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建制主义与国际秩序

第一篇：反建制主义与国际秩序

【名家之言】阎学通：反建制主义与国际秩序

反建制主义与国际秩序

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苏联解体后，老布什政府提出建立全球化的国际新秩序。当时全球化秩序的主要体现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两大潮流。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力提倡全球化，中国曾反对全球化并将其称为“美国化”。20多年后的今天，中美两国政府在全球化问题上调换了立场，中国提倡推动全球化，而特朗普政府则采取了反对全球化的政策。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化的态度反映出了西方国家内部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浪潮。面对这个历史新现象，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分别于2016年11月和2017年1月组织了“国际思潮发展趋势研讨会”和“反建制主义与未来国际秩序研讨会”。受与会专家发言的启发，笔者在此谈一下对反建制主义思潮的管窥之见。

自2015年英国“脱欧”公投通过后，学界普遍认为一种新的国际思潮正在兴起，但对于这种思潮的本质是什么却难以形成共识。学者们为这种思潮起了许多不同的名称，如民粹主义、大众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重商主义、排外主义、右倾、极左、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等等。在上述众多名称中，“民粹主义”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人们为何喜欢使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不得而知，但人们对“民粹主义”有三点共识：第一，这是一个贬义词，可用于描述一种不好的思想观念。第二，该名称没有明确的定义，内涵所指是不明确的。第三，这个概念的优点是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可以被概括成为同一思想。

民粹主义 ”被理解为既是思想，也是运动，还是政策。然而，思想、运动、政策三位一体并非民粹主义的特殊性，而是许多思想观念的共性。任何一种思想被大众接受都能发展成为运动，被政府接受则会转化为政策。近代史上出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都具有这种三位一体的共性。民粹主义被认为具有反现代化和反全球化特点，表现为反精英、反官僚体制和反对现行政策。然而，这三点也不是民粹主义的特殊性，而是所有反政府的政治思潮的共性，甚至中国封建时期的很多农民起义也具有这三个特点。由于“民粹主义”是含义不明的概念，因此这个概念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当前这股政治思潮的本质。

众多不同名称描述同一种思潮和“民粹主义”一词缺乏明确定义，都反映出人们还缺乏对当前西方社会兴起的这股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的认识。经过两次研讨会的讨论，笔者认为，这股新思潮的本质是反对极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民主、平等。这三个核心价值是近代历史上指导人类进步的政治理念。西方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于是自由主义成为国际主导价值观。自由主义的胜利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意识形态之争的“历史终结”，即再也不会有任何意识形态能与自由主义争夺道义上的正确性了。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主导地位逐渐地培养出极端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政治正确”原则使自由主义走向极端，失去了包容性，走向自己的反面，从而在西方社会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对立。

“政治正确”使自由主义不容忍非自由主义的言行，人们在任何场合的言行如果不符合自由主义，就要受到舆论的批判或公众的蔑视。这在国际政治中表现为自由主义信仰人权高于主权，于是维护国家主权的言行被谴责为落后的“威斯特伐利亚”观念。“政治正确”使自由主义不再接受通过民主程序得出的违反自由主义观念的结果。例如，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们高举“不是我的总统”标语拒绝接受特朗普赢得大选的结果。“政治正确”使自由主义不允许给非自由主义行为体以平等地位。在国际上，自由主义在反恐和反分裂的问题上都采取双重标准，反恐和反分裂的政策只用于反对西方国家内部的反政府力量，而将非西方国家内反政府的恐怖势力和分裂势力作为“自由战士”来予以支持。

其实，“政治正确”这个原则并非只把自由主义推向极端，使之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这个原则可以将任何一种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推向极端，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进入21世纪后，宗教激进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使恐怖主义泛滥。当“政治正确”将言论自由推向极端时，同样会导致暴力冲突。批评本群体领导人的言论具有自我批评的性质，因此批评的自由度较大，然而，批评他群体领导人的言论自由如毫无限制就有导致暴力冲突的危险。例如，2011年和2012年，法国《沙尔利周刊》发表嘲讽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该杂志社也遭到暴力攻击。

虽然当前这股政治思潮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在反对极端自由主义这一点上有着共性，因此笔者认为，“反建制主义”这个名称能较为准确地反映这股政治思潮的性质。反建制主义是全球化时代产生的一种政治思潮，其反对全球化的特征是全球化时代之前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思潮所不具备的。其反对全球化的具体内容是针对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客观现象。反建制主义和人们常说的民粹主义的特点有所不同。

首先，反建制主义并不是反对精英主义，而是反对自由主义的精英。由于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占有主导地位，而在多数非西方国家不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反建制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比在非西方国家要强烈。反建制主义提倡的是以观念相对保守的精英取代自由主义的精英。

其次，反建制主义只反对自由主义的某些观念和政策，并不是反对现行的政府官僚机构和体制。反建制主义推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仍是在原有政府机构框架下治理国家，而并不是打破原有的政府机构，建立新的机构。这既不同于苏联取代沙俄的政权更迭，也不同于法国大革命的改朝换代。反建制主义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的移民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政治正确”原则，但它并不反对政治民主体制、市场经济制度和言论自由原则。

第三，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强人特点表现为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他们从思想上反对自由主义，但取代自由主义政策的新政却效果不佳，于是在自由主义政策和反自由主义政策之间来回摇摆。反建制主义领导人与独裁者有所不同，独裁者的政策取向是确定的，而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政策取向则是不确定的。特朗普执政的几个月里，其对俄政策、对朝政策、对华政策、对盟友的政策都是摇摆不定的，有时甚至是180度的转变。特朗普政府的决策行为具有敢于冒险且不怕失败的特点，有点像在赌场里玩游戏。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与反建制主义本质是反对自由主义但缺乏系统性的思想主张有关。

反建制主义思潮在较多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出现，这意味着导致这种思潮形成的原因并非国别性的而可能是全球性的。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使两极分化问题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同时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两极分化都十分严重。此外，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不断扩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受的伤害大于收益。例如，金融危机、恐怖主义、非法移民、疾病、走私、贩毒、电信诈骗也具有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负面作用给反建制主义兴起创造了社会条件，反全球化、反外来移民、反自由贸易、反对向国际机构让渡主权等思想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些思想都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反建制主义主张强化主权边界的控制、限制移民数量与权利、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收回让渡给国际机构的主权，等等。

由于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自由主义价值观之上的，因此反建制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挑战就不可避免地对现行国际秩序构成冲击。2016年以来，国际秩序所面临的新挑战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内部，这不同于非西方国家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国际主流价值观的变化角度来理解当前国际秩序的变化趋势。反建制主义思潮并非一日间发展起来的，这种思潮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有了快速蔓延之势。只是当这种思潮导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后，其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才凸显出来。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是西方国家的领导，是自由主义的领头羊，也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大支柱。如今，美国政府突然要改变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不再遵守现行国际规范了，这意味着现行国际秩序的支柱动摇了。

英国政府在“脱欧”问题上的务实政策和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政策不断失败，这意味着，虽然自由主义面临着反建制主义的挑战，但它仍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对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政策选择具有牵制作用。反建制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并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产生深刻影响。

第二篇：主义与问题

主义与问题

作者：古尔思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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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主义和问题作了一番概念考察，揭示了一些关于主义及其与问题关系的观念误区，提出了一些主义；在对主义的反思中针对中国当代的一些根本问题作出了回应；对与马克思学说有关的一些主要问题与主义作了反思。

关键词：主义，问题，实践，理论，时代，马克思

意志主义哲学体系，是以意志观念为根本的观念支撑点演绎出来的哲学体系。自由主义政治学说，是以自由为根本的价值支撑点演绎出来的政治学说。证信主义论辩学说是以追求人类客观认识为自觉目标并以证信为根本方式与态度的理论观与方法论，一方面，证信概念涵盖了人类客观概念，并可以由证信演绎出穷省、洽理、螺旋递进、据同表异、据同辩异、互动共进等理论认识与共识方法方式，另一方面，必须在自觉批判、防止和抵制追求绝对客观认识、独断、轻信、迷信、圣战、怀疑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等劣质认识方式与态度的过程中才能促进证信方式与态度的坚持贯彻。

把某种根本性的主张、态度、原则、方法、宗旨加以坚持贯彻，就是某某主义了。因此，主义是用于自律律人的根本性的人为规则，是对现实生活世界根本规律即根本自然规则的补写，是人类改造自己生活与实践世界的根本抓手，是思想文化中的核心硬件。

逻辑是命题的因果律，是推论法；规律是实事的因果律，是推理预见依据。逻辑和规律是演绎的支撑条件，是主义具有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因而逻辑主义、规律主义是最根本的主义。

“军事冒险主义”、“逃跑主义”，这样的说法显然并非指称某种被自觉坚持的主义，而只是喻指某种不自觉的行为定势，是一种嘲讽的修辞手法，不是正式的理论语言。

“马克思主义”是自觉坚持什么的主义？是坚持贯彻马克思的观点和主张么？然则马克思的具体观点和主张是发展变化的。是坚持贯彻马克思学说成熟时期的根本观点和根本主张么？然则什么是马克思学说成熟时期的根本观点和根本主张？鉴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众说纷纭，“马克思主义”这一措辞也就必然带来误解和误导。直接说出应该坚持的观点和主张，才能避免误解和误导。比如动哲主义历史观方法论，这是马克思在批判形而上学历史观时启发我们的，历史观不能僵化，也不能空洞，而应回答时代问题，言之有物，与时俱进。比如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在回答那个时代的问题中批判当时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提出的，由此演绎出一套关于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制度理想与道路的学说体系，在当时是先进的。资本主义阵营主要汲取了马克思批判当时现实的资本主义的成果；社会主义阵营都是经济与文化落后的国家，更多是汲取了马克思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成果尤其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在反帝反封建革命、工业基础建设等任务中获益良多。动哲主义历史观方法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道路学说哪个更根本？显然是动哲主义历史观方法论更根本。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诞生，不仅因为马克思认识到了社会物质是社会活动的先决限制条件，而且因为他把这作为一个根本观点贯彻到历史观的一切领域中去，严谨的措辞表述应该是物限主义历史观，其中的“主义”本来就意味着要作为根本加以坚持贯彻的，凡有与之冲突的错误观点都将被扫除，这种意义上的“唯”才是周正可取的。物限主义历史观本身就构成对形而上学唯心史观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动哲主义历史观方法论的根本论据。

好的主义基于好的硬道理，是现实规则的完善力量，是思想文化的硬实力。也有邪恶的主义，比如法西斯主义；执迷的主义，比如原教旨主义。好的主义搞好世界，坏的主义搞坏世界。没有自觉坚持的主义的人，无所谓理性，无所谓改造、完善世界，但可以享受世界，仍可能搞乱世界。

好的主义中，以颠扑不破的道理和价值为根本的主义才适合加以永远坚持贯彻，比如证信主义。也有一些主义只在一些特定的时机是好的，比如革命集体主义的伦理观，个体自由主义的伦理观。三民主义大体是好的，但当时只是理想、宗旨，关于道路，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其中根据也是时机论。蒋介石按军政、训政阶段行事，发展民权当然不是重点，民族主义大体得到了坚持，也有发展经济民生，只是发展工农的民生不诚心不买力，否则国共内战是可以避免的。不务民生，却只管把中国共产党赶尽杀绝的主义，是掩盖工农民生问题的主义，对中国而言不是一个好的主义，根本原因是，蒋介石政府坚持的主义只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义。

好的主义必须同时是自觉到自己局限的主义，否则就是偏颇的主义。比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若各只执一端，就都是偏颇的主义。物限主义只是历史观的理性视角之一，并不能单独地构画全面的历史观。物限主义加上（心物）辨证主义，就是心主物限的实践主义。物A就只是A，这是本能、自然，心（意识、意志）则能A能B能-A，这是灵能、自由。只肯定心的主观能动性是片面的，心是灵能自由的主导者，是构成主体的本质的东西。人是身心一体的人，也是特定时空的实践生活共同体内心灵互感语言互通的社会人，人类心主物限的实践及其历史表现为心物辨证运动、人与人交往的互动共动、文化与自然的辨证运动。实践主义历史观更加全面一些，但仍然只是历史观的理性维度之一。

主义之所以需要坚持贯彻，还因为它不是人的自然常态，当主义成为常识常态、理所当然，也就没有了坚持贯彻一说，也就不成其为主义了。或者说，主义是激越精进的，但颠扑不破的好的主义终究要常态化，融入文化的自然而然之中，归于平淡。一时为好的主义比如革命理想主义，若被误解为理所当然，一味地激越精进，“继续革命”，则将导致人为的困扰乃至灾难。革命主义可以获得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个人的解放却还是要靠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解放主义的必要阶段。当然，这自由主义不是西方形而上学历史观中的抽象的原子个人的自由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历史观中的以社会化方式立身处事的个人的自由主义。解放生产力的基本手段也是自由主义。因而，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既是科学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走向高级阶段的手段。

由于主义的根本性，它们天生就是哲学发明的作品和研究的对象。哲学是爱智慧的思想与对话活动，追求认识的透彻和圆满，在传统西哲表现为追求绝对真理和自圆其说，在传统中哲表现为追求世事洞明和融会贯通。追求透彻需要穷省，追求圆满需要洽理。不洽启动穷省，穷省推动洽理，洽理答疑证信，意义的圆满则还需要证融。洽理需要据同表异，据同辩异；利益上求同存异，据同融异。中西之别只在于是否讲究形式逻辑。主义以穷省所得的透彻成果为根本，终究首先是逻辑主义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没有与主义的相对应的词汇，而西方理论都是力图合乎逻辑地系统化的思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道、仁、禅，靠的是身体践行和比会参悟来穷省领悟，形式逻辑没有帮上什么大忙；领悟之后也不须坚持贯彻，而讲求默会，更没形式逻辑什么事了。主义推动的是客观智慧的发展，而中国传统智慧则偏重主见。因而，当年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的“少谈些主义，多想些问题”，应该看作反对形而上学和原教旨主义圣战来理解，应理解为强调主义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并非一般地抵制各种主义，否则是不利于文化更生进步的。

主义是用来面对和解决问题的。真问题不一定具有提问的形式，却必然给人们带人困扰，人们由困扰发现问题，问题即是不洽之处。发现、提出并直面新问题，穷省、洽理，质疑、证伪，证信、证融，如此发展着主义以解决新问题，是实践史和思想史互动共进的实质过程。主义终究是对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思想成果的贯彻推广，解决问题中获得的启发和锤炼促进着主义的进步。主义不仅补写完善现实世界的根本规律以改造完善世界，也是对自己解决问题能力的改进完善。主义与问题的联动螺旋递进，内在于思想史和实践史的联动螺旋递进。

对于时代的主义而言，问题首先是时代的，其次才是理论的；因为时代的问题应当由当时代的人来回答，而过去时代的主义理论是过去时代的产物。过去的理论成果有颠扑不破的，当然应该继承，但仍然要融合在解决时代问题当中来继承。过去理论的问题当然要批判改进，但也要结合解决时代问题来批判改进。

对于中国的主义而言，问题首先是中国的，其次才是世界的、人类的。当年中国要反帝反封建，欧美却是帝国主义者，具体问题差异很大。现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欧美则是发达国家，具体问题差异仍很大。他国文明成果固然值得借鉴，但对中国的时代问题的解答当然还是中国特色的好。同理，对于个人的主义而言，问题首先是个人的，其次才是集体的、人类的。

然而还有另一面，时代的主义也首先是理论的，然后才是实践的，理论工夫不能荒疏。也因此，中国的主义也首先是人类的，然后才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能作为排斥普遍真理和普世价值的借口。同理，个人的主义也首先是类群的，然后才是个人的，也因此，个人与类群才是能沟通的，哲学家的反省才能是有普世意义的。

虽然时代的问题首先是实践中的问题，时代的主义首先是思想中的主义，然而思想中也有自生的问题，实践中也有自生的主义。思想中自生的问题是经院哲学问题，实践中自生的主义是永恒的潜（默会的、心照不必宣的）规则，都与时代无关。反思起来，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主义，比如可以说中国有道德主义，比如君（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上的实业老板）君臣（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上的员工）臣，成人成己，也可以说中国有权谋主义（比如恩威并施、执两用中），但它们讲求的是默会的实践法则，用于自律但不宣示以直接律人（比如君道不自示于臣），也就不曾冠以主义之名。中国人是如此聪明慧智，善读无字之书；然而多数中国人又讲求默会空灵过度，以致考究逻辑的名家和考究自然规律的墨家终被视作巧言、奇技所凭依的旁门左道。思想中自生的问题，比如追求绝对真理、独断、诡辩、悖论、伪问题、曲解、病辞误导，等等，这些问题并不必然直接与时代实践问题相关，却常常是制约时代实践问题解决的症结，提出和批判这些问题，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以避免搞乱实践问题，乃是经院哲学的价值。中西传统文化的上述不同特质也正说明，传统西方文化多理想主义，传统中国文化更讲究实在实用。美国信赖的实用主义哲学则是批判扬弃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用主义，不能混淆。胡适师承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如果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理解他提倡的“少谈些主义，多想些问题”，就有一般地把问题凌驾于主义之上的嫌疑，至少，虽然时代的问题可以凌驾于时代的主义之上，但不能凌驾于非时代性的问题之上。虽然实用主义在已有深厚的主义文化的美国可起到矫枉过正的功效，但是对还当时还没有深厚的主义文化的中国则是过于超前的。

作为宗旨的主义必须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实现，否则就是空想的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是因为只把社会主义作为宗旨，却没有考察应该具备哪些条件，也没有具体可行的实现道路，或者说没有更基础的可行的主义成就和支撑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也是如此，现实条件不具备，也就无从实现，也就是空想无政府主义，相比而言，共产主义则是未来无政府主义。不民主虽是个现实问题，但民主只能作为宗旨加以坚持贯彻，如果没有成就和支撑民主的更基础的可操作实行的主义，同样是空想民主主义。民主主义的前提是自由和法治主义，自由和法治主义的前提是平等主义，包括平等主义的一切主义的前提是逻辑主义。因而民主问题就不只是政治制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

主义是根本法则，宪法则是根本法律，它们是什么关系？可以说，主义是思想的、用于自律的，宪法是公约的、用于共同自律的，宪政必然以依据明文根本规则自律律人的主义文化为基础，其中最核心的基础乃是法治主义意识与文化。西方的宪政法治源于市民社会的推动，是有法治主义的意识与社会文化根基的宪政。没有与宪政相匹配的强烈的主义意识，没有相应的浓郁的主义文化，实行宪政就象先结婚后恋爱，仍然是要经历曲折才能修成和美正果的，甚至往往只是徒具宪政形式而已。向来讲究道德治国的中国，必须研究和发展建立道治与法治的融和互补的关系，才能修成和美的宪政正果。主义是穷省的成果，道德是洽理的要求。主义本身就是法治精神的，“坚持贯彻”本身就是一种执法。道德却要不执著，要灵活待人处事以求合情合理乃至尽善尽美。那么，可以根据必要的主义设定一定的道德底线以划界，底线以下法不容情，底线以上道德导航。如此实现法治与道治的分工互补，大体是可行的。

作为主义的担当者的思想者与实践者，比如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们如何分工合作？按道理讲，应该是，政治活动家提出时代实践问题，理论家解答问题并提供主义，政治家再贯彻执行主义，如此循环，螺旋递进。理论家要理解政治活动家提出的问题，政治活动家要理解理论家提供的主义，这就需要有两方面相互关注、相互学习的机制。

民主制度下的主义之争，如果是只有一条大路出阳关的态势，可以不必是圣战，而应该据同辩异地实现证信。如果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态势，尽可以抓阄确定暂时的输赢，这就要愿意赌服输。西方最早的民主制度在选人方面就是抓阄决定的，而现代西方的竞选制度则实质包含了证信(以竞争选票)和抓阄（一方面，选民投票受到非理性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同计票机制可能左右多人竞选的最终输赢，都一定程度上导致好象是选民在抓阄一样）双重成分。如果实质是利益之争，仍可以展开利益协商，协商无解时仍可票决，西方议会制度的作用正在于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要文明地摆平主义之争，方法亦不外乎证信、协商、抓阄、票决四个方面。如果超出这些方法以不正当手段大搞个人权力之争，则是民主制度应当力图避免的。

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等等，这些两极道理如何兼容？这就是个实践问题，需要执两用中，要从实践所具备的条件和面对的问题出发，找好平衡点，没有一成不变的具体方案。对一个国家而言，文明地找平衡点，也应以证信、协商、抓阄、票决的方式实现。

马克思告诉和启发我们，资本是用于增殖的商品，资本主义是一种由资本增殖规律决定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机制，在其中人们自觉坚持贯彻的是什么？是自觉服从资本增殖规律，比如，资本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交易要讲信用，要有自由劳动力市场，要发展先进生产力。商品用途决定使用价值，市场供求大环境决定商品市场价值，供求小环境影响商品成交价格。商品生产中力求增值，商品交易中力求增价。生产增值是因为创造了剩余价值，交易增价是因为优化了资源配置，这都资本主义好的方面。

过去资本主义的问题集中在是分配制度方面。正如马克思揭示的，早期资产阶级通吃独占剩余价值（其实还有剩余价格），结果富者愈富，穷者愈相对穷；结果随着富者生产力提高，自身消费力增长却有限，穷者消费能力则相对下落，终至产能远大于消费能力、供远大于求，必然周期性地陷入经济危机。正如列宁揭示的，为解经济危机燃眉之急，资产阶级需要加快拓展国际市场和攫取殖民地廉价资源，于是资产阶级政府加强帝国主义政策。在帝国主义抢夺市场与资源的较量中又演变出了通吃与极权的法西斯主义，种族歧视和灭绝政策并不是什么新问题，美洲土著被帝国主义者大规模屠杀只是没有受到理论的重视而已，法西斯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资产阶级之间也产生了种族歧视和灭绝政策。在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落后国家民族革命的多重教训与推动下，资本主义才渐渐演变进入了兼顾公平分配的阶段，但目前的国际公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国内公平相比仍很不公平。在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中，人权观念受到重视，民权运动则推动着人权制度落实。然而过去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并不彻底。犹太人几十年来针对纳粹分子个人的报复行为仍只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行为；人们也没有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其实是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是强者通吃逻辑的强盗文化的产物之一。西方贵族本来就多是强盗出身，资产阶级又多出身贵族，圈地运动的先占先得是强盗之间的契约，屠杀美洲土著也是强盗行径，帝国主义就是以国家面目实行的强盗主义。法西斯主义不过是另一形式的强者通吃。私有制主张的是独占主义，共享利益被忽视；独占主义导致通吃主义，导致强盗、独裁、独占剩余价值、种族歧视与灭绝、极权等社会政治现象；因此，私有制作为万恶之源，错在独占主义即全盘私有化，恶在通吃主义。平等一开始只是作为强盗集团的资产阶级内部的平等，人权问题则是等到法西斯主义威胁到了资本家的人权才被受到重视。共产主义当然赞同平等和人权，但不止于此，共产主义还要建立公有制，实际只须总体上的公有制，强调共享利益和分配公平，克服独占主义和通吃主义。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不致力于全球的分配公平，却一味只推行全球人权，效率必然事倍功半；问题是，美国真是诚心办好事么？实际上，在全球推行人权从根本上只是实现其本国利益的工具，否则不会在许多事情上搞双重标准。美国的人权旗帜似乎是道德的，法西斯主义似乎受到抑制，但独占主义的私有制文化和通吃主义的帝国主义行径却没有得到忏悔和纠正。祸根不除，祸端总会以新的面目产生。没有通吃主义，会有恐怖主义么？这个道理很简单，美国人却不愿意正视和接受。

另一方面，分配公平只能解决产能与消费能力总体平衡的问题，市场调控对短期或局部的经济平衡与走向也有很大影响，因而市场调控方法也一直得到资产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改进，比如调整税率扬抑供求保证眼前的经济平衡，反垄断以鼓励竞争从而保护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等等。虚拟经济无外乎以交易增价为动力，以优化资源配置为意义，如果无益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消费，则应该得到调控治理。无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如果少数既得利益者操纵市场调控政策，就会导致调控偏向甚至失效，损害整体经济，甚至导致经济危机。因此，政府应该超越财团的操纵左右，这仍然需要建立总体上的公有制，强调共享利益和分配公平，克服独占主义和通吃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的结合。

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教问题也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资本是用于增殖的商品，商品则是被市场物化量化的价值，资本主义导致几乎一切事物的评价都直接或最终被物化和量化，人的价值也总是被物化量化，人几乎只在物量空间保有主体地位。或者说，资本是人性的异化，资本主义却使得人的生活世界被资本给挤扁了。同样，科学主义也存在把人的生活世界物化和量化从而挤扁人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只是批判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现代性，却没有超越现代性的理性建树，无法宏观地改造世界，只能以自悖自嘲或自欺欺人的手法装点粉饰一下的压抑的生活世界和落寞的内心世界。只有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的社会制度才能给破解资本挤扁人的问题提供政治经济条件，而超越逻辑主义和规律主义从而超越科学主义的东西合壁的文化则是破解资本与科学挤扁人问题的文化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干什么？首先是要借鉴应用马克思与列宁的理论成果解决中国问题，这一点争议不大；其次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形成马列理论成果的中国化表述和中国特色的应用方案，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这方面的代表，问题是应用性过重，研究性不足，主见性强，客观性不足，离开马克思这样的理论家则难以有超越中国眼前实践语境的深远洞见；然后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开启的理论研究，这方面工作光靠政治领袖是不行的，必须解放思想者，论辩证信化，道理证融化，在哲学社会科学全面的大发展中才能有马克思开启的理论研究的重大发展。

第三篇：室内设计简约主义国际潮流

室内设计简约主义国际潮流

不可否认，“简约主义”是90年代室内设计中最具代表性的风格，其影响力已涵盖室内设计中所有的领域。从住家到服饰店、餐厅至美容疗养院，设计师们都用简约风格来表现他们的空间。它跨越文化领域，将具有东南亚民俗风味的家具与空间，经由简约主义的诠释而焕然一新，形成当今流行的现代东南亚风格及禅味风格。

简约主交的源起

简约主义的精神主要源自于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方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建筑大师Mies Van der Rohe的名言：“Less is more”可以说是简约主义的中心思想。此风格的特色是将设计的元素、色彩、照明、柔材料简化到最少的程度，空间的架构由精准的比例及细部来显现。虽然色彩及材料都很单一，但色彩的形成非常费工，而使用的材料质感很高，也很昂贵。因此，简约的空间通常非常含蓄，但质感很高。

简约主义是由三个主要势力所形成，第一，是几位杰出的室内设计师，在80年代中期违背当时的复古风潮，大胆的将简约空间呈现给大众；第二，是艺术界中所发展的极简美学，同时，90年代初期一些艺廊业者寻求新的呈现艺术品的方式；第三，是一群当今知名的服饰设计师的设计方向与前两者吻合。

在室内设计界，简约主义早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主要是英国的John Pawson与法国的Claudio Silverstein 两位设计师所带动的。80年代中期,欧美的经济正处于巅峰状态，欧美社会也是呈现了奢侈华丽的一面。设计界的主流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后现代主义及新古典主义是当时的主要风格，无论在设计元素、色彩或材料都是以量取胜，设计风格以复古及繁杂为主要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John Pawson与Claudio Silverstein 正在设计一系列简洁而有力的小住家。在1987年Domus杂志报导了一件Pawson与Silverstein合作设计，位于英国伦敦的一间不到20平的楼中楼公寓。设计中没有任何线板，除了米色潻及无框玻璃板外，没有其它的色彩及材料。这种简约主义早期作品与当时流行的复古风形成强烈的对比。

到80年代末期后，欧美经济陷入不景气，疯狂的消费一夜之间停止。这不但对设计界有强烈的影响，同时也对艺术界影响很大。80年代艺术市场的飙长也随着经济不景气而消退。主要欧美城市的艺廊老板们对艺术品及其展示都有从新评估的必要。艺廊空间渐渐简化，一方面反映经费的问题，同时也反应一种新唯美的出现，这种新的艺术美学是由一群70年代就开始受到重视的简约主义艺术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Donald Judd及Sol Lewit，Judd的艺术认知性好与Pawson的室内设计观吻合。也就在90年代初期，Pawson由设计住家进入艺廊设计，纯白的展览空间与其所展示的艺术品享有同一种美学。简约艺术与室内设计在90年代初期开始吻合。

服饰设计与室内设计

与此同时，服饰界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唯美，衣服造型被简化，转而重视剪裁的功夫及布料的质感。新美学的服饰设计师主要是德国的Jill Sanders，日本的Rei Kawa Knbo及美国的Helmut Lang。这群设计师对展现自己的产品、作品也需要一种新的环境。他们的考量恰好与艺廊空间相同。他们要求一个简化及纯朴的空间，以便充份的呈现对象。Pawson在1993年开始现服饰设计师Calvin Klein合作。在1996年创造了简约主义的经典作品，是座落于以名牌店出名的Madison大道及53街的路口，两层楼的店面外观非常内敛，最难得的是，橱窗面由一系列20米高×2米宽的大面玻璃所形成，橱窗面的比例非常耀眼，室内地面是浅灰色的欧洲沙岩大板片，展示道具简约，照明都以间接照明为主，墙面米白色系，此设计以提供顾客一个宁静环境来观赏及采购为主。Calvin Klein的旗舰店已成为90年代服饰设计店的典范。

服饰与室内设计的吻合，让简约主义由一个另类的风格进入设计主流，同时，简约主义也成为一种国际性的设计语言。简约风格的室内设计师在美国为Michael Gabellini及Richard Glvckman，在意大利为Antonio Cetterio及Pietro Lissoni，在法国为Christian Liagre等，同时，这些设计师往往都与服饰设计有缘。例如美国的Gabellini是服饰名牌Jill Sanders的设计师。意大利的Cetterio为E'SPIRIT提供设计。

揉入东南亚及中国风味

在简约主义的国际化过程中，不仅只有欧美设计师参与，同时亚裔及以亚洲为基地的设计师也不少，很有趣的是这一群设计师采用简约的设计技术，但也掺入带有亚洲风味的美学及设计元素。新加坡设计师Kerry Hill在印度尼西亚峇里岛设计了一系列的旅馆，设计的灵感来自峇里岛上的民俗风格，但在空间架构及动线的安排上是延伸简约设计的精神。在材料表现上，不只有单一材料或色系，而出现了当地原木、草席、及石板，设计师将这些具有民俗的元素用精准及简洁的细部来处理，同时也将装饰的部份简化，所呈现的空间可以说是现代峇里岛风格。

英国华裔家具设计师Spencer Fung也用简约的工法，注入带有中国风味的设计元素，使得他的家具呈现简约线条及传统的意像。另一位带有民俗风味的简约设计师是法国的Christian Liagre，他的灵感源于法国南部乡村的朴实风味，在某种程度而言，这种所谓民俗化的简约主义，这几年来得到很多人士的认同。而'90年代初期所谓纯白的简约主义反而有退流行的趋势。这个现象在服饰界尤其明显。新的服饰空间渐渐由纯白色系转换成多彩或暗色系，ARMANI Collection在巴黎的新店是个好例子。

如果把简约主义当成一种设计风格，那它的流行时限是可预期的。然而简约主义所代表的思维似乎是包涵一些永恒的价值观，如对材料的尊重，细部的精准及简化繁杂的设计元素等。它的唯美不只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延伸，同时，也涵盖了东方的美学，所以此风格的包容度很高，也是基于这些因素，笔者认为，简约主义的影响力将会延续好一段时期。

第四篇：反暴力讲秩序讲法制讲稿

反暴力讲秩序讲法制讲稿

“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是人们的心愿

“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是人们的心愿，2010年 8月19日阿克苏市发生了严重的暴力犯罪案件，造成6名联防队员和无辜群众死亡惨案。为此，自治区党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通报“8.19”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情况，就进一步做好稳定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见8月27日《天山网》）

8月19日，阿克苏市发生了严重的暴力犯罪案件，新疆民众以及全国人民无不为之义愤填膺，纷纷予以严厉谴责。为之，张春贤书记在自治区党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心情沉重地提议为在“8?19”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中罹难的各族无辜群众致哀，表达对死者生命权的尊重，寄托对遇难的各族无辜群众的哀思。

在万众一致愤怒谴责阿克苏市发生严重的暴力犯罪之佘，笔者不禁在想，这伙丧尽天良的暴徒们，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去做遭千人骂万人咒的罪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境内外的一些三股势力，企图分裂国家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也证明新疆跟三股势力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艰巨的。为此，张春贤书记说：“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党和政府的首要职责。我们的政府是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政府，坚决反对暴力，对一切暴力犯罪行为都要进行严厉打击。”张书记的话不但说出了新疆政府的心声，也道出了自治区人民的意愿。

我们坚决拥护张书记“反暴力 讲法治 讲秩序”的治疆政策，我们要团结一致“反暴力”，打击危害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公共安全的暴力行为。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反对暴力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维护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讲法治”，维护各族人民的团结，切实维护法律尊严，确保新疆社会政治大局稳定，人们生活的安定团结，做一个自觉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我们要身体力行“讲秩序”，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各族人民团结的事，用”新疆兴旺，匹夫有责”的主人翁精神，切实维护自治区正常社会秩序，确保新疆的长治久安，好好珍惜当前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和重大历史发展机遇。

当前，党中央不但对自治区维护长治久安的正当局面高度重视，而且正加大开发新疆经济建设的大力投入，举全国人民之力建设新疆，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的稳疆治疆新政。党中央和自治区政府所做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新疆各族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让人们更加安居乐业，让各族人们更加和睦共处，一心一意谋发展，奔小康。党的政策这么好，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呢？因此，我们要切实团结在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下，与“三股势力”不法暴徒作斗争，保护自治区和谐稳定、谋发展的大局。

哈密市经信委 2014年5月

第五篇：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学习心得

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学习心得

暴力恐怖活动是反人类、反社会的严重暴力犯罪行为，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现今人类社会的一个毒瘤。恐怖分子为了达到自身某个组织、团伙乃至个人的私利，不惜运用爆炸、暗杀、纵火、投毒、劫机、武装袭击、绑架人质等极端暴力手段，残忍地杀害他人，主要是杀害那些无辜的人们，包括老人、妇女、儿童。有的恐怖分子在凶残杀人的同时，还炸毁、烧毁公共设施、公私建筑和其它财物。面对暴力恐怖分子的罪恶，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各宗教教派的人们全都愤怒声讨、强烈谴责，各国政府也都表示了严厉打击的立场，很多国家已经制定颁布了“反恐法”等相关法律，为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提供法律武器。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三股势力”的暴力恐怖活动猖獗不断。自1990年至2001年，“三股势力”在新疆制造了200多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死亡，440多人受伤。2005年至2009年，“三股势力”的暴力恐怖活动又进入了新的活跃期，造成各民族干部群众、武警官兵等200多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

在群体性的骚乱**中，暴徒更是大打出手。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市“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暴徒杀害无辜汉族行人，毒打阻止他们施暴的维吾尔族保安和群众，造成197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还烧毁各种汽车一千多辆，店铺数十家。

这些恐怖分子手段极其残忍，其罪行真是灭绝人性、惨不忍睹。而暴力恐怖分子与被他们杀死炸死、打伤炸伤的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他们只是为了要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对政府的仇视，就对无辜的人们下此毒手，他们哪里还有一点人性呢？“三股势力”在反动宣传中口口声声说什么：为了民族、为了宗教。试问：世界上哪一个民族的道德和信条让他们随意杀人，哪一种宗教的教义让他们滥杀无辜呢？他们残杀的人中，既有汉族群众，也有很多其他民族的干部、宗教人士、教师，甚至少年儿童。这些，让人们更加认识到了“三股势力”的凶残恶毒。一切有良知、有人性的人们都不会容忍这种暴行。他们代表不了任何民族、任何宗教，他们是全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新疆各族人民都是热爱和平、维护国家统一、期盼团结稳定的，我们坚决反对“三股势力”的暴力恐怖行径，我们坚决支持国家政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和惩处暴力恐怖犯罪，坚决维护新疆社会政治大局稳定，维护民族团结。

“三股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主要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暴力恐怖犯罪，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都带来巨大的威胁和破坏。因此，我们对“三股势力”制造的一切暴力恐怖活动和违法犯罪活动，要及时发现、扼杀在萌芽状态，从严从快予以打击，绝不能手软。对一部分“三股势力”的为首分子和骨干分子，以及实施恐怖活动和违法犯罪活动的坏分子，要依法从重从快予以惩罚。讲法治——高举法律旗帜，坚决维护新疆稳定 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即“法律的统治”。它要求确认法律在实现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中的权威性，把法律作为社会调整的最基本形式。

法律意识主要是指人们重视法律、自觉依法办事的思想意识。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掌握法律知识，从法律角度认识各类社会现象，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做出合法性与否的评价。就目前的新疆实际而言，部分群众的法律意识缺失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主要表现在：法律观念模糊、法律情感淡薄、法律信仰低落，从而漠视和不尊重国家法律的权威。乌鲁木齐“7·5”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它表明，在狭隘民族意识的蛊惑下，一些人头脑中的法律意识被荡涤无存，从而疯狂实施非法聚集游行乃至打砸抢烧的暴力犯罪活动。因此，大力加强法律意识的培养就显得更加必要。

首先是确立宪法、法律至上意识。依法治国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其基本内容和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就要求所有公民都要树立法治观念，自觉地学法、护法、守法和用法，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法律规范之下，树立宪法和法律高于一切的观念，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来规范自己的言行，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其次是养成正确的公民意识。公民资格以一个人的国籍为转移，反映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之间在法律上的平等关系。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因此，不论哪个民族的公民，都要增强包括道德意识、纪律意识和法律意识在内的公民意识，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第三是树立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意识。在现代法治社会，绝没有不履行义务的权利，也没有不行使权利的义务。在实践中，公民之间法律权利与义务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是相统一的，不能将二者分开来。只有坚持权利与义务并重的原则，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利益和关系的协调发展。因此，每一位公民都要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言一行都要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现代法治国家不允许任何人有“法不责众”进而“无法无天”的错误思想。

目前，司法机关对暴力恐怖犯罪分子适用所涉及罪名的较重刑罚甚至顶格刑罚予以严处。这种坚决的司法行动对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有效打击了“三股势力”的嚣张犯罪气焰，体现了文明法治国家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职责和使命。此外，我们在具体处理有关“三股势力”策划煽动的暴力恐怖活动和违法犯罪活动的事件时，要善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注意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三股势力”在策划煽动暴力恐怖活动和违法犯罪活动时，往往裹胁一部分群众，或利用一部分群众。因此，我们在处理这类事件时，一方面要严厉打击“三股势力”中的为首分子和骨干分子，以及实施恐怖活动和违法犯罪活动的坏分子，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把问题扩大化，对那些不明真相、被裹胁参加进去的一部分群众，要向其说明事情的真相。在此基础上，对于违法犯罪情节较轻的参与人员，可以从轻或免予刑事处罚，但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使其认识自身错误行为的危害性。近些年来，从公安机关侦破的民族分裂组织、暴力恐怖团伙和严重暴力恐怖案件来看，几乎都受到了宗教极端势力的挑唆煽动或直接指挥。面对“三股势力”利用宗教与我争夺群众、从事分裂破坏活动的严峻现实，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依法管理宗教活动，坚持国法大于教法、教法服从国法，绝不允许出现凌驾于宪法和法律法规之上的所谓“宗教自由”。我们在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更要强调宗教信仰仅限于人们的精神领域，不能介入社会现实生活，决不允许宗教干涉政治、行政、教育、司法、婚姻等。此外，我们要坚决反对非法宗教活动，严厉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的犯罪分子，坚决铲除宗教极端势力。

总之，新疆的社会稳定离不开法治的保证。我们应当以法治为取向，努力营造公正、理性的法治环境，从而保证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讲秩序——维护社会的平安与和谐

讲秩序，就是要求我们每个人无论做人做事都必须要以身作则，遵纪守法，维护秩序。现在的社会生活中，如果没有一定的秩序，社会就会混乱，就会无序。我国《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由此可见，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是我国公民所必须要履行的一项义务。

当前，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各族人民谋发展、思稳定、盼和谐，对新疆的未来充满信心。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同志指出：“没有秩序就没有祥和，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是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基础，是新疆各族人民生活、工作之必需。”我们要积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要团结和凝聚各族人民群众的力量，共同维护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要高度重视各类矛盾和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抓好群体性事件和重大信访问题的处置，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置，务必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坚决避免推诿拖拉，激化矛盾，坚决防止因小事处理不当而酿成大祸的事情发生。要加强法治教育，增强法律意识，积极引导各族干部群众讲政治、讲大局，自觉遵纪守法，保持清醒头脑，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正当诉求,形成人人遵纪守法、维护正常社会秩序人人有责的局面。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以道德文明为核心的“礼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秩序是文明的表达，文明是秩序的动能。比如在公交车或地铁上，是不是给有需要的人士让个座；在电影院、游乐场的售票口，可不可以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排个队；看比赛或表演的时候，能不能礼貌地鼓个掌；不管走到哪里，会不会将瓜皮果壳归置到垃圾桶里„„诸如此类看似平凡且老套的问题，却于细节中展示着城市的社会公共秩序，影响着公共生活的品质。

如果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自觉遵纪守法，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就能够创造一种平安祥和的社会氛围。由此，各民族人民才能紧密团结，共同奋斗，共同努力，积极促进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