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兵人生结局(二)

第一篇：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兵人生结局(二)

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兵人生结局

（二）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兵人生结局

（二）11、李伯钊，重庆人。1911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与杨尚昆结婚。1930年冬回国。1931年到闽西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彭杨军政学校政治教员；同年秋到瑞金，任中央军政学校政治教员，《红色中华》编辑，高尔基戏剧学校教务主任、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1935年9月，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办文艺训练班，随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工农剧社社长，同年7月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北上，到达陕北。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审委员会主任，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校长、党总支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文委委员等职。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文委委员，华北解放区文联副主席，华北文工团团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文委书记，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兼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任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等职。是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和第四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4年4月17日在北京逝世。著有话剧剧本《长征》、《北上》及《李伯钊文集》等。

12、李建华，原名涂秀根。江西高安人。1915年生。高小毕业。1930年参加红军，在红三军团当文书。1931年初，到红军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受训，毕业后调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工作，当报务员。1934年初，调军委二局（侦听情报）当报务员。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由二局调到三局工作。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后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7月继续长征北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红军总部到达陕北。

13、李桂英，原名李桂红。江西寻乌人。1911年生。幼时做过童养媳。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粤赣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31年，与中共粤赣省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结婚。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总卫生部担架连担任政治指导员。1935年2月，戴元怀、李桂英夫妇被调入川南游击纵队。不久，戴元怀牺牲。1936年12月，李桂英在云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战斗中被敌俘虏，被关进重庆“反省院”。1937年9月经营救出狱。1938年元旦前夕，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到达汉口，经由新四军政治部审查恢复了党籍，并担任中共皖南特委妇女部部长。1939年，她与新四军军需处副处长罗湘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组成新的家庭。曾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党支部书记、后方勤务部党总支书记和军工部协理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随丈夫在华东军区军工部、供给部工作。建国后，历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科长，军区军事工业工会组织部部长、政治部主任，山东青岛疗养院副院长。“文革”中，以“叛徒”罪名被开除党籍，蒙冤十载。1978年7月，才得以落实政策，恢复党籍。

14、吴仲廉，湖南宜章人。1908年12月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后随起义部队奔上井冈山。曾任红军宣传员、红四军前委秘书和红军学校教官。1932年，中央苏区女子义勇队在瑞金成立后，康克清任队长，她为政治指导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干部休养连担任秘书，后随红五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军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由张掖押到青海西宁，后与张琴秋、陶万荣两个女俘一起，被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押送到南京，入南京“反省院”。不久，由周恩来营救出狱，并返回延安。建国后，定居杭州，在浙江省公检法系统担任领导工作，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文革”初期，以“叛徒”罪名被隔离审查，1967年1月19日含冤去世。

15、吴富莲，福建上杭人。1912年生。出身贫苦，幼时做过童养媳。1928年参加少年先锋队，并任队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1931年调中共官庄区委工作，任区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部长，不久调中共上杭县委工作，为县委委员。1932年4月调中共闽粤赣省委工作，任省委组织部巡视员，到宁化等地从事和开展群众工作。1933年夏入瑞金中央党校学习。1934年初任中共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当时被编在总卫生部工作团，后并入干部休养连，担任“政治战士”。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调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随军南下川康边。后任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政治委员。1936年10月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1937年3月在祁连山中作战负伤不幸被俘，在狱中坚贞不屈，吞针而死。时年25岁。

16、邱一涵，曾用名邱信贞、李晏温。湖南平江人。1907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6月参加红军，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任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任中共长沙市委秘书长。1931年5月任中共湘赣省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春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中央军政学校党总支书记、政治教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后因其丈夫袁国平患病，又随红三军团行动，任军团卫生部党支部书记。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大学政治教员，中共陇东特委妇女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同丈夫调往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后方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新四军教导队宣传科科长，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39年，同袁国平被评为新四军军部“模范夫妻”。袁国平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干部科科长，华中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南京军区机关党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11月2日在南京病故，终年49岁。陈慧清，广东番禺人。1909年出生于香港。14岁入纱厂做工。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秋，在香港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邓发结婚。1930年到中央苏区，任中共闽粤赣省委妇委书记。1931年后，随丈夫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工作，任党总支书记兼邮政检查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17、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曾用名金志成。浙江舟山人。1904年生。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捕入狱。经营救出狱后到上海，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工作，从事秘密女工运动。1929年6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书记。1931年夏，与邓小平一起被派往中央苏区，后来二人结为夫妻。历任中共于都县委书记、胜利县委书记等职。1933年5月，与邓小平离婚。1933年秋，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与中组部部长李维汉结为夫妻。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政治协理员，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38年春赴苏联治病。1940年，在莫斯科郊区病故。

18、周越华，湖北广济人。1904年生。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大队。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秋，在上海“达生医院”与贺诚（195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结婚，后在香港、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交通总站秘书。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治委员，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随四方面军行动，南下川康边，任四方面军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1936年10月到达陕北保安。建国后，任国家卫生部党组成员、计划检查局副局长、监察室副主任。1977年9月17日在北京病逝。

18、钟月林，原名钟玉林。江西于都人。1915年生。幼时做过童养媳。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秋到达瑞金，在中共中央妇女部工作，当巡视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与宋任穷结婚。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专业技术，毕业后在延安电台工作。1938年8月调往八路军一二九师，在电台当报务员。建国后，在云南省保育院工作，1954年调回北京，在中央组织部从事档案工作，后到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担任机要秘书。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19、贺子珍，江西永新人。1910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委书记。1927年夏参与组织永新农民暴动，同年冬随袁文才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奔上井冈山。1928年同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生活机要秘书。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后在贵州境内遭遇敌机轰炸身负重伤，乘担架随军转战。1937年11月从西安经兰州赴苏联治病。1947年回国到东北。1948年在哈尔滨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工大会。1949年秋任浙江省妇联主任，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后因病长期休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病逝。20、钱希均，浙江诸暨人。1905年生。幼时做过童养媳。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调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并与毛泽民结婚。后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6月，经香港进入闽粤赣革命根据地，秋后抵达江西瑞金，任中央政府机关党支部书记兼银行会计。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党支部书记兼会计科科长。1938年初，因故被滞留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到“新兵营”（即西路军失败后由李先念等人率领突围到新疆的400余人所组成的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工作，担任文化教员。期间，因与毛泽民感情破裂而离婚。钱希均回到延安后，在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两年。解放战争时期，前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共沪西区委组织部部长。建国后，先后担任过上海食品局副局长，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是上海市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

21、萧月华，广东大埔人。1911年8月生。家境贫苦，幼时做过童养媳。1925年，在农运领袖彭湃的影响下参加革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9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来到大埔山河坝、百侯镇，萧月华领到一支步枪，从此投入家乡的武装斗争。由于斗争形势严峻，被迫离开大埔。1932年8月，被调到红都瑞金，在少共中央局担任收发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7年5月在延安正式转为中共党员。建国后，1960年在湖南省交通厅养路处担任副处长。1983年身患癌症，在胡耀邦的关照下，被接到北京住院治疗。当年，因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72岁。

22、康克清，原名康桂秀。江西万安人。1911年9月生。幼时做过童养媳。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春参加万安农民暴动，任乡农协会秘书，同年秋上井冈山参加红军。1929年春与朱德结婚。曾任中央苏区女子义勇队队长，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随朱德南下转战川康边，后任红四方面军党校党支部书记。1936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总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委员会副主席、代理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华全国妇联第一届至第五届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届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92年4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23、曾玉，湖南宜章人。生卒年月不详。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上，与共同参加湘南起义的红军营长周子昆结婚。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出发时，因怀有身孕，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但她随后又追上部队。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曾玉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1938年到新四军工作。1940年，她在护送孩子回湖南老家寄养时，据说在归队途中失踪，下落不明。

24、谢飞，原名谢琼香，人称“阿香”。海南文昌人。1913年1月28日生。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初，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工作。1932年初回国。1934年春进入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工作，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随干部休养连行动。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与刘少奇结婚，遂改名谢飞。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两年，1939年先后到鄂豫皖区党委、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1940年与刘少奇离婚。抗战后期，担任中共余（姚）上（虞）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任华东妇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后任华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1952年考取该校法律系研究生，毕业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文革”中，被关押坐牢6年。落实政策后任中央政法干校（后改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是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咨询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和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

25、谢小梅，福建龙岩人。1913年12月15日出生。15岁小学毕业后，考入石码镇电话公司当接线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在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结婚。1931年春到达闽西苏区，在中共闽粤赣特委组织部当干事，后到汀州福建省委秘书处工作。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罗明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伤后，二人遂被留在黔北治病疗养。在贵州境内，二人两次被捕两次脱险，后经广州、香港等地辗转到达上海，又一次被捕入狱。抗日战争时期，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谢小梅随丈夫回到广东大埔担任小学教员。1947年春，因处境困难，被迫到新加坡去避难。1949年秋返回广州大埔，在侯云山区妇联担任秘书。建国后，被调到广州，先在省民委工作，后在省民族学校当图书管理员，还在百货公司广州采购站从事过工会工作。为一般干部，行政21级。1981年，中共广州市委批准为其恢复党籍，党龄从1930年8月算起；承认她是老红军，由退休改为离休，工资待遇调整为行政17级。

26、蔡畅，原名蔡咸熙。湖南双峰人。1900年5月14日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曾就读于长沙周南女校。1919年12月随其兄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在巴黎与李富春结婚。同年底去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秋回到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11月任中共江西区委妇女部部长。1927年任中共湖北区委妇女部部长。1928年春天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1931年冬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妇女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民运部工作。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中共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妇委常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后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委书记，1948年被选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建国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主席、第四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0年9月在北京逝世。

27、廖似光，原名廖娇。广东省惠阳人。1911年4月生。幼时做过童养媳，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春，被派往香港，在共青团广东省委机关工作。不久，与何克全（凯丰）结为伴侣。1933年冬到达中央苏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到达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巡视员。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被派往武汉、重庆等地从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妇运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调回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8月，参加了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工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后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参加接管武汉、广州的工作。建国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兼市总工会主席，广东省工业厅副厅长，中共广东省委工交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广东省政协第四、五届副主席等职。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7月2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第二篇：揭秘随中央红军长征30名女红军最终结局

揭秘随中央红军长征30名女红军最终结局

李桂英，原名李桂红。江西寻乌人。1911年生。幼时做过童养媳。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粤赣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31年，与中共粤赣省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结婚。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总卫生部担架连担任政治指导员。1935年2月，戴元怀、李桂英夫妇被调入川南游击纵队。不久，戴元怀牺牲。1936年12月，李桂英在云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战斗中被敌俘虏，被关进重庆“反省院”。1937年9月经营救出狱。1938年元旦前夕，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到达汉口，经由新四军政治部审查恢复了党籍，并担任中共皖南特委妇女部部长。1939年，她与新四军军需处副处长罗湘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组成新的家庭。曾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党支部书记、后方勤务部党总支书记和军工部协理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随丈夫在华东军区军工部、供给部工作。建国后，历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科长，军区军事工业工会组织部部长、政治部主任，山东青岛疗养院副院长。“文革”中，以“叛徒”罪名被开除党籍，蒙冤十载。1978年7月，才得以落实政策，恢复党籍。

吴仲廉，湖南宜章人。1908年12月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后随起义部队奔上井冈山。曾任红军宣传员、红四军前委秘书和红军学校教官。1932年，中央苏区女子义勇队在瑞金成立后，康克清任队长，她为政治指导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干部休养连担任秘书，后随红五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军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由张掖押到青海西宁，后与张琴秋、陶万荣两个女俘一起，被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押送到南京，入南京“反省院”。不久，由周恩来营救出狱，并返回延安。建国后，定居杭州，在浙江省公检法系统担任领导工作，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文革”初期，以“叛徒”罪名被隔离审查，1967年1月19日含冤去世。

吴富莲，福建上杭人。1912年生。出身贫苦，幼时做过童养媳。1928年参加少年先锋队，并任队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1931年调中共官庄区委工作，任区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部长，不久调中共上杭县委工作，为县委委员。1932年4月调中共闽粤赣省委工作，任省委组织部巡视员，到宁化等地从事和开展群众工作。1933年夏入瑞金中央党校学习。1934年初任中共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当时被编在总卫生部工作团，后并入干部休养连，担任“政治战士”。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调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随军南下川康边。后任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政治委员。1936年10月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1937年3月在祁连山中作战负伤不幸被俘，在狱中坚贞不屈，吞针而死。时年25岁。

邱一涵，曾用名邱信贞、李晏温。湖南平江人。1907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6月参加红军，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任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任中共长沙市委秘书长。1931年5月任中共湘赣省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春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中央军政学校党总支书记、政治教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后因其丈夫袁国平患病，又随红三军团行动，任军团卫生部党支部书记。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大学政治教员，中共陇东特委妇女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同丈夫调往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后方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新四军教导队宣传科科长，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39年，同袁国平被评为新四军军部“模范夫妻”。袁国平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干部科科长，华中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南京军区机关党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11月2日在南京病故，终年49岁。

陈慧清，广东番禺人。1909年出生于香港。14岁入纱厂做工。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秋，在香港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邓发结婚。1930年到中央苏区，任中共闽粤赣省委妇委书记。1931年后，随丈夫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工作，任党总支书记兼邮政检查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曾用名金志成。浙江舟山人。1904年生。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捕入狱。经营救出狱后到上海，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工作，从事秘密女工运动。1929年6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书记。1931年夏，与邓小平一起被派往中央苏区，后来二人结为夫妻。历任中共于都县委书记、胜利县委书记等职。1933年5月，与邓小平离婚。1933年秋，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与中组部部长李维汉结为夫妻。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政治协理员，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38年春赴苏联治病。1940年，在莫斯科郊区病故。

周越华，湖北广济人。1904年生。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大队。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秋，在上海“达生医院”与贺诚（195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结婚，后在香港、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交通总站秘书。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治委员，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随四方面军行动，南下川康边，任四方面军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1936年10月到达陕北保安。建国后，任国家卫生部党组成员、计划检查局副局长、监察室副主任。1977年9月17日在北京病逝。

钟月林，原名钟玉林。江西于都人。1915年生。幼时做过童养媳。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秋到达瑞金，在中共中央妇女部工作，当巡视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与宋任穷结婚。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专业技术，毕业后在延安电台工作。1938年8月调往八路军一二九师，在电台当报务员。建国后，在云南省保育院工作，1954年调回北京，在中央组织部从事档案工作，后到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担任机要秘书。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贺子珍，江西永新人。1910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委书记。1927年夏参与组织永新农民暴动，同年冬随袁文才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奔上井冈山。1928年同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生活机要秘书。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后在贵州境内遭遇敌机轰炸身负重伤，乘担架随军转战。1937年11月从西安经兰州赴苏联治病。1947年回国到东北。1948年在哈尔滨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工大会。1949年秋任浙江省妇联主任，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后因病长期休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病逝。

钱希均，浙江诸暨人。1905年生。幼时做过童养媳。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调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并与毛泽民结婚。后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6月，经香港进入闽粤赣革命根据地，秋后抵达江西瑞金，任中央政府机关党支部书记兼银行会计。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党支部书记兼会计科科长。1938年初，因故被滞留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到“新兵营”（即西路军失败后由李先念等人率领突围到新疆的400余人所组成的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工作，担任文化教员。期间，因与毛泽民感情破裂而离婚。钱希均回到延安后，在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两年。解放战争时期，前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共沪西区委组织部部长。建国后，先后担任过上海食品局副局长，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是上海市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

萧月华，广东大埔人。1911年8月生。家境贫苦，幼时做过童养媳。1925年，在农运领袖彭湃的影响下参加革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9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来到大埔山河坝、百侯镇，萧月华领到一支步枪，从此投入家乡的武装斗争。由于斗争形势严峻，被迫离开大埔。1932年8月，被调到红都瑞金，在少共中央局担任收发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7年5月在延安正式转为中共党员。建国后，1960年在湖南省交通厅养路处担任副处长。1983年身患癌症，在xxx的关照下，被接到北京住院治疗。当年，因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72岁。

康克清，原名康桂秀。江西万安人。1911年9月生。幼时做过童养媳。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春参加万安农民暴动，任乡农协会秘书，同年秋上井冈山参加红军。1929年春与朱德结婚。曾任中央苏区女子义勇队队长，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随朱德南下转战川康边，后任红四方面军党校党支部书记。1936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总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委员会副主席、代理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华全国妇联第一届至第五届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届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92年4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曾玉，湖南宜章人。生卒年月不详。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上，与共同参加湘南起义的红军营长周子昆结婚。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出发时，因怀有身孕，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但她随后又追上部队。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曾玉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1938年到新四军工作。1940年，她在护送孩子回湖南老家寄养时，据说在归队途中失踪，下落不明。

谢飞，原名谢琼香，人称“阿香”。海南文昌人。1913年1月28日生。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初，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工作。1932年初回国。1934年春进入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工作，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随干部休养连行动。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与刘少奇结婚，遂改名谢飞。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两年，1939年先后到鄂豫皖区党委、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1940年与刘少奇离婚。抗战后期，担任中共余（姚）上（虞）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任华东妇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后任华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1952年考取该校法律系研究生，毕业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文革”中，被关押坐牢6年。落实政策后任中央政法干校（后改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是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咨询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和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

谢小梅，福建龙岩人。1913年12月15日出生。15岁小学毕业后，考入石码镇电话公司当接线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在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结婚。1931年春到达闽西苏区，在中共闽粤赣特委组织部当干事，后到汀州福建省委秘书处工作。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罗明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伤后，二人遂被留在黔北治病疗养。在贵州境内，二人两次被捕两次脱险，后经广州、香港等地辗转到达上海，又一次被捕入狱。抗日战争时期，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谢小梅随丈夫回到广东大埔担任小学教员。1947年春，因处境困难，被迫到新加坡去避难。1949年秋返回广州大埔，在侯云山区妇联担任秘书。建国后，被调到广州，先在省民委工作，后在省民族学校当图书管理员，还在百货公司广州采购站从事过工会工作。为一般干部，行政21级。1981年，中共广州市委批准为其恢复党籍，党龄从1930年8月算起；承认她是老红军，由退休改为离休，工资待遇调整为行政17级。

蔡畅，原名蔡咸熙。湖南双峰人。1900年5月14日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曾就读于长沙周南女校。1919年12月随其兄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在巴黎与李富春结婚。同年底去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秋回到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11月任中共江西区委妇女部部长。1927年任中共湖北区委妇女部部长。1928年春天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1931年冬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妇女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民运部工作。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中共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妇委常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后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委书记，1948年被选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建国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主席、第四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0年9月在北京逝世。

廖似光，原名廖娇。广东省惠阳人。1911年4月生。幼时做过童养媳，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春，被派往香港，在共青团广东省委机关工作。不久，与何克全（凯丰）结为伴侣。1933年冬到达中央苏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到达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巡视员。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被派往武汉、重庆等地从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妇运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调回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8月，参加了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工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后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参加接管武汉、广州的工作。建国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兼市总工会主席，广东省工业厅副厅长，中共广东省委工交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广东省政协第四、五届副主席等职。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7月2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作者附言：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为30名，红二十五军7名，红二方面军20多名，红四方面军约3000名。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时，笔者以多年所收集到的有关资料，首先为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撰写出三五百字不等的生平简历。由于资料欠缺和水平有限，错误及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并希望知情者帮助提供有关资料，以便进一步修改、补充和订正。

第三篇：30名女红军出发长征 为何只有28人到延安

30名女红军出发长征 为何只有28人到延安？

本文摘自《世纪桥》2010年第18期 作者：刘仕雄

1937年9月的一天，一个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的女子流落在重庆街头，不远处一个男人紧紧跟在她身后，在一个拐角处那个男人走到她的跟前悄悄地问：“你到那儿去？”女子回答：“回家。”“家在那儿？”，女子答：“江西。”“怎么回去？”女子答：“讨饭回去！”“你身子这么弱，就是讨饭也走不到。我倒有一个住处，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去。”女子被这位男人带进了新华日报附近的一个小饭馆。不久，她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头。这个流浪的女子就是红军女战士李桂红。

在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中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李桂红和阚思颖在中途留了下来，其她28人都安全到达了延安。在延安，她们思念着这两个失去联系的姐妹，多次电告四川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找到两人。罗世文告诉李桂红：“蔡畅同志从延安来了电报，她说你在长征中表现得很好，要我们立刻介绍你到延安去。”随后，董必武将李桂红接到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所，由邓颖超陪伴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面前，26岁的李桂红像无家可归的小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尽情地倾诉着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红军纵队）悲壮的战斗历程。

1938年元旦，在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室，周恩来设宴招待即将奔赴抗战前线的项英、周子昆、张云逸等新四军领导同志。宴会间，神色凝重的“周恩来把一位身材苗条、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同志介绍给大家：这就是李桂红同志，长征中她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周恩来说的“艰难”，就是指李桂红在红军纵队的艰苦经历，特别是她在长宁梅硐山区留下的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隐藏梅硐

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时，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留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移后，红军川南纵队就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蒋介石抽调尾追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嫡系部队和云贵川的军阀武装及地方团队10多万人，亲自部署对只有1000余人的红军纵队进行“三省会剿”。一时间，战争乌云密布，“川南各县布满了重兵”，国民党重兵向宜宾一带集结，妄图将红军纵队一举消灭。恰在这时，已有数月身孕的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李桂红行走困难，不能再随部队作战，红军纵队领导人决定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伴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交中共梅硐区委保护。

李桂红1911年出生在江西寻乌一个贫苦家庭，不满4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把她卖给一个吹喇叭的家庭当童养媳。红军打下寻乌县城时，她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就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21岁时就成为会昌县麻州区委书记、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被中央政府授予“扩红模范”称号，“在会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川南艰苦的斗争中，李桂红与红军纵队政委余泽鸿结为夫妻。“一簇红艳艳的杜鹃花，就是余泽鸿同志送给她的结婚礼品”；阚思颖是南溪县一个富裕家庭的小姐，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1928年任上海中央特科交通员，转移到中央苏区后任党的交通总站秘书，在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她的哥哥就是著名的红色特工刘鼎（阚思竣）。

纵队司令变节

“刘湘曾经向部下表示过他对红军入川的原则：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生存，就虚与周旋，绝不对消；„„”蒋介石对刘湘的“剿匪”态度非常恼怒，“发来急电斥责刘湘，声言若再后退拿总指挥官是问。”现在对只有1000余人的红军纵队，刘湘则表现得非常“努力”，但始终以不伤其自身实力为前提，因此，密令宜宾（第六区）专员冷薰南、泸州（第七区）专员裴刚负责招降红军干部，“剿、抚”并举，以“抚”为重。遵照裴刚指令，叙永县县长将红军纵队司令王逸涛的妻子秘捕并送泸州关押，并写密信给王逸涛，以逼其“投诚”。

不久，正在重庆焦躁不安的蒋介石就收到了来自泸州保安司令部的一封密电，内容是红军纵队司令受降了。蒋介石大喜，1935年9月13日电示各部：“现川滇黔边区赤区，由前伪政治部主任之余匪泽鸿指挥，战斗能力已失，加之王之努力反共，川南剿匪军事自必急转直下，肃清当在指顾间矣„„”同时，蒋介石命令“将王逸涛通缉案撤销，各军政机关、各部队，以后文告电令及报载关于川南残匪，应一律改称余泽鸿匪部，勿再称为王部。”国民党《新蜀报》对王逸涛的叛逃进行了大肆渲染：“目前第七区专员秉承蒋（介石）、贺（国光）意旨，设法招抚，两次派员深入王之滇边老山„„推诚招抚，王逸涛因不赞成共匪策略，遂下决心投诚反共„„来泸隐居专署密室，由专署代呈委座，准予反共自新„„”蒋介石亲自任命王逸涛为川南招抚特派员，专门组织“特别行动队”（简称别动队）。1935年11月7日，刘湘电令宜宾、泸州专员：“顷奉委座号蓉行参战电开，拟康处长泽全节放王逸涛，请予以川南招抚特派员名义，发派赴第七区潘司令官处，专报招抚事宜等除准照办，经费由行营发给并给委外，并暂由陈师长万仞指挥。”王逸涛率领的“特别行动队”在川军第五师陈万仞师长的指挥下，四处搜集情报，捕杀隐藏的红军伤病员，招降意志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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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王逸涛是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岗山根据地时担任朱德警卫员是老红军。因此，在长征中组建红军纵队时，他担任了红军纵队司令。王逸涛的叛变，使中共梅硐区委雪上加霜。

宜宾专暑密电

中共梅硐区委是1935年3月红军纵队到达梅硐时由中共川南特委组建的地方党委和政权组织。此前，王逸涛曾带领红军到过梅硐，他熟悉红军纵队的活动规律，秘密掌握了中共梅硐区委及两名女红军隐藏下来的情况。此时的梅硐山区已是血雨醒风、乌云密布。一天，“别动队”侦悉长宁梅硐藏有6名红军伤员和女红军的情况，四川省第六区（宜宾）专署迅速下达秘密通令：“本区辖境已无股匪，惟查长宁所属乡镇，尚有赤匪潜伏工作，派员前往该县暗中查拿究办”。

红军纵队在司令员叛变、政委徐策在战斗中牺牲的极端困难情况下，政治部主任余泽鸿挺身而出，担任川南特委书记、红军纵队政委，率领红军纵队与强敌进行殊死的战斗，在川滇黔边区对国民党基层政权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各县县长纷纷向上司告急：声称红军纵队“声势浩大”，“形势严重，有进窥县城企图”，地方“团力不足”，要求派劲旅“分布清剿”。使大量国民党军无法脱身“追剿”中央红军。叛徒王逸涛千方百计招抚余泽鸿，以使川南战事平息，好向上邀功，但遭到余泽鸿的痛斥。

余泽鸿是长宁县梅硐乡人，在1929年就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上海群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余泽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煅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多次面临生死考验而英勇不屈。1935年8月6日，宜宾专员冷薰南在致长宁县长李鸣和的电报中称：“查余匪系该县红硐场人，虽不谙军事，然志向坚决，曾一再宣言：‘有三支枪也要革命’，确系共党中坚分子„„”12月27日，王逸涛在接受《江安通讯》记者采访时也称：“在泸州川南师范时，（泽鸿）即与我私交极好，我脱离匪部后，曾多方派人赴泽鸿处劝其来归，同做反共工作，不料泽鸿执迷不误”、“在泽鸿本人，本事极好，若得反共，不啻为国家民族增一坚强分子”。不甘心失败的王逸涛加紧搜捕女红军李桂红，因为他知道李桂红是余泽鸿的妻子，只有抓住了李桂红才能招降余泽鸿。因此，王逸涛组织大批敌特人员和铲共义勇队、清共委员会、“模范”保安中队等地方反共武装开往梅硐，捕开大网“缉拿”两名女红军。“别动队”与梅硐区委的较量悄悄地展开了。

黄二嫂“撒粪”退敌

女红军李桂红和阚思颖打扮成当地农妇，由梅硐区委安排在名叫“李树湾”的山上隐藏，后又住到梅硐山区“坳田坡”靠编竹筐为生、外号叫“黄萝筐”的贫苦农民家里。“坳田坡”地处大山之中，森林茂密，终年云雾缭绕，“黄萝筐”家又在山顶上，视野开阔，是两个女红军隐藏的好地方。“黄萝筐”妻子黄二嫂为人正直、善良，热情照顾女红军。李桂红是江西口音，有外人时就装成哑巴不说话。“她家只有两间房子，一张床让给我（李桂红）和阚思颖睡，她家四人睡到牛棚里”。

一天早晨，两个农民打扮的人在“坳田坡”下东张西望，曾在中央苏区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在中央特科工作时被李克农称为“阚大姐”的阚思颖意识到情况危急：一定是敌人侦察到了她们的落脚点。她马上回屋与李桂红商量转移，两人刚一走出门，发现10几个敌人已出现在山下，向黄二嫂家扑来。已来不及转移，情况万分危急。这时，黄二嫂急中生智，将女红军藏在床前的地窖里。黄二嫂在窖板上撒些柴灰，遮住窖板的缝隙，把准备浇菜的一担粪和一些农具放在窖板上，在屋内泼了几瓢粪水。这时，敌人已到屋门口，一名敌兵想争头功，抢先一步进屋就踩了粪水，大骂一声就退了出去。李桂红后来回忆到：“我和阚思颖各有支小手枪，在窖里下了决心，只要敌人打开窖板，我们就开枪，打死一个算一个，自己也准备死在窖洞里。”草屋又矮又黑又臭，敌排长逼着几个敌兵捂着鼻子进屋仔细搜查。事也凑巧，正当敌排长一只脚踩在窖板上，即将发现地窖时，突然发生地震，草房摇动，敌排长全身浅得是粪水，慌忙带着敌军冲出屋外，胡乱打了几枪逃命去了。

当晚，得到女红军遇险报告的梅硐区委书记邓楷到黄二嫂家，将两名女红军转移到背后松林山上的岩腔里，白天躲在山上岩洞里，山高林密，敌人不易发现，由当地妇女们装着砍柴和割草给女红军送饭，晚上再接到老乡家里住。

不甘心扑空的敌人第二天又来到黄二嫂家搜查，目的是专门搜查窖坑。“我（余世敏）和余新煜、复妹弄在窖坑里，敌人把窖坑打开来看，是我们三个人住在里面，因为窖坑是女红军住过的„„这时两个女红军已换掉在松林里去了。”

鼻下藏身

黄二嫂家被查，使区委十分震惊。两名女红军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来到坳田坡的，为什么敌人很快就来搜查？区委书记邓楷的眉头紧锁了起来。自从王逸涛叛变后，邓楷就一直在思索区委内部是否有王逸涛留下的情报人员，邓楷敏锐的眼睛密切注视着身边的人员，特别是知道梅硐桂花坪王树三家秘密联络站的几个人员。

在岩洞里，女红军不断回忆着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身边工作时的情景，想念着正在与敌人拼杀的战友。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毛泽东指着“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问身边的一个女红军是什么？女红军告诉毛泽东：“照肺用的仪器，宁都暴动时带来的”。毛泽东问：“你们就一直抬着它？”女红军点点头，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说：“扔掉它，轻装前进。”这个剧情中女红军的真实原型就是时任苏区政府卫生部担架连指导员的李桂红。伟人的谆谆教诲和信任的目光，在女红军的脑海里萦绕，战友、亲人的脸庞在眼前浮现，让两名女红军忘记了山上的寒冷、寂寞和危险。晚上回到群众家里时，她们不忘摘上几朵红妍妍的杜鹃花带去，这是女红军唯一能送给群众，表达谢意的“礼物”。以后，“红杜鹃”就成了乡亲们谈论女红军的暗语。

过了一段时间，李桂红既将分娩，不能在山上住了，怎么办？正在焦虑之时，交通员传来余泽鸿要女红军转移到他家隐藏的意见。梅硐区委书记邓楷和阚思颖研究后也认为这是一个冒险、大胆但又可行的计划：虽然“大窝沱”周围驻扎了大量的敌军，但在敌人鼻子底下往往最安全；“大窝沱”的保长是一名地下党员，便于保护女红军；余家被敌人搜查过3次，敌人的搜查已松懈；余家人可靠，并且余家座落在梅硐“大窝沱”的一座大山腰上，周围竹林茂密，山路崎岖，便于隐藏，正面是一个很大的山谷，视野开阔。为此，区委专门安排游击队员余承远到余泽鸿家负责女红军的安全。为了保护好女红军，当地群众只称李桂红为“高脚四娘”，妇女们都仿照女红军的短头发，将长发剪掉。

红军纵队到达梅硐时，余泽鸿就已通过亲属关系安插了一些可靠的人员进入乡镇府和乡保安队。余泽鸿以川南特委的名义写信给长宁县保安大队副袁虹桥，要求他认清形势，不要与红军为敌，袁虹桥深受感动，暗中支持红军。游击队员被捕时，他都尽力出面具保；上峰命令他“搜剿”红军时，他以“红军枪械精良可畏”为借口后撤；红军需要安插人员进乡、保政权时，他极力推荐。因此，敌军活动情况，梅硐区委也掌握不少。“坳田坡”遇险后，梅硐区委通过内线得知敌别动队为了抓住女红军和红军伤病员，召开了各保、甲长会议，传达省府指令：“电令各县县长，为奉督办刘（湘）电，转饬匪区各县长切实编联保甲，清查户口，肃清散匪，以清地方。”并在各村的村民中安插眼线，跟踪梅硐妇女会干部和梅硐游击队队员。区委得此情报后，决定将计就计：由地下党员王树三以保长身份在山上设哨棚，名为加强对红军的“防守”，实为掩护区委和女红军的活动。王树三在“在青杠顶、灯草坳等高处设立哨棚，每个哨棚配有竹梆和小锣，找可靠人看守，发现敌情就敲竹梆，平安无事就打小锣。”竹梆声一山传一山，这样女红军就有时间转移。

惊动省府 在川滇黔边区一带，两个女红军的名声很大。“有队伍进村进街，群众躲在门里偷偷地看，见到有两个女红军，就知道是红军游击队。我和李桂红成了群众区别游击队和敌人的主要标志。”有人写诗赞颂：“遥想当年花木兰，不爱闺帏爱剑戟，更有今日女红军，粗衣草履为民急。”广大群众对女红军颇有好感。

虽然在“坳田坡”黄二嫂家扑了空，但叛徒知道李桂红有身孕，阚思颖是裹过小脚的，不会逃出梅硐，便加紧搜查。一天，梅硐赶场，一个老头在酒店里喝醉后说漏了嘴：“看见余老七（余承远）把两个女红军接走了。”消息被暗探获悉，迅速传到了梅硐乡镇府。梅硐乡长周极辉曾被梅硐游击队警告：不准与红军为敌，否则将被处以极刑。他得到乡丁报告后，大吃一惊，害怕脱不了干系，立即派人把老头抓到乡公所，要他交出人来，然后扇了老头两耳光，叫他以后不要造谣乱说。此事暂时过去了，但还是被别动队布置的暗探获得，并向省府密告长宁保安队无能。

长宁县长李鸣和受到上峰严责后，为了找一个替罪羊，随后将梅硐乡大队长余吉之捕到长宁县城，严责其侦查女红军的下落不力之过，并以“私通赤党罪”将其逮捕，解宜宾关押。余吉之是红军到梅硐后安插到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后来被叛徒告密，入狱一年，受尽酷刑。

此前，蒋介石对川南清剿“散匪”不力就大为光火，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训令》（治字第405号）就严责：“本委员长频年督剿，深知制有形之匪易，制无形之匪难„„倘有匿匪不报，或通匪作恶者，定照匪盗论罪。本委员长言出法随，决不宽贷（待）”。四川省府主席兼“剿”总司令刘湘对两名女红军的情况也早有所闻，珙县县长陈国华在1935年6月呈刘湘的密电中就专门提及：“有女匪二名，一为阚思颖，20余岁，任该党代表，一为李桂红，亦20余岁，任宣传工作„„”现在，刘湘得悉在梅硐还有女红军活动的密报后大怒，省府急电：“电令各县县长，为奉督办刘（湘）电，转饬匪区各县长切实编联保甲，清查户口，肃清散匪，以清地方。”“长宁、兴文，奉令转据探报阚姓女匪肆扰各情，令饬该县从速剿办，勿任滋蔓。”两县不敢殆慢，秘密制定了捉拿女红军的计划。

山谷幽灵

梅硐山区地处长宁、珙县、兴文三县交界地，山峦重叠，沟壑纵横，梅硐区委不仅建立了120余人的游击队，还建立了近100人的农会、50多人的妇女会，群众基础很好，敌人“用花生、柑桔等哄小孩说出女红军的下落，也未得逞”。只有几十人的别动队想单独行动捉拿两名女红军绝非易事。四川保安第9团团长王登谷上呈“剿匪”方案致刘湘时也称：“查南六为匪化区域，而尤以珙、长、兴各边区为最，其诱惑民众约六七百户，发给甲乙两种门牌，以为秘密组织之证据。甲种则供匪藏匿，与匪通信或供奔走；乙种则代探军情，担任采买。故其飘忽，经过毫无障碍。”因此“部队搜剿，甫经出动，而匪已了然，故每次清剿，均不易觅得匪踪，疲于奔命„„”疯狂了一阵的敌人在几次搜捕女红军扑空后，也开始冷静下来思索：为什么每次得到情报后带兵去抓捕女红军都是兴奋而去，空手而归？王逸涛认真总结后认为，要抓住女红军，必先捣毁梅硐区委，尤其是抓捕邓楷。他一方面电请重庆行营支援，请求驻军“协剿”；另一方面策划了密捕邓楷的计划。不久，宜宾专署和驻军亦严令所辖各级“切实侦察，务期捕获南六（县）邓楷。”

邓楷是江西人，外号邓麻子，具体籍贯不祥。长征中由红三军团派到红军纵队，到长宁组建了中共梅硐区委并担任书记，还兼任红军梅硐游击队政委，革命意志坚定。长宁县府在向上峰报告时称：邓楷是“朱、毛窜经南六时，特命留下之中坚分子，为南六赤匪首要之一”。在困难时邓楷鼓励同志们要坚持斗争；敌人追捕他时，他坚定地说：“党派我到梅硐工作，革命成功了我才会高兴。否则，就是敌人把我杀了，我也不会离开梅硐。”

梅硐和兴文县周家沟一带驻扎了大量“围剿”红军的国民党正规军，他们根据蒋介石“协军剿办”的电令，都争相“捕捉”女红军，以向上邀功，因此，也在梅硐布置了暗探。对此，11月29日重庆《新蜀报》也作了报道：“阙营长在红桥待命，一面派兵在大田坝（梅硐）搜索，一面调彭营及周化成部围剿，并饬江、长、兴、（古）宋团队严防要隘，以防漏网。”

令邓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在敌人大兵压境之时，中共梅硐区委委员、红军干部周思和（因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根手指头，外号周四指）也被王逸涛秘密招降。周思和没有急于离开，而是留在了梅硐区委，向别动队提供区委和女红军的情报，相机暗杀邓楷。

周思和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城时参加红军的学生，由于表现积极，在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时被选为委员。在2月底与邓楷作为红军纵队侦察员先期到达长宁梅硐，他们装扮成叫化子，从扎西出发，将余泽鸿写给父亲的信藏在打狗棍里，沿途讨口要饭来到梅硐，与余家人取得联系后就住在了梅硐，参与了梅硐区委、梅硐游击队和妇女会的组建工作，对梅硐党组织、联络站和游击队的情况十分熟悉。周思和在被王逸涛秘密招降后，向别动队出卖了梅硐区委设在王树三家的联络站和两个女红军藏身之处的重要情报，女红军不管转移到那里，敌人都会很快就追来。敌人灵敏的嗅觉使区委书记邓楷感觉到内部有“问题”。

敌人并没有急于破坏联络站，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抓住女红军，以消灭红军的意志，特别是招降红军纵队主要领导人余泽鸿。因此，敌人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这给区委造成了一个错觉，认为联络站还未暴露。敌人多次有目标的搜索，女红军不断遇险，使邓楷察觉了周思和的诡秘行动。“因为几天前邓楷发现周思和几次独自到梅硐场街附近转游，行动异常，对周有所警惕。”一天，邓楷与周思和夜宿联络站王树三家，周思和想趁机暗杀邓楷后离开梅硐公开叛逃，以得到敌人的更高奖赏。天快亮时，邓楷发觉周思和悄悄掏枪上弹，行动不轨，早有警惕的邓楷翻身起来，周思和对准邓楷开枪，由于心虚和慌乱，周思和手枪上的子弹未上膛，枪声未响。邓楷趁势提起被子反盖着周思和，两人展开搏斗。周思和年轻力大，挣脱邓楷破壁而逃（因是联络站用的内屋，后面竹壁未钉牢，以便情况紧急时从后面撤离）。涉河进入唐村坝斑竹林内躲藏。邓楷追至，见雾大林密，便折身回去，叫了游击队员王树三和刘春海一起追到兴文县周家沟，捉住了周思和。由于周思和是红军纵队派来的干部，区委将他押送到兴文周家沟“烂窖子”交给红军纵队司令部处理。周思和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纵队领导人考虑到他年轻，参加红军不久，可以教育改正，因此，给予他留队察看处分。但他贼心不死，一个月后乘夜逃脱，公开投敌，当上了川南招抚特派处参谋长。不久，邓楷遇袭，大腿受伤；红军梅硐游击队长余仲康被俘。

铁骨柔情

由于叛徒出卖，余承远被敌人暗地跟踪，余家附近不时有暗探出现。宜宾专员冷薰南在得到叛徒告密后专门致电长宁县长李鸣和：“（余泽鸿）确系共党中坚分子，现任该党川南特委，其族人众多，多与暗通声气，乃弟某又随时传递消息。又据投诚匪张书记称：余泽鸿之弟，虽不记其号名，但晤面仍可认识等语。据此，合行电仰该县长即便查明，分派暗探，将该余泽鸿族人及其弟某严令侦刺，务获究办，以遏乱源，是为重要。”女红军的行踪被敌人完全掌握。一天中午，驻扎在周家沟的川军郭勋祺部罗营长带了40余人扑向大窝沱，正在站岗放哨的梅硐妇女会副主任陈淑均发现后，立即叫人将即将生产的李桂红抬到夹墙里（又叫“地窨子”）。敌人刚到余泽鸿家的厂坝子，就被余家人拦住，因罗营长是当地人，又是余泽鸿么叔的学生，余家人赶紧做了4桌饭“招待”，敌人吃完后，罗营长收了4块银元就走了。

两天后的凌晨，天刚蒙蒙亮，又一支敌川军陈万仞5师根据“别动队”提供的情报和协查的要求，由曾排长带领敌军和长宁保安队向“大窝沱”包抄而来。山顶上的竹梆声急风骤雨般传来，两名女红军便迅速藏进夹墙里。县长李鸣和、侦缉员黄质文在向上的呈文中描述搜查余泽鸿家的情形时称：“会同全队拂晓时到达余叔皋（余泽鸿父亲）家附近，即令一分队由高处抄围后方，甘中队长从余宅前方包围，与后方取得联络，以备不虞。至余宅时，当嘱余叔皋将家中男女雇工一律遣出，集中厂坝，即令不许擅自行动，由叔皋执亮引导各室挨次检查„„”余承远见敌人来了，急中生智，将一张女人的围腰帕拴在身上去厨房帮厨，对敌人说是帮厨的“王伙二”。敌人在余家翻箱倒柜，损坏财物，同时，对余泽鸿父母及“王伙二”等余家10余人进行捆绑吊打，“拷问老幼，威骇备至，家庭受惊不小”，“敌人把机枪架在屋檐下叫嚣，如不说出女红军的下落就用机枪扫射”。因只有“王伙二”是青壮年，敌人将刺刀架在他的颈上，并划了一刀，鲜血顿时往下直流。曾排长逼问他：杀了多少鸡给女红军吃„„已有9个月身孕的陈淑均被捆在屋檐柱上，余叔皋和“王伙二”脸上被打得鲜血直流，但他们坚贞不屈。

由于敌军是外地人，不知道当地一些农家在屋内修建有“地窨子”。“地窨子”是人们为防止山林土匪的偷袭而专门修的一个夹墙，外面有一道暗门，从暗门进去后有几平方米的平地可供躲藏，同时，又可从梯子上去，进入一个类似遂道的暗道通向其它屋内，暗道把整个屋子串联起来，四通八达。一遇紧急情况，住户的主要人员和重要财物就藏进“地窨子”。李桂红、阚思颖在夹墙里听到敌人的打骂声、小孩的哭声，心如刀绞，决心冲出去与敌人同归于尽，救出乡亲们。刚一走出夹墙，被余泽鸿的祖母和弟媳李耀岐死死抓住门闩，苦苦劝阻，李耀岐说：如果你们被抓，余泽鸿三哥回来我们无法向他交待；余泽鸿祖母说：你们不能出去送死呀，一定要保住余家的后代！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李桂红的心。李桂红深知余泽鸿一生的曲折、艰辛：1931年6月，由于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余泽鸿与爱人立即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他们将只有3岁的女儿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寄养在亲戚家，乱世之年，现在已4年没有音讯，不知儿女漂泊何方；前妻吴静焘也在中央苏区被敌人杀害，余泽鸿常常流露出对儿女的思念。李桂红想，此时余泽鸿正率领红军战士与敌人浴血奋战，生死未卜，不能再让他失去这个孩子。因此，强忍心中的怒火，退进了夹墙。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在《长征》一书中用“坚强无比”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李桂红。

敌人整整一天都问不出女红军的下落，便将“王伙二”捆绑着押到保长胡治国家里继续拷问。敌人走后，两个女红军抱着余母痛哭一场。群众安慰女红军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54年4月13日，中央办公厅在给余泽鸿父亲的信中写到：“你和你全家人，为了保全党的一些优秀干部曾不惜付出巨大牺牲，这种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王二娘“口水”救人

梅硐乡14保的保长胡治国是中共党员，以保长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胡治国担心敌人把“王伙二”带到梅硐街上或敌营部会暴露身份，便用好酒好菜招待敌兵。胡治国说，“王伙二”是穷人，在余家帮厨混口饭吃，并提出以保长身份为“王伙二”担保，保证随叫随到。敌排长说：确切情报说这里有两个女红军，不抓一个人回去我交不了差，敌排长犹豫不决。

正在这时，家住梅硐“坪上”的妇女会干部王二娘得知“王伙二”被抓，同样担心他会暴露身份，不加思索就往胡治国家里跑去。快到胡治国家时，突然停住了，王二娘冷静地一想，怎么去救人？情急之中，她装着家里老人死了，用口水把眼圈打湿，把头发抓乱，痛哭流涕地跑到胡治国家里，要“弟弟”王伙二回去安葬。王二娘说，如果不把他“弟弟”放回去，就要把老人的尸体抬到胡家来。胡治国心领神会，明白了王二娘的用意，趁机扭住敌排长说：长官，你们不能把我家闹翻了哟。敌人不认识王二娘，见她又哭又闹，又找不出什么证据，只得同意由胡治国担保，放了“王伙二”。不甘心扑空的敌人在胡治国家里又传讯了几名群众，“追究女红军下落，真所谓无微不至也。”“恼差成怒的敌人在以后不断抓了一些像女红军的妇女叫胡治国去辨认”，对保护过女红军的群众则进行迫害，“我们（胡龙云）家就吃亏了，整有一年生产都未搞，陈五师来抄了我们的家，家有半年简直无人，衣物罩被都被敌人抢到坝子里烧了的„„”

以后“敌人不断到处搜查女红军，经常是半夜突然来搜查，有时一晚上来搜几次，扰得群众无法入睡，我（李培酉）家干脆晚上开着门睡觉，免得起床开门”。

黔驴技穷

不久，一封密电又报给了刘湘，大意是在梅硐黄金山上一农民家的墙壁上又发现了女红军写的两幅标语：“全民行动起来，实行抗租抗粮，抗税抗债，组织抗捐军”；“刘湘是屠杀四川工农劳苦民众的魔鬼！！”

愤怒的刘湘严责王逸涛“匪迹”未干（意为：未尽全力搜剿红军），并要求王逸涛设立秘密电台与重庆行营和四川保安司令部直接联系，“以防泄密”。

此时的王逸涛已失去了往日的骄横傲气，原因是“搜剿”红军伤病员和女红军累累失利，不断受到上峰羞辱和冷落。正在这时，长宁县保安大队副袁虹桥与红军纵队的通信失密，被刘湘以“通共”罪逮捕。王逸涛得到此消息，认为天赐良机，把搜捕女红军累累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袁虹桥通共，想找一个替罪羊。因此，王逸涛密呈宜宾保安司令萧烈：“敝未转变政见时，曾偕泽鸿到达长宁，晤伊叔春凯（余泽鸿么叔），据称袁虹桥已彼此有密约„„由泽鸿指派该地党组织，藉袁（虹桥）、余（春凯）二人掩护暗中活动„„函请处以极刑，以消隐患„„”同时，又电告第七区（泸州）专员公署：“凡有剿匪消息，而虹桥必先告之，以资其预备之策。故经大军迭次剿灭，殊匪焰愈张，而军团终难获胜„„”得意忘形的叛徒正在做着嫁祸于人的美梦。

而让王逸涛没有料到的是，袁虹桥是刘湘“川康团练干部学校”的得意门生，“刘湘对袁虹桥破格授予少校军衔、长宁县保安大队副”，刘湘难以相信袁虹桥通共，捕袁虹桥是迫于各方压力的权宜之计。袁虹桥在川南地区有很大的声望，若有罪，县长将连坐。因此，长宁县长李鸣和急电省府：“此次被扣（指袁虹桥）纯系被人倾陷”，并串联长宁上层人士和官绅联名上书省府具保，称王氏兄弟为投诚匪共，搞离间倾陷。省府查来查去不得要领，最后省府电令宜宾专署并附刘湘信称：“查王逸涛兄弟原系匪类„„虹桥此次被逮，不过是王逸涛兄弟利用党倾和通共以陷害之计„„足见若辈陷害之不择手段„„令秉公处理。”本想找一个替罪羊的王逸涛没想到惹火烧身，搬起石头扎了自己的脚。

抓不到女红军，气急败坏的叛徒王逸涛、周思和专程到梅硐，查看了标语后，认定这就是女红军的笔迹，说明女红军还在梅硐。王逸涛通知胡治国将“王伙二”带去重新审问，胡治国一时拿不出主意，因为他不知道叛徒是否会认出“王伙二”就是游击队员余承远。长工庞二兴主动请求由他扮成“王伙二”去顶罪，可敬的贫苦农民庞二兴受尽折磨，坚强不屈，“庞二兴坐了半年牢，敌人问不出什么就放了回来”。后有人问庞二兴为什么要代人受过，庞二兴回答说：“红军对穷人好！”

无计可施的叛徒又抓走了保护过女红军的李德明、李学贤到地主庄园“川乾丰”去问罪。敌人对他们进行拷打、用刑，威胁说，如不交出女红军就毁其全家。李德明、李学贤坚强不屈，敌人逼问不出口供，就交给乡镇府关押。机智的李德明对乡长说：红军攻占梅硐时你交出了两箱子弹，如果你不放我，就要供出此事。梅硐乡长十分害怕沾上“通共”罪，被上峰处罚，同时，又怕得罪红军。因此，李德明、李学贤在乡镇府关押十几天后就被放了。

1954年9月，阚思颖在给梅硐乡亲们的信中写到：“1935年，我同李桂红来到贵地时，在反动军警的追捕之下，你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我们，自己受到极大的痛苦，我特向父老乡亲表示亲切的慰问，并祝贺黄二嫂分得了土地。为了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我决心努力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

离子踏征程

年底，李桂红生产了，在狭窄的夹墙里，群众抬了两个银柜镶在一起，垫上两床被子，就作为一张产床，“是个未婚的姑娘帮我生下了孩子”。李桂红在余泽鸿家的夹墙里生下一个男孩。由于“大窝沱”周围驻扎了周化成的“剿匪”部队，为防泄漏消息，梅硐妇女会商量，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红军的后代，乘夜把仅出生两天的婴儿从房屋后窗送出，由胡治国妻子用围腰帕抱走。由于胡治国夫妇没有生育，对外就说是捡个娃儿来养，胡治国还专门请了一个奶妈杨五娘来给孩子喂奶。叛徒对婴儿的来历始终怀疑，暗中加紧调查，胡治国恐长此下去危险，为保护红军的孩子，便举家迁到兴文县城，以开中药铺为生。

1936年1月初，产后仅4天的李桂红与阚思颖在两名梅硐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离别骨肉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饱含热泪离开长宁梅硐，踏上寻找部队的征程。

50年后，采访过李桂红的宜宾地委党史办张新时说：“当我们去南京走访80岁的老红军李桂红的时候，她深情地回忆当年留在红军游击纵队的艰险岁月，说那是她一生中最苦、最危险、也最难忘记的经历，她„„十分怀念在梅硐细心掩护和照顾过她的余泽鸿家里的亲人和贫苦农民，对川南怀着深厚的感情。李奶奶在叙述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时，我们看到她已经失明的眼中充盈着热泪„„”

第四篇：红军长征时中央和各军团领导人职务

红军长征时中央和各军团领导人职务、年龄一览

一、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下辖军委纵队及红一、三、五、八、九军团)1.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27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34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41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司令朱德48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周恩来36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29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嫁祥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36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28岁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42岁 2.军委纵队(下辖4个梯队)司令员叶剑英37岁 政委陈云29岁

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27岁 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罗彬(后为何长工)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武亭(后为李维汉)第四梯队司令员陈庚31岁 政委宋任穷25岁 3.红一军团(下辖第1、2、15师)军团长林彪28岁 政委聂荣臻35岁 政治部主任罗荣恒32岁 参谋长左权29岁

政治部宣传部长邓小平30岁 保卫局局长罗瑞卿28岁 第一师(下辖第1、2、3团)师长李聚奎30岁

政治部主任谭政27岁 第1团团长杨得志24岁 第2团政委邓发24岁 第二师(下辖第4、5、6团)第4团团长耿飙24岁 政委杨成武20岁 第5团政委赖传珠24岁 第十五师(原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28岁 政委肖华18岁

4.红三军团(下辖第4、5、6师。扎西整编后编为第10、军团长彭德怀36岁

政委杨尚昆27岁 李富春34岁

参谋长邓萍26岁

第四师

师长张宗逊26岁 政委黄克诚32岁 第五师

师长李天佑20岁、12、团)1113政委钟赤兵20岁 第10团政委杨勇 第11团政委张爱萍24岁 政治处主任王平27岁 第12团政委苏振华22岁 5.红五军团(下辖第13、14师)

军团长董振堂39岁

政委李卓然35岁 参谋长陈伯钧24岁 第13师政委朱良才34岁

6.红八军团(下辖第21、23师，过湘江时严重受损，后并入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36岁

军团长周昆32岁 政委黄苏26岁 参谋长张云逸42岁

7.红九军团(下辖第3、14、22师)

军团长罗炳辉31岁

政委蔡树藩

参谋长郭天民29岁

注：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从中央苏区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历时1年，行程2万5千里，经闽、奥、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省。出发时人数为8万6千人，到达陕北只剩约7千人，大约每12人中只有1人到达陕北。

二、红二方面军(下辖红二、六军团)

总指挥贺龙38岁 副总指挥肖克26岁

总政委任弼时30岁 副总政委关响应32岁 参谋长李达29岁

1.红二军团(下辖第4、5、6师)军团长贺龙(兼)政委任弼时(兼)副政委关响应(兼)参谋长李达(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31岁 第四师(下辖第10、11、12团)第五师(下辖第413、14、15团)师长贺炳炎21岁

第六师(下辖第16、17、18团)政委廖汉生23岁

第18团政委余秋里20岁

注： 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湘西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10月22日至宁夏的兴隆镇、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历时11个月，行16000里，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宁、陕共10省。进行大小战斗100多次。出发时共21000人，剩13300余人。2.红六军(下辖第16、17、18师)军团长肖克26岁

政委王振26岁

参谋长谭家述25岁

政治部主任任夏羲

第十六师(下辖第46、47、48团)第十七师(下辖第49、50、51团)

第十八师(下辖第53团)

三、红四方面军(下辖第4、9、30、31、33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37岁

总指挥徐向前33岁 总指挥王树声29岁

政委陈昌浩28岁

政治部副主任博钟34岁 1.红四军(下辖第11、12、13师)军长王宏坤25岁

副军长许世友29岁 政委周纯全29岁

第11师师长陈再道25岁

第12师师长张才千23岁

2.红30军(下辖第88、89、90师)军长程世才22岁 政委李先念25岁 政治部主任李天焕22岁

3.红31军(下辖第91、92、93师)军长王树声(兼)4.红九军(下辖第25、27师)政委詹才芳27岁

5.红33军(下辖第97、98、99师)

军长王维舟47岁

注：1935年5月上旬，红是方面今年撤离川陕根据地，向西策应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6年10月8日同一方面军在会宁地区会师。历时近1年半，曾三过草地，转战川、康、甘3省。出发时为8万余人，剩33000人。

四、红二十五军(下辖第223、224、225团、手枪团)军长程子华29岁

副军长徐海东34岁

政委吴焕先27岁

第五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演讲稿二

谁是最可爱的人

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前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最简单的，爸爸妈妈就是最可爱的人，但是读了《丰碑》这篇课文后，我的认识完全改变了！《丰碑》这篇课文主要写了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一支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的途中，一位军需处长被冻死在雪地里，大雪覆盖了他的身体，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到既然是军需处长，手里掌握着战士们的吃穿，他在饥饿面前完全可以任意达到自己要求吃饱，他在寒冷面前完全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穿暖，然而他没有这样做，竟然被寒冷冻死，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难道是他傻吗？不，绝不是他傻，而是他有一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还重要的品质。在困难面前他的心里担心的是每一位战士的饥饿与冷暖，他那种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要把别人的生命当做儿戏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想到这里，我眼前仿佛看到了当年红军战士不怕艰难险阻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仿佛看到了红军战士正在与敌人英勇战斗的场面；仿佛看到了红军为了革命的胜利，忍饿又受饿的一幅幅感人的场面。我们现在那么幸福，又那么富裕，是谁给予我们的？是无数革命老前辈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换来的。然而现在的人们，他们已经淡忘了红军，淡忘了红军精神，淡忘了人性之美。

现在，你们认为最可爱的人是谁呢？也许有人会说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叔叔阿姨，也有可能是明星刘德华，什么周星驰，还有周杰伦等等，有的人还为了追明星把生命和活力白白的浪费了。但是，在我的心里，红军是可爱的，红军精神是可敬的，是值得了我们学习的。让我们永远传承红军精神，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