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克力秘闻 演讲稿[5篇范文]

第一篇：巧克力秘闻 演讲稿

巧 克 力 秘 闻

各位老师，同学：

大家好！我是五（2）班丁笠人。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巧克力秘闻》。

我想先提一个问题：你喜欢巧克力吗？

噢！很多人都喜欢，还有一些人对我的问题反应不热烈！没关系，等听完《巧克力秘闻》，你也许就会改变想法了。

首先，我们从一颗豆开始说起

巧克力是外来词Chocolate的译音，它主原料是可可豆。可可豆是热带雨林植物可可树的果实，它的特别之处是在树干上开花，树干上结果。

可可是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印第安阿兹泰克人那里学来的。阿兹泰克人喝的巧克力和我们今天饮用的热巧克力不同。他们称为“食可托”，意思是苦的水——把可可粉、辣椒、香草豆和香料混合在一起，充分搅拌制成充满泡沫的淡红色饮料。喝时盛在黄金杯里，再加上几小勺金粉、银粉或木粉，据说只要喝上一杯就可以一整天精神饱满。

这种饮料为什么叫“巧克力”？一种说法是： 可可豆在锅中煮时，用力搅动锅里的水，会发出“巧克”、“巧克”的声音。另一种说法是阿兹泰克人邀请客人进餐时，发音近似“巧克”,但阿兹泰克语中“巧克”是热的意思。看来第一种说法似乎更可信。

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巧克力的历史

从公元600年开始，玛雅印第安人就在中美洲建立了可可树种植园，可可的秘密在那里已经保守了好几百年。玛雅人把可可作为计数工具，把可可豆当货币使用。如果说玛雅人在可可豆上表现的是聪明才智，那阿兹泰克人表现的则是疯狂。公元1200年，阿兹泰克人发动战争征服了玛雅人，强迫玛雅人用可可豆纳税。

哥伦布虽然是第一个在美洲大陆发现可可豆的欧洲人，遗憾的是他至死都不曾尝过美味的巧克力。

1519年，西班牙冒险家荷尔南.高铁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到阿兹泰克人制作的巧克力。后来，高铁把巧克力配方带回欧洲。

西班牙人把巧克力配方保密了一个多世纪，直到1615年西班牙公主Anna和路易十三（Louis XIII）喜结连理，才把可可饮料带进法国宫廷。

18世纪，可可饮料逐渐风靡欧洲，成为上流社会有钱人享用的饮料。进入19世纪，可可饮料是猎人、军人这些所谓硬汉的饮料。据说伟大的福尔摩斯在伦敦街头侦查一桩桩谜案之前，总要饮一杯巧克力。

19世纪是巧克力英雄辈出的年代。英国人开了巧克力屋，瑞士人制作出了牛奶巧克力，美国人发明了巧克力机器，成千上万的巧克力成为每个人都可以享用的甜美食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巧克力的生产，巧克力被运到战场分发给士兵。1940年，美国军方要求“好时”公司发明耐热巧克力——放在士兵口袋里不会融化，这种巧克力被叫做“战地口粮”。

20世纪进入了巧克力的黄金年代，为什么巧克力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哪？让我们从巧克力的作用谈起吧！

巧克力含有300多种已知的化学物质。上百年来，科学家们经过分析、实验，证明了巧克力的药理作用。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心情不好的时候把巧克力放在嘴里，闭上眼睛细细品尝它的滋味，心烦的事情真的可以抛到脑后不去想。巧克力本身就是一种缓解情绪的因素。

巧克力还有减肥的作用哦！很惊讶吗？巧克力怎么可能减肥呢？它不是增肥食物吗？吃少量的巧克力是有助于减肥的。不信的话可以试试哦！当然还是那句话，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人。

巧克力可以防止心脏病是得到证实的。多酚对人体血管畅通起着重要作用。可可豆中含有大量的多酚，水果中草莓多酚的含量最多，但巧克力的多酚含量是草莓的八倍。

在超市、商场里我们可以买到多种巧克力，比如金帝、德芙、MM(（玛氏），还有好时、费列罗等等，有人还吃过更美味的巧克力。这些巧克力大多是牛奶巧克力，实际上巧克力有很多不同种类。要知道，有些所谓的巧克力根本不是巧克力。

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不同种类的巧克力

1、深色巧克力：也叫黑色或纯巧克力，一般指可可脂含量高于50%，或 乳质含量少于12％的巧克力。这种巧克力硬度较大，口感微苦。喜欢纯正可可味、不喜欢甜食又怕长胖的人，可以选择它。

2、不甜的巧克力：西点师把纯巧克力浆冷却，制作美味甜点。我们在生 日蛋糕上可以看到这种流淌的巧克力。

3、半甜的巧克力：这种巧克力浆中有更多的可可脂和糖，主要用于烹饪。

4、牛奶巧克力（Milk chocolate）：

是我们平时最常吃的，是可可脂含量不低于10％，乳质的含量不少

于12％的巧克力，同时添加糖和香草，使口感更香浓。

5、白巧克力（White chocolate）： 含可可脂、糖、牛奶和香草，甜度高。白巧克力虽然被叫做巧克力，因为不含可可豆的固体物质，所以是白色或淡黄色。虽然好看、口感润滑，但抱歉的是它不是真正的巧克力。

6、同样的，糖果巧克力只是巧克力颜色的糖果，不是真正的巧克力。是 浇在蛋糕、草莓饼上的装饰，很容易融化。我们知道了巧克力的作用，也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巧克力。有人还是 会提出一些疑问：为什么爸妈总有一堆限制我们吃巧克力的理由呢？

那是因为我们在巧克力时总有些误解

误解一：吃巧克力会长胖

这是关于巧克力最不科学的误解。我们知道，身体每天消耗的卡路里比摄入的卡路里少，才会一天天地长胖。100克巧克力含有的热量，低于一份200克麦当劳炸薯条的热量。40克牛奶巧克力可提供210卡路里，热量来源于巧克力中的糖分和可可脂。210卡路里占人体每天所需2000卡路里的十分之一，每天享用40克左右的巧克力是不足为怪的。误解二：巧克力是没有营养的糖类食品

巧克力是很有营养的糖类食品，40克的牛奶巧克力含有3克蛋白质，和人体所需的维生素B2及多种矿物质，更有比普通牛奶成分更高的锌、钾、抗癞皮病维生素。如果你特别爱吃糖果，巧克力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它绝对比其他糖果更有营养，又能满足我们的馋嘴要求。误解三：吃巧克力会引起蛀牙

任何食品中的糖分，在口中停留的时间久了，都会引起各种牙病，巧克力也不例外。科学家们发现，可可豆中的单宁可以减少牙菌斑的产生，有助于预防龋齿。牛奶巧克力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对牙齿的珐琅质有好处。巧克力引发龋齿的可能性更小，这是因为巧克力在口腔中被清除的速度较快，从而减少了它和牙齿接触的时间。

误解四：巧克力含有大量咖啡因会 “吃上瘾”

不必担心。40克牛奶巧克力仅含有6毫克的咖啡因，是一杯普通咖啡含量二十分之一。如果说人们吃巧克力“吃上瘾”，我想是巧克力特有的天然美味的原因。

听到这里，你一定迫不及待想要拿起巧克力，细细品尝它的醇美香浓了。每个人都能说出N种喜欢巧克力的理由，我想归纳起来就是—— 1：快乐

在远古玛雅文明时期，人们坚信可可豆是天神赐予人类的，是快乐的制造者。

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巧克力中的苯乙胺可以帮助调节人的情绪。巧克力中的镁元素具有安神和抗忧郁的作用。

2：健康(Health)

巧克力是营养丰富的健康食品。它不仅味美，而且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能够补充人体每天对于多种营养素的需求。

巧克力是防止心脏病的天然卫士；巧克力可以增强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巧克力还有利于牙齿的保护。

3：活力

巧克力是运动和外出游玩时理想的能量和营养补充剂。

在运动前吃巧克力有利于提高运动成绩，还能及时补充消耗的能量和营养，有利于运动后的身体恢复。

遗憾的是：是否能够提高脑力运动成绩没有确定的结论；

考试前吃巧克力，能考出好成绩吗？答案只好有劳各位——自己去实践证明了。

4：博爱(Care)

美味加香浓，是巧克力爱的信仰。

在喜庆的日子里，在亲朋好友的聚会中，一盒精美的巧克力，能带给家人和朋友最真诚的祝福。巧克力给热爱生活的人们带来快乐、健康和幸福！

我们知道了巧克力的历史和发展，现在让我们展望一下巧克力的未来吧！在未来的日子里，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呢？还是有一天我们发现——噩梦降临——不再有足够的巧克力来分享？

巧克力的需求在逐年上升，但巧克力供应量可能开始下滑。

全球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可可树因病害遭到毁坏，“魔帚病”和“黑荚果病” 是可可树无可救药的绝症。

分布在非洲象牙海岸和加纳等地的可可树，占世界可可总产量的70%，因为贫困，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可可树的品种改良。

可可树是热带雨林树种，怕旱、抗病力弱。由于热带雨林被大量砍伐，加上全球气温的变暖，近年的干旱已沉重打击了可可的收成。

一个小小的环保举动，就可能影响到远在非洲的可可树。这也许是我们大家不曾想到的。

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阿兹泰克人开创的事业不会就此走到尽头。

我和你，也许是他，在不远的将来，或许有人致力于拯救可可树，或者有人开发出享誉世界的巧克力新品。这是可可的福音，更是巧克力爱好者的福音。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哟！

“巧克力秘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

世界上最贵的11种巧克力

Michel Cluizel，美国出品，每磅65美金 La Maison du，法国出品，每磅65美金

Vosges Haut，美国出品，每磅69美金 Richard Donnelly，美国出品，每磅75美金

Chuao，美国出品，每磅79美金

Debauve & Gallais，法国出品，每磅94美金

Pierre Marcolini，比利时出品，每磅102.50美金

Richart，法国出品，每磅120美金

Godiva “G” Collection，美国出品，每磅120美金

Delafee，瑞士出品，每磅508美金

Noka Vintages Collection，美国出品，每磅854美金

第二篇：巧克力的演讲稿

Hello everyone!Today I want to talk about chocolate.First,let’s read the everyday English!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It means: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ere chocolate comes from? Now, let’s come to the amazing world of chocolate!你有没有想过，巧克力来自哪里？现在，我们将进入巧克力的神奇世界！

Chocolate can give you:romance、energy and joy.巧克力可以给你浪漫，能源和喜悦。

Chocolate is from a kind of tree called the coco tree.The tree grows in equatorial regions, especially in places such as South America, Africa and Indonesia.巧克力开始用一种树叫可可树，此树生长在赤道地区，特别是在地方，如南美，非洲和印度尼西亚。

The coco tree produces a kind of fruit.This is as big as a small pineapple.Inside the fruit are the tree's seeds, it is also known as coco beans.可可树产生一种水果的大小的小菠萝。里面的水果树的种子，也被称为可可豆。The beans fermented for about a week, it be comes dry in the sun and then it will be shipped to the chocolate maker.The chocolate maker will turn these raw beans into sweet chocolate.豆发酵为一个星期左右，在太阳下晒干，然后运到的巧克力制造商。巧克力制造商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这些原料豆成甜美的巧克力。

Chocolat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food types in the world.For example: Chocolate eggs are popular on Easter;On Valentine‘s Day, a box of chocolate is romance, usually with flowers and a greeting card.巧克力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食品类型。例如：巧克力蛋在复活节是受欢迎的；情人节，一盒巧克力是浪漫的，通常用鲜花和贺卡。

Let’s look some pictures!Questions: 1.How long do Beans fermented?豆发酵多久？

For about a week.豆发酵为一个星期左右。2.What can chocolate give you ? Chocolate can give you:romance、energy and joy.That’s all.!Thank you!

第三篇：股票揭秘秘闻

600开头的股票是上证A股，属于大盘股，其中6006开头的股票是最早上市的股票，6016开头的股票为大盘蓝筹股；

900开头的股票是上证B股；

000开头的股票是深证A股，001、002开头的股票也都属于深证A股，其中002开头的股票是深证A股中小企业股票；

200开头的股票是深证B股；

300开头的股票是创业板股票；

400开头的股票是三板市场股票。

另外，沪市权证以580开头，深市权证以031开头；

申购代码：沪市以730开头，深市新股申购的代码与深市股票买卖代码一样；

配股代码：沪市以700开头，深市以080开头。

附：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编码原则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根据上交所”证券编码实施方案”，采用6位数编制方法，前3位数为区别证券品种，具体见下表所列：001×××国债现货；110×××120×××企业债券；129×××100×××可转换债券；201×××国债回购；310×××国债期货；500×××550×××基金；600×××A股；700×××配股；710×××转配股；701×××转配股再配股；711×××转配股再转配股；720×××红利；730×××新股申购；735×××新基金申购；737×××新股配售。900×××B股；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编码原则

新股发行申购代码为730***，新股申购款代码为740***，新股配号代码为741***；新股配售代码为737***，新股配售的配号（又称“新股值号”）为747***；可转换债券发行申购代码为733***。

第四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历史秘闻)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有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背景介绍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20次党的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总结报告。但是，在会议结束前夕的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又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但报告完后并没有就此进行讨论。这就由此揭开了斯大林问题在苏联的盖子。这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其巨大的震动。

可以说，在中国，至今如此，除了非常有限的人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看到过这份报告。

50年前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内幕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最后一天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乎世人意料地在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当时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对斯大林问题持什么态度？报告是怎么起草的？报告人是如何确定的？对于这些问题，俄罗斯学者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期，随着赫鲁晓夫回忆录、米高扬回忆录的出版，以及有关档案的解密，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迄今他们已在《近现代史》等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披露了秘密报告出台的内幕。

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肃反时期案件

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贝利亚被捕后，30年代下半期和40年代初国家安全机关迫害党政干部、伪造案件、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在广大群众中引起极大义愤，那些受害者家属纷纷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要求重新审查历史上的冤假错案。1955年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责成苏联总检查院处理这类案件，给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苏联总检查院遂会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重新审查肃反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给许多党政和共青团干部作出平反决定，并把所有有关材料和文件移交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来决定被平反者的党籍问题，最后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对整个案件作出处理决定。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主席团收到相当多的材料，谈到30年代下半期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受到政治迫害和斯大林对其应负的责任。据米高扬回忆，他曾专门找到赫鲁晓夫，单独同他谈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找个时候，即使不向全党，至少也要向斯大林去世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报告以前的情况。”

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大部分委员，已经意识到自己参与斯大林这些迫害活动的责任，担心有谁查出他们的问题，也怕代表大会询问他们每个人在组织大规模迫害行动时担任了什么角色。赫鲁晓夫同其他主席团成员一样，不仅希望摆脱自己的责任，而且知道最高党政领导承认斯大林的罪行，会损害曾长期同斯大林共事并在30年代担任过政治局委员的现主席团成员的威信，所以他也表示同意米高扬的这个建议。

1955年12月31日，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30年代发生的种种迫害事件，并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研究有关迫害的各种材料。

如何评价斯大林，主席团内部意见不一

在主席团会议上，委员们严肃认真地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直接提出：“我们有没有勇气讲事实真相？”米高扬、波斯别洛夫和谢罗夫引证具体事实指出，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向市、州、共和国提出了逮捕名额，并亲自批准了“通知单”。赫鲁晓夫提议把这些事实写进报告。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表示支持。

然而，莫洛托夫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他说，报告中一定要指出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继承者的作用。米高扬第一个起来反对，然后是萨布罗夫反对。后者说：“如果事实确凿，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这不能饶恕。”马林科夫同意米高扬和萨布罗夫的意见。他认为，提出斯大林问题是正确的，应该向党说明这一点。布尔加宁也发言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他强调说，在报告中不要过分称赞斯大林。惟有伏罗希洛夫无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有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提出要对事实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代表大会上讲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结论为时尚早。

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说，应本着党的利益作出决定。他强调指出：“斯大林曾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做事很野蛮，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无常，丧失了人所具有的神圣的东西。”他号召“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抨击”，清理标语、书籍，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榜样。

1956年2月初，波斯别洛夫委员会完成了工作，向主席团提出约70页的打字稿报告。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报告。据米高扬回忆，报告人是波斯别洛夫，报告的斯大林罪行事实令人感到震惊。报告第一部分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展大规模肃反活动的命令。

在2月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关于对斯大林这个政治人物的评价问题、关于他对组织30年代下半期到40年代初的肃反活动的责任问题，提得很尖锐。辩论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实际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对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肃反运动和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其余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完全赞同赫鲁晓夫的意见。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应在哪里讲斯大林的问题。他当即作出回答说，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他建议给大会代表印发列宁的“遗嘱”和“关于民族问题的信”。

在这次会议上，主席团最后决定：“向中央全会提出建议：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由此可见，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和报告人，是在大会开幕前一天，由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赫鲁晓夫口授报告内容

就在2月13日，即大会开幕前一天，中央全会召开前几个小时，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通知全会，在大会上将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主席团会议还讨论了由谁来作报告的问题。所有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都发了言。米高扬建议，由波斯别洛夫代表委员会作报告。他认为，这样做会是客观的。既然作报告是我们确定的，那么大家就会明白，报告是以我们名义作的，而不是以中央名义。赫鲁晓夫也提由波斯别洛夫作报告，说波斯别洛夫主持了委员会工作，给主席团写了报告，把这个报告改写一下在大会上宣读就行了。但多数委员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人们会认为，这样重大的问题，第一书记不作报告，而让别的书记作报告，这是逃避责任，所以他们建议由赫鲁晓夫作报告。

1956年2月19日，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稿。《报告》的最后稿发给了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他们审阅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基本赞同这个稿子。到2月23日，报告稿准备就绪。

二十大举行秘密会议，报告出台

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举行会议，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次日，即2月25日上午，举行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秘密会议进行得非同寻常，会议由苏共中央主席团领导，而不是大会主席团。除大会代表外，还有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出席。赫鲁晓夫作报告时，大厅里鸦雀无声。报告一开始，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个人崇拜的语录和列宁关于领袖和共产党领导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的论述，引证文件说明列宁对斯大林的否定态度，谴责斯大林的粗鲁，特别是表现在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上。

《报告》中详细谈了30年代下半期对党政干部的迫害，捏造案件、刑讯逼供，指责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前夕犯了大错误，说斯大林对战争头几个月的严重失利负有责任。《报告》有很大一部分是说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说他亲自审定准备出版的个人传记，写进几整页过分夸奖自己的文字，说自己是人民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天才的学者。

报告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布尔加宁建议《报告》不做讨论，也未请大家向报告人提问题。他宣读了大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稿，请大家审议，与会者一致通过。会议还作出把《报告》发至各级党组织、不见诸报端的决定。

1956年3月1日，《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作一些改动和补充后，连同赫鲁晓夫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的一个便函正式下发各级党组织。不久又决定传达到共青团组织积极分子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30多年之后，即到1989年才向苏联全体国民公布。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一个“内部报告”

同志们：

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许多代表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以及以前历次党中央全会上，对于个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谈了很多。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坚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多年来，我们养成了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人，具体地说就是这样看待斯大林的。

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理，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以及因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而带来的巨大危害，同时由于个人独揽大权这一事实，党中央认为绝对有必要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报告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一

首先，请允许我提示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严厉斥责个人崇拜的任何表现的。

马克思在给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想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原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

不久以后，恩格斯也写道：“马克思和我，我们一直反对公开宣扬个人，只有为了达到某种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们尤其反对那些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对我们个人所做的宣扬。”

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列宁是非常谦虚的。列宁永远强调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党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主动精神的整体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强调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者在领导革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列宁在指出群众领袖和组织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时，无情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同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群氓”观点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坚决反对把”英雄”塞给人民群众。

列宁教导说，党的力量在于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于人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跟随党一起前进。列宁说过：“只有相信人民，扎根于生动的群众创造性源泉的人，才能胜利，才能掌握住政权。” 列宁自豪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号召一切重大问题由觉悟的工人来决定，由自己的党来决定。他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成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列宁坚决反对缩小和削弱党对于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的一切企图。他制定了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他强调指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指导原则。还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列宁就称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者的集体，是党的原则的保护者和说明者。他说：“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党的各项原则由中央委员会维护并由它解释。”

在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和它的权威时，列宁指出：“我们的中央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团。”

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党中央委员会真正地体现了对于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列宁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但永远没有强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耐心地解释自己的意见，使别人信服。列宁历来都严格地监督执行党的生活准则、遵守党章，及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

列宁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对于我党的胜利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实现所作的一切是伟大的。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还表现在，他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质，这些不良品质在后来造成了严重后果。列宁由于关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命运，他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确的鉴定，他提出过应该研究改变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问题，因为斯大林过于粗暴，对同志关心不够，任性和滥用职权。

列宁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里说过：“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这份在我党历史上称之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已经发给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你们已经读过这个文件，而且毫无疑问你们会再读它几遍。请你们深入地考虑一下，列宁所说的下列这些真诚的话，这些话体现了他对党、人民、国家以及党的未来政治方针的关怀。

他说：“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宁的这个文件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宣读过，代表团并且讨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各代表团赞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认真考虑列宁的批评，从而改正这些深为列宁所担心的缺点。

同志们！有必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两个新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证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给斯大林所下的评语。

这两个文件就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给当时在政治局担任书记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

我现在宣读一下这些文件。

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列夫·波里索维奇（即加米涅夫）。

“关于我经过医生允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口授下写的一封短信问题，昨天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党内不是一天了。在这30 年里，我一次也没有听到那怕是一个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话。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对我比斯大林更为宝贵。可是现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制。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问题会使他不安，不管怎样比斯大林要了解。现在我请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诺维也夫），因为你们是弗·伊的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的一致协议，我是不怀疑的，但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那个愚蠢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了顶点。”

这封信是克鲁普斯卡娅在1922年12月23日写的。过了两个半月以后，即1923年3月，列宁给斯大林写了这样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曾粗鲁地给我的妻子打电话骂了她。虽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记说过的话，但是这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她那里知道了。我并不愿意轻易忘记反对我的事情，在这里不必说，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对我的。因此，请您酌情考虑，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说过的话并表示道歉？还是愿意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致敬。

列宁，1923年3月5日”

同志们！我不想评述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本身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问题。如果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斯大林能够采取这种态度，能够这样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妮——列宁的忠实朋友和从我党诞生起就为党的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样对待其他工作人员的。斯大林的这些不良品质愈来愈发展，在晚年已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还考虑他的指示，而后来则逐渐轻视列宁的严重警告。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活动，考虑一下他所犯的全部过失，我们必须相信列宁的担心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年代里已经发展到严重地滥用职权的地步，因而给我们党造成莫大的损失。

我们必须严正地研究和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复斯大林在世时所犯下的一切过失。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

应该说，党在反对托格茨基分子，反对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斗争，从思想上粉碎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这次思想斗争进行得很成功，在斗争中党更加巩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领导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思想斗争，反对自己队伍中发表反列宁主义纲领的人们，他们是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这是一场顽强而艰苦的斗争，然而是一场必要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我们可以想象，如果1928—1929年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或者把“棉布服装工业化”作为方向，或者转向富农，其结果将会怎样？我们那时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面前就会赤手空拳，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

因此，党才从思想上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向全体党员和非党群众说明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列宁主义主张的害处和危险性。党在说明党的路线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无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来，党内绝大多数都拥护列宁的路线，因此，党才能够鼓舞和组织劳动群众去实现党的列宁路线。去建成社会主义。

下述这种情况是值得重视的。甚至在进行炽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没有采取极端的镇压办法。当时的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当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在我国建成，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政党、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况下，反而对他们开始采取镇压的措施。

正是在1936——1938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镇压，首先是镇压那些早已被党从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后也镇压了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镇压了党的干部，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工业化与集体化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为了保卫党的列宁路线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那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

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应该说，即使那些曾经反对党的路线的人们，也没有那么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并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便特别采用“人民敌人”这个概念。

很多被控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而在后来被枪决的人，在列宁活着的时候都是同列宁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就犯过错误，但尽管如此。列宁还是给他们工作做，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尽办法使他们留在党内，引导他们跟随着自己前进。

二

在此，应该向党代会的代表介绍一下以前没有发表过的，列宁关于1920年10月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个短笺。列宁在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时写到，必须把这个委员会变成真正的“党和无产阶级良心的机关”。

列宁指出：“监察委员会的一项特别任务是要和反对派的代表建立一种深切的个人关系，有时甚至采取治病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他们因为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了心理危机。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和规定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制定。”

大家都很清楚，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和那些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的人是不调和的。但同时从读过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宁在领导国家的整个活动中，都要求从党的立场出发，慎重地对待那些表现过动摇、离开过党的路线，但是还能够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同志。他建议耐心地教育这些人，不要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

列宁对待人，对待干部的英明也就在于此。

斯大林对待人则完全另外一个样，列宁的特点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通过整个集体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引导他们跟随他前进。这一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镇压和恐怖手段。他愈来愈广泛地、愈来愈坚决地利用惩罚机关，往往破坏现存的一切道德标准和苏维埃法律。

一个人的专横也就怂恿了另外一些人的专横，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就处以死刑等等。

它产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绝望状态。这当然不会促进党的队伍的团结和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团结，相反，是消灭了那些忠诚的但不为斯大林喜欢的干部，或者是把他们从党内排挤出去。

我们党为实现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进行了斗争。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如果在这场斗争中能够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善于把党的原则性同对人的深切关怀结合起来，不排斥和毁掉一些人，而是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我们肯定不会有这类粗暴破坏革命法则的事，成千上万的人就不会成为恐怖手段的牺牲品。只有对真正犯了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采取极端的措施。

现在，我们举出历史上的几件事实。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两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他们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维克报《新生活》上发表声明，公布布尔什维克准备武统起义的消息，他们还说这是冒险行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是这样向敌人泄露了中央委员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且说起义已组织就绪，不久即将进行。

这种行动是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因此，列宁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把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诀议出卖给罗将科和克伦斯基了。”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开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出党的问题。

但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担任领导职务。列宁把他们放在完成党的极其重要任务的岗位上，他们积极参与了党和苏维埃的机关的领导工作。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错误。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警告说，“当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尤其没有提出枪决他们的问题。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现在，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谈反对托派的斗争，可以非常客观地来分析这个案件。托洛茨基周围的人决不是出身资产阶级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党的知识分子，而某一部分则是工人出身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人，他们最初曾经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这一伟大成果的斗争。其中很多人与托洛茨基脱离了关系，而转到列宁的立场上。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把这些人消灭掉吗？我们深信，如果当时列宁还在世的话，是不会对其中的很多人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

这只是在历史上的几件事实。难道能够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列宁就没有决定过对革命的敌人采取严厉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说。列宁要求严厉镇压反革命和工人阶级的敌人，必要的时候无情地使用这种手段。请大家回忆一下，1918年列宁在反对社会革命党所组织的反苏维埃的暴动和反革命富农的斗争时，曾毫不动摇地对这些敌人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但是，列宁采取这种办法是用来反对真正的阶级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反对那些犯了错误，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响的办法引导前进，甚至还能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们。

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譬如，剥削阶级疯狂地反对革命，斗争你死我活，而且必须具有最尖锐的形式，直到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时，列宁是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的。而斯大林采取最极端的办法，是在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苏维埃国家业已巩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已经确立，而且我们党在政治上业已巩固，无论从数量上和思想上来看已经受到了锻炼的时候。事情很明显，斯大林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了不耐心、粗暴和滥用职权。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动员群众，而是往往采用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镇压和消灭真正的敌人，而且镇压和消灭对党和苏维埃政权没有犯罪的人们。在这方面毫无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力，而列宁对此曾很担心。

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特别是在贝利亚匪帮被揭露以后，审查了这个匪帮所制造的许多案件。审查之中发现了与斯大林的错误行为相联系的粗暴专横的极丑恶的情况。事实证明，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当我们研究个人崇拜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个人崇拜对我党的利益有何危害。

弗·伊·列宁经常强调党在领导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和意义，将它视作在我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列宁在指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苏维埃国家统治的政党的巨大责任时，号召严格遵守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实现对党和国家集体领导的原则。领导的集体制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我党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这就是说，”——列宁讲道——“党的一切事务是直接地或经过代表进行的，所有的党员权利平等。没有例外，同时所有负责的人员，所有领导人员及一切党的机构由选举产生，要报告工作，他们可以更换。”

众所周知，列宁本人即表现了最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范例。列宁对每个重要问题，从来不是由个人作决定，都是和大多数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商议和取得同意之后决定的。

在党和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列宁认为必须正常地召开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这些会议讨论一切最重要的问题，通过由领导者集体研究制定的决议。

比如，在1918年，国家遭受到帝国主义干涉者进犯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极其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关于和平的问题。1919年，国内战争正激烈进行，这时，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纲，解决了重要的问题，如对农民群众的态度，建立红军，党在工人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改善党的社会成份问题等。1920年召开了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经济建设领域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1921年第十次党代会通过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关于党的统一”的历史性的决议。

列宁在世时，党代表大会都按时召开，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每一个转折关头，列宁认为党必须对内外政策以及有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将其最后所写的文章、信件和札记都寄给了党的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党中央委员会就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实现党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领导集体。列宁在世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列宁逝世后，我们党的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否被遵守了呢？

如果说，在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内，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多少还正常召开的话，那么，后来当斯大林开始愈加滥用职权的时候，这些原则就被粗暴地破坏了。这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十五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经过了十三年，在这一时期内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坚决要求党对在卫国战争时的国防问题以及战后年代和平建设问题作出决议。此外，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七年多也未召开代表大会。难道可以认为这是正常的吗？

中央全会几乎也未召开过。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即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中，事实上未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的确，1941年10月曾想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们特地从全国各地被召致莫斯科。他们等全会开会等了两天，但没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愿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谈话。这一事实说明，在战争头几个月内斯大林灰心丧气到了何种地步，它也说明，斯大林对待中央委员们又是怎样的傲慢和轻侮。

这一事实表明，斯大林无视党的生活准则，践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斯大林对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后充分暴露出来了。

中央委员会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证明对党的干部施以粗暴专横的事实后，组织了一个中央主席团领导下的委员会，责成它详细地调查，对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正式和候补委员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员会调阅了人民内务委员会档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是阅了许多伪造的、虚假的控诉，不能容忍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它曾使许多无辜的人牺牲了。它查明，1937——1938年被控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是敌人、特务和破坏者，而是一贯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遭尽诬陷，有时不能忍受兽性的折磨而自己给自己加上了（在伪造证件的审判员的授意下）各种各样严重而不可思议的罪名。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了大量关于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这个材料。

经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全场群情激动）。

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遇，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即在1920年前参加党的。从社会出身来说，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决权的代表60％）。所以，由这样成份的党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居然是党的敌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仅仅由于正直的共产党人被诬陷，加上了伪造的控告，以至极端破坏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竟有70％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

遭到这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仅这一事实说明，如现在已查明的，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参加者被控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谬、野蛮和违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场群情激动）。

应该指出，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代表大会代表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为党的事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英勇地同敌人搏斗，他们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但从未动摇过，怎么能够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后，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之后的时期内，这样的人竟变成了“两面派”并参加了社会主义敌人的阵营？

这是斯大林滥用职权所造成的。斯大林开始对党的干部实行大规模的恐怖。

为什么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后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的恐怖会加剧了呢？因为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已经站在党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顾及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了。如果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前他还考虑集体的意见，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分子后，当这一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达到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的时候，斯大林更加不顾及中央委员会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了。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他的地位。

三

在基洛夫同志被惨害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恐怖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违反。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

“1、侦讯机关——加速审理策划或进行恐怖行为的案件。

“2、司法机关——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推迟执行死刑的判决，因为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可能受理这类申请

“3、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在法庭作出死刑判决后对上述类别的罪犯立即执行。”

这一决议被作为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据。在许多伪造的审讯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划”恐怖行为的罪名，这就剥夺了重审案情的可能，即便他们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供词”出于被迫，并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控告，情况也是这样。

应该说与暗害基洛夫有关的情况，至今还有许多令人费解、莫名奇妙的地方，需要仔细地加以调查。有根据可以这样想，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卫基洛夫的人们之中的某个人的帮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个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释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当派在基洛夫处的保卫人员于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审时，在汽车“失事”时死去了，但与他同车的人却没有受伤。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只受到非常轻微的处分，但在1937 年却又被枪决。可以想象，所以把他们枪决是为了掩盖谋杀基洛夫的组织者的痕迹（会场骚动）在斯大林、日丹诺夫1936年9月25日从索契打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以后，1936 年底起大规模的镇压便大大加强了。该电报中称：

“我们认为，十分必要紧急地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此案件延误了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党的干部以及内务部多数州的代表都持这种意见。

“严格说来，我们应当了解斯大林从未和党的干部见过面，因此他们的意见他是无从知道的。”

在实行大规模镇压时，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即“内务人民委员会延误了4年”，以及必须“弥补”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进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施行大规模逮捕和枪杀。

不得不指出，1937年联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会被迫接受了这一论断。全会根据叶若夫关于“破坏者、暗杀者和日本—德国—托洛茨基特务活动的教训”报告，通过了的决议称：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在调查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总部及其同谋者的案件过程中所查明的事实表明，在揭发人民最险恶的敌人中，内务人民委员会至少耽误了4年。”

大规模镇压当时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帜下进行的。实际上当时托洛茨基分子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有否这性的危险？应该指出，在1927年，即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投票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只有4000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至中央2—3月全会的十年内，托洛茨基主义已被完全粉碎，许多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工作着。显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国内实行大规模恐怖是没有根据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事实上，列宁说，之所以必需采用革命暴力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也指剥削阶级还存在并且强大的时期。当国内政治情况好转，在1930年1月红军夺取了罗斯托夫，并取得了对邓尼金的胜利之后，列宁即指示捷尔任斯基取消大规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宁在1920年2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是这样来证明苏维埃政权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恐怖手段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在世界列强毫无忌惮地以其兵团侵犯我们的时候，如果对这些军官和白党的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我们连两天也支持不了，而这就是恐怖手段，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加给我们的。但当我们还在战争结束以前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罗斯托夫刚一占领后，我们就拒绝实行死刑。这表明，我们是照着我们所承诺的来对待自己的纲领的。我们说，采用暴力是由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而引起的。当这一切解决之后，我们即放弃任何的非常方法。我们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采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

在党中央2——3月全会（1937年）上，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实际上表示了怀疑在同“两面派”斗争掩盖下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正确性。

这些怀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发言中表现得最明显。他说：“我是这样考虑的，经过了激烈斗争的年代，腐化了的党员已经身败名裂或投向了敌人，健康的党员为党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这是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我怎么也未想到，在这激烈斗争年代之后，卡尔波夫和类似他的人会投奔敌人的阵营。但根据所述情况，似乎卡尔波夫从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个人认为，在1931年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为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曾同敌人作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现在竟然加入了敌对阵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不相信这点„„我不能设想，和党一起渡过了艰难年代的人怎么会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这真是奇事„„ ”（全场骚动）

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被愈多的论断以及中央二——三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人加以利用，这就是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无耻的野心家，他们开始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普通的苏联公民实行大规模恐怖。只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被诬告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数在1937年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专横也涉及到党的领导人员。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根据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的各项列宁主义原则而制订的。这个党章规定，凡需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必须召开中央全会，并邀请所有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只有在这种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认为必需这样做，才能将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开除出党。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并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违犯了党章，因为关于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在中央全会讨论过。

在调查了某些所谓“特务”和“破坏者”案件后，现已查明，这些案件全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当时政治局委员们告知我们的，斯大林当时并未把一些被诬告的政治家的许多声明散发给大家看，这些政治家否认了自己的军事审判庭上的供词，要求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客观的调查。这样的声明很多，斯大林毫无疑问是知道这些声明的。

中央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报告许许多多这类对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所伪造的案件。

无耻挑拨，恶意伪造、罪恶破坏革命法制的例证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1905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案件。（全场激动）

埃赫同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据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经苏联最高检查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后15个月才交检查官受理。对埃赫案件的调查是在粗暴歪曲苏维埃法制。独断专行和伪造的情况下进行的。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审讯记录诬告埃赫及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有反苏维埃的活动。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给斯大林的第二份声明也保存着，声明依据事实坚决驳斥对他的诬告，他指出这些诽谤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因为他作为西部西伯利亚边区党委第一书记曾批准过逮捕他们的命令，他们阴谋报复他，另一方面这也是检查官伪造材料的结果。埃赫在声明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许我看有关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诉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查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仅荒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采纳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

“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您面前真正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使用的严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逼着我诬告自己和别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记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处，他们就逼着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后备中心’，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备中心’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后来他们建议写上梅日拉马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我请求并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它象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诬告造成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严刑仍继续着。”

1940年2月 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声明：

“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我被迫的签字。口供是在检查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从逮捕我后就开始毒打我。之后我就开始写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党和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任何阴谋活动。我带着对党政策正确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样。”

2月4日埃赫被枪决了。（全场激动）现已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案件纯属伪造，他已得到昭雪。

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党员，沙皇时代蹲过10年劳工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

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并没有受到注意，尽管卢祖塔克是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而根据列宁的想法，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党的团结而建立的。这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党的机构的主席就成了粗暴专横的牺牲品。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来，斯大林不愿和他谈话。他在二十分钟之内就判了罪，然后就被枪毙了。（群情激动）1955年进行了仔细调查，确定卢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据造谣中伤的材料把他判了罪，卢祖塔克已被昭雪。

从罗布森鲁姆（1906年党员，1937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如何用挑拨方法制造出各种“反苏中心”和“集团”。

四

1955年检查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审判员科马罗夫案件时，罗布森鲁姆谈到下列事实：1937年被捕时，他遭到严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关于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后来把他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后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 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所捏造的“关于列宁格勒暗害、间谍、破坏、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释放他。（全场激动）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的态度说穿了故意制造的“反苏阴谋”的卑鄙“把戏”。

罗布森鲁姆说：“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现了建立个这中心及其分部设想的几种方案„„在向我介绍了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备有关这个中心的案件，而且审讯将是公开的。将来受审判的是中心的头目，共四五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个分部审判2、3人„„关于列宁格勒中心的案件应该搞得象个样子，这里证人起决定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地位）和党龄。扎科夫斯基说：什么都用不着你自己去编，内务部会为你准备好底稿，每个分部分开交代，你的任务是把底稿背下来，记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案件可能要准备3、4个月，也可能半年，在这期间你就好好准备，不要使审讯人员和自己下不了台。审讯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你今后的命运。害怕了或说错了，只能怪自己。经受住了，你的脑袋可以保下来，将来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全场骚动）

在州里面，伪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制造卑鄙事件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获”了所谓“乌拉尔起义总部”，是一个由右翼分子、托派、社会革命党、教会人士组成的集团，据说由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卡巴科夫（1914年党员）领导。根据当时的各种口供材料来看，几乎在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里都有过所谓“右翼托洛茨基派、间谍、恐怖、破坏、暗杀组织和中心”，而这些“组织”和“中心”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由各州委、边区委或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来领导。（全场骚动）

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伪造“案件”，其结果使人们相信了各种诽谤的“供词”，加上大肆强迫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致使数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产党员就此牺牲。对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萨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样方式捏造了种种“案件”。

在这些年代里，大规模进行了没有根据的镇压，使党的干部遭受了重大损失。最恶劣的做法是要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拟定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名单时，事先就定了这些人的刑罚。名单由叶若夫交给斯大林本人审批预定的惩处办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单交给斯大林，涉及数千名党的、苏维埃的、共青团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的批准。

大部分这些案件现都在重新审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无根据的案件，因而宣告无效。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即自1954年到现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7679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军事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国家，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招致了重大的损失。大规模镇压消极地影响了党的政治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不确定感，使病态的怀疑得以蔓延，在共产党员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各色诽谤家和野心家都积极活动起来了。

1938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使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复原。但广泛的镇压在1938年仍继续着。

仅仅因为我党具有伟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经受住1937年到1938年种种困难事件，培养了新干部。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由于1937年到1938年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国防上的准备就会实现得更加顺利一些。

我们控诉叶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们的控诉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叶若夫不通过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尔吗？关于这个问题是否交换过意见？是否有政治局的决定？不，没有过，正如其他案件一样没有过的。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不能，如果以为这只是叶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显，这些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是不能够做的。

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些案件，恢复了阿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萨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誉。有什么理由来逮捕他们和判决他们呢？经过对材料的研究，证明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未经检察官的批准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准：在斯大林决定一切的时候，还要什么批准？在这些案件中他是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给予了许可，而且根据自己的倡议发出逮捕的指示。关于这些都是应该说出来的，以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明确了解，使你们能作正确的估计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证明：许多滥用职权的事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顾党的准则和苏维埃法制。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扭转头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加区别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由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严酷专横，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压制了人。过去形成了这种情况，使人们没有可能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当斯大林说某人应该逮捕，就应该相信他已是“人民敌人”，在国家保安机关中为非作歹的贝利亚匪帮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们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确性。拿出的证据是什么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审判员就相信这些“招供”，并以此为据。怎么使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严刑逼供的办法，严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觉，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严。如此这般，“供词”即到手了。

1939年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开始缓和下来时，当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责备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被逮捕者实行逼供的时候，斯大林在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边区委、共和国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各局局长发出了一份密电，内容如下：“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方式今后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作为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坏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辜的人实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不久前，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我们党中央主席团开会时，把当时审讯柯秀尔、邱巴尔和柯萨列夫的审讯员罗多斯叫来审问。这是一个无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个道德堕落的败类。就是这个人，他决定了党的活动家的命运，并且也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证明他们有罪的，也同时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材材。

请问，难道这样一个人的智力就能领导审讯工作，去证明象柯秀尔这样的人物有罪吗？不能，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说柯秀尔和邱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群情激动）

他只能通过长期的拷打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接到贝利亚具体指示后，他就这么干了。应该说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罗多斯无耻地说：“我认为我执行了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捕者采用逼供办法的指示，就是这样实践贯彻的。

这些和许多类似的情况说明，党正确地决定问题的一切准则都被破坏了，一切都服从了一个人的专横。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后果。假使拿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学术研究论文”来看，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荒唐透顶。斯大林能预见一切，根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苏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国人让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术。苏军实行了这种战术，而且仅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这才转入进攻，消灭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我们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在这类小说、电影和“学术研究论文”中被彻头彻尾形容为斯大林军事领导的天才。

我们应该仔细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实际上都有巨大意义。

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如何？

战前，我们的报纸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说什么如果敌人侵犯神圣的苏联领土，就给敌人以三重的打击，我们要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战争，并且要以较少的牺牲取得胜利。但这些极其自信的宣言并无具体事实根据确保我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在战时和战后期间，斯大林曾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人民在战争初期所经历的那种悲剧，是由于德国人对苏联 “突然”袭击的结果。可是，同志们，这完全不符事实。希特勒在德国刚一登台，就提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法西斯匪徒是公开这样说的，不曾掩盖他们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侵略目标就签定了各种协定，建立了各种集团，诸如臭名远扬的柏林——罗马——东京

轴心。在战前，无数事实明显地说明，希特勒竭尽全力要发动一场反苏战争，他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队，而且集结在苏联边界。

从现在已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还在1941年4月3日，丘吉尔就通过驻苏大使克里浦斯当面提醒过斯大林，说德军开始重新布署，准备进攻苏联。很明显，丘吉尔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对苏联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这样做是有他帝国主义的目的，那就是让德苏两国投入一场血战，从而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同样，丘吉尔在他的文集中证实，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胁的危险性”。丘吉尔在4月18日以及以后几次电报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当作耳边风。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说不要相信这类情报，以免挑起事端。

应当指出，从我们军方和外交渠道我们也得到了德军入侵苏联领土的威胁这类情报，但由于领导上的这种成见，在送呈这些情报时，人们都胆战心惊，在佑计其可靠性时，便大留余地。

例如，1941年5月 6日我们驻柏林的武官沃龙佐夫从柏林报告说：“苏联公民包泽尔报告海军副武官说，从希特勒总部的一个军官口中知道，德国准备5月14日经过芬兰、波罗的海、拉脱维亚入侵苏联。同时还准备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在国境线还要空投伞兵部队„„”。

1941年5月22日，我驻德副武官赫洛波夫报告说：“德国军队向我国进攻拟定为6月15日，但也可能在6月初开始„„”

1941年6月8日，我驻伦敦大使馆报告说：“就目前局势而言，克里浦斯深信德苏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发生不会迟于6月中旬。克里浦斯说，目前德国集结在苏联边境的部队（包括空军和辅助部队）共有147个师„„”。

尽管已有这些非常严重的警告，但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好保卫国土，防止突然袭击。

我们是否有时间和能力来作这样的准备呢？有的。既有时间，又有能力。我们工业已完全有可能保证苏军一切必需品。事实证明，战争开始以后，敌人虽然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我国西部其他地区，我们几乎丧失了整个工业的一半，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和产粮区，但苏联人民仍然能够在东部组织一切军用品，把从西部搬来的装备安装起来，为我们武装部队提供消灭敌人的一切必需品。

假如我们的工业能及时地被动员起来，保证军队获得必需的物资，我们在战时的损失会少得多。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可看出我军装备很差，没有足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来回击敌人。

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战前已提供了极好型号的坦克和大炮。但未曾组织好大量生产，而我们改装军队只是在战争前才开始的。因此，当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制造武器的旧机器，因为军工生产已不再使用这类机器，也没有新式武器，因为军工生产刚计划引进这类机器。高射炮的情况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尚未组织好。许多防区在战争开始时没有防卫能力，因为旧武器已要回去，而新武器还未发下来。

但事情还不止于坦克、大炮和飞机。战争开始时，我们甚至还没有足够的步枪去武装被召入伍的人们。我记得，在那几天里，我从基辅打电话给马林科夫说：“人们都志愿入伍了，要求发武器。请给我们送些军火来吧。”马林科夫回答道：“我们不能送武器来，步枪全要送给列宁格勒，你们自己设法武装起来吧。”（全场骚动）

武器状况就是这样。

五

在此同时，也不能不提起这样一件事：在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多久，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科尔波诺斯（后来牺牲在前线）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到了布格河，正准备进攻，看来，最近就要进攻了。由于这个情况，科尔波诺斯建议组织一条可靠的防线，从边境地区迁走30万居民，并在那里组织起几个强大的据点，挖好反坦克壕，筑起隐蔽部等等。

莫斯科对这些建议的回答是，这是挑衅行为，边境地区不用任何准备措施，不要给德国人以借口，免得发动针对我国的军事行动。因此，我们的边境未曾做过足以回击敌人的准备工作。

当法西斯部队已经侵入苏联领土并开始了作战行动时，从莫斯科来的命令是一枪不还击。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认为战争尚未开始，边境地区是德军个别不守纪律部队的挑衅，如果我们回击，那就会成为德国发动战争的借口。

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在希特勒军队侵犯苏联领土前夕，有一个德国人逃奔到我国境线上来，说德国部队接到命令将在 6月22日夜晚3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当时立即把这事报告了斯大林，但是，这一信号仍然没有引起注意。

你们看，忽视了一切，既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也忽视了逃兵的报告，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在这历史上千钧一发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惕性难道就是这样吗？

这种漠不关心，这种忽视明显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在最初数小时，在最初几天里，敌人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我们大量的空军、炮兵和其他军事设施，消灭了我们大量干部，瓦解了部队的指挥，接着，我们已无法阻挡敌军深入我国：同时，1937年到1941年间，由于斯大林根据捏造的控诉而发生怀疑的结果，清洗了大量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这也产生了严重后果，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在这几年之中，一部分指挥员从连、营直到高一级军事机关都遭到了镇压，那些在西班牙和远东有过作战经验的领导干部在这段时期内几乎全被消灭。

大规模镇压军事干部的政策还破坏了部队纪律，因为在这几年之间党和青年团支部的各级指挥员，甚至士兵，都已习惯于“揭发”上级指挥员为暗藏的敌人。（全场骚动）这在战争初期对部队纪律当然有很坏的影响。

大家知道，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有卓越的军事干部，他们无限忠于党和祖国。只要说说这一情况就够了，那些虽然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但挣扎着活下来的人，从战争最初几天起就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英勇地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指的是像罗科索夫斯基（他坐过牢），戈尔巴托夫，梅里茨柯夫（他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波德拉斯（他是个很好的军官，已牺牲在前线）和许许多多其他同志。但有很多这样的指挥员却在集中营或在监狱中死去了，军队再没有和他们见过面。这一切都发生在战争初期的局面中，这对我们祖国是个巨大的威胁。

我们不要忘记，在前线遭到沉重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斯大林曾经认为，一切都完结了。在这些日子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列宁所缔造的一切，我们已经永远丧失了。”

在这之后，斯大林实际上长时间没有领导作战，并停止做任何工作。只在一些政治局委员跑到他面前并和他说：必需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来改善前线状况，他才重新领导起来。

因此，在战争初期，祖国之所以危在旦夕，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错误方法造成的。

但问题还不仅在于战争的开始时刻，当时严重地瓦解了我们的军队并使我们遭到了沉重的损失，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后，斯大林在干预战事过程中所表现的那种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这是自然的，因为在整个卫国战争时期，他没有到过一个战线的区段，也没有到过一个解放了的城市，除了在前线局势稳定时刻曾经坐车到莫扎伊斯基公路（在莫斯科）短短地兜了一回。而对这次出行却写了不知多少异想天开的文学作品。然而，斯大林仍直接干预作战过程，发布命令，这些命令根本不考虑战线该段的实际情况而不能不造成人员的巨大损失。

我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如何领导前线。巴格拉米扬元帅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当时是西南战线的指挥员，可以证实我现在向你们讲的话。

1942年，哈尔科夫地区我军遭到了极端严重的局面，我们当时通过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正确决定，因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一战斗，将会对我军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向斯大林报告此事，说情况要求我们改变行动计划，以免敌人消灭我们集中在一起的大部队。斯大林一反常识，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他命令我们继续进行包围哈尔科夫的战役，而当时我们许多兵团已面临包围受歼的现实威胁。

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对他说，“请拿起地图，阿列克赛·米哈依罗维奇，”华西列夫斯基现坐在这里，“请给斯大林同志看看情况是多么的复杂。”要知道斯大林是按地球仪计划战役的。（全场活跃）是的，同志们，他的确常常拿着地球仪，在上面寻找战线的。我当时对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说：“拿地图给斯大林同志看，在目前情况下，已不能继续原来的战役。为了事业的利益，应修改原来的决定。”华西列夫斯基对我说，斯大林早已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他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再向斯大林谈这件事，因为斯大林不愿再听取关于这一战役的任何意见。

在和华西列夫斯基谈话后，我打电话到斯大林别墅，但斯大林不接电话，由马林科夫来接。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我从前线打电话，想亲自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通过马林科夫告诉我，我应该跟马林科夫谈。我再次表示想亲自向斯大林报告前线的严重情况，但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听电话，再次要我通过马林科夫同他谈。

用这种方式“听取”了我的请示后，斯大林说：“一切照原来的办”。结果呢？结果发生了我们估计的最坏情况，德国人包围了我们的部队，使我们损失数十万士兵。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这就是我们的代价！（全场骚动）

战后某一天，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见面时，米高扬说起赫鲁晓夫当时关于哈尔科夫战役的电话是对的；当时不应该不支持他。你们不知道当时斯大林怎样地火冒三丈！他怎么能够承认他，斯大林，当时竟是错误的！他不是“天才”吗？天才不可能是错误的。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但斯大林认为他从来不会犯错误，永远是对的。他从来也没有对谁承认过自己大的或小的错误，尽管事实是，他在理论问题上和实际活动中已犯了不少错误。代表大会后，我们应该对许多战役的评价重新审查，应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解释。

在我们阻止敌人、转入进攻之前，斯大林所坚持的战术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作战的实

第五篇：1978年“改革四君子”对话中南海秘闻

1978年“改革四君子”对话中南海秘闻

2014-06-16 东方时政观察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喻建欢，原题为《1978年“改革四君子”对话中南海秘闻》

（一）即使隔了30多年回头看，1978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起点，那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但“百废待兴”的另一面现实是：被“文革”洗劫的国家财政赤字严重，经济面临崩盘。

被称为“改革四君子”的几个青年人就是在其间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给国家领导人分析社会经济动向，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可能的危机提出了预警，作为高层智囊参与了许多改革决策的重大事件。

“四君子”第一次面对中央领导人进行“老青对话”是在1979年底，当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回忆起过去的岁月，现在成了“老黄”的黄江南感叹：“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出格的思想‟都敢讲。”

1978年，笔试分并不高的他凭借几篇讨论企业改革的论文，以及不错的口试成绩，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破格录取。当时社科院研究生的水平有口皆碑，在全国高校院所中遥遥领先。黄江南的同班同学有朱嘉明、陈佳贵等，一共19人，大多在入学前都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研究能力。

这批关心国家命运、又具备专业知识的学子会聚一堂，志同道合，相见恨晚。黄江南、朱嘉明以及李银河等十来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私密派对”，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当时研究生院还寄居在北京师范大学，他们常骑车到香山，将讨论与郊游结合到一起，兴之所至，还会翩翩起舞。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进行，后来黄江南认识了翁永曦，翁本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村子当大队书记，1979年，经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重新分配回到北京，在《农民日报》当记者。翁永曦交友广泛，黄江南希望他把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他们约了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社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参加者。那一天，他们在屋子里生着火，翁永曦买了瓜子之类的零食，三五十个人挤了满满一屋子，交流氛围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

这个讨论会就像一个沙龙。第二次聚会也是一个星期天。他们没有跟学校打招呼，找个借口借用了一个临建板房教室。这一次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虽然有不少生面孔，但凭借着年轻人特有的精神头儿，他们“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会议又很成功。

第三次讨论会的时候，研究生院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了。有人自告奋勇借来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最后礼堂都挤满了，连走廊上都是人，这次人数达到千人左右，至此讨论会名声远扬。

之后，由讨论会聚集到一起的年轻人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他们在民间纵论改革利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社科院的学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后来，国家收编这些“游击队”，国家体改委从发展组和其他一些半官方及民间研究组织中选了一些人组成团队，这正是体改所的缘起。

（二）1979年，全国又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多少个“大钢厂”，又是一片“大干快上、大跃进”的局面。那时黄江南已经发现了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在一次聚会讨论中，他表示，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是要“大跃进”，而是到了采取危机对策的时候了。

李银河听完黄江南的分析非常着急，她说：“你的观点非常重要，避免国民经济危机是件大事，一定要让领导层知道，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岐山。”李银河认识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林春，林春认识王岐山。

王岐山当时在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黄江南一谈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马上表示赞同。于是，黄江南和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这四个人成了一个小小联合体。“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时候在王岐山那儿，有时在我这儿，我这里的办公室大。”翁永曦回忆。

王岐山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他们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一份报告。他们预测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当时国家计委每年的国民经济预测增长的数据都是6%~8%，四个人在报告中的预测却是1980年农业将出现零增长，轻工业会出现负增长，重工业负增长幅度会更大一些。

王岐山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日报》工作。

这份报告直达最高层，中央领导把黄江南一行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1979年底第一次“老青对话”，除了高级领导人，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

黄江南自认“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负责报告的理论部分。向中央领导汇报时，这个年轻人阐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规律，并直言当前已经进入了继三年自然灾害那场经济危机后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关口。

翁永曦负责做最后总结，他用了八个短语：“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提出以调整为中心、休养生息的危机对策。

陈云将“舍发展”的“舍”改为“节”，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中正式引用。这个对话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次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出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国家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

那次给中央领导人“上课”后，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和黄江南继续在一起搞研究、写报告，关于生态的、农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谁有些什么想法，就拿出来一块儿讨论，讨论完之后，他们一起动手写文章，在报刊上联名发表，比如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对我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若干看法》。因为他们总是一起署名，一开始大家叫他们“四签名”，后来不知道谁改叫“四君子”，这个称呼就流传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