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提高国民幸福指数,构建和谐社会（推荐5篇）

第一篇：不断提高国民幸福指数,构建和谐社会

不断提高国民幸福指数，构建和谐社会

现代社会，尤其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社会核心价值已从经济发展提升到增进民生福祉的高级层面，而民生福祉的内涵丰富，绝非仅指GDP或物质财富的增长，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国民幸福。政府关注国民的“幸福感”，把国民幸福指数作为重要内容，正式列入国家统计局统计调查，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理念、模式以及战略实现了重大转变与提升，即从片面追逐GDP、追求经济的发展转变为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步与协调，构建各方面全面统筹发展的和谐社会；不再独尊经济指数，单纯以GDP为指向，而是添加更多更人性化的衡量指标，以造就全体国民的幸福为依归。此举反映出政府把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执政理念转化为政府行为和政策制度的努力。

一、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奇迹，人民幸福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得到同步的提高，甚至还出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民幸福感觉下降的情况。单纯的GDP指数上升，并不能反映百姓的幸福程度，因此，国家统计局即将出台幸福指数，应该说的确能够更好地“适应各方面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民的全面发展以及、人文这方面的需求”。

（一）“幸福指数”的内涵

近年来，“幸福指数”一词在社会上被广泛运用。指数，本是经济学中经常用到的一个术语，其最初含义是指某一经济现象在某一时期内的数值和同一现象在另一个作为比较标准的时期内的数值的比数，反映的是经济现象变动的程度。后来，这一术语被广泛运用，逐渐演变为一个大众词汇。幸福，是与“美好”联系在一起的，对它至少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美好的生活；另一是指人们的主观感受和体验。由于每个个体都浸染于特定的文化，因而这种幸福体验便具有了较多的文化特色。幸福指数所针对的幸福，显然接近于人们对幸福的后一种理解，也可以称之为幸福感。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外研究者对幸福感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尽管研究者对幸福感的含义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在将幸福感作为体现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内容方面则存在着广泛的共识。与此相应，幸福指数也被认为是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在对以往的幸福感研究加以整合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从形式上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并不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情绪状态，而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正向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与发展状态。幸福感是一种个体的心理体验，但幸福指数反映的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者说社会现象，是一般人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程度。

（二）经济发展不是一把“万能钥匙”

第一，经济发展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经济发展是国民幸福的基础，没有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就不会有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经济的发展是“万万不能”的，但是，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还证明了另一条真理：经济的发展不是“万能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经济单方面的发展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例如，国民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与国民幸福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领域的公平公正问题就没有得到切实解决，部分国民利益和幸福甚至当作所谓“经济增长的代价”被牺牲掉了。

第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幸福不是经济上的富足所能完全包含和覆盖的。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及发达与欠发达国家的实践都证明，经济上的富足或财富的增进、GDP的增长等等，只是全体国民需求的幸福的内容之一，不能代表幸福的全部，概括不了幸福的全部感受。

二、和谐社会意味着较高的幸福指数

社会和谐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一）幸福指数的内在涵义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一致性

“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也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幸福美好的社会图景。“各尽其能”可以理解为人们潜能的充分发挥；“各得其所”可以理解为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充分满足；根据我国文化传统，也可将“和谐相处”理解为人们的一种基本需求，这意味着在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里，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可以得到很好的满足，人们可以通过自身潜能的充分发挥而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依据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作为体现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感，其基本内容恰恰是人们对自身所具备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的一种积极的体验。从这个角度上讲，幸福指数的内在含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又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提升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也就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古往今来，幸福就是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的鼓舞人心的口号。它不仅被视为人生的追求，而且也被视为社会政策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幸福指数能否成为一种切实的政策目标，关键在于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幸福体验。在以往的幸福感研究中，研究者曾经提出了一种幸福感的人格决定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人们的幸福感比较稳定地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但后来的研究者却发现，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与人们的幸福感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能够为人们提供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与该国人民的幸福体验息息相关，而人们所具有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恰恰是政策可以关注并能够发挥作用的。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政策选择必然是人民利益至上，在各项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必然把为人民谋幸福、提供尽可能优越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作为价值标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集中体现了政策制定中这种鲜明的价值取向。

（二）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

衡量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最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人们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从这个标准来看，以往将GDP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的做法显然是不充分的。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可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和谐发展。所以，作为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幸福指数成为一种现实的政策目标。当前，我国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期，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人们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充分考虑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人们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

重视幸福感和幸福指数，反映了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而为了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实施惠民工程，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三、不断提高幸福指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经济发展、环境优美、人际和谐、全体社会成员欢乐幸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要关注经济硬指标，更要关注人民大众的切身感受。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城乡居民的幸福感，是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一）促进社会和谐急需解决的问题

居民幸福是政府制订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也是检验公共政策的最终标准。提高人民的整体幸福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目前应重点解决影响幸福感的最突出的问题。

中国社会调查所2005年的一项调查称，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已连续4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产生不公平感的心理机制是社会比较，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评价不是投入和产出的经济学比较，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回报多于自己的付出就会有满意感和公平感，而是要把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与他人的付出和回报作比较，只有他认为自己的投入产出与他人的投入产出相当时，他才会觉得是公平的。由于社会比较心理的存在，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都可能会觉得不幸福。

另一个影响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是贫穷。来自零点公司的调查表明，在中国，无论城乡，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有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

此外，在子女教育需求和健康需求刚性增长的同时，子女教育费用和医疗价格快速上升，农村家庭因灾、因学、因病致贫和返贫情况更加突出。

（二）提高幸福指数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避免将“幸福指数”形式化。目前，幸福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应该主要采取探索的方式，尤其需要从中更多地知道到底有些什么因素影响了市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随之不断完善施政的指标体系。目前幸福感测量研究存在指标不统一、研究方法有待创新、文化差异性日益突出等问题，所以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出发，编制一套适合当今中国居民的幸福感量表即幸福指数，是最为迫切的问题。

其次，要避免短期行为。对政府而言，让城市未来的幸福度有长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为重要。我们所谓的极大化幸福，并不是极大化今天的幸福，而是要极大化全部的幸福。政府给老百姓一些小恩小惠，可能老百姓短期内会很开心，但从长期来讲，实际上却是降低了幸福。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先升后降，正说明了我们是没有注重长期的发展。

最后，要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很多人把幸福等同于吃喝玩乐、不求上进，等同于安逸，这是非常错误的。主观幸福感同样也来源于一个人的成就感，对社会的贡献，人际关系和谐等。如今很多人注重在物质地位上相互攀比，要买比别人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车。这种竞争从短期的、个人的角度来讲可能会增加幸福，但从长期的、社会的角度来讲却会降低幸福。

第二篇：提升幸福指数,构建和谐社会

提升幸福指数，促进和谐发展

何谓幸福？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是一种满足感，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质层面。幸福指数即是衡量这种幸福感的客观指标。两会期间，“幸福指数”也成为了热门词汇，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与GDP的增长成正比，反而许多人感觉富而不快，饶而不悦。

纵观历史，唐太宗执政时的“贞观之治”、唐玄宗在位时的“开元盛世”，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故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而如今高楼林立，各式别墅小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种如“尊贵奢华，皇室享受”的广告铺天盖地，而百姓唯有感叹再感叹；“物美价廉”这个词似乎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已经为我们的生命安全敲响了警钟。物价上涨，居民购买力大大降低，于是 “豆你玩”、“蒜你狠”、“苹什么”等流行词汇接踵而至；农村“孤寡老人”和“空巢老人”不禁勾起人们心中那一幅幅吃不饱、穿不暖的画面；紫金矿业有毒废水泄露、梅花味精污染事件、松花江化工桶游弋等也给我们沉重的一击。正是以上种种因素降低了我们的幸福指数，阻碍了我们追求幸福的过程，放慢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脚步，因此提升幸福指数必须成为政府重要的价值取向。

首先，宏观调控，稳定房价。政府必须出台相应的楼市调控政策，充分利用“房产税”、“商品房限购”“控制房贷利率”这三杆长枪，加大打击恶意炒房力度，并调整住房结构，大力兴建保障性住房，给群众一个幸福的港湾。

其次，严厉查处整治，确保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改进监管模式，加大对食品各生产加工环节的查处力度，做到分工细致、职责明确、监管到位，严格做到发现一例处理一例，绝不留隐患。；立法机构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严厉惩处食品安全犯罪分子，让有毒食品夭折在襁褓中，还人民一个安全的食品环境。

再次，创新养老保障机制，让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政府应该积极承担有限的财政责任，加大财政支付力度，提高保障标准，提高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的政策，让农村老人得到真正的保障。

最后，调整结构，优化布局，创造环境友好型社会。政府应立足当前，放眼未来，着力落实污染整治工作，将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企业拒之城区之外；环保部门应加大监督力度，加强监督问效，确保落到实处，收到实效；企业应当调整自身产业结构，改进生产设备，引进先进技术，综合治理污物排放，同时企业应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充分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创造一个和谐的未来。

第三篇：国民幸福指数论文

国民幸福指数理论探究

姓名：张俊发

班级：1003

指导老师：刑振江

国民幸福指数的理论探究

摘要: 随着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虽然GDP是不断的增长，但是民生问题和环境问题不断的暴露出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本文从各个方面来分析探究国民幸福指数的构建，旨在以后的国民幸福指数的建设过程中提供借鉴。

关键词:国民幸福指数

发展情况

影响因素 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中国的奇迹”。然而，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提升国民的社会福祉、增进国民的幸福程度，国民幸福感应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我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已经显著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活状态，但经济增长向国民幸福的转化依然存在着广阔的改进空间，而国民在生存需要有效满足之后也必将更加关注发展和享受需要的满足。据此，单纯从经济增长维度去理解社会发展越来越暴露出狭隘性，我国在追求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同时，必须更多关注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和增进途径，着力探究经济增长向国民幸福转化的有效方式，而幸福感、幸福指数、幸福感排名等也已成为时下中国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的主题。

一、国民幸福指数的产生和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GNH）”在不丹（Bhutan）诞生，有其历史社会和政治环境。在不丹，每逢宗教节日，庆祝活动的表演中总会有一个小丑。每个节日活动的表演中都有关于法（Dharma）和佛教（Buddhism）的非常严肃的内容，但也有一群像小丑的角色，可以不受严肃内容的限制，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小丑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完全受控于强大的主流力量，社会将不可能有任何进步。这些小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国民幸福指数的意义也是如此。国民幸福指数试图以一种非主流的概念来冲击人们的思维，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现有的主流框架。1

在不丹，佛教文化对幸福早有认识，并认为物质享受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有限。在佛教的影响下，沉思、修习和冥想成为了不丹社会的核心价值。在17世纪许多论述政府职责的书籍中，人们认为整治管理不能脱离宗教精神的指导，因此开始合一。其中也明白的指出，当时之所以制定法律，就是为了督促政府创建一个幸福的社会，否则，这个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概念，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已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人西水美惠子曾对不丹的创举做出评价：“我长期从事经济发展工作，对由于富裕带来的社会性疾病总感到痛心。这样的问题并不只存在于日本。但是我 1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们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该国所倡导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2

在第四代国王统治期间，国民幸福指数的实践主要依靠工作人员的感觉，因为那时并没有明确的途径或政策指导，国民幸福指数的目标、实施策略和衡量标准也都不完善，并且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实际操作只能依赖对国民幸福指数有直觉上认同的人，而这些人，就是那些年长的、具有传统思想的政府公职人员。如今，偶有年轻的政府公职人员质疑国民幸福指数，他们留过学，受到过不同思想的影响。尽管他们是不丹人，但他们有新思想。因此目前不丹的工作到了新的阶段：向人们介绍国民幸福指数的原理，将国民幸福指数的理念纳入国民教育中。这需要一点变革，以便将外部的优秀知识和国内国民幸福指数的实现结合起来。

二、国民幸福指数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

（一）国民幸福指数在国内的发展情况

我国学者对幸福指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幸福指数及其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提出看法。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快乐感、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还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出的满意度评价，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主要包括 2 摘自《读报参考》2011年第5期 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个人所处社会阶层、个人生存状况和改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也有的学者把幸福指数具体化为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要素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2007年，北京市统计局首次对外公布了北京和谐指数和市民幸福指数，在全国公布的类似的官方调查数据中还是第一次。3之后，我国有许多地方先后开始了对这一指标的研究和地方幸福指数的评价。其中，广州、江阴、遂宁、苏州、无锡等都是这一研究的典型代表

（二）国民幸福指数在国外的发展情况

不丹在提出GNH这个创造性概念之初，并没有受到外界多大的关注，然而随着“不丹模式”在实践中的效应越来越好，世界上尤其是西方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将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并加强了研究。“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此后，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凭借其独创的“不丹模式”，不丹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对象。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丹模式”更让西方侧目。2008年11月，在西方世界陷于金融海啸的浪涛中难以自拔时，几十位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官员来到不丹，试图从“另类的不丹模式”中找出如何避免危机和走出危机的答案。

司秀月《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价值及对策分析》2008.6 2004年10月，英国财政部主持了一个幸福感专题研讨会，2008年英国竞选也充满“幸福政治”。俄罗斯在东正教7月8日的宗教节日里，设置全国范围的“婚姻和美满家庭幸福日”，使这一天成为人们求婚、结婚建立家庭以及大大方方地告白相互爱恋的日子。在美国，设立多个基金、组织各个领域的学者研究国民幸福指数。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呼吁改革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将代表国民幸福程度的一些指标纳入衡量经济表现的指标体系，并于2008年成立“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测算国际委员会”，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牵头。

西方国家各个领域学者纷纷研究国民幸福指数，学术空气浓郁，不时有成果面世，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影响国民幸福指数的因素

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国民幸福指数的影响最大，生活富裕、物质财富充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人们的幸福感。相反，经济条件差、物质生活水平低则会大大降低人们的幸福感。正如许多专家学者强调的，物质条件是人们生活的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幸福感就无从谈起，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也就失去了基础。

2、社会因素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是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关键环节。国民幸福指数与民生改善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国民幸福指数变化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国民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自身生活状态的满意度。同样，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就能实实在在地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3、其他因素

此外，政治建设方面的民主状况、法治状况，文化建设方面的精神文明状况、国民教育状况，生态建设方面的自然环境状况，以及个人的家庭状况、教育状况、健康状况、职业状况等，都对人的幸福感、对国民幸福指数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估价可以按照“国民幸福指数”分析流程，进行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多维结构测量：一维测量发展空间资源，二维测量绿色经济发展，三维测量政府管理效能，四维测量国民幸福总值，五维测量人民生活水平，六维测量人民快乐生活，七维测量社会经济进步，八维测量国民幸福指数，客观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与幸福社会建设情况。

四、研究国民幸福指数的意义

第一，对政府绩效方面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对官员的政绩考核都是以GDP的增长快慢为基本指标，导致一些官员为升官升职只注重当地的GDP发展，搞形象工程、搞面子工程，忽略了对百姓生活的关注，导致了经济迅速发展但百姓生活依然贫困，民众的幸福感指数偏低，结果社会病态发展。一个国家幸福指数的高低取决于多数人民的幸福程度而不是官员。改善民生是政府的职责与目标，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民众能安居乐业，病有所医、住有所居。改善民生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高积累低消费的模式不利于经济的健康成长、国富民穷、国进民退的方式，也会由于消费力的低下而最终反作用于经济增长。改善民生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对政府工作而言，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新的执政理念，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与国民幸福指数是双向制约的关系，正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样，没有一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根本谈不上国民的幸福感。而幸福感的提高更有利于社会生产经济发展。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在当代中国，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大约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些非物质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才会越来越大。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之后，人们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安全保障以及社会公平等非经济因素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

第三，对和谐社会的意义。

社会和谐所包括的社会安定、人民团结、生活稳定等要素都是影响人们幸福程度的重要因素，而且，社会和谐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人民幸福水平的提高。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通过对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在综合发展过程中，认识非经济因素对可持续发展所可能构成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考察国民幸福指数，并不是追求幸福指数的无限增长，而是通过对人们的收入、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际关系、成就感、安全感和对工作的满意程度等指标的调查，综合算出一个人，一个地区人民的满意程度，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人民群众主观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从中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和谐程度的高低，进而调整政策取向，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的良性运转。再次，通过对幸福指数的计算以及它的各种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了解什么是人民群众最希望解决的问题，让我们找出主要矛盾并按照轻重缓急来解决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四，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国民幸福指数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启示通过国内外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而社会保障严重滞后，则社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人民的幸福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因此，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需要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引入国民幸福指数，以达到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初衷和优化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首先，在国民幸福指数的参照下，社会保障各具体项目应协调发展。其次，在国民幸福指数的参照下，社会保障各子系统需协调发展。第三，注重理论创新。江泽民曾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个国家把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说明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经开始摆脱基本生存需求的制约而产生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标志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我国而言，通过各种调查统计来研究国民幸福指数，有助于我们了解国民的情绪变化和需求层次、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进而制定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的政策，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五、结语

国民幸福指数是一个新兴的研究体系，它对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不仅让我们了解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还可以为我们解决那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方向。民生问题是它的主要关注点，通过它可以稍微的让我们在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平稳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袁凌新 幸福与国民幸福指数

[2] 樊欣

论国民幸福指数的重要意义

[3] 司秀月

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价值及对策分析

[4] 李茂玲

张衍广

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评价的新尺度

第四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提高居民幸福指数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不断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

（铜陵市铜官山区幸福社区党工委 2011年11月）

铜陵市铜官山区幸福社区成立于2010年7月，位于我市中心繁华地段，占地面积2.5平方公里，社区住房241栋，7267户，人口21000多人，辖区有25家企事业单位，社区党工委下设32个支部，现有党员1420人。自铜官山区实行社区综合体制改革以来，幸福社区党工委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增强社区党的领导核心功能，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强化居民自治功能、社会管理功能和居委会的监督功能，推行“幸福365，和谐每一天”社区党建工作新机制,不断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

一、创新组织设置，着力增强社区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领导核心功能

社区综合体制改革后，社区由过去“街道管”变成了现在的“区直管”，成为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围绕让社区党组织更好地实现“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优化管理、维护稳定”的功能，我们以优化组织设置为抓手，通过“组建大工委、网格建支部”的模式，使社区党组织横向一体联动、纵向激活末梢，有效增强了社区党组织在建设文明幸福和谐社区中的领导核心功能。组建大工委。针对不断拓宽的服务领域对社区服务功能提出的新要求，我们打破基层党组织条块分割的传统模式，积极吸纳辖区内市交通局和市商务局党组织负责人为党工委委员，组建了社区大党工委，实现社区党工委与辖区单位党组织的互联互动互促的党建工作新机制；通过与辖区单位党组织签订“四联四促协议书”，开展“示范”、“结对”等活动，不断扩大社区党建工作覆盖面，最大限度的整合了辖区资源，实现共驻共建。社区党建资源由分散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单位“小党建”向区域化“大党建”转变，社区党组织统筹协调能力得到明显增强。

网格建支部。我们按照网格化、精细化、责任化的要求，坚持“便于参加活动、便于发挥作用、便于加强管理”原则，建立了30个网格支部、120个楼栋党小组，构建了“网格建支部，楼栋建小组”的党组织设置模式；通过社区党工委“牵线”，30个党支部与25个辖区单位实现“联姻”，建立了互帮互助联建机制；采取网格或楼栋内党员推选产生支部书记（党小组长）的方式选好配强支部书记和党小组组长的骨干队伍，联络楼栋长、清洁工、民警、志愿者等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工作，形成了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党建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以网格支部为主，服务居民网格支部先行的活动方式，我们全面推进党员教育管理，有效扩大党的工作渗透力和影响力。党员双岗制。积极推行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认真填写《在职党员社区报到登记表》，建立在职党员信息库。采取就近、自愿与组织安排相结合的方式，将报到在职党员纳入社区党组织管理，编入社区党小组，实现在职党员走进社区；结合社区实际，设置了就业培训、心理咨询、矛盾调解等20个公益性岗位，依据党员特长，合理确定岗位，让党员“八小时内工作在单位，八小时外服务在社区”，实现在职党员服务社区；与在职党员签订服务承诺书，制作在职党员服务联系卡，记录在职党员活动情况，力争将在职党员践诺履责情况反馈给单位并与单位年终考核挂钩，把在职党员的管理由“八小时内”向“八小时外” 延伸，由“单位单向管理”向“单位社区双向管理”转变，实现在职党员联动管理。目前已有472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并认领公益岗位，党员双岗制既整合了党建资源，促进了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的形成，又延伸了党员教育管理，增强了党员的自律意识，同时搭建了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平台，提升了社区服务水平。

二、健全服务体系，切实构建社区党组织和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机制

居民群众对社区各项服务工作是否满意、是否赞成是检验我们工作成败的试金石。为此，我们以优化社区服务为着力点，拓宽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式，把社区服务触角延伸 3 到每一个家庭中，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的作用，让居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

实行“一站式”服务。我们坚持“在服务中管理，在管理中服务”的工作理念，整合服务资源，依托“一站式”便民服务大厅，完善服务流程，开展民政、社保、计生等各种服务；在社区服务大厅，设立岗位值班人和党员先锋岗，把居民“请进来”，引导居民有序办理各项事务；落实了AB岗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实行了社区工作无休息日制度。

实行“精细化”服务。通过“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方式，网格工作者主动“走出去”，深入到居民家中，结合“四大四进四送”活动，广泛收集居民的社情民意和服务需求；通过在每栋楼房张挂“为民服务网格责任牌”、上门发放服务联系卡、开设便民服务热线等方式，实现了社区信息快速收集；通过定期更换楼道温馨提示内容、社区QQ群，LED电子显示屏，实现社区信息快速发布对接；通过上门服务、代理服务实现社区事务快速处理；借助社会力量，组建了“扶贫帮困捐助站”、城市生活E站等多个便民服务平台，细化“居家养老”工作流程，常年接受社会方方面面的捐赠，随时随地为遇到难处的居民“搭一把手”，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同时对生活困难、行动不便的老人由社区义工进行“多对一”结对帮扶。

实行“品牌化”服务。结合社区实际，着眼居民需求，在做好传统服务项目的同时，积极探索贴近百姓生活的服务 4 新途径。一是成立社区“岗位银行”，拓展就业渠道。为帮助解决居民的就业需求，社区成立了“岗位银行”，广泛收集各类就业信息进行储备供居民认领，每月召开一次现场招聘会，让居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再就业。社区先后帮助150名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10多名下岗人员实现了自主创业，涌现出银河餐饮公司、快乐宝贝少儿英语俱乐部这样的创业典型；二是组建“群众体育活动站”，改善居民文化生活。建立文艺爱好者人才库，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和积极分子，并影响和带动更多的居民走出家门，1230人次分别参与了“柔力球”、“五禽戏”等9个健身团队。设立了8个固定的室内外活动站点，利用节假日，集中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体育活动和参加省、市各种赛事和演出。一年来，社区共开展大大小小文化活动多达50余次，做到了周周有节目，月月有活动。今年六月，安徽广播电视台综艺频道《当红不让——红歌嘹亮》节目走进了我社区，社区的老年合唱团和黄梅戏戏迷们都在节目中一展风采； 三是成立“青少年社会实践站”，提升居民素质。先后聘请50名老党员担任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顾问，成立“童心”小记者站，创办季刊《连心家园报》。精心设计的以家庭生活指导室、e智空间、幸福聚乐部等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生活e站，融儿童教育、青春期教育、生殖健康服务、心理辅导、纠纷调解于一体，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的教育服务。利用市民学校、阅览室等载体，开展周末红色电影播放、“周末谈法—与居民 面对面”、“邻里大舞台”、“铜陵好人”评选系列活动；四是组建“社区平安理事会”，构建安居防火墙。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组建“社区平安理事会”，开展“党员联户联防综治岗”活动。探索新形势下流动人口和出租房的管理模式，为流动人口提供市民化服务，确保社会安定和谐。同时组建了一支由108名老党员组成的义务巡逻队，队员们每天戴着红袖章在社区内巡逻，为居民看家护院，努力打造“安心家园”；五是成立“党员信访接待站”，创新矛盾调解新机制。32名社区党员志愿者担任接待员，在社区轮流坐班，负责接待居民的来访、来电、来信等事宜，一年来，共接待来访居民197人次，调解矛盾纠纷50件，确保小问题不过夜，矛盾不出社区，目前，未发生一起越级上访事件。纠纷的有效化解，使“党员信访接待站”成为社区居民的和谐家园。

三、推进基层民主，更加强化社区居民自治功能 新的大社区成立后，社区党工委积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形成了党工委领导、居委会负责、居民参与、中介服务机构协同、辖区单位支持的社区工作机制。

健全组织体系。一是重新选举社区居委会。成员由社区工作者、辖区单位和辖区知名人士组成，下设民政事务、人口计生、综治维稳等7个专门委员会。成立了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和社区议事委员会，设置了居民小组，配置了楼栋长，逐步形成社区居委会、居民小组、楼栋门院上下贯通、左右 联动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二是组建社区公共服务中心。集中设置“三室四站”等7个专业服务窗口，简化了办事程序，缩短了办结时限，全程实行高效便捷的服务，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接受社区党工委和居委会的领导和管理；三是培育发展社区民间组织。2个业主委员会的成立，3个物业管理公司的进驻，为居民提供专业化管理和服务。成立了老年体协、京剧票友联谊会、宠物驿站等十多个群众性协会团体，先后为2300多名社区志愿者进行了注册登记，培育了市建、井巷等2个医疗卫生服务站和1个社区老年公寓专业服务组织，构建了社会化服务体系。

突出让居民做主。“政府全买单，居民不买账”，是社区工作者普遍面对的一种“出力不讨好”的尴尬。在推进管理创新中，我们把去行政化、强化居民自治作为主攻方向，变过去的“替民做主”为“让民做主”。以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将小区拆违、环境整治、场所建设等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事交由居民自己做主，如今，居民对社区各项事务有更多的话语权和选项；组织居民对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履职尽责等情况进行评议和监督。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和自治服务活动，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引导广大居民积极有效参与社区自治，让居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的规矩自己定”、“自己的工作自己做”。

强化制度保障。通过召开居民代表大会，拟定和通过了 7 《幸福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制度》、《幸福社区居民公约》、《幸福社区居民代表议事制度》、《居务公开制度》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民主协商讨论群众性公共事务。严格规章制度，落实每周一社区办公例会、每周三集中学习、党务居务公开等相关制度，在服务大厅推行承诺制、公示制、“一周一星”服务标兵评选制。确保社区各项工作均能按章办事，为社区体制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

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倾情打造“幸福365，和谐每一天”党建品牌，如今社区居民出现了“三多三少”的现象：理解和支持社区工作的人多了，参加社区志愿服务的人多了，向党组织靠拢的人多了；孤寡老人和单亲家庭的后顾之忧少了，困难病弱贫家庭的困难问题少了，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少了，不断攀升的幸福指数让社区居民切身感受到了社区体制改革带来的深刻变化。

第五篇：175幸福指数.doc

是什么决定了“幸福指数”

范家安 “幸福指数”这个词时下被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事实上，缺什么，补（说）什么。静心思考，“幸福指数”的命题仿佛是一个悖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年代相比，公务员的住房面积增加了，工资水平提高了，办公和出行的条件大大改善了，然而，“幸福指数”不升反降。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决定了“幸福指数”呢？

健康、金钱决定“幸福指数”？

如果把一些名词用做选择，某些名词一定会成为决定“幸福指数”的首选关键词。比如，健康、金钱等等。然而，金钱、健康决定“幸福指数”吗？答案是否定的。2010年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节目，颠覆了健康决定“幸福指数”。获得“中国达人秀”前几名的，或是缺失双臂，用脚弹钢琴；或是身高不超过一米四，永远长不大的一对侏儒情侣，还有一对来自河南的男女组合——男士缺一条腿，女士少一只胳膊。然而，尽管他们严重残疾缺乏健康的身体，但舞台下的观众读到的却是他们的“幸福指数”不断高涨。连一向眼神举止乖张的周立波都禁不住问河南的男女组合：“你们是什么关系？”“你们太默契、太幸福啦！”

至如在人们眼中没有它是万万不能的“金钱”，有时确实为人们带来刺激、方便或短暂的快乐。但它却无法去决定一个人的“幸福指数”。对于财富不富足的人来说，想象中拥有足够多的金钱一定会很幸福。但对于财富成功者而言，金钱绝不会决定他的“幸福指数”。西方曾有过一个经典案例：一个亿万富翁从五星级酒店出来，时值寒冬，他瞥见一个乞丐蜷缩在酒店门口睡得酣畅淋漓。此情此景令他痛苦地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自己腰缠万贯在五星级酒店套房里却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而一个身无分文的叫花子却如此幸福地享受睡眠带来的乐趣？记得一个中国名人——江苏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也说过，纵使你再有钱，你一天也只能吃三餐，吃多了撑；一夜也只能睡一张床，换多了会神经质。

简单和信仰令人幸福

我们不妨暂时搁置是什么决定“幸福指数”这一问题来做一个小小测试。随意抽查几个人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凌晨三点一觉睡醒，朦胧之中如果你想到了一个或几个问题是什么？依据我在给公务员培训课堂时的调查：甲——领导交待的总结报告还没写完，最迟上午九点就得交稿；乙——母亲生病了，这个周末是否回家看看；丙——女儿上高中了，究竟是学文科还是理科？丁——天还没亮？那就再睡一会儿。

这就是我的关于“幸福指数”的测试。结论是，丁的“幸福指数”最高。原因是，丁最简单，他在正确的时候思考和选择做最应该最正确的事。大音稀声，大像无形，大智若愚，大道至简。故简单才是大智慧。

毋庸讳言，如果剔除了生活工作中的烦恼和痛苦，意味着“幸福指数”直线上升。然而，烦恼和痛苦总是客观存在，有时必须学会接受。改变你可以改变的，接受你不可以改变的。抱有如此心态，你才会感受幸福。前不久美国哈佛大学有一个案例，充满中国元素：一个山西煤老板偶遇某地方官员，几杯酒下肚，官员说起了大话，“在中国没有什么事难倒我。”煤老板说，我送你两千万，你帮我办一件事，把我父亲的照片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官员一口应允。几周之后煤老板跑到天安门城楼，一看还是众所周知的那张画像，煤老板找到那名官员问责，官员从容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档案，一张新制作的身份证，照片就是煤老板本人，姓名写的是“毛岸青”。哈佛的结论是：如果你改变不了A，但可以尝试改变B。我们改变不了天气，可以改变看天气的心情，我们改变不了他人，但可以改变自己。

除了改变和接受，有些因素也会大大激发我们“幸福指数”。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时候，不言而喻人们“幸福指数”一定超高。这缘于一个名词叫“信仰”。我 们 不妨从细微之处着手，先发现培养一个兴趣，一种爱好，逐渐渐变成一种习惯，一种追求。我本人三十四到四十岁期间忙于工作，从未打过篮球。四十岁后练习打篮球，一打就十年。如今我可以像二十岁人一样每天在球场上连续奔跑三小时。我在安徽大学（老区）球场上是出了名的。2005年我和两位球友组织了一个队参加某跨国公司赞助的三人制篮球赛我的队还拿了合肥地区总冠军。我决心在球场再跑25年，跑到75岁（顺便提及，安大生物系蒋教授今年80岁，还经常打篮球），每每想到又要打球了，一种幸福感莫名袭上心头。兴趣几乎变成了信仰。

幸福的源泉来自于思维模式

究其实，决定“幸福指数”的是你的思维模式。既然金钱乃至健康都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幸福指数”高低，那就看你用怎样的思维、怎样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世界、去处理你周边的人际关系以及你面对的多色多样的问题。孔子为周礼奔波，有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但这却并未影响孔子的“幸福指数”。孔子对他最亲睐的学生颜回的评价从一个侧面映证了孔子的思维模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清朝有一个人报考“公务员”，屡战屡败，在即将超龄的最后一年，因为压力太大失眠去找人算命（用今天的话说叫心理疏导），算命大师不在家，大师的儿子接待了他。他说自己做了三个梦：

一、墙头上种谷子；

二、下雨天戴着斗笠打伞；

三、喜欢上一个女子和他同睡一张床背对背。大师的儿子非常沮丧告诉他：墙头上种谷子——空种；下雨天戴斗笠打雨伞——多此一举；喜欢一女子却背靠背——有缘无分。此人垂头丧气，万念俱灰，大师回来问明情况，异常兴奋地告诉他，回家好好睡一觉你一定会考上的！墙头上种谷子——高种(中)；下雨天戴着斗笠打雨伞——双保险；你喜欢一个女子同床而睡背对背，那不就是告诉你，这么多年你等待翻身的时候终于到了嘛！

幸福密码

美国一学者，在研究“happy”（快乐、幸福）一词时，惊奇地发现通向Happy的密码，这个密码与我提出的思维模式决定“幸福指数”异曲同工。我把这个密码记下，并作简单解读： Happy密码

幸亏没有更糟

我最喜欢的是

我要利用这优势

做个乐观大师 幸亏没有更糟：

如果你出门不幸摔了一跤，跌破了头皮。有人怨天尤人，不必；不妨安慰自己，幸亏没有更糟，只是跌破头皮而已。想想这个世界，有人摔断了腿，有人在交通事故中丧生。我们是何其幸运。我最喜欢的是：

假如挨了领导批评，切莫挂在脸上，更不要和领导狡辩对抗。面对同事异样目光，你可以在内心里大声说：我最喜欢的是被领导批评，因为领导重视你，才来指责你的工作，因为领导关心你看重你，才会批评你。改正了错误就是进步，把你的改正向领导汇报，领导的印象，你一定是个好同志！我要利用这优势：

天冷降温不小心感冒要打点滴。一定不要发牢骚闹情绪（这样会影响药效），给你建议，把你喜欢听的音乐，喜欢看的书准备好，想想，终于有一个宁静的时间不受打扰可以好好享受这精神大餐，多么幸福啊。

如果你记不住happy密码，美国学者很聪明，让你用“happy birthday to you” 来套唱。调动你左脑的功能，你就很难忘掉。

几天前，我手下一位女孩子在逛商场时手机被偷。因为大量的手机号码、音乐图片丢失，心情极为不爽。我让她唱happy密码，她说没情绪不愿唱，我给她编了一首歌，我们大家一起唱：

幸亏没有更糟

只是丢了个手机

我要利用这优势 重新买个新的

才唱了第二遍，她就跑到楼下诺基亚专卖店买了个新手机。大家都在忙活着帮她下载，没一会儿就欢天喜地了。只是后来闹了个小小插曲，她用新手机给老号码发了条短信：手机你可以拿去，把卡还给我。小偷居然回了条信息：请带上充电器来取。

（作者为职场培训专家，有“激励大师”和“调情高手”之美誉，“调情”为“调节情绪”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