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自序 读书报告

第一篇：古史辨自序 读书报告

古史辨自序读书报告

古史辨自序给人的感觉是像一篇自传，但我认为这又不简简单单是一篇自传。这篇文章在向我们讲述顾颉刚的人生经历主要是其辨古史的经历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研究史学的方法及指导思想。

然而读了这篇自序，我并不想讨论他的史学研究方法,事实上我也没有那样的史学基础去跟顾老叫板,所以对于作者阐述的辨伪史的一些着学术性的东西我也没有产生太大兴趣，反而感觉从作者的自叙的鲜活的经历中受益匪浅。

文章中作者简介了自己的身世。说到自己生性桀骜不驯，不迷信权威，敢于提出异议，并举了一些实例，例如认为当时的教员大都只会食人家的唾余，毫无自己的真知灼见。从其讲述的儿时轶事以及那些实例，可见其从小就喜欢考究。作者能有今天的成就，和其小时候有机会自由读书，并且在经、史、文方面都有受到家族的影响，读了很多书是分不开的。

他的一些观点能够引起我的共鸣：顾颉刚一生博览群书，并提倡要多读书，这一点不管是搞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博览广思是很重要的，思想里面有，才会融汇，才会有灵感的青睐；顾颉刚谦虚谨慎，对于学术执着追求，深知学问无止境，认为止境即是堕落，现在读来仍很有意义；顾老从自己的学术研究出发，总结出崇拜偶像只会让自己沦为他们的应声虫，而同样若以崇拜之心研究古史，亦会成为古人的奴隶的精辟论断，这将时刻警醒我们要理性客观做学问。

文中提到作者产生了很多好的想法，但终究未能实现，很多时候是作者囿于生活压力所致，这样的描述让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可以企及的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的形象。并且有时他个人的性格或许是造成自己心中郁闷的原因吧。

如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过于追求完美，总希望能搞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用他的话就是“打碎乌盆问到底”。而那样要想研究透某一方面，只怕只在这一个领域内探寻是不会有多大成就的。恰恰作者是一个充满理想，追求完美的人，他希望自己给世人的是一个完整的没有盲点的史实。正面的看，这是严谨做学问的典范，但换一个角度解读，如果一个人最终没有留名于史话（我们视为失败者），这是不是要作为钻牛角尖，好高骛远之类的负面教材了呢。

古史研究方面，毋庸置疑，是一个复杂的学问，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几千年人的智慧而仅仅用几年的功夫澄清一切，所以作者清醒的认识到，自己对古史的辨伪只是一个开端。

古史研究中，作者“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源于其对真相的孜孜追求，不愿敷衍了自己，使得每本书好像都有了超链接，欲求真相就需要不断跳转着读书。这一点和我们的学习就很贴近，一本书里用到的理论原理可能需要跳到另一本书里寻找根源。后文中作者侃侃而谈自己的丰富经历，对戏剧产生的兴趣，对儿歌的研究，这些并非与作者要讲的辨伪史无关。因为在戏剧中讲的历史故事有着很多冲突，作者职业的辨史意识让其嗅到其中的意义，这些戏剧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可辨的材料。收集儿歌，研究儿歌中的历史亦因为偶然的原因（因妻去世，读书寻思工作暂时停止，为聊以遣日，而为之）但是作者寻找到了其中有益于自己辨史工作的东西。“留心处处皆学问”，作者的经历对于我们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我们也应多接触，多学习，多积累。

章太炎、胡适对作者一生影响很大。受章太炎影响，作者曾愿做一个经学的古文家，后来明白古文家诋毁今文家不过为了党见，于是将今古文问题暂时搁起。又因辛亥革命而要研究哲学。在大学受胡适之影响，后从胡的文章中学得许多研究历史的方法，使自己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和自己的性情的学问是史学。

想凭一个人的力量整理国学，认识宇宙和人生最高原理，虽好知，但见其缺乏合作精神，或者作者当时是孤独的。我的建议：作者将辨史当做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使命，而有过多的受社会、家庭种种的限制，我觉得如果作者认为追求事业是人生最大价值，那就去做，到最后自己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如果事业可以放在次位，那就做好自己社会人家庭人的职责，更好的适应社会，也不应对自己未能做的事情有太多抱怨。鄙见浅薄，仅有感而发也。

第二篇：古史辨自序读书笔记

沿着书页,我们探索-----《古史辨自序》读书笔记

沿着书页，我开始探索顾老的足迹；沿着书页，顾老开始探索历史的足迹。千秋岁月，在书山与历史长河间跋山涉水，顾颉刚为我们开发出了一条通往学问丛林的崭新路径：用心发现，用勇气前进，用毅力找寻，用质疑开拓真理。

于是，历史深山的记忆中，刻下了名为“古史辨”的登山之路。

出自书香门第，而又聪颖好学的顾颉刚，也许从小就注定了他将来的路线。无论是背《诗经》时的痛苦而对《左传》的钟爱，还是幼年时读《四书》等书时的思索见解，我们看见了桀骜不驯而好奇心发达的他，看见了勇于质疑而又好学的他。做学问的态度，是需要会读书；会读书的能力，是需要读出自己的见解；想读出有意义的见解，就要多读书，会读书，就要集百家之言，考八方之论。“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远比人生的范围大的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做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于是，本着他的觉悟，顾颉刚出发了，他的读者也随着他的觉悟而激动，而感动，而勉励自己。

游苏州，行北大，遇恩师，访名家。顾颉刚如刚入港湾的小舟，时势的浪推着他行向学术的海洋。许多新问题在他的胸中鼓荡，勇气，那判断力的后盾支撑着他的信仰。不需要偶像，挖掘新观点就是他的方向。然而，然而路漫漫其修远，上千年的问题依依呈现了出来。加之清末的各种家派的对峙消除了信从家派的迷梦，西学的传来，理性的解脱，古物出土的增多这些大背景的塑成，古史辨不容质疑的诞生了。诞生于这时代的大背景，诞生于个人的性格，诞生于那不同寻常的境遇。诞生于这不可或缺的三点。时代塑人，人创时代，古史辨是时代与个人的产物，这样，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顾之前的疑古者没有形成学派，也不难理解为何古史辨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才会放出光彩。

以上就是我认为的古史辨形成的原因，即古史辨是怎样形成的。

说到这里，古史辨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究其主要内容，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历史是层累的形成的。引用书中的话就是“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

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情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既不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既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初一读去也不是十分理解，细想来，便知这层累的由来----原来很多古史是人们经过自己的想象而所加上去的，换句话说，是后人造的，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而这一点，在古史辨派出现之前，虽有人提出，但并未为大众所接受，习惯的只是相信的将那些无从考证的神话当做历史，不想打破也无心打破。

第二，顾颉刚的方法：移置历史。当他大胆的提出他的疑古思想时，遭到了太多人的攻击。别认为他只是疑古，而别无建树，只是摧毁，而别无贡献。我们更应认真体会的是他的方法：移置历史。或许很多都是伪的，但即使是伪史，也是人所造，而人为势所造，势为史映，方可了解那个编制另一段历史的时代的历史。引书中之言就是：“其实就是文学的文章，也何尝不可随了作者的意愿而改变体裁。”当很多人无思想的推崇顾颉刚或者片面的批判着他的疑古，那么证明他一定是忽略了这移置历史思想的伟大之处。

刚才说到古史辨的伟大，其实移置历史这一思想只是它的伟大之一。被太多的批判淹没

着，古史辨的意义，越发需要我们思索了„„

初读时我也不是能够理解。去费尽心思的找资料，考古，研究民俗学，就是证明历史说错了，觉得荒唐，无聊。也不能理解“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远比人生的范围大的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做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这个我文章开头所说的他的觉悟。只是想，你研究它自己都说没用，那何必研究它，有什么贡献吗？只是追求一下心灵的平衡罢了，说什么自己发现了真实，把流传已久的历史推翻，说这才是学问。不能理解，就像我不能理解中世纪西方的一些如“针尖上站了几个天使”这样的讨论一样不能理解古史辨。但随着渐渐的研读，我才发现我开始的思想是多么片面。

所以，以我的小小认识，总结如下：

第一，史学新方法：移置历史。通过这个方法，让我们有了更多的认识资料，来多

方位多层面的了解历史。

第二，写作新方法：多种文献的参考意义，使得历史学的研究更加饱满，有章可循。第三，对考古的贡献。注重通过考古来研究历史，他可以说是考古学的先锋。第四，实践性。历史的研究是需要多方位的。而通过实践分析历史上朝代都城的地

理位置，无疑也是其中的重要贡献。

第五，民俗学的研究。

总之，意义是重大的。除了以上学问上的贡献，还有思潮的解放等贡献。至少，对于我，一个不是主修历史的同学，他告诉我们做学问的态度，还有会读书的重要，以及切不可“博学而无友”的道理。

于是，再次，继续，我要沿着书页，探索，探索我未曾发现的未知的美妙的世界„„

翻译学院：

刘志杰

学号：09323132

第三篇：空气检测报告上 如何辨权威

空气检测报告上 如何辨权威

本版于3月19日刊发的《室内空气检测警惕“蒙事儿”的》一文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纷纷询问如何识别室内空气检测单位所出示的质检报告的权威性。就此，记者采访了我国第一家由国家质检总局所属的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颁证的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主任马振珠。

据马所长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规定：凡是为社会提供公众数据产品质量的检验机构，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计量认证。认证的目的是确认这样的机构是否真正具备同检验工作相适应的计量检定、测试能力和可靠性。此工作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法制监督工作，计量认证是政府行为。凡是经过国家计量行政部门计量认证的检测机构，国家将授予“CMA”计量认证标志，此标志可加盖在检测报告的左上角。因此，消费者所见到的检测报告，只要其左上角有“CMA”标志就可以认为此报告可信。

但是，“CMA”标志仅仅表示出具此报告的检测机构已经通过计量认证，还应特别注意这个检测机构的检测能力是否涵盖了十一项标准所涉及到的内容。“CMA”标志如同一个企业取得了工商部门所颁发的营业执照，其执照内的经营项目是有限的。为了进一步确定报告的可靠，您可向检测部门要一份带有“CMA”标志的报告附表，看表中是否包含你要检测的内容。

另外，对计量认证还要看其有效期。《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管理办法》有明确规定，其有效期为五年。在这五年之中，对于检测机构应由同级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对于不符合考核条件的，必须限期整改。若整改达不到原考核要求的，由发证单位注销其计量认证合格证书，停止使用计量认证标志。

发布时间:2004-5-13

第四篇：读书报告

盛世危言——若有所思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报告

12历史学 2012211292 余茜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突然在中国爆发。愚夫愚妇们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对这一妖术的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著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搜捕。这是本书立足的背景，作者通过分析解释“叫魂”这一妖术传言的来历，以及地方政府和后来中央皇帝对于这种妖术恐惧的处理，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警醒我们切勿走向清帝国曾经走过的悲催老路。

三个层面

以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关联性为前提，全书可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的故事。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椿里。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并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

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并非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这种迷术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常见，特别是在清代的所谓盛世，既为盛世何以妖术横行？第一个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修养生息后，到了乾隆时代达到了其鼎盛阶段，经济繁荣，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但在作者看来这个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三亿多。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加剧的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利，将他们裹挟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

第二个层面是各级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也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没有人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这样地方官员也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虽然乾隆皇帝暂时被自己的地方官员们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线。通过这一独立于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临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第三个层面是专制君主乾隆。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术本身，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是确实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们对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对汉官僚们长期来抱有的猜忌。在他看来，正是官僚们的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随着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越来越多，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军机大臣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不过乾隆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妖首至今逍遥法外。所以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有了这样一个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绝大多数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

本世纪的似曾相识

叫魂恐惧只是一场所谓盛世之下，底层劳动人民的恐慌和帝国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博弈，从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旧官僚体制对皇权的制衡和维护，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剧增之下贫民阶层大量增加，游民危机即将到来的前景„„映射出清帝国即将走上的悲催的道路。在讲完了三个层面的故事后，作者又进一步讨论了叫魂故事背后的历史意蕴，通过分析叫魂故事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他将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定义为“官僚君主制”，同时提出“政治罪”这样一个概念。

读《叫魂》后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近代中国的前夜，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股戾气，用作者的话说，叫魂恐惧向人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报为形式广泛弥漫的社会敌视。” 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并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怀疑自己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他们的境况。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们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妖术和妖术恐惧恰好触到了民间社会的这根神经。而官府发动的清剿则把作为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把广泛弥漫社会的怨怨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取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权力；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这场全社会的歇斯底里的真实写照。值得悲叹的是，这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一再地重演，并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相信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读到这里都会有似曾相似之慨。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正因为如此，把此书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就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第五篇：读书报告

本书的作者收录了四个村庄的田野调查的民族志，并进行了总结与反思。本书的第一部分作者对农村教育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讨论，分别从对农村教育的质性思考，农村教育的外向性，精英教育的历史渊源和平民教育的兴起，农村教育和人观，宗教信仰，社会性格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这四点宏观的分析了农村教育出现的问题及问题的源起。

城市导向的农村教育，即农村教育的基本特征，也是目前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本源起。从精英的教育历史探究，自春秋末期起，教育就有着外向性的性质，“学而优则仕”成为我国古代教育的最重要的表述。直到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教育还是始终是外向性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打破原有的制度，并推向了极端，导致了教育的落后。70年代被纠正后，外导向的精英型的教育又成为主流。在此，作者特别指出，“科举下论“乡学”和“国学”都没有和乡村疏离“[1]，乡土社会恰恰是科举制度的基础，也就是那时候的私塾一部分是建立在乡土社会基础上，比如刘云杉对黔西南的一个民族村寨的研究发现，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们，对乡村文化比较熟知，成为乡村文化的精英。这些大都受私塾和党政文化的影响，并不是受学校教育的影响。在农村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中，诸多学者对乡村教育的发展对提出建设性意见，提出”以改造乡村，社会为目的的平民主义教育“。乡村教育，几经破折和改革，如今，却完全了以”入学率，辍学率，完学率“的硬性指标来衡量。而在原本的就不公平的背景下，乡村教育始终被贴上落后的标志，极少数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而大部分未”走出去“的学生为”种田不如老爸，养猪不如大嫂，肩不能/员扛，手不能提/愿提“的”废人“。在城市二元制度下，城乡经济、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农村教育的课堂上为学生们灌输着遥不可及的城市生活，学生们向往着城市生活，却不能走出农村，最后只能处于农村与城市的流离状态。

本文第一篇是李小敏的《村落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力空间——滇西北永宁拖支村田野调查》，首先笔者对拖支村的做了基本的描述，看得出作者在进入田野的时候，首先会对自己所调查的田野点做一全面，宏观的观察，比如，作者对学校铁门，高墙的描述和对村庄篱笆矮墙的描述形成鲜明的对比，凸显出以国家意志的学校和村落的强烈反差与不协调。第二部分，作者通过对村小愿校长的个人生活史看地方教育和乡村教育的沿革，是往往一个人的历史映射出可以出一个村庄的历史。通过这种个人生活史反应出的村落变迁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从对个人生活史的叙述折射出他所处的文化场域中多重力量的互动。

在第二节，村落知识与文化权利空间，首先作者提出两个主要概念“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力空间”。“因文化的疆界不是自然形成的，是外部和内部的互动中形成的”故作者将文化结构与空间概念结合到一起进行描述和研究，并在描述知识资源的产生与发展时，引入了空间理论方法。对于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利空间的关系作者提到“国家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与地方性知识资源所能占的文化权力空间息息相关”“通过本地人的缓解和译解，国家教育的框架才得以嵌入村落社会肌体之中”（P49）

其次，作者通过对摩梭社会的阅读和观察，看到了摩梭文化与外来主流文化的碰撞，指出，“空间压缩和文化渗透可能会通过更隐蔽的方式进行“（P58）。作者对摩梭女子当家，却登记户主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得出，“男主外女主内，是家屋本位导位下所做出的劳力配置，其表现不是公众领域对家户领域的侵入和宰制，反而是家户领域以柔性的方式渗透于公众领域，适应本土文化的需求”（P63）。这也可以看出，在主流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碰撞中，无论主流文化多么的强势，却还是退位了适应乡土文化的文化模式。制度虽然会变化，但是，”民族的、本土的文化意义体系却仍然可以经由符码和日常生活的空间潜移默化的传递给下一代“。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在家户领域和公众领域既分隔又相互渗透的条件下，知识资源的分配与传承也呈现多重空间的模式“通过对拖枝村不同民族文化经济差异的调查，发现不但在摩梭民族中，在拖支村中不同族群文化的互动中也存在中心与边缘。”“在社区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反应着外部世界的影响和渗透。（P64）“

第三节，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的之间，作者分析了乡土文化被主流文化的冲击，同样这种现象在乡村教育中也尤为突出，作者参与了拖支村完小课堂教学与学生的学校生活，及教学中的语言使用，看到了，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的对立。通过对教育的“失败者”和游走于体制边缘的人的访谈与观察，更体现出了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的对立，国家教育和本土文化的脱离所出现的问题。

本文选取文化的传承和知识资源的分配作为切入点，而重点是通过国家教育之于乡土社会的作用，考察国家力量对于村落社会的渗入，城市化、工业化及全球化在文化空间内的表现。并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去国家强势文化的中心化，恢复和增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能产性，重构民族认同和本土文化的主体性。

思考：本文从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力切入，对拖支村进行了考察。文章利用空间的概念用来分析，把文化环境放在一个空间中去考察。借用“内”“外”两个概念，描述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互动，小到家户，大到社区，族群之间，最后延伸到教育。本文，形散而神不散，紧扣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利空间，对拖支村不同空间互动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从研究方法上看，作者应用了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和个人生活史，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初次进入田野的时候对村庄就进行了大概的了解，在初入村庄的初次影响作者就看了，树立在村庄里代表国家意志的村小与村庄形成的鲜明对比，作者并没有描述太多的现象，但却对村庄的观察细致入微。包括代表国家意志的标语“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却没有带给太多的力量。从而提出了本文要讨论的重点问题，即，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对立，脱离本土，没有起到实质的作用，却反而造成了被教育者对本土的不适应。本文提到了地方知识精英的作用，“通过本地知识人的缓冲和译解，国家教育的框架才得以嵌入村落社会肌体中”（P49），但是，本文没有过多的提到地方知识精英，也没有阐述地方知识精英对外来文化如何的缓解与译解。阅读本文，本人受益匪浅，无论从首先作者采用对的研究方法和村庄的进入方式，作者虽然研究村落的教育，却并没有只是从学校去分析教育，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出发来进而分析教育的问题。作为一个人类学着，需要知道最底层的声音，而不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学校。其次，作者的行文貌似比较零散，实质却富有逻辑，以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利空间切入点，从各个方面考察了国家力量对于村落社会的渗入，城市化、工业化及全球化在文化空间内的表现。

第二篇 村落社会文化与国家教育——川西南泸沽湖镇一村小及其所在村落的田野调查

本次调查主要以泸沽镇的一所村小——南山小学为调查对象，并以他为切入点，了解他所在国家教育的整体情况。笔者分两个阶段进行了田野调查，第一个阶段，在暑假期间，作者首先对南山小学所在的村落做了一个调查，了解社区的情况，人们的受教育水和国家教育的态度等。在调查的后一个阶段，学校开学后，作者主要在学校进行田野调查，和同学们一起听课，一起交流，在基层实践者那里了解他们所受教育和他们想要的教育之间的差距。作者不但对该村的山南小学做一调查，因山南小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和其他学校是有着联系的，作者还对泸沽湖中心小学和泸沽镇的中学。作者首先对摩梭人的社会生活，宗教文化，村落的经济生活，远嫁他乡和打工等人口流动状况，教育状况进行了调查。其次，作者针对该村出现的教育受教育低，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完学率，教育男女不公平的现象，从教育被实施方、国家、学校进行了分析，作者从家长和学生的角度探讨教育问题的发现有三个主要原因：经济贫困，经济生产方式对低龄劳力的需求，家庭对教育的现实，选择有关。从教育实施方来看，即学校和各级主管部门，学生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完学率低的原因是教育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的落后、农村教育资金严重不足、现行的农村教育内容和导向。最后一部分，作者对农村教育进行的新举措的实践情况和村民的反应做了调查，提出了对农村教育的思考和建议。即：第一，加大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第二，因地、因时制宜的改革农村教育。第三，尊重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解决好宗教信仰自由和义务教育的关系。

思考：首先，本文作者更多从主位的视角去考察，并与民族间进行了比较。作者对摩梭人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经济进行了调查。在调查摩梭文化的时候，作者基于摩梭的母系文化的对走婚制和宗教信仰进行调查和描述，提到了走婚制。提到了子女花费中父母双方的承担情况，映射出文化和教育的关系。对宗教的调查发现，喇嘛教在摩梭文化的重要地位。作者在对山南、舍垮、直普三村进行了的经济情况也进行了调查，他们经济来源的单一，促使人们远嫁他乡和外出打工。作者对该村的文化，宗教、经济的调查和了解，不只是简单的调查，而是通过调查摩梭文化、宗教、经济去探究该村教育问题出现的原因，和他们乡村教育之间的关系互动。从中我们看出，作者把乡村教育放村庄里进行探讨，并不就教育论教育，或者只在学校里谈教育。作为一个民族学研究者，就是要将教育的放在村落中探究，才会得出乡村教育的真正问题所在。

第三篇 贫困乡村教育的文化嵌入——黔西北石门坎的田野调查

作者沈红在在引言部分首先总结了大家都石门坎教育落后的几种观点，在对这些观点的分析，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作者以老师的角色进入田野，这种职业更容易让人亲近，得到别人的尊重，也给调查带来了很多便利。作者应用了在田野当中，根据调查的深度和情况，采用了不同的田野调查方法，参与观察和非结构性访谈通常用于初步进入社区。深入调查，作者通过拟定访谈提纲而进行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访谈。作者也会对见多识广的村民进行个案研究，不过这需要长时间的深入社区。第二部分，作者介绍了所调查的社区石门坎的经济和地理做了一个宏观的调查和介绍。第三部分，作者对村民的教育程度进行了了解，从性格，民族差异分析了受教育程度，及教育出现受教育程度男女比例不协调，民族之间的差异等问题。第三部分，作者对村寨中年丰小学、云炉小学、石门民族学校的调查，发现学校教育和学生教育的困境。第四部分，从乡村教育的历史来看乡村教育发展的问题。作者通过之前苗族办学和求学的故事进行的白描，那时候的教育落后却“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环使教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现在西部比比皆是人才却出现了困境。引发，作者想用以苗教苗的系统来，吸引本土人才回归。

第五部分，一个村庄两种教育，作者对村寨中的国家教育和民间教育做一调查，并发现这两种教育对苗族的影响和，和这两种教育之间的互动。最后作者，从国家角度，少数民族的心声和保护文化资源三个方面，揭示了现代教育在贫困地区的嵌入所引发的问题，并对石门坎教育的走向做了总结。

思考：本文作者巧妙的应用了不同的田野调查办法，对村落及三所学校作了调查和比较，这三个学校从不同的方法反应出来教育的普遍问题：教师资源不稳定，各种原因引起的学生的流失，高年级升学率和玩学率低。笔者在德昂族的调查中，也发现了类似情况，这也教育的问题在其中都存在某些普遍性。这说明这些教育问题不只是存在于一个村寨，一个民族，而是存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尤其存在于中西部，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后文，作者提到的基督教的传人，基督教对教义比较适合，在不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了主要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基督教的所引导的乡村教育也之得笔者去关注。乡村教育不仅仅是在学校，无论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更是对个人来说有着深刻的影响。作者将村落教育历史用过老人的陈述做一调查，更可以让我们看到教育发展的变化，借鉴历史，找出解决教育问题的有效方法。笔者是历史科班出身，更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从历史的角度看待问题。

第四篇 村庄与教育—黔西南一个民族混居村庄的田野研究

作者在考察教育，依然把他放入村庄的大背景下。进入具体的村庄，具体的性别，具体的经济阶层，具体的亲戚关系、活动空间、信息空间之中，来看村庄的人，他们的生计操持、文化表达与教育诉求，来考察教育之于村庄的的意义。（P230）。作者通过村民对作者自己这个外来人的看法和表现，暗示出了村庄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与幻想，但还是过着自己的平静的乡村生活。在写到村庄的人口和政府的管理中，计划生育代表着这种政府管理与村民有着冲突和矛盾。作者分别在政府人员和村民的立场了对此执行计划生育的看法。在此，作者以一个冲突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叙述了整个事件中，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与妥协。本文应用大部分的篇幅写到了村庄的人们如何走出去，和走出去的困惑及无奈走出去又回来之后对乡村生活的不适应。既然以打工方式的走出去终究还是回到村庄，那么是不是教育才是真正走出去的通道。作者通过对四个村庄年限的调查，其居住地的开放程度而呈现的教育年限不同。作者对海庄村五代人的年限并加上性格变量，每个村庄都有着男女受年限虽有不同，但每个村庄的男性受教育的年限都比较高。问题又回到原点，如何走出去，作者分析出四个可以走出去的路，其一，参加革命；其二，招工（打工）；其三，参军；其四，升学。在当今和平时期，革命和当兵已经不能成为走出去的理由，而且目前招兵学历要求是高中以上。作者最后得出升学的是走出去的唯一出路。接下来作者将通过要教育走出去的青年分别以个案的方式进行了调查，可以看出教育走出去不是不可能，却只是少数，而且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也指出一些农村学生的局限和懒散的缺点。作者应用在课堂中青蛙和小鸟的例子，指出了乡村受教育者的观念的局限性，只仅仅跳出。最后一部分，作者陈述了乡村世界的变化及观念的变化，在市场的冲击下，村民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朴实，也会因为赚钱做些危害身体的食物。而这大多取于教育低下眼光的短浅，也正是因为教育的缺失。结尾，作者对乡村教育提出自己的思考，针对“教育如何更贴近乡村生活”，提出以下建议，乡村教育的规范化与多元化，乡村教育质量与师资准入机制的建立，民族文化的保护。

思考：作者刘云彬对海庄村的四个小组做了比较调查，对其四个教育年限进行量的比较，又进行质的研究。数据更可以清楚的展现，从中也明了的看到四个村庄年限变化和男女受教育年限的不同。在对村庄的调查中，作者这一方法值得笔者的借鉴。作者在村庄的调查中大量的使用个案研究，虽然可以代表一部分人，但是不一定是全部。作者每个案例说明每个一个教育问题，这是值得借鉴的。但对于本村民的评价中，难免于主观。作者提到乡村孩子比城市的孩子懒散，沉迷于电视等虚化中，但作者并没有深究原因。他们之所以这样，是他们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无法走出去，没有明确的目标，那么他又有什么动力去学习。而城市的孩子，有目标，而且知道努力可以得到。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就像小说中的孙少平大家都想走出去，走向城市，而不得与平凡一生。只是站在外来角度看待乡村教育，有失片面性。那么有没有想过，不管是城市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其实都想走出去的，都想去更好的地方，这不仅仅是乡村教育的局限性，这只能说是人的本性。其实，在现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不少人也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家乡。教育可以看作是人们一个觉悟的过程，他可以不知觉完成了我们的成长，塑造了我们的性格。当乡村教育中，受教育者改变自己的观念，让教育变成一种对自己本身的长期的投资，教育出现的本质问题才会得到解决。当然，乡村教育的多元化，比如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也会促使乡村教育有着良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