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司诉讼疑难调研报告
公司法修订以来公司诉讼案件审判实践中
疑难问题的调研报告
2013-04-01 作者：杨靖 魏玮 裴悦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对自2006年至2010年受理的公司诉讼案件进行了逐案复查，对新公司法颁布以来公司诉讼案件变化及特点进行分析，重点研究了目前审判实践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并从积极应对的角度，提出相应对策，最终形成本调研报告，以期提高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专业化水平。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第十八次全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该法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订是对公司法的全面修订，几乎所有条文都有修改。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2006年4月28日、2008年5月12日、2011年1月27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二)、(三)(以下分别简称“司法解释(一)、(二)、(三)”)，明确了具体适用新公司法的相关问题。
公司诉讼案件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司组织和行为的规范性，它与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法制水平、信用体系密切相关。新公司法的颁布，极大地增强了公司法律关系的可诉性，更加畅通了公司法律关系当事人以诉讼手段救济权利的渠道，由此带来公司类纠纷不断增多，同时呈现出诉因繁杂、主体多元、涉及利益关系交错重叠、适用法律难度加大等特点。为进一步规范、统一裁判尺度，及时适应法律规则的变化，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对自2006年至2010年受理的公司诉讼案件进行了逐案复查，对新公司法颁布以来公司诉讼案件变化及特点进行分析，重点研究了目前审判实践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并从积极应对的角度，提出相应对策，最终形成本调研报告，以期提高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专业化水平。
一、新公司法背景下公司诉讼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海淀区法院受理的公司诉讼案件在北京市基层法院中数量较多，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频现，这对于公司诉讼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对海淀区法院近5年的公司诉讼案件进行整理，可以看到新公司法颁布以来公司诉讼案件呈现的一些明显的特点。
(一)公司诉讼案件数量受公司法修订影响明显
公司诉讼的数量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同时受到立法活动的直接影响。在海淀区，2000年开始出现公司纠纷，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地发展，2003年公司纠纷上升至百件以上，这种迅速上升趋势一直持续到2005年。新公司法颁布后的第1年，其对公司组织行为的指导功能和对公司内部纠纷的防范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公司诉讼案件在2006年有较明显的下降，降幅达44.8％。此后，因新公司法由修订以前的限制、管理、约束为主，逐步转向为保障股东、公司本身、债权人的利益服务，减少了行政管理性规定及强制性规定，让公司在较宽松的环境下自由发展，同时为公司在自由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救济途径，由此，大量新类型公司纠纷在此背景下出现，公司案件总体上再次呈现上升状态。
(二)案件类型明显增加
修订后的公司法在明确股东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三大权利的同时，更直接规定了股东为维护自身权益可提起的6种诉讼：针对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撤销权诉讼(第22条)、针对公司经营管理事项的知情权诉讼(第34条)、针对公司拒不分配利润等情况下的股权回购诉讼(第75条)、针对公司高管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股东代表诉讼(第152条)、针对公司高管损害股东利益时的直接诉讼(第153条)、针对公司经营管理困难最终无法解决时的公司解散诉讼(第183条)。这些可诉性的明文规定，不仅带来了公司诉讼案件收案数量的增长，也带来案件类型的变化，大量新类型案件随之出现，如关于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及决议效力的认定，小股东权益保护，公司法人组织消灭诉讼等，但总体来说，传统的股权转让纠纷仍然在公司诉讼案件中占最大比例。在2006至2010年5年间，由股权转让引发的纠纷约占公司诉讼案件总量的三分之一。由于公司法律关系的结构错综复杂，加之新类型案件增多，审判经验尚需积累，所以许多案件在审理时难度较大。
(三)公司诉讼在保护股东权利方面的趋向更加明显
从各主要类型案件的变化情况看，股东权利的自我保护是案件基本增长点。如，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出资差额的填补责任，所以股东之间追究出资不到位违约责任的案件明显增多，这对于实现法人财产权和保护债权人利益已经产生出良好的效果。另外，新公司法大幅下调了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允许对注册资本实行分期缴付，扩大了股东出资的财产的范围，改变了不同财产形式比例的规定，这些改变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也增加了因出资而产生纠纷的案件。再如解散纠纷、清算纠纷、知情权纠纷、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这些诉讼因为有了新公司法明确的请求权基础，案件数量得以迅速增长。很多“挂名”的股东认识到，只有正确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才是“避免麻烦”的有效途径。同时，办理公司案件的法官们普遍感受到，即便是传统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风险分配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加。笔者在对近5年公司案件中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进行统计后发现，虽然纠纷原因的构成没有大的变化，但同样是因合同效力提起的诉讼，主张合同无效的案件在减少，以股权转让中存在欺诈而要求撤销的案件在增多；同样是因股权转让合同违约提起的诉讼，主张继续履行交付义务的案件在减少，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要求解除合同的案件在增多。发生公司纠纷的机率并没有因为人们对公司法认识的加深而降低，股东为了维护自身权利，反而在更高的水平上开始了新一轮的纷争。
(四)涉案利益主体多元化、法律关系交错重叠
现代公司是多元利益的集合体，公司诉讼案件往往包含多个法律关系，既有公司内部的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公司、公司与高管人员之间的关系，又有公司外部债权人与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既涉及当事人承担责任的实体问题，又涉及认定公司决策程序是否合法的程序问题，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同一诉讼中往往存在多个利益主体权利义务的交叉。此时，引发公司诉讼的原因就相对复杂，公司内部如股东之间关系破裂丧失合作基础请求解散公司、股权转让人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致使股东诉至法院等，公司外部如债权人要求清算组成员承担清算责任等。新公司法实施以来，以董事(董事会)、监事(监事会)等诉讼主体起诉或应诉的案件纷至沓来，与以往公司案件纠纷主要发生于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公司之间有很大不同。而且，实践中当事人一方人数往往在2人以上，并提出多个诉讼请求，既有确认之诉，又有给付和变更之诉。例如，在一起案件中，原告请求查阅公司账簿，并分配利润；被告则反诉请求确认原告不具有股东资格，多个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又如，在公司决议撤销或确认效力之诉中，当事人往往是公司的数个股东。
(五)案件事实认定难、调解难度大，判决比例较高
正是由于公司诉讼案件法律关系复杂，涉及的利益主体众多，导致法院认定事实难度加大。以股权转让纠纷为例，许多公司未按法律规定办理相关手续，采用挂名股东、隐名股东形式，致使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与工商登记上记载的股东名称不相同，导致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冲突甚至截然相反；还有大量的股权转让合同订立不规范或采用阴阳合同，使双方就股权转让的对价引发争执，致使证据审核认定困难。正是双方甚至多方的利益冲突和对立，导致当事人之间很难形成一致的和解意见。而且，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比较激烈，往往涉及公司存亡、股东资金的进退、公司经营控制权等重大经济利益，使得公司诉讼案件难以调解处理。新公司法施行5年来，该类案件的调撤率约为40％，明显低于同期商事案件60％以上的调撤率。
(六)连环诉讼较多，串案现象突出
此种情况多涉及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封闭性和资合兼人合的法律特征，公司的设立、经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来维持。但在社会诚信普遍缺失的大环境下，此种相互信任变得十分脆弱而极易发生危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异化、股东之间的排挤和压榨使得股东之间的信任不复存在，股东间一旦发生矛盾，往往从知情权纠纷开始，到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董事、监事、高管损害公司利益纠纷，若股东之间已合作不能，公司已无法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股东提起解散之诉，在公司司法解散以后，往往无法自行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又会申请法院对公司进行强制清算，这就在相同的当事人之间形成一连串相互关联的诉讼。
在对公司案件的梳理归类中，发现存在上述情形的案件不在少数，5年来，相同当事人或同一公司与不同股东之间存在两个以上诉讼的案件达415件，占结案总数的41％。同时，由于一些公司案件具有共同的性质，一个股东提起的诉讼，往往还有同等条件下其他的潜在当事人，当一个股东胜诉后，有相同条件的股东可能又会提起相似情形的诉讼。另外，由于工商登记部门采取形式审查主义，致使在登记文件中假冒股东签名问题突出。由于工商备案登记的数份文件(包括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中存在假冒股东签名，致使被仿冒签名的股东出于不同的诉讼目的就这些文件逐一提起确认无效的诉讼；还有因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不明而引发的初始诉讼，都使得诉讼中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股东间的个人矛盾演化为一系列的非理性连环诉讼。
二、新公司法背景下公司诉讼案件疑难问题研讨
公司诉讼案件类型繁多，且审理难度普遍较大，实践中的争议问题大量存在，我们针对此次调研的1011件案件中所反映出的几类较为突出和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及思路，希望在审判实践中，对正确理解、适用新公司法，统一执法理念和裁判尺度有所裨益。
(一)公司瑕疵出资问题
1．瑕疵出资股东表决权行使能否受到限制，依据司法解释(三)，受限权利不包括表决权，主要系股东的自益权，但如果瑕疵出资股东持股比例高，表决权不受限是否符合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是否利于公司稳定经营?
股东表决权的行使虽然体现各个股东的利益和要求，但由于公司的意思表示是由多个股东表决权的行使汇集而成，表决权的行使又必然介入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故股东表决权应属共益权性质，这也意味着该种权利不仅表现为股东对公司经营决策的参与，而且集中体现为股东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的有机结合。我国和世界各国公司法均规定，股东表决权贯彻“同股同权”、“一股一权”的原则，公司股东享有表决权的大小与其持有股份的多少或者持股比例大小成正比。所谓同股同权，按照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基本原则理解，股东在表决权的行使方面应居于同等的法律地位，但出资瑕疵之股东与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之股东在法律地位上显属不同。原因在于，出资瑕疵之股东对公司尚负有补足出资的法定责任，在补足出资之前，其行为明显构成对公司利益的不当损害，亦构成对其他诚实股东的违约行为。在出资瑕疵之股东的上述违法状态得以修正之前，如允许其自由行使表决权，不啻于变相增加公司经营风险，亦有违对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因此，我们建议，对于出资瑕疵的股东，其表决权的行使亦应受到相应限制，而这种对表决权的限制可以追溯于股东实施瑕疵出资行为之时。诚如有学者所言：“就管理权和分配权而言，股东只能就其出资部分主张权利，对其未出资的部分，即使追补了出资，也只能对此后的公司管理和公司盈余主张权利”。
2．未出资的股东或由未出资股东控制的公司能否向其他未出资股东主张追缴出资?
股东取得股东资格、行使股东权利的对价是按时足额履行对公司的出资义务。股东未出资的或者出资瑕疵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该股东补足出资。未出资股东或瑕疵出资股东对公司的资本充实责任为法定的特别民事责任。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无论个别股东未履行抑或全体股东均未履行，均构成对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违反，导致公司资本制度无法发挥其正常功能。因此，我们认为，出于维护公司外部交易安全和债权人利益的考虑，股东不得以其他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作为其自身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抗辩理由。否则，公司股东均有可能以此作为放任其不履行出资义务的借口，甚至出现股东均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僵局。因此，未出资的股东或由未出资股东控制的公司均可向其他木出资股东主张追缴出资，但为避免控制公司的未出资股东滥用其控制地位，保证公司资本的充实，我们建议，可在上述股东或者公司向其他未出资股东追缴出资的诉讼中，释明被迫缴出资股东向本诉中的未出资股东提起反诉，要求该股东一并履行对公司的出资义务。同时，可以考虑将公司同时列为该案的诉讼第三人，作为双方当事人履行出资义务的对象。
(二)股权确认纠纷问题
隐名出资人虽未经公司过半数其他股东同意显名，但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代持股协议关系终止，隐名出资人的法律地位应该如何认定?
根据司法解释(三)的相关条文，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上述司法解释中同时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股权本身兼具财产权性质和人身权性质，且该两方面性质的同时存在是股权的经济和法律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基础。然而，上述两项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股权的上述两方面性质在名义股东和实际出资人之间分裂存在，即一方面名义股东无法通过股权的行使获取实际收益，另一方面实际出资人又无法就其投资收益形成合理的控制和预期。在双方之间股权代持协议关系终止的场合，这种矛盾现象的后果尤为突出。至于股权代持协议关系的终止，可能系因为协议有效期限届满且双方无法续约，也可能因为名义 股东违反约定不履行对实际出资人的配合义务导致委托关系解除，甚至有可能是名义股东丧失行为能力或者民事主体资格的消灭等原因。无论导致股权代持协议关系终止的具体原因为何，其后果均系实际投资人无法有效通过名义股东间接实现投资权益。此种情况下，若不为实际投资人设臵相应救济渠道，则不仅有损公司治理结构的完整性，也会限制甚至剥夺实际投资人对其投资权益的基本支配权。
针对上述情形，我们认为，实际投资人虽无法直接通过显名方式实现股权之人身权性质与财产权性质的回归统一，但公司法明确允许公司外部人员通过股权转让渠道：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据此，在股权代持协议关系终止的场合，可以考虑参照股权转让模式，使实际出资人以股权受让人身份进入公司，只不过此种股权转让具有拟制性而非完全遵循意思自治原则。至于具体的操作方式，可以考虑通过法院调解促成名义股东自愿与实际投资人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或者由名义股东向实际投资人支付合理对价后，实际投资人向名义股东转让其相应权益。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场合，其他股东可以主张行使该项权利阻止实际出资人进入公司，但亦须向实际出资人支付合理对价。照此模式操作的结果，实际出资人未必能实际成为显名股东，但终归解决了股权二重性质的分裂现象，避免出现公司治理结构的缺失或者显名股东的道德风险，也不背离对公司其他股东合理信赖利益的保护目的。同时，实际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亦由此获得必要的基本保障。
(三)股东知情权诉讼问题
股东知情权诉讼过程中，在原告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公司办理了工商注销手续，此种情况下原告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一种观点认为，按照会计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注销后，股东对公司存续期间的会计账册、原始记账凭证等财务会计凭证在法定期限内仍有保存义务。实践中，股东知情权诉讼经常作为股东继续提起关联诉讼所作的前期准备而出现。如股东通过诉讼程序行使其知情权失败，则将直接导致其在关联诉讼中将面临包括无法明确诉讼请求、无法计算损失数额以及举证不能等在内的诉讼困境。基于此，公司注销登记并不必然影响股东在公司存续期间所享有的权利主张，允许股东在公司注销后继续主张其知情权仍具有实际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股东知情权又与股东身份直接相关。公司办理工商注销手续后，一方面，公司的独立法人格不再存续，而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又与公司的独立法人格直接相关。公司因注销工商登记而丧失独立法人格后，其诉讼主体资格亦发生消灭。另一方面，公司注销登记也会导致原有股东身份的消灭，故股东继续主张其享有知情权将缺乏事实依据。对此，我们认为，股东知情权是公司股东了解公司经营状况的权利，但因公司已经注销，故继续进行该诉讼的事实基础已经丧失。公司注销后，对原公司财务会计账簿及会计凭证的保管系清算组成员的责任，如遗失造成损失，是清算组成员未履行其法定责任的问题，股东可以据此向清算组成员提起损失赔偿之诉。
(四)股权转让纠纷问题
1．股权转让协议中未明确约定转让对价，且双方当事人亦无法就此达成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如何?能否实际履行?
实践中，对于该问题的处理意见并不统一。有的观点认为，股权转让对价应系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该项条款缺失意味着股权转让协议未能成立。也有观点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虽未约定转让对价，但转让股东在目标公司的出资情况是确定的，故可以按照该出资情况来确定转让对价。还有观点认为，可以按照对所转让股权的价值进行评估的结果来确定股权转让对价。问题在于，在受让方已按照股权转让合同实际取得约定股权，并实际参与目标公司经营的情况下，若认定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成立，显然与目标公司股权变动的实际情况相冲突，既不利于目标公司经营管理秩序的稳定，亦增加了公司的外部交易风险。上述不同意见的存在，导致不同法院对相同或类似情况案件处理结果迥异，并没有对现有股权转让交易秩序发挥积极的指引和规范作用。我们认为，对于第一种观点，在受让方依约取得股权的情况下，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得以实际履行。同时，根据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因此，股权转让价格并不是上述协议成立的必备条款。据此，如果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则该认定结论在合理性与合法性方面均有缺陷。对于第二种观点，因股权系特定公司资产价值的动态载体，股权价值与特定公司资产价值直接相关，但股东出资情况与公司资产价值之间则并无必然联系。由此可见，若按照股东出资情况确定股权价值，明显违背交易常理。相对于上述两种观点，我们认为，按照股权价值的实际评估结果确定股权转让对价更具有其合理性。至于股权价值的评估范围，则应以截止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的公司实际资产状况为事实基础。
2．股东所持公司股权被冒名转让后，该股权又被再次进行转让，至股东提起诉讼时，该股权已归于善意第三人所有，此种情况下，被冒名股东的权益应如何救济?
对于因股东所持公司股权被冒名转让而引发的股权转让纠纷，如果查证属实，则上述股权转让将因法律行为的效力要件欠缺而归于无效，该股东亦可以取回被冒名转让之股权。然而，在生效判决作出以前，被冒名股东已非工商登记的权利人，如果第三人基于对相应工商登记信息的合理信赖而有偿受让上述股权，则按照民法上善意取得制度的原理，该第三人对上述股权的取得，并不因该股权被冒名转让的情形而丧失其合法依据。实践中，如果被冒名股东未能及时发现其股权被非法转让的情形，则该股权可能已被几度再行转让，被冒名股东如欲重新取回被转让的股权，将面临法律上的障碍。此种情况下，被冒名股东的权益损害应如何救济，实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按照侵权法的一般原理，被冒名股东可以就此要求冒名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但关键在于此时被冒名股东的损失情况应如何确定。股权的价值与公司营业资产价值直接相关，与公司的持续营利能力亦有关联，被冒名股东的损失情况可以涵盖上述两部分内容。其中，对于股权被冒名转让时的公司营业资产价值，可以考虑参照发生该转让时的公司营业资产价值的评估结果确定。另外，对于被冒名股东丧失的可分配公司利润，则可以考虑将股权被冒名转让后公司在特定期间内的利润分配情况作为参考依据。
(五)股东优先购买权诉讼问题
1．股权受让方已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参与了经营管理，公司其他股东能否再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
尽管我国公司法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一般认为，对股东优先购买权应当设臵一定的行使限制。公司法系团体法，且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秩序与公司外部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股东个体利益与公司经营秩序，以及公司外部交易安全三者应当协调一致。我国公司法目前虽未对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行使时限，但优先购买权作为一种形成权，权利人仅凭其单方意志即足以影响法律关系的变动。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对该权利的行使设定一定的限制。目前，司法实务界已有意见赞同为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设定时间限制。为股东优先购买权设定行使时限，能够避免公司股权结构持续处于不稳定状态，并控制公司内部矛盾对外部交易安全产生的负面影响。
司法实践中，对于转让股东向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超过合理期限后，或者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其他股东又起诉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该权利主张可能无法获得支持。关于确定合理期限的具体标准，目前司法实践中掌握的主要标准有二：一种是该时限可以自受让方被记载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时起算；另一种是该时限可以自转让股东与受让方缔约之日起算。此外，如果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未获支持，则其仍可以选择向相关责任人员另行主张损害赔偿。
2．在股权受让方系无偿取得股权的情况下，公司其他股东能否主张优先购买权?
对此，应区分两种具体情况：一是纯粹赠与性质的股权转让；二是涉及隐性对价的股权转让。对于纯粹赠与的场合，股权受让方并未向股权转让方支付任何转让对价，此种情况下，所谓同等购买条件实际上系指其他股东亦无需支付任何转让对价。在纯粹赠与的场合，股权转让方并未从股权转让中受益，而系单纯向股权受让方转移特定的利益。出于维护有限公司人合性的目的，可以允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但购买条件不应按无对价掌握，因为转让股东的赠与对象并非其他股东，如果允许其他股东无偿取得股权，明显有违赠与的合理目的，故应尊重转让股东向特定对象无偿赠与财产的意思表示。此种情况下，为了衡平股权受赠人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利益，建议将其他股东的购买条件，按照股权的实际评估作价结果进行确定，转让股东取得该对价后，可以转而将所得对价赠与原股权受让方。
对于涉及隐性对价的股权转让，系指股权转让虽无直接列明的转让对价，但却附有其他形式的转让条件，例如免除特定债务，取得第三方股权、取得特定交易机会等。所谓隐性对价，实际并非绝对无偿转让，只是股权转让对价具有非直观性，不利于其他股东对购买条件的直接判断。此种场合下，对于同等购买条件的认定，建议考虑其他股东是否能够提供同等条件，或者用金钱进行补偿；如果该条件不能以金钱衡量时，则可以排除其他股东对优先购买权的行使。
(六)股东派生诉讼问题
如果公司监事会(监事)应股东书面请求向损害公司利益的第三方提起诉讼，但所列诉讼请求与股东请求的事项并不一致，股东能否单独提起诉讼?或者能否允许股东直接加入诉讼?
我国《公司法》第152条在赋予股东提起派生诉讼权利的同时，亦规定了股东提起此类诉讼前向监事会(监事)提出书面申请的前臵程序。司法实践中，股东与公司监事会(监事)在公司利益受损之救济方面的利益取向未必完全一致。特别是在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利益的场合，上述人员在公司中的实际影响力可能直接影响公司监事会(监事)原有职能的正常发挥，甚至可能操纵公司监事会(监事)的行为，以怠于提供证据、进行不实陈述等虚假诉讼的形式规避股东正常提起派生诉讼的可能。为避免上述情形发生，如果公司监事会(监事)与股东就公司利益受损情形及损失赔偿范围存在不同诉讼主张的场合，建议不宜以公司监事会(监事)的诉讼主张直接替代股东的诉讼主张，否则可能影响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功能发挥，甚至可能导致监事会(监事)变相沦为加害人逃避法律责任的避风港。因此，对于股东请求与监事会(监事)诉讼主张并不一致的情形，可以考虑扩大解释《公司法》第152条第2款的规定，视为监事会(监事)拒绝根据股东的书面请求提起诉讼的场合。
至于具体的诉讼形式，如果允许监事会(监事)与股东同案进行诉讼，因双方诉讼主张存在冲突，可能加剧案件审理过程的复杂性。同时，因上述股东与监事会(监事)提起诉讼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均不一致，二者起诉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及诉讼标的亦属不同，如列为共同原告则违背一案一诉的基本要求，也不符合必要共同诉讼中关于共同诉讼标的之要求。此外，在监事会(监事)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场合，因诉讼结果与公司利益直接相关，故允许公司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此种情况下，如将上述股东追加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似乎亦属不妥。原因在于，股东对于监事会(监事)起诉的诉讼标的并无独立请求权，其系为公司利益提起诉讼，但公司已作为第三人在诉讼中出现，故上述股东以该身份参加诉讼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法定要件。因此，我们建议，可以考虑允许股东就该部分诉讼主张另案单独提起派生诉讼，但可以视具体案情考虑采取合并审理，即采取所谓的普通共同诉讼形式，两个诉在实质上相互独立，其中一原告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
(七)公司解散纠纷问题
公司解散诉讼中，法院在当事人双方或股东之间同意回购或收购一方股份的情况下，是否可径行裁决以合理价格回购或转让该股权?
公司的经营资产(包括无形的商誉)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通常要比解散后高。鉴于公司解散的消极作用，解决公司僵局的首要思路是以股东离散代替公司解散，即应尽量达成由股东收购退出方股份的调解方案，维持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变，避免公司收购股东股份后可能发生的减资程序。司法实践中，已有一些公司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成功地避免公司遭遇强制解散。但是，在公司解散诉讼阶段，能够达成收购协议的案件毕竟是少数，确定被收购股份价格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反复协商的过程，如果没有将收购股份的调解意向及时固定下来，双方股东可能会因价格因素而反悔，浪费大量时间。对此，我们建议应当确定双方协商的期限，并根据双方的协商结果分别作出不同处理。具体而言，如在期限内双方能就股价达成一致意见，则法院可以直接出具以股份收购方案为内容的调解书。该调解书的具体内容可以包括：股权的出让方和收购方，拟收购股权的数量和比例情况，股权收购的对价，对价的具体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内容。上述调解书的内容对双方当事人而言均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如协商期限届满后，双方对股价仍有分歧。则可以首先通过签署调解协议的方式将股东之间股份收购的意思表示固定下来，明确由公司或股东收购退出方股东的全部股份。在此基础上，依法释明原告可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法院裁决收购的合理价格。然后，由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入股权评估阶段，待专业机构作出评估结果后，再由法院通过判决最终确定股份价格。在调解过程中，对股权定价合理性的顾虑往往会影响当事人对股份收购调解方案的接受程度。当事人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这样的专业机构做出的股权评估结果往往存在较大争议，评估机构对股权价格的客观评估不会考虑股东行为对股权价格的影响以及股东损害公司利益应当对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因此，我们认为，应将确定被收购股份合理价格的权力交给法院，由法院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就各方股东是否滥用公司资产、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交易行为等事实进一步查明并明确责任，最终综合确定股权价格。
(八)非公司制企业的法律适用问题
审判实践中，如股份合作制企业、合伙企业等非公司制企业，涉及到股东代表诉讼、知情权诉讼、损害企业权益、企业解散、清算及清算责任人赔偿责任的承担等案件，是否可参照公司法适用?
非公司制企业具有独立的市场主体法律主体，亦具备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实践中，由于目前公司制度和公司立法日趋完善，上述企业在经营管理制度方面往往仿效公司制企业，例如，在民办学校中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在股份合作制企业或者合伙企业章程中规定股东或者合伙人对企业财务状况享有知情权等。此外，在非公司制企业停止营业的场合，债权人也援引公司法相关规定要求进行强制清算，或者追究企业投资者和开办者的清算责任等。上述现象的存在虽与非公司制企业法律制度尚待完善有关，但因制度供给不足而产生的相关纠纷仍需及时予以解决。一般而言，按照公司法的明确规定，其调整对象限于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对上述非公司制企业直接适用公司法存在制度障碍。实践中，目前比较常见的做法系根据非公司制企业章程的规定内容，从合同法视角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此种做法虽有一定合理性，但尚有无法解决的问题存在。例如，虽然非公司制企业的章程中仿照公司制度规定有相关权利义务，但在约定内容不明确或者不完整，尚需在裁判过程中进行解释或判断的场合，是否可以将公司法的相关理念、原则和制度内涵作为解释或判断的依据。再如，在非公司制企业拒不履行清算义务的场合，直接调整此类企业的单行立法中并未就清算组成员责任制度作出专门规定，出于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目的，是否可以考虑参照适用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内容。针对目前非公司制企业制度供给不足的现状，我们建议可以考虑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运用公司法一般原理作为论理依据，但不宜直接援引公司法的条款内容。
第二篇：诉讼与非诉讼调研报告
关于《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改革项目》的碉研
报告
为了使调解这一解决矛盾的好方法，在诉讼或非诉讼中发挥良好的作用。特别是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中发挥其主导作用，我州部份县市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剑河县委、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剑河县矛盾纠纷、不稳定因素和信访突出问题排查调处化解工作方法》，就是一个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规范性文件，也是如何解决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改革的大胆尝试。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清楚看出它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从而有效调处矛盾纠纷的运行轨迹。
一、参与组织领导在县建立的综治维稳信访工作中心，县法院便是成员之一，在乡镇成立的综治维稳信访工作中心，法庭负责人是其成员之一，在各村（居）民委员会成立的综治维稳信访工作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是成员之一。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是人民法院的重要工作之一，所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一些工作实际是人民法院工作的延伸。
二、参与非诉矛盾的处理 该工作办法规定，对矛盾纠纷、不稳定因素和信访突出问题的排查与处理实行归口管理，即县综治维稳信访工作中心负责全县矛盾纠纷、不稳定因素和突出信访问题的排查、管理和化解。这样，县法院、人民法庭和人民调解的有关人员便自始自终参与这些矛盾、不稳定因素和突出信访问题的处理，为日后诉讼中处理未化解的矛盾
纠纷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法院、人民法庭的主要领导是矛盾纠纷、不稳定因素和信访突出问题归口管理的第一负责人
作为人民法院、人民法庭要解决所负责的矛盾纠纷化解，按县里规定，无疑非诉解决是首先考虑的化解矛盾纠纷的方法，对非诉方式不能解决的矛盾纠纷，那当然只有通过诉讼手段解决，这样法院和法庭就成了社会矛盾纠纷诉讼和非诉讼解决的纽带和衔接剂，这的确是客观、公平、公正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好方法。
以上是多元纠纷解决的有效办法，也是目前各县市用得较多的方法。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当事人既不同意调解，也不同意起诉，运用诉讼手段解决纠纷，而是企图通过长期上访的方式解决所面临的矛盾纠纷。对于这类不易解决的社会矛盾，目前，除了反复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外，尚无良法解决这类社会矛盾而形成的“老上访户”问题，给党政机关和法院工作带来极大的压力。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至于案件开庭后，将诉讼中的调解改造为诉讼和解是否有必要，如何改造比较合理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值得探讨与研究。虽然和解与和解只有一字之差，但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与作用却大相庭径，和解比调解更能促进当事人和社会的和谐。但这种做法在我州法院系统尚未开展。
第三篇：公益诉讼工作情况调研报告建议
公益诉讼工作情况调研报告建议
根据常委会工作要点安排，*月下旬，市人大常委会分管主任率领调研组在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等陪同下，先后赴（）县开展专题调研。
一、基本情况。
自*年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全面推开以来，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坚持围绕中心，创新工作理念，立足办案职能，依法履行公共利益代表职责，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立足实际推动工作开拓创新。
两级检察机关把公益诉讼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高位推进，结合内设机构改革，明确了专门机构。市检察院对全市案件办理工作统一协调指挥，初步建立了市院统筹协调、审批报备和跟踪指导，区县院落实办案责任的运行流程。全市检察机关坚持以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佳司法状态，发挥诉前程序柔性优势，推广公开宣告、组织听证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主动履职整改，以最小司法投入获得最佳社会效果。对于督促不改、效果不好的，适时依法提起公益诉讼，努力达到办理一案、警示一片的效果。
二是积极主动争取支持接受监督。
两级检察机关积极向同级党w请示汇报，坚持在党w领导下开展公益诉讼工作。主动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公益诉讼工作开展情况，邀请人大代表开展公益诉讼专题视察，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建议。*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件，立案*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件，民事公益诉讼*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件，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件，*件已答复并整改到位。共督促修复被毁耕地、林地、湿地*亩，挽回被非法开采的矿产资源案值*万元，督促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万元。三是主动出击守护社会公共利益。
围绕党w和zf中心工作，依法履职狠抓办案，持续开展了“守护绿色江淮美好家园”“服务保障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生态环境”“保障舌尖上的安全”等专项监督，成功办理了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积极回应群众期盼，努力探索办理问题突出的等外领域案件。如屯溪区检察院针对历史建筑保护问题，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四是加强协作共同破解治理难题。
两级检察机关牢固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监督理念，主动加强与环保、国土、林业、水利、市场监管等行政执法部门的常态化沟通，建立了执法信息共享、案件线索移送、检察建议落实及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等工作机制，有效解决了一批必须齐抓共管的“老大难”问题，有力推动了行政机关自我纠错、依法行政。针对破坏生态环境案件跨区域的特点，市检察院分别与杭州市、*市、池州市检察院探索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机制，着力破解治理难题，共同保护生态安全。二、存在问题
一是办案质效有待提升。
线索发现难、调查取证难、鉴定评估难是横亘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的三大难题，在缺乏办案规则具体指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在立案、调查核实、诉前建议等环节发力不够精准，影响监督实效与公信。有的检察建议质量不高，对违法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阐述不充分，说理性不足。在检察建议的跟进监督及成效评估上缺乏制度保障，监督的刚性发挥不足。二是宣传实效有待增强。
公益诉讼检察特别是行政公益诉讼涉及zf履职，调研中我们了解到，部分行政机关对检察机关履职存在不理解不支持现象，工作开展有难度。民事公益诉讼方面，社会团体、公民对公益诉讼职能的知晓度和参与度不高，检察机关与社会组织的协作配合不够紧密，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尚未取得零的突破。三是协作配合有待健全。
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法律规定较为笼统和原则，监督覆盖范围、工作流程等尚在探索和制定之中。检察院与行政执法部门在线索移送和信息共享方面尚未全面建立协作机制，各地做法不一。与监委、法院之间的衔接机制不够健全，存在工作流程不够规范、制度保障不够有力等现象。公益诉讼罚没收入特别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管理不够规范，尚未建立对应的账户或对应的科目。四是力量配备有待加强。
检察机关机构改革后，区县检察院整合新设了第二检察部，承担民事、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全市两级检察院从事民事、行政检察及公益诉讼的员额检察官仅*名，工作力量薄弱，适应不同领域案件特点的专业化人才储备不足。部分检察人员司法理念跟不上时代发展要求，线索发现、调查取证、庭审应对能力欠缺，尚不适应公益诉讼业务带来的新挑战。三、几点建议
一是切实加强队伍建设。
以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为切入点，进一步优化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选优配强公益诉讼工作力量。采取专业培训、庭审观摩、岗位练兵等形式，尽快提高公益诉讼检察人员发现线索、调查取证、庭审应诉等实务操作技能。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纵向联动、横向配合，采取交办、督办、提办等办案模式，形成上下一体、协作密切、运转高效的一体化办案机制，推动全市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再上新台阶。深化智慧借助，建立公益诉讼技术专家库，为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供专业指导。二是继续加大宣传力度。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公益受损问题，集中力量办理一批高质量案件，及时用鲜活案例讲好法治故事，加强释法讲理，提升宣传效果。将公益诉讼宣传纳入普法范围，采取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方式，突出宣传重点，持续增强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意识，培育热爱公益事业、热心公益保护的群体，为顺利开展公益诉讼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三是协同推进配套建设。
坚持司法办案与机制探索齐头并进，主动与监察机关衔接，及时移送公职人员违法线索，加大对负有作证义务而不予配合的机关、组织、人员的党纪、政纪问责。加强与法院的座谈交流，就定期互相通报起诉、判决信息、沟通协调相关法律适用问题达成共识。健全重点领域公益诉讼检察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完善信息资源共享、案件线索移送、配合调查取证等工作机制。推深做实“河长+检察长”“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适时向其他领域延伸。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列入zf收支科目，解决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工作中调查取证、鉴定评估、环境损害修复的经费保障问题。加强与消费者协会等社会组织的沟通合作，支持社会组织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以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公益保护合力。
四是努力提升办案质效。
全市检察机关要准确把握公益诉讼检察新部署新要求，正确处理办案数量与质量效果的关系，主动与行政机关磋商，强化沟通促共赢。注重结合个案和类案办理，推动解决行业内、区域内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补齐社会治理短板。要建立符合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特点和规律的质量评价体系，为规范办案、精准办案提供指引。探索公益诉讼技术支持新模式，将不同领域的科技点与检察工作深度融合，着力破解取证难题，让科技力量成为公益诉讼办案的动力引擎。树立“持续跟进监督”理念，认真开展公益诉讼案件“回头看”活动，对诉前检察建议持续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办，切实做好“*文章”。
第四篇：法院诉讼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当地民情、社情和审判工作实际，成立了诉讼调解工作专题调研小组，并于最近深入6个县区法院和5个有代表性的人民法庭，采取听取基层法院调解工作汇报、与民商事法官及人民法庭法官座谈、发放问卷调查等形式，对河源市两级法院民商事审判开展诉讼调解状况进行了调研，摸清了该市法院民
事诉讼调解工作的现状及做法，分析了当前诉讼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对策。
一、民事审判调解工作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广东省河源市两级法院从促进案结事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充分运用“和”的理念，把诉讼调解贯穿于审判工作的各个环节，积极开展诉讼调解工作，坚持当事人自愿原则、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原则、调解合法原则，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
（一）河源法院诉讼调解结案率近几年呈上升趋势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2004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3815件，其中调解结案790件，调解率为20.7%，比上年上升了2.4%；2005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3560件，其中调解结案862件，调解率24.2%，比上年上升了3.5%；2006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3594件，其中调解结案1114件，调解率31%，比上年上升了6.8%。2007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4512件，其中调解结案1993件，调解率为44.1%；2008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4452件，其中调解结案2558件，调解率57.4%；2009年全市法院1至4月份调解结案464件，调解结案率为63.2%，比去年同期上升26.37个百分点。在此过程中，涌现了一批调解能手，表现突出的如全国模范法官、一等功臣、调解能手——连平县人民法院隆街人民法庭副庭长谢顶义。
（二）法官对诉讼调解工作有统一的认识
当被问到“您在办案过程中注重调解还是判决”时，100%的被访法官选择了“注重调解”。没有人认为“调解不符合现代司法要求，是司法权威不足的无奈选择”或是“调解就是‘和稀泥’，容易使当事人怀疑法官的能力与公正性”或是“诉讼周期短，没有时间进行调解”。这充分说明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已经深入我市法院法官心中，牢固扎根在法官的办案意识中。其中，认为“调解有利于化解矛盾，从根本上息诉止争”的占90%；认为“调解可以减少执行压力”的占87%；认为“调解可以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诉讼成本”的占92%；认为“调解自由度大，工作量小，减轻办案责任和风险”的占33%。
（三）法官的调解积极性较高
对于“您平均对每一件案件进行调解的努力次数”这一调查，平均努力2次的占62%，平均努力3次或以上的占28%，而只努力1次就不再尝试调解的只占10%。对于“您认为以什么方式启动调解程序最合适”这一调查，73%的被访法官认为应由“法官主动建议”，认为应由“当事人申请”才给予调解的只占27%。因此，我市法院法官在调解工作中，多数人能积极投入，面对一两次的失败，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付诸努力。100%的被访法官认为我国当前的调解制度是“基本合理”或“很合理”，没有人认为“很不合理”。
（四）法官注重方式方法，将调解贯穿于审判全过程
对于“您注重在哪个阶段进行调解”这一调查，63%的被访法官注重“不分阶段随时进行”，17%的被访法官注重在“开庭前”，10%的被访法官注重在“庭审中”，10%的被访法官注重在“开庭后”。对于“您通常以什么方式开展调解工作”这一调查，17%的被访法官常是“面对面”、独自进行，18%的被访法官常是“背对背”、借助他人，而65%的被访法官常是将以上两种方式“兼而用之”。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件的结果多数是什么”这一调查，有60%是“双方以法官的主要意见达成和解协议”，有40%则“以当事人自行提出的协议达成和解”。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市法院法官对待诉讼调解工作，不仅积极性高，而且注重方式方法，调解水平较高，有一定的调解艺术，在诉讼当事人中有一定的权威。
（五）诉讼当事人及其家属支持和配合诉讼调解工作
由于诉讼调解的优越性，以及随着近年来我市法院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和对诉讼调解工作的宣传力度的加大，诉讼当事人及其家属对诉讼调解工作的认同感也逐渐提高。不仅多数民事案件诉讼当事人能主动提出和配合法官给予调解，而且其家属也能积极支持法院的调解工作。如关于“您是否曾遇到诉讼代理人及当事人的亲属从中挑唆当事人不接受法院调解”这一调查，80%的被访法官为“较少”遇到或“很少”遇到，而“经常”遇到的仅占20%。
二、在当前诉讼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河源市法院注重调解工
第五篇：关于加强诉讼调解工作的调研报告
关于加强诉讼调解工作的调研报告
编者按：诉讼调解是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的有效形式，最高法院和省法院都很重视这项工作，为此杨照民院长对此项工作的调研专题作出安排部署，要求全市两级法院把加强诉讼调解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在滕副院长指导下形成的《关于加强诉讼调解的调研报告》，提供了红河中院和几个基层法院的成功经验、指出了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加强诉讼调解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全市两级法院抓诉讼调解工作有较好的指导作用，现根据杨院长的批示予以印发，望认真学习参考。为认真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根据杨照民院长的安排，由滕鹏楚副院长牵头，组织研究室等部门到红河中院以及弥勒、河口、个旧、富源、麒麟等基层法院对诉讼调解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值得借鉴的做法
（一）制定规则，规范实施。为加强诉讼调解工作，红河中院、个旧市等法院制定并实施了《审判流程管理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诉前调解的启动程序、调解员职责，要求将调解程序贯穿于民商事审判过程的各个环节；麒麟区法院制定了《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的实施意见》，明确进入立案程序的所有案件实行繁简分流，在立案庭设立速裁组，简单案件由速裁组速裁。红河中院在2003年全市法院院长会上明确提出“刑事案件抓规范，民事案件重调解”，在制定相应规范的同时，要求各基层法院要积极采取措施，使民商事案件的调解结案率达到总结案的80%。
（二）完善调解程序，实行调解前置。红河州部分县市关于诉讼调解的规范意见的亮点在于实行调解前置，增设调解法官。即在立案庭内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由立案法官、人民陪审员（即将实行）或受委托的调解员、法官助理、书记员主持开展庭前调解工作，立案庭设有证据交换法官的，也可由证据交换法官主持调解（实践中，个旧市法院是将证据收录和证据交换职能放在立案庭）。在调研的过程中，这些法院普遍反映，审前准备阶段即进行调解，可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并能使案件有效繁简分流，达到“精审判”的目的。其诉前调解的启动程序是：对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要求调解处理纠纷的，可以当即立案，由立案庭组织调解；其他案件，立案庭在首次送达诉讼文书给当事人时，应同时送达调解建议书及空白回执，当事人应在三天（或五天，各法院规定不一）内将是否同意在庭前调解的回执交回法院，或者以其他方式表达调解意愿。一审案件当事人表示调解意愿的，由立案庭在一定期限内组织调解；二审案件当事人表示调解意愿的，可由立案庭组织调解。如此规定，既能体现法院营造和谐社会的努力，进行诉讼调解的主动性，又不违背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自愿调解的意愿。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明确诉讼调解的范围，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参与诉讼调解。不能因为法院的裁判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凡属重大、疑难案件，可能导致不稳定因素的群体性案件、国有企业改制案件及缠诉案件必须强调调解结案。具体办法是：此类案件坚持巡回开庭，增加案件的透明度；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如找到当事人所在单位、家属、亲友，在公布案情的基础上，共同参与做调解工作，使一些缠诉案件迎刃而解。关于调解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以排除法的方式对不予确认的调解协议作了明
确规定，因此，该问题没有列为调研的重点。
（四）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工作联系起来。凡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案件，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2〕29号《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执行，即对已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达成协议的案件，当事人反悔而诉到法院的，经法院审查调解协议没有违背法律规定的四种情形的，均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
（五）从诉讼投入上鼓励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进行调解。凡经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诉讼费用在报请院长批准后可减半收取（该条款未对社会公开，仅在法院内部针对特定案件予以掌握）。
（六）将诉前调解延伸到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赔偿部分中去，这是个旧市法院目前正在探索的新举措。由于该院立案庭负责各类案件的证据收录和证据交换，这就给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赔偿部分的庭前调解提供了保障和便利。
（七）关于诉讼调解的司法统计口径问题。红河州两级法院对于当事人主动申请撤诉的案件，如双方当事人已达成庭外和解或人民法院在充分行使释明权后当事人撤诉的案件列入调解结案。
（八）岗位目标责任制及考核。为鼓励干警进行诉讼调解，加大案件的调解力度，红河州法院规定：调解一件折抵案件两件。其中个旧市法院特别针对立案庭的诉前调解明确规定：全年收案的20%必须进行诉前调解，调解成功率必须达到进入诉前调解案件的95%以上。对于干警全年的目标任务考核，我们所到法院的考核指标不尽一致，但个旧市法院、蒙自县法院对于干警的考核均以庭室为单位，以“四率一限”为标准进行考核。
二、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案件速裁和诉讼调解相结合的问题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以及在民事案件中加大诉讼调解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已先后颁行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部分法院对这两个规定如何有机结合作了积极的探索。如个旧市法院《审判流程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凡立案庭受理的民事案件，如给双方当事人送达调解建议书后，如当事人同意调解，则由立案庭组织程序法官予以调解，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则依照审判流程管理的相关规定，将案件迅速移交业务庭审理。而我市麒麟区法院专门规定了《关于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立案庭收案后，对案件事实基本清楚、案情简单、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证据比较单
一、当事人争议不大的简易民事案件，直接在立案庭速裁。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大幅度缩短简易案件的庭审时间，提高审判效率，避免当事人诉累。但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问题：一是繁简案件划分难以把握，主观随意性较大，且容易受立案人员自身素质的影响；二是立案庭与审判业务庭协调困难，速裁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较难。在案件进入速裁组速裁后，发现案件依法应适用普通程序，审判业务庭往往对“简单案件被速裁而接受复杂案件”有情绪，不愿接手速裁不了的案件。
调研小组认为，人民法院的审判运行机制经过第一个五年改革后，“立审分立，审执分立”作为改革的有效成果，已成为一项新的审判运行机制予以推广施行。但由于调解与判决共存
于同一诉讼结构之中，法官如兼任调解员与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当事人的“合意”就无法避免地被强制，如麒麟区法院的速裁模式，就可能导致裁判法官和调解法官身份的竞合。只有实行裁判法官与调解法官身份上的适度分离，才能有效避免作为调解员的法官利用审判权“以判压调”。对于二者的结合，调研小组认为，可在立案庭设置相应的合议组（或调解组），专门针对双方当事人同意庭前调解的案件进行庭前调解，如调解不成，即应按照审判流程管理的规定，及时将案件移交业务庭审理。
（二）关于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问题
所到的红河州两级法院，其岗位目标责任制及年底考核，均基本采用“四率一限”模式，这种考核模式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容易形成平均主义及“吃大锅饭”局面，不利于调动广大法官和干警办案的积极性。诚然，在立案庭实行审前调解，业务庭法官必然会产生简单案件被立案庭调解，复杂案件分流到业务庭审理的抵触情绪。但是，加强诉讼调解特别是设立庭前调解制度，是人民法院强化审判职能、落实司法为民、减轻当事人诉累、提高审判工作效率、及时消除当事人矛盾和纠纷、营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举措，不能因法院内部管理问题而因噎废食。如果因为法院内部的岗位目标责任制而使庭前调解工作难以开展或成效不大，完全可以通过修改岗位目标责任制来促使这项工作的开展。
（三）过分强调调解率可能出现的问题
调解结案固然是化解矛盾纠纷的好办法，可以较好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做到“案了事了”。但是如果过分强调调解率，甚至列入业绩考核，就可能会诱使法官在调解问题上的舞弊行为，如“以判压调”、“勉强调解”等，其结果当事人也不会满意。因此，调解工作要正确引导，既积极又依法，不能盲目追求调解率，对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调解”而造成不良后果的，应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三、加强我市法院调解工作的意见建议
（一）诉讼调解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1、自愿原则。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始终尊重当事人意志，使当事人在自愿的前提下调解，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使纠纷得到解决。如果当事人不能自主地选择解决纠纷的方式及决定协议的内容，而是不得不听从外界的指令，那么合意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意。因此，自愿原则反映了诉讼调解的本质属性，对法院调解活动具有指导作用，处于核心地位。其包括当事人实体上的自愿和程序上的自愿，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是否申请调解以及是否结束调解，由当事人提出；首次调解不成，是否进行第二次调解，由当事人申请；（2）调解需当事人双方及其代理人到场，不得事先不通知就径行组织当事人调解；（3）调解法官严守中立原则，调解方案一般由当事人提出，法官在当事人提出的方案的基础上组织当事人调解，但可适度预测诉讼的走向，以促使当事人以务实的态度进行调解；（4）调解协议法律后果的告知义务，调解法官应告知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后的法律后果。
2、合法原则。根据私法自治、意思自治原则，基于合意而终结诉讼的调解程序，其着眼点就在于当事人的处分权，这种柔性程序决定了在适用法律上能够体现随机应变地根据案件的特殊性和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以达到灵活机动地处理纠纷的功能。与此相反，判决所强调的是法律适用的统一和稳定。因此，合法原则要从宽松的意义上去理解，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一）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侵害案外人权益的；
（三）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
（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
3、效力原则。诉讼调解是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平衡的最佳手段，能够最大限度地缩短诉讼周期，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审判效率，促使当事人息诉止争，在遵循自愿原则和合法原则的基础上，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以最佳的程式设计和高效的运行机制，积极开展诉讼调解工作，体现调解的独立价值，使案件及时、高效的审结，最大限度地发挥诉讼调解定纷止争的积极作用。
4、关于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所谓诉讼调解，应包含“调和解决”之意，其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和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是既处分了自己的实体权利，又处分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诉讼权利，法官完全没有必要依职权侵犯当事人的自主处分权，而强令其放弃这一诉讼权利。可以说，“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是判决的前提，而非诉讼调解的基础。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了附条件调解、案件诉讼请求的部分合意而达成的调解等内容，实际上是对“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的突破，使诉讼调解更符合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
（二）完善诉讼调解制度，推行庭前调解
对调解制度改革的重点，莫过于实行调解前置，将调解移至审前准备阶段，完善庭前调解的程序，由立案庭专门负责审理前准备的法官主持调解和促使当事人和解。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六条给立案庭进行庭前调解及庭前调解的期限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庭前调解程序的启动，完全可以参照现行法律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要求调解处理纠纷的，可以当即立案，当即由立案庭组织调解；其他案件，立案庭在首次送达诉讼文书给当事人时，应同时送达调解建议书及空白回执。当事人应在三至五天内将是否同意在庭前调解的回执交回法院，或者以其他方式表达调解意愿。一审案件当事人表示调解意愿的，由立案庭在一定期限内组织调解；二审案件当事人表示调解意愿的，可由立案庭组织调解。如此规定，既能体现人民法院拓展审判职能、加大诉讼调解的主动性，又不违背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自愿调解、私法自治的意愿。
（三）加大司法救助力度，鼓励当事人进行诉讼调解
部分法院为从减少诉讼投入上鼓励当事人自行和解和进行诉讼调解，实行了诉讼费减半收取的司法救助措施，但这一措施突破了人民法院的诉讼收费办法，不便公诸于众，而由法院内部自行掌握，这实际上又形成了法院内部的一个新的暗箱操作，违背了司法的公开、公正、透明。为进一步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确保经济有困难的当事人能够依法、方便、快捷、及时地行使诉讼权利，实现诉讼权利。完全可以结合最高人民法院4月6日公布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针对其公布的十四种情形，加大其在诉讼进程中自行和解的诉讼调解的力度，对诉讼费用给予较为宽松的减、免救助。这十四种情形分别是：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的；国家规定的优抚、安置对象；追索社会保险金、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金的；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产品质量事故或者其它人身
伤害事故的受伤人，请求赔偿的；因见义勇为或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致使自己合法权益受到损伤，本人或者近亲属请求赔偿或经济补偿的；正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无其它收入的。
（四）延伸诉讼调解职能，推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调解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中，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被害人或其家属陷入了经济危机、生活困难和对被告人的仇视心理，而被告人往往都有主动赔偿减轻罪责的想法和初衷，人民法院将诉前调解引入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既保护了被害人或其亲属的合法权益，减轻了其对被告人的仇视心理，又可结合被告人履行赔偿义务这一特征，对被告人予以酌情处罚，保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还可在一定程序上减少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判决以后所带来的执行难。
（五）营造诉讼调解的良好氛围，健全审判激励机制
诉讼调解以其解决纠纷的根本性，调解程序的简易性和处理的高效性而成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以缓解社会纷争，节约审判资源，提高工作效率的讼争解决机制。而把诉讼调解做好做大，关键在人，在于现有的法官是否尽职尽责、在审判机制能否调动积极性。目前，现有的岗位目标责任制及干警的考核制度，已明确规定了调一件抵两件的激励机制，但对庭前调解的运行及考核，对立案庭岗位职能划分，对刑事审判实施刑事审判赔偿部分调解的功能及目标考核都应重新定位，以适应新形势对诉讼调解工作的需要。
作者:[滇东鸿雁] 分类:[法理] 时间:[10:43:59] | 评论(2)| 阅读(998)
文章评论
1.评论者：匿名用户 时间：2006-04-20 04:57:24
对中国的法律不满如何，我毕竟生活在这个国度，国外的抚养费就两周可以判下来，我的女儿的要求却整整5个月还不知结果如何，判下来拿的到钱吗，？祷告，向上帝祈求，他的安排可能有他的美意，我能如何，求助宗教给自己一个退路，人间的判决不公证，听说人死的时候，上帝会给所有人一个正义的判决，想象这样，我只能安然去睡了，想笑，想哭。只有无奈！！！
2.评论者：匿名用户 时间：2006-04-20 04:57:44
对中国的法律不满如何，我毕竟生活在这个国度，国外的抚养费就两周可以判下来，我的女儿的要求却整整5个月还不知结果如何，判下来拿的到钱吗，？祷告，向上帝祈求，他的安排可能有他的美意，我能如何，求助宗教给自己一个退路，人间的判决不公证，听说人死的时候，上帝会给所有人一个正义的判决，想象这样，我只能安然去睡了，想笑，想哭。只有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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