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人民公社是造成三农问题的要害

第一篇：解散人民公社是造成三农问题的要害

解散人民公社是造成三农问题的要害

解散人民公社是造成三农问题的要害

人民公社是解决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保证和体制支撑。农村改革以来所有的失误中，最荒谬的是以政社分设的名义解散人民公社，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甚至搞承包制都不是对农村社会主义体制的致命冲击。农业上的退一步，只要集体经济体制还在，集体的二三产业能够发展，公社的工业化能够发展，农业的承包制就有调整的条件和基础。但是，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以后，社都没有了，社员成了村民，集体经济的组织主体没有了，承包制彻底变质，徒有虚名了。土地承包权永久不变，就是土地使用权属私有化；土地的自由化流转就是为资本兼并土地提供政策法律依据。现在的格局，就是在这一框架中运行。什么城市化问题、农民工问题、农业危机问题、农村凋敝问题、圈地强拆的恶性案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根子全源于此。

二、走出困局的出路在于加强乡镇层次的统筹

但是，人民公社毕竟已经成为历史。农村的社会主义回归还有别的途径吗？笔者认为，走出困局的出路在于加强乡镇层次的统筹和发展乡镇新型集体经济。这是因为：

1.乡镇是农村工业化的主要集聚地

乡镇是农村工业化的主要集聚地和载体。当初，人民公社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实现工业化。对此，毛泽东曾有多次明确的论述。从历史上看，乡镇经济（社办企事业）的出现，主要是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和集聚的结果。她深刻的改变了农村经济单纯依靠农业发展的格局，冲破了我国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二元经济格局。但是，由于人民公社被解散，后来发展起来的乡镇集体企业又在90年代私有化，造成乡镇统筹功能日益弱化，农村工业化发展成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乡镇企业的集中、集聚程度很低，使乡镇企业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大量被淘汰，制约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压抑了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所以，只有在乡镇层次集中发展二、三产业，突破村自为战的格局，引导乡镇企业合理集聚，建设乡镇中心产业集聚区，才能带动整个农村地区的发展。

2.乡镇是农村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农村城镇化是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在原有的大中城市之外的农村乡镇发展一批新型小城镇、小城市，这是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主导形式。如果人民公社不是被解散，那么，社一级恰恰是通过工业化进而实现农村城镇化的载体，避免农民都涌进大中城市。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固然是城市化的重要途径，但是，实践证明只靠这一条路是解决不了农民问题的。改革的现实表明，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在失去土地的情况下转为城市居民，因为他们解决不了高房价背景下的住房问题和城镇社会保障及城市生活的高成本。现在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口号，也多是一种忽悠。实际上，全国数亿的农民工真正能够转为城市居民的也寥寥无几。相反，在农民保留土地权益的情况下，推进以乡镇为载体，特别是以重点镇为主要载体的城镇化发展，到是能够被多数农民所接受的。所以，真正汲取解散人民公社的教训，强化乡镇的统筹集聚功能，并重点发展一批中心小城镇，带动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农村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3.乡镇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力量

小城镇建设既是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战略措施，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解散人民公社以后，农村乡镇一级的功能又被不断弱化，这实际上是党和政府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领导权的进一步退出，把农村发展的主导权让位给资产阶级。农村城镇化发展要求突破城乡二元体制和结构，突破村自为战的格局，在更大的范围内统筹规划产业布局、村庄布局，需要进行土地整理开发，需要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需要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没有了乡镇一级集体经济，就必然被资本主义经济所主导。所以，乡镇一级集体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乡镇一级也是传统村庄布局、产业布局调整的规划者、组织者、执行者。在新农村建设中，只有乡镇一级集体经济具有统筹新农村建设的能力，才能发挥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作用，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力量。

4.乡镇是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中心

乡镇（原来的公社一级）本来就是农村地区的行政和经济文化中心，这也是人民公社的社一级的功能之一。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公社被解散，也是改革以来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不起来的根本原因。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乡镇作为农村地区经济中心和科技文化中心的地位会更加突出。农村的城镇化集聚，会进一步强化乡镇的科技中心、教育中心、医疗卫生中心、文化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功能。乡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和进一步完善，既可以避免在农村地区遍地开花式的低水平重负建设，也能够带动农民向城镇化社区集中居住，促进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

5.乡镇是农村社会管理的稳定器

乡镇作为国家的基层政权，其执政能力的强弱是农村能否稳定的关键。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政府，直接面向农民群众，直面大量的社会矛盾，解决问题往往没有回旋的余地。乡镇层次社会管理职能的弱化，将直接威胁农村社会的稳定。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的利益主体多元化，是矛盾的多发期。近年来大量上访事件和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加剧，说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职能在弱化，很多问题不能在基层解决。实践表明，仅靠区县直接管理农村，弱化乡镇层次的社会管理职能是不行的，乡镇是农村建设和谐社会的稳定器。

三、“三个一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整体战略

所谓“三个一批”，是指靠“城市化转移一批、城镇化聚集一批、新农村建设提升一批”，基本解决三农问题，这应该成为一个整体战略。

城市化转移一批有两层含义，一是已经列入城市规划范围的农村地区，其发展目标就是完成农村的城市化转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的集体经济，农民完成市民化转型。城市化转移一批的另一层含义是，多年来已经在城市实现较稳定就业和居所的农民，需要逐渐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市民化转移，即真正的离土进城，放弃农村土地权益，同时实现城镇社会保障的对接。

城镇化集聚一批，是指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的乡镇，发展二三产业，实现农村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城镇化集中、集聚，带动农民在本乡本土城镇化。同时，逐渐合并、改造劳动力大量外流、人口大量减少的空壳村，帮助保留村庄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这里的关键是发展乡镇层次的集体经济，虽然人民公社不存在了，但可以采取股份制公司和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创新集体经济新体制。

新农村建设提升一批，是指在广大农村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和区域化的产业基地，提高农民的产业化组织程度，同时改造传统农村，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完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强化乡镇统筹功能和发展乡镇集体经济。否则，难以避免资本圈地，农民沦为雇佣劳动者的结局。

第二篇：什么是三农问题

什么是三农问题？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1996年以来，农业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平在给上总理书中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动了全国，“三农问题”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

为何“三农”问题成为关注热点

影响社会稳定

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290余人。严重超编的吃饭人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部分政府机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能否在201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看“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很好解决。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农村发展形势的恶化，诱发的农民反抗时间逐渐增多，规模逐渐加大，出现了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大

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5.5亿，以吸收1.2亿计，依旧有近3亿剩余劳动力。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的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众多的劳动力农村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如何解决3亿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困难。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因为，每种观点都既有说服力又有其难以应答的“死穴”。但是学者们却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

国民待遇

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政府措施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效益，关键要在调整农业结构。我认为，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创新理念、创新思维。

简单的讲就是要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化经营又必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合理配置资源，确立主导产业，重点发展市场容量大、单位产出高、经济效益好的区域优势产品。一是依托市场，定位产业。清远是一个欠发达贫困山区，起步较晚，但这里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也是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所以说，清远有一块广阔的丰富资源等待我们去开发，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不断培育和优化我市的主导产业。而当前我市农业重点要发展的是水果、蔬菜、水产养殖、鸡、鹅、猪、茶叶、竹木和笋竹等八大农业主导产业。二是整合资源，布局产业。按照不同的地理优势和资源条件，做好特色经济文章。三是打造品牌，壮大产业。清远也有自己的品牌，但不多，没有很好的充分利用。为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围绕创“品牌”这一环节，积极调整产品品种结构，大力发展名、优、特、稀、新品种，使之尽快成为我市的品牌，以整体形象去参与市场竞争。

二、注重化解和规避结构调整中的各种风险。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风险，主要是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和自然风险，必须积极化解和规避这些风险，让农民在调整中得到实惠。

1、着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积极化解市场风险。市农业和农村经济步入新阶段后，很大多数农户还处于单打独斗的境地，“小而全”的生产方式和小型分散的经营形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面对变化的大市场，亟须一种经济载体把千家万户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实行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提高整体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农业产业化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途径，龙头企业能把千家万户联系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既能解决生产经营小而散的问题，解决农产品加工难的问题，还能有效地化解规避市场风险。

2、加大技术培训，推广和服务的力度。着力化解技术风险和调整结构意味着必须掌握新的技术，化解技术风险是结构调整中必须越过的一道坎。

3、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努力规避自然风险。在结构调整中，我们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风险，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发展避灾农业。

三、要确立新的定位、新的定型。

根据我市的实际和发展战略，我们应把农业重点定位于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保障国家食品安全、创造就业机会、保持社会稳定和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这五大功能，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以土地使用权资产为前提，建立合理的土地有偿流转体制；以“龙头企业”为主导，整合乡镇企业；以“名、优、特、稀、新”为标准，优化农产品结构；以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而，为本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农业的定型上，要着眼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目标，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结合，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生态环保型效益农业。有了这样的定位、定型，确定发展新的思路就有了明确的思考依据。

四、抓住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确立新的方向、新的目标。根据农业发展新阶段的新形势、新任务，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攻方向，就是围绕“三增一稳”（即：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县域经济实力增强，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基本目标，突出抓好“三精产业”，即精细种植业、精品畜牧业和精深加工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应服务于农产品加工业，因为农产品加工业一头联系市场需求，一头联系农户生产，它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组织生产，也就能指导农业生产，成为市场需求和农业生产的中间环节。农产品加工把农业生产作为第一车间，通过加工生产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再通过销售实现商品价值，这就形成了产工贸的经济链，三者之间存在着制衡和循环关联，成为一种新的农业体制，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渠道由少到多、专业化生产规律由小到大、产业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由弱到强，社会化服务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由低到高、农产品加工转化和产品质量由粗到精的历史性转变，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和完善中介组织，建立和完善中介组织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五、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关键是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现代农业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放活农村经济。必须发展优势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率先突破；必须注重发展民营经济、民本经济、民生经济，鼓励科技能人、经营大户加快发展，实现优势群体率先突破。还要加快小城镇建设，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必须建设农产品优势产区，形成优势产业带，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使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双重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要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增强农业发展能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作为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和科技水平的有效途径，作为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不断创新机制，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还必须精减乡镇机构，减轻农民负担。目前，农民负担最重要的不是“皇粮国税”，而是教育双达标、水利建设、乡村道路和电网改造等集资收费。针对上述问题，必须进一步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逐渐使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三篇：阿信：信乐团解散是必然

信乐团：解散是必然

听你的歌总能感觉到你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人？

阿信:对啊，那个是不能骗人的，就是社会历练，这么多年熬下来的情感注入在里面。我多人就可以感受得到。

哪段故事是让你最刻骨铭心的？

阿信：刻骨铭心啊？台中吧，那段日子世界无敌超级辛苦，我就是在那段日子学会抽烟上都没钱，都没钱吃饭，身上大概只有几十块，朋友和我说，抽烟可以降低食欲，呵呵摩托车，每天都要走好远去上班，其实也没有班可以上，只是代班，这个歌手可能今天说这边来了一个会唱的，没有听过，去试试，然后那个老板起初也不是很放心，让我先慢才放心。我这样走路上班大概走了几个月吧，每天都要提早一个小时出发，走到那个吧的老板在上班的时候看到我在走路，他就叫我，他就问我，你怎么走着去上班啊？我这个老板人很好，他家有一台摩托车，他就借给我了，那段日子过了蛮久的，后来就慢的那种顶楼加盖的房子，破破的，下雨天还会漏水，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床，没已，连枕头上还有脏脏的东西，房间里总是有一种发霉的味道，这样的环境大概待了一讲讲你曾经在PUB的一些经历吧？

阿信：那是一个没有什么未来的工作，一场又一场，一定要唱六个小时，六场，那个时机会，唱了十几年，就觉得难道一直这样唱下去吗？后来慢慢地时机成熟了，到了2002是人生蛮丰富的一段日子。

是驻场歌手吗？

阿信：每天晚上都要去的，驻场，一场600台币，合人民币150。那个时候是骑摩托车去完去下一场。那个时候只是单纯的喜欢唱歌？

阿信：没有啦，还是为了生活。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大明星？

阿信：每天都在想(笑)，因为我觉得自己唱得不错，我也不会客气，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在PUB里唱的，大家都往这方面(演艺圈)发展，而且都发展得很好，迪克牛仔啊，张惠车。我就以他们为目标，我就觉得我要好好努力，我不要一辈子都待在酒吧里面。那时发展，这个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信乐团是一通电话就来的，所以那个成熟度和力度都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

在经历了怀疑，流言，诋毁之后，现在的阿信看上去轻松了许多。阿信说9月29号，在个人第一次站在大舞台，看到那么多歌迷的理解和支持，自己很感动。在采访的过程中他表示对于未来就是把歌写好唱好。

你喜欢了解外面的事情吗？

阿信：喜欢啊，这个是当然的。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阿信：就是和别人相处啊，对啊，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会比以前少，现在大家都是通会并不多，我倒觉得我进这行之后，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很多人，要不然其实我是一个就是那么小的范围了，一般人都是这样子。现在为什么网络这么盛行，因为大家都是透管道比以前多很多，但我喜欢面对面的交流方式。

你觉得在演艺圈可以做到本色艺人吗？

阿信：可以啊，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只是外面看我的角度不一样，但我自己一直都是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毫无掩饰？

阿信：为什么要掩饰？你去掩饰的话，有一天被人家戳破了会很难看的，所以没什么好所以你不要去掩饰什么。

和朋友在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会玩真心话大冒险吗？

阿信：不会，因为没有人玩，别人比较怕，哈哈哈！

在你歌里能感觉到来自心底最深层的一种呐喊，是对自己生活能量的一种释放吗？阿信：是啊，你说得没错。

哪首歌能代表你的这种心情呢？

阿信：《天知道》吧，这是我自己写的。这首歌像是一种自我反省，对这个圈子、对整个第一句就是“天知道掌声之后还能剩下什么”，这是我自己的反省，人不能永远都站得子，所以要让自己做好每一件事，让自己看清这一切，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你要新专辑里有一首歌《你说的都对》，里面很多歌词都有很意思，“我没有天分/没有智慧阿信：天分和智慧和努力是没有关系的，呵呵，天分和智慧是不需要努力的。其实这首我什么都不对，我什么都笨。(表现对生活的一种无奈？)对对对，工作啊，压力啊，都会无奈的时候多吗？

阿信：不会啦，偶尔会有一小下，要是无奈的时候很多的话我就会离开这一行，你工作感的，那很快就会过去。

评价一下自己？

阿信：就是一个看起来很难摸透，但实际上很好相处又很简单的一个人。

这种性格适合在演艺圈里发展吗？

阿信：每一种性格都会存在于演艺圈，只是说观众怎么去看，有的人很和善，那可能就的人天生在镜头前就是吊儿郎当的，不理人家，但他也是有人支持的，所以没有所谓适他独特的吸引力，在这个圈子里都会有人喜欢。但是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喜欢你，这也你最不能容忍的是哪种人？

阿信：笑里藏刀、背后藏箭的人，这种人不单单只演艺圈啦，各行各业都有。那天演唱会有担心过吗？

阿信：有。那个是我单飞之后自己一个人第一次站在大舞台上，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人，象深刻的歌迷们都很支持我，都很热情，因为我之前会担心那天会不会没有人来，会不因素，可是那天却让我很感动。

有哭吗？

阿信：没有啦，我不会哭的。

当时会紧张吗？

阿信：有一点，因为那天有跳舞，哈哈，全世界最难的事情就是跳舞。

那个舞蹈学了几天？

阿信：两天。

有没有想过要举办一场特别的演唱会？

阿信：其实有啊，场景就是在水里，有一个玻璃板，旁边都是水，还有鲨鱼游过去，我方很漂亮“水立方”，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在那举办演唱会，不过，这个有点困难，呵

第四篇：“过程精品”是建设新农村的要害

在工程质量得以保证的前提下，人民的生命、财产才不会受到损失。迄今为止，这一理念仍风行于大批工程建设中。建设新农村也需要打造“过程精品”

从今年“两会”过后，近半个月来，我们不难发现各地方政府为建设新农村积极预热、动作频频。“两会”刚落幕，四川就携手国家质检总局，预备以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一时成为传媒看

点。根据四川省与国家质检总局签署的合作备忘录，质检总局将从农业标准化、促进食品农副产品加工转化和出口、扶持食品农副产品实施品牌战略、强化食品农副产品质量监管、提升质检事业发展水平等５个方面重点支持四川省农业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四川省迅速出台“１号文件”，为整个“十一五”时期建设新农村画好蓝图，确立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４％，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６％以上的具体目标。

接下来，山东拿出新农村建设的一条探索路径——以土地置换作为建设突破口。对所谓的“希森模式”进行细致的剖析，新华网对此也大篇幅进行报道。虽然时下对于用大片农村土地（耕地、宅基地）建别墅是否该推崇还没有明确的定论，当地市委书记在谈“希森模式”时仍强调其中最具实质的内容：一是以生产发展为龙头，形成生态产业链，让农民就业，改善他们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二是对土地的置换，并肯定认为，这个突破口是个创举。

针对城乡接合部如何找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途径，天津市在调研的基础上认为，要打造“８大体系”让农民群众得到实惠。如就业服务体系、农民增收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村容整治体系、治安防控体系、思想文化建设体系和民主管理监督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农民增收体系，力图使农民在新形势下拥有薪金、股金、租金、保障金。然而如何落实这些体系建设，当地还没有细化方案。

农业大省黑龙江近日专门出台《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充分发挥工商职能作用大力支持“三农”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共５方面、涉及４０条具体内容。包括：对农村流动小商小贩、农民在集贸市场或地方政府指定区域内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免于工商登记和免收工商行政管理的各项收费；鼓励并支持“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鼓励农民和涉农企业对具有区域优势和特色的农产品及地理标志及时申请注册商标等具体意见。

此外，不少省份还投重资建设新农村。甘肃计划５年投资４０多亿元解决当地农民看病难问题；河北省要在“十一五”期间投资１８０亿元改建农村公路５００００公里；陕西拿出６０亿元在未来５年中改造低产田５５０万亩，扶持产业化经营项目２６０个；内蒙古也宣布今年拿出６．６亿元建设新农村新牧区。

有记者就新农村问题走访福建农民时，当地农民明确表示他们的担心：最怕基层干部“胡来”。正如南平市岭炳洋村一个农民所说，“中央和省级部门的政策很好，但有时到了基层就走了样。”这也是中央农村领导小组主任陈锡文担心的“误读新农村”。

实际上，这种担心不仅来自中央领导和基层农民，行业主管部门也感到压力异常。针对在新农村建设中最敏感的土地问题，国土资源部门几经思量后，日前正式下发《关于坚持依法依规管理节约集约用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并要求各地方全力贯彻执行。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表示，下发《通知》的意义，是在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前提下要更加重视依法依规管理、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对于仍发生的“圈地”、“以租代征”以及违反规划私建别墅行为，要严厉查处、抓典型。

任何一项政策要落到实处，最难的恐怕就是“贯彻”和“执行”，正像工程建设孜孜以求的“过程精品”，只有把握好建设过程中的每个细节，才能避免产生贻害无穷的“豆腐渣”工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的一项大工程，要完成这一伟大工程最关键的仍是“贯彻”和“执行”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做好这些细节，需要的不仅是中央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基层农民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的正确理解、全力贯彻和稳健执行，进而从上至下打造新农村建设的“过程精品”。

第五篇：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三民问题

我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社会的“老大难”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受到国家上下、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连续几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各级各种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和播放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和节目不计其数。说“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头号”大问题也不为过。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

农业是农民从事的劳动职业，但从事农业的并不都是农民，如原国营农场的职工不叫农民却称为“农业工人”。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产品短缺，计划经济下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低价格问题，农业劳动低生产率、低收入问题，农民劳动低积极性问题，其根本原因是计划控制过死；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许多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落后，抗灾能力低，但农民劳动积极性低的问题解决了，农产品短缺问题基本解决了，反而出现了农产品剩余、卖难；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提高了，但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劳动资源严重浪费，归根到底导致农民低收入问题不得解决。

农村是农民居住、劳动、生活的场所，农村的卫生环境脏、社会治安乱、文化教育条件差，无非是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处境脏、乱、差，农村的贫困、落后无非是农民的贫困、落后。所以说，农村问题归根到底也还是农民问题。“三农”问题表面看来是“农”的问题，而其实质是“民”的问题，是“三民”问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低，新的就业门路少，收入少；卖难、买难，消费水平低；缴税重、缴费多，负担沉；出入行路难，就医看病难，子女上学难，文化素质低，是农民的生活问题，是“民生”问题。城市的招工常有“城市常住户口”条件，农民就业备受歧视，因为身份的限制缺乏劳动就业选择权；居住受户籍制度的制约，长期以来动辄被收容遣送，没有迁徙权；农民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没有“避风港”，甚至失去“生存权”；计划经济下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讨价还价权即自由处置权；改革开放至今农民对承包土地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即使经营权也常受侵犯；对本应是自己的土地没有自由处置权，只有辛勤种植或被动接受“国家”低价征用的义务；农民还没有组织自己协会的权利。这是农民的“民权”问题。农民虽然从法律上可以自己选举村民委员会、但这种村民自治组织的选举常常受到乡镇政府的有力和有效的干预、选举出来的村委会成员要从乡镇政府那里领取“补助”、接受“指示”，还时刻接受同村的党支部的领导；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真正是农民的代表极少，而且越到高层越是稀少，说话的份量也越轻；在实际行使国家权力的各级政府中，干部是专职的，是“国家财政供养”的、“吃皇粮”、“吃财政饭”的，他们根本不是农民；他们也不是农民选的，而是上级指派、上级任命的，因此也不可能代表农民。农民不能直接、也不能有效地间接选举各级政府甚至最基层的乡镇政府的领导；政府决策圈里是清一色的官员，农民不能参与决策、只有被动接受既定政策，这是农民的“民主”问题。山西华图供稿

然而，“民主”问题也是“民权”问题，也就是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现在选人大代表，哪怕是基层选举，往往是上级指定候选人。选民们对这些候选人一般并不了解，甚至根本不认识，所以选举时无所谓参加不参加；因为没有竞争，没有比较，参加也是只能选举已经指定的候选人；不是上级指定的候选人而被选上的机会即使不说没有，也是凤毛麟角。至于政府领导成员和主要领导者，当然更是上级委派或任命，选举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很难说有哪一位主要领导是通过真正的选举产生的。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开点名批评的河北省原人大主任程维高，曾经在河北省由省长、书记一直任到人大主任总共长达十来年，河北群众对他早就议论纷纷，但别说农民，就是全体河北人民，长期以来就是奈何不了他；直到“给河北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之后，才由中央给以“开除党籍，撤消正省级待遇”的纪律处分。现在的选举机制和程序不能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际上也就是架空了农民的这种“民主”权利。

孙中山先生在近百年前提出著名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那是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说的。现在这里所说的“三民”问题，显然不能与那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相提并论。但是，“三民”问题与“三民主义”也不是毫无相通之处。要解决“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三民”问题，就是要把“农民”首先认定是国家的“公民”，是社会的“人”、社会的“民”，而不单纯是农业、农村的“农”。

“民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对人口流动规律的浅显认识；“人挪活，树挪死”，则是普通百姓对人口流动意义的朴素说法。然而，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户籍的管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从根本上说，这也是自给自足的小土地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时代提出了对人口流动的要求。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注意和研究了劳动力流动问题。他猛烈抨击当时欧洲残留的封建制度说：“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让劳动者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犯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他严厉批评当时英格兰的法令“妨碍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活动，使不能由一职业转移到其他职业，由一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时候出现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他特别指出“获得居住权的困难，甚至妨害一般劳动的自由移动。英格兰的乱政，恐以此为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斯密的立场是革命的，观点是鲜明的。山西华图供稿

欲求农民“民生”问题的解决，除了在具体的就业政策方面放弃只对城里人优惠、而对农民歧视的倾向外，更根本的是改变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让广大农民能够享受“国民待遇”。我国的所谓“农民”正是相对于城市居民来称呼的，它早已不再单纯是一种职业者的名字，而是一种身份的称谓。长期以来，农民难以同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基本公共产品，例如城里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由国家承担经费，而农村的孩子接受义务教育却由农民自己承担经费，不公平的政策直接导致中国的文盲、半文盲主要分布在农村，使得农民就业更加困难。再比如，近年来发达地区盲目“造城”、“造镇”，大中城市随意地扩大面积，征用农村土地，农民无法抵挡，很多被迫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田地，他们中一部分不能进行正常劳作，沦为公开失业者。据专家估算，目前我国失地农民逾2000万。又据统计，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群体中，约有20%是失地农民。在无任何保障情况下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实际上变成不折不扣的失业者，他们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生活处境非常艰难。在国债资金使用方面对比城市与农村：近5年里国家在6600亿元的国债中仅为农林水等安排建设资金2800亿元，而其中真正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不多，效果不大。这几年，国债资金带动城市的水、电、路、通讯、医院、学校等公共物品的供给越来越充足，而我国农村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宋斌文：《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失业成因分析》，2003年9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再对比干部与农民：在1998年至2001年间，中央政府连续几次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幅度增加工资，使得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比前几年涨了近一倍，并拉动其他行业也调高职工的工资水平。而广大农民不仅一点也不沾光，相反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还使得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如此等等。这样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政策不改变，农民的“民生”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政策法规的制订和执行者，政府首先应充分考虑政策的公正性，要给每个阶层和每个人以平等的发展机会。首先应在全社会建立一个保障穷人基本生存的“安全网”。比如，在城乡普遍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全面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对穷人就医和子女就学提供保障性补贴。目前我国小城镇和农村这两部分人口中恰恰是需要政府帮助的人最多。要改革农村税制政策，有步骤地消除城乡不平等的二元税制结构，实行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实行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政策，近期应先将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业各税免掉，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政府应该制订针对低收入者的培训计划，免费或减费的形式为他们提供专业技能培训，帮助低收入者提高就业和自我创收的能力。（马晓河：《对当前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分析》，《红旗》杂志2003年第16期）山西华图供稿

为了切实解决农民问题，保证我国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全社会稳定，除了诸如就业政策、金融政策外，主要应是启动和利用财政税收这个最直接、最有力的经济杠杆，调整财政税收政策，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来帮助低收入者，保护弱势群体，帮助和保护农民。例如，实行城乡统一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调整财政的收入结构，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主要是调整教育资金的投向和结构，解决农村建设问题可以主要是调整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改善农民的卫生医疗条件主要是调整社会事业费的投向与结构，等等。任何改革政策与措施的实行都关系到现存利益格局的调整，而财政政策和财政收支结构的改变对利益格局的调整最直接、最有效；而其他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也都绕不过财政税收政策，且必定涉及到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动。

欲求农民“民生”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先维护农民的“民权”；欲要维护农民的权利，必先争取农民的“民主”。“求民生”、“维民权”、“争民主”，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试想，如果农民以上的改革政策的制定有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那么对原来的特别偏重城市的政策一定会强烈抵制，使之获得通过和实施推进更加困难，而对改革政策一定会大力支持，实行起来一定会更快捷。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义务文化。中国古代所有的人都是臣民，没有独立的人格，臣民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地位表现为服从。封建社会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制度的设置以人的义务为中心，对公民来讲履行义务就是一切。而以公民的权利为中心重新构筑国家制度，以绝大多数人的权利为基础来建立法律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的利益不受强权的侵犯，彻底解决“民权”问题。他还认为，近代文明社会追求的三大目标，第一是在政治上要有发言权，完善选举法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选择，就是多数人说了算，这才是民主政治；第二是经济上财产有保障，每增加公民的一分钱税收，政府花任何一分钱都必须经过议会讨论；第三就是追求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随意的监禁。（徐显明：《保障人民权利是依法治国的本质》，2003年6月24日《学习时报》）这也就是“民生”、“民权”“民主”问题。而自由和秩序，正是解决“民生”、“民权”“民主”问题的必要条件，也是保持社会正常发展和稳定和谐的必要条件。山西华图供稿

以上所说的解决“三民”问题的办法，其实，也不止限于农民。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公民，弱势的群体，“三民”问题也同样是他们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