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第一篇：南方谈话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南方谈话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回顾历史，重温邓小平当年的重要谈话，其历史价值和对当今改革开放事业的指导意义，仍然值得我们严肃对待、认真学习。

一、谈话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到底有几次？

一次是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他在上海的谈话；另一次是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

邓小平两次谈话可以说是姊妹篇，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比如，他在1991年的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和他1992年的谈话有什么矛盾吗？一点矛盾也没有，基本精神完全一样。我认为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谈话。

但邓小平这次谈话，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知道，反而引起了社会上对改革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这次谈话被争论淹没了。所以，认为小平同志曾有过两次南方谈话是对的，把第一次南方谈话看作是第二次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这种说法应成立。本文即把小平在上海的谈话作为他1992年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来认识。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态度。在改革初期，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搞企业的扩大自主权，但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推不动，没想到农村饿肚子，粮食不够吃，有包产到户了，开始争论。邓小平讲，有人对此的态度是：“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这段话也是邓小平1991年在上海讲的。也就在当年的11月25日至29日，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八中全会，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党中央这次全会的决定，不是无的放矢。当时很多省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好像是农村又出现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这实际就是对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怀疑。田纪云同志回忆当年的情况说，搞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连他这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都不知道，这不乱套了？此时，有一种舆论来势很猛：政治上的自由化来自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自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就是不正之风的温床，三资企业就是和平演变。如果问题不严重，如果人们的头脑未被搞乱，中央何至于要做这么一个决定呢？其实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统分结合，农村办不了的水利、种子、化肥，可以统，统和分是双重措施，而且说我们要走一条高效益、低投入的农村发展道路，还要生态环保，当时生态环保就提出来了。一个半月之后，邓小平才南下湖北、广东发表南方谈话。谈话之始就是谈农村改革，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赞扬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我认为这次全会成功召开，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又一层历史背景。

二、怎样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片面强调GDP的增长，产生了许多片面、机械、畸形的做法，忽视了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影响了国内需求；放松了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产生了一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产模式。这些弊病必须尽快扭转，转换经济发展的思路。

但是，能否因为要纠正追求GDP发展速度出现的偏差问题，就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呢？我认为，绝对不行！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要以什么为中心呢？当然不能重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老路，国家生活也不能以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国防为中心吧！

邓小平同志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之后，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再回到旧有的阶级斗争老路上去。他的南方谈话，首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明确表态：“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他看来，贫穷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今天，尽管我国的社会经济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但对这一中心任务切不可有须臾的怀疑和动摇。一些问题恰恰还是对经济问题钻研不够、认识迟缓造成的。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绝不是单纯的、纯技术的观点。这一中心观念是和民生、人民群众的需求、生产目的直接挂钩的。

改革初期，我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就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头的号召，而是有着丰富的、重要的内容，也就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末要翻两番。1979年，邓小平就对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说，20世纪末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达到小康”水平。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中国的发展算了一笔账：从1980年到1988年，尤其是后5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亿元，年增21.7％。吃、穿、用、住、行各方面的工业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和钢材、水泥都有大幅度增长。农民盖了新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原先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早就飞进普通农户家庭。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当时的国民经济挂钩，和人民需求挂钩，和小康生活挂钩，基本是做到了的。以后在GDP的发展中，我们将要更加注意经济成果为全民共享，不仅是要国强，还要民富，加大二次分配、城乡社会保障、公共开支的力度，把民生问题处理得更加和谐公正。

第三点，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也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是和民权、民众权益密切挂钩的。

民权应该赋予更多的法律含义，就是民众的合法权益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基本农田的红线受到侵蚀，农村的土地、建设用地大量变性为国有土地，由此使部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伤害，从而发生了不可胜数的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值此巨大变化之时，让我们回忆一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的一段话，仍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牢记。他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农村的土地政策当然要完善、修补，还要发展、改进，但不能改变政策的方向和法律。

当年在农村改革中，身处一线的杜润生同志著书回忆道：“包产到户是属于分权性质的改革。”他认为分权给农民一点自主、自由的空间，就能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前几年，广东省委正确、妥善处理了乌坎事件；上海闵行区试行了在农村集体的建设用地上，修建公租房的事例；国务院有关部委决心要上海、温州、大连、武汉承担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试验任务，这很好，其中心内容就是“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集体土地、农民用地的法律问题必须紧密挂钩，亦即和民权挂钩，这是今天农村社会万万不可忽视的农民权益问题。

最后，只要我国的经济发展、繁荣和民生、民权紧密结合，互为一体，民主问题，村民和城镇居民自治组织就会逐渐走上正轨。那么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就能真正统一起来，即使三者的利益有激烈反复的博弈，三者的利益边界也会逐渐清晰起来，那种漫天要价、利益通吃的不公平现象也会难以立足。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除了要和民生、民权挂钩，也必须要和民主挂钩。因为这时公民手中的选票，表决的事项，才和自己的物质利益、法律权属血肉相连，呼吸相关。要说这种民主，公民没有兴趣，公民素质不能逐步提高，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三、为什么要开放？

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当然要自力更生，内因为主，但能否离开国际环境和国际交往呢？如果离开国际、时代的历史背景，中国今天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都很难说。

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有13000家企业到国外设立了16000家企业，共投资3172亿美元，形成资产总额15000亿美元，输出劳务人员543万人，而个人出外谋生打工经商者及家属还未计算在内，仅温州一地恐怕就有百万人以上吧。

回顾历史，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最先有感割地、赔款、痛哭亡国灭种、力求变法的人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人。他们“公车上书”，呈言三论：拒签和约，迁都再战，变法图强。但早于“公车上书”8个月之前对中国提出忠告者却是一位欧洲人――恩格斯。他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对认识世界形势、人类历史仍有重大意义。本文即把他在1894年11月一段论中国的话抄录于下，以纪念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甲午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4―675页）

恩格斯的话，当时并未化为现实，今天也不可简单类比。那时，我国的开放是“门户开放”，是被动的，是消极的，是丧失主权的。今天的开放则是完全相反的。中国群众和世界各国的竞争，今天已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其中，就有我国民营经济的力量，其作用不可小看。中国人的群众性竞争，将和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和旧秩序，把世界推向一个和平、发展、安全的新时代。不管我国经济存在多少问题，但历史的机遇、中国的进步将是无人能阻挡的。

四、需要继续学习的新课题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又说，改革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教育了广大群众、干部。但也要看到，一些人仍然未被说服，在一些领域中市场运作对一部分人也确有伤害。有人看到贫富、城乡差距，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就是要对改革问个姓“资”姓“社”问题。如何从多个角度理解邓小平这些论断，我想从改革历程的角度，说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安徽农村开始包产到户时，万里同志明确支持农民要吃饭、要包产的愿望和自由。某人和万里就此问题展开了尖锐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到底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人民群众？那位同志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我觉得，“我要群众”这个话真是改革的良心、智慧和胆略。杜润生在书中评论：“争论双方所用语言、逻辑上虽有不严密的地方，真理是在万里一边，社会主义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说“包产到户”是“尊重群众的选择”。真实的历史留下了当时人们真实的内心记录：什么叫“社会主义的目标”？如何“尊重群众的选择”？

历史的这一瞬间说明了万里同志不但出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农民长期饥饿的同情，也说明了共产党人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更是他的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我认为，包产到户的争论是一次典型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还有一次集中的争论就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这种性质的争论，不是偶然的，其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

中国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很快又重提阶级斗争，而且把阶级斗争又作为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总纲，其他多重要、多急迫的问题都是细目。因而全党、全民普遍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和话语模式：就是凡事都要问个姓“资”姓“社”。按此模式行事，起码可保自己一人一家的平安无事，甚则名利双收；若被野心家利用，即使造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舆论，整个社会也会无语沉默。这一思维、话语模式随着粉碎“四人帮”，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的兴起，已逐渐消歇，但一直没有绝声。未曾想到的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姓“资”姓“社”的质问、批判又成气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岂有不能问个“姓“资”姓“社””的道理？这种舆论又使广大干部、群众对改革开放事业陷于迷茫困惑之中。

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对改革“姓“资”姓“社””问题的回答，他首先从“三个有利于”的立场看待这一问题，哪有反对生产力发展、人民幸福和国家富裕的社会主义呢？其次，他从接受人类共同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态度出发来认识这一问题，其中就包括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先进合理的经营管理及市场运行的手段。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制度性的矛盾，制度性的矛盾不意味着社会的分裂、矛盾双方的绝缘。比如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劳资双方的矛盾，能够引起资本家和无产者互不来往，社会分裂吗？我认为不管剥削多么残酷，双方总生活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就一定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绝缘，不进行交流吗？这也是不可能的。厉以宁老师有一席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认为随着时代、历史的进步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方体制、机制都变得更有弹性了，内容、形式也都变化得更加丰富多样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刚性和弹性两种类型，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已由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调节为混合市场经济的体制。厉老师概括两类社会制度目前的命运是：改革体制则制度存，固守体制则制度亡。我认为用这种观点，也许可以更深入解读邓小平那句“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名言。

邓小平曾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党的十二大上，他还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灾难不会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更不要说“文革”了。2012年，习近平同志在美国谈到的人权问题也是此类问题。

可见，社会主义不但要有它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实体，也要有它的上层建筑和社会的价值观念。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最终说明，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此价值观念解释我国改革的实质和前途恐怕更为彻底。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给我们提出进一步思想解放的又一崭新课题。

第二篇：先秦服饰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先秦服饰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摘要] 本文通过研究先秦服饰——服装发展史上的发祥期，深入分析了先秦服饰的重要地位和蕴含在其中的民族文化，进一步对中华民族服饰注重情与意的整合传达这一思想作了探讨，从而揭示了其中的视觉符号和视觉意义，最后发掘服饰渗透在教育技术中的艺术美，从而为我们教育技术的研究和视觉文化的研究提供帮助。

[关键词]先秦服饰民族文化视觉文化教育技术

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三分靠相，七分靠装，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证明服饰的重要性和穿戴存在美学的问题。郭沫若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可见衣着打扮体现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体现一个民族文化的状态。

先秦的服饰在中国服装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以后的服装发展提供了很多的借鉴和参考，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我们通过研究其中的历史价值来发掘其当代的意义，从而指导我们现在的工作。

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先秦的服饰文化，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视觉意义。

1、先秦——中国服装史的发祥期

距今25000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时期，正是中国服装史的发祥期，这时人们已用骨针缝制兽皮的衣服，并用兽牙、骨管、石珠等做成串饰进行装扮。山顶洞出土了一枚磨得很细长的骨针，这是缝制兽皮衣服的工具，缝线可是用动物韧带劈开的丝筋。山顶洞人佩戴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带有红色，似乎他们的穿戴是用赤铁矿研磨的红色粉末染过的。山顶洞人不仅关心生活的美，而且也表现了对死者的关怀，他们把死去的亲人加以埋葬并举行仪式，还在死者身边撒下红色赤铁矿粉末。红色在原始人意识中是血液的象征，失去血液便失去生命，使用红色有祈求再生之意，说明原始人的色彩观念是和原始宗教观念交织在一起的。

服饰之礼是先秦时代重要的礼仪，这种建立在宗法礼制基础上的服饰之礼，表现出了独特的审美特性。商周时，北方的许多地方已经成为丝织业的中心，已有了华美的提花绸和多彩的刺绣。其服装审美趣味，主要表现在奴隶主、王侯、贵族对服装面料和色彩的选择，以及衣服边缘部位(领口、袖口、襟、摆)的装饰上，即“衣作绣，锦为缘”。相比较而言，当时除了上衣、衤夸和下裳外，佩件装饰还不及后来春秋战国时代讲究，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夏、商、周三代，基本上男女同服。

先秦服饰是中国服饰历史的奠基阶段，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均在此期间逐步走向成熟。

据史书记载，黄帝尧舜时期已出现了衣裳，结束了史前的围披状态，人们按照这种衣裳式样穿着，有秩序的拜祖先，祭天地，从而实现天下治。《周礼》中“享先王则兖冕”表明祭祀大礼时，帝王百官皆穿礼服。当时有官任“司礼”者，专门掌管服制实施，安排帝王穿着，说明自周朝起，冠服制度已经完备。

2、先秦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服饰介绍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层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商周时期的织物颜色，以暖色为多，尤其以黄红为主，间有棕色和褐色，但并不等于不存在篮、绿等冷色。只是以朱砂和石黄制成的红黄二色，比其他颜色更鲜艳，渗透力也较强，所以经久不变并一直保存至今。经现代科技分析，商周时期的染织方法往往染绘并用，尤其是红、黄等正色，常在织物织好之后，再用画笔添绘。

周代服饰大致沿袭商代的服制，只是略有变化。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宽松。衣袖有大小两式，领子通用矩领。这个时期的服装还没有扭扣，一般在腰间系带，有的在带上还挂有玉制的饰物。当时的腰带主要有两种：一种以丝织物制成，叫“大带”。另一种腰带以皮革制成，叫“革带”。

战国中期的服饰有绢、罗、锦、纱、绦等各种衣着。从实物来看，锦袍和禅衣样式基本相同，即前身、后身及两袖各为一片，每片宽度与衣料本身的幅度大体相等。右衽、交领、直裾。衣身、袖子及下摆等部位均平直。领、袖、襟、裾均有一道缘边，袖端缘边较为奇特，通常用两种颜色的彩条纹锦镶沿。

楚墓出土的陶俑中多数穿直裾袍，袍式长者曳地，短者及踝，袍裾沿边均镶锦缘。袍身纹饰为雷纹和重菱纹，重菱纹又称“杯纹”，因它形似双耳漆杯或称为“长命纹”，取长寿吉利的含意。

曲裾深衣与其他服装相比，除了上衣下裳相连这一特点之外，还有一明显的不同之处，叫“续衽钩边”。“衽”就是衣襟。“续衽”就是将衣襟接长。“钩边”就是形容衣襟的样式。它改变了过去服装多在下摆开衩的裁制方法，将左边衣襟的前后片缝合，并将后片衣襟加长，加长后的衣襟形成三角，穿时绕至背后，再用腰带系扎。

古代战甲，多以犀牛、鲨鱼等皮革制成，上施彩绘。除皮甲之外，商周时期的战甲还有“练甲”和“铁甲”。练甲时间较早，大多以缣帛夹厚绵制作，属布甲范畴。铁甲出现于战国中期，它的前身为青铜甲，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兽面壮胸甲。战国时期的铁甲通常以铁片制成鱼鳞或柳叶形状的甲片，经过穿组联缀而成。

3、先秦服饰中渗透的中华民族文化

在西周时代，自从周公制礼作乐以后，包裹人类躯体的服饰已成了展现等级尊卑的物化符号，成了统治者惩治被统治者的一种惯用手段。服装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徵，一种符号，它代表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人人各守本份，不得僭越。在中国传统上，服装是政治的一部份，其重要性，远超出服装在现代社会的地位。

中华民族服饰以色彩鲜明、技艺精巧、风格独特而著称。各民族的服饰，风格款式迥然不同，反映了各个民族的审美情趣，这可以从人们日常的穿戴和习俗禁忌中表现出来。

概括来说，汉族服饰细致中体现着传统礼教；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表现出浑厚质朴，威武粗犷；西北少数民族却奔放潇洒，凝重简约；西南少数民族则秀丽多姿，丰富多彩。每个民族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生产方式和艺术传统等特点，无不体现在衣冠服饰上。

中国服饰可说是一套儒家的礼仪文化。儒教一直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生活，儒教之礼讲究服饰要与其仪容、言谈、举止相一致。所以，古代服饰品位在礼仪活动中极其重要，不仅在上朝、大典、祭祀等活动中必须穿礼服，日常生活中的服饰也很讲究。

中国古代的服饰受礼教和封建社会道德规范所限制，在特定的时间内服饰是守礼尊规的一种表现。

每一个民族的服饰都是本民族文化的延续，他们没有刻意去设计，而是在继承中发展。

4、中华民族服饰情与意的整合传达

中华民族服饰经过几千年的风雨沧桑，形成了富有中国气派、博大精深的民族服饰文化体系。它不仅体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整合，以及审美主体内心炽热情感的外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中国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下的特定民族生活习俗和民族审美理念，以纯真、质朴、平淡的符号化视觉语汇及独到的视觉审美视点，高度艺术化地概括反映了民族服饰文化的本质特征，从而体现出我国民族服饰语言从审美意象到具体化艺术符号情和意的整合构筑与传达。

民族服饰历经数千年演变之后，除继续负载传递服饰文化信息和展示服饰文化信息的使命之外，还通过其凝聚着的特定历史文化语言，向人们诠释服饰自身诞生的历史时期或时代印记，表现出博大精深的社会历史文化涵义。服饰不仅是形象化展示艺术的载体、人们情感意念的寄托物，而且具有文化概念和历史属性，具有承载历史文化、撰写历史文化的功能。

人类求新、求异、求变、求美的本性，决定了情感与形式之间的稳定性结合只是相对的、短暂的，人类的情感和形式语言间总是在相互交融的运动之中寻觅着一种新的结合与平衡，从而产生出诸多各具民族特色的服饰艺术视觉交流语言及服饰语义传达符号，这些语言和符号既构筑起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特定造物文化。

民族服饰美感本身是无形的、抽象的概念，只有将其转化成具体形态才能被人们所认同或感知。民族服饰语言的造型传达是多层面的复合结构，可概括为内在本质和外在表象两大范畴。

外在表象是根据民族传统理念、民族习俗、民族事象等选择的恰当艺术组成方式、造型元素，如廓型、色彩、装饰、材质等，为揭示民族服饰主题本质服务，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的客观具体存在，是依附载体体现出来的具体形象和形式特征。

内在本质的表达则通过外在表象发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内在性格、精神、本质通过色

彩及纹样等外在造型形式的反映；传达物化于其中的人的思想情感、精神追求、审美观念、文化传统等，则是将造型语言形式化、人格化，形、意交融于一体，抒发人的情感，展现实用功能和审美意念的和谐统一，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高层次的需求。

民族服饰与整个民间文化、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民族审美、民族风格、生活习俗甚至民族的经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都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民族服饰的这些品格，均可通过一定的服饰造型设计及服饰图案设计呈现出来，通过特定的民族服饰形体语言和形式特征，使人们体味出它的舒适、美观和其中所隐喻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蕴和民族审美习惯，领略它的装饰美以及朴素纯真的艺术品格。

民族服饰展示的不仅仅是形体语言，而且通过形体语言，延伸了审美心理空间和审美心理感应，传达出形体所隐藏的情感语汇，将有限的形体物理空间转换成了无限的心理想象空间。

5、服饰渗透在教育技术中的艺术美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视觉文化处于研究的中心，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桥梁和方法。

视觉文化、教育理论、技术支持的融合形成了教育技术这一新的领域，教育技术领域包含视觉文化的内涵，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支持。

虽然服饰文化、建筑文化等等和教育技术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但是它们能够真正的融合还是要经过视觉文化的链接。

服饰通过艺术鉴赏提高教育技术工作者的艺术品位，形成良好的视觉素养。

教育技术也通过自身的技术支持为服饰文化提供更强的视觉冲击力，促进服饰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巩固视觉文化素养。

研究服饰，不仅仅看到它的外表，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它的内涵，服饰不但代表了当时的审美情趣，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服饰追求情与意的完美表达，我们教育技术也是这样，在发展的过程中追求艺术和技术的完美结合，真正的将教育、技术和艺术结合在了一起。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通过服饰文化的研究，将教育技术的艺术美进一步升华，特别是提高艺术素养；

通过教育技术的技术支持，多渠道、多方式的推进服饰文化的发展，发挥教育技术的优势，提高服饰文化传播的效率和效果。

[参考文献]

1、雅俗文化书系 服饰文化

2、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3、从审美意象到艺术符号的构建——论中华民族服饰情与意的整合传达

4、弘扬民族文化再现服饰辉煌——写在中国五千年服饰展开幕之前

5、先秦服饰之美的发展历程

6、先秦服饰之礼与审美

7、中国历代服饰的演变

第三篇：陶渊明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浅述陶渊明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田玉伟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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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简介：

陶渊明（365 – 427）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字元亮，又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出生于没落的仕宦家庭。其曾祖陶侃，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他的青少年时代，生活贫困，但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博览群书。29岁起，出仕，起家为江州祭酒，后赋闲；继而为荆州刺史桓玄属吏，后因母丧辞职归家，在家乡浔阳开始躬耕。后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继而转任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42岁起，归田躬耕，直至贫病交加而下世。

二、思想性格

“归隐”思想：是陶渊明厌倦官场污浊，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所采取的洁身守志路，是他与黑暗社会决裂的反抗行为。一方面，陶渊明归隐，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是消极行为；另一方面，归隐田园，是寻求人格独立之道，是一种“自我实现”行为。

“真淳”思想：陶渊明崇尚自然，具有“性本爱丘山”的性情，做人“任真”，做事“真诚”。陶渊明的“真”基与他的生命意识，其诗所表现的是他整个生命的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所反映的是他达到“自我实现”的境界所经历过的那一个复杂的、艰难的、曲折的过程，是真正博大且丰富多彩的。

三、作品简介

他的文学创作丰硕，今存诗歌125首，文12篇，影响巨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今存诗作包括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前者一般，后者包括咏怀诗和田园诗两类。咏怀诗内容丰富：有中年游宦在外的行旅诗，表达宦海奔波者对家园的想念，透露出时代的污浊与动荡；有晚年归田后的抒情言志诗，如《杂诗》、《饮酒》、《咏贫士》、《拟古》、《读山海经》、《挽歌诗》等，或者表达了诗人坚持躬耕道路，傲视豪门世族，拒绝统治者的征召，淡然忘世的态度，或者表达诗人身在乡村关注政治，感慨人生而“猛志常在”的心情。

他的现存文包括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其中的《感士不遇赋》虽是自悲有志莫骋、怀才不遇，却也表达了寒门庶族文士备受压抑的愤激声。《归去来兮辞》更是他同封建官场诀绝的宣言，是至今被传诵的不朽之作。散文《五柳先生传》和《桃花源记》都有很大的影响。陶渊明的诗文，艺术成就自唐代以来，备受推崇，在唐代山水田园诗人中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他的诗文，在他死后100多年，才由萧统搜集编定，称《陶渊明集》，今已不存。

四、壮丽诗篇

田园诗：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社会的向往，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一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归园田居》诗歌中，诗人抒发了对宦海沉浮的厌倦和挂印还乡的欣喜之情。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 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咏史诗：陶渊明的咏怀诗以《咏荆轲》，《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读山海经》十三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五、当代意义

陶渊明的当代意义主要从其诗作中体现。陶渊明的诗歌艺术追求朴素、自然、真淳的意境。由于中国有了陶渊明这个典范，“不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仕和归隐的选择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及至今日，陶渊明的诗歌所散发的光辉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发明亮。因为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每个人都在拼命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我想有不少人都被这时代的浪潮裹挟着向前奔涌，没有时间停下脚步来稍作休息。于是，在当代中国，出现了不少隐士。

那些城市生活中的成功者们。他们事业有成，然而也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为了排遣这种苦恼，他们选择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与自然的亲近上。他们在郊外置办住宅，吃的是自己的田里种出的蔬菜，甚至他们也会骑马作乐，享受原始，但在今天显得奢侈的快乐。尽管我认为这并不算一种真正的回归，但也可以从中窥见，几千年来从陶渊明的作品中传承的信仰，已经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陶渊明这位古人，对于当代的我们仍然发挥着他归隐田园，隐逸之宗的精神，他营造出的“世外桃源”今天仍然是我们憧憬的乌托邦。启示我们像陶渊明那样诗意地看待人生。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其隐世避世的作风不可避免的带上消极的心态，“小隐于野大隐于市”当代社会中，真正能脱离世俗又有几何？

陶渊明的诗歌对当代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陶渊明追求朴素自然而又高度精炼的语言；追求平淡而又精警的风格。当代的许多文学作品或多或少有他的风格。

六、结语

陶渊明的精神，以其独特的诗文，以其独特的审美意蕴，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它是东方人宁静超逸精神的化身。他那冲淡虚静的田园审美，纯朴和谐的社会审美，无不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美学财富，读着其诗其文，让我们在毒雾弥漫的现代都市，又闻到了青草的气息和泥土的芬芳……那优美的意境，是充满暴风雨的人生旅途的骚站，也是医治人们心理疾病的良药，更是浮躁的都市人的一味清醒剂，是日益西化的中国人难得的精神家园。

第四篇：回顾南方谈话的意义（模版）

回顾南方谈话的意义

——《硬道理》南方谈话回眸

摘要：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宏伟气魄视察南方，发表了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南方谈话。它回答了当时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系列重大认识问题，提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开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对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已经并将继续起着无比巨大的作用。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同志，在上海、深圳等地一系列行动讲话的精要，他前面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这是改革开放中，首先对思想的解放，是改革开放打开大局面的先导，是今天我们所认识南方一系列讲话的思想火花。回顾历史，让我们重新学习南方谈话发表的过程和思想内涵，对照今天，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四个自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坚强的后盾。关键字：南方谈话，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

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之前，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中国将建立一种怎样的经济体制，是采取计划经济取向还是市场经济取向，中国学术理论界的思想并不一致，争议颇多。尤其是1989年至1990年间，中国理论界围绕着计划与市场的经济和属性问题展开了一次大讨论，关于市场与计划的争论，实际上牵涉到经济体质改革确定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的问题，也涉及到如何认识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这对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是极大的思想束缚。

一、先言黄甫平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前一年，周瑞金主持解放日报社工作，于1991年2月-4月期间组织撰写和发表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最新指示精神。这4篇评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遭到了国内“左”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长达一年的大批判。这为改革开放做出了思想的铺垫，也成为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的重要历史背景。

在1991年就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有一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当时非常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发生在我国的这场思想交锋。进入1992年，中央就要开始酝酿十四大的主题、酝酿十四大领导班子的组成。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同志选择这个时候，不顾88岁高龄，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胆略，亲自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选择适当时机，充分展现了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政治家的风采。

邓小平同志南下，是走一路讲一路，从武汉一直讲到广东、上海，这就是一趟重启改革、回暖人心的阳光之旅，是“大音稀声扫阴霾”之旅！应当说，重拾改革势头，是党心民心军心之所向。与此同时，在这一历史时刻也充分展现出伟人邓小平同志对历史走向的推动作用。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和建设，同时对开好党的十四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推动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完全可以说，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所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挽救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这也展现出伟大人物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不同时间不同历史事件中都具有的卓越远见和伟大智慧。

二、南方谈话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一再重申四项基本原则，他强调无论经济建设还是改革开放都需要有政治保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最根本的政治保证，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工作中心不放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只有如此，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同志认为只有实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逐步得到发展，从而逐步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这也是要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和紧抓教育的总体思想。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同志来到深圳，对于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的深圳他尤为关心，舟车劳顿的邓小平同志刚到深圳，就想出去转转，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经济特区的建立是正确的，是姓“社”而不是姓“资”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凝聚着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尤其是邓小平同志无数心血的成果，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的硕果之一，是大勇气、大魄力、大智慧的结果。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光靠马克思理论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代代赤诚之心，忠诚于党，实事求是，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总之，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既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也阐明了社会主义将沿着更为健康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思想观点。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有科学、正确的巨大指导推动作用，他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未来的前进方向。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三、今天学习的意义

一般情况下，对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大多数人更多地强调邓小平同志关于市场与计划的属性的划分，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并强调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思想解放的重大意义。其实，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有两大特点被人们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忽视或弱化了。一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全面地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现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与属性问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等等，这些思想是一个整体，是邓小平同志理论的精华，应全面理解。二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深化，是邓小平同志理论形成过程中的总结阶段，与在此之前的思想具有紧密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其中，既有坚持又有创新。

我们是出生在南方谈话改革春风之后时期里，我们每一年的成长都在见证着这个国家的变化，她在更富有，更公平，更强大，每一天的成长都在给予我们身为中国人更有力的勇气。二十多岁的我们，亲身体验了由曾经对西方国家的羡慕变为今天的国家自豪。这一切的改变，离不开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大智慧，更离不开他当年在动荡岁月中果断坚决的态度和毫不退缩的勇气。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大多数人仰望的存在，他身上闪耀的光辉也许仍是我们大多数人无法学到的优秀品质，但是他那颗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的心是我们可以去靠近，去贴近，去不断学习的。

作为21世纪武警学院的一名学子，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个国家曾经的过去，有必要记住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苦难与辉煌，有必要学习曾经那些伟大的人物，例如邓小平同志。这个国家越发强大，西方资本主义集团想用军事手段毁灭我们的可能性就越小，但我们仍不能掉以轻心。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强大国防都是必要也是必须的，这是一切话语权的基础，但同时，我们不能忘记苏东剧变，不能忘记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直到此时此刻，我们周边都在进行意识渗透，都在进行矛盾激化，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坚定的信心，相信我们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用自己的言行影响身边的人，用我们的躯体和社会主义理论武器强化国家后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硬道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参阅《人民日报》1989年6月10日； [5]参阅《人民日报》1992年5月2日。

政工五队 姚城

201560540034

第五篇：邓小平南方谈话内容及其意义

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已正式告别中央领导岗位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凭着对党和人民伟大事业的深切期待，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3月26日，《深圳特区报》率先发表了“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重大社论报道，并集中阐述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要点内容。1背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复杂的局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对改革开放提出疑问，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动摇。

2讲话中心

谈话的中心 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谈话的要点

1.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也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2.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

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谈到“左”和右的问题时，邓小平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3.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邓小平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他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邓小平强调了科技和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4.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他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律靠得住些。邓小平还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5.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邓小平强调，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邓小平还谈到形式主义的问题。他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在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问题时，邓小平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

6.坚定社会主义信念。邓小平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7.提出判断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要点概括

1、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2、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3、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4、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5、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注意培养人，按照“四化”标准选拔人才进入领导层。要反对形式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6、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进一步阐明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本原则，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3意义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又被称为“邓小平南方讲话”，在民间被称作“邓小平南巡”。这次谈话对于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国发展有着深远而又重大的意义。这次历史性谈话也成为1992中国乃至亚洲的重大新闻，并在相关纪录片中被着重提及。1992年我国GDP总量同比增长14%，成为1988年治 理整顿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且今后一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同时，1992年南方谈话也为秋季召开的十四大奠定了总基调和主旋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已成为党心民心所向，并再度成为我国深化改革、加快开放的引擎和动力；另外，南方谈话对于纠正党内外一些人的错误观念和消极思想起到了巨大的促进 作用，明确了1990年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航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对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顺利迈向新世纪提供了行动指南和理论准备。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发表，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成熟，“南方谈话”及时深刻地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坚定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成为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二份宣言书，指引了中华民族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正确航向。从此,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