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考时评：将社会效益作为文艺创作的自觉追求

第一篇：公考时评：将社会效益作为文艺创作的自觉追求

在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他同时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这番讲话，明确指出了文艺创作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也道明了文艺作品的创作规律和市场规律之间的关系。

近几年，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之下，在顶层设计和社会响应之下，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文艺事业再攀高峰，文化产业迅速发展，一个包容各类文艺作品、海纳各种创作形式的市场已经形成规模。只有文艺创作不断显现出生命力，文化市场才能充满发展的活力。搞反了这一对因果关系，文艺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就等于是切断了文艺创作真正生命力的来源。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文艺事业的根本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偏差，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就会存在，抄袭模仿、千篇一律以及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就会产生，而妨害了文艺创作的生命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无从谈起。

文艺创作要想有成就、出精品，就应该既遵守创作规律，又遵守市场规律，在创作规律和市场规律中找到平衡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必须在创作上沉得住气、留得住风骨、守得住底线。创作和传播的过程是作者和受众一同体验艺术审美、情感抒发、心灵震撼、思想启迪、道德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理想信念和精神力量的支撑，也需要理解和消化的周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赢得历史的掌声。

市场规律同样要求文艺创作的高质量。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而永恒价值才能在市场中体现出最佳经济效益。无论是盲目跟风、一哄而上，还是爆冷搞怪、无病呻吟，都违背了市场规律，也不可能具有竞争力。2009年，电视剧《金婚》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仅仅第一集剧本，编剧王宛平就先后改写了13稿，对品质精益求精，而这部电视剧一经播出就得到了市场和观众的认可，首轮播出就赚了超过50%的利润，复播利润更加可观。相反地，电视剧《潜伏》火了以后，相同题材甚至雷同剧情的谍战剧充斥荧幕，瞬间造成市场过度饱和，这其中仓促上马、粗制滥造的项目必然遭受了亏损失败。

市场经济大潮是时代底色，也可以成为文艺创作的“话题库”.坚持文艺创作的核心价值和正确方向，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文艺创作就不但能够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保持准心、不迷失方向，而且能够把握住这个时代命题，铸造时代灵魂。入选2014年“五个一工程”奖的电影《中国合伙人》，讲述了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浪潮中，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用知识改变命运、用民族荣誉激发创业勇气、用社会责任寄托奋斗梦想的故事，通过对青春年华的缅怀和对创业之路的追忆，艺术地传扬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主题。主人公的创业之路，折射出了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走过的艰苦历程，他们的梦想、奋斗、辛酸，与当代中国人民最朴实、最平凡的个人生活有着血脉相通的紧密联系，从而在情感上与观众形成共鸣，在经验上与观众达成互动，在价值理想上与观众形成统一。这是作品争取观众、赢得市场的关键所在，应该成为文艺创作的自觉追求。

国运兴，则文运兴。优秀的文艺作品，承载着人们的生活、情感和梦想，标识着一个民族的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精神高度。当代中国，正奋力行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多样性和文化丰富性，这是文艺创作的富矿，也是文艺发展的难得机遇。不媚俗、不唯利、不负时代托付，传递真善美，传播希望和梦想，当代文艺工作者理应以此共勉。

第二篇：2012公考申论热点时评：用工荒

【背景链接】按往年的规律，元宵节过后是务工人员来温寻工的高峰。而今年新春以来，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却不得不引人深思：

贵阳开往温州每天一趟的K942次火车，往往到丽水站时车厢乘客还是满满的，上个厕所都挤得很；一到青田站，大批务工者就往外涌；最后，列车抵达温州站，下车者已寥寥无几。

这些客流中的绝大部分，本应是来温务工者。然而今年，他们为啥不来了？

据温州火车站和各大汽车站日前发布的综合客流信息表明，今年春节过后全国各地来温的客流量比去年大约减少了20%至30%。

上周，记者蹲点多家企业和劳务市场时也发现，今年开春，困扰企业多年的“用工荒”难题可谓雪上加霜，特别是中小企业用工缺口都在50%以上。而实际上，为了尽快招到员工，我市不少大型中型乃至小微企业都拿出了诚意纷纷上调工资，并在员工食宿等方面开出更优越的条件。可是，“涨薪潮”之下，实际效果又如何呢？

【原因分析】首先是城镇化的变迁。自新中国建立，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根据我国的人口普查数据，直到1990年，我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4%，而城镇人口只占26%。而中国的沿海经济带此时己经逐渐形成，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沿海城市，并且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形成了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象。

90年代后，中国的城镇化开始逐渐加速，只用了10年时间，中国的城镇人口猛增了近10%，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36%。而这种增长在之后的10年并没有丝毫减弱，到了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终于历史性地超过了农村人口。根据2012年1月的最新统计，中国的城镇人口为69079万，而农村人口为65656万。而正是这种城镇化的变迁，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农村剩余劳力远离家乡去沿海打工，这30年来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农村的空巢问题和留守子女问题等等。人们当初远离故乡去打工，为的是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子女的未来。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家乡已经变成了城镇，而且用工待遇也与原来的沿海城市企业相差不太大时，为何还要舍近求远跑出去打工？更何况每年过春节往返也需要一笔可观的费用。而更为重要的是，身在家乡，既可以打工挣钱，又可以与家人在一起，如果有机会，在新的城镇安家落户，总比与家人分开，在千里之外飘泊好。

【应对措施】

（1）提升工资福利待遇：当用工市场供小于求是，价格自然就上涨了，显而易见，提升工资能留住不少员工。以富士康为例，仅仅初八那天，富士康凭借高额的工资就在河南吸引力3万多工人。除了提高工资，企业还要做好福利方面的工作，比如五险一金、休闲娱乐设施、免费提供工作餐等。

（2）大打温情牌：越来越多的务工人员选择在家找份稳定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是能陪伴着家人，感受家的温暖也不错。企业要抓住工人的需求，这样才能稳定军心。目前一起出门打工的80后夫妻越来越多，很多夫妻都选择在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工厂工作，企业可以为这些工人提供“夫妻房”，为他们营造家的感觉。很多员工频繁的跳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没有归属感，若是企业能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员工找到了归属感，有了家的感觉，用工就不会荒。甚至有实力的公司可以为员工的孩子建立学校，让员工彻底安定下来。这样员工对企业已不仅仅是雇佣关系了，工作效率也会大幅提升。

（3）降低采购成本：员工的工资成本把企业的利润挤掉不少，那么对于这部分上涨的成本能否转嫁出去呢？笔者告诉你，能！从采购成本入手，这当然不是要企业近劣质的原材料。而是说企业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直接从工厂进货，以我国最大的制造业电子商务平台—世界工厂网为例，注册用户绝大部分是生产商，这样直接面向厂家，缩减了供应链，能成功的降低采购成本，为企业节约一大笔资金。

（4）政府采取积极措施：用工荒的解决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可以出台相应的措施使工人安定下来。广东省已经推出积分制入户政策，务工人员在积累到足够的分数时可以申请入户。这样就能彻底使工人安定下来，解决用工荒的问题。

第三篇：2012公考申论热点时评：救助流浪儿

【背景链接】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指出，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2011年12月26日，民政部、中央综治办、公安部等八部门联合下发通知,部署从现在起至2012年年底,在全国联合开展“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提出到2012年年底,我国城市街面力争实现无流浪未成年人。

2011年8月，国办下发《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方针，健全机制，完善政策，落实责任，加快推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建设，确保流浪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救助保护、教育矫治、回归家庭和妥善安置，最大限度减少未成年人流浪现象，坚决杜绝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

针对流浪儿童已采取的措施

新疆籍流浪儿童有“家”可回

2011年4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宣称，将接回所有在其他省份街头流浪的新疆籍儿童，并将投资5000万元新建一所流浪未成年人安置培训中心，为其提供必要的学习教育条件，让这些儿童在家乡健康成长。

全国失踪儿童快速查找机制建立

2011年4月12日，公安部宣布全国公安系统将组织开展为期6个月的来历不明儿童集中摸排行动，在6月1日前全国将建立实施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决不放弃任何一起未破打拐案件的侦破工作。

【原因分析】

流浪儿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造成流浪儿童上街流浪的情况形主要是家庭贫困的原因，也有家庭变动产生的父母离婚或者父母判刑或者隔代家庭，同时也有一些教育方面的原因，即一些家长望子成龙，孩子的压力过大，出现逃学的问题，也有一些孩子学习不好，受到了歧视，产生了出走的问题，还有一些社会的原因，一些不法分子拐卖、胁迫、利用孩子来流浪乞讨或者从事犯罪活动。

【总体要求】

做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社会和谐安定，关系到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落实。及时有效救助保护流浪未成年人，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因此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方针，健全机制，完善政策，落实责任，加快推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建设，确保流浪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救助保护、教育矫治、回归家庭和妥善安置，最大限度减少未成年人流浪现象，坚决杜绝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

【基本原则】

坚持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优先。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健康成长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对家庭监护的指导和监督，及时救助流浪未成年人，严厉打击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受保护权。

坚持救助保护和教育矫治并重。积极主动救助流浪未成年人，保障其生活、维护其权益；同时加强流浪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文化和法制教育，强化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治，帮助其顺利回归家庭。

坚持源头预防和综合治理。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司法等手段，落实义务教育、社会保

障和扶贫开发等政策，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共同责任，不断净化社会环境，防止未成年人外出流浪。

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落实政府责任，加大政府投入，加强各方协作，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的积极性，形成救助保护工作的合力。

【措施】

一、立法层面

国务院的《意见》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社会、个人多元主体共同求助的制度,并且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救助责任。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流浪儿童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创新社会管理制度。

第一,建立更完善的政府、社会与个人多元互动的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机制。《意见》明确和强化了政府的责任,抓住了儿童保护的关键,但保护未成年人是政府、社会与人个共同的责任,因此,在加强政府责任的同时,还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提升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效果。同时,还应当进一步细化监护人的法律责任。

第二,进一步推动相关立法。《意见》根据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及流浪儿童救助有新的制度性安排,使相关法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原则性规定更加具体化,但《意见》本身效力层次较低,因此,应当通过修改相关法律,将《意见》有效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上升为更高层次的法律文件。

第三,进一步制定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意见》虽然明确了责任主体,规定了相对具体的保护措施,但有的措施还需要细化,需要更明确的制度来保障,如政府投入问题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力的具体责任追究机制等。

第四,应进一步完善配套性的保障措施。例如,应当进一步推动公益慈善机构的发展,加强对慈善机构的管理与资金使用,重建社会公众对公益事业的信心,建立对家庭、监护人等的指导与干预机制。

二、具体措施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应加强心理帮扶

帮助流浪儿童，首先要加强救助站的救助工作。相关部门发现流浪儿童，引导、护送他们进入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后，救助站应做好各方面的帮扶工作，包括基本生活的保障、医疗救助，以及针对他们的问题开展心理咨询、行为矫治。救助保护中心可以通过对儿童友好型的救助，使这些流浪儿童真正体会到一种被帮助的感受，同时对他们进行行为矫正和心理辅导，这样不仅可以预防一些有过不良行为的儿童今后走向犯罪的道路，还能帮助其回到家庭后融入正常的生活。另外，救助站应提升服务意识，要在医疗救助，流浪儿童的行为矫治、心里咨询、教育等薄弱环节还需要加强。

做好安置工作预防“再次流浪”

“现在政府主导的“接送流浪孩子回家”行动，是指流入地救助与流出地安置合力配合来帮助这些流浪儿童。”为了从源头预防“再次流浪”，当把流浪孩子送回原籍后，孩子流出地或户口所在地的政府，还应做好后续的救助和帮扶工作。

一方面，从家庭入手开展对监护干预的工作。当把这些流浪儿童送回家后，要对监护人的监护情况进行跟踪，发现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解决。监护不力的要批评教育家长，如果没有监护人，要委托监护。如果监护人严重侵害孩子权益的，要提起撤销监护人权力的诉讼。这些措施是和流浪儿童产生的原因相对应的，目的就是从家庭的原因上进行根治，预防未成年儿童再次流浪。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社会要提供一些培训条件，做好安置工作。年龄较大的，如十七八岁的孩子，由于长期流浪面临教育中断等问题，政府应提供条件进行集中的职业教育，使

其获得自力更生的能力，帮助他们以后能够独立生活。这样对流浪儿童的救助就不只是停留在一个“送回去”的普通层面，而是从更深的层面，解决家庭问题和技能缺失，从根源上来预防流浪儿童的产生。

第四篇：公考时评：食品安全立法就该重典治乱

备注关注的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近日正面向公众征求意见，这一被称为“史上最严”的修订草案一出，便引发群众热议。

食品安全领域的立法，不管多严厉都不为过，因为这涉及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可是一些网民和媒体却从保护“生产不合格产品小商贩”的角度，声称“不能光看消费者一方的诉求”，甚至提出“食安法是不是处罚越重越好”的命题，让人颇感意外。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于天。“先污染后治理”的亏，我们在环境保护领域早已领教，且现在还在为当时的企业环保低准入门槛埋单，食品安全领域岂能重走老路？

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一次次撕裂着公众敏感的神经，“黑作坊”“地沟油”也屡次挑战着社会道德底线。面对乱象丛生的食品安全格局，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回头路，更不能为所谓的“培育产业”而放宽准入和监管标准，否则，这在毁掉一代人生命健康的同时，更会因非法添加、恶意生产等无德行为而冲击整个社会诚信体系。

正因如此，食安法此次大修更加突出了生产经营者的处罚力度、监督管理者的问责力度和受损消费者的保护力度，草案坚持的重典治乱也因吻合绝大多数民众期待，而获百姓“点赞”。

严厉的惩罚和立法，确实会提高食品领域的准入门槛，但提高准入标准维护公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有何不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科技装备水平日新月异，我们有能力更有信心还公众以安心食用食品的权利。面对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安全食品的需求，还去鼓吹所谓的“不能光看消费者一方诉求”“产业需要呵护”，不仅罔顾群众生命安全，更是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

顽疾必须猛药医，食品安全领域就该重典治乱。国外的月亮并不比中国圆，但众多网民舍近求远从国外代购奶粉等食品，本就说明他们对国外食品安全领域严厉监管的认可，如果我们再不迎头赶上，那当越来越多国人求诸海外购买食品之时，便是中国食品产业噩梦真正开启之际。

第五篇：2014公考申论热点时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背景链接】

2011年10月19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以社会成员信用信息的记录、整合和应用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

【标准表述】

[权威论述]

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这两个方面解决好了，我们社会就会大大向前迈进一步。

——温家宝

【原因】

社会诚信主要包括个人诚信、企业诚信和政府诚信。个人诚信缺失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说假话、考试作弊、买卖假证件、学术造假、偷逃税款、骗取保险等等，不一而足。在经济活动中，企业不讲诚信的现象更为突出，如恶意逃废银行债务，虚假宣传、虚假承诺、随意毁约，财务信息严重失真，制售假冒伪劣，坑害消费者等。政府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政策多变、不守承诺、随意性大、暗箱操作，一些干部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贪污腐败等。

【措施】

第一，思想教育要先行，引导人们把诚信转化为内心信念。

第二，政府诚信是关键。打造诚信政府，提升政府公信力，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一要坚持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二要恪尽职守，用心谋事，用情做事，用力成事，不回避矛盾，不推过揽功。三要清正廉洁，珍惜名誉，靠诚信赢得民心。四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做诚实守信的表率，为群众树立榜样。

第三，治本与治标相结合。一是舆论要引导。二是手段要多样，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打击各种失信失范行为，让坚守诚信者扬眉吐气，让失信失范者名誉扫地。三是制度要跟上，把诚信道德规范的内容和要求细化、深化、具体化，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充分发挥制度的惩戒、引导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