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良教授演讲：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

第一篇：杨玉良教授演讲：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

杨玉良教授演讲：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

日期：2009-05-17 作者： 来源：解放日报 我是今年1月14日就任复旦大学校长职务的，到任不久就接到邀请，希望我给学生做一次演讲。我很乐意地接受了邀请，因为，我想如果一名大学校长不关注学校里最大的群体———学生，他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校长。同学们让我谈谈“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这个题目很大，却极其重要。既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我希望能不辱使命，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

何为“大学之魂”

大学要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如果大学一味保守而偏至复古，或者忘记传统而完全流俗，那她就是放弃了责任。

大学担负着积淀与传承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任务。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组织机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人提出大学校长要“经营”大学，结果遭到普遍反对。因为强调“经营”就有把大学当作公司来进行商业运作之嫌。如果把大学看成公司，就会忽视了她在知识的积淀与文化的传承方面的功能。

同时，大学也是民族性极强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国内有人认为，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作我们的参照物。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绝不能简单地把国外的一流大学当作我们办学的模板，因为这就忽视了大学的民族性特征。比如说，如果要论科研成果、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硬指标”的话，也许北大还算不上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如果看一所大学在她的民族文化以及在她的国家转型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话，那么全世界可能没有一所大学，能像北大、复旦等国内一流大学这样，曾起到过那么重要的作用。

大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她有学生，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大学所要做的就是把思想和文化系统化、规范化，将其转变为课程，把它传授给学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所有文明、精神进行传递。在大学里，老师和学生共享着人类的知识，学生在老师指导下汲取人类最广泛的精神资源，用人类文化和一切知识财富来充实头脑。这样他们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为一生的精神成长打下了基础。而且，尽管传授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培养一个人的精神却更加重要。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就曾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曾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促进大学改变的外部力量，“遗传”则是大学对自身道德与文化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又是“保守”的。这个“保守”有“坚守”之意，是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也正是大学的“保守性”，要求她在不脱离现实的同时，又与世风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远离尘嚣，保持一份宁静和清醒。

前些年有个说法，说要把大学的围墙拆掉。但我觉得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这些年大学有不少失范的地方，根本原因就在于丧失了“精神围墙”。大学不仅不可以随波逐流，更不能为世风恶俗推波助澜。只有如此，大学才能排除纷繁和躁动的社会干扰，在稳定而宁静的环境中潜心钻研，学生也才能一心向学。此外，大学还应是社会思想的中流砥柱。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候，大学对精神的坚守显得尤为重要。

上面讲了大学“保守”的一面，现在我们再谈谈她“创造”的一面。与坚守“精神围墙”同样重要的，是大学还必须进行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创造，对已有的社会发展形态、文化和知识体系以及人类本身，不时地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人类的社会远非完美，总该有一批人来认真研究和批判它。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等于是放弃了大学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责任。

然而，反省不仅仅是批判，更是创造。大学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更要为讨论提供思想和理论武器。大学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分析这些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方法。我们要研究讨论未来中国和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并给出我们的回答。也许，有些问题看起来跟现实没有什么联系，但正是这些研究为国家、民族、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去创造新的精神资源和思维方法，去丰富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大学“创造性”的一面。

大学要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如果大学一味保守而偏至复古，或者忘记传统而完全流俗，那她就是放弃了责任。正是“坚守性”和“创造性”构成了“大学之魂”。

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

对当今的大学来讲，“改革”固然重要，但对大学精神的“回归”或许更加重要。一旦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精神距离丧失了，就会导致道德与学术精神的消解。

大学还有第三个使命，那就是服务社会。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这是一个新赋予的使命。我并不认同按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来划分大学的功能，因为教学不等于培养人，教学和教育不是一回事。科研也不等于培养人，科研必须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培养人。我更倾向于用大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新文化的创造以及对国家与社会的服务这三大功能来看大学的真正使命。

从大学的历史来看，服务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始于二战。那时候很多国家的政府给大学投入资源，希望她们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麻省理工学院就是那时候崛起的，因为他们发明了雷达和破译密码的方法等，为赢得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大学就具有更多的国家意识。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跟工业界、实业界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因为人们认识到科技知识能够转化成生产力。这时，大学就扩展了服务这一方面的功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前校长克拉克·科尔就曾在《大学之用》一书中写道：“今日之大学的主要功能不止于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他认为，大学与其所处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服务的关系。大学应当及时地就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以满足那些不断变化的需求，并以各种方式对自身进行功能调整。

我也认为这种调整是应该且必须的。大学服务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前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国际关系等诸多问题，都需要依靠综合的、深奥的知识来予以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事实上，只有大学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只有大学才有那么综合的知识和那么一大批辛勤钻研的学者。同时，随着社会、国家和国际上各种竞争局面的日益加剧，知识和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大学作为知识的积淀者、生产者、传播者以及人才的培养机构，必须为国家、民族和社会提供知识和人才，并以此来获得政府、社会和民众的支持。但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大学却开始反省，认为自己在服务这一头走得太远了。因为，当时的美国高校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产生了两个倾向性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大学在二战后与政府、工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结合十分紧密，使得某些大学有些自大。比如就有人说，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这其实就是一个不太客观的表述。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不是一个万能者，不可能承担社会上所有的责任。而当你把大学的功用强调得过头的时候，社会就会用这个过头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大学，人们就会在无意间把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大学。国内近些年来不少关于大学的讨论，就带有类似的倾向。

另一方面，当时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大学已经堕落为“服务站”。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也曾经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旦政府、社会和市场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就只能为社会提供即兴式的服务，不仅质量不高，而且还会使大学过度政治化、社会化、市场化。

以上两种倾向性的存在，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仍具有镜鉴之义：为了维持大学的精神品格，我国的大学在努力为社会提供各种高水平、有深度的服务的同时，也应注意克服上述两种倾向，保持大学本身应有的稳定性和宁静性。对当今的大学来讲，“改革”固然重要，但对大学精神的“回归”或许更加重要。一旦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精神距离丧失了，就会导致道德与学术精神的消解。相比“坚守”与“创造”之间存在着的张力，在“改革”与“回归”之间存在的张力可能更大。

但这些“张力”往往又都是必要的。因此，今天的大学要学会在以上种种张力中前行。为理想而学习

理想主义对于个人的人品和情操而言，是最好的磨石。越是敢于在理想主义的磨石上被磨砺的人，他的生命就越会放出异彩。

最近我收到一份调查报告，说有些学生进校后找不到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大家都是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复旦大学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认真地来问一问自己：你到底为什么来复旦上大学呢？

可能有些人是为了毕业以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有些人是为了赚大钱，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取悦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当然也肯定有不少学生对学问有非常大的兴趣，或者说有着更大的抱负，他意识到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性，意识到国家民族依然有很大的危机，他想对此担负起责任，所以他来复旦学习。当然，这些答案都无可厚非，但关键要看哪些占了主导地位。

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李登辉先生对于为了前几种目的而求学是很不屑的。我们复旦的历任校长，大概也不会对纯粹因前几种理由来复旦上学的学生投以赞许的眼光。我想告诫大家的是，如果你淡化了“为了谋生而求学”的目的，那么你的学习就具有了高尚性，你对学问就有了一种尊崇。这样，你就有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我从来不认为理想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更不同意将其等同于“不食人间烟火”。我一直认为，只有抱着理想主义的情怀，一个人才会认真地投入学习，并设法让这个不甚完美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人类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当今天的人类正面临着重重危机，比如世界上现存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几十次，又如金融寡头的贪欲引发了当今这场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人类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时，我们就更应该守护理想主义，为理想而学习。复旦是一所具有理想主义传统的学校，而复旦的学生、教师、管理人员大都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因此，复旦也应该为具有理想主义的人提供永久的精神家园。Google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先生曾提到这样一个实例。1960年，有学者对哈佛大学1520名学生做了一次有关其学习动机调查，就问了一个题目：你到哈佛上学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理想？结果有1245个人选择了“为了赚钱”，占到了81.9%，有275人则选择了“为了理想”。有意思的是，当20年后，人们对这1520名学生做了跟踪调查，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在当年受调查的这1520名学生中，有101人成了百万富翁，其中100人当时的选择就是“为了理想”。

这个结果是发人深思的。我想，理想主义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理想，你就会感到学习的苦。反之，当理想主义深藏于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就会不断地支持他在现实世界里的生活，并在其受到俗事纷扰的磨砺时，能够随时回归自己的内心，重新出发。理想主义对于个人的人品和情操而言，也是最好的磨石。越是敢于在理想主义的磨石上被磨砺的人，他的生命就越会放出异彩。所以，历来理想主义者在面对挫折、面对死亡时，都可以泰然处之。因为有信仰，才能克服困难。

此外，作为一名学生，有理想主义情怀也会使你懂得如何去学习。你们必须懂得，尽管你们在修习各种课程，但无论如何，只有你们自己才是一切教育活动的主体。恰如怀特海德所言，“你们不是一块块供聪明的教师捏成文化人的胶泥。”同样，你们也不是供父母随心捏成某个人的胶泥。你们自己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说一千，道一万，对那些值得做和值得想的事情，你们还是应当要做到：一要培养兴趣，二要视为享受。无论你们的学习生活是苦不堪言，还是会其乐无穷，关键要看你们怎样对待它了。再次引用怀特海德的话，“如果你们既不勇敢，又怕挫折，你们就不可能学业有成。”而且，“你们不会对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发生兴趣，除非你们树立了崇高的理想———渴望改善人类社会，乐于造福祖国人民，勇于迎着困难前进。” 责任与理性

大学生应该在不断吸收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之后，再对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学习、创造和理性地服务社会，才是大学生的最大责任。

然而，理想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它可以照亮我们脚下的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却常常可能让我们“心向往之”而“遥不可及”。正因此，除了为理想而学习，你们还应在当下就承担起各种社会责任，去当志愿者，去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然后学会如何以一种适当的态度和方式去对待种种可能存在的、不合理的现实。

革命前辈李大钊先生曾亲笔写就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当国家民族出现危难的时候，大学生总是冲在前头唤起民众。复旦的学生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五四”运动发轫于北大，而其在上海乃至在整个南方的策源地和组织者是复旦大学，当时的复旦被视为新思想和新思潮的摇篮。日本侵华时，复旦学生组建了“学生义勇军”，还组建了“学生请愿团”去南京请愿，逼着蒋介石承诺“保证抗日”。所以说，在民族国家危难的时候，复旦学生的民族责任感是非常强烈的。李登辉老校长就在当时提出了复旦的精神（spirit）———牺牲（sacrifice）、团结（solidarity）和服务（service）。我把这个称之为“S of 3S”。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是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期。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的“坚守”和“创造”之间的张力十分巨大。这时大学生的责任，实际上已经转换成有知识、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的“国民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学生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是，这种激烈的方式在非国难时期是不可取的。我国“文革”时期的教训也很深刻，大学生深深地卷入了那场浩劫，人性尽失，辱没了大学的理性和尊严。金耀基先生曾分析说：“如果不是非常时期、非常局面，如果社会的现实问题必须要靠大学生去鸣不平、去纠正、去解决，则是社会的大讽刺，是学生的大不幸。大学生如果过早而无准备地掉进险污的陷阱而成为牺牲品，则更是个人的悲剧，社会的悲剧。”正常的社会应有正常的调节功能，用不到大学生采取激烈的行动。如果让学生这样参与社会的话，那就是让学生莫名地承担了“无限责任”。

在“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为了阻止“巴黎和约”的签署而不得已地鼓动学生游行，导致了大量学生被捕。但当这些学生被营救出来以后，他马上告诫学生们“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并重申要“以研究为第一责任”，“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所以，只要不是“非常”时期，社会并不期待你们离开教室、离开图书馆、离开实验室去直接介入。大学生应该在不断吸收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之后，再对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学习、创造和理性地服务社会，才是大学生的最大责任。

美国斯坦福大学前校长肯尼迪在担任校长期间，每年都要给几个新生作指导。后来他发现，这项工作得到了很好的且无可估价的回报，因为“通过它，我找到了一个窗口，可以从学生的视角来观察这所学校，来发现大学里到底什么是管用的，什么是不管用的。”而且，“通过与这些聪明而又充满精力的年轻人发展私人交往关系，他们总是提醒我，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我认为这些话很实在。因为你们，在座的同学们，尽管可能在某些方面比较幼稚，但正因为这些幼稚，才成就了你们主动性的、非保守性的一面。因此，帮助你们克服这些“幼稚”，培养你们良好的德行，树立远大的理想，为人类的进步，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而学习、奋斗，也是作为学校管理者和教学者的我们，应当担负起的使命与责任。

第二篇：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教授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教授---大学不能没有“精神围墙”

核心观点

大学要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一味保守而偏至复古固然不行，但忘记传统而完全流俗，也就是放弃了责任。只有把“坚守性”和“创造性”结合起来，方能构成“大学之魂”

夏天来了，一批大学生将告别校园，一批新生又将走进大学。大学及大学的精神，熏陶着一代又一代“幸运儿”。

近些年来，大家都在讲大学改革，这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对大学精神的回归，同样不可忽视。曾经有个说法，要把大学的围墙拆掉。但我觉得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

大学担负着积淀与传承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任务。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非常特殊的组织机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人提出大学校长要“经营”大学，结果遭到普遍反对。因为强调“经营”，就有把大学当作公司来进行商业运作之嫌。如果把大学看成公司，就会忽视了她在知识的积淀与文化的传承方面的功能。

同时，大学也是民族性极强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国内有人认为，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作我们的参照物。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绝不能简单地把国外的一流大学当作我们办学的模板，因为这就忽视了大学的民族性特征。比如说，如果要论科研成果、诺贝尔奖等“硬指标”的话，也许北大还算不上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如果看一所大学在她的民族文化以及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话，那么全世界可能没有一所大学，能像北大、复旦等国内一流大学这样，曾起到过那么重要的作用。

大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她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大学所要做的就是把思想和文化系统化、规范化，将其转变为课程，把它传授给学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所有文明、精神进行传递。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就曾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传授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培养一个人的精神却更加重要。

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曾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促进大学改变的外部力量，“遗传”则是大学对自身道德与文化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是“保守”的。这个“保守”有“坚守”之意，是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也正是大学的“保守性”，要求她在不脱离现实的同时，又与世风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远离尘嚣，保持一份宁静和清醒。这些年大学有不少失范的地方，根本原因就在于丧失了宁静与清醒，丧失了“精神围墙”。

大学要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一味保守而偏至复古固然不行，但忘记传统而完全流俗，也就是放弃了责任。只有把“坚守性”和“创造性”结合起来，方能构成“大学之魂”。

第三篇：2018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的演讲与2018大学军训发言稿

2018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的演讲

XX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演讲稿：怀疑的年代，仍需要天真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个貌似有点矛盾的问题：是不是受教育的程度越高，知识越多，反而越应该设法找回我们人类本该有的天真?

这里的“天真”所指的，恰如我们祖先在遥望着闪烁的星星，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痴迷，想去追究这个宇宙的秘密;它也指人类的天真，是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一种谦卑和敬畏。

不得不承认，其实我们已经丢失了许多人类的天真。我们一定要设法把它找回来，至少能够部分的找回来。为什么?因为人类的天真是追求真理的动力。

受了更多的教育，并不表明就应该变得似乎高深莫测，其实此刻你更应该恢复人类的天真。因为只有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去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基本道理，去探究关于自然、关于社会的造化。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说：“研究的动力必然不是来自哲学问题，而是来自事情的本身。”因此，教育所要造就的不是貌似高深莫测的人，而是有着苏格拉底般天真的人——他明明可以有活路，但是为了他心中的学问，为了人类的天真，可以去赴死。我们也要造就阿基米德般的天真，即使当士兵拿长枪对着他的时候，他仍然说，请你不要把我在地上画的圆给踩坏了。我们也需要爱因斯坦、黑格尔、老子、孔子的天真。他们的天真不是因为无知，这些人都知之甚多，不仅知道得多，而且非常通达。他们的天真当然也不是愚蠢，更不是愚昧，只不过是他们不在乎，或者不谙于世故。他们常常看起来冒着傻气，这在我们博士、硕士研究生身上也会出现，所以社会上才会说，“哦，一批傻博士”，但这恰恰是一种真诚和没有经过任何人工修饰的原始的纯真。

有时候，纯真的人在现实的社会中，看起来非常的羸弱，但他们却拥有伟大的、理性的和道德的力量。但凡大学问家，都有这样一种天真。而那些老于世故的、所谓

“成熟”的人，对那种冒着傻气的人的天真似乎都不屑一顾，这些“成熟人”看似左右逢源，但他们只会随波逐流，他们没有必要去探索任何东西。他们永远认为只要存在就一定合理，而合理的东西似乎就没有必要去追究，要做的只是去逢迎而不必去改变;一切只需要适应，而不必坚持;一切只需以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不必去顾忌道德。这种老于世故的“成熟人”，实际上失去的就是人类本来应该有的天真。

人类的天真是谦虚，也是纯真。所谓的人类天真，是对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的一种谦卑，一种谨慎，更是对人类生命的一种根本的尊重。失去了这种人类的天真，知识的积累会使人变得通达，但同时也会让某些人变得更加狂妄，貌似豪气冲天，天天叫喊着要改天换地，似乎可以无所不能，无所不为。但到头来，我们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他们只会犯下难以挽回或者根本就不可能挽回的错误，反而贻害了人类。因此，越是受过高等教育，越是掌握专门知识的人，越要具备健全的人格，越要成为一种德性的存在。为了这份责任，让我们一起找回人类的天真，因为天真才会使你像孩童般的去对未知进行追问，才会毫无顾忌地，并且不求回报地去探索自然、宇宙、社会的奥秘。

2018大学军训发言稿范文

行军者，勇谋兼备重气节;

行军者，大局为重轻私利;

行军者，为国为民竭心力;

行军者，一令如山号天下。

军旅的期限虽短，但它的意义却十分深厚。我们这些新生应该去了解、去认识这份意义，体味这份经验。

当我们踏出每一次正步，都意味着军队的服从性，当我们喊出每一次口号，都意味着集体的团结性，当我们摆出独立的每一种姿势，都意味着一种坚毅的意志。当行军者便该知道。我们这些国家的未来三合会的新人，都应该接受这英雄式的洗礼，树立我们的自信心，锻炼我们的意志。这是我们成长的机会，使我们进步的基石。

军旅一行，获益良多，终身受用。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经历的过程让我们这一群大学生有幸去体会。这一个不长也不短的军旅生活使我们对生命对集体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广大军旅，让我们当了一次英雄，当了一次让我们终身难忘的军种巾帼。

我们将要迎接最后九天的军旅生活，就在明天，我们的生命又开始了新的冲击。军训生活真的多姿多彩，除了练习

站立、敬礼、正步走、齐步走这些基本动作之外，我们也学习了格斗、急救、防空演练等实用性极强的东西，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开展了军事教程的教育，实行了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中慢慢流走，眨眼间军训的日子过了一半，平心静想，当初的艰辛已熬过，迎接我们的又是另一个崭新的明天，军训让我明白了人的毅力是强大的，只要坚持住一切困难也不再害怕。当初曾一直对军训保有恐惧心理，认为自己挺不过来，但在一次次的坚持汇总我已走过一半，而且意志力也得到了加强。无可置疑，军训时辛苦的，夏日下，皮肤被太阳晒得发痛，在一遍遍基本动作的训练中手脚都麻痹了，肌肉也酸痛，虽然辛苦，但我还是感到快乐，因为我相信这是蝴蝶破茧而出千的黑暗。军训让我得到了身体的锻炼和思想道德的加强，让我懂得了纪律的重要性。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这是一句为人熟知的歌词，我坚信军训会是我大学生活中最美的一段插曲。

每一段人生旅程的开始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序幕。

每一个热病精彩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辛酸;

每一份快乐的背后都有当初的苦涩。

军训时我人生中一个挑战，作为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应该勇敢地接受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面对未来前进路上的艰难困苦，在苦难能面前拿出披荆斩棘的勇气，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好的独立生活。

第四篇：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的讲话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在 2011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让心灵和想象力展翅飞翔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在 2011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同学们、老师们，各位家长： 上午好！我相信，诸位同学此时此刻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我体会到了这种情感。我想，其中既 有别离的伤感，也有依依不舍的眷恋，有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刻骨铭心的情感，有在默默无 闻中品尝到的甜酸苦辣，甚至有的同学可能还有几分怨恨。当然，更多的是大家对未来的憧 憬。这就是毕业典礼上所特有的、难以言表的一种滋味。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无论你们藏有 怎样的感受，激动还是怨恨，这一切都将成为复旦历史的一部分，并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记 忆当中！在此，我特别要感谢今天在场的和没有在场的家长们以及中学的老师和校长们。四年前，他们怀着对复旦大学的信任，把你们送到复旦。今天，当你们走出这所学校，对于你们的未 来充满期待的，除了他们，还有你们在大学的老师们，还有你们的母校——复旦大学。此时此刻，我不想努力地从网络上搜寻一些流行的词汇来修饰我的讲话。因为它们既不能 此时此刻，我不想努力地从网络上搜寻一些流行的词汇来修饰我的讲话。让你们对我增加一分尊敬，也不能增加一分亲切，更加不能使我变得跟你们一样的年轻。我 想，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一颗可以互相沟通的心灵。苏格拉底在雅典准备接受死刑之前，还不忘告诫人们：“有一个真理我没有时间来给你们 阐述。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没有经过反省和检查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我相信许多学生 最近都在反省自己四年的人生。我不知道是否有的同学在省察时感到自己在这四年当中虚度 了光阴。即便是有，也不用过分地伤感，哲学家卢梭曾经说过：“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 更大，教育错了的孩子比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离智慧更远。”在希腊语当中，学校就是“闲暇” 的意思。因此你只要在这四年当中体验了，也思考了，那么你的心智已经得到了自由的发展，你仍然是向着智慧的方向在努力地前进。我的期望是，但愿复旦没有因为生怕你们“虚度光 阴”而使你们被迫地“误用光阴”，而让你们远离智慧。无论你们当初进入复旦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现在更需要省察的严肃问题是：复旦在这四 年中给了你们什么！除了文凭以外，你们从复旦还得到了什么！这个问题涉及到教育的本质 问题。哲学家也是数学家的 A.N.Whitehead 说过，大意是：“抛开了教科书和听课笔记，忘记了为考试所牢记、所背的一切，剩下的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剩

下的东西才真正能够被 称为是教育的。”对于复旦，我们都认为这剩下的东西应该是一颗自由而严谨、真诚而脱俗 的心灵。复旦校友李泓冰女士曾经将其称为“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并诠释为：“所谓‘自由’，是思想与学术、甚至生活观念，能在无边的时空中恣意游走；‘无用’，则是对身边现实功利 的有意疏离。”或许，乍一看来，你们在复旦学习的东西很多都看似“无用”，但我要说，很可 能复旦给你们的这些貌似“无用”恰恰是最神圣的、最尊贵的精神价值。在本质上，“无用之用” 常常胜于“有用之用”，因为精神价值永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人的心灵的需要，它将 注入你们在座的每一位的终生。我在这里如此强调心灵，因为心灵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1818 年 10 月 22 日，黑格尔在受聘于柏林大学哲学教授职务时曾经说过：“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 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这个“家园”就是我们的 “心灵”。尽管已经过去了近两百年，但我感觉似乎他的讲话更适合于我们当今这个急速变化 的时代。我相信一颗没有精神家园的心灵，不可能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可
1

能对他人有真正的情感关切，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我们如此强调心灵，也是因为这是一所大学所能够给我们的学生最宝贵的东西。剑桥大 学教授 Alan Macfarlane 曾经这样评价剑桥：“一个地方能让心灵和想象力展翅飞翔，则必 能吸引我们。”在他看来，让心灵和想象力展翅飞翔的恰恰是八百年来无数在剑桥学习、生 活过的智慧的头脑所形成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哲学和思想、知识和经验，音乐和建筑，甚 至是故事和传奇。大学的精神是普世的，至少所有的大学之间的精神是相通的。因此，我希 望每一个复旦人都知道复旦的追求就是要使复旦成为心灵和想象力展翅飞翔的地方，我们大 家都要奉献我们的心灵和想象力！复旦的心灵在哪里？ 复旦的心灵在哪里？ 有一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中文系的朱东润老师在他的自传中回忆： 上世纪五十 年代，他给学生讲《诗经》，讲到《采薇》的时候，有个学生站起来大胆地质疑书本上的解 释，问题正中要害，这位学生就是我们章培恒先生。朱东润先生已经过世多年了，但我们依 然可以从他的著作、各种回忆文章甚至题词中，感受到他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和强烈的文化 使命感。非常遗憾，如今连他的学生章培恒先生也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我们同样可以从章培 恒先生的作品中得到启迪和滋养，从那些亲切隽

隽永的小故事中感受前辈的心灵，并由此激发 我们的想象力。在课堂上，你们聆听着复旦名师们的侃侃而谈；在图书馆，你们领略着复旦 学术大师的风采；在茶余饭后，你们谈论着复旦的轶事趣闻，谈论着陆老神仙（陆谷孙），谈论着哲学王子王德峰、丁耘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复旦心灵的所在，以及在你们身上的 进一步延续。今年也是我们谢希德老校长诞辰九十周年。谢校长虽然离开我们十多年，但是教师和学 生们一直在传颂着她对学生的关爱、她对学校的民主管理、她对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有力推动。所以在纪念谢希德校长诞辰九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我说，谢校长会永远影响复旦，因为谢校 长以她无与伦比的人格和智慧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校长才可以使一所学校品格高尚，风清 气正。作为校长，谢校长的风范将永远激励我前行，我也要让谢校长的心灵在我的身上得以 延续。今年五月校庆期间，我和学生们座谈，请总务处通报了寝室安装空调的计划。我们校领 导向同学们表示了道歉。因为我认为我们复旦人都应该坚守诚信。在对话期间，同学们对学 校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让我印象深刻。前几天，我和毕业生代表座谈，听 听毕业生给学校留下的“金点子”。我在会上说过，毕业生代表所提出的建议看似并不起眼，但实际上都触及到了大学的根本。大学的根本就是学术。在大学的运行当中，无论是物质 大学的根本就是学术。大学的根本就是学术 在大学的运行当中，还是的精神的，都应该围绕着学术开展，也就是学术优先的原则。还是的精神的，都应该围绕着学术开展，也就是学术优先的原则。所谓的学术，就是研究 和教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一所大学的根本。对大学的维护和爱惜，应该是渗透在大 学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教师在课堂上的全心投入，管理人员对学生的真心关怀，以及我们 每一位复旦学子在社会上的一言一行，都将体现我们对复旦的珍惜。因此，我非常感谢同学 们在复旦这几年为学校所作的贡献，你们用自己的心灵和想象力，认识了复旦、理解了复旦、爱上了复旦！你们在追求更加完美的自我的同时，也对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复旦充满期待。去年的毕 业典礼上，我对同学们说，希望我们复旦学子走上社会，不要做高高在上、漠不关己的批评 者，要努力做勇于担当责任、解决问题的创造者。对 2011 届的毕业生，我也怀着同样的希 望。我相信你们走上社会，一定会以自己的心灵和想象力，养护社会的心灵，使自己的生活 丰富多彩，并和以往不同。这也是复旦的心灵和

第五篇：复旦大学开学典礼杨玉良校长演讲整理稿

大学使命与当代青年责任

杨玉良校长（2009年3月31日）

一、大学的使命

1、大学的使命在于传承

大学担负着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与传承的任务，这个似乎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大学的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组织结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这样一股思潮，说大学校长不是简单的管理大学，而是要经营这所大学，注意用了“经营”这两个字，这是差别很大的。但是很快就遭到了一大批人的反对。因为你这所大学如果你去经营它的话那么就相当于你把这个大学当做一个大型的公司。如果把大学看成是一个大型的公司的话那么大学是非常的大。即使是世界五百强，也绝对办不出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这样一所规模很小但是很有名的大学。

从一个大学来说，他是一个民族性极其强的学术型机构。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民族性。因为曾经我们国内有这样一种思潮，认为我们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做我们办大学的一个参照物。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所谓的一流大学当做我们办学的模板，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忽略了大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民族性极强的大学。我记得大概十年以前，国际上一个大学排行榜把北大排在了第十七位。那是非常高的。但当时的一些教育学者包括北大一些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的教师，他们讲如果你要数一数科研成果、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等这些硬指标的话，那么北大根本算不上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是如果你要看一个大学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以及在这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全世界没有一所大学能起到像北大起到的这么重要的作用。所以包括北大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和钱理群教授他们写过文章，他们非常清楚北大为什么能排到这么高的名次，原因就在于在一个如此巨大的民族崛起过程中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大学还承担着培养人才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的大学所要做的工作一个就是要把思想、文化系统化，这是大学的教授在做的事情，规范化并且把它传授给学生。因为思想文化需要人对它进行总结规范化，这样就可以变成课程进行传承。这样就是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文明、精神进行传递，这个传递是学者们先进行研究然后才能传递的。在大学里面，老师和学生共享着人类的知识，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吸收着人类最广泛的资源，用人类文化和一切人类知识财富来充实我们大学生的头脑。他们不仅学了专业知识，比如说医学的、化学的、物理的等等，更应该为其一生的精神成长打下基础。

同时，大学培养的学生继承着将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和发扬的任务。任何专业，请大家注意这不仅仅指的是人文社会学科，实际上包括自然学科医学在内都要起到这个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复旦在前些年开始了通识教育。虽然它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大学尤其像复旦这样的一所大学，培养一个人的精神观念那将是我们大学的最最重要的任务，而传授专业知识固然也重要，但是首先应该是把学生培养成有德性的人。

英国著名教育家Eric Ashby经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实际上，环境是外部力量来促成大学的改变，所谓的遗传是整个大学在坚守和传承道德。所以它处在这样一个平衡的状态下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更重要的作用是传递积淀和创造人类文明。所谓传递与积淀人类文明，你得保护她。

保守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在这里的话保守就是坚守的概念，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大学的这个保守的文化品格使得大学非常的稳定而且非常有力量，是世界上所有机构中最稳定的。这种稳定来自于大学的自信，自己所采取的镇定自若的态度，也源于大学本身自己的自尊和自贵。

当然，大学也不能脱离现实。我说过，它另外一头的力量实际上就来源于整个环境对它施加的外力，促使它变化。但是从保守性来说的话，大学尽管不能脱离现实，但我们又必须要和世风和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经常讲大学要远离尘嚣，所以她与社会要有相当的介入和接近，但是不能完全混为一谈。前些年有些说法，要把大学的围墙拆掉。如果它只是物理的围墙，我觉得应该拆掉，但是大学的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这一拆以后，大学存在的价值就没了。这样保持大学的宁静和保持大学的清醒，大学不仅不可以随波逐流，更不能对世风恶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不良现象，如果你来衡量一下的话，这些年的大学，有不少有失规范的地方，国外的大学也有，国内的大学也有。大学应该是社会的一记清新剂、社会的中流砥柱，尤其在民族危难的时候和社会有失规范的时候，大学对精神的坚守显得极其重要。所以大学也只有在稳定宁静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排除各种纷繁和躁动的社会干扰，潜心钻研学问，而学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才能够一心向学，否则所受的干扰就太大。我刚才主要讲大学的保守性的一面，有些人说是引领社会，如果我们保守一点地说，我们不是去引领社会，但是我们要跟社会上的世风恶俗保持相当的距离，这样才能使大学保持清醒，这是它保守性的一面。

2、大学的使命在于创造

大学同时也具有它创造性的一面，大学还必须进行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创造，对已有的社会发展形态、文化和知识体系以及人类本身要不时地做出各种各样的深刻的反省，这是大学应该做的，所以她在跟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的情况下，然后对社会、人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来对它进行反省。

人类的社会永远不是完美的，所以总应该有一批人，在非常认真地反省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现在文化当中的糟粕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做的话，就丧失了大学应该担负的文化建设的责任。反省实际上一方面是批判，一方面是创造。大学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说当今的金融风暴和社会的道德问题等等。这是现实，我们要进行讨论，要进行反省，而且大学要为这个讨论提供思想的武器，它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谈，发发牢骚，这是大学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候最最重要的方面。但是将来我们也不排除有一些大学教授，他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比如说他在课堂上可以煽动学生的情绪，但是他没有为他所批判的问题提供思想和理论的武器，那么这样的教授是不合格的，因为他不是一个节目主持人，他不应该如此的煽情，他应该为学生提供分析这些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武器。在当今中国，我们要对未来的中国和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给出我们的回答，就如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中提到的“大学要仰望星空”。这些问题看来好像跟当今的问题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它可能是非常纯的理论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恰恰是为民族、国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创造了新的精神资源、新的思维方法，丰富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大学具有极其革命性的一面，或者说创造性的一面。

大学在一个保守和革命、坚守学术和创造之间维持着一个张力，而这种张力是必要的，如果大学完全偏到复古，大学也丧失了你的责任；如果大学忘记了传统，如果想完全流俗，那么也是丧失了大学的责任。实际上，好多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都认为，大学的这种坚守性，或者说保守性，以及她的革命性，或者说创造性，实际上构成了大学之魂，大学的魂就在这里。

3、大学的使命在于服务

除了这两个功能之外，大学还有第三个功能，第三个功能实际上是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是一个新增加的功能，如果你去念纽曼（Newman）的书《大学之理念》，他这个书里不会明确地提到我下面要提的，就是大学必须服务于国家与社会。我们并不认同大学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功能划分，因为教学不等于培养人，教学和教育不是同一回事，科研也不等于培养人，因为科研必须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你才能真正地培养人，所以我更情愿用我前面的说法，就是大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大学对新的文化的创造，以及大学对社会的服务，这三大功能来看大学的真正的使命和功能。

说到大学的历史，为什么会把服务国家和社会这一点加上去呢？实际上这个特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有点像我们先秦战国时期一样，所以孔夫子当时就要教育，说礼崩乐坏，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人类心灵当中邪恶的一面得到了巨大的爆发。在那个时候，全世界为了反对法西斯，所以在很多国家尤其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他们也要服务国家和社会，所以政府给了这些大学很多资源的投入，希望他们为这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在这场世界性的竞争当中崛起的，因为他们发明了雷达，使得德国人的飞机还没有飞到伦敦上空的时候，就可以检测出来。所以自从政府介入到大学以后，大学就带有更多的国家意识。到了六、七十年代以后，大学又扩展它另外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跟工业界、实业界的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大学里头一下子建设了两三百个和工业界联合建立的工业实验室，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对科技知识以及各种其他的知识，它能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有着充分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所以大学就扩展了这一方面的功能。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大学马上就开始反省，他们认为在这一头走地太远了。

所以加州大学的原来的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在《大学之功用》这本书当中就认为：“今日之大学主要的功能不止于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事实上，大学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服务的关系。所以他认为大学就是服务社会的。但是总是希望及时地就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为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以各种方式对自身进行功能调整。

而我要说，有些调整是应该的，而有些调整是有问题的，大学服务社会的任务也应该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前社会发展当中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教育、卫生、国际关系等等诸多问题，实际上都需要依靠综合的、并且非常深奥的知识来予以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事实上，要完成这个任务，只有大学，因为只有大学有那么综合的知识和一批学者在里边研究非常深奥的问题。其次随着社会、国家和国际上各种竞争局面日益加剧，所以知识和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所以作为知识的积淀、生产、传播者和人才培养的机构，大学必须为一个国家、民族乃至社会提供知识和人才的服务，大学也将为此为自己谋得一个更加合适的发展环境，因为一所大学你要获得政府的支持、获得社会的支持、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与政府、工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结合十分紧密，大学成为整个社会知识工业的中枢，所以有些大学有些自大，他们说，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也不是一个万能者，她不可能承担社会上所有的责任，正因为大学把自己挪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认为大学就是社会的中枢，所以大学就会遭受到社会各方面对她的诟病，任何事情都说你大学出了问题。就像我们国内近些年来关于大学的讨论，关于教育的讨论，实际上就带有很强的这种倾向，当你把大学或者把教育强调地过头的时候，社会上就会用这个过头的要求来衡量大学或者整个的教育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认为自己的大学已经堕落成为“服务站”，不是说为社会服务是错误的，但是它自己堕落成为服务站，人们怎么样来评价“服务站”呢？他们说，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需要什么，大学也就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你大学也就给什么。这样的话，大学就渐渐地过重地社会化、政治化、市场化，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清醒的距离就丧失了，我前边说的大学保守的一面就丧失了，这样必定导致学术精神或者我们说“象牙塔”精神的丧失，所以有好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大学从办起来以后，就从来没有出现象牙塔精神，如果确实这个情况的话，那中国的大学对学术精神的坚守可能比美国欧洲的大学更加重要一点。

为什么“服务站”这个想法会使得美国的大学沿着这条路走得很远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服务站”能够为大学带来财富和各方面的知识。实际上大学的这个做法是有点媚俗的。所以，这种服务站理念它所带来的祸害，我们不能忽视；也就是它对学术精神和道德的削减。大学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媚俗、媚众，也就是媚大众，或者媚上的这种陋习，这就使得大学本身独立的精神有所丧失。因此，这样的大学就受到了很多学者，乃至大众的诟病。当时，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Hutchins）在上世纪70年代时，对大学“服务站”的做法提出了非常严肃的批评。

因此，为了维持大学的精神品格，需要保持大学本身应该有的稳定性和宁静性。我们不能老是说改革，改革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实际上改革本身是没有方向性的，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所谓改革你改回去也叫改革，往前改一个新的也叫改革。但是如果说你把改革完全认作是一项全新的东西的话，那么我想说的是，可能当今对大学来讲，改革固然重要，但是或许更重要的是对一些大学精神的回归。

二、大学生的责任

1、大学生的第一责任就是学习

1912年，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在严复辞职以后代理北大校长，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诸君皆系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严明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诸君在此校肄业，需尊重道德，专心学业。”这段话要我们不辜负“大学生”三个字。你要尊重道德，不辜负学业。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变，这是我们所需要坚守的。

1919年，英国的教育家Whitehead,他又是个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西方哲学史》的作者罗素（Russell）就是他的学生。他1919年说过一句话：“归根结底，作为学生，你们必须要把学习当作一种享受、一种乐趣”。我刚提到的香港大学的前校长金耀基在一篇题为《大学之功能与大学生的责任》当中也提到，“当一个青年进入到大学以后，他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即他应该以充实的学问为责任，他应该沉浸在理性的精神当中，于图书馆、实验室、教室里与教师一起，在知识的大洋中做创造性的航程。”所以学习是学生一进入大学的职责。

最近我收到一份调查报告，说我们有些学生进入复旦以后找不到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导致学习成绩出现不及格。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学习的动力哪里来，只要问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学，为何来到复旦，就马上能找到答案。我想可能是因为有些学生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大学的生活方式和大学的学习方式，因为和你们在高中学习的有巨大的差别。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每个学生都要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来到复旦上大学，你为了考大学一路过关斩将进入了复旦大学，所以我希望大家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尽管可能每个人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五花八门的，但是你归一下类的话，没多少大的差别。有些学生为了毕业以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比如说他不喜欢体力劳动，要找一份白领的工作，所以他要上好的大学，因为会比较容易找到这样的工作，尤其在现在就业问题似乎有点严峻的前提下。有些人会毫不忌讳地回答，我为了毕业以后能够赚大钱，这个在国内外都一样；也有一些纯粹是为了取悦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也就是让父母亲和亲戚朋友觉得很荣耀，自己的孩子考取了复旦、北大、清华；也有不少学生对他所选择的学问有非常大的兴趣，或者说有着更大的报负，他意识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性，他意识到这个国家民族依然有很大的危机在，他想对此负担责任，所以他来复旦学习。当然这个几种答案不是说每个人只有一种，而可能是几种交织在一起，但是看哪些东西是占了主导地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比较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李登辉先生对于为了前面的那些目标而来求学的不是很赞成。我想即使在现在，我们复旦的历任校长，也不会对因前面的那几种理由来上复旦大学的学生投以非常赞成的眼光。事实上在国外也是，德国的大学是非常鄙夷那些为了谋生而求学，因为你去掉了为了谋生而求学这个纯粹的目标的话，那么你的学习就有了一定的高尚性，你对学问就有一种尊崇的概念。

2、大学生应保持一种理想主义 一般来讲，年青人是很有理想主义的。一个人年龄大了就会老于世故，所谓老于世故就是缺掉了理想主义的成分。我认为理想主义不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些年在我们国家带有一定的贬义，人们认为它和“不食人间烟火”似乎是一个同义词，这是错误的。

如果你有那个理想主义的情怀，那么你就应该认真学习，并设法让这个有缺点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人类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如果大家认真思索一下，我们整个人类所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比如现在世界上所存有的原子弹的量，如果爆炸的话可以把地球毁灭掉几十次，人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我们也应该认真地保护理想主义，为理想主义而学习，而复旦大学也会为这样的学生提供精神家园。你们同学间去接触不同高校的学生，会感到有一些差别，这就是因为大学的文化氛围。复旦的学生包括教师们，包括校领导，和其他周边高校相比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包括我自己在内。

理想主义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复旦大学校友王沪宁教授，他有一段话非常有道理，他说，复旦大学的氛围让我立刻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魅力，是复旦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对于人的人品和情操，理想主义也是好的磨石，越是敢于在这块磨石上磨砺的人，也就越会在生命中放出异彩，因此王沪宁教授提出“我们应该时时审问，我还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吗？”我觉得不仅是年轻人，包括我们年龄大的人，都需要审问自己这个问题。

1960年，有学者对哈佛大学1520名学生做了学习的动机的调查，就一个题目：你到哈佛商学院上学就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理想？结果有1245个人选择了为了赚钱，占到了81.9%，有275人他们选择了为了理想而到哈佛上学。有意思的是，20年之后，人们对于这1520名学生做了跟踪，让人大吃一惊，1520名学生有101名，成了百万富翁，而其中100名当时他选择的是“为了理想”。

为什么是这样？我想是因为如果没有理想，你就会感到学习的苦。理想主义是深藏人心灵深处的精神源泉。因为理想主义，在世俗干扰他的时候，他就能够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滋养生息，重新出发，有理想主义的人是一棍子打不倒，因为他有信仰。所以历来理想主义者面对挫折面对死亡，他都可以坦然处之，他相信信仰，所以才能克服困难。作为学生，有了理想，就会懂得怎样学习，为了什么学习。必须懂得尽管上各种课，但是最为重要的是自己教导自己。台湾有位学者叫吴咏慧，他早年留学哈佛，写了一本书叫做《哈佛琐记》，人们认为这本书写得非常生动，而且深有体会。这本书栩栩如生地体现了哈佛那些人文学者的素养、做学问的方法和态度。这本书里叙述了一个名叫John Rose的教授在哈佛讲课的情景。Rose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正义论》被公认为西方政治哲学、法学、道德哲学领域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和一些著作等身的学者不同，他只有《正义论》这一本著作。这本书是1971年出版的，全世界单单是研究它的论著就超过了5000多部，所以这本书显然是很有影响力的。在《哈佛琐记》里头，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Rose结束了一个学期的授课的时候，教室里的所有学生立即自发地起立鼓掌。Rose走出教室以后许久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没有停下来。”作者忍不住悄悄问坐在身边的同学：“你们鼓掌要鼓到什么时候为止？”这个同学回答道：“让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能听到为止。”这个故事说明了两点：第一，这个教授很有学养，学问过人，我相信他也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但是另一面，我们不能忽视，我们要问问自己，还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恐怕这也是一个试金石。当你面对一个品学兼优的学者，在他讲课结束后，你会不会站起来鼓掌？而且是发自内心的鼓掌？这就代表在学生当中，有没有这样一种对学术尊崇的理念。如果你一心想着赚钱的话，我相信Rose的课不会交你如何赚钱，你也不会去鼓掌，因为他是讲哲学课的。

Whitehead对学生说过，你们不是一块让聪明的老师们随心所欲的捏成文化人的胶泥。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是独身子女者，父母对你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父母们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期望都加在了你们身上，不像我们这一代，父母对我们没什么期望。因为你们的父母绝大多数都是在文革中丧失了受教育机会的一代，所以他们把受教育看得极其重要。因此他们对你们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这有好的一面，但是我想我们的学生应该清楚，你们也不是被父母随心所欲塑造成某个人的胶泥，因为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在自己教育自己。

对于那些值得做的事情和值得想的事情，同学们还是要做到：一是要培养一种兴趣；二是要把这个看成一种享受。其实我们科学家在追求某个科学答案的时候，在别人看来是很苦的事情，但作为探求它的科学家，他没有感到辛苦，他觉得很有乐趣。所以对于任何一件事情，取决于你们怎么看它。再次引用Whitehead的话，你们不可能对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发生兴趣，除非你们树立了崇高的理想，也就是说，渴望改变人类社会，乐于造福祖国人民，勇于赢得困难前进。

3、大学生要承担各种社会责任

大学主要是栽培普遍的理性和理想，平等、公正、和平等等，正因为这样，所以学生要去参加很多社会志愿者的活动。耶鲁大学也极其重视这一点，把他的学生派到社区去做义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的一部分。但是，大学的公平、公正、正义的理念，对纯洁而有朝气的大学生有启发和激励的作用，但是也有另外的一面，如果到现实中去，就会感觉到，现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当现实和你的理想产生差距的时候的话，学生的素养在这个时候又是一个试金石，你就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个时候，绝大部分的大学生都会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的事件的话，就会难以容忍，慷慨激昂，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正义一面，大学生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一般来说不会采取妥协的态度，因为他们比社会上的一般人更有的理想和道德精神的色彩，而且这种状态是世界级的。

我们的革命前辈李大钊先生故居有他亲笔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所以这明显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当国家民族出现危难的时候，大学生总是冲在前头唤起民众。复旦的学生也是有此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五四运动”是北大发轫的，而“五四运动”在上海、甚至于讲南方的策源地和组织者是复旦大学，当时的复旦被视为新思想和新思潮的摇篮。大学坚守的力量和创造的力量是非常的清晰。

在日本侵华时，复旦的学生是组建了学生义勇军，组建了学生请愿团去南京请愿，逼着蒋介石当着我们复旦大学的学生代表，当面签字“保证抗日”，所以说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在民族国家为难的时候，这个时候份额民族责任感是非常强烈的。李登辉老校长在当时提出了复旦的精神：牺牲、团结和服务。我有时候把这个称之为“S of 3S”，因为精神就是spirit，牺牲、团结和服务分别是sacrifice、solidarity和service。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我反复强调这是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期，大学生的责任实际上已经转换成国民的责任，是一个有着一定的知识、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国民责任。这套方式在非国难时期，我们的学生是不能用的。我认为是无为的，没有什么作用，没什么意思。

国家永远不是完美的，如果这时采取了激烈行动走向社会，实际上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达不到的，结果就会出现向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况。包括法国在内一些大学生的**，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辱没了大学的理性和尊严。如果像文化大革命这样，我们就走到了大学该做的事情的反面。所以要保持理性。

很多假革命中，大学生沦为了祭品。如果不是非常时期，而社会必须要大学生去鸣不平，这是对社会一种极大的讽刺，因为正常的社会应该有种调节的功能，用不到大学生采取激烈的行动。这也是学生的大不幸。服务社会是学生的功课之一，但是不是刚才的那种方式，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先生有过评价，如果让学生这样参与社会的话，那就是让学生莫名的承担了无限责任。

“五四时期”的蔡元培先生鼓动学生游行，因为要阻止巴黎和约的签订，导致了大量学生被捕，但是这些学生被营救出来以后，他说“你们一定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因为学习是学生的天职，以研究为第一责任，使大学成为文化中心，所以在大学当中学生应该不断吸收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再对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要离开教室、离开图书馆、离开实验室的直接参与的话，这并不是社会对你的期待。这也是有识之士最近所呼吁的，要给大学一张安静的书桌，因为大学已经不够安静，我认为大学生责任在此。

最后我简要地讲一下大学对大学生为什么如此重视？而且大学生比研究生更重要。哈佛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说过，哈佛之所以成为哈佛，全在于哈佛的学术；你们这些出类拔萃的学生聚集于此，这才成就了哈佛。一所大学的影响力就来自于学生的影响力，因为绝大部分学生都要离开学校，留下的只是一下部分。耶鲁大学校长在新生的欢迎会上说过“耶鲁是什么，你们在座的就是耶鲁”。

大学生的存在在一所大学保守还是改革张力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Donald Kennedy在担任校长期间，每年就要给几个新生作指导。他发现这项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回报，事实上，它有时是无可估价的观察方式，因为他找到了一个窗口，可以从学生的视角来观察这所学校。通过学生的眼光来发现大学里到底什么是管用的，什么是不管用的。这是他当了大学校长之后后来的感受。而最终要的收获在于，通过对这些聪明而又充满精力的年轻人发展私人交往关系，他们总是提醒我，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事实上大学真正的存在就是为了你们本科生而存在的。

所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前校长Stern Kimpton说过：“我非常愿意告诉大家，我认为你们是这所大学里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你们也是最有趣的部分。他说你们很重要，因为帮助你们培养自我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你们有趣，因为你们聪明伶俐，但是尽管有个别迹象表明你们并非那么样的聪明伶俐，你们有时很幼稚。”

我觉得这很实在。因为如果跟一个大学校长来比的话，可能你们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幼稚，但是正因为这些幼稚，才能成为大学发展的主动性的，非保守性的一面。所以学校和老师就是要帮助你们克服这些幼稚里面不良的部分。要培养你们好的德行，树立远大的理想，为人类的进步，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而培养你们。

说句实话，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教师也能抱着这样的情怀来培养我们的学生。所以，最后我借用一句复旦人常说的话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今天我们以复旦为自豪，明天复旦以我们为骄傲”。我相信复旦的每一位有理想的学生，你们将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所以复旦大学一定会以你们的明天而感到骄傲。

（标题为编者所加，文字略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