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个人演讲稿

第一篇：人民公社个人演讲稿

人民公社个人演讲稿

人民公社个人演讲稿

参加工作至今已有32年，从起初在人民公社到乡政府，再从乡政府到区机关工作，32年弹指一挥间，有许多让人容易遗忘的事，但是使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长期基层工作中留下的三种精神。

一、吃苦耐劳的精神--锤炼人的意志

从学校毕业，就被分配回到家乡--大峡人民公社工作，当时只有18岁，领导见我年轻，就分配我搞统计、武器仓库管理员，驻回龙村。当时交通条件也不好，驻村地离公社来回近30里路，全靠步行，早晨要赶到驻村与村组干部一起劳动，下午放工后还要赶回公社看武器仓库、做统计报表、写情况分析，常常忙到夜深人静。每隔几天，还要将仓库里的几十件各式武器擦拭一新，虽然满身油渍、又脏又累，但还是干得充实而又快乐。撤社建乡，万事从头来，工作任务更加繁重，往往是一人干几个人的活，那时在乡办公室工作，没有像现在办公电脑化，全靠手写刻板、油墨，往往是一场活干下来，腰酸背痛、手脸黝黑。当时又身兼司务长，早晨6点钟起来，到食品站、粮站排队买菜、买粮、帮食堂干杂活，上班后又要陪书记、乡长下村，一天到晚连轴转。1984年冬，花果区公所决定动员全区劳力修通大西沟相公岭至长坪公路，我被分配到长坪段。乡政府成立指挥部先期到达工地，当时正值初冬天气，又逢阴雨连绵，西沟河水暴涨。先期到达的指挥成员主要负责好给各村划路段，当时的大西沟山高、坡陡、林密，恰又值阴雨天，时间紧任务重，白天与领导一起爬悬崖、攀陡岩、钻荆棘、穿树林，一尺一尺地计算，生怕漏了哪个村。往往是早晨穿的干衣服中午全部湿透，在火炉边烤烤，下午又穿又湿再烤。经过一个星期艰苦工作，终于将各村路段划清，保证了施工的顺利进行。在划路段同时，又负责对民工的接迎。说实话，每天晚上都是打着手电、步行十几里、沿途接迎上工地的民工，真怕他们被河水冲走和出现其他情况，往往坚守到深夜，直到各村报告路上没有民工后，才回到指挥部。

青年时的工作经历，始终伴随着吃苦耐劳一道。那时的工作条件虽不像现在这样出行有公车、办公有电脑，但总觉得天天忙忙碌碌心里很充实、有激情、干劲足。

二、团结一致的精神--干成事业的保障

1997年4月，本人被任命为方滩乡党委书记。上任之初，方滩乡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财政几乎为零，黄方公路硬化工作才开始，外面都用上了手机、BB机，方滩乡政府唯一的摇式电话还时常打不通，干部人人思动。由于长期发不下去工资，村干部甩摊子、撂挑子、撒怨气的大有人在，乡政府周围饭店欠一屁股的饭钱，乡政府食堂几乎揭不开锅了。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我与党委一班人达成一致：首先要树立团结一心、共渡难关、齐心协力、克服困难的信心，干出几样像样的事来，展现新一届党委、政府的面貌。先是修通硬化了黄方公路12.5公里路面，接着排除万难终于开通了方滩的移动电话，随后争取区委、政府的大力支持，成功地举办了堵河漂流节，亮化了堵河沿岸村庄房屋，使方滩水上旅游项目顺利实现，为农民在致富上新开辟了一条道路。同时，加大方滩集镇建设力度，延长了集镇水泥路面，安装了集镇路灯，绿化了两旁道路。在经济发展上，积极鼓励农民兴办实业，大力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种植反季节蔬菜、增加农民收入，与金融部门密切协调，积极化解政府债务……。在党委政府一班人的共同努力下，方滩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基层组织得到了巩固，积累的社会矛盾得到有效化解，干群关系融洽，虽然那时的方滩乡条件还是艰苦，但看到工作顺心，百姓有了新的希望，总觉得虽苦犹甜。

三、紧密联系群众的精神--干好工作的基础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之一，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离开方滩已经十几年了，每次因工作下去，见到农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书记好长时间没有下来了......。走在大街上，遇到方滩老乡的总是那句话：你啥时候再到我那儿去坐坐......。每每听到这些耳详能熟的问候，心里又激动又愧疚，激动的是方滩老乡还记得我，愧疚的是在任时没有给他们办什么事，过了这么多年，而他们还惦记着自己。

记得1993年，组织安排我到方滩任武装部长，我心里是极不情愿，当时在黄龙镇分管企业兼砖厂厂长，刚刚使企业扭亏为盈，正在踌躇满志把企业搞个红红火火，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最终还是拗不过组织，夹起被褥卷下到方滩。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我就制定一个计划，一定要在半年内熟悉方滩的大部分村民。于是每次下村，除开会利用机会和村组、干部党员谈心之外，还利用吃饭、休息时间了解情况，主动与村民认识，听取意见。当时的方滩不像现在交通这么发达，下村基本上都是走山路，往往下一次村，都得2-3天，每下一次村都有新的收获，总能新结识十几个群众，一来二去都成了熟人。

帮群众干活，既是联系群众的最好办法，也是增进与村民感情的有效途径之一，乡政府所在地茅冈当时是一片水田，每到夏季农忙时节，东家割麦看见了便会拿起镰刀割一会儿，拿起扦担帮忙挑一挑，最使人难忘的每到插秧季节，便会有村民热情地邀请你去喝插秧酒。咋可能白白地去喝，于是等到秧田整好后，便约几个乡干部，脱掉鞋子，挽起裤腿下田插秧，然后才高高兴兴地到主人家去喝酒，每次总是叫你不醉不罢休，这就是村民对干群关系的热情和肯定。就这样，在与村民的接触之中了解到了很多在正式场合下了解不到的情况，越是在这种情况下，群众才把掏心窝的话说给你听，才敢把你不了解的情况透露给你，才会真心实意地帮你出主意、想办法克服困难，完成工作任务。）

第二篇：人民公社放映员

呐喊

人民公社放映员

八〇前出生的广大农村牧区干部党员群众都不会忘记，上世纪人民公社电影队是活跃在农村牧区最基层的一支宣传党的政策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与农牧民走得最近的文化宣传队伍，放映员也是乡镇党政领导在党政中心工作中的得力助手，人称政府“八大员”之一，我们为了完成科技宣传和电影放映任务，常年跋山涉水、披星戴月、饱经风、雨、露、霜、雪、严寒和酷暑，日吃千家饭，夜睡百家床，白天用自制“红布展”、幻灯片等形式宣传科学种田、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等科普知识，晚上放映电影到深夜甚至一夜走两三个放映点连续放映到天亮，一年完成放映任务400—500多场。放映员们还充分利用看电影时群众高度集中的机会在放映前宣传政府当前中心工作的任务，配合当地村干部利用放映前时间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配合党政中心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年的电影队具备诸多职能，除了完成放映任务和宣传科普任务外，放映员与其他公社干部一样参加征收农牧业税，收三提五统，计划生育，大会战等党政中心工作，是政府“八大员”的主力军。有很多电影队或放映员多次荣获政府、宣传部、文化局甚至国家部委等部门的表奖，部分放映员荣获国家“十佳放映员”称号，有的放映员是从学校选拔的优秀教师，而如今他的处境与教师相比乃天壤之别。放映员的工龄大都在33--16年不等。1987年国家曾发文（广发干字【1987】111号）要求政府解决农村放映员的编制待遇问题，我们欣喜的填表上报等待佳音，哪知泥牛入海，一去没有音信，大家有一个信念：相信党不会忘记我们，默默地干吧，直到新世纪来临，我们仍然是“临时工”！有谁见过30多年的“临时工”，就算是临时工也应该依据劳动法得到相应的待遇，可我们却一无所有!（此处添加劳动法相关内容）

如今，我们大部分都已年过五旬，半生的放映生涯让我们丧失更多的生活技能，更因长年饱经风霜雨露而留下一付风湿多病的肢体，没有任何待遇，没有任何保障，甚至部分放映员都没有分到责任田和草牧场，老无所养，病无所医，被社会彻底遗弃。我们曾辗转几次找政府、文化、广电部门，也试图通过信访渠道向政府诉求待遇，得到的都是拒绝，甚至连我们与政府的三十几年的劳务关系都无情的被否定，无奈仰头问青天：我们这三十多年给谁干了？

我们坚信，当今文明国度，和谐发展社会，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法治社会，人民不会漠视我们的境遇，我们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更何况我们没有更多的奢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电影放映员具有「双重角色」，一方面是放映员，另一方面是政治宣传员。对于他们来说，不自觉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与自觉的对新政权的热爱水乳交融，对新政权的朴素的政治认同与飞扬的与民同乐的激情难分彼此，因而，两种角色并无冲突。所以对于新中国新政权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 他们是新政权建立伊始国家对农民塑造和规训的重要人力资源，他们使新政权的形象得到一次次完美展现并获得广泛认同。也正是因为有了农村电影放映员，农村的夜晚不再静谧，「新生」的农民开始拥有了夜晚的「愉悦」。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的辛劳，新政权的意志得以快速传达到偏远的农村，为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的重构、整合作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六七十年代放映员在岗时，放映员的报酬很低。83年实行农村牧区土地草场承包责任制后，大部分放映员没有分到土地草场，且农村电影事业日见萧条，放映员报酬更是微乎其微。那时，放映员在老百姓眼里是国家干部，土地草场不发包给他们；而在政府眼里放映员是农民，就不应该享受干部待遇。这样放映员就成为上无工资待遇，下无土地草场的弱势群体。直至1997年农村牧区第二轮土地草场承包责任制的分配承包后，大多数放映员才得到土地草牧场，但仍然有部分地区放映员没有。在农村牧区，放了半辈子电影的放映员，因长年来风里来雨里去露天作业，导致关节炎、风湿病者居多，且年迈多病，生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赤峰松山区的一位放映员是当年公社党委从当地学校把他抽调到电影队做了放映员，苦熬半辈子后沦为无业无土地的农民，看着当年的同伴们拿着转正教师工资过着优越的生活，对比自己的处境怅然懊悔，几度忧郁最终选择自尽离开人世。像这样的悲惨事例何止他一个。赤峰巴林右旗宝日乌苏放映员齐福，60年代参加工作的放映员坚持工作到2002年，30多年的放映生涯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不言而喻，老来温饱无着落，更不要说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多年来奔走诉求政府希望解决待遇问题，得到的回答是：你的身份是农民，是临时工，国家没有相关政策解决你问题。我们认为 ：当今文明国度，和谐发展社会论出身给劳动者定性来确立他们的社会地位，这实在有悖于和谐，这是一种歧视性定论！微薄报酬坚持工作30多年居然还是个“临时工”，有谁见过30年的临时工！国家没有相关政策，我们才会诉求政府出台政策解决问题，为群众排忧解难不正是政府的为政之道吗！

倘在动荡年代国家困难时期，我们再困难也固然不会向政府提任何要求。如今改革开放经济空前繁荣年代，党的好政策给社会带来的丰硕成果的“大蛋糕”不正是用来解决民生问题吗？分一杯羹给我们吧——被历史遗忘的农村牧区电影放映员。

原人民公社农村电影队放映员的待遇问题

应得到妥善解决

旗政府领导：你们好！

我们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人民公社（原苏木乡镇）电影队放映员。我们代表全旗40多名老放映员向政府诉求解决关于人民公社(原苏木乡镇)电影放映员的失业 离退休待遇及养老保险的问题，希望领导予以重视。

一.诉求申请解决上述问题的依据：

1.人民公社农村电影队的组织形式及性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镇（苏木）电影放映队是由旗县文化局电影主管部门协同公社党委根据国务院国发【1975】12号《关于认真做好农村电影队发展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精神，省 地 县相继转发这一文件后组建起来的，在业务上接受县（市）电影公司的领导和管理。任务是普及电影放映，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组织上由公社党委直接领导，是一个乡镇级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在国家统计局、国家人事部、国家劳动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编制委员会联合下发的国统字（1990）第304号文件关于在劳动计划和统计中划分企业、事业、机关单位的规定中也把县级以下的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定性为事业单位。

2.人民公社电影队放映员为党在农村工作的贡献。

80前出生的广大农村牧区干部党员群众都不会忘记，上世纪人民公社电影队是活跃在农村牧区最基层的一支宣传党的政策活跃文化生活与农牧民走得最近的文化宣传队伍，放映员也是乡镇党委政府领导在党政中心工作的得力助手，人称政府“八大员”之一，他们为了完成科技宣传和电影放映任务，常年跋山涉水、披星戴月、饱经风、雨、露、霜、雪、严寒和酷暑，日吃千家饭，夜睡百家床，白天以自制“红布展”，幻灯片等形式宣传科学种田，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等科普知识，晚上放映电影到深夜甚至一夜走两三个放映点连续放映到天亮。放映员们还充分利用看电影时群众高度集中的机会在放映前宣传政府当前中心工作的任务，配合当地村干部利用放映前时间召开群众大会，有力的宣传党了的路线、方针、政策，为配合党政中心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年的电影队具备诸多职能，除了完成放映任务和宣传科普任务外，放映员与其他公社干部一样参加征收农牧业税，收三提五统，计划生育，大会战等党政中心工作，是政府“八大员”的主力军。放映员的工龄大都在33--16年不等，为党在农村牧区的电影事业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直至毕生精力。

3.原电影队放映员的工资报酬由公社（乡镇）政府财政统一管理，在生产队里没有工分，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后部分放映员没有分到责任田和草牧场。后来的工资标准由乡镇政府，旗文化局于一九九一年联合制定审批了《适当解决机关 事业单位临时工工资审批表》（该审批表影印件附后），工资表中明确了基础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地区工资补贴，洗理补贴，保留附加工资五项放映员工资报酬标准，并明示此工资标准从1992年1月1日起执行。“工资审批表”中明确地填写着放映员的姓名，年龄，参加工作时间，任职部门，职务，并由乡镇政府，旗文化局签署意见加盖公章。

4.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权利

《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包括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两款法规明确了放映员与苏木（乡镇）政府之间这一事实劳务关系的属性，因此，解决老放映员待遇问题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5.根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08】影字876号《关于妥善解决农村电影放映员待遇的函》精神的要求，解决原人民公社（苏木乡镇）农村电影放映员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二.原人民公社电影队放映员的现状

1.新世纪以来，随着农村电影市场萧条，农村电影队默默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放映员们大多年过五旬甚至年近古稀，二三十年的放映生涯让他们丧失更多的生活技能，更因长年饱经风霜雨露而留下一付风湿多病的肢体，没有生活来源，生活无保障，生老病死无依托，生活在社会最苦层。

我们代表原人民公社（苏木乡镇）电影放映员向政府提出如下要求：

1.切实深入调查，肯定原人民公社（苏木乡镇）电影放映员为党和政府在农村工作所作出的贡献与公正的社会地位。

2.确认原人民公社（苏木乡镇）电影放映员与苏木乡镇政府之间的事实劳务关系，并责成职能部门调查统计填报原苏木乡镇放映员的名单及详细工龄等情况。

3.要求政府按放映员工龄长短依法一次性支付放映员工龄补贴失业救助补贴；同时给予原人民公社（苏木乡镇）农村电影放映员解决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待遇。

特此诉求

赤峰市翁牛特旗

原人民公社电影队全体放映员

代表签字：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日

第三篇：《味道之人民公社》读后感范文

近来才读梁文道先生的作品——《味道之人民公社》，深深为他的文笔、逻辑所折服。这本书主要谈论“吃”的社会意涵，挖掘不同场合、不同人群、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人们“吃”的不同内容与逻辑，引出“吃”作为不可或缺的社会纽带的意义，正是“吃”联结或区隔了不同的个人与群体。

梁文道自谦“其实这三卷小书本来就不该出版”，然而，和他一贯的风格一样，这批文章实在是历史、经济、政治、哲学、散文甚至人类学札记。梁先生肚子里定是储藏了无穷尽的知识，要不怎么会在写文章时信手拈来，通古博今、学贯中西，记得读《味道》第一篇的时候，看文章思路由简单的吃跳跃到希腊民主政治传统，跳入动物界就餐顺序，笔峰一转，又马上跳回当下，这种转换一点儿违和感都没有。倘若换做自己来写，估计又要变成干巴巴的讨论，拿不出例子来支撑论点，大概读者读起来兴趣全无。但愿以后阅读过程中，能够多留意留意这种例证方法，好歹也显得文采斐然点儿。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梁先生表达论点时不偏不倚，站在中立的立场去表达观点，这和读马家辉的作品时体会完全不同。读马家辉作品时，总觉得他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香港人的傲慢和对内地人的嘲讽，虽说同胞优缺点，可是站在那个角度点评，谁读起来都会觉得不舒服吧。可是，梁先生的作品没有这种港式精英傲慢感，大概这才是真正的精英。我记得中间有一篇说，香港人被英国殖民统治那么久，居然没有学会英国人的低调绅士，结合前一段时间的新闻报道，这种评论放在当下仍不为过。这也是需要学的一个技巧，切不可摆出高高在上的姿势，修养应该是让别人觉得舒服自在。

初看很多人会认为这不是本好书，首先太自嘲，太表现，太零碎，太个人日记。其实没有那么糟糕，首先有批评的观点，再用分析结构进行包容。虽然我还没有从这本书找出值得保留的东西，但它能令学生从日常问题学会反思问题。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其中以饮食为线反思问题，有些篇章颇幽默。比如，吃饭与拉屎只要在适合的地方，就不会那么令人作呕的批评，以及强调注重心（自己的内部）的意义。..我也回味一下对过年的味道。过年基本上是瞎忙、折腾、浪费。除了疯狂购物、见亲戚朋友、对抗完全特别的生活节奏外，更要通过这些社会活动，把美好传递给大家，为巩固家族或家庭的关系起到积极作用。我不讨厌过年，还很羡慕儿童莫名地兴奋，而且我在这种荒芜、世俗、本能、道德的气氛过程，莫名地乐观起来。

总之，梁文道写的不是饮食，但是其笔触固执地围绕着饮食，分析饮食就是分解人类最日常最体己的经验，再从中抽出一丝又一丝的线，再把它们还原成更大的一张网，从最微观到最宏观，饮食串起了最可感的个体肉身与最抽象的文化网络。或许，这是作者所谓的“味觉现象”了。

第四篇：人民公社制度与合作社

一、中国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实践

1、解放初的合作社（1）互助组的问题

经过土地改革，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破天荒地成为土地的主人。但是，多数农户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首先是生产资料普遍不足，其次是单干的生产力太低，常常因此误了农时。并且，身单力薄家底穷的个体农民也难以经得起旱涝天灾。与贫下中农的艰难境况相反，一些富裕中农，靠手里的车辆、牲畜，卖套、跑运输、揽买卖，有的开始雇工、买地，争先恐后向富农阶层迈进。在此背景下，许多贫下中农在共产党干部的带领下，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逐渐摆脱了困境。

但是，互助组不能克服集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矛盾。首先，互助组种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种在哪个地块，都是由各户自己决定的。而各户为保障自给、倒茬轮作和防备歉收，往往在一块地里种植多种作物，土质不能完全适宜，土地也得不到合理利用。因此，增产受到限制。而且互助组内集体副业规模不大，甚至没有副业，因此，由集体劳动提高劳动效率而节省出来的劳力，也得不到充分利用。此外，由于互助组没有改变一家一户的基本经营方式，本身生产规模小、资金缺，根本不可能采用新技术，使用新农具，也无力添置较多的生产资料，仍是按老办法种地，无法实现更大幅度的增产增收。如遇较大的自然灾害，也无力抗御。只有把土地合并到一起，集体劳动，成立合作社，才有可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2）初级合作社

初级合作社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以个体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经济组织，实行土地入股，耕畜、农具作价入社，由社实行统一经营；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劳动产品在扣除农业税、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用之后，按照社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及入社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多少进行分配。1953年初级合作社发展到15053个，参加的农户27.2万户；最多时（1956年1月），达到139.4万个，参加的农户5903.4万户。后来，初级合作社大量转变为高级合作社。1956年底，全国75.6万个农业合作社中，还有初级合作社21.6万个，到1957年仅存3.6万个。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要特点是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社员入股土地主要包括：①耕地；②经过户主同意入社的特殊土地（如藕池、鱼塘、菜地等）；③社员同意交社开垦的私有荒地。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等生活消费品的需要，合作社划出不超过总土地量5%的土地分给社员使用。入股土地折股办法：①按照土地在平常年景可能达到的产量（根据土地实际产量和土地好坏、耕作难易、位置远近等条件评定）折合成标准亩数计股；②按照当年的实际产量折合为标准亩数计股；③按照查田定产的税收负担亩数计股；④按照土地自然亩数计股。入社土地中，已投入农业生产的，均可取得报酬；附属于土地的私有生产设施（如水利设施）亦可通过土地报酬形式得到补偿（或单独补偿）；交合作社开垦的社员私有荒地，两三年后可取得土地报酬。土地报酬的数量一般由合作社议定固定的数量，原则上不超过农业劳动的报酬。在土地产量不稳定，难于议定土地报酬的固定数量时，则采取分成报酬的办法或其他办法。社员的其他生产资料，如役畜（耕种用的马、牛、骡、驴等）、大型农具（犁、新式犁、马拉农具、水车、风车、抽水机等）、农业运输工具（车、船等）、成片林木、成群的牧畜等，一般都交由合作社统一使用或经营。对入社的耕畜采用三种办法：①私有、私养、公用，即社员私有，私养，由合作社租用；②私有、公养、公用，即社员私有，由合作社统一喂养、统一使用，给畜主以适当的报酬；③共有、公养、公用，即由合作社作价收买，转为公共所有。对社员私有的大型农具和运输工具，由合作社租用或折价归社。对社员成片林木，如果园、茶园、桑园、桐山、竹林等，交合作社统一经营，但仍保留私人所有权，由合作社付给合理报酬。对社员大型非农业工具和设备，合作社根据农业生产需要而租用的，付给所有者合理报酬。

初级合作社劳动组织的基本形式是生产队。生产队之下多按生产需要再划分若干临时性生产组。有些规模很小的合作社不设生产队，只设生产组。生产队在组织上多为常年固定性的，除了劳动力相对稳定外，牲畜、农具和土地一般也常年固定。社员除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外，还可经营家庭副业。家庭副业生产工具、零星树木、畜禽和生活资料等归社员私有。初级合作社每年的收入实行统一分配，扣除当年生产费用外，还要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积金和公益金。社员消费部分主要实行按劳分配，并对社员入股的土地和尚未公有化的其他生产资料付给报酬。分配次序为：①交纳农业税；②扣除生产费；③提取公积金、公益金；④支付社员土地、林木、牧畜报酬和租种土地的租金；⑤扣除前四顶支出后的剩余部分，按劳动日分配给社员。

初级合作社的最高管理机关是社员大会。《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规定：社员大会行使以下职权：①通过和修改合作社章程；②选举和罢免合作社主任、管理委员会委员、监察委员会主任和委员；③决定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入社的报酬、股份基金的征集、全年收入的分配；④决定生产计划和预算、各种工作定额和各种工作定额所应得的劳动日、对外签订的重要合同等；⑤审查和批准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⑥通过新社员入社；⑦决定对社员的重大奖励和处分，决定开除社员；⑧决定合作社的其他重大事务。社员大会选出的管理委员会管理社务，并选出社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3）高级合作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一些较早进行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开展比较广泛的华北、东北地区，在初级合作社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少量高级合作社。1955年发展到500个，参加农户为4万户。1956年底猛增到54万个，参加农户11945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以上。在高级合作社数量迅速增加的同时，合作社的规模通过合并也明显扩大，1957年全国平均每社为158.6户。高级合作社对农民私有化的土地实行无偿转为集体所有。社员土地上附属的塘、井等水利设施，亦随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如果这些水利设施是新修的，本主还没有得到利益，由高级合作社适当偿付本主所费工本。为了满足社员日常生活需要，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抽出一部分土地（称“自留地”）分给社员个人种植蔬菜，其数量根据合作社土地资源多少，按家庭人口规定，一般不能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5%。入社的大牲畜、大农具和非农业工具有偿转归集体所有。其办法是按当时当地正常价格定价，分期偿还。社员私有的成群牲畜，一般也按当地当时的正常价格作价转为集体所有。对林木的处理办法：①少量零星的树木，仍归社员私有；②幼林和苗圃偿付一定工本费后转归集体所有；③大量的成林的果树，茶树，竹林，桐树，漆树和其他经济林，根据入社后收益的大小，经营的难易和栽培工本费作价，转归集体所有；④成片的树林，根据材积分等作价，转归集体所有。

高级合作社建立初期，生产资金的主要来源是社员入社交纳的股份基金，一般由社员按耕地或劳动力分摊，不记利息，不能随意抽回。资金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从每年收入中抽取的公积金和公益金。此外，合作社还鼓励社员向合作社投资，按信用社存款利率付给利息。

高级合作社内部建立适应生产需要的劳动组织，其基本单位是生产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通常是把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有的还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和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度。为了鼓励生产队节约生产费用，降低生产成本，有的还把包投资（或叫“包财务”，“包成本”）作为生产责任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形成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实行的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再加上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的制度，统称为“三包一奖四固定”制度。高级合作社大多设立大田生产队；有的还根据其生产经营情况设立专业性生产队，如畜牧队，林业队，副业队等。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用于分配的收入称为“总收入”，是生产过程完成后能够进入分配的产品部分（不包括尚未收获的越冬作物，正在饲养的幼畜，肥猪和正在培育生长的苗木和树木等）。总收入的分配办法是：首先扣除下一生产周期所需要的生产费用和管理费用，其余部分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分配。交给国家的是税金，集体留用的是公积金、公益金，其余部分按工分分配给个人，作为社员个人的消费基金。高级合作社的公积金属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用于兴修水利，改良土壤，购置农业机械，修建生产性用房等。公益金属集体消费基金，用于合作社卫生保健事业，文化教育事业以及扶助丧失劳动能力的社员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吃、穿、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老者死后安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依靠。” 高级合作社实行按劳分配。合作社全年收入的实物和现金在缴纳国家税金、扣除本消耗的生产费用、公积金和公益金以后，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社员之间分配。

高级合作社的最高管理机关是社员代表大会。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选出管理委员会管理社务，选出监察委员会监察社务。并选出主任、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2、人民公社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1950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1957年冬和1958年春，全国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修水库、造林、抗旱中搞起了大协作。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河南省遂平等县和信阳专区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热潮，有的地方办起了人民公社。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全国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有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有12000多万个，占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195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以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1959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提出以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区（或生产大队）或生产队作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1960年11月 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出人民公社宜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1962年9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再一次肯定了人民公社这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人民公社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基层政权。国家每年都为每个公社下达生产任务指标，公社将指标遂层下达。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除了分得口粮之外，按照各人所得劳动工分取得劳动报酬。社员可种植少量自留地和经营少量家庭副业。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84年底，人民公社全部被乡或镇取代。而商业性质的供销合作社，随着人民公社的取消而衰落，后来基本被个体或者私营的商业所代替。

3、当代的合作社

中国人大于2006年10月31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于2007年7月1日施行。为配合该法的实施，国务院于2007年5月28日公布《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这些法律法规规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遵循的原则有：（1）成员以农民为主体；

（2）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3）入社自愿、退社自由；（4）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5）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中共十七大报告在谈到如何建设新农村的举措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醒目地出现于报告之中。对于农村合作社建设，中国共产党酝酿已久，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核心内容。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合作社是手段，人民公社是目的

这是几十年前的一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合作社是走向人民公社的过渡，人民公社是合作社的发展目标，合作社是手段，人民公社是目的。

三、共产主义经济是合作经济，人民公社是手段，合作社是目的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其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他提出“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性生产、从而控制全国性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经济的特点有两个，一是自由，二是联合。自由的体现有两个，一是合作社（包括合作工厂）中劳动者的自由，二是地球大社会中合作社的自由。联合的体现有两个，一是合作社中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联合，二是在地球大社会的总计划指导下合作社的大联合。自由和联合有机地统一为一体，形成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社会为奋斗目标。人民公社化是在这一过程的某个阶段上实施的一项重大决策。人民公社是手段；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是目的，其中就包括合作社。

中国现在有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有全民所有制、基层集体所有制、合作制、私有制四种。

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最重要的体现是生产资料处置权和分配权。全民所有制，在“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是“国营“，国家工作人员掌握生产资料处置权和分配权，反对者批评这是“政企不分”、容易滋生腐败；在“改革开放”之后，实行的是厂长经理负责制，十几年后国有资产大量流入私人腰包、“国退民进”。全民所有制的这两种管理方式都存在很大问题。关键一点是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管理权的落实问题。

在各种方式中，合作社中的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是最实在的。按马克思的说法，合作社实现了劳动对资本的雇佣。

把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交给合作起来的劳动者进行管理，这才是共产主义的办法。在这里，社会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合作社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合作社在社会的总计划指导下组织劳动者进行生产，是自由人联合的基本体现。

第五篇：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正确认识人民公社历史

历史论文：正确认识人民公社历史

“如何正确记录和反思人民公社兴起的历史？”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有必要吗？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早对人民公社作出准确评价和定性了吗？然而笔者最近看到《50年前毛泽东造访七里营——一次视察“发掘”出人民公社先锋》的长文，觉得仍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

这篇文章是作为“解密档案”刊发的，文中还运用了一些档案文字记载，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当然更具权威性和可靠性。河南新乡七里营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是人民公社始作俑者，毛泽东1958年8月6日视察七里营，肯定了“人民公社好”，尔后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迅速推向高潮。问题不在于对当时情景的某些细节描写是否准确，而在于如何正确把握和反映人民公社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如何正确评价和反思人民公社这段历史。这篇长文恰恰在上述重要问题认识上有所偏差，个人迷信的阴影没有消除，不是采用史笔，而是缅怀与美化人民公社的首创和发源史，文章结尾处通过七里营镇党委书记的话说:“今年是毛主席视察七里营50周年，又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正酝酿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这两个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的事件。”并宣布:“目前，该镇正在筹建‘毛主席视察七里营纪念馆’，计划今年年底开馆。”毛泽东视察七里营推出人民公社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是方向、路线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怎么能混为一谈呢？这不只是措辞不当，而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和定位不当。中国1958年兴起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这方面已有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这里只引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人民公社的一段评价和论述:“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人民公社集政社合一、“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穷过渡”等特点于一体，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左”倾错误的产物。毛泽东视察七里营肯定人民公社后，紧接着，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并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但结果却是，人民公社制度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农民彻底失去了对土地的自主经营权，甚至失去了起码的人身自由，从而瓦解了农民拥护集体化的人心基础。人民公社随心所欲地无偿调用社员和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土地和财产，取消自留地，按劳分配原则遭到破坏，平均主义“大锅饭”泛滥，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陷入困境之中。人民公社未能变成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却演变成1959—1961年间全国性的大饥荒，出现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几千万中国老百姓的生命被夺走，而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农民为之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这场大灾难和人民公社这一“人祸 ”直接有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坚持实事求是，破除“两个凡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果断地结束了人民公社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引导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是历史的进步，人民的胜利。历史表明，任何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设计和提出，都必须尊重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人民公社制度的设计和兴起，充满了乌托邦色彩，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这段历史留给人们的教训太深刻、太沉痛了，对于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把历史真相告诉他们，而决不能将扭曲的历史观和所谓“历史档案”胡乱塞给读者。对那段历史重要的在于反思，如果要说“纪念”之类的话，那么正确的含义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铭记历史教训，不让历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