What for?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faculty, the alumni, the students, and the benefactors of Harvard have used their power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here and around the world.But can we do more? Can Harvard dedicate its intellect to improving the lives of people who will never even hear its name?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资助者，已经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了全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哈佛的人们可以将他们的智慧，用来帮助那些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 “ 哈佛 ” 这个名字的人?
Let me make a request of the deans and the professors – 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here at Harvard: As you hire new faculty, award tenure, review curriculum, and determine degree requirements, please ask yourselves:lunwen001.cn provided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 —— 你们是哈佛的智力领袖，当你们雇用新的老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
Should our best minds be dedicated to solving our biggest problems?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Should Harvard encourage its faculty to take on the world’s worst inequities? Should Harvard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depth of global poverty … the prevalence of world hunger … the scarcity of clean water …the girls kept out of school … the children who die from diseases we can cure?
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的学生是否从全球那些极端的贫穷中学到了什么 …… 世界性的饥荒 …… 清洁的水资源的缺乏 …… 无法上学的女童 …… 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 …… 哈佛的学生有没有从中学到东西?
Should the world’s most privileged people learn about the lives of the world’s least privileged?
那些世界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们，有没有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东西?
These are not rhetorical questions – you will answer with your policies.这些问题并非语言上的修辞。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它们。
My mother, who was filled with pride the day I was admitted here – never stopped pressing me to do more for others.A few days before my wedding, she hosted a bridal event, at which she read aloud a letter about marriage that she had written to Melinda.My mother was very ill with cancer at the time, but she saw one more opportunity to deliver her message, and at the close of the letter she said: From those to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expected.lunwen001.cn provided
我的母亲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曾经感到非常骄傲。她从没有停止督促我，去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她主持了一个新娘进我家的 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关于婚姻的信，这是她写给 Melinda 的。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因为癌症病入膏肓，但是她还是认为这是又一个传播她 的信念的机会。在那封信的结尾，她写道： “ 对于那些接受了许多帮助的人们，他们还在期待更多的帮助。”
When you consider what those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have been given – in talent, privilege, and opportunity – there is almost no limit to what the world has a right to expect from us.想一想吧，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的这些人，被给予过什么 —— 天赋、特权、机遇 —— 那么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人们几乎有无限的权力，期待我们做出贡献。
In line with the promise of this age, I want to exhort each of the graduates here to take on an issue – a complex problem, a deep inequity, and become a specialist on it.If you make it the focus of your career, that would be phenomenal.But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to make an impact.For a few hours every week, you can use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Internet to get informed, find others with the same interests, see the barriers, and find ways to cut through them.lunwen001.cn provided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向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提出一个忠告：你们要选择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有关于人类深刻的不平等的问题，然后你 们要变成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能够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那么你们就会非常杰出。但是，你们不必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事。每个星期只用几个小 时，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所在，找到解决它们的途径。
Don’t let complexity stop you.Be activists.Take on the big inequities.It will be one of the great experiences of your lives.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要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You graduates are coming of age in an amazing time.As you leave Harvard, you have technology that members of my class never had.You have awareness of global inequity, which we did not have.And with that awareness, you likely also have an informed conscience that will torment you if you abandon these people whose lives you could change with very little effort.You have more than we had;you must start sooner, and carry on longer.在座的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的技术，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你们已经了解到了世界 上的不平等，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这些。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要是你再弃那些你可以帮助的人们于不顾，就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你就可以改变 那些人们的生活。你们比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你们必须尽早开始，尽可能长时期坚持下去。
Knowing what you know, how could you not?
知道了你们所知道的一切，你们怎么可能不采取行动呢?
And I hope you will come back here to Harvard 30 years from now and reflect on what you have done with your talent and your energy.I hope you will judge yourselves not on your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s alone, but also on how well you have addressed the world’s deepest inequities … on how well you treated people a world away who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you but their humanity.我希望，30 年后你们还会再回到哈佛，想起你们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出的一切。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
成就，而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涉及的人们，你们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人 类。
Good luck.最后，祝各位同学好运。
第三篇：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稿（定稿）
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稿（英）
2011-06-19 00:47:16 标签：比尔盖茨 休闲 演讲 比尔盖茨哈佛演讲 生活
From:http:// President Bok, former President Rudenstine, incoming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 members of the faculty, parents, and especially, the graduates: I've been waiting more than 30 years to say this: Dad, I always told you I'd come back and get my degree.I want to thank Harvard for this timely honor.I'll be changing my job next year...and it will be nice to finally have a college degree on my resume.I applaud the graduates today for taking a much more direct route to your degrees.For my part, I'm just happy that the Crimson has called me Harvard's most successful dropout.I guess that makes me valedictorian of my own special class...I did the best of everyone who failed.But I also want to be recognized as the guy who got Steve Ballmer to drop out of business school.I'm a bad influence.That's why I was invited to speak at your graduation.If I had spoken at your orientation, fewer of you might be here today.Harvard was just a phenomenal experience for me.Academic life was fascinating.I used to sit in on lots of classes I hadn't even signed up for.And dorm life was terrific.I lived up at Radcliffe, in Currier House.There were always lots of people in my dorm room late at night discussing things, because everyone knew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That's how I came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anti-social group.We clung to each other as a way of validating our rejection of all those social people.Radcilffe was a great place to live.There were more women up there, and most of the guys were science-math types.That combination offered me the best odds, if you know what I mean.This is where I learned the sad lesson that improving your odds doesn't guarantee success.One of my biggest memories of Harvard came in January 1975, when I made a call from Currier House to a company in Albuquerque that had begun making the world's first personal computer.I offered to sell them software.I worried that they would realize I was just a student in a dorm and hang up on me.Instead they said: We're not quite ready, come see us in a month, which was a good thing, because we hadn't written the software yet.From that moment, I worked day and night on this little extra credit projectt that marked the end of my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a remarkable journey with microsoft.What I remember above all about Harvard was being in the midst of so much energy and Intelligence.It could be exhilarating, intimidating, sometimes even discouraging, but always challenging.It was an amazing privilegethe appalling disparities of health, and wealth, and opportunity that condemn millions of people to lives of despair.I learned a lot here at Harvard about new ideas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I got great exposure to the advances being made in the sciences.But humanity's greatest advances are not in its discoveriesreducing inequity is the highest human achievement.I left campus knowing litt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cheated out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here in this country.And I knew nothing about the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in unspeakable poverty and disea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It took me decades to find out.You graduates came to Harvard at a different time.You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s inequities than the classes that came before.In your years here, I hope you've had a chance to think about howwe can finally take on these inequities, and we can solve them.Imagine, just for the sake of discussion, that you had a few hours a week and a few dollars a month to donate to a causenone of them in the United States.We were shocked.We had just assumed that if millions of children were dying and they could be saved, the world would make it a priority to discover and deliver the medicines to save them.But is did not.For under a dollar, there were interventions that could save lives that just weren't being delivered.If you believe that every life has equal value, it's revolting to learn that some lives are seen as worth saving and others are not.We said to ourselves: This can't be true.But if it is true, it deserves to be the priority of our giving.So we began our work in the same way anyone here would begin it.We asked: How could the world let these children die? The answer is simple, and harsh.The market did not reward saving the lives of these children, and governments did not subsidize it.So the children died because their mothers and their fathers had no power in the market and no voice in the system.But you and I have both.We can make market forces work better for the poor if we can develop a more creative capitalismbecause people just...don't...care.I completely disagree.I believe we have more caring than we know what to do with.All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at one time or another, have seen human tragedies that broke our hearts, and yet we did nothingand millions of people dying is nothing new.So it stays in the background, where it's easier to ignore.But even when we do see it or read about it, it's difficult to keep our eyes on the problem.It's hard to look at suffering if the situation is so complex that we don't know how to help.And so we look away.If we can really see a problem, which is the first step, we come to the second step: cutting through the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Finding solutions is essential if we want to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If we have clear and proven answers anytime an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asks How can I help?, then we get actionand that makes it hard for their caring to matter.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runs through four predictable stages: determine a goal, find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discover the ideal technology for that approach, and in the meantime, make the smartest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already haveand the best prevention approach we have now is getting people to avoid risky behavior.Pursuing that goal starts the four-step cycle again.This is the pattern.The crucial thing is to never stop thinking and workingafter seeing the problem and finding an approachso people can feel what saving a life means to the families affected.I remember going to Davos some years back and sitting on a global health panel that was disscussing ways to save millions of lives.Millions!Think of the thrill of saving just one person's lifeever.So boring even I couldn't bear it.What made that experience especially striking was that I had just come from an event where we were introducing version 13 of some piece of software, and we had people jumping and shouting with excitement.I love getting people excited about softwareis a complex question.Still, I'm optimistic.Yes,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forever, but the new tools we have to cut through complexity have not been with us forever.They are newand that's why the future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The defining and ongoing innovations of this agegive us a chance we've never had before to end extreme proverty and end death from preventable disease.Sixty years ago, George Marshall came to this commencement and announced a plan to assist the nations of post-war Europe.He said: I think one difficulty is that the problem is one of such enormous complexity that the very mass of facts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by press and radio make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for the man in the street to reach a clear appraisement of the situation.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at this distance to grasp at all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situation.Thirty years after Marshall made his address, as my class graduated without me, technology was emerging that would make the world smaller, more open, more visible, less distant.The emergence of low-cost personal computers gave rise to a powerful network that has transformed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ng.The magical thing about this network is not just that it collapses distance and makes everyone your neighbor.It also dramatical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brilliant minds we can have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same problem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here at Harvard: As you hire new faculty, award tenure, review curriculum, and determine degree requirements, please ask yourselves.Should our best minds be dedicated to solving our biggest problems? Should Harvard encourage its faculty to take on the world's inequities? Should Harvard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depth of global poverty...the prevalence of world hunger...the scarcity of clean water...the girls kept out of school...the children who die from diseases we can cure? Should the world's most privileged people learn about the lives of the world's least privileged? These are not rhetorical questionsnever stopped pressing me to do more for others.A few days before my wedding, she hosted a bridal event, at which she read aloud a letter about marriage that she had written to Melinda.My mother was very ill with cancer at the time, but she saw one more opportunity to deliver her message, and at the close of the letter she said: From those to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expected.When you consider what those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have been giventhere is almost no limit to what the world has a right to expect from us.
第四篇：David Souter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David Souter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5月27日是哈佛大学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
今年的演讲嘉宾，是联邦最高法院退休法官David Souter。
我一看到他的演讲稿，头就大了。法官语言深奥，不容易一眼看懂意思，而且演讲主题是如何理解《宪法》，趣味性不足。我很犹豫，是不是要把它翻译出来。最后，还是决定翻译。2007年，我译了比尔·盖茨，2008年译了J.K.罗琳，2009年译了朱棣文，我想把这个传统保持下去。但是，今年的演讲实在繁琐乏味，我就译了一个摘译版。这样既便于阅读，也减轻了我的工作量。==================================== David Souter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摘译版）演说日期：2010年5月27日 译者：阮一峰
原文网址：http://
【演讲人介绍】
戴维·哈维特·苏特（David Souter，1939年9月17日－），自1990年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直至于2009年6月29日退休。他1961年毕业于哈佛学院，1966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正文】
我年轻时，曾经遇到过一个1885级的哈佛学长。他告诉我，有一年夏天，他来到哈佛广场，路上碰见一个应届毕业生。只见那个毕业生举着文凭大喊：“上帝保佑，总算学完了”。
即使哈佛大学给我颁发荣誉博士学位，我也不敢冲着各位这样喊。但是，校方希望我谈谈在最高法院的19年经历，那么我接下来就以一个退休法官的身份，说说我对美国《宪法》、以及法官如何实施《宪法》的认识。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批评，认为最高法院在创造法律，在做出一些《宪法》中找不到依据的裁决。我认为，这种批评太片面，没有理解宪法和最高法院判决的重点。
那些批评者似乎有一种印象，认为《宪法》就是一个模板，公民和政府只要在《宪法》中找到特定的条款，就能认定自己的权利受到宪法保护。根据这种认识，判决宪法案件就成了一字一句机械地解读《宪法》，以及对证据的客观检验。当然，某些情况下，确实应该一字一句地解读《宪法》。比如，在座的毕业生同学，你们不少人现在刚满21岁，假定你们想去竞选美国参议员的席位。对照一下《宪法》，你就会知道这个决定不会得到法院的认可。因为《宪法》明文规定，参议员必须年满30岁。但是，法院遇到的案件，并不都是这么容易判断，尤其是在最高法院这一级，《宪法》的“精确解读”模式很难完全适用。
参议员必须年满30岁，这种条款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宪法》还有很多条款，故意写成可以被开放式解读，比如“正当程序原则”、“平等保护原则”、“免于不合理搜查的权力”等等。这些条款必须根据不同的案件，更深入地解读，形成不同的判例。长此以往，判例就成了新的原则，而《宪法》对这些原则并没有提及。一般来说，《宪法》不能以机械方式解读的原因有三个。首先，《宪法》使用的是概括性表达。其次，《宪法》中包括互相冲突的价值观。最后，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有不一样的含义。这些因素导致判决宪法案件的难度很大。下面，我举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案例将会展示，《宪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合约。它同时保障了多种权利，这些权利有时会发生互相冲突，不可能同时实现。
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还记得这个案例。1971年6月26日，一批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泄露，《纽约时报》和《华盛顿》各自拿到了副本，准备刊登。美国联邦政府紧急上诉到最高法院，要求发布禁令，报社不得刊登这些文件。《宪法》明文保证言论自由，政府的这种上诉是对这个原则的挑战。
政府的诉讼代理人是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Irwin Griswold，他当时担任司法部副部长。主持当天庭审的是Black法官，他是罗斯福总统在新政时期任命的第一位法官。他们两人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激烈交锋。《第一修正案》清楚写明：“国会不得颁发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虽然从文字上看，这一条只是针对国会，但是被理解成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都有效。Black法官从字面上解读了这个条款，认为“不得颁发任何法律”就是不存在任何例外，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保障是绝对的。对于他来说，这一条与“参议员必须年满30岁”的规定是一样清晰的。
但是，Griswold院长不这样认为。他争辩，如果某种出版物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发布禁令就是符合《宪法》精神的。他向法庭申明，如果这些文件被公开，美军将出现更大的伤亡，危及越南战争的和谈，以及交换战俘的进程，大大削弱政府在停战谈判中的筹码。Black法官回答，如果根据是否危害国家安全，来判断哪些东西可以出版，哪些东西不可以出版，那么法官就变成审查员了。Griswold院长说，为了国家安全，别无其他选择。Black法官说，遵守《第一修正案》就是一个选择。接下来，Griswold院长说了一段精彩的回复：
“这个案件的关键是《第一修正案》。尊敬的法官大人，您的立场众所周知，我也尊重这一点。您认为显而易见，'不得颁发任何法律'就是不得颁发任何法律。但是，我的理解并非如此，我希望自己可以说服法庭，采用我的观点。正如Marshall大法官说过的，我们必须把《宪法》当作一个整体解读......” 最终，联邦政府输掉了这场官司，那些文件还是刊登出来了。但是，Griswold院长的理由，却比Black法官的理由更合理。就像他说的，“不得颁发任何法律”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得颁发任何法律，因为《第一修正案》只是《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宪法》既保证了言论自由，也授权美国政府保卫国家安全，授予美国总统制订外交政策和发布军事命令的权力。
虽然Griswold院长没能让法庭接受他的要求，但是法庭确实意识到，某些时刻政府有权限制出版自由。之所以政府会输掉这场官司，并不是因为“不得颁发任何法律”是一条绝对的规定，不得有任何例外，而是因为大多数法官认为，政府没有举出足够的可信事实，证明禁令的必要性。Brennan法官说过，如果某份文件的出版，会导致诺曼底登陆失败，或导致核弹爆炸，那么最高法院可能会发布禁令。
所以，即使《第一修正案》这么明确的表达，都不构成对于绝对自由的保证。因为《宪法》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解读，其他价值可能会与言论自由原则发生冲突。换言之，《宪法》同时保障了多种权利，却没有提出如何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所以，法官必须做出选择。《宪法》体现了美国人民的意愿，我们既需要秩序和安全，也需要自由。当两种愿望冲突的时候，法官被迫决定，哪一个愿望更值得支持。他必须从整体上运用法律。“五角大楼文件案”可以更完整地告诉我们，法律是什么。
但是，这种法官的自行解读是不是非法的呢？是不是超越了司法的权力？我不再说下去了，关于法官如何解读《宪法》就说到这里。下面来看第二个案例。它不是关于《宪法》内部的冲突，而是关于同一个事实可以根据《宪法》有不同的解释。这个案例也很著名，各位大概还记得1954年Brown起诉美国教育部。最后，最高法院一直同意，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是违宪的，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
这个案例结束了美国的种族隔离时代，开辟了人人平等的时代。但是，1896年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Plessy v.Ferguson，最高法院的裁决是，铁路公司的“黑人专用”车厢是合乎宪法的，白人和黑人可以被隔离在不同的车厢。Plessy起诉说，这是对黑人的歧视；最高法院回答说，这只是黑人自己的想像。可是60年后，最高法院却改变了看法，认为学校将黑人和白人区别对待，是不平等的。那些认为《宪法》应该被一成不变解读的人，一定觉得1954年的判决是错的。因为美国法庭不可能在1896年判决“种族隔离”制度违宪，而从1896年到1954年，《宪法》的相关条文一个字都没变，所以1954年也不应该判决“种族隔离”制度违宪。1896年的案例是关于铁路车厢，1954年的案例是关于学校教育，本质上不存在很大的差异。那么为什么仅仅因为发生在不同的年份，最高法院就做出了不同的判决呢？
原因是，1896年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忘记奴隶制。对于那一代人来说，黑人和白人能够坐在同一列火车上，就已经算是进步了。但是，1954年的人们没有奴隶制的经历，不会把奴隶制度与种族隔离进行比较，所以法官会在《宪法》中读出前辈们没有读出的含义。这表明，判决与法官的经历有关，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判断。1954年的法官是不是创造了法律，做出了一个《宪法》中没有的结论？对同一件事做出不同的判决，是不是法官的个人意志在起作用？好了，关于法官对客观事实的解读，我就说到这里。
下面，我来做个总结。《宪法》被机械地精确解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宪法》保障多种权利，没有一个统一的原则，解决各种权利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世界在变化，法官有自己的见解，不可能像机器人一样，根据事实，对照条文，做出一成不变的判决。
认识到一点，也许会令某些人失望，但是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愿望和信心，那就是可以找到一种方法，公平合理地解决冲突。人类渴望确定性，渴望一个没有模棱两可的世界，渴望有些东西保持永恒不变。但是，正如Holmes法官所说，确定性是一种幻觉，静止不变不是我们的命运。
作为法官，我们需要领会《宪法》起草者的精神，不仅仅依据《宪法》的字面意思，更要依据起草者这样写的理由。法官必须生活在这样一种代代相传的信任关系中，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完成美国人民对于法官的期望。（完）
未完成的革命
Here is an enormous, an incalculable force...这是一股巨大的、难以预测的力量......let loose suddenly upon mankind;突然降临在人世间；
exercising all sorts of influences, social, moral, and political;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社会的、道德的、政治的；
precipitating upon us novel problems which demand immediate solutions;引发了许许多多急需解决的崭新问题；
banishing the old, before the new is half matured to replace it;废除了旧事物，但是新事物却还不够成熟，无法完全取而代之；
bringing the nations into close contact before yet the antipathies of race have begun to be eradicated;在种族对立还未开始消除前，就使全国各个族群发生了密切的交往；
giving us a history full of changing fortunes and rich in dramatic period.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充满变幻莫测的命运和戏剧性插曲的历史时代。Yet, with the curious hardness of a material age, 然而，在这个出奇冷酷的物质时代，we rarely regard this new power otherwise than as a money-getting and time-saving machine...我们只把这种新兴力量当作赚钱和节省时间的工具，not many of those...who fondly believe they control it, ever stop to think of it as...the most tremendous and far-reaching engine of social change which has ever either blessed or cursed mankind....那些自以为控制了这种力量的人，很少会停下来想一想，这股力量是最强大和最深远的社会变革引擎，既能给人类带来幸福，也能带来灾祸。......Perhaps if the existing community would take now and then the trouble to pass in review the changes it has already witnessed, 如果现在的社会，愿意时不时地费神回顾一下它所经历的变化，it would be less astounded at the revolutions which continually do and continually must flash before it;它可能就不会那么震惊于那些持续不断发生、并且必然在它面前不断闪现的革命。
perhaps also it might with more grace accept the inevitable, 它可能也会更通情达理地接受这不可避免的命运，and cease from the use-less attempts at making a wholly new world conform itself to the rules and theories of a bygone civilization.而不再徒劳地尝试，建构一个由陈规旧习主宰的全新世界，将自己禁锢在其中。（摘自Charles Adams《The Railway System》）
荒诞世界的生存方法
作者：Paul Graham
译者：阮一峰
节选自 What You Can't Say
一、世界是荒诞的未来的某一天，世界上爆发了一场运动，黄颜色被禁止了。
任何东西都不得涂成黄色，违者就是“黄色份子”（yellowist），以破坏社会稳定论处。橙色可以容忍，但也很可疑。
有一天，你终于觉醒了，意识到错的不是黄颜色，而是这个社会。如果公开这样说，就会被打成“黄色份子”，无数正义人士义愤填膺，对你口诛笔伐。如果你以此作为人生目的，一定要为黄颜色平反昭雪，现在的局面可能正中你下怀。但是，如果你的兴趣主要是别的事情，变成他人眼里的“黄色份子”，对你是极大的干扰。与笨蛋辩论，你也会变成笨蛋。
二、重要的事情
你要明白，自由思考比畅所欲言更重要。
如果你感到，一定要跟那些人辩个明白，绝不咽下这口气，一定要把话说清楚，结果很可能是从此你再也无法自由理性地思考了。
这样做不可取，更好的方法是在思想和言论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在心里无所不想，但是不一定要说出来。我就鼓励自己，在心里默默思考那些最无法无天的想法。你的思想是一个地下组织，绝不要把那里发生的事情，一股脑说给外人听。
每个时代都有忌讳，如果你触犯它们，就算没有坐牢，至少也会为自己惹来麻烦，干扰了正常生活。
三、投降主义？
我承认，这样做看上去很怯懦。
每当我看到，有人在媒体上胡说八道，内心就有一个声音在高喊：“好吧，你们这些混蛋，让我们来说清楚。”可是问题在于，社会是不理性的，各种各样的忌讳多得数不清。如果口无遮拦，你就没时间做正事了。为了与他人论战，你不得不把这当成专职工作，变成一个语言学家。
你想这样用光人生吗？
四、对策
你的策略，简单说，就是不赞同这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歇斯底里，但是又不明确告诉别人，到底不赞同哪一种歇斯底里。
狂热份子试图引诱你说出真心话，但是你可以不回答。如果他们不放手，一定要你回答“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你不妨以不变应万变“我既不反对也不赞成”。
不过，更好的回答是“我还没想好。”哈佛大学校长Larry Summers被逼表态时，就是这样说的。他后来解释说“别想在我身上做石蕊试验。”
五、反击（A）
但是，这不等于不反击。
第一种反击方法，就是逐步把辩论提升到一个抽象的层次。
假定总的来说，你反对言论审查制度。公开质疑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不要提到具体的被审查的电影或者书籍。否则，对手就会一把抓住那部电影或那本书籍，声称你支持的其实不是言论自由，而是那些被审查的内容。
你不要直接攻击某个标签，而要攻击它的“元标签”（meta-label）。所谓“元标签”，就是对某个标签的抽象描述。如果人们开始讨论元标签，那么原来的标签反而不会受到注意了。举例来说，“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就是一个“元标签”，是许多特定现象的总称。这个词现在被广泛使用，其实这恰恰意味着“政治正确”的时代正在开始消亡，因为它使得你可以从总体上攻击这个现象，而不会受到指控，不会被说成支持某一种特定的“政治不正确”现象。
六、反击（B）
第二种反击方法，就是使用隐喻（metaphor）。
20世纪50年代，美国众议院的“非美委员会”（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名，大肆迫害文艺界和政治界的进步人士。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创作了戏剧《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进行反击。
虽然在戏中，他一句也没有提到“非美委员会”，但是观众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在讽刺现实，将搜捕共产主义间谍比喻为莫须有的捉女巫。“非美委员会”根本无法做出回应,你总不能为审判女巫辩护吧？阿瑟·米勒的隐喻是如此贴切，直到今天，“非美委员会”的行为还经常被描述为“搜捕女巫”（witch-hunt）。
七、反击（C）
所有反击方法之中，最好的一种可能就是幽默了。
狂热份子都有一个共同点：缺乏幽默感。他们无法平静地对待笑话，就像满身笨重盔甲的骑士走进了溜冰场，无所适从。
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人讲究宫廷礼仪，迂腐守旧，人们对这当作笑话看待，结果它好像就真的被笑话击垮了。它在当代的化身“政治正确”，也将得到同样的命运。
（完）
第五篇：朱棣文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朱棣文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朱棣文（Steven Chu，1948年2月28日－），美国物理学家，生于美国圣路易斯；华人血统，祖籍中国江苏太仓，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97年）。现任美国能源部部长。
1970年，获罗彻斯特大学数学学士和物理学学士。1976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博士。
1987年，任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是该校第一位华裔教授。1993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2004年，任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是首位掌管这个美国能源部下属国家实验室的亚裔人士。
2009年，出任奥巴马政府能源部长。
（一）、Madam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 faculty, family, friends, and, most importantly, today’s graduates, 尊敬的Faust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朋友，以及最重要的各位毕业生同学，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share this wonderful day with you.感谢你们，让我有机会同你们一起分享这个美妙的日子。
I am not sure I can live up to the high standards of Harvard Commencement speakers.Last year, J.K.Rowling, the billionaire novelist, who started as a classics student, graced this podium.The year before, Bill Gates, the 1 mega-billionaire philanthropist and computer nerd stood here.Today, sadly, you have me.I am not wealthy, but at least I am a nerd.我不太肯定，自己够得上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人这样的殊荣。去年登上这个讲台的是，英国亿万身家的小说家J.K.Rowling女士，她最早是一个古典文学的学生。前年站在这里的是比尔·盖茨先生，他是一个超级富翁、一个慈善家和电脑天才。今年很遗憾，你们的演讲人是我，虽然我不是很有钱，但是至少我是一个书呆子。I am grateful to receive an honorary degree from Harvard, an honor that means more to me than you might care to imagine.You see, I was the academic black sheep of my family.My older brother has an M.D./Ph.D.from MIT and Harvard while my younger brother has a law degree from Harvard.When I was awarded a Nobel Prize, I thought my mother would be pleased.Not so.When I called her on the morning of the announcement, she replied, “That’s nice, but when are you going to visit me next.” Now, as the last brother with a degree from Harvard, maybe, at last, she will be satisfied.我很感激哈佛大学给我荣誉学位，这对我很重要，也许比你们会想到的还要重要。要知道，在学术上，我是我们家的异类。我的哥哥在麻省理工学院得到医学博士，在哈佛大学得到哲学博士；我的弟弟在哈佛大学得到一个法律学位。我本人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我想我的妈妈会高兴。但是，我错了。消息公布的那天早上，我给她打电话，她听了只说：“这是好消息，不过我想知道，你下次什么时候来看我？”如今在我们兄弟当中，我最终也拿到了哈佛学位，我想这一次，她会感到满意。
Another difficulty with giving a Harvard commencement address is that some of you may disapprove of the fact that I have borrowed material from previous speeches.I ask that you forgive me for two reasons.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还有一个难处，那就是你们中有些人可能有意见，不喜欢我重复前人演讲中说过的话。我要求你们谅解我，因为两个理由。
First, in order to have impact, it is important to deliver the same message more than once.In science, it is important to be the first person to make 2 a discovery, but i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be the last person to make that discovery.首先，为了产生影响力，很重要的方法就是重复传递同样的信息。在科学中，第一个发现者是重要的，但是在得到公认前，最后一个做出这个发现的人也许更重要。Second, authors who borrow from others are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est.Ralph Waldo Emerson, who graduated from Harvard at the age of 18, noted “All my best thoughts were stolen by the ancients.” Picasso declared “Good artists borrow.Great artists steal.” Why should commencement speakers be held to a higher standard? 其次，一个借鉴他人的作者，正走在一条前人开辟的最佳道路上。哈佛大学毕业生、诗人爱默生曾经写下：“我最好的一些思想，都是从古人那里偷来的。”画家毕加索宣称“优秀的艺术家借鉴，伟大的艺术家偷窃。”那么为什么毕业典礼的演说者，就不适用同样的标准呢？
I also want to point out the irony of speaking to graduates of an institution that would have rejected me, had I the chutzpah to apply.I am married to “Dean Jean,” the former dean of admissions at Stanford.She assures me that she would have rejected me, if given the chance.When I showed her a draft of this speech, she objected strongly to my use of the word “rejected.” She never rejected applicants;her letters stated that “we are unable to offer you admission.” I have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After all, deans of admissions of highly selective schools are in reality, “deans of rejection.” Clearly, I have a lot to learn about marketing.我还要指出一点，向哈佛毕业生发表演说，对我来说是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如果当年我斗胆向哈佛大学递交入学申请，一定会被拒绝。我的妻子Jean当过斯坦福大学的招生主任，她向我保证，如果当年我申请斯坦福大学，她会拒绝我。我把这篇演讲的草稿给她过目，她强烈反对我使用“拒绝”这个词，她从来不拒绝任何申请者。在拒绝信中，她总是写：“我们无法提供你入学机会。”我分不清两者到底有何差别。不过，那些大热门学校的招生主任总是很现实的，堪称“拒绝他人的主任”。很显然，我需要好好学学怎么来推销自己。
（二）、My address will follow the classical sonata form of commencement addresses.The first movement, just presented, were light-hearted remarks.This next movement consists of unsolicited advice, which is rarely valued, seldom remembered, never followed.As Oscar Wilde said, “The only thing to do with good advice is to pass it on.It is never of any use to oneself.” So, here comes the advice.First, every time you celebrate an achievement, be thankful to those who made it possible.Thank your parents and friends who supported you, thank your professors who were inspirational, and especially thank the other professors whose less-than-brilliant lectures forced you to teach yourself.Going forward, the ability to teach yourself is the hallmark of a great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nd will be the key to your success.To your fellow students who have added immeasurably to your education during those late night discussions, hug them.Also, of course, thank Harvard.Should you forget, there’s an alumni association to remind you.Second, in your future life, cultivate a generous spirit.In all negotiations, don’t bargain for the last, little advantage.Leave the change on the table.In your collaborations, always remember that “credit” is not a conserved quantity.In a successful collaboration, everybody gets 90 percent of the credit.毕业典礼演讲都遵循古典奏鸣曲的结构，我的演讲也不例外。刚才是第一乐章——轻快的闲谈。接下来的第二乐章是送上门的忠告。这样的忠告很少有价值，几乎注定被忘记，永远不会被实践。但是，就像王尔德说的：“对于忠告，你所能做的，就是把它送给别人，因为它对你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下面就是我的忠告。第一，取得成就的时候，不要忘记前人。要感谢你的父母和支持你的朋友，要感谢那些启发过你的教授，尤其要感谢那些上不好课的教授，因为他们迫使你自学。从整体看，自学能力是优秀的文科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将成为你成功的关键。你还要去拥抱你的同学，感谢他们同你进行过的许多次彻夜长谈，这为你的教育带来了无法衡量的价值。当然，你还要感谢哈佛大学。不过即使你忘了这一点，校友会也会来提醒你。第二，在你们未来的人生中，做一个慷慨大方的人。在任何谈判中，都把最后一点点利益留给对方。不要把桌上的钱都拿走。在合作中，不要把荣誉留给自己。成功合作的任何一方，都应获得全部荣誉的90%。
Jimmy Stewart, as Elwood P.Dowd in the movie “Harvey” got it exactly right.He said: “Years ago my mother used to say to me, ‘In this world, Elwood, you must be „ she always used to call me Elwood „ in this world, Elwood, you must be oh so smart or oh so pleasant.’” Well, for years I was smart....I recommend pleasant.You may quote me on that.电影《Harvey》中，Jimmy Stewart扮演的角色Elwood P.Dowd，就完全理解这一点。他说：“多年前，母亲曾经对我说，‘Elwood，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么做一个聪明人，要么做一个好人。’”我做聪明人，已经做了好多年了。„„但是，我推荐你们做好人。你们可以引用我这句话。
My third piece of advice is as follows: As you begin this new stage of your lives, follow your passion.If you don’t have a passion, don’t be satisfied until you find one.Life is too short to go through it without caring deeply about something.When I was your age, I was incredibly single-minded in my goal to be a physicist.After college, I spent eight years as a graduate student and postdoc at Berkeley, and then nine years at Bell Labs.During that my time, my central focus and professional joy was physics.我的第三个忠告是，当你开始生活的新阶段时，请跟随你的爱好。如果你没有爱好，就去找，找不到就不罢休。生命太短暂，所以不能空手走过，你必须对某样东西倾注你的深情。我在你们这个年龄，是超级的一根筋，我的目标就是非成为物理学家不可。本科毕业后，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又待了8年，读完了研究生，做完了博士后，然后去贝尔实验室待了9年。在这些年中，我关注的中心和职业上的全部乐趣，都来自物理学。
Here is my final piece of advice.Pursuing a personal passion is important, but it should not be your only goal.When you are old and gray, and look back on your life, you will want to be proud of what you have done.The source of that pride won’t be the things you have acquired or the recognition you have received.It will be the lives you have touched and the difference you have made.5 我还有最后一个忠告，就是说兴趣爱好固然重要，但是你不应该只考虑兴趣爱好。当你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回首人生时，你需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感到自豪。物质生活和你实现的占有欲，都不会产生自豪。只有那些受你影响、被你改变过的人和事，才会让你产生自豪。
After nine years at Bell labs, I decided to leave that warm, cozy ivory tower for what I considered to be the “real world,” a university.Bell Labs, to quote what was said about Mary Poppins, was “practically perfect in every way,” but I wanted to leave behind something more than scientific articles.I wanted to teach and give birth to my own set of scientific children.在贝尔实验室待了9年后，我决定离开这个温暖舒适的象牙塔，走进我眼中的“真实世界”——大学。我对贝尔实验室的看法，可以引用Mary Poppins的话，“实际上十全十美”。但是，我想离开那种仅仅是科学论文的生活。我要去教书，培育我自己在科学上的后代。
Ted Geballe, a friend and distinguished colleague of mine at Stanford, who also went from Berkeley to Bell Labs to Stanford years earlier, described our motives best: 我在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好友兼杰出同事Ted Geballe。他也是从伯克利分校去了贝尔实验室，几年前又离开贝尔实验室去了斯坦福大学。他对我们的动机做出了最佳描述： “The best part of working at a university is the students.They come in fresh, enthusiastic, open to ideas, unscarred by the battles of life.They don't realize it, but they're the recipients of the best our society can offer.If a mind is ever free to be creative, that's the time.They come in believing textbooks are authoritative, but eventually they figure out that textbooks and professors don't know everything, and then they start to think on their own.Then, I begin learning from them.”
“在大学工作，最大的优点就是学生。他们生机勃勃，充满热情，思想自由，还没被生活的重压改变。虽然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们是这个社会中你能找到的最佳受众。如果生命中只有一段时间是思想自由和充满创造力，那么那段时间就是你在读 大学。进校时，学生们对课本上的一字一句毫不怀疑，渐渐地，他们发现课本和教授并不是无所不知的，于是他们开始独立思考。从那时起，就是我开始向他们学习了。” My students, post doctoral fellows, and the young researchers who worked with me at Bell Labs, Stanford, and Berkeley have been extraordinary.Over 30 former group members are now professors, many at the best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Harvard.I have learned much from them.Even now, in rare moments on weekends, the remaining members of my biophysics group meet with me in the ether world of cyberspace.我教过的学生、带过的博士后、合作过的年轻同事，都非常优秀。他们中有30多人，现在已经是教授了。他们所在的研究机构有不少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其中就包括哈佛大学。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即使现在，我偶尔还会周末上网，向现在还从事生物物理学研究的学生请教。
（三）、I began teaching with the idea of giving back;I received more than I gave.This brings me to the final movement of this speech.It begins with a story about an extraordinary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a new dilemma that it poses.It’s a call to arms and about making a difference.我怀着回报社会的想法，开始了教学生涯。我的一生中，得到的多于我付出的，所以我要回报社会。这就引出了这次演讲的最后一个乐章。首先我要讲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发现，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挑战。它是一个战斗的号令，到了做出改变的时候了。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our climate has been changing.Climate change is not new: the Earth went through six ice ages in the past 600,000 years.However, recent measurements show that the climate has begun to change rapidly.The size of the North Polar Ice Cap in the month of September is only half the size it was a mere 50 years ago.The sea level which been rising since direct measurements began in 1870 at a rate that is now five times faster than it was at the beginning of recorded measurements.Here’s the remarkable scientific discovery.For the first time in human history, science is now making predictions of how our actions will affect the world 50 and 100 years from now.These changes are due to an increase in carbon dioxide put into the atmosp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Earth has warmed up by roughly 0.8 degrees Celsiu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volution.There is already approximately a 1 degree rise built into the system, even if we stop al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oday.Why? It will take decades to warm up the deep oceans before the temperature reaches a new equilibrium.过去几十年中，我们的气候一直在发生变化。气候变化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过去60万年中就发生了6次冰河期。但是，现在的测量表明气候变化加速了。北极冰盖在9月份的大小，只相当于50年前的一半。1870年起，人们开始测量海平面上升的速度，现在的速度是那时的5倍。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就这样产生了。科学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预测出我们的行为对50~100年后的世界有何影响。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了。这使得地球的平均气温上升了0.8摄氏度。即使我们立刻停止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气温仍然将比过去上升大约1度。因为在气温达到均衡前，海水温度的上升将持续几十年。
If the world continues on a business-as-usual path,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predicts that there is a fifty-fifty chance the temperature will exceed 5 degrees by the end of this century.This increase may not sound like much, but let me remind you that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the world was only 6 degrees colder.During this time, most of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own to Ohio and Pennsylvania were covered year round by a glacier.A world 5 degrees warmer will be very different.The change will be so rapid that many species, including Humans, will have a hard time adapting.I’ve been told for example, that, in a much warmer world, insects were bigger.I wonder if this thing buzzing around is a precursor.如果全世界保持现在的经济模式不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测，本世纪末将有50%的可能，气温至少上升5度。这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是让我来提醒你，上一次的冰河期，地球的气温也仅仅只下降了6度。那时，俄亥俄州和费城以下的大部分美国和加拿大的土地，都终年被冰川覆盖。气温上升5度的地球，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球。由于变化来得太快，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生物，都将很难适应。比如，有人告诉我，在更温暖的环境中，昆虫的个头将变大。我不知道现在身旁嗡嗡叫的这只大苍蝇，是不是就是前兆。We also face the specter of nonlinear “tipping points” that may cause much more severe changes.An example of a tipping point is the thawing of the permafrost.The permafrost contains immense amounts of frozen organic matter that have been accumulating for millennia.If the soil melts, microbes will spring to life and cause this debris to rot.The difference in biological activity below freezing and above freezing is something we are all familiar with.Frozen food remains edible for a very long time in the freezer, but once thawed, it spoils quickly.How much methane and carbon dioxide might be released from the rotting permafrost? If even a fraction of the carbon is released, it could be greater than all the greenhouse gases we have released to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Once started, a runaway effect could occur.我们还面临另一个幽灵，那就是非线性的“气候引爆点”，这会带来许多严重得多的变化。“气候引爆点”的一个例子就是永久冻土层的融化。永久冻土层经过千万年的累积形成，其中包含了巨量的冻僵的有机物。如果冻土融化，微生物就将广泛繁殖，使得冻土层中的有机物快速腐烂。冷冻后的生物和冷冻前的生物，它们在生物学特性上的差异，我们都很熟悉。在冷库中，冷冻食品在经过长时间保存后，依然可以食用。但是，一旦解冻，食品很快就腐烂了。一个腐烂的永久冻土层，将释放出多少甲烷和二氧化碳？即使只有一部分的碳被释放出来，可能也比我们从工业革命开始释放出来的所有温室气体还要多。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局势就失控了。
The climate problem is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our success.We depend on fossil energy to keep our homes warm in the winter, cool in the summer, and lit at night;we use it to travel across town and across continents.Energy is a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prosperity we enjoy, and we will not surrender this prosperity.The United States has 3 percent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and yet, we consume 25 percent of the energy.By contrast, there are 1.6 billion people who don’t have access to electricity.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still cook with twigs or dung.The life we enjoy may not be within the reach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but it is within sight, and they want what we have.9 气候问题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在无意中带来的后果。我们太依赖化石能源，冬天取暖，夏天制冷，夜间照明，长途旅行，环球观光。能源是经济繁荣的基础，我们不可能放弃经济繁荣。美国人口占全世界的3%，但是我们消耗全世界25%的能源。与此形成对照，全世界还有16亿人没有电，数亿人依靠燃烧树枝和动物粪便来煮饭。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享受不到我们的生活，但是他们都看在眼里，他们渴望拥有我们拥有的东西。Here is the dilemma.How much are we willing to invest, as a world society, to mitigate the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that will not be realized for at least 100 years? Deeply rooted in all cultures, is the notion of 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Parents work hard so that their children will have a better life.Climate change will affect the entire world, but our natural focus is on the welfare of our immediate families.Can we, as a world society, meet our responsibility to future generations? 这就是新的挑战。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到底愿意付出多少，来缓和气候变化？这种变化在100年前，根本没人想到过。代际责任深深植根于所有文化中。家长努力工作，为了让他们的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气候变化将影响整个世界，但是我们的天性使得我们只关心个人家庭的福利。我们能不能把全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能不能为未来的人们承担起责任？
While I am worried, I am hopeful we will solve this problem.I became the director of the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in part because I wanted to enlist some of the best scientific minds to help battle against climate change.I was there only four and a half years, the shortest serving director in the 78-year history of the Lab, but when I left, a number of very exciting energy institutes at the Berkeley Lab and UC Berkeley had been established.虽然我忧心忡忡，但是还是对未来抱乐观态度，这个问题将会得到解决。我同意出任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部分原因是我想招募一些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来研究气候变化的对策。我在那里干了4年半，是这个实验室78年的历史中，任期最短的主任，但是当我离任时，在伯克利实验室和伯克利分校，一些非常激动人心的能源研究机构已经建立起来了。
I am extremely privileged to be part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If there ever was a time to help steer America and the world towards a path of sustainable energy, now is the time.The message the President is delivering is not one of doom and gloom, but of optimism and opportunity.I share this optimism.The task ahead is daunting, but we can and will succeed.能够成为奥巴马施政团队的一员，我感到极其荣幸。如果有一个时机，可以引导美国和全世界走上可持续能源的道路，那么这个时机就是现在。总统已经发出信息，未来并非在劫难逃，而是乐观的，我们依然有机会。我也抱有这种乐观主义。我们面前的任务令人生畏，但是我们能够并且将会成功。
We know some of the answers already.There are immediate and significant savings in energy efficiency and conservation.Energy efficiency is not just low-hanging fruit;it is fruit lying on the ground.For example, we have the potential to make buildings 80 percent more efficient with investments that will pay for themselves in less than 15 years.Buildings consume 40 percent of the energy we use, and a transition to energy efficient buildings will cut our carbon emissions by one-third.（四）、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答案，可以立竿见影地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它们不是挂在枝头的水果，而是已经成熟掉在地上了，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捡起来。比如，我们有办法将楼宇的耗电减少80%，增加的投资在15年内就可以收回来。楼宇的耗电占我们能源消费的40%，节能楼宇的推广将使我们二氧化碳的释放减少三分之一。We are revving up the remarkable American innovation machine that will be the basis of a new American prosperity.We will invent much improved methods to harness the sun, the wind, nuclear power, and capture and sequester the carbon dioxide emitted from our power plants.Advanced bio-fuels and the electrification of personal vehicles make us less dependent on foreign oil.我们正在加速美国这座巨大的创新机器，这将是下一次美国大繁荣的基础。我们将大量投资有效利用太阳能、风能、核能的新方法，大量投资能够捕获和隔离电厂废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方法。先进的生物燃料和电力汽车将使得我们不再那么依赖外国的石油。In the coming decades, we will almost certainly face higher oil prices and be in a carbon-constrained economy.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d in development of a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great hockey player, Wayne Gretzky, when asked, how he positions himself on the ice, he replied,“ I skate to where the puck is going to be, not where it’s been.” America should do the same.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几乎肯定会面对更高的油价和更严厉的二氧化碳排放政策。这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美国有机会充当领导者。伟大的冰球选手Wayne Gretzky被问到，他如何在冰上跑位，回答说：“我滑向球下一步的位置，而不是它现在的位置。”美国也应该这样做。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laying a new foundation for a prosperous and sustainable energy future, but we don’t have all of the answers.That’s where you come in.In this address, I am asking you, the Harvard graduates, to join us.As our future intellectual leaders, take the time to learn more about what’s at stake, and then act on that knowledge.As futur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 ask you to give us better technology solutions.As future economist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I ask you to create better policy options.As future business leaders, I ask that you make sustainability an integral part of your business.奥巴马政府正在为美国的繁荣和可持续能源，打下新的基础。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这就需要你们的参与。在本次演讲中，我请求在座各位哈佛毕业生加入我们。你们是我们未来的智力领袖，请花时间加深理解目前的危险局势，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你们是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我要求你们给我们更好的技术方案。你们是未来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我要求你们创造更好的政策选择。你们是未来的企业家，我要求你们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你们业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Finally, as humanists, I ask that you speak to our common humanity.One of the cruelest ironies about climate change is that the ones who will be hurt the most are the most innocent: the worlds poorest and those yet to be born.12 最后，你们是人道主义者，我要求你们为了人道主义说话。气候变化带来的最残酷的讽刺之一，就是最受伤害的人，恰恰就是最无辜的人——那些世界上最穷的人们和那些还没有出生的人。
The coda to this last movement is borrowed from two humanists.这个最后乐章的完结部是引用两个人道主义者的话。
The first quote is from Martin Luther King.He spoke on ending the war in Vietnam in 1967, but his message seems so fitting for today’s climate crisis: 第一段引语来自马丁·路德·金。这是1967年他对越南战争结束的评论，但是看上去非常适合用来评论今天的气候危机。
“This call for a worldwide fellowship that lifts neighborly concern beyond one's tribe, race, class, and nation is in reality a call for an all-embracing and unconditional love for all mankind.This oft misunderstood, this oft misinterpreted concept, so readily dismissed by the Nietzsches of the world as a weak and cowardly force, has now become an absolute necessity for the survival of man „ We are now faced with the fact, my friends, that tomorrow is today.We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fierce urgency of now.In this unfolding conundrum of life and history,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being too late.” “我呼吁全世界的人们团结一心，抛弃种族、肤色、阶级、国籍的隔阂；我呼吁包罗一切、无条件的对全人类的爱。你会因此遭受误解和误读，信奉尼采哲学的世人会认定你是一个软弱和胆怯的懦夫。但是，这是人类存在下去的绝对必需。„„我的朋友，眼前的事实就是，明天就是今天。此刻，我们面临最紧急的情况。在变幻莫测的生活和历史之中，有一样东西叫做悔之晚矣。”
The final message is from William Faulkner.On December 10th, 1950, his Nobel Prize banquet speech was about the role of humanists in a world facing potential nuclear holocaust.第二段引语来自威廉·福克纳。1950年12月10月，他在诺贝尔奖获奖晚宴上发表演说，谈到了世界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人道主义者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I believe that man will not merely endure: he will prevail.He is immortal, not because he alone among creatures has an inexhaustible voice, but because he has a soul, a spirit capable of compassion and sacrifice and endurance.The poet's, the writer's, duty is to write about these things.It is his privilege to help man endure by lifting his heart, by reminding him of the courage and honor and hope and pride and compassion and pity and sacrifice which have been the glory of his past.”
“我相信人类不会仅仅存在，他还将胜利。人类是不朽的，这不是因为万物当中仅仅他拥有发言权，而是因为他有一个灵魂，一种有同情心、牺牲精神和忍耐力的精神。诗人、作家的责任就是书写这种精神。他们有权力升华人类的心灵，使人类回忆起过去曾经使他无比光荣的东西——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和牺牲。” Graduates, you have an extraordinary role to play in our future.As you pursue your private passions, I hope you will also develop a passion and a voice to help the world in ways both large and small.Nothing will give you greater satisfaction.各位同学，你们在我们的未来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当你们追求个人的志向时，我希望你们也会发扬奉献精神，积极发声，在大大小小各个方面帮助改进这个世界。这会给你们带来最大的满足感。
Please accept my warmest congratulations.May you prosper, may you help preserve and save our planet for your children, and all future children of the world.最后，请接受我最热烈的祝贺。希望你们成功，也希望你们保护和拯救我们这个星球，为了你们的孩子，以及未来所有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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