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中欧大学演讲：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第一篇：索罗斯中欧大学演讲：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演讲时间：2009年10月26日

——金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系列讲座演讲稿

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个概念框架帮助我既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但是，框架本身是无关乎钱财的，它是关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从很早开始，就已经被哲学家们广泛地研究。

50年代末，我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时，就开始发展我的哲学。由于我提前一年参加了最后的考试，在我得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时间去打发，可以选择导师对我进行指导，我选择了卡尔波普尔，一位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书中，波普尔认为，经验真理不能被绝对地肯定。即便科学规律也不可能摆脱疑云：他们可以被实验所证伪。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实验数据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就足以证明整个理论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数据支持该理论，也无法完全肯定该理论是对的。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假设性质的，而真相永远有待检验。意识形态声称掌握着绝对真理是胡说八道，因此，他们只能由武力去推行。这适用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思想最终都导致镇压。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一个人们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开放社会，法律规则允许不同意见和利益的人和平相处。在这里，经历过纳粹和共产主义占领的匈牙利，我发现开放社会的理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当我阅读波普尔时，我也在学习经济理论，我发现在波普尔强调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同时，经济学理论却有完全竞争理论，并假设知识是完备的，我被两者的矛盾难住了。这使我开始怀疑经济理论的假设。这是我哲学上的两大理论启示。当然，我的哲学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个人的历史。

我一生中的经验成型于1944年德国对匈牙利的占领。那时我还不到14岁，拥有不错的富裕中产阶级背景，但突然之间，就因为我是犹太人，就面临着被驱逐和杀害的前景。

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对这种非常态的事情是有充分准备的。他经历过俄国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宝贵经验。在那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战爆发后，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军队。他被俄国人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去成了战俘。由于野心，他成了犯人们自制报纸的编辑。这份报纸是手工写在一个木板上的，名字就叫“木板”。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欢迎，他被选为囚犯的代表。之后，一些士兵逃离了邻近的集中营，该营的囚犯代表被报复性枪杀。我父亲不想坐以待毙等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在的集中营里，就组织了个小组领导了一次越狱。他的计划是造一个木筏航行进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识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流了几个星期才意识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几个月穿过重重的针叶林，寻找道路回到文明。与此同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卷入其中。经过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我的父亲才终于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当时留在集中营不逃走，应该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亲回到家已经变了一个人。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也不想。他传授给他孩子的价值观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敛财，也不想成为社会支柱，只想干活挣钱恰好能过日子就行。我记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被他派去向他的一个主要客户借钱，之后我父亲不高兴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不得不加紧干活还钱。虽然我们日子过得还算宽松，但我们不属于那种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我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

1944年，当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我父亲马上明白这不是正常的时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则办事。他给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来了假身份证，那些人有的付了钱，有的是免费的。大部分人幸免于难了。那是他最好的时光。

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的体验。我们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周围就有人死亡，但我们不仅活着，还帮助了别人。我们和天使是一伙儿的，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魉。这让我感到很特别。这是多么 High的冒险。有父亲做可靠的向导，我顺利地度过了艰辛。一个 14岁的孩子还能要求什么？

经历了逃脱纳粹的快感之后，在苏联占领期间，匈牙利的生活开始失去光泽，我需要寻找新的挑战。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找到了离开匈牙利的路。当我 17岁时，我成了伦敦的一名学生。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兴趣是深入了解我所诞生的这个古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我也怀有一些成为大哲学家幻想。我相信，我已经获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区别开的智慧之光。

在伦敦的生活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单身一人，没人对我说的话感兴趣。但即使可恶的生活迫使我靠更世俗的方式谋生，我也没有放弃哲学雄心。在结束学业后，我有一串错误的开始。最后，我在纽约套利交易的位置上稳住了。但空闲时我仍然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来历，题目是“意识的负担”。这是一次试图把波普尔的“开放和封闭社会的框架”进行模型化的尝试。它把有机社会和传统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封闭社会与教条方式相联系，开放社会与批判方式相联系。我不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是，我无法将思维方式和真实社会事件之间联系的属性进行分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是我怎么想到要发明“反身性”这个概念的历程，这个概念我呆会儿要详细探讨。

第二篇：索罗斯中欧大学演讲《未来的路》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12年初是365% – 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 2012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2年还是2012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 – 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混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的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 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怀特(harry white)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法规条例理应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两个等级层次(two-tier)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 “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组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由银行销账。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 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其整体失败将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数家银行得到保释。

XX/2012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 – 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周边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局面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imf的设立是为了应对政府部门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私营领域。但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的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起初没有奏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被迫实际上是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周边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用他们中央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赤字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第三篇：索罗斯开放社会系列演讲第三讲：开放社会

索罗斯开放社会系列演讲第三讲：开放社会

布达佩斯 中欧大学 2009年10月28日

今天，我将介绍我概念框架的第三大支柱，开放社会。在前面的演讲中，我总结了我一生的研究和试验。在这里，我将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因为我对于开放社会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改变，至今他们仍然在演变。因此，未来两讲将更加具有探索性质。

开放社会和反身性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在个人层面上，他们是紧密联系的。你会记得，我研究经济理论的同时还阅读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坚持认为易错性是我们固有的属性，导致我对经济理论基本假设的质疑，并提出了反身性的概念。

但是在概念层次上，两者的联系却是间接的。联接两者的是第一支柱，也就是易错性。在这种语境下，易错性不仅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总是不完整的和扭曲的，而且还意味着，在我们努力简化这个复杂的现实过程中，我们常常把它曲解了。我们的误解在塑造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我的思想中的确有什么原创内容的话，那就是对于误解的强调。它在对开放社会的批判性思维中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波普尔没有提供一个开放社会的确切定义，因为他认为确切的定义与我们不完美的理解力不相兼容。他喜欢从相反的方向来定义事物，首先描述它们，然后给它们一个标签。在他命名为开放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实际上与民主社会相近似。

他最有效的努力是以认识论做为论据为民主辩护。由于完美知识实际上超出了人类理智，一个由言论、思想、选举自由为特征的社会比起以武力强加意识形态的社会更加可取。由于经过纳粹迫害和共产主义的压迫，我发现这种说法非常有说服力。

波普尔的哲学让我对金融市场误解的作用更加敏感，反身性概念让我发展出了自己的泡沫理论。这给了我一根必要的拐杖来参与市场活动。

成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后，我经过了一场中年危机。那时我接近50岁。我的对冲基金已经增长到1亿美元，其中约有4000万美元属于我个人。我觉得我已为我自己和家人赚够了钱，运作一个对冲基金极端紧张和枯燥。有什么事情值得我继续卖命挣钱？

我苦苦考虑了很久，最终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推动开放社会的基金会。我把这个基金会的使命定义为：去打开那些封闭社会，纠正开放社会的不足，和促进严肃的思维模式。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慈善事业。我于1984年在匈牙利成立了基金会，那时它还在XX党统治之下，在中国是1986年，波兰和苏联是1987年，当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时，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网络，几乎覆盖了整个前共产主义世界。

通过这种方式，我获得了怎样建立开放社会的实践经验。我学到了很多。我发现了一些我本应该首先就知道的东西。例如，封闭社会的解体并不一定会导致开放社会的诞生，它可能只导致持续的分裂，直至一个和垮掉的前政权类似的新政权上台，而不是出现一个开放社会。

2004年，布什总统在美国连任，迫使我彻底重新思考开放社会的理念。这是世界上最成功最悠久的民主政权，却在践踏着它本应该代表的原则，在反恐的名目下侵犯人权，仅仅靠着虚假的借口就进攻了伊拉克。但他竟然再次当选了。这怎么可能？我不得不问自己：美国哪儿出问题了？我写了两本书试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怪罪布什政府误导民众，我指责民众允许布什政府来误导他们。

当我探讨愈加深入时，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概念框架。我发现了一个开放社会的理论缺陷。波普尔主要考虑的是认识现实的问题。他基于认识论而选择了开放社会，而对政治争论则较少考虑。他认为，“只有民主提供了这样一个制度框架，允许改革的时候不使用暴力，在政治问题上使用民主的原因即在于此。”

但他的方法是基于一个隐藏的假设，即思维的主要目的是加深对现实的了解。而并不一定如此。操纵函数可以优先于认知函数。事实上，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家的首要目标是能够当选，并赖在位置上不走。

这个非常明显的分析导致了关于开放社会概念的一些其他问题。波普尔怎能想当然认为，自由政治过程的目的就是理解现实？而且更有趣的是，我，一个在反身性概念中把操纵函数提到如此高度的人，怎么会盲目地跟着他的思路走？

这两个问题都使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深深地根植在这样的知识分子传统中，它或者忽略掉操纵函数，或者把它置于认知函数的附属地位。

* * *

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对世界的看法是如何变得如此根深蒂固的。认知函数的目的是生产知识。知识被表示为符合事实的断言。要建立对应关系，断言和事实是分开的，而且表达必须明白无误（只有是和否，没有差不多这样的说法）。因此，追求知识的过程要求思想应该和它们所研究的目标分离。这项规则使哲学家（主要关注的是思想）产生这样的信念：理智和现实是不同的。这种二元论根植在希腊哲学中，在启蒙运动中又主宰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把他们的信心交给了理性。理性被认为像探照灯一样工作，照亮了静静躺在那里被动地等待被发现的现实。在重塑现实时，理性可以起到的积极作用大部分都被忽略了。换句话说，启蒙运动没有认识到反身性。这导致了认识和现实之间的偏差，但在当时来看，这显然没有被认识到。

在启蒙运动时期，人类对控制自然力量的知识还知之甚少，科学方法还能给人无穷遐想。当时有如下想法是恰当的：认为现实的东西就在那里，被动地等待着被发现，在探索过程中理性积极地卷入其中。毕竟，当时就连地球都还没有被充分探索。收集事实，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就可以收获丰厚的回报。人们从四面八方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取知识，世界的可能性看上去是无限的。理性一扫几世纪的传统关系和宗教教条，摧枯拉朽播撒着人类社会将越来越进步的理念。

当时的人们在很大程度忽略了，反身性给人们能否正确认识社会带来的困难。法国大革命领导人认为，理性可以帮助人们从头开始重建社会，但他们对理性的信仰过了火。整个社会无法跟随理性的支配，1789年革命的欢快小曲变成了1794年的恐怖呻吟。

启蒙运动误解了现实，它错误地在思想和现实之间引入了一个二分法，这样导致他们认为，理性可以获得完美知识。这个二分法不是来自于客观事实，而是由启蒙哲学家在试图理解社会的时候臆造出来的。

后现代主义者给这个启蒙运动所犯的错误起了个名字：启蒙谬误。这里我也将采用这个术语，但我需要明确一点，我曾提到了一个术语叫创造性谬误，其中包含着有价值的真理内核。

让我简要解释创造性谬误的意思。我们有能力获得知识，但我们绝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知识，使我们所有的决策都建立在确定的知识之上。因此，如果一个知识点证明是有益的，我们就会将其过度开发并扩展到它不再适用的地方，因此它就成为了谬误。

这就是启蒙运动发生的情况。理性和现实的二分法在针对自然现象时极其成功，但是运用到人类领域，就导致了谬误。

启蒙谬误深深根植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它导致波普尔宣布同样的标准同时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导致经济学家利用牛顿物理学来创建经济模型。无论波普尔优雅的科学方法模型，还是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都没有认识到反身性。更糟的是就连我，发现（或发明）了反身性的人，没有认识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概念实际上是基于如下隐藏假设的，即认知函数优先于操纵函数，在他看来，我们在努力寻找真相，而不是简单地操纵人们去相信我们希望他们相信的事情。

启蒙谬误根植于有效市场假说，以及该假说的政治衍生物暨市场原教旨主义之中。在这两个思想的谬误在金融系统的崩溃中一览无余。但我发现的那个开放社会的缺陷却不那么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概念没有如同有效市场那么广为接受，但对我个人而言却是翻天覆地的。它迫使我重新考虑开放社会的理念。

我没有放弃我对开放社会优势的信念，但我知道这需要更强大的论据来巩固它。波普尔想当然地认为，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认知函数天然优先于操纵函数，我现在相信，如果一个开放社会要蓬勃发展，就必须明确保证认知函数的优先地位，它不是天然的，而是必须通过努力去保证。让我解释一下我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治活动不是为了发现现实（即认知函数），而是为了要当选和继续掌权（即操纵函数）。因此，自由的政治活动并不一定会比压制不同政见的专制政权产生更明智的政策。

更糟糕的是，在政治斗争中，为了操纵现实，承诺遵循事实已经成为了障碍。布什政府掌握了强大的右翼宣传机器，没有任何必要去尊重事实。这反而给了它决定性的优势，让他可以轻易地对付掉那些更加传统的政治人物，这些人还在受着启蒙谬误的影响，受限于事实，无法放开手脚。

Frank Luntz，最成功的右翼宣传家之一，公开承认他在设计口号时使用的教科书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作为一个开放社会的信徒，我发现这的确令人震惊。奥威尔书中的集权口号在开放社会中怎么能取得成功呢？甚至可以做到与一个集权国家依靠其真理部，利用斯大林式的方法让人保持一致相类似的效果？

最终，针对于美国到底怎么了这个问题，我得到了一个结论：人们并不特别关注对真理的追求。他们已经习惯于被更加先进的技术所操纵，也不介意被欺骗；事实上，他们表现得还很积极。

人们已经习惯了接受实现包装好的消息，因此也乐于接受那些付费的政治广告。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因此也乐于接受那些民粹主义评论家诸如Bill O’Reilly和Rush Limbaugh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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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的技术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发展。它们起源于19世纪结束时的商业领域，企业家们发现，他们可以通过品牌和广告来区分他们的产品，从而提高利润。这促进了对消费者动机的研究，以及对于信息和重点小组的试验，并通过反身性的过程改变公众的行为。它导致了消费社会的发展，并最终扩散到政治和文化领域。

我逐渐发现，经济和政治所依据的隐含假设（即认知函数优先于操纵函数）是假的。经济理论在给定需求和供应的条件下，显示了基于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如何导致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需求曲线的形状并不是独立的，它是受广告操纵的。

代议制民主理论假定候选人会代表自己和选民，选举和制度能够选择出选民最想要的人，但它没有预期到候选人们会研究公众意见，并专门讲选民喜欢听的话。

这些理论都没有考虑到现实是可以操纵的。操纵现实也成为了一门主要的艺术。是文学批评最终导致后现代世界观的发展，把启蒙运动翻了个底朝天：它否认存在可以由理性发现的客观事实，作为替代，它把事实当成一堆常常互相矛盾的叙事。

* * *

我已经无法跟上这个不可收拾的后现代世界观，因为它与我对客观现实的深深敬意相冲突。我不知道后现代世界观和布什政府宣传机器之间的联系，直到Ron Suskind的一篇文章让我大开眼界。他引述一个宣传机器作手的说法说：“我们不学习事实，我们制造事实。”这迫使我改变我的想法。我不得不对后现代状况更严肃，看出它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谬误，与当初对启蒙运营的影响完全一致，甚至更有影响力。

但我仍然把后现代谬误更多看成是一种谬论，它缺乏像启蒙谬误那样更具创造性的因素。通过更加强调操纵函数的优先性，它忽略了客观事实的最核心部分是无法操纵的。在我眼里，与启蒙运动忽略操纵函数相比，后现代谬误只能算是一个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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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启蒙运动，理性和现实相互分离和独立于彼此。人们利用现实的唯一方法是去理解事件发展背后的规律。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想当然认为发现那些规律是第一位的。这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标志着人类智慧的伟大成就。只有当对人类事务进行研究时，谬误才出现了。

相反，后现代世界观完全是误导。它催生了一种不道德、务实的政治态度。它可以归纳如下。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现实是可以操纵的，为什么要赋予认知函数比操纵函数优先的地位呢？为什么不直接进行操纵？为什么不绕过真理直接追求权力？

有一个答案我觉得是决定性的。尽管现实可以操作，其结果必然会偏离操纵者的意图。如果要将这样的偏离最小化，就只有更好地理解现实。正是这种见解，让我为开放社会引入了一个明确要求必须追求真相的承诺。

这个抽象的变量可以由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强化。看一看布什的总统生涯。在操纵事实上，他异常地成功。通过向恐怖分子宣战，全国人民都整齐划一地站在了总统身后，一说攻打伊拉克，全国人民就为他铺好路。这次入侵说是为了在世界上确立美国霸权，但适得其反。美国徒然丧失了权力和影响力，布什也被普遍认为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美

国总统。

这个例子应该是令人信服的。然而，现在的反身性的概念正在日益被认识到，危险是，根据后现代谬误，它会被误解。一个反身性现实非常难理解，人们更容易被简单的回答所误导。有时候需要一辈子才能理解“一个预测是对的，并不一定证明它所依据的理论也同样是对的”这样的话，但一个付费政治宣传只需要30秒。

我们很容易采纳后现代世界观，但它非常危险，无视客观事实的存在。一个回到客观现实的方法是指出人是会死的。人的意识很难接受死后自己就不存在了这个事实，各种各样的神话叙述都在编造着人死后的生活。我一直被一个阿兹特克人的仪式深深打动，队员们参加一场球赛，获胜的一方将被献祭给神灵。这是此类神话威力的一个极端例子。然而，事实是冠军们都死了。

即使如此，我必须承认，死后生命就不存在了这样的观念还是无法证明给那些相信死后世界的人看。我对现实世界客观属性重要性的坚持是个人信仰的问题。事实上，它和宗教信仰有奇怪的相似性。我构造的现实世界的客观属性具有许多一神教中神的属性：它是无所不在的，全能的，它的工作方式仍然保持一定的神秘性。

我对现实世界客观属性赋予了很高的地位，我曾经认为这是人们的常态。后来我认识到我的态度是相当不寻常的，它与我的个人历史有关。

我一生中经验形成时期是德国占领匈牙利的1944年。在我父亲明智的庇护下，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仅成功地活了下来，还设法帮助了其他人。对我来说，1944年是积极的经历，让我总是蠢蠢欲动想去和艰难的现实相对抗。

这种态度在我参与金融市场时得到了加强。我是一个冒险家，经常把事情推到极限，但又避免摔到悬崖下面去。为了避免不愉快的意外，我学会了事先看到所有最坏的情况，这样才能保护自己。我选择投资于就算是最坏的情况出现，风险/回报率仍然比较有吸引力的地方。这使我总是强调各种情况的阴暗面。

然后我开始积极地参与我的基金会。在这里，由于我发现可以采取积极行动减轻现实中的不公正，又增加了我承认和面对残酷现实的意愿。负面评价导致了积极参与。

我的基金会最终投入了许多资源在看上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上，比如药物管理政策，以及看似无望的事情上，比如缅甸、海地、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刚果。不用说，打败仗不是许多基金会的首选。

我对现实客观性的信心就像其他人对宗教的信仰一样。由于缺乏完美知识，我们需要信仰。我正好相信残酷的现实，而其他人相信上帝。

不过我认为，当社会忽视了现实的客观性，它自己也就危险了。如果我们试图通过欺骗自己和选民来避免不愉快的状况，现实将惩罚我们，它的发展绝不会符合我们的预期。

是的，现实是可以操纵的，但是我们操纵的结果不是由我们的欲望决定，而是由我们还无法完全了解其规则的外部现实所决定。我们了解愈多，结果就越接近于我们的预期。理解现实就是认知函数。这就是为什么认知函数应该优先于操纵函数的原因。忽略我们还无法完全了解的现实将导致后现代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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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最近的历史中，关于思想和现实的关系上，人类引入了两个谬误：启蒙谬误和后现代谬误。他们彼此相关。启蒙运动没有意识到对人类领域进行操纵的威力，但是操纵函数的发现又导致了后现代谬误。两种谬误各自注意到了这个复杂关系的一半。

我的概念框架是基于易错性和反身性这一对概念的，从而将复杂关系的两半结合在了一起。这两个谬误都已经很有影响力，但我的框架却很少有人接受。这正好说明人们是多么容易误解现实，比获取正确的认识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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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谬误方兴未艾。它指导了布什政府的政策，我警觉地发现，它在奥巴马政府的影响也浮出了水面。我指的是由George Akerlof和Robert Shiller最近写的一本书《动物精神》，它在塑造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时有重要影响。

这本书赞美了“信心乘数”的优点，也就是说，经济的弊病可以通过大谈金融市场来治疗。这只是真理的一半：股市反弹使银行筹集到资金，并加强了经济的其他方面。但是，信心乘数无视另一半的事实：如果现实并不支持期望，信心可以变成失望，繁荣可以变成萧条。我非常担心，如果过于相信信心乘数，奥巴马总统已经在通向衰退的路上了，如果旧症复发，他将因此受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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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引入讨论对现实的两种虚假解释，将有助于澄清我的反身性理论。尤其是有一点需要强调，这一点历来被阐述得不够清晰明确：客观事实是有一个硬核的，它不能被操纵，就像死亡一样充满了必然性。正是这个硬核被后现代谬误忽略了。

在最近成功的激励下，我宣称我的概念框架提供了对现实的正确解释。这是一个大胆的说法，乍一看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对现实正确的解释如何与人们永远无法取得完美的理解这个原理相调和？非常容易。反身性向参与者的思想和事态发展这两方面都引入了不确定因素。这个框架声称未来是天生不确定的，自然不能被指责为完美的。

然而，它可以提供对现实的重要见解，它甚至可以预见一定范围内的未来，虽然这个范围本身是不确定和多变的，正如我们最近在金融危机中看到的。通过承认不确定性，我的框架既是自我一致的，也是符合实际的。然而，因为它不够完美，它拥有改进的余地。

其实上我能找到许多理论发展的空间。我的原始框架是在波普尔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只是想解决理解现实的问题。但是当我接续认为，选民应当珍惜真实惩罚欺骗的时候，我进入了价值领域。在这领域中，不确定性比在认知领域内更为普遍，也需要有更多的思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理很难建立，往往更难承担。如果不想遇到阻力，往往会导向相反的方向：避免谈及不愉快的现实，奖励欺骗，同时仍然可以保持威信。如果一个开放社会要保持开放和繁荣，这些倾向都必须予以抵制。

这个药方特别对于现在的美国更加重要，因为金融危机后，美国正面临着一大堆不愉快的现实。该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过着超出其能力的生活，通过向国外借款来维持。现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人们消费过度，现在必须需要重建自己的积蓄。银行系统已经崩溃，需要自己想办法逃离黑洞。

布什政府在入侵伊拉克时故意误导了选民。奥巴马政府不能被指控为故意欺骗，但它却不愿面对残酷的现实，开始指望“信心乘数”。

不走运的是，客观现实不能满足信心乘数提出的希望。同时，政治反对派攻击总统时毫不受制于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选民应该更加致力于追求真理将难以实现。它为我的基金会提供了很好的议题，但目前美国的民主状况却无法为开放社会做出榜样，表现不出它是一个更有优势的社会组织形式。我需要找到更强有力的论据。

* * *

这里有一个更好的例子，我们的国父们在开放社会理论出现之前就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来自于相信个体自由的价值。他们采用的认识论观点是有缺陷的：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没有什么是不言而喻。但是不管是否不言而喻，个体自由的价值是持久的，并且，由于曾接触极权政权，我给个体自由一往情深。我并不孤独。

回到国父有另一个很大的优势：它允许讨论权力关系。宪法通过分权避免暴政。

分权本身就意味着承认在社会中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利益和对于现实世界不同的解释，而整个社会却需要靠政治进程去和解。宪政制衡首先就排除了宣称掌握终极真理的绝对权力的出现。宪法确立了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制衡的机制。但这是不够的。只有社会能向权力说出真相时，开放社会才能获胜。它需要法治，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权利。他们赋予公民通过司法机构抵御滥用权力的权利。这就是国父们是如何创造一个开放社会的。

让我更清晰地说明我的信息。不管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还是目的本身，开放社会都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它使一个社会通过将认知的重要性放在操纵函数之上，更加了解它正面临的问题，并比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更成功地处理这些社会问题，它的人民也更愿意直面严峻的现实。换言之，民主的工具性价值是依赖于选民素质的，目前美国民主的表现没有达到其过去的成就。我们不能只是依靠美国制度固有的优越性，还需要重新证明自己。但是，除了工具性价值之外，开放的社会还有一个内在的价值，即个

人自由，它能表示开放社会的兴旺与否。例如，它适用于苏联。

但是，个人自由的内在价值却不总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在中国，集体利益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它就很难得到承认。这是奥运会开幕式所表达出来的清晰信息。它显示，通过整齐划一的蚂蚁式服从，失去了个性的集体也能够产生极壮观的景象。

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改变，个人自由的价值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越来越重要。我将在我最后一讲谈这个问题。

谢谢。

第四篇：升级演讲(原)2

My favourite season Hello, everyone!I’m August, my level is B.Today my topic is my favourite season.My favourte season is summer.In a year, we have four season, they’re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I think, summer is the most different season.Summer comes after spring and before autumn.It is the hottest time of a year.It lasts for about three mouths in a year.In summer, the daytime is long and the nighttime is short.Summer is usually sunny, but sometimes it’s thundery and stormy.Typhoon occurs more frequently in summer in a year.My favourite sport is swimming and the best time to go swimming is in summer.I like summer because I can usually swimming in summer.Swimming is very interesting.My friend and I go swimming together.We have water fight and compete to be the fastest in the pool.In summer, we can also go to beach and have a sunbath.I like summer because in summer I have a long summer vacation from July to August.In this vacation, I can do many things.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is travelling.In a year I can only travel once.This year, I went to Singapore.My dream of flying in the sky finally came true.Last year I went to lan yun gang.I took lots of photos.Olympic is held every four years.Olympic is always held in summer.I only can remember two Olympics.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my birthday is in summer.It’s on the twenty-third of August.On my last birthday, we had a big dinner.I must eat noodles because noodles are always long, it means I can live a long life.After that, I made a wish I hope I have more time to play.After that, I blew out the candle then cut the cake and eat it.But this year, I want to spend my birthday in web.That’s maybe very good.Another reason that I like summer is fruit.Summer has lots of fruit, like watermelon, tomato and mango.I like watermelon best, it has lots of juice.And the juice is all sweet.If I am thirsty, I can eat a piece of watermelon.The second one I like is mango.It’s yellow and it has a big stone, but it has the sweetest pulp.I like summer because summer has my favourite fruit.Oh, wonderful summer, I love you!

第五篇：老简批中欧商学院李善友老师演讲

老简批中欧商学院李善友老师演讲

老简批中欧商学院李善友老师演讲老简创业茶馆07.28 11:07阅读594查看原网页搜狐媒体平台 07-28 11:07大中欧李善友教授上个周末过得很欢愉，除了两部破票房纪录的国产大片，还有李善友老师的刷屏演讲。任何一位能把自己理想一步步实现的人，我都敬佩，2002年，李老师就说要成为一个牛逼的培训师，“以嘴养嘴”，现在这个理想俨然华丽丽的实现了。我也是李老师的受惠者，2001年他在搜狐的时候，组织了20多场专业 管理培训，为我们二三十个企业中层开拓了眼界和视野，不亚于一次小型的MBA，感恩！现在每次看李老师的讲稿，都蛮过瘾，如果把这篇演讲稿翻译成英文，互联网女王Mary Meeker肤浅的流水账报告只有靠边站做个陪衬了。我相信李老师有这个实力——迟早的事儿。再牛逼的人，开篇讲一个宏大命题时，立论也难免有粗疏纰漏，下面我就把这篇演讲中，不甚究竟的地方，一一评述一下：

一、基于事物本身赚钱的模式不会消亡，精神体验需要物质载体后工业时代末期，“满足”、“体验”和“社交”的价值（下面简称“精神体验”）逐渐成为“事物”表象价值的主体。这时候，在创造事物的过程中，创造“精神体验”价值的主体和创造物质载体的主体开始分裂。说简单点，LVHM（控制LV品牌的公司）创造了LV的“精神体验”，所以获得了“精神体验”部分的溢价；而代工生产LV皮包的公司，仅仅创造了LV皮包的物质本体，所以他们获得的是物质本体的价值，显然，前者远远高于后者。创造了iPhone体验的Apple公司，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IT公司，而创造了iPhone物质载体的工厂，成为了富士康。虽然富士康以接近于零毛利生产了巨量的iPhone，依然很难从iPhone的全球热卖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独特的、有价值的体验，依旧是后工业时代的王道，能创造这个体验，就是苹果、就是LV、就是迪斯尼；不能创造这个体验，就是富士康、就是东莞某工厂、就是电影播到最后一分钟，观众都快走光时候，名单中出现的后期制作公司。缺乏物质承载的纯精神产品，同样也难以获得高价值，因为感官体验是精神体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极品飞车联网游戏中的保时捷911，怎么也不可能卖到和现实中一台911一样的价格。因为后者能创造出更极致的感官体验和更高的精神溢价。抛开研发成本摊销不算，如果单纯从生产制造角度，做这么一台车并不比制造一台普通的宝马325i复杂许多。所以，能够赚钱的事物永远不会消失，只不过，最后谁能赚到钱，取决于精神和体验价值由谁来创造。未来会有更多的“精神体验”溢价，依附在事物本身上，推高事物的价值和价格。过去我们买鞋，现在我们买耐克；过去我们买书包，现在我们买Prada。

二、不是每个企业都能成腾讯阿里百度，免费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企业我常讲：太阳底下没新鲜事。互联网市场和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有三个基本要素：买家（价值消费者）、卖家（价值提供者）、市场/交易平台。只不过在具体情境下，三者的角色可能混杂，甚至有可能互换。平台有可能充当卖家，买家（也就是流量）卖给“卖家”，这时候，卖家变成了流量的买家。当卖家规模足够大，品牌足够强，也有可能自己成为一个小平台，把流量卖给别的卖家，甚至把流量反向倒给平台。阿里和京东之所以都在抢优衣库，是因为优衣库这种品牌化的大零售商，已经掌握了很大的高品质流量，透过一些机制，能够分享给平台。在任何一个市场里，真正的“幕后英雄”，终极价值的创造者和多数的参与者，是哪些真正创造体验价值的卖家。他们的平均规模不大，数量众多，就像草原和森林，是整个生态系统的能量基础。能够在系统中长期存活下来的卖家，毛利往往与规模成反比。成功的卖家，往往就是在毛利和规模之间取得某个恰当的平衡。如果每一个卖家都去学免费模式，整个系统的价值源头就会崩塌。这正是阿里系统的危机所在——阿里并没有给能够创造体验溢价的优质卖家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在零售体系里，其实一直在用类似于互联网的“免费模式”运营。比方说，很多超市会给周围的居民发打折商品的小册子，这些商品大部分都是“毛利为零”甚至赔钱赚眼球的商品。这就是李善友老师所说的“毛利为零”的商品。超市赌的是，绝大多数消费者去一趟超市，肯定还要买些别的东西走。所以超市里必须有不起眼的高毛利商品，比方说毛巾、玩具，还有超市收银台外侧由超市出租的小商铺，那个叫“POP开放平台”。超市先通过零毛利甚至负毛利商品吸引流量，然后把流量倒给高毛利商品和开放平台。看看，人家早就会玩流量和“互联网模式”了。偏巧有些幼稚的“互联网模式”中毒症患者，闹了很多笑话。比方说，5年前某个著名的电子商务创业公司，认为自己代表“互联网的先进模式和 生产力”，把某个品类的商品毛利统一按照一个比例一刀切，现在连这家连年亏钱连年反省的公司都成为行业笑柄。未来一切都免费，这可能么？不管羊毛出在谁身上，总得有那么多毛可以出才行，这是基本数学问题。现在互联网模式已经快被神话成：反正羊是可以不用出毛的，有猪呢！猪在哪儿呢？不要问猪在哪，猪只是个传说......三、创造价值的并不是关系，而是依附在关系上的交易我认识李善友老师，找到他本人也不难，但这本身创造不了任何价值，只是存在创造价值的“可能性”，如果有一天我买了他的课程，或者他买了我的产品，或者我把一个学生介绍给他，这个价值才真正产生。所以关键并不在是否已经建立了“关系”，而在于是否能够产生“交易”。互联网降低了建立关系的成本，促进了交易，这是互联网的价值所在。互联网越是无所不在，找到“交易的目的和理由”愈发显得重要，建立链接反而不是主要问题。罗振宇老师在我的好友名单里，并不意味着这会我无事生非给他发条消息有什么实际意义。交易的本质是价值交换，所以，所有的问题最终又回到价值的创造和消费这两个基本点上。互联网时代，链接让交易成本不断弱化，却没有解决价值创造这个最基本、最原始的问题。在未来，我们必然越来越少地关心成本问题，因为如何创造溢价、促成交易，才是问题的本质核心。就像黄太吉，关心如何让大家爱吃它的煎饼，要远远多过关心如何能节省油、面和鸡蛋的采购成本。能赚钱的既不是事物本身，也不是事物的连接，而是促成交易的能力。

四、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免费商品，而是有价值的商品某年春节，铁路购票网刚刚开放的时候，安全漏洞百出、UE烂得像癞蛤蟆、天天宕机、支付麻烦得让人崩溃，即便如此，依旧秒杀了一干 电子商务网站，成为当月电商流量头牌，搞得天天为流量发愁的电商人一通鲜血狂喷。为什么？因为春节火车票对亿万国人的意义和价值远超过访问网站遇到的痛苦和麻烦。当一个产品，很容易被替代，是在找不出来特别价值的时候，才有必要祭出最后的大杀器——免费。可在这个人人都免费，甚至贴钱陪你玩的时代，免费有可能让你成功，更有可能让你死得更快。免费这种 竞争策略，往往意味着这种商业模式本身并没有足够的独特价值，转而期望依靠规模能够获胜。当然，最后的胜者，有可能成为王者。可是，那听李老师讲课的几千个粉丝，和转李老师文章的几十万朋友。你们真以为做成百度阿里这样的公司，这事跟你有关系么？要不要把这个时代搞成人人都希望圈一堆羊，却找不到猪来拔毛？我有个朋友，本来是做2B业务的，服务很专业，过程很复杂，客单价和毛利都很高，想互联网化。有个“互联网投资人”给他出主意，让他用“免费”这个大杀器来迅速扩大规模，融资上市。我听了以后，笑抽了，这位仁兄可以送去深切治疗室了。从古至今，客户需要好服务，就该给好价格；免费以后，反而难以保证高水平的服务，客户未必会选择他。如果这样瞎搞，真把2B业务做成贰逼业务了。

五、不能免俗地再说说小米小米是零毛利模式么？显然不是。小米用 网络口碑营销节约了营销成本，用电商直销节约了渠道成本，用大规模制造压低了 采购成本，用品牌营销和粉丝经济提升了好感和流量转化率，只要保持和 竞争对手差不多的价格，就足以把竞争对手玩死，完全没必要把毛利压低到零。实际上，小米手机的毛利从来都不是零，小米靠卖手机赚了很多钱，小米恰恰证明了，虽然在玩互联网模式，羊毛依旧可以出在羊身上。不仅小米，全球安卓市场的领先企业： 三星、华为，都是高毛利玩家。所有这些公司的偶像苹果，更是以超过40%的毛利创造了消费电子行业的奇迹。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用户需要的不是最便宜的，而是他觉得值得花钱拥有的。一厢情愿地自践身价，很容易成为女神身边那个冤大头的备胎。出力出钱出感情，最后人家还是跟高富帅跑了。虽然吐了这么多槽，争论并不代表不认可，李老师的演讲无论从知识性还是趣味性，都很难找到替代，再次感谢李善友老师的努力和付出，让我们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文章和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