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政道讲稿
我出生于1926年，还有一位著名的长者也是这一年出生的。
我的父亲是金陵大学农化系第一届毕业生，后来经营肥料化工产品。少年时代，我梦想就是像父亲一样读上大学，心目中最理想的大学便是浙江大学。我的父母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我本来可以在上海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一帆风顺地进入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读书，但实际上我的求学生涯可以说是十分挫折。日寇大举入侵，上海沦陷，我平静的学习生活也难以为继，我不得不走上流亡求学的艰辛道路。我先是来到浙江嘉兴，在秀州中学学习。不久，因战事蔓延，浙赣告急我就到江西赣州，在当地的联合中学继续求学。1943年，我离开江西来到贵州，追寻浙江大学，继续我的大学梦。一路上衣食全无保障，也没有钱乘车，只能依靠步行，偶尔搭上一段“黄鱼车”就算好运气了。那时候，疟疾、菌痢等疾病流行，我也曾病倒在客栈中，全凭意志和对未来的信念才坚持下来。
我没有正式的中学文凭，甚至连小学文凭也没有，但却如愿考取浙江大学，17岁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受我父亲的影响，我一开始报的是化工系。开学前一个月左右，我从贵阳来到湄潭，经过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束慰曾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很快，又认识了浙大物理系的另一位教授王淦昌。那时，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我也常去双修寺，束星北、王淦昌，还有其他教授、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我就在一边旁听。当时，他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和束星北、王淦昌两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有时候，束星北教授也和我单独谈物理，谈着谈着就忘了时间。夜深了，我就睡在双修寺，头上枕着一本Physical Review(美国杂志《物理评论》)的合订本。这段日子呢，让我了解了物理学研究的是什么，并且对物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所以我决定由化工系转到物理系。在那时的浙江大学，还开设一门“物理讨论”课，分甲、乙两种，物理讨论乙由束星北和王淦昌轮流主持，两位大师就物理学最前沿的研究课题和动向作报告。1944 年冬，贵州受到日本侵略军进攻，浙大停止教课，束老师从遵义以专车带我至重庆并建议我去西南联大学习，因为那里有许多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 1945 年转学去了西南联大。在那里我遇到了另一位恩师吴大猷先生。1946年经吴大猷教授推荐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1950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任芝加哥大学天文系助理研究员，从事流体力学的湍流、统计物理的相变以及凝聚态物理的极化子的研究。讲讲我和振宁成为好伙伴的经过吧：我刚被芝加哥大学录取的时候，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我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是高我两个年级。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我们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1956年大约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我，我们在我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说了一会儿，杨振宁要移动他停在街上的汽车，我们就走到街上。把车停好后，由于饭馆都还没开门，我们就近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讨论。我把当时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我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我们回到办公室，振宁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我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我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我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振宁学长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的更好。我们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我和杨振宁发现的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从我想法的产生到我们完成论文，再到获得诺奖，前后不超过两年的时间，大家可能觉得非常快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还得感谢另外一位同行，那就是吴健雄女士，她用实验证明了我们理论的正确性，我一会儿也会做一些说明。
在微观世界里，基本粒子有三个基本的对称方式：一个是粒子和反粒子互相对称，即对于粒子和反粒子，定律是相同的，这被称为电荷(C)对称；第二个是空间反射对称，即同一种粒子之间互为镜像，它们的运动规律是相同的，这叫宇称(P)；一个是时间反演对称，即如果我们颠倒粒子的运动方向，粒子的运动是相同的，这被称为时间(T)对称。
1956年,科学家发现θ和γ两种介子的自旋、质量、寿命、电荷等完全相同,但θ介子衰变时产生两个π介子，γ介子衰变时产生3个故认为它们是不同种粒子。我们认为γ和θ是完全相同的同一种粒子(后来被称为K介子)，但在弱相互作用的环境中，它们的运动规律却不一定完全相同，通俗地说，这两个相同的粒子如果互相照镜子的话，它们的衰变方式在镜子里和镜子外居然不一样！
比如我们向左踢球，球向着左面飞了。在镜中，我们向右方踢球，球向着右方飞了。而镜中的这个过程可以在实际中发生。这就是宇称守恒。
宇称守恒显然符合常识，过去的物理学家也觉得这个是不证自明的。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中宇称确实是守恒的。但是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举个物理情景不恰当的例子，如果我们用弱相互作用力向左踢球，球向左飞。但是镜像情况在实际中不可能发生。自然界禁止球向右飞。这里的禁止是物理学规律意味上的禁止，比如在北极点球可以向南飞，但是不能向北飞，因为没有更向北的地方了，这就是自然界的禁止。
我们知道钴60衰变为镍60是典型的弱相互作用
吴健雄女士以两套装置中的钴60互为镜像，一套装置中的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左旋，另一套装置中的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右旋，结果发现在极低温（绝对零度以上0.01K）下放射出来的电子数有很大差异，实验结果推翻了物理学上屹立不移三十年之久的宇称守恒定律。
1949年，杨振宁到普林斯顿研究院做访问成员，当时的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生活并不愉快。杨振宁得知此事后，找到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求帮忙，于是，我来到了物理学研究气氛浓厚的普林斯顿。
我和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我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我们论文甚至引起了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我们还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草地上讨论问题的画面，是普林斯顿最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
但实际上我们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就曾因为论文署名的先后顺序问题发生过小争执。
在获得诺贝奖后，一位美国记者写了一篇《宇称问题侧记》来记叙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始末，我收到文章的校样后，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我讨论。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我之前，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我对他极度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不过杨振宁在物理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最大的成果是杨-米尔斯（Yang-Mills）理论，是现代规范场理论的基础，他靠宇称不守恒获得诺奖就和爱因斯坦靠光电效应得诺奖差不多。
现在杨在清华，清华物理系建系区区三十年，在杨的远见卓识下，如今清华的物理科研水平是中国离世界顶尖大学水平最近的物理系。在清华物理基地科学班的教学模式，清华IAS的建立，以及凝聚态和冷原子领域方面，我国的物理学研究的积累很大程度上和杨有关系，尤其是08年前后那些个论文，很大程度上对于我朝理论物理的研究团队培养做出了贡献。90年代清华物理系甚至请不到一些一流的研究者来组建团队，甚至某些课还要请外校的来上，杨振宁以个人影响力把清华物理系的基础给打了起来，以私人社交圈招了不少大牛研究者。而这个影响是全中国业界都受益的，那代人或多或少都受了老杨物理学界私人社交圈的影响，而凝聚态和冷原子恰恰也是我朝弯道上赶上世界水平的一些领域。包括偏向工科的东南大学，物理学在凝聚态的水平也是极高，所以老杨对于中国物理学的成长确实是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杨振宁早在WEN革期间就回国讲学，成为中美关系解冻后的第一位来华访学的知名华裔科学家，为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浩劫结束后，中国百废待兴，杨振宁多次回国讲学，为被浩劫阻碍的中国物理学界带来了前沿知识。他在八十年代推动南开大学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促成了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的设立。到了九十年代末，杨振宁促成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建立，吸引大量优秀科学家回国服务，其中包括首位亚裔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
高能物理是我主要的科学工作领域之一。在过去三十几年的时间里，有幸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有过密切的关系，他促成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建议和协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议成立自然科学基金，设立CUSPEA，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大学及浙江大学的近代物理中心等学术机构，设立私人教育基金，对艺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个人亦喜随笔作画并积极倡导科学和艺术结合。
第二篇：李政道与杨振宁的故事(讲稿)
The story between Tsung Dao Lee and Chen Ning Yang Good afternoon, dear classmates!I’m Peng Jun, from Schoolof Physic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day, and I’ll share you with the story between Chen Ning Yang and Tsung Dao Lee.As we all know, Lee and Yang are the proud of Chinese nation.1956, they won that year’s Nobel Prize for their work about “Law of non conservation of parity”.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Chinese people had this honor.Their close cooperation was once enviable.Unfortunately, 5 years after winning the prize, they went their separate ways.What had happened? Now let’s see it.The whole story Yang was born in Hefei, Anhui Province in 1922.In 1945, after his postgraduate life, he went to University of Chicago, to be famous physicist, Fermi’s doctor, and graduated in 1948.Lee was born in Shanghai in 1926.At 1945, he was recommended by his teacher, Wu da You to get the scholarship for further study at America.Then, at the age of 20, Lee became Fermi’s postgraduate.Yang and Lee first met in 1946.At that time, Yang was a genius of fame at UC, while Lee was a young guy who had just completed his 2-year course in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in China.Thus, Lee always turned to Yang for help, varying from course selecting to some questions.From 1946 to 1949, they had very closed relationship, and they wrote a paper together.1949, Yang went to Princeton University, and Lee went to Wisconsin.At September, 1951, Lee came to the prestigious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of Princeton.There he met Yang again.At the guidance of Kaufman, they came to Einstein’s office.The talk was long, and Lee was very excited about that.Just from then on, these two young fellows’coorperation and their extraordinary story took leave.From 1951 to 1953, they worked together in Princeton, and wrote some papers about statistical physics.During this period, they were a little unhappy about the “ranking event”.Then Lee wanted to keep a distance with Yang.Thus, when Lee got a position in Chicago in 1953, he accepted it, due partly to this thought.Yang stayed in Princeton, and made some academic visits to Japan and Seattle.During 1953 to 1956, they didn’t cooperate, and were busy for their own things.Those two years, they both worked with fruitful results.1954, Yang wrote a very important paper with Mills, which was called “Yang-Mills theory”.This theory opened up a road for the Unified Field Theory, it was named as important as Newton’ Law and Maxwell Equations.1953, after his arriving at UC, Lee gave a so-called “Lee model”.It was very simple but had huge influence to Field Theory and renormalization.Lee had been working for the so-called “θ-τmystery” from 1955 to 1956.One day on April in 1956, Lee was talking with Steinberger about their experiment, all of a sudden, he sparked an idea, leading to the thought of parity nonconservation.He came to aware that we must assume that other particles—not only θ-τ—may also occur parity nonconservation.He conjectured, parity violation is likely to be a basic principle of weak force.One morning at May, 1956, Yang came to see Lee, and Lee introduced his Lee’s latest works.Yang was strongly rejected at first.After listening carefully to Lee, however, Yang changed his mindand expressed a willingness to work together.The following one year is amazing, with big or small arguments.In order to discuss physical problems, they kept in touch with each other.Since the two places were not far away, they made an appointment every week.Finally, in 1956, they completed the great paper.In this paper, Lee and Yang proposed “Lee-Yang hypothesis” as they worked together.That was the so-called “Law of non conservation of parity”, which means that elementary particles parity in the weak interaction may not be conserved.Nov 31,1957, 31 year-old T.D.Lee and 35 year-old C.N.Yang, won that year's Nobel Prize in Physics.Before The Nobel Prize award, Yang suddenly requested a transfer order.Lee was surprised at that moment, this had never happened before in Nobel Prize’s history.He agreed, however, without being aware of all those misfortunes afterwards.In 196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bankrupt because of the name order in the paper.The once good friends then went separate ways regrettably.20 years later, Yang published his collected papers, which gave some inaccurate descriptions of past.Then in 1986, Lee published an article against Yang.In my opinion, Lee isn’t a liar.After all, it was a really big tragedy for Chinese people.Thank you!
第三篇：管窥李政道阅读题及答案
如果只举一个细节？——理发。
先请喜剧大师卓别林出场。一次，他来到一个偏远的小镇，想到要理发，当地只有两位理发师，各自开了一家理发铺，第一家，房小，椅旧，地上撒满头发渣，理发师的发型尤其难以恭维，看上去像个麻雀窝，邋里邋遢。第二家，房大，椅新，地面非常洁净，理发师的发型，更是端庄整齐，一丝不乱。你猜，卓别林会在哪一家理发？第二家。不，错了，他选择第一家。为什么？卓别林认为，小镇只有两个理发师，他们的头发一定是相互帮着理，第二个理发师的漂亮发型，反映的是第一个理发师的高超水平。
卓别林根据的是常识，他的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假如他碰到李政道——我是说，假如第二个理发师的习性像李政道，他就要傻眼了。此话怎讲？李政道有一个特殊的习惯，理发不用他人代劳，总是自己一手包办。当真？当真。从来如此？从来如此。难以想象，是吧。李政道说：“其实很简单，只要有两只手、一把剪刀，就可以完成。困难在于脑后的部分，要用一手的食指和中指夹住头发——这相当于梳子和尺子，再用一手握住剪刀操作。”熟能生巧。在早先，多半出于贫穷，及至现在，习惯就成了自然。堂堂诺贝尔奖金得主，终生坚持自己给自己理发，我相信，在这世界上是独一份。
如果只举一位恩师？——吴大猷。
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答案。1945年春天，太阳旗还没有在神州大地倒下，日寇困兽犹斗，铤而走险，贵阳告急，内迁到那儿的浙大濒于瘫痪，该校物理系一年级生、19岁的李政道转而投奔昆明西南联大，经吴大猷帮忙，插班读物理系二年级，一年后，又是经吴大猷的破格举荐，被保送到美国深造。
而我的答案却是——束星北。
李政道进浙大，本来选择的是电机系，是束星北发现了他的数理天才，建议他改读物理系。因是之故，1972年，李政道赴美后首次重返故国，写信给束星北，说：“先生当年……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的物理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如果只举一篇文章？——2005年在“爱因斯坦年”纪念大会上的讲演。
李政道说：“我们的地球在太阳系是一个不大的行星，我们的太阳在整个银河星云系4000亿颗恒星中也好像是不怎么出奇的星，我们整个银河星云系在整个宇宙中也是非常渺小的。可是，因为爱因斯坦在我们小小的地球上生活过，我们这颗蓝色的地球就比宇宙的其他部分有特色、有智慧、有人的道德。”
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何止千万，笔者认为，这一篇最令人感到慰藉，感到温暖。
如果只举一件礼品？——手稿。
1956年夏，李政道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做访问学者，那时，他正埋头研究宇称不守恒的问题，为此而做了大量的演算。演算的过程，也就是草稿，统统扔进了废纸篓。实验室有位有心人，他将李政道扔弃的草稿一一捡起来，保管好。1957年，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君就将他保存的李政道手稿赠给了美国物理学会，其中有一张，后来被采用为《今日物理》杂志的封面。
2006年6月，李政道把《今日物理》封面采用的那份手稿的复印件，以及他近期有关中微子研究的手稿，也是复印件，镶在了镜框里，郑重送给温家宝总理。
这大概是温总理收到的最宝贵的礼物之一了。事后，他对别人说，这两份手稿，“代表着一位物理学家一生奋斗不息的精神。不管是从事理论物理，还是从事实验物理，没有这种甘于寂寞、无私奉献的精神成不了才。”
如果只举一句名言？
——“一个人想做点事业，非得走自己的路。要开创新路子，最关键的是你会不会自己提出问题，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就是迈开了创新的第一步。”
（1）下列对本文有关内容和表达技巧的分析和概括，最准确的两项是（）（5分）
A．这是一篇简述性传记文。行文通过写李政道“自己给自己理发”“恩师举荐”“不寻常的讲演”“赠手稿”等内容，展示出一位多才多艺的科技工作者的形象。
B．李政道在“爱因斯坦年”纪念大会上的讲演显示李政道不仅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充满温情、极具感染力的演说家。
C．行文写李政道“赠手稿”，不仅表现了他对温家宝总理的敬重，更表达了他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和期望之情。
D．行文结尾处的“名言”，既是李政道走向成功的经验之谈，同时也是对科学工作者的要求。该句在结构上起着画龙点睛、卒章显志的作用。
E．本文形式新颖，构思独特，文章没有停留在人物事迹的简单叙述上，而是通过场景描绘的方式，勾勒一位科学巨匠独特而动人的形象。
（2）文章开头部分作者为什么要写卓别林理发的故事，请结合文章内容加以分析？(6分)
（3）联系全文，概括李政道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他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品质。（6分）
（4）很多人认为，在李政道成长过程中，他恩师吴大猷起了重要作用，但作者认为束星北才是李政道一生成就的归源。请结合文章有关内容谈谈你的看法。（8分）
答案：
（1）（5分）答C给3分，答B给2分，答E给1分。
（此题A项“展示出一位多才多艺的科技工作者的形象”说法错误，在文本中找不到“多才多艺”的信息；D项说“对科学工作者的要求”“在结构上起画龙点睛、卒章显志的作用”不合本文实际。E项“通过场景描绘”方式，说法欠妥。）
（2）（6分）①拿卓别林的判断和李政道…他的恩师束星北指明的路径上前行才取得成功的。
观点三：在李政道成功的道路上，吴大猷和束星北同时起了重要作用。①在求学的道路上，吴大猷给李政道提供了重要机遇。②束星北发现了李政道的数理天赋，指明看他研究的方向。③由于吴大猷和束星北的共同作用使李政道在科研上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功。
（解析：本题考查作品的探究能力。答题时要结合文章观点及题干探究的内容得出自己的观点，其次要对得出的观点进行分析论证，要言之成理，能够自圆其说。评分时亮出观点得2分，分点论述的，每一个分点给2分。）
第四篇：鲜为人知的《李政道口述回忆录》存在的问题和策略解析
鲜为人知的《李政道口述回忆录》存在的问题和策略
【摘 要】。
王成志，博士，研究馆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
中图分类号N092：K8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09)01-0001-11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以下简称“哥大”）“中国口述史工程(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和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也为大中华地区乃至全世界华人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典范。因之，哥大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口述史研究资源，特别丰富。哥大中国口述回忆录的传主几乎全为昔日政要、叱咤风云的人物，如顾维钧、李宗仁、陈立夫。但是，一些很重要的传记回忆、文献档案，如刘瑞恒文献、李书华文献，由于各种原因，知道的人恐怕不多，研究、使用的人很少。也有相当多的口述传记，不属于“中国口述史工程”，但与中国学研究、海外华人研究密切相关，也非常独特和珍贵[1]。《李政道口述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Tsung-dao Lee: Oral History)即为这些文献中的一种①。众所周知，杨振宁和李政道1957年因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口述回忆录》的口述录音访谈为1963年，定稿为1964年，存藏近半个世纪以来，却几乎无人知晓。大陆、港、台、澳的学者，特别是现当代科技史研究者，似乎没有人了解、使用过这份独特的传记文献。
《李政道口述回忆录》源于哈利特·查可曼(Harriet Zuckerman)女士录音采访李政道，后据录音带整理、转录而成。查可曼为哥大社会学博士，曾任哥大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现为哥大荣休教授、美国知名的安德鲁·梅隆基金会(Andrew W.Mellon Foundation)高级副总裁，发表和出版大量学术论文和著作，包括社会学论著《科学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Scientific Elite: Nobel Laure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2]。1963-1964年间，她承担哥大“诺贝尔奖得主论科学研究”(Nobel Laureates o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口述史工程。该口述史工程总共录音采访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那时，李政道为哥大物理系教授。李、杨20世纪50年代亲密无间、合作研究，迸发出巨大的原创力，科研成就辉煌。1962年，李、杨合作破裂。一年后的1963年10月24日，查可曼在哥大物理系办公室就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与科学研究，录音采访了李政道。
《李政道口述回忆录》不同于1988年正式发表的李政道《往事回忆》(Reminiscences)。1987年为纪念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30周年，哥大专以李政道之名举行一场学术研讨会，论文后结集出版。《往事回忆》为一篇回忆录，被收入该文集。它虽然饶有兴趣地回忆了留学芝加哥大学的岁月和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发现，但重点却在与杨振宁争论谁先谁后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3],153-165页；[4]，香港版，271-286页）。
《李政道口述回忆录》篇幅不长，为英文打字文稿，仅有20余页。然而，其内容相当丰富；涉及的一些议题具有较深的历史内涵和较广的普适性；对李杨的合分有一些很有意思、别处见不到的中肯的评论。这些评论与后来李杨争论时的评述大多完全不同。它成稿、存藏已近半个世纪，但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份纸张变得有点黑黄的文献，发人深思的地方很多。这里，仅就为人师表与学术道德，李、杨合作与合作破裂，和科学研究与追求荣誉三个方面来做介绍和分析。为人师表与学术道德。
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物理学大师费米为其导师。访谈先从费米与李的师生关系和合作开始。李政道回忆说，他一有问题要解决，即去与导师商量；自己所攻的学术问题，是自己选定，不是导师指定。而且，他一般每周与费米见面交谈讨论一次。李同意：“与费米讨论物理，就如同与网球冠军打网球，让你打出平时打不出的好球(talking to him about physics was like playing tennis with a champion tennis player, that you would make shots that you wouldn't ordinary make)”（2页）。几十年之后，李依然对每周会面讨论津津乐道：“他经常让我就某个课题考虑一下，并查阅一下有关文献，过一个星期给他一个‘演讲’”（[4]，274页）。可是，观之今日的博士生教育，不管是在大中华地区还是在北美地区的高等学府，博士生导师与学生每周见面讨论一次、让学生能独立思考和选定问题，谈何容易。纵使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博士生导师，也常有让学生廉价为自己打工、协助自己的研究课题的。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生导师，半年难与学生见面一次，平时对学生几乎是不管不问。
导师与学生合作研究，共同署名发表研究成果，则一起分享荣誉、名利。或者，如果数据、成果有假，则自然应一起面对失误、耻辱，甚至惩罚。署名与否，排名先后如何，如何承担相关的责任、义务，长期以来，一直是很现实的复杂问题。这些与学术道德有关的问题，古今中外、世界各地都有。可是，在中国大陆地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近年来发展得比较严重。但是，从访谈中看出，李政道在约半个世纪以前，就已在这方面订下指导、帮助学生和严格维护学术道德的清规戒律。
问：你与你这里的学生如何？你如何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
李：我总是定个规矩，我会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不得不自己署名写论文。我一向拒绝在与学生合作的论文上署上我的名字。(I always make a rule that, although I will help them, they should write under their name.I generally refuse to put my name on a joint paper.)
问：通常，他们想要列上你的名字吗？
李：虽然我对学生的论文有贡献，想法一直是我的，有时甚至到具体操作上，但我想我要帮学生一些忙。
问：通常论文署名不列上你的名字？
李：对。
问：你是否认为，如果你署上名字，这篇论文就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李：我倒愿说，得到关注与否是因写的内容而定。或许，另一个方面，对其他人来说，学生的东西不大有价值，可能他们一直这样认为。但那是学生第一次发表论文。（15-16页）
李政道认为，作为导师，纵使学生论文的思想源于自己，甚至到具体演算、实验操作都直接得益于自己的指导和帮助，而且，学生也要求他在发表的论文上署名，他都会坚决不署名，绝不含糊。如今，从新闻、科研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例来看，中国高等院校有些博士生导师，当指导的学生论文要发表，不管对论文是否有贡献，总是加上自己的名字，而且常将自己的名字列为第一作者；一旦论文被发现数据有假或论文涉嫌抄袭，则又多是百般辩解，尽力摆脱干系。对照之下，李政道与这些博士生导师实在是天壤之别。
查可曼问到，如果李政道也署上名字，学生的论文是否就会得到更多的关注？言下之意是，导师参加署名也在帮学生争取发表机会和提高论文知名度。而这，正是很多研究生导师视作好意帮助学生的重要方式。李政道回答，论文得到关注与否是由论文的内容而定，而不是其他因素。这一明确回答表明，李政道指导、帮助学生，非常有原则，原则第一，人情代替不了原则。他知道有些人会以为学生发表的论文价值不大，但他认为学生独立署名、首次发表的论文意义不同。
可是，在与同仁，包括博士后，进行合作研究、做出贡献、发表研究成果时，李政道认为，当然应该一起联合署名。而且，论文合作者共同署名一般应当以名字姓氏字母顺序先后来署名。合作者发表研究成果时，有很多充分的理由应该如此联合署名。这些理由包括：每个合作者对论文都有性质上平等的贡献；物理学界合作者联名发表论文的一般学术惯例是这样的。
李、杨合作与合作破裂
论文合作者应以名字姓氏的字母顺序先后来署名，看似简单和平常，却似乎成为中止李、杨近乎完美的合作研究和后来彼此交恶、争论不休的导火索。
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于1946年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见面熟悉，成为好友。两人一度亲密无间，合作研究成果辉煌。特别是1956年二人合作写出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惊世论文，1957年因此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举世瞩目。二人联名发表论文始于1948年，合作中止于1962年，前后总共联名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包括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二人合作的成功，让世人称奇、羡慕；二人交恶、合作破裂，争议不止，也让人大惑不解、深为惋惜。导致友谊破裂、合作中止和争论不休的比较突出的事件主要是：首先，1962年，美国《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发表了二人认识但与李关系稍密切些的物理学家伯恩斯坦的“A Question of Parity”的长文，写二人的传奇般的友谊、求学、合作和贡献，以及二人受惠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李认为此文只是一篇侧记文章，对李、杨都有褒扬，所以认可标题的中文译文为《宇称问题侧记》（[4]，香港版，106-138页；[6]）。可是，杨自看到文章的清样时即认为文章标题一语双关，标题中文译文又可为《平等的问题》；由于文章里提到二人时，多为“李和杨”而不是“杨和李”，故认为该文内容暗示合作不平等、实际上抑杨褒李（[7],218-219页）。所以，杨深感不满。由此，二人逐渐交恶，彼此同意中止合作。但二人决裂基本上还没有向世人公开。其次，1983年，为庆祝杨振宁60岁生日，出版英文《杨振宁论文选集》。杨通过加评注，首次向世人披露二人合作破裂情况；强调二人合作研究时，包括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杨为主、为先，李为辅、为后[8]。杨旨在写出他认为的历史真相。李读后，非常愤慨，认为是歪曲历史，抑李褒杨。李于是写出《破缺的宇称》，后来将其公开发表于1986年出版的《李政道论文选集》之中，重点写宇称的破裂和李、杨友谊的终结，并将1962年的决裂细节公之于众（[4],245-264页；[5]，487-509页）。李的主旨是维护他所认为的历史事实。由于《杨振宁论文选集》的评注涉及1962年前特别是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二人的交往和合作以及随后的情况，李又写出本文开始提到的《往事回忆》一文。该文主要回忆与杨振宁读研究生时的学生生活和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的经过，但重点仍在纠正李所认为的杨的谬误，并反思二人的友谊和合作。
十几年过去，李杨之争似乎大致平静下来。然而，1998年，《杨振宁论文选集》的中文版《杨振宁文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披露李杨之争于华文世界[9]。李很介意、恼火，但没有著专文回击。可是，2002年台湾出版《中国时报》记者江才健著，陈省身、李远哲作序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又启战端[7]。江著第七章“分合李政道”多以杨及其同事、学生、朋友之口回顾了杨、李交往、友谊、合作细节，彼此迥异的性格，以及由合至分的决裂过程；再次强调二人的合作研究，特别是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杨为主、为先，李为辅、为后；同时有意披露杨认定的李人品上的一些严重缺陷。李决定反戈一击，2004年安排出版季承、柳怀祖、滕丽编辑，李自己作序的《宇称不守恒发现争论解谜：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及有关资料》；大陆、台湾同时出版。而且，大陆版全文在李自己创办、自任主任、落址北京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网页显要位置，全文刊出，任何人可免费阅读、下载。该书也以答记者问的方式，阐明杨授意的江著很多是诬蔑和诽谤，实为杨欲再次篡改历史。既然江著以采访、注释为胜，李授意的新著也以记者访谈形式，强调在关键的合作研究上李先杨后、李主杨次、李强杨弱，并指出杨骄傲自大、名利熏心，仅为褒杨抑李而大量胡编乱造历史。更者，李一不做、二不休，将宇称不守恒发现和争论有关的、李认为最重要的10篇文献的中文译文，以参考文献为题，全部附上，内容竟占全书篇幅约四分之三之强。如此大规模的附录，颇为少见，似乎明显超过江著中李远哲序盛赞的大量“文献或访谈录佐证”（[7]，10页）。10篇文献包括1957年发表的李、杨（杨认为本该署名成杨、李）的《弱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吴健雄的验证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实验报告、此文上面提到的《宇称问题侧记》，以及李自己的反驳文章《破缺的宇称》和《往事回忆》。所收李、杨等的高能物理论文，非专业出版社出版，恐难免出纰漏。确实，该著台湾版，不得不随书附勘误表一页。大陆版当然也难免有错误。一般普通读者，自然不可能理解这些论文中的异常复杂的数学公式和纯学术推理。但该著的关键目的是要让读者自己阅读并判断出，是李而非杨首先有突破的思想、首先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
以上只是李杨合分、争执的主要事件。从这些事件来看，二人似乎年岁愈高，在最重要合作研究上，就孰先孰后、孰主孰次，则争斗愈烈；而且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揭示和澄清真相、还原历史。具体在联合署名上，二人都觉得自己应该在前；如果发表出版时，署名在前没有成为事实，但署名在后者则仍认为自己的思想领先、贡献为大。可是，1963年，查可曼与李政道访谈时，李、杨决裂刚刚过去一年，未公之于众。访谈中理所当然地也涉及到李、杨的合作。可以确定的是，李对李、杨合分的过程和细节，较之几十年后，自然记忆犹新。李政道当时是如何看待李杨合分呢？下面选译、分析查可曼与李访谈中有关李杨合作的对谈。
访谈开始不久，就转到李、杨合作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就是李、杨与罗森布鲁斯(M.Rosenbluth)三人1948年合作研究、1949年联名发表的论文。
问：我知道在芝加哥时，你与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那篇特别的论文是如何形成的？
李：嗯，我们三个人一起讨论那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贡献(Each of us made contributions)，而且……
问：那是篇理论论文。
李：是的。
问：你们三人那时都是学生。你们得到外人的任何帮助吗？
李：没有。
问：像这样的情况，论文发表时署名的顺序，总会有一些讨论。我发现你们是按姓氏字母顺序署名的。
李：那是按通行的惯例。
问：理论和实践上都这样吗？
李：是的。我想论文署名通常是按姓名字母顺序的，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导致不这样做。
问：那是什么样的原因？
李：这很难说。我觉得有时署名不按字母顺序，是因为一些人可能贡献大些。有时可能因为，我觉得或许是，因为与知名度有关。吴博士（指李、杨共同的老师吴大猷——本文作者注）与很多人合作过，发表论文通常他的名字排在最前，部分原因是他可能贡献大些，也可能因为他是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
问：一位年长者贡献少些，但署名排在最前，是否有这种情况发生？(Would it ever happen that a senior person who has contributed less would have his name on first?)李：我想这可能会发生，虽然我想不起来我能记得的任何例子。自然，如果有人非常想论文署名排第一，很可能他真能第一个署名。(I think it possible, although I don't think of any instance I can recall.Certainly if a person wanted very badly, probably he could.)（3-4页）
李、罗森布鲁斯和杨合作的论文，学术性质除外，看似简单的联合署名和署名顺序对于几十年后公之于世的李杨之争，却非同小可。查可曼所问的这篇文章所代表的署名顺序问题似乎永远困扰着这两位超一流的物理学家60岁以后的晚年。1989年，杨在给杨、李共同的老师吴大猷信中写到此文的联合署名：“只因为他时常来我的办公室，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进去。”（[7]，506页）李后来回忆：“……我写完后，……有我们三人署名，立即寄出”（[4]，31页）。杨信全文似乎主要为杨李决裂、自己无辜而自辩。但若李对论文无贡献而被允许加入署名，杨、李和罗森布鲁斯三人都明显违反学术道德，而且很可能违反芝加哥大学校规。若作为中国人的杨、李一时讲人情而不讲原则，则美国同学罗森布鲁斯处，一般很可能通不过。因而，李1964年所谓合作者“每个人都有贡献”，听起来平淡，但应当是很中肯的、实事求是的。但是，李当年说记不起任何年长者贡献少却排名在前的例子，可李在几十年后明确写到，杨在1962年以前至少两次要求排名在前。而似乎仅仅因为署名顺序问题，李杨合作不得不于1962年中止。（[4]，56页）此时李的回答，是因那时不愿将李后来认为的杨因年长而要求署名在前的情况公之于世，而仅以外交辞令的方式故意说记不起来？或者，说杨仅因年长而要求署名在前，仅仅是出自于李后来的指控，而无任何事实根据？仔细研读相关文献，似乎李不愿将细节公之于世，而仅以外交辞令的方式搪塞查可曼的尖锐问题的可能性明显更大些。
查克曼问了些关于李杨合作的问题，具体而微，甚至包括杨、李二人后来耿耿于怀的年龄长幼与排名先后的问题。
问：你与杨开始合作时，他的年龄比你大几岁。那时，他教了你一些东西吧？
李：对。我遇见他时，他已在读硕士学位了。我刚读完大学二年级。自然地，那时我没与他合作。
问：你那时是否想到可能与他合作？
李：这都是后来慢慢发生的。我那时从没有明确地想到，以后会与他有任何合作。（8-9页）
李承认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杨教了自己一些东西，但没有阐释杨的指教是如何重要，也没有强调杨对他的影响是如何重大。半个世纪后，从江著中来看，杨振宁强调自己对李如师友、兄长一般照顾、帮助。可是，从季承等编著来看，李坚决不同意。接着，查可曼继续探究科研合作者之间合作表象之后的真实情况。
问：你和另外一个人合作很长的时间，你是否会发现两人合作，工作会更有效率，而且发现彼此适应和习惯对方？
李：我认为有些时候，是这样的。这是因为如果两人长时间合作，因为他们的特长会在某种方式上，取长补短、相得益彰(complement each other)。也因为他们对彼此的反应会更为了解，不至于让对方迷惑……
问：你说二人的特长“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在哪些方面这种情况会发生？
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训练，可能所想的事情不一样。在理论物理学领域，有些人会对()（原文件空白——本文作者注）有更多的想法。有些人执行这些想法的能力会更多些。有些人可能工作上更勤奋，有些人可能会偶尔工作，不能持久地工作，但有很多高明的思想。
问：你发现你和杨振宁的合作是这样的吗？。
李：是的，我认为我们二人大为不同。(Yes, I think we are quite different.)
问：你是否发现因为你与别人合作，你自己这边的研究工作会进展更快些？
李：我倒愿说百分之八十的时候是这样的。其他时候会进展缓慢。不是百分之百。
问：据说与熟悉的人合作的另一个好处是不让你工作上翻车，不至于让你驶向错车道。你发现你与杨振宁合作是这样的吗？
李：我认为我和杨振宁的合作富有成果。在每个单一的事情上，弄清来龙去脉很难。我想我们的合作若没有成果，那结果将会如何？(I think our joint work has been fruitful.It is very hard to trace a single event, and think had it not been so,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问：也有人说，若事情不顺利，你与很熟悉的人合作，你会平心静气，不至于心绪烦乱。
李：如果我可以插话——在任何合作研究中，你不是仅仅做一项工作。你做几项工作。几年下来，人员会时有变动。比如说，我过去与杨振宁合作，现在我不与他合作。(For example, at the moment I am not collaborating with Yang as I used to do.)人们的兴趣也会改变，可是，如果你发现合作会使你的研究进展缓慢，你却又不得不再合作几年。所以，合作研究并不总是一以贯之地能取得最好结果。你也不见得非要完全投入身心不可。如果两个人能长时间进行合作，是因为这种合作，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必定对这两个人有帮助。
问：你能想象两个人合作，事情一帆风顺，但是这两个合作者之间却并不很愉快？
李：这经常发生，我倒愿说。像我们搞物理这一行，很让人感到有沉重的压力。有些时候，你不能成功，是因为你研究非常难的问题。会有很多压力。（10-12页）
问：除了杨振宁之外，是否有与杨振宁能力和经验相当的任何其他人，你曾合作过？
(Is there anyone else, besides Yang, of equal competence and experience, with whom you have worked?)
李：没有。有其他人，我与他们讨论过，但没有合作过。（14页）
李杨合作，成就傲世，非常罕见。但是，李很坦诚地认为，合作研究本身确实很复杂，也不见得总是有好成果。李认为李、杨二人大为不同，所以合作“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虽然彼此以后争斗激烈，但他俩都同意彼此的合作对双方有利，富有成果。这一点，从二人各自的不同时期发表的主要评述来看，几十年来观点总体未变。即使在争斗激烈的晚年，彼此都同意二人曾经历的合作，非常契合，同时竞争激烈、成果丰硕。到1962年李杨合作破裂时，李也与其他科学家合作。破裂之后的1963年，李仍然高度看待杨的“能力和经验”，并坦率承认杨在他的所有合作者中，无人可出其右。
然而，李也承认：“在每个单一的事情上，弄清来龙去脉很难”。这一回答，如随后的将合作上的不愉快归因于物理研究本身具有的艰难和压力一样，讲的是一般实情，大体确实如此；同时也多少是外交辞令，不愿意弄清具体事情上的来龙去脉。李政道一直坚信论文合作者对论文都有贡献，而且对合作破裂的事一直保持沉默，直到20年后杨出版论文集将合作破裂公之于世后，才不得不应战。李在40年后仍然认为：“既然是二人的合作，应该根本没有必要去强调是谁先谁后，谁主谁辅。”李接着阐释：“一般物理论文谈不上什么突破。只有在一个新的、重要的、大的领域的开始，才会有突破的工作。可是假使这突破工作的论文有合作者，除非的确另有确实的证明，这突破的贡献理应属于所有的合作者。”（[4]，45页）在杨李之争中，相较于杨，李似乎几十年来总体上观点一致，即二人都有贡献，没有必要强调先后和主次，并弄清来龙去脉；然而，一旦应战，在最关键的争论上，似乎总能摆出较多、较强些的证据。只不过在晚年，看起来也随杨在涉及人格、人品、非关键事情的细节上，据理力争，欲罢不能。科学研究与追求荣誉
回忆录涉及到科学研究与追求荣誉的重要议题。查可曼问，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是否是李的物理学研究中的最好的研究。思辨能力极强的李政道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阐释。李认为，从历史重要性的角度，宇称不守恒，“若尚需数百个实验要做，却获得如此宏大的成就，这对我来说，匪夷所思。在理论物理领域，这实际上是前无古人，破天荒的。在理论物理界，有很多更重要的人物。但是，一年之内，你可以做数十上百的实验，这也是以前闻所未闻的。确实很壮观。”（18页）但是从个人满足感角度，李认为他有好几项研究成果，如在统计力学、中子物理学等方面的发现，如同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发现一样，让他感到心满意足。
查可曼后来问了个与追求荣誉有关的假设性的问题，并特别问到是否随着年岁的增大而越不看重荣誉。
问：我下面问的问题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假设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做出重大贡献，但必须匿名；另一种是贡献不是那么重大，但是能用你的真实姓名。你必须在这两种情况中选择的话，你会选哪种？
李：我不得不请你讲准确些，以便我理解。
问：一种情况是像你的（攻破）宇称不守恒那样的重大贡献的研究，另一种情况则不得不是没有重大突破的研究。想一想你做过的某篇论文，很不错，但没有历史影响。
李：哦。我给你单一个例子。我对别人的研究有贡献，但我不在论文上署名。我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有些非常重要。比如，有些是中子物理学领域的重要论文；我的学生的一些研究论文的重要性要小一些。这些，我都不署名。有很多事情，我确实也署名的。我想指出的是：因为我现在已拥有我想要的所有的承认，所以你的
问题非常难回答。所以，我很容易选一项。我倒愿选更重要的研究工作，却不让我署名，因为我会从中得到巨大的满足。另一方面，如果我没有得到任何承认，我就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不大看重名利，所以我会选让我心满意足的一项。
问：15年以前，你会这样回答我吗？
李：这是我永远不能回答的问题。若我年轻15岁，我牵挂的东西更少。所以，我或许会回答：“我一定要做这件事”。如果我年长15岁，那会如何？那样，我或许会有一些其他因素要考虑。
问：随着年岁的增大，名誉(credit)的问题就越不重要，你是否有这种印象？
李：是的，因为我拥有了主要的名誉。但是，我认识一些人，因为它，因为没有得到名誉，特别不开心。这特别复杂。让我这样说说，容易多了。对一样的人或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环境，你肯定不能一概而论。
问：你与别人合作，分享成功的荣誉，从来不成问题吗？(Has there ever been any issue, when you've worked with other people, as to how the credit is to be allocated?)
李：此话怎讲？(In what sense?)
问：你讲到你与学生合作，而你根本不想署名。相反的情况是——你相信你贡献不小，可是合作者或许不这样认为。(You described situations with your students where you dismissed the notion of taking credit.The opposite case-where you believe that you did contribute and there was some disagreement about it.)
李：没有，从没有人这样看我。在我的研究工作中，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我很幸运，这从未发生过。(No, I never did.In my work, this has never been.I am fortunate in that this has not occurred.)（20-22页）。
很明显，李对科学研究与追求荣誉的体验和理解是最高层次的。如果必须选择的话，李认为，由于自己不大看重名利，他倒愿选择做无名无利但却非常重要并让自己获得巨大满足的研究工作。同时，由于李年纪轻轻即获诺贝尔奖，名利双收，他完全明白，自己这样说说很容易，但对于没有达到他那种成功的境界，在科研的坎坷道路上苦苦追求、尚未成功的同行来说，是多么艰难。
李认为，随着年岁的增大，功成名就之后，荣誉问题不那么重要了；他非常自信地认为，与别人合作，特别是与杨振宁合作，分享成功的荣誉，从不成问题；在合作研究上，也从未有人认为李的贡献小。诚然，杨李之争虽已发生一年，但李决定在李杨合作破裂的事上保持沉默；杨也还没有公之于世，还没有发表后来李明显不同意的看法。更者，可以看出，李根本没有恶意猜测杨振宁。可是，从李、杨晚年的争斗文献本身来看，年岁愈高，好像把名誉看得更重要；李、杨对成功的荣誉的分享，半个世纪后基本上都抛弃了同等贡献、同享荣誉的早期认识，时至今日仍在激烈争论孰先孰后、孰主孰次；特别是，彼此都认为对方的贡献小，自己的大。查可曼的简单问题，现在看来，问得何等尖锐和深刻。一个那时出道不久的社会学家的问题，却让世界知名的大物理学家，回答得与后来的现实发展情况，截然不同。
结语
《李政道口述回忆录》确实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为人师表与学术道德，李、杨合作与合作破裂，和科学研究与追求荣誉方面，有很多有趣、独特的记述和观点。对现代科技史，特别是观察、研究李、杨的贡献和合分，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
然而，不知何故，该回忆录成稿时，没能让传主过目，并与传主商讨，更未能如哥大中国口述史工程的很多口述传记一样，采访者和传主，共同编辑，乃至联合署名为作者。所以，该文献有几处专业名词完全空白，或誊录打字上有几个明显遗漏和错误。此外，口述史本身特有的不同之处，由于参访者、转录者、编辑和定稿者等或有不一致的情况发生，容易造成这样那样的缺陷。而这些缺陷，正是有些科学家对口述历史不满的地方，因为科学研究总是要求数据精确、推论严谨。可是，笔者认为，口述史料，哪怕是有一定缺陷的口述史料，自有其独特的历史研究价值。至少，《李政道口述回忆录》发人深思之处不少，很值得我们参考利用。
收稿日期：2008-06-23；修回日期：2008-10-28
注释：
①T.D.Lee.Reminiscences of Tsung-dao Lee: Oral History.In Nobel Laureates o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李政道口述回忆录》，为“诺贝尔奖得主论科学研究”系列之一。打字文稿，哥伦比亚大学善本手稿图书馆存藏。以下凡出自该文稿的引文，只标注页码。
第五篇：李政道在复旦校训墙揭幕仪式上的讲话
在复旦大学校训墙揭幕仪式上的讲话
李政道
尊敬的杨校长，各位同学：
今天杨校长出了一个难题给我，要我在复旦校训墙揭幕仪式上讲一些关于复旦的校“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看法。我先把第一句的第二个字“学”和第二句的第二个字“问”抽出来，合起来讲一下。
学问，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和各位分析一下，学问这两个字，第一个字是学，第二个字是问，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学怎么样去问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学问。学，就是学习问问题，学怎么样问问题，这才是学问。普遍来说一般是学答，而不是学问。普遍的情况是在学校里学习，只学习怎么回答问题，是不是？你们大部分是学问问题呢，还是回答问题？学回答问题比较多一点是不是？我认为，学答，并不是学问。当然，学答也是重要的，能够回答问题，也是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可是，学会怎么样问问题，可能是更重要的一点。因为，有问题才有答案，你不能先有答案，再去找问题，而且很多的进展，尤其在科学上，都要问重要的、有关键性的问题，才可以影响大的发展。比方说，我知道国内现在对于各种奥林匹克竞赛是很重视的，这是世界性的竞争，可是，奥林匹克主要的缺点是学答，并不是学问。而将来在科学上，假如你要有进展，就必须要学会怎么样问一个正确的问题，所以，奥林匹克能够得奖，并不一定表示将来在科学的研究上能够有同样的成就。
我举几个例子来讲为什么学问问题是很重要的。再过不久，就是端午节了，到时大家都要吃粽子。包粽子的传统是为了纪念屈原，屈原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大文学家、诗人、政治家，也是一个爱国者，离开现在差不多2500年。现在流传的屈原著书籍有19本，其中第三本是《天问》。这本书是很重要的，他所有的写作都是用诗歌的方法，我现在念两首。第一首他说：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九天，古时候，人们认为天是圆的，九天就是九个坐标，天是中间那个，叫亻中天，然后东、东北、北、西北、北，45度转过来呢，就是有八个天，叫做诸天、君天等等，加上中间就是九天。天是圆的，他就是问天的边境上是什么？这是第一句。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屈原讲：如果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话，那么九天跟地交界的地方是怎么样的呢？所以他第二句就说：安放安属。谁住在那里，属于谁的？第三句就说：隅隈多有。隅的意思是尖角，切的角；隈的意思是弯来弯去的，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尖角，有很多很多，谁知道它的数目是多少。所以他书就说，假如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那么在天转弯的地方，神仙也不想住，人也不想住，所以这怎么可能，这个就是不可能。还可能是什么意思呢？天与地，天圆地方，不是相切的话，那么地也应该是圆的，这一结论完全是他纯粹用一个逻辑的方法推出来的。然后他就问，地
既然是圆的，那么就产生了下面这个问题：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隋木，其衍几何。东西是经度，南北是纬度，地球既然是圆的，这点他刚才已经推算出来，那么圆上面有经度和纬度。他第二句就问：其修孰多。就是有多大。然后说：南北顺隋木。南北顺着纬度去，它是椭圆形的，那么：其乐趣几何，亦即这个椭圆形有多少长。他在那个时候就想象出地球跟我们现在想象的一样。他的结论是说：天与地的关系好比说：天是一个蛋壳，地像蛋黄，两个平行的，两个都可以转，两一起转，就有两个轨道，一个是赤道，我们都看到红太阳在转，就是地球的自转；第二个就是黄道，就是地球公转的轨道。所以他是这个观念：天地是圆的，这是用逻辑的方法把它推演出来；而地球是像椭圆型的，是他的猜测，这个观念在西文到十六世纪才有；而屈原是在2500年以前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更何况他主要是个诗人。他问问题问得对，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哥伦布这样走才可以把它证明，他就问这样问题，假如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那么它应该切，那么z地的地方应该怎么样，从我们近代的宇宙学来讲，屈原的那个想法，就是解析方法，把它推理出来的。问题对头，就可以引导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我再举两个例子，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美国有两个科学家，一位叫
Michelson,另外一位叫Morley, 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地球在转，那么光可以顺地球走，也可以背地球走，他们两位就问问题，是不是顺地球走的光走得快一点，背地球走的光要慢一点。他们问了这个问题，就想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到了1887年，他们做了一个实验，那是很有名的Michelson-morley实验，他们发现太阳光的速度和地球转是没有关系的，顺地球走的速度和背地球走的速度是完全一样的，另外一个例子，在1900年之前，德国有个科学家叫Plank,他一直在问，任何一个物体发热发光时，发出光的光波的波长与能量颁有何关系？这个问题问了很久很久，他在1900年用一个猜测的方法把它解决了，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作黑体辐射理论。1900年黑体辐射理论导致了量子理论的诞生。而前面讲的Michelson和Morley实验就导致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就影响到我们现在的原子构造、分子构造、核能、半导体、激光、超导体、超计算机，所有我们称为二十世纪的文明，没有量子力学，没有相对论，就不可能有这些文明。那么，现在上海可能要造一个同步辐射光源，它的理论根据就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怎么出来呢？Michelson和Morley问的问题是对的，而plank问的问题也是对的，因为他们问题问得对的，就可以求到答案。所以我想这就表示出，人类的文化，文明的进步，是要问有效的、正确的问题，找出人类也是有效、正确的答案，这是相辅相成的。
下面再讲一个问题，也是校训中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志”，志气的志。志，是志气、志向、志愿，尤其家长对孩子说，老师对学生说或者学生对自己说，一个年轻人要有志气，你的志愿立什么？这就是说，每个孩子、每个年轻人都要有志气。这句话说是很容易，我去查了辞海，这个志的表述是新的方向在哪儿。这很有道理。“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志气、志愿、志向，是向外的；一个是对
内的，即你自己的心向哪儿走。所以很重要的，你一定要问自己，你怎么样才能有志气，你自己的心往哪个方向走，就是你对什么有性趣，你的才能在哪方面？要对自己了解，是很重要的，另外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两面都是互相相连相关的，这与问问题和求答案一样是互相相关的。我想对年轻人来说，重要一点是必须自己要想念自己，要觉得你自己的生命是有特别意义的，不光是对自己有意义，对整个外在的世界也是有意义的，而你整个的一生有特别的任务。要想念自己，要对“志”作深刻的考虑：你自己的志是什么，心之所向在哪儿？你的志愿在哪儿？将来你要做什么样的事业？这些问题都年轻人必须考虑的，所以，我觉得复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祝各位，尤其是年轻人将来获得更大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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