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善于管理的社会》等半月评论对申论写作的启示

第一篇：《建设善于管理的社会》等半月评论对申论写作的启示

《建设善于管理的社会》等半月评论对申论写作的启示

文首这篇《建设善于管理的社会》虽然只是篇“演讲稿”，但逻辑清晰，文风畅达，不失为一篇很好的《申论》范文。写文章，有一点很重要：要搭好架子——有完整的间架结构。请看此文，“引—议—联—结”层层递进，一气呵成。我们在写《申论》时也应这样，开篇得有个“由头”：引用所给材料(引)，接下来对所引材料略加分析(议)，紧跟着运用“过渡句”，联系社会现实展开有力的“论述”(联)，最后几句话对整篇文章来个“完美的”结尾(结)。文章的结构非常非常重要，骨架建好了，再补充血肉——一篇“有血有肉有骨头”的好文章就出炉了!

相关链接：原文《建设善于管理的社会》

有句俗语是用来形容写文章的“凤头、猪肚、豹尾”，拿来用于评价《申论》写作也很贴切：也就是，开头不必拉杂，寥寥几句，开门见山，点明主旨;紧接着，围绕主题展开论述，可多着墨于此，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申论》的采分点尽在于此);收尾时，几句铿锵有力的话语，升华主题，为整篇文章增光添彩。希望大家在实战时不要操之过急，先理清思路，构建好整篇文章的架构，然后再为骨架“丰满血肉”，这样一来，写作也会变得简单。

当然，写作时大家在段与段之间尽可能多用“过渡句”：承上启下，文风自然，使文章显得平滑…

几点提醒：如《建设善于管理的社会》文，在提对策展开议论时，每段段首不要简单用汉语数字“一、二、三、四”来起头，而应采用“首先、其次、再次、最后”等文字，显得不那么“突兀”;如果对策较多，不妨采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的表述，一般这也是“政府公文”的写法。

很重要的一点：大家在提笔之前，一定要注意审题!不要以为只有做《行测》时才需要“审题”，写《申论》时同样需要“认真审题”!一般文章体例、表述方式、文章字数都会在“答题要求”中体现，希望大家多加重视!不要简单地不看题目就“埋头苦干”!这样很可能“提笔千言，离题万里”…

对于文中对策，希望大家不要简单地只提出对策，不加分析，这样不容易得分。(俺一位曾参加过《申论》阅卷的同学特别强调要“分析对策”!)，分析不在多，一句对策，简单2、3句话分析即可，这样也显得对策像“对策”而不是“口号”。此外，对策不要“假大空”，不切实际——要紧扣材料，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拿来就可以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空喊口号——这点希望大家慢慢用心体会…

好了，罗里罗嗦一大通，只希望大家能小心再小心、用心再用心，在考场上“肆意发挥”，写出美文!文无定法——大家应勇于尝试，不要局限于“惯性思维”，敢于创新，这样才能打动考官，取得高分。也希望朋友们不要囿于本文所言，写出自己的风格，脱颖而出!上一篇：《申论范文点评宝典》：文化创意产业 下一篇：申论范文：校车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及管理对策

第二篇：美国社会管理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社会管理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王喜梅 张桥云 时间：2013-04-22 浏览次数：0 次

当前我国既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都处在深刻的调整之中。如何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让每个公民拥有更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生机勃勃的社会力量成为目前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自治传统较久，在社会管理领域有多年的实践，其经验对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社会管理的理念与特点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它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美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贫富分化、秩序紊乱等社会问题。在这一时期美国以“进步运动”和“新政”为代表进行改革，以反垄断、保福利推动社会建设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从关注贫困逐渐转向关注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它通过“社区干预”等社会工程以及较高的社会福利，向国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解决社会矛盾。近年来，美国的社会管理把社会保障、公民幸福等因素纳入政治目标，探索善治架构下的社会管理，建立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以及认同之上的合作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目前，美国社会治理的理念是主要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确立社会共识，制度的重心在于形成多元责任主体，从单独依靠政府的能力转变为借助其他主体的能力和资源实现社会管理目标，将其他主体作为治理中的伙伴。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因而美国的社会管理是一个政府力量与市场、社会力量互相适应和增权的过程：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中，公共决策和社会治理将更加公正，国家权力也获得了稳定的合法性。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政府大力支持，社会发展支出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大

社会保障是美国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美国政府通过合理的公共服务项目支出，建立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有效调节，从经济基础层面稳定社会和调节利益冲突。美国自“罗斯福新政”立法以来，政府担负起了保证每个美国人的最低生活标准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安全网。

目前，美国联邦财政中，各类保障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一般保持在46%—52%之间,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用于教育的支出占总支出的34%以上；其公共福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超过16%，最高达18.2%，这充分说明了美国财政支出的公共服务性。从1972年到2011年，医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3.6%上升到15.6%，医疗补助从2%上升到7.6%，收入保障（包括失业补助金、补充保障收入金和其他福利金）从7.1%上升到11.2%。2011财年，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中有45%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这种财政支出结构保障了民众的生存、安全、教育和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保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

（二）注重非营利组织和私人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社会管理中鼓励社会组织、依靠社会组织为民众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管理职能社会化。在美国，非营利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非营利、自律、志愿性组织，其功能十分广泛，主要包括：维护特定群体或特定地区的利益、支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充当政府与商业部门的中间人、提供宪法禁止政府从事的服务、监督政府与市场、满足社会多元化需要等。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占全部社会服务的一半。[1]

在美国社会管理过程中，将非营利组织和私人部门纳入进来，不仅使得最困难的人群得到救助，而且使得参与各方都获得一定的利益，体现了一种机制性的社会责任关系。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一方面，政府通过外包、补助制度、抵用券制度等方式将一些公共服务转移给非营利组织，从包揽社会事务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主要发挥监督者和设计者的作用，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可使公民广泛地参与社会经济事务，促使政府倾听民意，从而凝聚民心、安定社会。

（三）通过社区建设实现社会融合

美国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开展社区建设、发展和管理研究工作的国家之一。美国的社区组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初步形成，到60年代基本形成了政府指导监管、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主办、私人部门积极参与的运作构架。作为一个文化多元、种族复杂的国家，社区建设是美国政府满足社会需求、应对社会挑战、实现民族融合的主要方法。社区建设与管理在美国已经比较系统和成熟。政府对社区的规划呈现出明确的计划性和目标指向，每年都对社区建设制定一系列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包括工作内容、组织措施和目标要求等。参与社区建设的非营利组织不仅直接提供服务，还多方筹款，通过社会捐助、收取有偿服务费等方式解决社区发展方面资金不足的问题。

最初，美国的社区管理强调国家、地方和社区各种服务机构的协调和联合，社区资源和人的需求之间的平衡。20世纪后期，社区建设开始强调广泛的社区参与，强调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我依赖、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解决社区问题的能力。“社区干预”主要是对贫穷、失业、犯罪和环境污染进行干预，更好地组织社区福利服务，从而使社区具有生命力。当前，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失业率高企，年轻人离开所在社区寻找新的工作，造成大城市拥挤、小居民点精英流失等。[2]因而，解决社区居民的就业问题成为社区管理的主要任务。

二、美国社会管理的案例分析：住房保障

安居才能乐业，安居才能安心。住房问题往往是社会矛盾的焦点，美国住房保障政策是美国社会管理的一个缩影。美国国会在1949年通过的《全国可承受住房法》中，提出了美国住房保障的总体目标是“让每个美国家庭能够承受得起一套环境适宜且体面的住房”。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美国住房保障的基本思路是：政府干预与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相结合，既遵循政府介入住房的理念，又不大包大揽；既有政府适度的社会保障，又由居民尽其所能负担住房消费。如今美国的住宅自有率高达68.8％，白人住房自有率高达75.2％，黑人、亚裔和西班牙裔等少数族群住房自有率也提升至50.9％，人均住房面积达65平方米，住房保障政策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

（一）政府投资建造公共住房，解决住房短缺的难题

1929—1933年大危机后，美国各大城市出现了严重的住房供给不足，贫民窟状况的恶化致使许多城市出现了社会动荡。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住房短缺严重，带来大量社会问题。为此，联邦政府通过政府投资建造公共住房供低收入家庭租用。1937年，联邦政府出台了《美国住房法》，建设公共住房作为一项独立且长期的住房措施被通过，正式确立了“联邦拨款资助——地方具体实施”的公共住房计划实施方法。公共住房计划在短期内迅速地增加了城市住房存量，快速缓解了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供给不足问题。到1969年，公共住房总量是79万套，并在1994年达到顶峰，共计140万套。政府不仅要在建设公共住房项目上投资，还要在设施维护及配套项目上支出。1969年的联邦运营补助为1490万美元，1979年上升到7.2亿美元，1993年为25亿美元，2003年达到了35亿美元，2008年上升至45亿美元。[3]

（二）政府支持私人和非营利组织为低收入家庭建廉价房

二战以后美国城市化出现了新的现象：富裕的白人中产阶级离开城市，而贫穷的工人和少数民族涌入城市，城市的住房短缺仍比较严重。许多地方和州政府开始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实施新的住房计划。1959年，联邦政府开始了第一个完全由非营利组织实施的为低收入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住房计划。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负担，政府为私人开发商和非营利组织提供优惠政策，鼓励他们为低收入家庭开发廉价房。联邦资助有两种形式：一是提供低息贷款。私人开发商和非营利组织以低于1%的贷款利息获得贷款，与市场利息差额部分由联邦政府补贴，因而可以提供廉租房，使低收入群体以较低的租金获得住房。二是通过税收激励，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比较典型的是低收入住房税收优惠证（LIHTC）计划。该计划针对供给端进行税收抵免和补贴，且直接与住房项目挂钩。运作的基本模式是：美国国内税务署每年向各州政府分配税务返还额度，向参与新建、改建低收入住房的开发商提供联邦税收优惠证。每个州要提供至少10%的份额给非营利性住房机构开发的住房。

获得税收优惠证的开发商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项目单元分给低收入家庭：至少20%的单元提供给不高于当地中等收入水平50%的家庭，或者至少40%的单元提供给低于当地中等收入水平60%的家庭，且这部分住房的租金不得高于租户家庭收入的30%。项目要保持廉价期15年。随着这一税收补贴项目越来越为市场所熟悉，特别是成为国家税法的永久项目后，税收补贴在投资市场上价格上升，因而能够显著提高工程开发的权益成本，减少对其他来源的资金需求，使得住房项目可以服务于低收入家庭。

（三）政府利用灵活的补贴提高居民住房消费能力，满足多元住房需求

1974—1975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联邦预算赤字达到战后最高水平，通货膨胀不断上升，失业率达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住房领域的矛盾由供给不足向支付力不足转变。政府从自有住房和租赁住房两个方面，充实国民可支付住房的供给，促进公民在住房上的公平。

一是租房补贴，即政府对低收入群体给予一定的房租补贴，提高其租房支付能力。如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实施的租金证明计划。在该计划中，符合资格的租房者可以从地方住房管理机构获得租金证明，到市场上去寻找符合美国住建部规定的质量等级和租金限额的住房。地方住房管理机构限定租房者可以选择的区位，在总租金中，租户只需支付不超过家庭收入25%的租金。后来，该计划变更为租房券计划，在总租金中，租房者支付不超过自身收入30%的租金，在政府规定租金范围内的租金差额由政府发放的租房券来支付。[4]政府在市场机制的框架内，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提高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支付能力，提高了住户的自由选择度，满足了不同的消费偏好。二是购房补贴，即政府以补贴、减税和金融政策鼓励购买自有住房。对利用抵押贷款购买、建造和大修自己房屋的家庭，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减免抵押贷款的利息支出；对拥有自己住房的家庭，还可以减免所得税和财产税。

（四）以社区为平台缓解住房引发的社会管理问题

1.通过《社区再投资法案》，减少对弱势社区和有色人种的贷款歧视

美国的住房保障政策不仅体现在通过减税刺激私人投资于低收入家庭住房，同时也体现在致力于降低限制低收入者和有色群体的住房选择范围和机会的借贷门槛。1977年的《社区再投资法案》增加了银行给弱势社区提供服务的动力。这一法案规定，若银行不为低收入地区、低收入群体提供贷款投资服务，那么它将不被允许并购、开新的支行或参与其他受限业务。因此，该法案帮助低收入或有色群体的房屋所有者和社区增加获得住房抵押贷款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房地产市场和抵押贷款市场上对

美籍非洲裔和其他有色群体的歧视。

2.力推“希望六号计划”和“自主选择社区”项目，改善贫困集中的问题

美国公共住房经过多年发展解决了大量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如种族隔离、贫困集中、暴力犯罪严重等，一些公共住房陷入了严重衰败的境地。美国国会1993年启动了“希望六号计划”，拆除破旧的公共住房，代之以设计新颖、低密度、高质量的社区住房，并提供较好的社区和支持性服务，吸引较高收入居民入住，达到促进经济融合与贫困人口分散化的目标。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启动了“自主选择社区”项目，取代“希望六号计划”，振兴极度贫困地区，并与学校相结合，改善儿童的成长环境。

3.通过包容性分区规划和不同收入居民的融合增加社区的经济多样性

由于集中管理贫困人口的社会成本较高，美国采取了将低收入家庭分散纳入富裕社区的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帮助公共住房住户和特别低收入的家庭搬进中等收入社区；二是将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安排在同一社区。包容性分区规划鼓励并要求开发商将其建造的住房中的一部分指定给中低收入家庭。截至2004年，美国已经有约600个主要城郊社区实行了一定形式的包容性分区规划。此计划在几乎不用任何公共支出的情况下，为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了住房并增加了社区的经济多样性。

三、美国社会管理和住房保障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在社会管理和住房保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正处于矛盾凸显期的中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加快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增加财政对社会发展的投入

评价一个政府是否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关键要看其财政结构。美国政府积极扩大公共财政中社会发展支出的比例，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服务需求，力图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目标。如2010财年，美国联邦财政中住房保障方面预算支出为395.35亿美元，如果加上政府在金融税收方面的支持，总支出可达到9363亿美元。

从中国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看，经济建设仍然占有主导性地位，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在目前的行政体制、政治体制、财税体制、干部选拔机制下，地方政府在GDP和财政收入方面展开竞赛，以经济增长代替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地方政府出于经济总量的偏好，更多财政资金投向经济建设领域，用于公共服务的预算支出严重不足。在住房保障问题上，中央政府在对提供保障性住房的财政支出责任上存在软约束，实际支出规模很小，地方政府对保障房建设和供应的积极性也不高，造成政府对住房保障建设投入不足，没有制度化的预算保证。

社会管理重在做好源头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民生需求。因此，政府要加快向公共服务政府转型，以提高管理效率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基本目标来制定政策和配置公共资源。改革现有的公共财政结构，加大社会发展投入在政府财政预算中的比重。社会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要向落后地区倾斜，向社区建设领域倾斜。需要构建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对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存在重叠交叉的事权，要明确划分并形成共担方案，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同时，充分考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以及各地的财政能力，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负担比例，引导地方政府将公共资源配置到社会管理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加大政府对于住房保障的投入和土地供应，从而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缓解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难的困境。

（二）注重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与协同合作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无力独自包揽全部社会管理和服务，政府需要通过与私人及非营利组织合作，建立起社会管理多元主体参与的机制。在美国，民间组织主要从事政府和市场无法顾及或不能完全做好的事业，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社会公众广受其益，实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美国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措施，将社会力量整合进了住房公共目标之中，有利于提高民众的住房消费水平。大部分非营利性住房机构都致力于无限期地保证低收入家庭有可负担的住房。非营利性住房机构常常致力于为最贫穷、最需要的家庭服务，并且除了住房以外，还提供就业咨询、小孩看管、教育等一系列支持性服务。

中国目前社会管理仍是“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社会组织弱小，社会自治力量难以激活，社会组织不足以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政府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民生服务和社会管理。社会组织也需要培育、磨合，在发展中规范，以规范促发展。

目前我国政府在保障房的提供中包揽过多，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政府应转变理念，创造条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目前相关的体制机制还没有理顺，粗线条的制度设计很难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主要的担忧是利润难以覆盖风险、退出机制缺位、政策不确定。因此，政府应建立更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减少社会力量在融资、建设、销售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

（三）鼓励公众参与社区管理，重视保障房社区管理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作用

美国的经验表明，社区公共事务具有复杂性、分散性和多样性，针对社区中存在的问题，应当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解决问题，让居民从自身利益出发参与社区管理，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社区的共同归属。人民自愿参与的社会管理才是真正有效的社会管理，人民自觉创造的社会稳定才是真正的社会稳定。

我国目前社会管理协同不够，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建设不够成熟。轻视社会协同，会导致政府习惯性统管一切。社会管理服务的重心在社区，我们要紧紧抓住社区这个支撑点，注重发挥社区在社会管理服务中的基础平台作用，推进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培育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注重发动群众自我管理，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的品质生活共同体。

保障房低收入家庭多、空巢老人多、残疾人和病人多，社区管理难度更大、更特殊。保障房社区管理也是一场社会管理变革，必须把公共服务、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引入保障房小区。创造性地开展社区服务，促进不同职业、文化背景群体的和谐相处，是住房保障工作的最终目标。应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社区管理，建立由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机构、居民代表参与的社区议事协商制度，使行政机制、市场机制、自治的社会机制在社区内有机整合，发挥社会组织的协调整合、排忧解难功能，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等形式，探索建立“政府指导、小区自主、市场运作”的物业管理或准物业管理模式。

（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应与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美国内战后，伴随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入鼎盛时期，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790年的5.1%跃增至1920年的51.2%。人口激增，城市房屋无法满足需求，致使住房十分拥挤，住房短缺带来大量社会问题。美国政府通过投资建设公共住房，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保障，缓解社会矛盾。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心城市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人口和产业外迁、“产业空洞化”的阵痛后，实现了功能的转变，完成了工业经济向服务性经济的转换和升级，走上了复兴之路。部分白人中产阶级居民向中心城市回流，使房租和房价加速上涨，超出了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能力。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向低收入者提供的金融和税收支持显著增加，以促进公民在住房上的公平。

面对城市化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还没有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流动人口已达到2.2亿。而在目前“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的二元社会管理模式下，流动人口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未享受到平等的社会福利和国民待遇，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城镇化是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城市“非正规”移民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是推进城市化的重要任务。目前的社会管理模式强化了不同人群的社会区隔，与经济结构所要求的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市民化不相适应。特别是这一群体的住房问题十分突出，大部分城市的住房保障只向户籍人口提供，住房难题导致这一群体的压抑感、漂泊感、焦虑感成为普遍现象。因而，中国的社会管理要与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从制度上、社会福利上、利益结构上、观念上消除对流动人口的排斥。在住房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对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增强其安全感和幸福感，可以稳定劳动力供给以延缓人口红利的消失、缩小城乡差距、改善收入分配，对于我国城市化的可持续、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五）社会管理要统筹规划，政策设计要有前瞻性

社会管理要增加政策的前瞻性、超前性，要统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针对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针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最突出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整体规划，避免引发社会矛盾和增加后续政策纠错成本。在这方面，美国有深刻的教训。在公共住房项目中，美国1937年的立法明确规定公共住房不得与私有市场上的住房竞争，项目建设有严格的资金限制。为了不超出建设预算，建设中追求成本最小化，建筑材料是次等的，施工也是粗糙的。公共住房建设的成本节约措施后来被证明是极其短视的。粗制滥造的建设常常使得后期的维护和修缮费用非常高。破败的公共住房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贫困的集中。另外，最初的立法还影响了公共住房的选址——使得公共住房多座落在低收入、通常有少数族裔居住的社区，也造成了贫困人口集聚和种族隔离，带来大量社会问题，如20世纪60年代以黑人为代表的低收入阶层不断抗议住房条件引发骚乱。贫困集中引发复杂和持续的城市社会分裂问题，还因为穷人聚居地区消费和纳税能力低下而导致该地区商业与公共物品投入匮乏，从而形成城区败落的恶性循环。糟糕的质量、管理和治安，以及用于更替磨损居住系统和进行必要维护的资金不足使得公共住房逐渐成为弱势群体和穷人的避难所，贫困度越来越集中。1950年公共住房的居民平均收入约为国民平均收入的57%，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则不足20%。[5]

目前，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完成中央下达的保障房建设数量指标，一味强调进度，尤其是在地方建设资金不足、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进度冲动难免埋下质量隐患。一些地方因工期过短，保障房建设中施工、监理、建材等一系列企业招投标流程被弱化，致使建设质量监管流于形式。另外，因为没有上级的相应考核，地方政府对如何利用保障房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在决策中对保障房的布局没有规划统筹，项目没有经充分的科学评估和市场调研就匆匆上马。在保障房周边，包括交通、购物、教育、医疗等生活配套设施在内的居住条件并不完备。从长远来看，不重视统筹规划就会出现资源浪费、贫困集中等问题。因此，我们要从社会管理角度做好前期规划设计，同时兼顾补充住房缺口和降低贫困集中这两个目标，要注重观念的转变、要素的集成、资源的整合、方法的改进，努力破解各种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束缚和保障方面的困扰，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后续政策纠错的成本。在选址和土地供应环节上着眼城市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避免形成大规模低收入人群过度集中的地区，促进不同社会阶层的适度混合，通过公共权力调控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学习美国，在商品房中配建保障房，降低建设、生活成本。

（六）引入市场力量时要做好制度设计，避免私人部门的道德风险损害公众利益

政府利用市场主体的体制、资金、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而市场主体利用政府所提供的市场、政策优惠、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来追求盈利目标。但市场机制被引入公共服务的提供后，仍难以摆脱市场缺陷的内在制约，特别是存在市场缺陷与政府缺陷结合的危险。在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在运用住房金融市场实现住房公共政策目标时，为提高效率而过度依赖市场的力量，反而影响到政府公共目标和公众利益的实现。美国政府对市场力量监督不力，在利益的驱动下，经纪人向借款人恶意推销贷款，评级机构刻意提高产品信用等级，加剧了交易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影响了消费者利益。联邦储备银行的两个监管机构还阻止了地方政府试图限制次级贷款创新过滥的行为。[6]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新增数百万失业者，同时政府出手救助金融机构，被批评为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危机的制造者。美国民众打出“控制华尔街”，“99%反对1%”,“大富翁，你的末日到了”等口号反对华尔街的示威运动由纽约走向全国，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

在我国的社会管理中，一方面，政府要关注社会目标实现过程中可能借助的市场机会；另一方面，也要有效监督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目前我国保障房面临融资难题，如何利用金融创新，将僵化的政府直接主导型融资方式转化为政府引导下的市场运作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要注重与之配套的风险管理机制建设，避免市场的逐利性影响到公共利益。

注释：

[1] 丁元竹《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特点和对中国的启示》，载于2005年12月9日《中国经济时报》。

[2] 陈爱蓓《西方国家依法推进社会管理的理念、路径及其借鉴》，载于《江海学刊》2011年第5期。

[3] 相关数据参见 R.Allen Hays，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Urban Housing，Albany，NY:Sunny Press，1995；

G.A.Byrne，K.Day & J.Stockard，“Taking Stock of Public Housing.Paper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Housing Authority Directors Associations”,see http://www.xiexiebang.com/doc/FY10presidentsrequest.pdf.2009c.[4] 宋博通《从公共住房到租金优惠券——美国低收入阶层住房政策演化解析》，载于《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第4期。

[5] M.K.Nenno，Ending the Stalemate：Moving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to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s Future，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6.[6] D.Immergluck，Foreclosed：Highrisk Lending，Deregulation，and the Undermining of Americas Mortgage Market，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第三篇：李强等 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及其建设思路

李强等 互联网对社会 的影响及其建设思路

作者：李强等 发布时间：2013-11-20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及其建设思路

李强 刘强 陈宇琳

文章来源于：《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摘要]互联网作为一场全新的技术革命，对社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互联网迅速地改变和重塑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其经历着一场解构与重构的革命，形成和凸显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运行模式。由此，中国社会在交往互动、舆论表达、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新特性。互联网的影响既带来显著的社会进步，也给管理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建设。本文认为“互联网社会建设”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因而提出互联网社会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旨在提高互联网的管理水平，规范社会秩序，实现互联网社会的良性互动，最终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 互联网

社会结构

社会互动

舆论表达

互联网社会建设

[作者简介]李强，刘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陈宇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从全球的视野来看，互联网自诞生之际就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结构、社会互动模式，改变着社会变迁的进程。随着我国公民上网普及率的提高，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和判断。目前，互联网已逐步融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很多人每天工作、生活的重要内容。卡斯特在描述美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中曾说：“互联网展现了有史以来最快速的沟通媒介穿透率：在美国，收音机广播花了30年才涵盖6000万人；电视在15年内达到了这种传散水准；全球信息网发展之后，互联网只花了3年就达到了。”①(P437)近些年在国内，一些事件经由网络传播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这在极大程度上提升了个人参与公共领域活动的意识。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互联网对社会领域的影响呢?本文试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互联网改变社会结构的形态

从基础层面上讲，互联网首先改变了社会结构的形态。互联网作为一场全新的技术革命，给社会结构的变迁注入了一股新生力量，不仅迅速地改变和重塑着传统社会结构，使其经历着一场解构与重构的革命，还突显出一种全新的组织类型及个人与组织关系模式。它们具有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社会结构的新特征。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互联网促进了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的发展，导致社会群体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利益关系多元化的社会后果也是多元的。②

由于互联网的特点，网络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差异会发生很大的改变，社会个体在网络社会的地位和权力从形式上、载体上、类型上都有所不同，也产生了与传统社会结构不同的分层状况，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形态。近些年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网站、微博等实时通讯工具和分享网站的迅速兴起，不仅记录了信息的脉动，而且这些信息背后的人是可以接触到的，因此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的沟通模式。

传统社会结构中各社会要素上下、垂直的结构形态发生了变化，网络社会结构不再以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形态进行分层，而是重新依据兴趣、爱好等方式进行重组。传统意义上不同阶层沟通的模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通过微博等工具，通过“关注”等方式，可以便捷地实现传统意义上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沟通。例如国家领导人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全国网民进行在线实时交流，由此体验民情，倾听民意。通过这样的沟通方式，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方便地了解社会中其他人的日常生活、关注问题以及便捷地表达自身的想法。正是因为信息自由发布和获得的非等级化，使得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社会结构变为扁平化社会结构，从某种意义上也实现了人与人的“平等”。

但是，有一点不能忽略，即互联网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现实社会的阶级、阶层在互联网社会中也会有所反映。也就是说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差异会在网络中体现。所以，互联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现实社会分化的特征与趋势，并且互联网社会是对现实社会的“再造”过程。与此同时，互联网社会也能够反作用于现实的社会分层结构。在研究网络社会分层结构的过程中，更多值得关注的是在互联网影响下或在信息社会中，现实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情况。

二、互联网拓展社会互动的界限

社会交往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基础，没有交往、互动便没有社会。交往也是人的社会本性，正是通过交往人们才能互换和共享资源与知识。然而，传统中国的社会交往更多地体现出人情和等级化特征，如熟人之间的交往、纵向的交往——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等。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全面地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将世界各地的信息和个人联系在一起，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强大的交往沟通工具，具有全球性、普遍性、无限性、匿名性等特征。通过一系列的交往形式创新，互联网改变了中国人的交往与互动的模式。

沈毅认为中国社会文化中“人缘取向”性质的“差序格局”偏重于工具性资源(“人情”交换)与象征性资源(“面子”互惠)，其长期性的交往“关系”缺乏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陌生人互动，与个体主义式私人交往的情感性关系相去甚远，缺少志同道合的俱乐部式的私人组织的生长土壤。③这是因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活动内容和基本生存手段的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是“关系社会”，人们在社会各领域的活动无不受到各种“关系”的影响。中国社会素有看重“人情面子”的传统，“人情面子”渗透到了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此外，在“人缘取向”下的“差序格局”社会中，民间组织力量较弱，而公益性社群组织的运行则更为艰难。

互联网空间则产生了一种新的自我呈现与人际互动的方式。互联网社会内部的互动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匿名特征，这使人际互动中完全的身体缺席成为可能，而其匿名性则导致了社会身份的虚无。将社会学家戈夫曼的前后台表演的戏剧理论引入网络互动的讨论，可以把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表演——如个人主页、博客等——视为前台，而人们的身体则在后台。互联网上的各大论坛和版块、即时通讯工具提供了将陌生但是有着共同旨趣的人连结在一起的功能。互联网已成为亿万群众新的沟通方式。相对于以往的空间限制所造成的熟人关系或者熟人社会，空间分离的个体主义情感关系在中国社会逐渐蔓延。大量匿名的陌生人把互联网论坛等虚拟平台作为一种沟通方式，使得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利按照自身的喜恶来选择任意一个对象进行交往，个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因此而被放大。

由此可见，互联网催生了一种全新的互动模式，微博、博客、即时通讯工具都大大缩短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人与人交往的形态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方式。互联网不仅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使那些在传统技术下无法开展的潜在交流需求得以释放，成为人们热衷的沟通方式。同时也由于网络扁平化的结构和实时处理海量信息的能力，将网民这一巨大的群体集结在虚拟的互联网世界，激发大家讨论，促使平等、民主和自由观念的形成。

互联网在扩大社会互动内涵、扩展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然同时对社会交往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如导致社会动荡、权力的重新分配、人群分裂和人际关系冷漠等。特别是对沉迷于网络的青少年来说，互联网给他们带来一个新奇世界的同时，也使他们的社会化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为此，应积极寻求最大限度地消除或降低互联网对现代社会交往不利影响的方法，平衡技术和人性两方面内容；在网络交往主体、网络交往环境以及网络社会管理等层面进行设计，以实现网络社会交往的合理化。

三、互联网创造新的利益表达方式

舆论和利益表达是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人心向背，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对于社会风气的塑造和变迁具有重要影响。在古代中国的民间社会，舆论的风气十分盛行。但是，由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构架，利益表达的有效机制十分缺乏，舆论和利益表达的需求长期被压制。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在舆论和利益表达的机制建设方面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以电视、报刊和广播为主的传统媒体注重有目的的引导，来自群众的声音仍然相对不足。从近期一些舆论表达和网络群体性事件所引起的巨大**和社会震荡中可以看出，互联网也改变了中国人利益表达和政治诉求的方式。

中国是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怎样实现如此巨大人口的社会参与、利益表达，以往没有顺畅的技术手段。互联网第一次使得亿万中国人在一个平台上有平等的交往。网民地位实现了相对平等和平权，改变了自古以来的单一的层级管理方式。网络言论背后反映了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与此同时，网络言论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并进一步塑造了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从而推进社会文化的更新和发展。

在政治社会结构理论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概念，一个是精英主义，一个是民粹主义。所谓精英主义，是指由少数占据社会结构顶层的精英主导社会的发展。④所谓民粹主义，则反对精英对平民的压制，强调平民群众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⑤中国古代社会从整体上看是精英主义的社会。自秦汉以来，中国采取的一直是大一统的国家管理体制，尽管期间也有短暂的分裂期，但都是走向下一个大一统的过渡。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下，统治阶级对民众的管理和控制是很强的。这其中不免有愚民的成分，但在精英主义的模式下，中国社会确实出现了像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唐代的“贞观之治”那样的治世。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精英主义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管理模式。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社会也是民粹主义思想比较深厚的社会。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发生**，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失控的状态，甚至走向了“暴民社会”。由此可见，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两种思想在中国社会都有很深的历史根源。

那么，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的舆论和利益表达将会呈现什么样的态势?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应该说互联网对精英和大众这两个群体都给予了更加顺畅的意见表达渠道。一方面，更多的精英通过网络涌现出来，成为“意见领袖”；另一方面，大众的利益诉求也通过网络得以更加充分的释放。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在大众与精英之间搭建了一个沟通互动的平台，并且已经成为“大众孕育精英”的一种有效的发生机制。可以预见，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必将对中国社会的平稳运行、对社会舆论和利益表达的民主化进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此可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带来了舆论和利益表达的新时代。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从单向走向互动、从实名走向匿名、受众更加平民化、舆论发展更加不可控等特点。互联网对于促进公众参与、引导社会舆论和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网络是现实的投射。中国的互联网在构建“公共领域”方面还存在以下问题：网民并不能代表全体公民，网民个体的表达有时并不理性，互联网并非是完全公平、公正的场所。

网络群体运动是网民进行利益表达的重要方式，也是互联网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和难点所在。网络社会群体运动的兴起是民众基于互联网平台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我国当前网络群体性事件高发，几乎任何事件、任何微小的触发点都可以引发网络群体事件。互联网社会以其虚拟性、自控性、社群性和自由性，表现出与现实社会的差异，其双重作用尤其明显。正面来看。网络群体事件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反应问题及时，在一些案例中完成了社会救助。因此，网络群体事件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网络群体事件能激发公民社会活力、监督官员政府行为，引导网民有序参政议政、释放不满情绪、促进公民全面自由发展。当然，网络群体事件并不是只有优势方面，它作为新生事物同样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隐患。如因为网络的匿名性与瞬时性而出现了违法犯罪、网络道德失范、网络暴力、网络信息污染、网络绑架民意等现象。

四、互联网重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在重塑人。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产物，是大众化、平民化的，它在提供大众交往平台的同时，也重塑着民众的观念意识。网络是另一个现实社会，网络上一切与观念意识相关的文化活动，都会直接投射到社会文化和民众的心灵深处，影响和重塑着社会的价值观。⑥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对人类生活无所不在的渗透，对人类的道德和伦理的塑造，产生着越来越直接的影响。

互联网作为一个交往和资源流动的平台，已经形成了它固有的文化属性。比如互联网的虚拟性、匿名性、快捷性、开放性，都对网络伦理文化特征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互联网的信息十分庞杂，素有信息爆炸的说法，同时它的波及面也比一般的新闻媒体广泛。一系列的案例表明，网络的力量在信息传播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互联网不仅仅监督事件的全过程，甚至也起到了改变事件方向的作用。但是，民意的滥用，价值观的错乱，也在网络搅拌下发生着畸变。互联网上的个体表达和自我宣泄，构成了文化重塑的一道景致，也带来了低俗文化泛滥的隐忧。这提醒我们，需要注意互联网信息导向的问题。

从技术角度上讲，互联网无疑提供了人类生活方式的一个新工具。实践证明，互联网是由各种各样的主体为了资源交易与关系强化的目的建立起来的一种资源共享和整合平台。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来完成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务，如购物、教育培训、信息查询等。从深层角度上看，互联网提供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也在空间上重塑了人们的活动场所。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使之成为广大人民表达利益诉求、行使公民权利的平台。

首先，对于生活中的大部分必备品，人们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价格、质量、款式等信息。这些信息为消费者购买合适的物品提供了选择。消费者也可以决定是否在网络上购买该种物品。在获取教育资源上，网络除了可以提供参考信息之外，还能够直接提供网络教学，网络学堂已经越来越普及。在水平较高的大学里，则是结合了线上、远距离的教学以及在校的教育，这意味着未来的高等教育系统不会是仅仅在线上，而是由信息节点、教室位置，以及学生的个人区位组成的网络结合。此外，在网络经济条件下，随着不同行业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变化，分配结构也会随之变化，具有高新技术知识技能的劳动者将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

其次，互联网对日常生活之空间向度的实际冲击随处可见。一方面，社区或单位形式的配置在相当程度上被转化了，这种转化模式会随着不同的历史、地域和制度脉络而有相当程度的变异。另一方面。对全球互动性的强调打碎了行为的空间模式，成为流动的交换网络，促进了新型空间即流动空间的兴起。

最后，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互联网增加了政治行为的公开化和透明度，为监督政府官员、建立廉洁的政府提供了手段，同时将充分体现多元化政治行为和公众参与的特征。而民众的政治观点也不断受到网络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网民认识到，在互联网社会中，谁能及时、准确地掌握互联网话语高地，谁就能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和发言权。这是因为在互联网社会中，一方面，政治活动离不开网络以及网络资源，网络及其资源作为一种生产力推动着政治的发展并对政治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政治的发展又为这种生产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所以，政治活动在未来的社会将直接表现为对互联网的争夺、控制和利用，政治将围绕互联网展开，互联网因此成为自我告知的“中枢神经”。

总之，互联网社会的兴起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社会的价值理念、政府的执政方式等，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改变。高度自由、开放的互联网迫切需要寻求一种“互联网社会”的理性活动模式。原有的社会块状结构和层级结构模式将发生重大改变，整个社会将维系于信息网络，使社会变得更加多变，不确定性增大，社会呈现出一种多元网状结构。这一切必将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我们需要探索一种新的社会建设和管理模式来应对这个局面。

五、互联网社会建设政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建设。笔者认为，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社会建设”就是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互联网社会”作为一种新的公共平台，突破了传统社会控制、管理手段以及传统治理所能管控的范围。互联网在给社会各方面创造行动机会的同时，也给社会管理者带来巨大的压力。构建一个多元化、公开化的互联网环境，其理想目标就是建设一个健康、理性、和谐的互联网社会。只有通过全社会公民的共同努力，加之政府部门的引导、宣传和支持，才是互联网信息健康传播的长效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长远角度来看，一个具有民族传承和与时俱进的互联网环境，才是一个先进的互联网社会建设模式，也是所有互联网使用主体应该共同努力、不懈追求的目标。因此，构建科学理性的互联网社会模式，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引导健康的“互联网社会”价值观

社会学的研究证明，人在实名环境下的行为与在匿名下的行为有巨大差别。互联网在多数情况下是匿名的环境。这种环境固然使人有更大的自由度，但是也有社会规范难以维持的特征。互联网的宽松环境绝不意味着人们可以违反社会规范。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可以促使人们自觉地遵守各种约束，形成自我规范；还可以促使人们自觉抵制互联网的低俗之风，自觉传播先进文化。因此健康积极的价值观对营造广为认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至关重要。

可以通过提高全社会的教育水平和文化层次，使社会民众逐步树立正确的互联网文化观。社会学的研究指出，教育确实对人们的许多社会价值有重大影响。因此通过互联网加强国民教育，引导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就构建互联网价值观的途径而言，全体社会民众的参与是重要的保障。对互联网社会建设参与的过程，就是了解外部世界、认识社会事实、比较多元文化、思考生存价值和改变自身观念的过程。让网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世界、感知更多不同的民族文化，这是促使公民社会更快趋向成熟和稳定的必经之路。网络传播将从根本上对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民族文化的弘扬起到深远的作用。

2.共建开放的“互联网社会”舆论环境

(1)继续推进城乡互联网建设，拓展公共领域。互联网在构建公共领域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近年来，网民数量持续增长，但同时也应看到，网民的增速明显减缓。要推进依托网络的虚拟社会领域的建构，让更多的人使用网络，让更多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声音被人们听到。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网络技术的推广普及，尤其是加强在广大农村地区的网络建设和普及工作。农村地区同时也是当前社会问题最突出的区域。让网络技术走进农村，建立通畅的信息发布和沟通渠道，有利于社会转型时期更多问题的提出、讨论和解决。

(2)培育理性网民，规范互联网社会秩序。在海量的、未经过滤的信息面前，如果没有专业和权威的机构及时发布消息，网民可能会对事实做出误判，或是表现出情绪化、不理智的状况，进而影响到最终形成的态度和行动。要让网络舆论健康发展，既要提高网民个体的素质，同时也要改善网络信息的环境。

首先，要提高网民素质，使之学会理性运用网络进行舆论和利益表达。应当引导网民树立正确的网络观，让网民用好网络，积极反映社会问题、参与社会和表达个人诉求。具有良好素质的网民在使用网络进行交流讨论的过程中，完全有能力认识到理性而有价值的言论与没有意义、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言论之间的差异。因此，应当发挥网民的主人翁意识，加强互相监督，进行自我管理。

其次，建立和完善网络信息传播机制。目前，我国互联网信息公开制度相关的建设十分不足。网络发展日新月异，网络中的新问题也层出不穷。因此，相关部门要以身作则，及时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公布管理部门掌控的真实信息和事实资料。对于扰乱网络秩序、污染网络环境的言论进行严格监管和过滤，规范网络秩序，为舆论和利益表达提供积极健康的环境。只有通过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合作，才能使网络舆论的发展机制形成良性循环，使网络舆论更好地引导社会发展。

(3)建立常规机制，保障利益表达。由于互联网本身的不确定性、变动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常规的途径，将互联网形成的意见纳入到决策形成的过程。将互联网的舆论和利益表达纳入到制度化的表达渠道中来，尚需多方面努力，特别是要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首先，需要完善网络的公众参与功能。政府应当将公众参与作为决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政府近年来在法规修改、意见颁布等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用互联网征求意见的成功探索，为利用互联网开展公众参与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互联网平台，通过互联网渠道获得更全面、更客观的意见；另一方面，需要从制度上逐步将互联网纳入正规的公众参与渠道。

其次，需要积极引导互联网舆论，推进民主化进程。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互联网媒体更多地被视为民间的代言，而传统媒体被视为官方的代言。其实，舆论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发展。因此，只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言论和意见，决策者都应该主动接受，让互联网舆论的及时、互动和多元与传统媒体的专业和深入相得益彰。

3.创新“互联网社会”自组织建设

网络事件显露出来的能量是惊人的。如同治水要疏导一样，政府和管理部门应当顺应潮流，充分疏导这种网络力量，将互联网社会的力量引导和塑造成社会的建设力量。“社会管理创新”是中国学术界当前探索的重大战略课题，而“互联网社会”建设则是其中亟待重视的子课题。“互联网社会”自组织建设就是要将网络公民社会自发、自建、自管的力量和优势整合进中国社会管理和建设的机制中，以顺应中国社会改革的历史潮流。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社会”自组织建设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1)网民代表制度。网络公民即网民已经成为监督政府、参与政府、评议政府的重要力量，网络群体运动形成的“震慑力”已经使得网络成为独立而强大的第三方监督力量。因此，各级政府应充分重视网络和网民的意见，一味拒斥网络将会带来政府行政的全面被动和落后。此外，网民代表制度应该在改进自身问题的基础上逐渐在全国推广。

(2)网民调查委员会。在重大公共利益关切的事件中，应充分重视网络民意，邀请网民中的活跃分子和意见领袖组建网民调查委员会，这是重要的参政议政方式。而经由网民联合调查推出的“网民委员会调查报告”将是直接引导网络舆论的方向标。因为互联网内部以及网民认可的权威不一定是行政的权威，而往往是由有责任心、公益心的网民组建的调查委员会。

(3)网络基层组织建设。基层组织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单位。实体的基层组织包括村委会、社区居委会等，而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网络上也可以形成类似的组织。因此，管理者应该紧跟网络发展的步伐，在全国的网络系统建立“网络基层组织”，将基层组织和自治组织直接建设到各大论坛与门户网站及社区；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带动力、引导力和示范力；以先进性的言论、文化来引导广大网民，以进取开放的价值观念正向激励网民，以积极的心态解决前进中存在的问题。

(4)网络管理员培训。网络管理员是门户网站和主流论坛社区的重要管理者，是“互联网社会的行政管理者”。在互联网世界和虚拟社区，他们是最基层的管理者，对网民的呼声和政策的传达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网络管理员是创新互联网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更是重要的推动者和执行者。网络管理员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互联网社会建设的成效。因此，应当成立专门的机构对全国网络管理员进行培训和指导。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法律法规、思想教育、通信技术、沟通技巧、管理技术等方面，可采取和高校合作的方式进行多学科的学习。

(5)微博政务与网络发言人制度。政务微博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亮点和抓手。当前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普遍开设了政务微博，这是积极、进步的方面。此外，政府应设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及时对网络上群众反映热烈、反响强烈的各种问题进行信息披露和有效的解答，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综上所述，网络虚拟社会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现实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因此，网络上出现的各种现象不过是现实社会问题在网络中的反映或折射。我们应以积极的心态将其纳入现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中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应遵循这样的理念，这也应该是创新互联网社会管理的核心原则。

注释：

①[美]M·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②李强.社会分层与社会发展[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1).③沈毅.网络空间的社会文化意涵——从比较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文化的冲撞[J].浙江学刊，2010(2).④李建设.精英主义评析[J].国外理论动态，2008(7).⑤林红.论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J].学术界，2006(6).⑥黄桂清.论网络在社会文化重塑中的作用[J].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11(6).

第四篇：关于对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等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

关于对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等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

各县区建设局、工业园区建设局：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范建筑市场交易行为，建立防治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建设市场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建设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意见的通知》(陕政办发［2005］7号)、《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财建［2004］369号)、《陕西省工程建设担保管理办法(试行)》(陕建发［2005］108号)、《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24号)的有关要求，经研究决定，从二OO六年七月一日起，对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承包合同和工程分包合同及相关合同担保等实行备案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合同备案管理的范围

实行备案管理的合同包括发包人与总承包人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业主支付担保和承包商履约担保；分包工程发包人与分包工程承包人(专业工种分包人或劳务作业分包人)所签订的分包合同及承包商付款担保和分包商履约担保。

二、合同备案审核的主要内容

合同备案机构对送达的合同文本应进行审核，备案审核的主要内容如下。

1、对总包合同审核的主要内容是：

(1)合同双方是否具备法人主体资格；

(2)承包人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

(3)建设单位是否将工程肢解发包；

(4)合同价款与中标价是否一致；

(5)必须采取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工程是否采用了工程量清单计价；

(6)预付工程款的数额、支付时限和抵扣方式；

(7)工程进度款的支付方式、数额和时限；

(8)工程施工中发生变更时，工程款的调整方法、索赔方式、时限要求和支付方式；

(9)工程竣工价款的结算与支付方式、数额、时限；

(10)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项目总费用以及费用预付、支付计划、使用要求和

调整方式；

(11)工程提前或延误的奖惩约定；

(12)与履行合同、支付价款相关的保险、担保事项；

(13)争议的解决方式；

(14)合同附件中工程质量保修期、保修金的数额、返还时限等的约定。

2、对专业分包合同审核的主要内容是：

(1)分包工程在施工合同中是否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建设单位是否同意；

(2)分包人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

(3)工程进度款的支付方式、数额和时限；

(4)工程施工中发生变更时，工程款的调整方法、索赔方式、时限要求和支付方式；

(5)工程竣工价款的结算与支付方式、数额、时限；

(6)工程提前或延误的奖惩办法；

(7)与履行合同、支付价款相关的保险、担保事项；

(8)争议的解决方式；

(9)合同附件中工程质量保修期、保修金的数额、返还时限的约定。

3、对劳务分包合同审核的主要内容是：

(1)劳务分包人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

(2)劳务报酬的结算、支付方式、数额、时限；

(3)违约责任的约定；

(4)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措施；

(5)争议的解决方式。

4、对合同担保审核的主要内容是：

(1)担保的种类和额度；

(2)担保的有效期和退还担保的时限；

(3)保证人履行担保责任的方式。

5、其它需要审核的内容。

三、合同备案的程序、方法、时限

1、发包人、承包人双方持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正、副本(招标工程同时应提供中标通知书、招标文件、中标人投标文件等附件)及业主支付担保、承包商履约担保的担保书正、副本在申请《施工许可证》前到备案机构办理合同备案。未办理合同备案的，不予核发《施工许可证》。

2、分包工程发包人应当在订立分包合同后7个工作日内，持合同正、副本及承

包商付款担保、分包人分包工程履约担保的担保书正、副本到备案机构备案。分包合同发生重大变更的，分包工程发包人应当自变更后7个工作日内，将变更协议送原备案机构备案。未按规定进行合同备案的，不予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并记入不良信誉档案。

3、备案机构对于合同备案审核中发现的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问题应提出警示性意见，要求合同当事人予以完善，并记录备忘。

4、符合或经修改完善后符合备案条件的建设工程合同及其合同担保，在送达备案机构后1-3个工作日内办理完结。建设工程合同备案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5、同意备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其合同担保由备案机构在首页和载有实质性内容的页次上加盖《建设工程合同备案专用章》。

6、合同备案后，合同当事人另行订立的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它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四、市直及中、省驻安单位的建设工程合同备案，我局委托市定额设备管理站具体办理。各县区建设工程项目和安康生物科技工业园区管理的建设工程项目的合同备案，由工程所在县区或工业园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安康市定额设备管理站和各县区建设局及工业园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建设工程造价的全过程管理，特别是在合同有效期内，备案机构应加强对合同当事人的计价行为和履约行为的指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本局。二OO六年五月二十日

第五篇：对社会管理“三网”工作体系建设督查情况汇报材料

****对全区社会管理“三网”工作体系建设

督查情况汇报材料

为推进全区社会管理“三网”工作体系建设活动的开展，根据****统一安排，****牵头组织****深入一线，对****等七个街道乡镇7月份开展社会管理“三网”工作体系建设情况进行督查，督查采取查阅相关资料，听取单位负责人汇报，深入社区、村进行走访方式进行，现将督查情况汇报如下：

街道方面

一、工作进度

两个街道的“三网”工作进展比较顺利，电脑都已配备，网络运行正常，网格划分均已完成，网格管理员配备到位，信息录入工作也接近尾声，网兜式服务也按要求落实到位。

二、存在问题

一是****由于有大量拆迁房、房改房等无产权证房屋，导致信息采集不全；有大量已改制企业，多数员工已搬离，但户口未迁走，人员联系不上，又存在大量长期在外务工人员和大量拆迁安置人口在外租房等情况，信息采集困难，导致实有人口信息采集比例低。

二是两个街道都存在采集到的人口信息中有在其他单位已录入导致重复采集，但系统无法重复录入。

三是“三网”平台运行不稳定，大大影响了信息录入速

度。

四是两个街道严重缺乏“三网”工作经费，如网格员待遇尚未明确，费用过大街道无法承担。

三、工作建议

一是落实“三网”工作经费、网格员待遇等问题。二是加强网络的稳定性，便于“三网”工作的开展。

四、经验做法

****通过组织多个督查组，深入社区，在每个网格抽取几户进行信息核对，使得信息采集和录入工作严谨和规范。

****每周召开一次社区书记、主任会议，听取各社区的“三网”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了解掌握各社区“三网”工作动态。并以各社区为单位召开各社区网格员会议，以加快“三网”信息采集的扫尾工作。

乡镇方面：

一、工作进展

当前各乡镇信息采录工作进展顺利，电脑基本配备到位，网络运行情况一般，还有部分乡镇安装的网线不能够运行。网格划分完成，网格管理员配备到位，信息采集工作完成，目前信息录入工作各乡镇进度不一，有的比较快，如，楠木乡和三阳镇，录入比例达到了70%以上。有的比较慢，如：慈化镇，录入比例才38%。各乡镇都整合了 “五统一”和“四个功能分区”情况平台，落实了统一运行机制，各项

工作正稳步推进。

二、存在问题

一是移动公司平台网络很慢而且信号不稳定，给各乡镇街道信息录入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由于移动公司原因，各个乡镇都反映信号不好给录入工作带来极大不便，使得录入信息的速度减慢，严重影响工作进度，部分乡镇的网络还未能正常运行，需要上级部门进行协调。如****由于移动公司原因尚有两个村还未开通网络，已开通网络的村由于信号不稳定，使得目前进度较慢，不过****领导表示下一步将加大力度做好此项工作。

二是信息系统不稳定，经常出现死机和系统卡的情况。三是信息录入中出现户主信息不在户籍所在地进行登记了，但信息无法返回到户籍所在地，重复登记后导致其他家庭成员缺户主的情况。

四是存在未上户人员信息数据无法录入情况。如慈化镇有一些人口为上户口，导致信息无法录入。

三、工作建议

一是建议上级“三网”办加强承办“三网”专网信号输入工程单位的管理和协调，便于“三网”更好运行。

四、经验做法

****：由于工作时间移动网络比较忙，利用中午和晚上以及周末时间加班加点开展信息录入工作，使得进度较快，争取在 月 日前完成此项工作。

****：出台了《****的实施意见》，着力推进社会管理信息化建设、网格化建设、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建设。为了构建“网络上运行”体系，组建了****社会管理信息平台，同时，配置好了网格管理人员。将****和谐平安联创中心、便民服务中心、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统一整合为社会管理服务中心，****：针对时间短、任务紧、人员不足的情况，充分借助暑假中的中、小学教师，大学生村官及放假在家的大学生等素质较高的群体力量协助做好“三网”信息采集录入工作。

****：由于网络慢，利用数据导入形式在不需要联网的情况下加快数据的录入。

****：每周对各村进行两次以上督查且以书面形式向各村通报了全镇“三网”信息采集、录入工作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