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新变化中的中美关系（定稿）

第一篇：国际秩序新变化中的中美关系（定稿）

第八专题

国际秩序新变化中的中美关系

亚太再平衡进入新阶段 2009重返亚太 2012亚太再平衡

2015亚太再平衡新阶段

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

世界力量中心东移趋势加快，亚太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地区 亚洲部分国家的骑墙政策，中国周边的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

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

在亚太地区，美国长期是安全中心，最近十年，中国逐渐成为贸易中心。

 中国是亚洲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



中国是日本、韩国、朝鲜、蒙古、越南、印尼、印度、澳大利亚、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

中国成为朝鲜、蒙古国、缅甸、柬埔寨等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地。



中国同亚洲国家人员往来人数再创新高，中国同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之间人员往来人数2541万人次。



2000年，美国与东盟贸易占东盟整体贸易的16%，中国占4%；2013年，美国下降到9%，中国上升到11%。

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

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

重申对韩国安全承诺，推迟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

同菲律宾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扩大美军在菲轮换驻扎

最新《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再次确认，将在2020年前把60%的海军部署到亚太地区 美国防部部长哈格尔称将在2017年前在日本增加部署两艘宙斯盾舰

高调介入东亚海洋争端，对东海问题，美国总统首次宣称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

对南海问题，美国支持菲律宾诉诸国际仲裁，公开要求中国明确南海断续线的含义，催促中国同亚洲邻国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亚太再平衡新阶段

2015年4月7日-10日，美国防长卡特访问日本和韩国。启程前，卡特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发表演讲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进入“新阶段”。军事升级

加大亚太地区的海空力量部署，包括部署更多的F-22战斗机和B-

2、B-52远程轰炸机，增派“宙斯盾”驱逐舰等。此外，美军的电子部队和新式武器也将出现在这一地区。同盟扩大

美国将强化美日韩同盟，同时还将继续寻求新的伙伴，特别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尤其是美印关系等。TPP加快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被外界称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最后谈判”的12国部长会议8月1日在夏威夷落下帷幕，尽管美方让步之下，谈判取得“显著进展”，但仍有部分条款未能达成一致。

日媒体绘制日美制衡中国路径图

国际规则之争日趋激烈

 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出现新突破 

区域和跨区域机制蓬勃发展 

中美围绕亚投行的博弈

一、国际体系面临新变革

1、G7 G8 G20

2、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关键国际经济机构中影响上升

 世贸组织总干事——巴西人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中国人

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印度人 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巴西人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泰国人 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国香港人

3、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投票权重新分配

 世界银行投票权增加3.13%。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一旦落实，发展中国家份额将提高6%。中国份额世界第三大股东国

金砖银行的建立，标志全球最重要的五个新兴经济体开始采取实质的措施挑战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霸权。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甚至亚洲开发银行等都由美国等西方主导，新兴经济体在现有体制中的影响力与其实际经济表现并不相符，金砖国家的新金融机构将会显著加强全球金融体系。

二、区域和跨区域机制蓬勃发展

欧盟、金砖国家、东盟一体化、其他具有较大影响的地区机制

三、国际规则之争空前激烈

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在舆论、法理、实践上展开对国际话语权和解释权的较量

美欧主导TPP等新一代贸易规则，新兴市场国家加紧推进自贸战略和地区一体化战略 通过国际减排机制展开新一轮博弈

各方围绕相关秩序和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更加激烈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围绕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继续展开竞争。

亚投行协定签署 图解《亚投行协定》 中美围绕亚投行的博弈

亚投行是由中国倡导筹建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

2014年10月24日，中国、印度、新加坡等首批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随后印尼、新西兰等国家也陆续加入。

由中国牵头的新的开发银行的成员资格引发了英美之争。这场争执是美国与中国之间一场日益加剧的激烈竞争的序曲之一，而美中竞争的核心内容是：谁将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

杰夫·代尔 英国《金融时报》

亚投行是做什么的？ 亚投行对中国的四大利好 三大行对比

亚投行美日态度 美国

不希望日韩等国加入，还得考虑日本的立场

已经有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IMF，为什么还要有亚投行？这样做不会有重合吗？ 日本

不会作为创始国加入，看看美国有什么动作

亚投行的主导权在中国手里，我们担心亚投行的管理缺乏透明性。美日TPP牵制中国计谋遭亚投行粉碎

美国搅局南海问题

美国高调介入和直接插手南海问题始于2010年，标志性事件是当年7月2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上就南海问题发言，向中国发难。

希拉里的那次发言实际上成了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热身。随后，美国多管齐下，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经济、外交投入，包括决定在2020年前把60%的海军舰艇和60%的本土外空军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在此过程中，美国把东南亚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南海问题遂成为美国该战略在东南亚落地的抓手。搅局专业户

鼓动东盟向中国集体发声，把南海问题国际化

叫上日本等域外国家一同干预南海事务，想把南海搅得更浑 干脆赤膊上阵，把南海问题变成中美之间的问题

 2014年07月美国提议“冻结南海行动”。



2015年，美国派军舰军机“直接挑战”中国对南海岛屿的主权。



2015年5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讲话称，中方填海造地规模和速度史无前例，超过其他声索国总和。中方在南海的行动与国际准则和规范不“合拍”。

指责中国“破坏南海现状”和“侵犯”别国岛礁主权。指责中国的行动挑战了南海“航行自由”。

一、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二、中方在南沙群岛的建设活动合法、合理、合情。

三、中国建设活动的规模、速度与在南海承担的国际责任与义务相称。

四、中方的岛礁建设活动不会减损各国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

五、中国和东盟国家已明确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

六、美国不是南海问题当事国，南海问题不是也不应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

“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会重现？

美国智库和媒体讨论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的意图，关注的焦点不在于领土的归属，而是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的势力赶出亚洲。有人担心：是否大国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会重现？ 历史上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发生冲突与战争的共有11次，而没有发生战争的仅4次。南海问题国际舆论

中美应加强对话管控分歧

皮尤研究中心民调：中国在世界上的受欢迎程度与日俱增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一份民调显示，67%的中国人和66%的法国人认为中国终将超过美国。而77%的日本人认为中国永远不会超过美国。

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

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终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领袖超级大国。总体来看，受调查的40个国家中27个国家的大部分人们持有这种看法。普遍的共识是，中国在未来终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袖。美国对华看法比较多元 悲观派

只要中国按照现在的速度成长下去，中美对抗甚至是冲突难以避免。乐观性

一个成长起来的中国带来更多机会，能为双方创造共赢的结果。焦虑派

对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表示担忧，但并未得出过于极端的结论。

中美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于6月23日-24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本次对话为三个月后的习奥会做准备。

中国副总理汪洋承认，中美不会在所有事情上达成一致，但两国利益高度融合，谁也承担不起放弃合作、全面对抗的代价。他警告对抗成本，强调“中美不能走大国对抗的老路”。

拜登：中美分歧不是一次对话能解决的，需要“一天接一天的持续努力”。

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回应：等到两国能够在总体上做到“尊重和适应彼此的核心价值”，分歧就可以被管控。

本轮对话磋商取得三大方面成果 重申中美关系正确基调

要共同努力，深化双边务实合作，建设性地管控分歧，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推动老议题取得新进展

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改革、促进贸易与投资、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三大传统议题取得一系列新共识

增加新议题带来新活力

“保护海洋”是本轮对话的新议题。双方就加强两国海洋环保、海上执法、海事安全、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国际海洋事务等方面达成12项合作成果。

中美应加强对话管控分歧 坚持对话至关重要 大方向不可迷失 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

中美如何增进互信？

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美建交35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和世界。



中美双方着眼于未来发展优势的制度与规则之争会更加激烈，但双方斗而不破、适度妥协，两国关系仍将维持既借重合作又牵制斗争的基本框架。

第二篇：国际反恐形势的新变化

国际反恐形势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内容摘要

在反恐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联合反恐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是美国等应对“伊斯兰国”的措施不力。美国已组成60个国家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反恐战略联盟，英、法等国家和欧盟、北约以及阿盟等地区组织均在其中，但由于各国面临的情况不同，受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在联合反恐的问题上各成员分歧不断。而且，目前各国采取的措施有限，多数只能采取限制入境的对策，但这对于当前国际反恐形势无异于杯水车薪。此外，虽说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反恐问题，但仍然有很多别的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如叙利亚难民危机，伊朗核问题，巴以危机等，分散了部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关键词：ISIS，基地，东突，“志愿联盟”，反恐

一、国际恐怖组织

(一)、各组织介绍

恐怖主义，是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国际暴恐的新特点。

欧洲恐怖袭击高发，频发。“独狼式”恐怖威胁上升。外国“圣战”分子跨国流动威胁增大。

即使在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被击毙之后，基地组织仍然未灭绝，艾曼扎瓦希里结果组织的大权后仍然蠢蠢欲动。不仅如此在“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简称伊斯兰国)的出现时候，世界更是动荡不安。我们都知道伊斯兰国原先是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部为名活跃在伊拉克地区，组织各种暴力恐怖事件。

该组织正在争夺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边界地带。它把当地反对派组织“北方暴风”旅赶出了阿扎兹（Azaz），该地是位于阿勒颇市北部的一个补给站。此外，它还把另一个控制中的边境城镇改名为“贾拉卜卢斯酋长国”，并在该地建立了一所学校，同时还在当地宣传女性戴面纱的好处。

其他反对派组织一直提防着ISIS，但是对ISIS的战斗力却十分敬畏。一些组织已经加入了ISIS，为的是与占据了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民兵组织更有效地展开战斗。但是，ISIS的实力和理念已经导致它与一系列反对派组织陷入了冲突之中，不仅是在库尔德地区，在阿扎兹镇以及东部城市代尔祖尔（Deirez-Zor）也是一样。一些小型反对派组织害怕受到ISIS的攻击，所以选择与ISIS合并。拉卡（Raqqa）是唯一一个由反对派控制的省会。在拉卡地区，所有的反对派组织都已经加入了ISIS或努斯拉阵线。努斯拉阵线也是一个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机构，而且与ISIS的实力最为接近。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恐怖组织。截至2015年12月15日，据报世界各地有34个团体宣誓对“伊斯兰国”效忠，预计2016年“伊斯兰国”附属组织数量将继续增加，其成员还将增多。“伊斯兰国”已成为世界最富有的恐怖组织。2015年，估计该组织仅从石油和石油产品中就获得4亿至5亿美元的收入，从抢劫伊拉克各银行分支获取了10亿美元。

在“ISIS”组织中的高级领导是一个十分神秘的人物，他使用的名字是巴格达迪（“AbuBakralQurashialHusay-nialBaghdadi”），且被媒体称为“拉登接班人。他是这一组织的第四位领导人；之前的三位前任都死在了办公室中。

巴格达迪在巴格达北部城镇萨迈拉出生，年轻时主要在巴格达生活。巴格达迪曾发布自传，透露他1971年出生于萨迈拉市，声称是回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人。他在巴格达大学获得回教研究博士，于2003年美军出兵伊拉克时加入武装组织，曾为伊拉克“基地”组织分支的头目。巴格达迪的文凭也使得他成为了全球圣战运动中的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

2014年7月4日，伊拉克境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首次公开现身。其自称“伊斯兰国领袖哈里发”，当天在伊北部城市摩苏尔的清真寺呼吁穆斯林听从他的领导。

（二）、伊斯兰国引起的恐怖事件

1.绑架事件

2014年9月21日，一名法国公民在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遭到恐怖组织绑架，该组织于周一在Youtube上发布影片，要求法国在24小时内停止空袭IS，否则他们将处死这名人质。绑架该人质的组织自称“哈里发战士旅”（Jund al-Khilafah,Soldiers of the Caliphate），原隶属于基地组织北非分支，现宣布效忠于IS。22日，法国外长法比尤斯确认了影片的真实性，并表示被绑架的法国公民为现年55岁的赫维·高德尔（Herve Gourdel）。法国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朗德已与阿尔及利亚总理塞拉尔通话，强调将与阿尔及利亚政府“全面合作”寻找并解救人质。

2.屠杀事件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6年1月16日在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省一个村庄屠杀约300名平民。遇难者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叙利亚政府对屠杀平民的行径进行谴责。

2016年5月31日报道称，发言人阿里·哈西说，利比亚石油设施护卫队夺取了距苏尔特约130公里的瑙费利耶的控制权，尽管该城城外的激战仍在继续中，并有一些护卫队员负伤。5月30日，经过交战，石油设施护卫队夺取了附近城镇本贾瓦德，战斗中有5名护卫队员战死。

二、应对与志愿联盟

(一)、志愿联盟简介

因为伊斯兰国在世界各地组织的暴力恐怖事件，使得各大国围绕打击“伊斯兰国”的共识有所增加，但未能形成同仇敌忾的共举。美，欧，俄，中东等各方形成的“志愿联盟”犹如九龙治水，均扛着反恐的义旗各有打算，反恐为名，牟利为实，难以形成协调一致的诛暴救治和治乱行动。

在反恐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联合反恐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是美国等应对“伊斯兰国”的措施不力。美国已组成60个国家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反恐战略联盟，英、法等国家和欧盟、北约以及阿盟等地区组织均在其中，但由于各国面临的情况不同，受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在联合反恐的问题上各成员分歧不断。而且，目前各国采取的措施有限，多数只能采取限制入境的对策，但这对于当前国际反恐形势无异于杯水车薪。此外，虽说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反恐问题，但仍然有很多别的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如叙利亚难民危机，伊朗核问题，巴以危机等，分散了部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即使如此，“志愿联盟”还是对伊斯兰国进行了多次剿灭活动。(二)、志愿联盟反恐行动

2016年3月1日，五角大楼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将使用新型数字武器压制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通信、军队控制和财务管理能力，而且还提供了一些网络反恐的细节信息。

2017年1月18日，与俄罗斯联邦空天部队在叙利亚阿勒颇省首次共同进行了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空中军事行动。针对“伊斯兰国”的空中打击行动与叙利亚方面已协商好，根据协商，参与空中军事行动的有9架俄空天部队飞机，包括4架苏-24M，4架苏-25，和1架苏-34轰炸机；土耳其空军飞机共有8架，包括4架F-16和4架F-4。

叙利亚军方2017年4月13日称，美国领导的反恐同盟当天袭击了一个“伊斯兰国”（IS）控制的化学武器库，导致上百人死亡，包括平民。(三)、反恐根源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欧美必须反思过去这些年在中东北非地区的所作所为不从根源上反思欧洲家门口的中东北非持续**这一诱因，就难以铲除恐怖袭击肆虐这一恶果。

一是要放弃反恐双重标准，真诚反思推进国际反恐合作。二十要在中东北非治乱问题上做文章，发挥大国作用协同努力稳定地区形式。三是要强化国内反恐，打防并重，推动国内去极端化进程，促进社会和谐，标本兼治。欧美国家如果不拿出点真功夫，恐怖袭击可能从频发变为常态。

三、中国境内的恐怖主义

(一)、东突

即使实在和平发展的中国暴力恐怖组织也有不少，其中最具有代表力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东突势力。如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近年来，中国暴力恐怖时间也时有发生。如新疆7.5打砸抢烧暴力恐怖事件，4.30乌鲁木齐火车站恐怖袭击事件。3.1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10.28暴力恐怖袭击案。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以下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

(二)、3·1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

2014年3月1日21时20分左右，在云南省昆明市昆明火车站发生的一起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该团伙共有8人（6男2女），现场被公安机关击毙4名、击伤抓获1名（女），其余3名落网。此案共造成平民29人死亡、143人受伤。

习近平主席也在讲话中提到“近年来，国际社会加大反恐合作，恐怖组织蔓延势头得到遏制，但恐怖主义的毒瘤并未根除。中方主张建立全球反恐统一战线，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切断恐怖主义利用互联网从事恐怖传播活动。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身处国际反恐斗争前沿。我们将积极参加国际反恐合作，并向其他国家加强反恐能力建设提供支持，共同为各国人民撑起安全伞”。(三)、中国的应对

中国目前采取的措施。一是继续坚持以联合国在国际反恐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谨慎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防止美国将国际恐怖东引至中国。二是坚持和推广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理念，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手段，加强源头管理，防患于未然。三是推行有别于西方的反恐对话与交流。

第三篇：评中国力量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

评中国力量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

音乐学院 13级3班

07号 左壬鹏

评中国力量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

70年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硝烟中，各国携手创建了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70年后，在国际秩序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恪守各国对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的承诺，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思考。中国作为战后秩序基本原则的积极维护者，一方面与其他国家一道坚定捍卫有关二战的正确历史观，另一方面还担负着推动国际秩序不断优化完善的历史责任。中国新时期的对外战略全面展开，基本形成以“中国梦”为统领，以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根基，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命运共同体”为主线，以形成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目标的系统战略布局。

战后秩序为何难以为继？当前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式确立的，其突出标志是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建立及其对国际事务的长期管理。历经70年沧桑，支撑这一国际秩序的若干核心原则仍在持续发挥重要指导作用。一是“主权独立”原则。《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明确规定“不干涉内政”，为民族国家间关系的处理提供了规范，构筑了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面貌。二是“各国平等”原则。《宪章》明确规定“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不断推进提供重要的法理依据。三是“集体安全”原则。《宪章》对使用武力的条件做出明确限定。四是“大国协商”原则。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被赋予引领责任，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时力争兼顾公平与效率。五是“发展”与“安全”并重原则。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保障。

由上述原则所支撑起的战后秩序，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不仅维护了世界总体和平，而且为各国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构成战后秩序的这些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往往打了折扣。例如，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事情仍时有发生，“各国平等”原则的实现一直有很大局限性等。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战后秩序仍有不完备的特征，并包含一些干扰性因素。不完备，是指这种所谓的战后秩序其实并非真正的全球秩序。正如基辛格在其《世界秩序》中所言，战后秩序有很强的西方色彩，而除此以外，世界上还同时存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区域性秩序。另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干扰性因素。一是美国的“例外主义”。美国虽是战后秩序的重要缔造者，但美国只是将其当做霸权工具，按照自身好恶对战后秩序的基本原则随意做出解释和滥用，并绕开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我行我素。可以说，战后秩序的衰落与美国的“任性”有很大关系。另一个因素则是始终难除的冷战痕迹。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集团的对峙极大地削弱大国之间的合作氛围；冷战结束后，美国同欧洲、日本等国的安全同盟不仅没有解体，反而不断强化，矛头暗中对准中俄，始终给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与此同时，新兴力量的崛起，也在不断冲刷着战后秩序的根基，使这一秩序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和非西方国家的群体崛起，造成传统权力结构失衡，各方围绕权力重新分配的战略博弈明显升级。经济全球化让各国之间日益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不仅使传统的国家主权变得模糊，还带来了金融安全、移民问题、气候变化等诸多全球性问题。对于这些新出现的全球性非传统议题，战后秩序明显应对乏力。文化多样化则使国际社会的价值判断和战略选择更难统一，西方文化、亚洲文化、伊斯兰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与冲突融合，正悄然改变着战后秩序的话语氛围和法理基础。时至今日，虽然战后秩序总体框架仍在，但基础已明显松动。

战后秩序带来哪些深刻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战后秩序的松动进一步加剧，具体来说，带来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大国关系失和，战后几十年来大国稳定格局面临考验。大格局下，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拉拢盟友对中国实施封堵，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上升；围绕乌克兰局势俄罗斯与西方展开激烈博弈，美欧对俄实施严厉经济制裁，双方关系跌至冰点，一些人预言欧亚即将上演“新冷战”；中日关系因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龃龉不断，日本加紧修宪、备战，令人担心“一战”或将在百年后的东亚再度上演。

热点问题失控，凸显战后管理机构的能力赤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甚大，表明管理国际金融秩序的相关机构已难以确保全球经济有序运行。近年来，涉病、涉恐、涉网等多领域挑战更是层出不穷：埃博拉疫情的爆发，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防控机制的薄弱；全球恐怖主义再度回潮，“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南亚、非洲恐怖组织遥相呼应，国际社会迄今缺乏良策；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但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乏善可陈；网络无序状况也异常突出，社交媒体成为恐怖极端组织的舆论阵地和招募平台，各国激烈争夺网空规则主导权。

经济增长失速，全球发展难题更加突出。由于长期以来全球发展高度失衡，安全困境对各国发展的制约日趋明显，以及新一轮全球经济谈判的分散性和竞争性，全球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始终不足，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都饱受经济困扰，并在苦苦寻找新增长点和新型发展模式。

各国治理失据，无形中削弱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内根基。在美国，继“占领华尔街”的青年运动后，种族矛盾严重激化，已爆发多次大规模社会抗议；欧洲多国负债累累，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外来移民不满情绪上升，欧盟信誉饱受考验；中东“阿拉伯之春”造成各国长期动荡、民生凋敝。2014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前100名的国家中，有30多个国家爆发了较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各种各样的国内困扰迫使各国政府更加“内向”，忙于独善其身，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和投入明显减弱。

凡此表明，延续70年的战后经济、政治、安全、社会秩序已越发难以为继，世界正处于旧秩序将退未退、新秩序将出未出的转型过渡期。

未来的国际秩序将走向何方

这种将出未出的新秩序究竟是什么样儿？对此，恐怕还一时难以给出明确答案，因为历史不会线性发展，未来国际秩序将主要取决于各方的战略选择。综合目前各种因素，我们仍可大致勾勒出未来国际秩序的几种可能前景。

首先是“大融合”的世界前景，即各国在经济领域合作共赢、政治领域包容互鉴、安全领域和平共处、社会领域国民相亲、思想领域多元统一的光明前景。虽然这种状态有些理想化，但也并非空中楼阁，战后秩序已为这一前景提供了总体框架，各国经过几十年磨合也初步形成合作的习惯和共存的机制，这也正是当前大国关系始终斗而未破的原因所在。只要各国心存善念、积极作为，这一前景是可以期待的。

与之相对的则是“大分裂”的世界前景，即主要大国分化重组成彼此对立的集团，并发生难以逆转的战略对抗，世界再度陷入冷战式的两极对峙格局。由于一些国家的冷战思维难以根除，冷战期间所遗留的军事同盟不断强化，对抗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如果各国任由低烈度摩擦冲突不断升级发酵，最终导致分裂和对抗并彻底摧毁世界和平，也并非不可想象。

同样也不排除出现“大混乱”的世界前景。金融、网络空间、疾病等全球难题给各国的安全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全球治理机制尚不完善，各国又各怀心思、拧不成一股绳，可能迫使各国制定自私自利、转嫁危机的对外政策，最终导致各国合作应对全球危机的彻底失败，战后秩序进一步瓦解。眼下的中东已露出这样的苗头，亚洲和非洲也都有一些可能引发地区混乱的“突出问题”或“问题国家”。如果没有有效的国家、地区和全球治理方略，这些难题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当前，世界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各国的战略选择将决定未来的世界能否延续和平与繁荣。毫无疑问，没有哪个国家愿意退回到大国对抗的时代，重演一战和二战的颠覆性错误；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对当前的全球危机始终无动于衷，导致所有国家都沦为输家。在当前这个各国休戚与共的时代里，每个国家都必须着眼于本国人民的根本福祉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做出审慎、理性的战略选择，共同探寻更加有效的国家和全球治理方略，进一步协调合作、共谋发展、包容互鉴、互尊互信，共同构筑权责共担、各尽所长、公平正义、全面持久的全球秩序新框架。

中国如何布局对外战略

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秩序变革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一方面，中国是战后秩序基本原则的积极维护者，坚定捍卫有关二战的正确历史观，坚决反对任何否认、歪曲、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担负着推动国际秩序不断优化完善的历史责任。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实践，中国新时期的对外战略全面展开，基本形成以“中国梦”为统领，以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根基，以坚持党的领导、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等原则为基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正确义利观”等理念为指导，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命运共同体”为主线，以形成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目标的系统战略布局。

在这一布局下，中国同主要大国的战略合作与对话进一步拓展。中国提议与美国共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通过“庄园会晤”和“瀛台夜话”两次“习奥会”深化战略互信，力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签署两军规避冲突谅解备忘录。中俄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高水平推进，签订《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及西线天然气管道供气协议，确立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2000亿美元的目标；中国发表10年来第二份对欧政策文件，规划未来5-10年中欧合作蓝图，全面推进务实合作迈向创新合作；同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中国则力推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加强战略合作。

在这一布局下，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快速推进。中国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提倡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亚洲理念引领地区发展，以亚洲智慧化解安全难题；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构想，强化与周边各国互联互通和合作共赢，沿线多国群起响应；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亚洲经济进一步腾飞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中非方面，中国提出推动“七大合作工程”、共建“三大交通网络”等倡议，双方在铁路、矿业等领域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中拉方面，举行首次中拉领导人会晤，宣布建立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正式创建“中国—拉共体论坛”。

在这一布局下，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应对各类全球热点问题。核问题上，中国明确阐述自己的“核安全观”，强调发展和安全、统筹和差异、自主和协作、治标和治本“四个并重”。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每年拿出2000万美元支持南南气候合作，并承诺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网络空间问题上，中国主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建立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所有这些举措和主张，都是在国际秩序深刻转型、中国深刻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做出的长远部署，是对各国平等、大国协商、集体安全、共同发展等战后秩序基本原则的维护和推进，更是在履行中国作为新时期“负责任大国”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

音乐学院 13级3班

07号 左壬鹏

第四篇：反建制主义与国际秩序

【名家之言】阎学通：反建制主义与国际秩序

反建制主义与国际秩序

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苏联解体后，老布什政府提出建立全球化的国际新秩序。当时全球化秩序的主要体现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两大潮流。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力提倡全球化，中国曾反对全球化并将其称为“美国化”。20多年后的今天，中美两国政府在全球化问题上调换了立场，中国提倡推动全球化，而特朗普政府则采取了反对全球化的政策。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化的态度反映出了西方国家内部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浪潮。面对这个历史新现象，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分别于2016年11月和2017年1月组织了“国际思潮发展趋势研讨会”和“反建制主义与未来国际秩序研讨会”。受与会专家发言的启发，笔者在此谈一下对反建制主义思潮的管窥之见。

自2015年英国“脱欧”公投通过后，学界普遍认为一种新的国际思潮正在兴起，但对于这种思潮的本质是什么却难以形成共识。学者们为这种思潮起了许多不同的名称，如民粹主义、大众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重商主义、排外主义、右倾、极左、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等等。在上述众多名称中，“民粹主义”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人们为何喜欢使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不得而知，但人们对“民粹主义”有三点共识：第一，这是一个贬义词，可用于描述一种不好的思想观念。第二，该名称没有明确的定义，内涵所指是不明确的。第三，这个概念的优点是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可以被概括成为同一思想。

民粹主义 ”被理解为既是思想，也是运动，还是政策。然而，思想、运动、政策三位一体并非民粹主义的特殊性，而是许多思想观念的共性。任何一种思想被大众接受都能发展成为运动，被政府接受则会转化为政策。近代史上出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都具有这种三位一体的共性。民粹主义被认为具有反现代化和反全球化特点，表现为反精英、反官僚体制和反对现行政策。然而，这三点也不是民粹主义的特殊性，而是所有反政府的政治思潮的共性，甚至中国封建时期的很多农民起义也具有这三个特点。由于“民粹主义”是含义不明的概念，因此这个概念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当前这股政治思潮的本质。

众多不同名称描述同一种思潮和“民粹主义”一词缺乏明确定义，都反映出人们还缺乏对当前西方社会兴起的这股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的认识。经过两次研讨会的讨论，笔者认为，这股新思潮的本质是反对极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民主、平等。这三个核心价值是近代历史上指导人类进步的政治理念。西方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于是自由主义成为国际主导价值观。自由主义的胜利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意识形态之争的“历史终结”，即再也不会有任何意识形态能与自由主义争夺道义上的正确性了。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主导地位逐渐地培养出极端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政治正确”原则使自由主义走向极端，失去了包容性，走向自己的反面，从而在西方社会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对立。

“政治正确”使自由主义不容忍非自由主义的言行，人们在任何场合的言行如果不符合自由主义，就要受到舆论的批判或公众的蔑视。这在国际政治中表现为自由主义信仰人权高于主权，于是维护国家主权的言行被谴责为落后的“威斯特伐利亚”观念。“政治正确”使自由主义不再接受通过民主程序得出的违反自由主义观念的结果。例如，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们高举“不是我的总统”标语拒绝接受特朗普赢得大选的结果。“政治正确”使自由主义不允许给非自由主义行为体以平等地位。在国际上，自由主义在反恐和反分裂的问题上都采取双重标准，反恐和反分裂的政策只用于反对西方国家内部的反政府力量，而将非西方国家内反政府的恐怖势力和分裂势力作为“自由战士”来予以支持。

其实，“政治正确”这个原则并非只把自由主义推向极端，使之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这个原则可以将任何一种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推向极端，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进入21世纪后，宗教激进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使恐怖主义泛滥。当“政治正确”将言论自由推向极端时，同样会导致暴力冲突。批评本群体领导人的言论具有自我批评的性质，因此批评的自由度较大，然而，批评他群体领导人的言论自由如毫无限制就有导致暴力冲突的危险。例如，2011年和2012年，法国《沙尔利周刊》发表嘲讽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该杂志社也遭到暴力攻击。

虽然当前这股政治思潮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在反对极端自由主义这一点上有着共性，因此笔者认为，“反建制主义”这个名称能较为准确地反映这股政治思潮的性质。反建制主义是全球化时代产生的一种政治思潮，其反对全球化的特征是全球化时代之前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思潮所不具备的。其反对全球化的具体内容是针对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客观现象。反建制主义和人们常说的民粹主义的特点有所不同。

首先，反建制主义并不是反对精英主义，而是反对自由主义的精英。由于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占有主导地位，而在多数非西方国家不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反建制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比在非西方国家要强烈。反建制主义提倡的是以观念相对保守的精英取代自由主义的精英。

其次，反建制主义只反对自由主义的某些观念和政策，并不是反对现行的政府官僚机构和体制。反建制主义推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仍是在原有政府机构框架下治理国家，而并不是打破原有的政府机构，建立新的机构。这既不同于苏联取代沙俄的政权更迭，也不同于法国大革命的改朝换代。反建制主义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的移民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政治正确”原则，但它并不反对政治民主体制、市场经济制度和言论自由原则。

第三，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强人特点表现为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他们从思想上反对自由主义，但取代自由主义政策的新政却效果不佳，于是在自由主义政策和反自由主义政策之间来回摇摆。反建制主义领导人与独裁者有所不同，独裁者的政策取向是确定的，而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政策取向则是不确定的。特朗普执政的几个月里，其对俄政策、对朝政策、对华政策、对盟友的政策都是摇摆不定的，有时甚至是180度的转变。特朗普政府的决策行为具有敢于冒险且不怕失败的特点，有点像在赌场里玩游戏。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与反建制主义本质是反对自由主义但缺乏系统性的思想主张有关。

反建制主义思潮在较多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出现，这意味着导致这种思潮形成的原因并非国别性的而可能是全球性的。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使两极分化问题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同时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两极分化都十分严重。此外，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不断扩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受的伤害大于收益。例如，金融危机、恐怖主义、非法移民、疾病、走私、贩毒、电信诈骗也具有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负面作用给反建制主义兴起创造了社会条件，反全球化、反外来移民、反自由贸易、反对向国际机构让渡主权等思想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些思想都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反建制主义主张强化主权边界的控制、限制移民数量与权利、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收回让渡给国际机构的主权，等等。

由于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自由主义价值观之上的，因此反建制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挑战就不可避免地对现行国际秩序构成冲击。2016年以来，国际秩序所面临的新挑战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内部，这不同于非西方国家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国际主流价值观的变化角度来理解当前国际秩序的变化趋势。反建制主义思潮并非一日间发展起来的，这种思潮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有了快速蔓延之势。只是当这种思潮导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后，其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才凸显出来。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是西方国家的领导，是自由主义的领头羊，也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大支柱。如今，美国政府突然要改变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不再遵守现行国际规范了，这意味着现行国际秩序的支柱动摇了。

英国政府在“脱欧”问题上的务实政策和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政策不断失败，这意味着，虽然自由主义面临着反建制主义的挑战，但它仍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对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政策选择具有牵制作用。反建制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并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产生深刻影响。

第五篇：浅谈完善税收协定构建合理国际税收秩序

“由于相互协商程序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税收争议，以至于众多争议得不到有效解决而最终不了了之。”“国家间所得税制和双边税收协定的差异没有消除，纳税人在自由流动中依然面临被迫遵从多种税收规则而导致高成本的局面。”在不久前召开的中欧税收协定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中外专家指出国际税收协定依然未能彻底解决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问题，并对此提出了不

同的解决方案。

经济全球化使国际税收协作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展开

在此次由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和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维也纳经济大学国际税法研究中心、世界税法协会等协办的研讨会上，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会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郝昭成，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北京大学教授刘剑文等专家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组织越来越重视国际税收协作。自1899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来，现在全球约有2000多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正在得到执行。中欧彼此都是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欧洲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避免国家间双重征税协定范本的发源地，在国际税收理论与实践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中欧税收界的学者共同探讨国际税收协定问题，从短期内而言，有利于当前减少税收壁垒和抵制经济贸易保护主义，从而对应对金融危机起到一定的现实作用；从根本上看，有助于塑造更加健康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

维也纳经济大学国际税法中心主任迈克尔·兰教授说，随着欧盟成员国的不断增加，欧盟不断扩大，欧洲税收的一体化进程也得到发展。欧盟运用欧盟法院的裁判功能，不断取消各国对欧盟税收统一的障碍性制度。欧盟目前正在考虑统一企业所得税税基，这项工作可望在2010年启动。

奥地利财政部国际税收法律顾问、oecd税务培训中心名誉教授汉缪·鲁柯达指出，oecd和联合国（un）避免国家间双重征税协定范本，平衡了协定伙伴的关系。比如，由于中国接受了oecd范本注释关于非成员国地位的规则，中欧之间税收协定的统一协调性大大增加。

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协定处处长傅瑶透露，目前中国已建立了全球范围的税收协定网络，对外签署协定90个，其中欧洲38个、亚洲和大洋洲34个、美洲9个、非洲9个。中国税收协定工作发展与改革开放历程同步，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主要与发达国家签订税收协定。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与发达国家谈签的同时，开始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开展协定谈判工作。第三个阶段从2000年以后开始，更多地与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境外投资较多的国家开展协定谈判工作。税收协定在国际税务管理工作中发挥了法律保障、税收优惠和协商合作作用。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表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与其他国家协调双边税收关系，基本上局限于交通领域，主要是签署海运和空运税收协定。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协调税收管辖权的范围，从单一的交通运输领域，向跨国投资、技术交流和劳务流动等多方面发展。一系列税收协定的成功谈签，贯彻了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的开放战略，加快了中国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步伐。

现行税收协定并不能充分消除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组织越来越重视国际税收协作。截至2007年底，世界上174个国家（地区）共签订双边国际税收协定2730个。但这些国际税收协定还存在诸多问题，并没有充分消除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

汉缪·鲁柯达举例说明了双边税收协定在欧盟内存在的一些扭曲现象。比如希腊某公司为获得税收饶让，在塞浦路斯设立控股公司；比利时银行通过奥地利银行对中国提供贷款，以享受对利息总额70%征税的好处。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智勇指出，事实上，欧盟成员国之间已存在广泛的税收协定网络。但是，在欧盟现行法律框架下，27个成员国依然享有税收主权，这意味着单一的内部市场存在着27套内容迥异的所得税法。因此，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在所难免，对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产生壁垒效应。

**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永伟指出，目前世界各国之间缔结有数以千计的国际税收协定，但却没有负责对这些协定进行监督的国际组织，没有负责解决由协定实施而引起的争议的专门机构，也没有适用于解决税收协定争议的统一的国际规则。

长春税务学院教授王君指出，目前避税地签订的税收协定相对较少。据估计，避税地持有的财富导致世界各国政府每年损失2550亿美元的税收。由于避税地的特殊税收政策，世界各国因为担心避税地滥用税收协定或利用其他手段避税，所以都尽量避免与避税地（离岸金融中心）

签订全面的税收协定。与此同时，避税地也不愿在税收协定中加入情报交换等条款。因而，反映在签订税收协定的数量上，各大避税地签订的税收协定相对较少。

税收协定如何应对挑战

目前，国际税收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经济全球化、电子商务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经济活动的跨国色彩越来越浓厚，避免双重征税的难度不断加大，通过侵蚀税基、延期纳税、套利行为等方式的避税行为不断增加。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挑战，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张智勇认为，为了建立一个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市场，需要进一步完善双边税收协定，缔结多边税收协定。多边税收协定可以消除多个税收管辖权造成的双重征税，消除双边税收协定的差异，便于税收协定的统一解释，促进税务当局的更紧密合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汤贡亮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投资会逐步增多。中国的税收协定政策应更多地关注居民管辖权规则，关注对纳税人的平等保护。随着中国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针对外国投资的减免税政策的调整，国际避税现象会更加活跃。当新企业所得税法通过“特别纳税调整”规定加大对企业避税行为的监管力度后，企业会通过各种隐蔽途径转移资金或者通过名义上的投资者来设立相关企业，以图继续转移利润而避税。甚至有可能出现一些真正的非关联企业夹杂在转移定价的过程中，成为所谓的过桥企业，以图迷惑、干扰税务机关的视线。对此，中国政府在签订和适用税收协定时应该未雨绸缪，及早应对。当前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有所抬头，寻求税收壁垒的保护也可能成为一种选项。合理调整国际税收协定，不但对克服当前的金融危机有所助益，而且将有利于建立更加健康的国际经济秩序。

靳东升则提出，在税收协定上，不能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公平。由于发达国家间的投资和贸易往来大致平衡，适用于发达国家间的协定范本，显然不能够适用于投资和贸易往来都不相当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不同，发展中国家位于不利的地位。按照统一的市场规则，发展中国家将很难参与竞争。应根据国家的差距，允许发展中国家实行一些优待政策。这符合亚当·斯密提出的量能负担理论，即相同能力者纳相同的税，不同能力者纳不同的税。

还有一些专家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组织在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和税收征管互助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谈签税收情报交换协议、在税收协定范本中加入征管互助条款等，已成为国际税收合作的新趋势。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特别是对离岸金融中心，通过谈签税收情报交换协议等措施，用好税收情报交换和税收征管互助等手段，提高国际税收管理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