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杨澜竟如此评价毛主席的功过
杨澜竟如此评价毛主席的功过
《一位平民就杨澜微博不公正评价毛主席问题,致杨澜》时代之痒与民族之痛——就杨澜微博不公正评价毛主席问题,致杨澜!杨澜微博中写道:“毛泽东去世时我才上小学二年级。当时师生都泣不成声。记得我满怀恐惧地问老师:„毛主席不在了我们会不会去做童工?‟那种全民幸福系于一身的洗脑和催眠真不可思议!不过它有多强大就有多脆弱,国门一开,神话不攻自破。” ——致杨澜女士
杨澜女士,在你没有成功之前你肯定为来自每一个角落的掌声而感动。然而今天,你不一定需要来自某个角落关注你的目光。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向你说,我今天的话,不是我个人观点,而是代表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底层与你那个阶层的对话。
你走过世界,你正阔步在中国的高层次舞台上。我一直用我的双脚丈量着山乡的土地。但行为的限制并不代表思维的拘禁,我认为今天的你需要听听舞台之外的声音。毛泽东是神,是历史和现实的神。是中华民族的神,是老百姓的神,是劳动大众的神。因为他创造了民族历史上的千古神话。
今天要和你思辨的是毛主席这尊神不同于任何宗教之神,他是民族历史五千年深厚沉淀而自然浓缩的民族精魂。反动分子骂他,反华势力怕他,当代所谓的精英人士否定他,这一点都不奇怪,甚至你的否定也不新鲜。站在你当前的阶层利益上说,你也没有错,你错就错在你没有站在真正的大多数劳动大众的立场之上。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现在看来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尤为正确。
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根据各自利益自然形成的集团阶层。不是谁宣布没有就没有的。
当今中国社会,不是没有阶级矛盾,而是一直都有,而且十分激烈。只是被强大的政府功能覆盖了,被经济生产掩盖了。政府尽力调和着阶级矛盾,努力寻找着不同阶级利益的制衡点。国家的长治久安要求必须这样做。现代科学可以防止地面塌方,但不能阻止地底深处的地震。捂得越紧,沉默得越久,爆发的能量就越大。
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要细心地区分。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泛泛而谈,就不得其深意。你一定读过不少书,是不是成功秘诀一类的读得多。作为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即使读过全世界的经典,如没有读懂毛泽东思想,也不算民族精英。你的错误也是由于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行为。毛泽东成为党的主席,一不是自封的,二不是世袭的,三不是禅让的,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逐步成就了他的领袖地位。他从不想自立为王,即使是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他也始终和党在一起。他也崇拜过别人,甚至服从别人的错误领导。
只是他后来发现许多的民族精英都无法承担民族大任时,他才明白必须由他自己去进行艰苦的探索。他用六年时间研读一部《论语》,然而,他没有看到封建王朝的治国经纶中有解救中华民族的有用韬略。这也只有他才具有否认这部经典的智慧。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你本应该比我更清楚。他的一家就有六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连杨开慧一并奉献给了人民。当时是四万万人口,全国有多少个家庭,这个比例你自己可以算。新中国成立后他本可以享一享太平,可朝鲜战争爆发,毛岸英就是他在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中,为全国人民压下的一个巨大的筹码,有多少人能做到这点?这一点你肯定不懂!邓小平说过一句扪心自问的良心话: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尚在黑暗中摸索。他老人家一生都在呕心沥血,最后的日子里,床边摆满了史籍,他带着未尽的思索离开了他的人民。每当想到这就难免心寒,可有人就是要诋毁他。他一生不敛财,不为名,为的是全体百姓,所以中国的老百姓用至真至诚的朴素感情把他推到了声誉的巅峰。
他历来就反对个人崇拜,因为他不需要。是那些想得到崇拜而没有被崇拜的人在别有用心。一个超越历史和现实,洞察寰宇的领袖难道不知道那意味什么吗!这方面你为什么显得那样幼稚呢?国共的博弈,如果事前有一万个预言家,就会有一万零一个不看好GCD,国民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其精英高层绝大多数人利欲熏心,看不见全局。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道理谁都懂,不懂的是如何生长一只看到未来的战略的眼睛。只看到自我利益的人必然地局限自己。蒋介石个人算盘不可谓不精,只是他算理不明。而毛主席的英明是一片,是一系列。即使可以重来一次,蒋介石也不可能战胜毛泽东。
杨澜女士,你的海外风光解说词很漂亮,但你对这个民族的深重苦难思考的不多。你本可以选择沉默,但你偏要狂言。居高声自远。要么你是有目的,要么你是被受意,否则就是你无知。你说“国门一开,神话不攻自破”,你耐心的看看网上,你就知道破还是没破。
你只是被你自己编写的童话中的肥皂泡遮蔽了眼睛,原以为你是个精致的女人,没想到这样粗略的言论。国门大开,妖魔鬼怪一同进来,旧社会沉渣泛起,黄赌毒遍地都是,封资修无处不在。潘多拉魔瓶倒空后,又装进了谁的利益。你富了,只是杨澜富了,并不代表全国人民都富了。
富人的为富不仁,正是当下仇富现象的根本原因,人民仇恨的不是富人的钱,而是富人对穷人的态度。是他们得意洋洋,耀武扬威的做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社会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它的伴生物过多了丑陋。当然,无论哪种社会形态,资本积累的过程都是血腥的,但作为GCD国家就应最大可能地去除它的血腥味,使其显得温馨。
杨澜女士,我先不管你的“洗脑”、“催眠”学说,就“有多么强大就有多么脆弱”拷问你:巴基斯坦前不久的军演为什么要打出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是巴基斯坦人民无知,不知道强大的毛泽东是“脆弱”的吗?如果巴基斯坦非要打中国人的画像,你认为打谁的合适?他们会接受吗?落后就要挨打,道理总不会错。
我再问你,与抗美援朝时相比,现在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呢?为什么我们的大使馆被人炸了,中国军人只能在自己家门口捶胸顿足呢?我们到底要强大到什么程度才不会挨打呢?邓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为什么到今天却圈不住南海呢?我们有今天的国力,如果又能自始至终地突出毛泽东思想,现象绝不是这样。想不战而屈人之兵绝对需要那种恢弘的气度。世界上只有一种人别人不敢随便欺侮:身强体壮而又有骨气!钱的多少不是决定因素。
杨澜女士,诋毁毛泽东不是个人问题,是民族感情问题。中央也曾说过毛主席的错误是伟大的革命领袖的错误。错误规个人,功劳规大家,这不是逻辑分裂吗?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尽快重建那种坚强的民族精神,而不是去诋毁谁。怀念毛泽东不是利益驱使,不会有人发奖金,这是人民感情的必然倾向,这不是正好说明了我们国家的需要吗?正因为深爱着这个民族,所以痛恨丑恶。如果我们现在不痛苦我们为什么要怀旧呢? 崇拜伟人的民族是智慧的民族,崇拜英雄的民族是勇敢的民族,崇拜明星的民族是失落的民族,崇拜金钱的民族是迷茫的民族。这是前些年流行的一则短信。如今鲜花都献给了美女,我们拿什么去献给英勇?你说,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是崇拜着什么?明星被崇拜了,所以他们高唱着“盛世太平”。国际形势如此危机四伏,国内天灾人祸频频发生,他们完全是在歌舞升平中粉饰太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歌让我们保持着危机意识,但仅有危机意识是不够的。必须切实的认识到,肥大真的不是强大,我们应立即进行全民健身运动,强健自己的肌肉,结实自己的筋骨,树立自己的信仰,建立自己的形象。
杨澜女士,民族利益,不能据个人得失。有一次我问一个以前地主的儿子:你热不热爱毛泽东?他说:热爱呀。我继而问:毛泽东分了你家的田地,怎么还爱呢?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当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这种主要的生产资料的时候,就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重新分配。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能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说明问题。接着他举了一连串事例来说明毛泽东的伟大。请你记住,他是一个小山沟里的普通农民,就在鄱阳湖北岸。
毛泽东不穿军装不拿枪,却是独一无二的军事家,他的诗词他的书法,他对一些事物的经典表述,等等等等,无不从另一个侧面映衬着他的领袖特质。我们的精英看不见破草开荒建基立业人的丰功伟绩,只对豪华的室内装潢赞不绝口,这未免本末倒置吧。
杨澜女士,历史要辩证地看,现实要批判地看。我们一定做错了什么,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不满。吴晓波在他的《财富与幸福》中说:“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像当下的中国,对财富有那样强烈的向往;也没有那个国家像当下的中国,财富与幸福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对立。”是呀,经济增长了,满意度反而下降了,物质发达了,幸福感反而削弱了。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奇痒症。它让人找不到身上的痒处,搔不住,饶不着。又不便大喊大叫,弄得呲牙咧嘴,一脸的尴尬;严重的信仰缺失,普遍的价值错位。疯狂的道德沦丧,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没有得到传承。党和国家的凝聚力下降,在现象和本质之间,我们已经蒙蔽了那双辩证的眼睛。人民大众的道德情怀和思想感情受到伤害。等等这一切,就是我们的民族之痛,这种痛使我们内心流血。可悲的是精英们视而不见,更可悲的是有的人压根儿就是浑然不知。
杨澜女士,人生要修炼的东西很多,你不要把心思都用在弄巧上。现在看来,你真的还是个童工,没有期望中的成熟。你不会是故意的吧?你是有光环的人,要有对应的政治素质。中华民族卧虎藏龙,不能轻率。我只是个普通百姓,无意去伤害你。因为仍爱着你,所以写了这些文字。不说心里不畅,写了又不知如何处置。寄给你很可能收不到,网上发了又怕有伤害。好啦,最后祝永远平安!一个思考着的平民!
第二篇:想不到台湾军人如此评价毛主席
想不到台湾军人如此评价毛主席
参考军事网消息:2010年7月28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当我第一次听到一位国民党旅级退伍军人、某台资企业管理部经理在我市台商企业联谊会上的慷慨演讲时,不可思议地发现,原来台湾人比我们大陆许多人更了解毛泽东,这位国民党旅级退伍军人对毛泽东的评价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当他谈到台资企业台干人员如何适应大陆企业管理和政治生活环境时,他声如洪钟般地疾呼,“台湾很多人在台湾养成了绵羊性格,缺乏狼性和血性,以这样的性格管理台资企业,能有多大的凝聚力和创造性”?他说:“我一向告诫我们的员工和管理人员,大家到大陆来求发展,来大陆管理台资企业,不要再看台湾的电视剧,诸如乾隆皇帝、还珠格格之类,那对大家没有帮助,只会使大家养成羊性。
来大陆,只有读毛泽东的书、看与毛泽东有关的电视剧,才会对你有帮助,才会增长你的血性,才会叫你如何团结人、组织人,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战略上走在别人前面。现在大陆许多大型企业都在运用毛泽东战略思想开辟市场,甚至大规模在国际上收购、兼并企业,非常成功。我告诫大家,来大陆,凡是毛泽东的书要读,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文章要研究,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电视要看”。
以上决无任何编造的成份,绝对真实。参加会议的人除了我在内的3个大陆人之外,其余几十人全是台湾来大陆的台资企业干部。
听了国民党旅级退伍军人的上述演讲,令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整个演讲充满投入和激情,喷发出对毛泽东的由衷敬服。而且他不止一次介绍到他的身世,他说,他的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国民党退出大陆前,曾任警察局局长,大校军衔。
他说,他自己读过大学,曾在台湾服役17年,官至旅长。现为某大型台资企业管理部经理。他不止一次坦言,他的父辈确实败在了毛泽东的手下,但是,他和他的父亲由衷地敬服毛泽东。
我接触过不少台资企业老总和台干,但从没见到一个对毛泽东表示不敬和口出任何微词的。国民党旅级退伍军人的上述演讲,使我更加彻底地相信网上刊载的台湾大文豪李敖先生对毛泽东的评说。毛泽东一样是台湾人心中不可战胜的神!
第三篇:孙中山的功过评价
孙中山的功过评价
历史人物的出现使我们能从中学到经验,知识,小之而言,可为我们分辨是非,大之而言,可为国家的发展指明出路,所以对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用片面的方法去分辨,不能用简单的对或错,就直接肯定或否定,而是要全面的,如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评价。
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皇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在涉及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具体史实时,由于人们所持的视角和论旨的不尽相同,却出现了种种歧义。例如,小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说成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大失误和主要原因;大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缺乏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的指导思想、缺乏先进的建党理论、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认作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等等。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客观上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经过斗争后被迫接受与袁世凯妥协的条件,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这是中国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外国干涉的结果(这是由于中国若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将严重损害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重要意义和贡献。)
如若从孤立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这一史实事件,确实,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从客观现实来看,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刘觉民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皇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 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庭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彰显博大胸怀,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前无古人,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即便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是在孙中山工作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
在丰富多彩的孙中山历史研究的文章作品中间,有一种史说或史论,在评说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命题时,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孙中山及革命党领导人物“缺乏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没有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缺乏先进的建党路线,没有用远大理想武装革命党人的头脑;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没有建立起一支统一指挥的革命军队”之历史局限性。是的,如若撇开孙中山所处时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用后代人的视角去俯视前代人的史实,此类评说似乎理正言顺无可挑剔;然而,须知,时处清末民初,马列主义未入国门,孙中山远渡重洋游历英、美、日本诸国,接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思想的教化,他所从事和领导的革命事业只能归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后人所持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自然会有不同之处,孙中山领导的“起共和而终帝制”与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的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存在差距。于是乎,这种以后人的成功去衡量前人的失败、以今人的觉悟去审视古人的意识所得出的所谓“孙中山的历史局限性”,成了空中楼阁式的高谈阔论,失去了历史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何况,伟哉孙中山,到了晚年,从军阀割据残民误国、帝国主义侵略有进无退、武装起义屡遭失利、共和大业日暮途穷的逆境中反思自省脱身而出,慷慨接受马列主义与无产阶级运动新潮思想的洗涤,重新解释旧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主张国共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黄埔军校,重新培育革命队伍,在思想上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转变,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未必不能成为毛泽东式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便是“历史局限性”一说并不恰当的历史明证。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
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中国之所以能够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孙中山不仅是革命的先行者,而且是创造历史的第一功臣,这也是历史的不争事实。
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历史课本则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其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是透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立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在中国的主流舆论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在中国大陆也有人称他为“现代中国之父”。
值得一提的是,每逢重大节日(如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都会悬挂一幅巨大的孙中山先生画像,可见中山先生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第四篇:对杨澜的评价
对杨澜的评价
杨澜毋庸置疑是一位优质女性的典范。她美丽、智慧、优雅、知性,开创了成功的事业,同时又拥有美好的家庭。在无数人眼中她拥有着近乎完美的人生。而杨澜却说,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幕。
·关于成功·
成功就是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真心喜欢的事业和人,并真心为之付出,身心处于平衡的健康状态。
关于成功,杨澜这样说道,一个人要想成功的话,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先明白自己到底要干什么。成功不成功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但却是能够管理的。
杨澜说,真正感人的往往并非成功本身。世人眼中的成功只有一瞬间,困境却是常态的。
杨澜认为自己取得成功的条件不外有三:第一,自信和他信;第二,遇到不公平的事有正确心态;第三,先为别人创造,建立良好的人际氛围。
我一直觉得我做到现在全靠我的意志力,我不会承认失败,在这一点,我觉得我很成功。
·关于人生·
杨澜很赞同于丹的一点看法:人生只能有方向,却无法定规划。
杨澜把生活比喻成一个等号,这个等号慢慢地会把大家拉平等,她经常告诫大家不要为一时的得失而困惑,最重要的是要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而这个方向对她来说就是要有一份靠得住的事业一直做下去。所以今天的杨澜不管是做主持人也好,做制作人也罢,抑或是做商人,她都觉得脚下的土地是很扎实的,不会有恐慌感。
回想起当年的《正大综艺》面试,杨澜说她的优势大概就在于那种坦率的、对人生和世界都充满了好奇和勇于尝试的心态,这让她忘掉了紧张和患得患失。杨澜很喜欢电视剧《大长今》里男主角的一句话:“历史上但凡那些有成就的人都是单纯和热情的人”。如果说一个人负担很重,或是缺乏热情,很难想象他会有什么突破。
杨澜曾把人生比作热气球旅行,充满可定与不定性;人生的乐趣也是如此,全在这定与不定之间,你也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究竟成功与否,享受过程才最重要。
培根说,“幸运的机会好像银河,他们作为个体是不显眼的。但作为整体却光辉灿烂。同样,一个人若具备许多细小的优良素质,最终都可能成为带来幸运的机会。”杨澜亦是如此。
·关于选择
杨澜说,她的每一次选择其实都是在挣扎的过程中做出的,外界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之前的过程却很漫长。
面对当今社会摆在我们面前的诸多选择,杨澜认为要听自己心里的声音。当你真的想去做某件事时,你才会有热情,才会做得长久。“当你的脑子有一个非常单纯和强烈的想法在支配你的行为时,第一,你的目标会非常明确,在每一次岔道口选择的时候,都会不断地选择向这个目标靠近,这就是自己的潜意识在发挥作用;第二,你的这种强烈的意志和愿望也向四周的人散发了一种信息,这会带给你很多力量,也许你自己意识不到或是不了解这种力量有多大。但只要你这个愿望足够强烈,并且愿意为目标付出努力,那么你一定可以在自己的领域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谈起过往的经历,杨澜说她并不顺利。在她眼中,顺利与成功不是一回事。幸运的是她每做一件大的事最后都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比如去美国读书,然后再从凤凰出来做阳光卫视,这些都是很大的跳跃。但在跳的时候都很不顺,现在回头看是成功的,并不证明她跳的时候没有痛苦。为什么要改变一个环境,是觉得自己的某些东西没有得到发挥,没有得到发挥肯定会痛苦。因此,每一次要改变的环境肯定是与周围不和谐的东西已经达到极限,所以每一次选择的过程都很痛苦。
·关于生活·
我不完全可以掌控自己,但是我可以合理地梳理和分派。大家一样,都需要有平衡的生活,而不能疯狂地工作。遵从身心健康的方式和节奏,我才接受。
我不喜欢被人当作榜样,相反更愿意归于平凡,我的工作也许是站在人前喧闹的,但我的心灵是守在自己身体里安宁的。
·关于赚钱·
杨澜说,糊口,仅此而已。赚钱这件事,真的想赚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赚到。我的收入已经可以让我过比较舒适的生活了,我也没有更奢侈的要求。钱要用到有意义的事情上,才是好的。中国很多事业有成的商人都是比较低调的。
其实,这种财富都是纸面价值。我在公司只是拿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和制片人的收入,而我先生在公司没有盈利之前是不拿工资的,所以我不觉得这些钱会改变我个人的生活。
·关于婚姻·
“杨澜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都庆幸在茫茫的人海中,遇上这么一个知己。”——杨澜先生吴征
幸福要靠自己,男人和女人都要为自己的幸福负责。没有完美的男人和女人。——杨澜
·关于读书·
知识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有机遇,杨澜说,是知识改变了她的命运。
杨澜表示,读书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底气。“也许读过的东西有一天会全部忘掉,但正是这个忘掉的过程,塑造了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举止修养。”
·关于采访·
喜欢尝试的杨澜觉得人生像是一个陀螺,它可以转很大的圈,但着地点只有一个——这个点就是她非常热爱的电视和传媒事业,而其他的职务或头衔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每次采访前我的团队会帮我做一些前期准备,包括资料收集,但我自己一定会在之前全部阅读,我会通过做功课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有一种状态我一直很欣慰,那就是,我在每一次采访前,都会有些兴奋,有一点点紧张。
杨澜曾经两访基辛格。“今年初我又访问了基辛格,想起自己1996年的采访,真是太小儿科了,问的问题都是八杆子打不着的,无一例外地在结尾希望人家对中国观众说几句话,你在外交事业中感到最骄傲的是什么等等:都是对任何人都可以问的问题。”6年以后的杨澜,同样是访问基辛格,问的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东战争)后,你也在中东有外交穿梭……”(因为访问时正值鲍威尔的中东之行),这样的问题具体、有针对性。这和“采访前做足了功课”有很大关系。采访前,杨澜阅读的是基辛格的主要外交著作等材料;采访后,基辛格对杨澜的采访是“AMAZING”(令人惊奇)。
做访谈节目至今,杨澜已经采访了200多个政界、经济界或文化界的名人。“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启发。有的是人生故事有意思,有的是思想深刻——采访对于我来说,就像是‘采气’:从每个人身上,我都可以采到‘气’。” 《杨澜访谈录》的制片人郝亚兰说:“这个节目,实际上是对杨澜和被采访对象智慧的双重倚重,是杨澜和被采访对象智慧的碰撞交融。”杨澜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而有韧性的人”;这一点,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认同。郝亚兰说:“坦白地讲,杨澜是这个制作组里最勤奋的人。”事实上,杨澜不仅仅作为主持人出现在节目中,她对节目制作的参与是全方位的。“有时甚至是否需要一个反光板她都会提出建议;作为一个职业的主持人,她对节目的品质有很高的敏感度。”
杨澜认为,深度访谈的节目形式应该相对稳定,没有必要像娱乐节目一样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
杨澜从来不认为采访有什么特别的诀窍,除了认真:“我不是每一次都有灵感,但我每一次都很认真。”采访前做一大堆的研究,目的只有一个:“我必须了解我在说什么。”而一次成功的采访,最重要的是要让被采访者知道,你明白了他在说什么,而不是把一个问题扔给他,得到答案后又接着问采访提纲上的另一个问题。“毕竟,我不是采访的主角,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
从益智类的节目到深度访谈,杨澜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始终以文化为导向:“从家世背景到个人爱好,我的兴趣一直在文化方面,所以真的不存在什么大的跨越。”
的确也有我不喜欢的采访过程,但那不影响我们把事情说完,因为你不喜欢的也许只是一个人的说话方式,但是那绝对不会妨碍到你对一个人的尊重。对话,是人与人层面上的交流。
杨澜一直希望采访对象的每一次自由发挥,都能带给普通人最大的启示。
杨澜说:“我会一直做到观众不喜欢为止;他们不喜欢,我也不会硬跳到他们面前说:‘看我,看我’。”
第五篇: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
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
张海鹏 《光明日报》(2014年02月12日 14 版)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条件评价他。客观、正确评价毛泽东这个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历史人物,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从1849年到1949年这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惊天动地、惊世骇俗,变动最为剧烈的一百年。从1949年到2049年,是中华民族逐步走向复兴的一百年。这两个一百年,是要为今后的中国历史学家大书特书的两个一百年。毛泽东正活动在这两个一百年的中间:1949年前的半个世纪,他在剧烈变动的时代中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是一个引领时代前进的人,他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在1949年后的27年中华民族复兴的征途中,他还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是一个引领时代前进的人,是一个动员了中国全体人民的人,虽然在行进中难免跌跌撞撞,但毕竟是在探索中国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是一个把毕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人!他是一个为国家走向富强工作到最后一息的人。我们的后人将会为中国的发展创下更为伟大的业绩,为人类作出更为伟大的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像毛泽东这样经历了那样多剧烈的世纪变化、那样多风雨兼程、那样多天地开创的人,应该是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他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贡献作出了科学的评价和总结。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同志都对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作出了肯定的评价。这些肯定的评价反映了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是尊重历史事实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逝世37周年的时候,我们怀念毛泽东,回顾他的一生事功,指出他的成功与失误,对于认识历史和认识社会现实是有意义的,对于从中汲取力量、推进中国历史的前进是有意义的。
研究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是要尊重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是要尊重这个历史人物比他的同时代人、比他的前代人贡献于历史那些更多的东西。否定革命领袖毛泽东,就是丑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丑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丑化中国人民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恶劣表现,是企图从历史依据和逻辑前提下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在现实政治中的执政地位,否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为另寻“自由主义出路”制造依据,为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制造根据。有人指出,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他们所要虚无掉的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与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希望。我完全赞成这样的评论。
从正常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来说,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的轨迹是很清楚的。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在社会现实的观察上,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社会现实,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对国内阶级斗争的现实严重性估计过分了。由此引出一系列现实政治措施上的错误,影响了他对国家发展重心的认识,没有始终抓住社会主义建设不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错误,是没有完全正确掌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心中没底。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上犯了急性病,在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上,没有认识到自身发展规律。之所以犯这些错误,从思想认识上讲,还是理论和实际相脱离,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脱离。这些错误,是时代的局限造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难免的。
历史人物难以避免时代的局限,这是任何时代的人不能回避的。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
1961年毛泽东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1956年毛泽东回答中国的前途问题时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毛泽东说过我们不是圣人,难免犯错误。这里说的犯错误,既包括了因历史时代的局限可能犯的错误,也包括因认识不足和经验缺乏所犯的错误,还包括因个人原因犯的错误。重要的是,共产党能够通过自己来克服错误。中国共产党已经总结了自己的历史,包括毛泽东领导国家时期的历史,克服了以往的错误,中国的事业又重新大踏步前进了。
毛泽东一生革命,一家人中出现了六位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保家卫国,他像千千万万普通父母一样,把儿子送到朝鲜战火的前线。他的儿子毛岸英未能幸免于美国军机的炸弹,未能全身返国。毛泽东一生清廉,勤勉为公,没有为子女和亲属留下财产和权力。因此,毛泽东对国家的忠诚和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和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伴随着毛泽东对时代的贡献,亦有时代对他的局限。这通常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难以避免的,后人不能苛求。
(作者系中国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