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三农问题
三农
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一、农业问题
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放松法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二、农村问题
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旧村改造问题。在当今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下，多少不规范的所谓“改造之举”是多么的令人心寒。其中集体土地被非法买卖是一大问题。而这背后又是各方势力的利益之争。农村以土地广阔，发展宽阔而著称。如果土地不保，何以谈发展？即使是发展了，农民也是同样没发展，相反而是在旧村改造中被抹杀掉，农民也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在处理农村土地的时候，多少的不规范行动在众怒睽睽之下被鄙视，而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当今社会的飞
速发展，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小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改造，我们是不是还能这样空喊口号而为之呢？政府应当派专人组成考察团队，落实农村土地的使用情况，做到心里有数才行。还有就是要强化法律意识，对农村土地征用办法进行公布，防止不法利益集团钻空子。旧村改造也要做出明确规定，对于侵占宅基地的要做出具体补偿办法，建立必要的服务设施。
当然农村问题还有很多方面，它遍及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养老医疗问题和幼儿教育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等等的不规范需要我们去重视，去改正。
三、农民问题
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参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接近9亿，占全国人口70％；农业人口达7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50.1％。“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大事。
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全局，要把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措施都与资金的投入密切相关，但是近几年来的金融体制改革所存在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特别是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投入相对不足。农业产业本身的体制问题也影响金融资本向其流动，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业经济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经营，加上基础设施差，难于容纳较多的金融资金。
目前我国的农业体制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经营方式只能容纳少量的小额农贷资金。
一是这种经营方式农户的资产较少，不能承担较大的信贷风险；
二是这种经营方式限制高效农业和农业深加工的发展，农民不需要较多的贷款。
因此，目前的农村信用社出现三种情况：
一是还有不少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的问题较多，加上当地的金融风险较大的影响，目前还出现支付的困难，没有钱支农；
二是部分农村信用社存款多，但又不敢支农，资金闲置；
三是有的农信社实际上办成了商业银行，在城市里与商业银行争存款，争贷款，不愿支农。
四、三农问题的根源
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提到了极至。为什么一个有着5000年农业文明史，有4000多年处于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中国，在21世纪的农村处于“苦”、“穷”、“险”的境地？究其原因有以下五点：
(一)产业的天然弱质性
种养业，依赖于当地水、土、日照、气温等天然资源的配置。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天然资源的配置，只能适应，不可能整体改变，只有局部或某一方面改善的可能，如自流灌溉和大棚。具有改善大自然气候的森林和植被，中国实际整体上是破坏，环境在恶化。这是农业的天然弱质性。
(二)生产资料的弱质性
种、养业量的增长，依赖于可耕种土地和草原的面积扩张，从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农地面积的国际比较看：1992—1994年，美国为118.2公顷，加拿大为173.8公顷，澳大利亚为1074.4公顷，英国为28.2公顷，荷兰为6.4公顷，低收入国家平均也有1.7公顷，而我国仅有1公顷。我国总体上是一个农业资源缺乏的国家，在农业人口直线上升的情况下，在有限的可耕地上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加之，中国有史以来历次“均贫富”的革命，首先是均田地，必然是小农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即使进入工业化时期，农业机械化投入大、成本高，没有需要，也没有可能成为农业生产主要手段。因此，我国农业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也是弱质的产业。
(三)劳动主体的弱质性
首先,有限的土地资源承载的人口数失去控制，新中国50年增加8.5亿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抵消了生产力提升创造的价值，人均可分配的消费品相对减少，用15%的GDP养育70%的人口,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农业人才。其次，工业化过程,乡村商品流通政府垄断，阻止了农村市场的形成，农产品商品率和农村消费品市场化程度低，没孕育出市场经济人才与机制，农民不具备闯市场的天资。再次，城市需要的劳动力通过各种途径的筛选，吸纳的都是农村中的精英人才，降低了农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最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普遍文化素质低。据2003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称：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况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为20：9：1，受高中教育人口比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为0.91：1.01：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0.37：0.55：1。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过
95%。日本同期同行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1997年~1999年间，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是日本的1.03%。一线农业技术人员的身份都是乡镇“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雇员，与农民没有利益关系。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农业科学技术，最初非九牛之力不可，由于方法问题，有的地区甚至抗拒科学技术的推广，更谈不上新的思想、观念了。由于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国任何一个产业的劳动者素质都没有从事农业的产业大军的文化科学水平低。
(四)农业组织上的弱质性
几千年以来，社会管理者都没有对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实质性组织，新中国，“人民公社化”才真正实行农民组织化管理。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又一次“均田地”行为，二轮承包30年不变，是固化小农经济的行为，单纯从组织管理方面看，是一种社会退步（起码是一种制度复归），阻止了现代农业的内生。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面对千家万户、利益各异的松散群体进行有效管理。
(五)社会政策造成农村社会整体的弱质性
第一是40年的资源输出。自统购统销，农业生产资料垄断经营，一直到开始按保护价收购农产品止，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40年整体上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向工业输血。第二是30年的人口膨胀。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农村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至今农村人口出生率仍然高于城市，出现高素质、高收入人群少生育，低素质、低收入人群多生育的逆向调节政策。第三是10年的横征暴敛。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中释放的热情到84年达到最高峰，国家便出台了“农业特产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高度组织条件下的管理机构不减人反增人。94年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例，财政收入向上集中度提高，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加之普九义务教育投资、基层官员政绩需要的形象工程以及吃喝风、行贿风等等。20世纪末的10年,在农村基本上是横征暴敛的10年。第四是农业产业链中断。产前产后服务，前40年国家垄断专营，原因是产前和产后有钱可赚，唯独生产环节不赚钱。国家虽然出了钱，但不是给农业生产者，给了经营者，国家受到中间商盘剥，最典型的是粮食系统和供销社生资系统、棉花系统以及农业系统的种子公司。由于产业链中断，导致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是不完善的，一下子抛向市场，其结果可想而知。第五是农村其它产业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社会历史上的其它产业，如手工业，各种作坊等，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自救力，内生产业力尽丧。第六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小病拖，大病等，促长了农村封建迷信盛行，养儿防老、家族意识等传统观念大行其道。第七是政府和城市居民深层意识歧视农民，政府保护农民利益的举措收效甚微。在社会二元结构中，呈现出城市居民始终在政府的保护下生存，而农民没有享受到一丁点（除保护价一项外）社会福利。打工是盲流，春运加价，克扣农民工工资，大城市设计许多限制外来工的壁垒等。农民在城镇成了低智商、犯罪的代名词。
五、如何解决
三农问题是社会热点问题。在网上键入“三农问题”搜索，有简体中文网站和网页17000项，三农问题研究已十分深入。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地域广，东西跨越5个时区，南北气候迥异，各地资源禀赋差别大，东、中、西部经济条件悬殊，不可能有一套适合全国各地农村的最优方案，靠一个“一号文件”解决农村所有问题。这里，笔者提供两条基本思路，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二是农村地区的一揽子改革思路。
(一)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
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党的16大确定的方针政策，也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必经历程，是社会人口空间布局变化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协调规律。任何人为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设计都是对规律的违背。农民进城打工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表现，谁能阻挡民工潮？民工潮的背后是经济规律（比较效益）在起作用，与台商到大陆投资原理一样。因此，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经济行为，是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政府在人口布局调整过程中，政府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清理一切有关人口、人才流动的壁垒，给外资、内资企业，国营、民营企业，农民和城市居民同等国民待遇。首先，取消户籍管制为户籍登记制，变“要不要给你城市户口”为“我愿不愿”登记为城市户口，把权力交给人民自决。同时，把户口与身份证（变更登记身份证以旧换新）、保险、纳税、银行帐号捆绑在一起。其次，取消正式工与临时工称谓，一律称雇员（公务员本质也是雇员），实行岗位工资制。其次，社会组织分成四大类，军事单位、行政单位（含党、政、人大、政协、司法）、事业单位、企业单位。政府只管军事和行政单位的收与支，全额纳入国家预算管理，定员定编；事业和企业单位全权交由市场调节，事业单位财政补贴法制化。最后，对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小企业、个体户，外国人、中国人，城里人、农村人，北京人、外省人，大城市人、小城市人，一律实行国民待遇，除法律规定特殊优惠外，所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工资待遇，执行一个标准，不厚此薄彼。
第二件事是规划、引导、诱导、指导，法律规范。首先,就是规划。中国目前的共识是限制特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这是错误的，我国人口最高峰是2050年，16亿，2013年是劳动力最高峰为10亿，后者比前者提前37年到来，就业高峰在“小康”之前，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必须加快。按最低标准一半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居民就是8亿，60%就是9.6亿，70%就是11.2亿，2020年小康目标，取中间值（8—11亿）9.5亿人口计算，一半居住在特大城市有4.75亿，按美、日、德1995年特大城市居民占总人口之比例（39%、37%、41%）取最低值37%计算有5.92亿，取二者平均值是5.33亿。这样2020年中国特大城市人口不得少于5亿，也就是说1000万人口特大城市必须有50个以上，现在所有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城市人口都增加到1000万，还不够。然而，我国号称1000万的特大城市没有一个城区人口达到800万，都包括郊区农村人口。而特大城市看起来单位成本高，但承载人口多，其实是最节俭的人口居住途径。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特大城市，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二者齐头并进，才能容纳巨大的人口规模。
中国干任何与人口有关的事情，必然是世界第一，就必须拿出世界第一的胆识、第一的谋略、第一的举措。但我们不能盲目发展特大城市，如长江以北（除东北外），成昆线以西就不宜发展特大城市，因为水资源不足，现在可以“南水北调”，将来可能只有海水淡化一条路了。因此，50个特大城市只有长江中下游流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东北四块地方可供规划了。其次是引导、诱导、指导问题。所谓引导就是政府告知每一位农民，进城者必须有一技之长，即大力兴办职业教育；所谓诱导，即城市接收单位应有一定的进入门槛（与目前的限制门槛有本质区别），基本条件不得太高。所谓指导，即告知每一位进城民工，由一个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不是一天的事，有观念与综合素质问题，政府应加强市民教育。目前民工进城打工的负面影响是政府没有做好引导、诱导、指导这三项工作造成的，待国民取下“有色眼镜”看农民工、政府做好“三导”工作，农民变市民不是一件难事。最后就是政府在“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 过程中，必须作好法制建设，用法律的形式，而非“红头文件”形式来规范。这次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徙，包括上述规划、“三导”工作，以及取消壁垒和普遍国民待遇等，都应通过人大立法形式予以规范。
(二)农村地区一揽子改革的思路。
就是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基本思路是：
1、在长、珠三角洲、京津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进行撤消省、自治区建制，设立经济大区试点，经济区属中央派出机构。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到市和州，市不再辖县，只管城区和近郊区。国家设立中央、市（州）、县三级财政。其理由有：其一，省级行政区划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的主体是城市，目前形成了城市与农村二元社会结构，干脆把二元分而治之，突出城市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中央直辖市州一级（州是指地域大且没有中心城市的地区，以及为实行民族自治而专设的一级行政建制）。从而可以减少中间环节，便于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效性和政策的落实，有利于城市工业现代化的早日建成。目前省级行政区划，从经济发展实体来看，既有城市、农村，地域又大了，从经济发展区划来看，它又小了。其二，省级机构运行50多年，机构太庞大，改革起来难度大，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把省级机构的权力一分为二：规划、协调与司法权、农村管理权给大行政区；城市经济运行与管理权交给市。有利于新型市场经济制度设计，节约经费用于发展城市建设。其三，省级作为地方政府，除外交外，与国家职能基本相同，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稳固，也不利于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明确。其四，农村管理的实体应为县一级，农村管理形成中央、大区、县三级管理，以县为主；城市形成中央、市两级管理，以市为主。市县两类地方政府，一个管城市，一个管农村，职责明确，经济发展主体清晰，有利于小康目标的实现。其五，长江和珠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地区已形成三个城市群（长江中下游平原具备建特大城市的品质，农业发达），省建制已成掣肘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现实，通过试点，探索出一条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2、撤销县级市建制，恢复县建制，精简县级（含城市郊区）财政供养人员（含垂直系统），撤销乡镇建制，取消农业税。其理由有：其一，彻底斩断向农民乱收费的根源，庞大的乡镇级机构，在土地承包到户的条件下，没有存在的意义。其二，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中国都是“皇权不下县”，乡镇级设立政府机构，势必增大管理成本。其三，宪法明确规定村民自治，自治单位何需政府事无巨细全权管理？其四，乡镇机构是由区公所演变成人民公社，再由人民公社演变而来的，设立区公所即是上层建筑恢复、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需要。其五，农业税已经征收5000年，农业产业已成为弱质产业，美欧都实行农业补贴政策，我们对农业不补反征，特产税只能按实际外销金额据实征收，取消农业税，以利于养育农业，发展、引导非粮产业。其六，县级市经济规模小，城市规模小，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非是一个大一点的县城，市建制未必能促进经济发展，倒不如把县城经济作为一个城乡结合点，带动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来经营运作。
3、选派大批青年（含优秀大学毕业生）干部，长驻村、镇帮助农村奔小康，长期与农民“三同”，不达小康不归队。其理由有：其一，整体小康目标，农村是难点和重点，没有党和政府的引导、诱导和指导，很难突破。其二，农村、农业、农民处于弱质状态，没有党的强有力领导，现状难以改变。其三，农村产业调整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正确的理论指导，势必造成浪费和土地抛荒。其四，农民素质的弱质性与朴素的爱党、爱国情结，呼唤着党和政府的代表与他们朝夕相处，共同建设小康社会；我们的干部有必要深入人民生产、生活的最底层，在实践中摔打，培养出新一代的既懂现代科学知识，又深知中华民族文化与民族情感的社会中坚。其五，乡镇机构的撤销，农村党的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有必要培养锻炼出一批农村新生领导力量。其六，三农问题的解决办法必然在实践产生，全国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任何模式必须适应客观需要[1]。
(三)金融解决“三农”问题
目前的金融体制对农业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的支持相对来讲严重不足，那么，从金融的角度看，如何解决“三农”的问题？
（一）要尽快恢复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农业务，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既想发展农村经济、启动农村市场，又不想付出代价，这是不现实的，只不过我们如果对政策性金融管理好一点，减少人为的失误和腐败，我们的损失就会少一点，以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对支持“三农”的政策性投入，国家要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在国家的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要及时向政策性金融提供贴息资金和呆账损失的弥补，以及时化解政策性金融的风险，不要让风险积聚过大。
（二）在政策性金融的带动下，积极引导商业金融加大支农力度。一些农业高科技、规模化、产业化和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在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下形成一定生产能力以后，商业金融要及时给予配套资金。对于长期只存不贷或达不到存贷比例的商业金融营业网点，要强行退出市场，遏制从农村大量抽走资金的做法。
（三）扶持农村信用社建康发展，提高支农能力。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责。那些认为农村信用社不是国营的金融机构，就不能享受同样待遇的思想是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不了解，其结
果是导致农村信用社的风险越来越大，不但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而且导致农村金融体系崩溃，甚至出现全国性的金融灾难。
（四）邮政储蓄组织的资金，大部分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反哺“三农”。由于邮政储蓄的存款大部分来自县以下，主要是农村，这部分资金应通过政策性金融用于支持县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同时增加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再贷款，提高其支农能力。这样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进而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五）适当改变目前的农业生产模式，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这样才能吸纳较多的资金，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目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不能解决农民的小康问题。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以下弊端：一是不利于机械化生产，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二是不利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没有资金投入搞科研，即使有科研机构研究出新的技术，推广也困难；三是难于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现在农民的生产往往是生产出产品找不到市场，虽然有公司加农户这样的模式，但毕竟多了一个环节。当市场出现变化时，要么是公司不讲信用，要么是农户不讲信用；四是不利于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一些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主要原因是难于有稳定的质量和数量的原料来源，一家一户的农户来生产，要么是质量难于保证，要么是数量难于保证。上述的四个问题，都是在市场经济中生产遇到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村经济是不可能有质的突破，即使金融的改革能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农村也没有很好的投资环境吸纳较多的资金。硬性地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也只是没有多大效益的投入，最终又形成更多的不良资产。因此，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土地的再承包，使土地集中在懂经营的农业企业家手中，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大生产。农民既得到一定土地承包费，又可以干其他的副业，可以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低生产率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六、农村改革三步走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农村改革近30年来，我们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我们建立起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第二步，实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我们开辟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途径；从2006年开始。进入到农村综合改革的新阶段。“三步改革贯穿一条红线，就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失时机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是历史关节点上巩固改革发展成果、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首要任务。
七、其它信息
【三农】元《事林广纪》载：三农为“山农、泽农、平地农”。这里的山农当指猎户，泽农指渔夫，平地农才是现在所指的农民之意。
第二篇：三农问题
温铁军:市场、政府双失灵下的“三农”问题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1 更新时间：2006-4-23
近年来，人们在复杂的矛盾冲突带来的教训中有所进步，知道中国的问题原来不是所谓的农业问题，而是以农民问题为主的“三农”问题。这当然令人欣慰。但是，最近参与“三农”问题讨论的人们一般还都习惯于约定俗成地根据经济科学所规范的学术语境提出政策意见。有些比较激进的甚至对家庭承包制也予以否定。根据十多年在农村调研中得到的粗浅的感性认识，我试图藉此文提出假设：无论计划还是市场，当这些外来制度面对高度分散而且剩余太少的传统小农经济时，都有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因此才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由此引申出的另一个相关假设则是：无论集权或是民主，当这些政治制度面对高度分散的小农村社制的社会基础时，也都由于交易费用过高而难以有效治理；因此才需要重建以社区自治为主的农村管理体制。也许，正是这两个问题没有被正确认识，也没有来得及讨论解决办法，中国的三农问题才面临“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
一、市场为什么失灵
因为知识有限，我只能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要素的配置入手进行讨论：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第一要素是土地。而在我国农村，土地事实上是在不断减少，并且人口在不断增长，就产生了两个现实问题：
其一是土地面积减少使之成为高度稀缺资源，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价格，越是稀缺、其价格就越高；并且，越是稀缺资源，私有化的制度成本也越高。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在我国又天然地与传统村社的血缘地缘关系结合，就导致土地产权客观上以社区为边界。
其二是任何多少从事过农村政策研究的人都知道的土地“双重功能”。这形成于一般发达国家难以见到的“政府退出”。亦即：农村自发大包干使得政府赖以提取农业剩余的集体化制度解体时，政府的理性选择是“退出”，从此不再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农村公共开支，而转由耕地来承担；并且随人均面积不断下降，必然使耕地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这种公共品职能为主。这也是我国农地的社区所有制的成因之一。
在以上两个限制性条件约束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村社所有、家庭承包制度，这个制度在20年改革过程中不断修订和完善，最后被1998年中央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发布的“跨世纪的文件”确立为“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由此决定了农村土地既不能实现完全个人意义上的私有化，也不能被单纯地当作一种生产资料来完全地交给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第二个要素是劳动力。农业人口和农村劳动力的严重过剩，本来不是建国以来才有的现象，而是宋明以来的长期问题。但中国在100年的近现代史上追求重工业导向的工业化，必然造成城乡二元结构，则是今天的人们面对的最起障碍作用的基本体制矛盾。在其约束下，农村剩余人口和劳动力不可能大规模转移，又进一步使得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到2000年，仅中国农村就有五亿劳动年龄人口，加上不列入统计的“半劳动力”估计有六亿以上。而农业仅仅需要一亿多，至少有三、四个亿劳动力需要转移！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得不顺畅，甚至回流农业，再加上土地不断减少，那么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用只能递减到零以下。尽管农业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比已经连续4年是负值，但劳动力投入仍然不可能减少，农民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只能被迫减少劳动时间（一般每年的农业劳动少于100天），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吃饭，不消费，结果是一个活劳动的基本生活消费，也就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过程，都得由土地产出来保证（假如他没有外出打工的话）。因此，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资源严重短缺的地方，农业甚至不能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
第三个要素是资金。在上述情况下，作为龙头要素的资金当然就进入不了农业领域，因为资金所有者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与之相应出现的两个情况是：一方面，农户家庭经营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是负效益的，这已经导致农业资金每年至少净流出几千个亿；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银行，也不可能向高度分散、从事高风险生产的小农，提供既难以审查监督、又无利可图的小额信用服务。这种官方金融从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退出”，又导致农村出现大面积的高利贷，我自1988年以来从事农民合作金融研究，逐渐理解了政府金融退出小农经济的客观必然性；去年开展的15个省民间信用调查，则进一步揭示了高利贷占领农村的普遍性和历史比较意义。
上述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和常识性的。由此可以认为，一般性地谈市场经济的ABC，对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意义不大。按说我们是最早提出农村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的，那是在十多年前，面上的提法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但是，人们需要“与时俱进”，因为“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以现在这样的国情矛盾和体制矛盾制约，怎么做才能实现“农业”的市场化？
以上分析已经说明，在中国农村，最基本的“三要素”现在还没有条件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假如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跟不上，人们憧憬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农村中如何体现？人们约定俗成的市场话语在农民群体边缘化、农村经济凋敝和农业难以可持续的语境中，已经变得很尴尬。而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政策讨论，又有多少在这样的三农问题上是不尴尬的？
了解中国改革“前史”的人还应该知道，其实在过去的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农业也从来就不是一种符合计划经济特征的生产，因此才有所谓“改造农民”的问题。
另外应该注意的是，人们对农村改革的认识过于意识形态化，很多学者既反感宣传，却又把宣传的东西真地当作事实、并且引证为分析依据，于是，当人们不假思索地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已经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话语作为立论前提的时候，对现实中的三农问题也就失去了解释力。
上个世纪80年代搞农村政策的人，曾经提出过一个实事求是的判断：大包干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引发的问题多；所以才要深化改革。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当年的政策过程难以作解释，更不愿意参与争论，任由学术界对农村问题“贴标签”，于是许多人以为大包干就等于土地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可实际上，无论是已经被当作万恶之源的“计划经济”，还是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市场经济，显然都无法根本解决与分散小农的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
二、政府为什么失灵
政府对三农问题十分重视，而且从各种文件的强调程度看，是越来越重视。
但是，由于政府所属涉农部门在农业收益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的部门体制局限而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问题的实质，于是，只能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不断强化垄断体制。尽管这种垄断 可以凭借政府行政权利参与对小农经济的剥夺，但由于这些部门同样难以解决与9亿农民之间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因此，即使在个别、短期上似乎可以借政府名义为部门牟利，也难免在使农民现金收入下降导致的生产投资能力不断下降的互动中，最终演化出与其意图相反的结果。
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恰恰就是现行部门垄断体制本身，导致政府提出的各项支农政策失灵。举例如下：
例一，“依靠技术创新，提高农业效益”。
这个一向不容置疑的提法，有两个被有意无意绕开的问题：
一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遵循西方的技术路线搞的科技成果，大都是技术替代劳动，这使得被专家们在实验室里欣赏的、得到各种奖状的科学技术成果，因为与我国的国情不符而导致其应用率和所谓“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难以提高。然而，专家学者们不知自我反省，却反过来抱怨农村的技术推广困难，并且，一方面要求政府再进一步增加科技投入，另一方面甚至要求重新恢复计划体制下才有效的、财政拨款的科技体系。
二是，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前期成本，改革前这些前期成本由国家支付，现在谁来付？正因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识产权，所以人们讲知识产权保护，亦即，技术是要拿来卖的。但是，在我国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哪个兼业化的小农户能够成为这种技术和投入的载体？
例二，提高产业层次，靠“产业化”解决农业的出路。
当然，这是一个靠提高外部规模解决小农经济问题的似乎很合理的政策思路。但要真正落实，也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首先，在我国农业主要投入品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而任何可以凭借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的部门都会坚持、并且加强原有制度，当大部分涉农经济领域几乎都是被政府部门下伸的单位垄断、并且必然凭借加强垄断来获取利润的时候，农民只能在农业生产中活动能产生利润吗？如果不能，农民怎样搞产业化？
其次，如果农业产业化是农村外部的企业搞，那么，产业化的实质就是“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在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下，仅仅凭借政府号召或者发布文件，就能把那些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的工商企业，与负效益的农业结合起来吗？再说，搞产业化经营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产生利润的农业领域从事生产经营，组织成本从何而来？
例三，强调“农业投入政策”。
用政策性的政府资金来加强农业投资的说法很常见，也毋庸置疑。但如果有机会下乡，人们就会了解到情况并不那么乐观。且不说政府增加的投入只是杯水车薪，投入并不能增加产出效益，就算政府真打算投，相对于2亿多由于兼业化经营而普遍需要资金的农户，政府资金到底应该投给谁，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符合政府投资要求的农户？
从我们在基层调查的情况看，事实上，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结果是：一方面是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收益和乡村基层负债的增加。另一方面，最近10年农业成本平均每年增加10％，而农产品价格连续4年低迷，投入越增加，反而使得农业的负效益更严重。
三、几个具体问题的认识误区
当前第一个值得讨论的认识误区还是土地私有化。
80年代我们搞土地制度研究的时候，并不比现在的人们聪明。那时我们出过一本专题讨论土地制度的书，书名是我建议的，定为《产权、流转、规模》。那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认同这种逻辑：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流转，就能成规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就能够参与国际竞争。
好在，我比别人更有条件多下农村。于是，带着这个逻辑我们去农村基层开展试验，经过10年试验之后，我这个认真搞基层操作的试验员才终于明白，这个道理看上去逻辑完整，实际上似是而非。可惜，今天的人们，尤其那些坐在书斋里的人们，还在继续唱着我们“昨天的歌谣”。
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因此，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也没有条件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济。因此，中国农业事实上不可能依靠提高土地的规模来参与国际竞争。这些所谓照搬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考量中国农业问题的思路，在目前我们这样的资源环境中都要碰壁。
其实，在我国现行的社区所有制的土地制度条件下，很多地方都有通过“反租倒包”、“承租返包”等租赁形式形成的土地规模经营；也有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搞的市场化土地流转。但令人遗憾的却是那些学者们，他们对这些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伟大创造似乎兴趣不大，有的甚至批评为“非驴非马”；我实在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非要农民按照洋人书本上的理论做他们才满意呢？
近年来尤其值得重视的趋势性问题是，在农业收益过低和农民负担过重的压力下，农村土地出现大面积弃耕，上亿农民流入城市，客观上造成企业以各种方式征占农民土地的历史机会。有些教授对此作出简单判断，全面肯定土地大规模兼并集中的市场化意义，并且以此证明农地私有化的现实性。尽管在鼓励工商业资本介入农业这种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下，这在某些地方可能是难以遏止的趋势；但从历史教训的对比看，我们之所以至今还没有出现循环往复的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民革命，也主要在于中央反复强调并且落实了基本制度30年不变的政治承诺。据此，亿万农民仍然相信中央政府。否则，人们无论如何作不出乐观的前景分析。
第二个认识上的误区是把美国的现代化农场与我国做简单类比。
在很多学术场合，那些去过美国的官员和学者都喜欢举美国农业的经验来教育我们这些埋头在基层搞调研的人。可这种证明美国多么先进、中国多么落后的比较，真地就那么有比较意义吗？
了解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人们其实都可以先作个比较：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像西方那样大规模对外殖民，例如英国就有3千万人口移民到美洲和澳洲。中国基本上依靠内部积累推进工业化，特别是工业化加速的最近50年，更不可能象过去的欧洲国家那样，一旦人口膨胀了，在美洲、澳洲有大片的殖民地可以移民拓殖。由此，我们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一直在增长，人均和劳均占有土地也就必然下降。现在，美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面积是我国的200多倍，人们应该知道，农业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地租，美国农场土地面积广大，地租绝对量大。大农场的规模农业当然绝对收益高，这种条件，与中国的小农经济根本就无法相比。因为我们这种以农民生存保障功能为主的土地，在大多数传统农区已经连绝对地租都产生不了，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产出比因此就是负值。
综上所述，我提出“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问题，是希望人们能够反思以前约定俗成的看法。所有从国外引进的学问，在今天复杂的三农问题面前的确都需要重新思考。可见，书斋里的学者尤应“慎言”三农。因为人们已经多年不了解基层情况，不做农户调查，往往习惯于意识形态化地在两个极端上争论。本来，学者关注三农，当然是一件好事。但由于缺乏对国情的了解，人们可能会犯一些常识错误。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如果没有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的积累和政策经验的积累，把各种理论概念套到三农问题的解释上，的确有可能帮倒忙。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复杂局面，在一定意义上也与长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关。
近年来，人们不仅习惯于“唯书、唯上”的气氛，而且对“改革是个筐，什么都能装”的现象也已经司空见惯，政策研究人员似乎有意回避如何深化农村改革的问题，尤其避讳如何深化涉农垄断部门的改革；也鲜见有结合基层实践阐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讨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我才一再恳请人们理解：我们农村形成的现在这种基本制度，的确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总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倘若没有条件在农业外部的宏观环境上作重大政策调整，就应该继续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不要轻易改变。
第三篇：三农问题
重庆理工大学
《形势与政策》课程论文
学 院 __ 车辆工程_____ 学 号 ___11204090136__ 姓 名 ____周海波______ 任课教师 ____胡 剑_______ 成 绩 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__2015年11月____
深入了解中国“三农”问题并解决现状期望未来
摘要：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三农”问题，农村不现代化，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就不能实现，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的“三农”问题一直是我们现在的一大问题，积累了多达到半个世纪城乡矛盾，在今天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快的情况下表现的更加突出和尖锐。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
“三农”问题
挑战
城乡矛盾
一、“三农”问题的由来、现状及其原因
“三农”问题即是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更是个农民大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的问题被归纳到了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的问题被题出来，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和重视。近年来，“三农”的问题更是成为了全党的经济工作的重点。
（一）“三农”问题的由来
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广大的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充分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耕者有其田的要求，调动了农民群众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为了国家工业化积累了资金。到了1984年，中国的农民过上了历史上几乎最好的日子。农村集体有了积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民的非农业就业和收入提高，大幅度拉动了城市工业品的需求，是中国的改革迅速转向城市，中国经济也处于黄金增长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的改革和政治改革出现波动，通货膨胀和政治**相互影响，使农民增产不增收。同时在城市经济发展得到国家的大量投入支持相比，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发展经济就太小了，乡村落后的基本公共设施也得靠农民的集资和摊派解决，农民问题再次凸显。同时企业改革和亚洲金融风暴的到来，使很多工人下岗，城市经济增长缓慢，就业机会减少。“三农”问题再次突出：农民负担加重，农民亏本，非农业就业机会提供不足使打工成本迅速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村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城乡社会发展的不协调问题浮出水面。
（二）“三农”问题的现状
201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突破6亿吨，比上年增加516万吨，增长0.9%。从2004年算起，这已经是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增加的低十一个年头。同时，除了主要的农产品全面增长，其余的副产品也在增长。目前，尽管粮食和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但生产能力仍不稳固，供求关系仍然偏紧，农业稍有闪失就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所以“三农”问题仍是我国首要解决的问题，目前而言，现状如下：
1.农业问题
农业仍然是制约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集中表现在农民的东西卖不出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农业产业化程度低。
（1）人口多，耕地面积少是我国一个突出的矛盾。根据调查显示，我国共有耕地18.27亿亩，但人均耕地也就1.4亩左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7%。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也是耕地面积较大国家的1%。
（2）农业产业水平低。农业产业化作为新生事物，主要是当前是分散在一家一户的，很难形成规模化生产。一方面是有限的土地聚集了太多农业人口，短时间大量的劳动人员很难转移出去；另一方面，要使农业形成规模化生产，资金要作为一种要素投入进来，而资金要流入就必须至少有分享社会平均利润，但我国农业生产目前产生不了社会平均利润，资金难以流入。同时市场不够完善
（3）农业整体的利润水平较低。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延续了多年的以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国家发展策略造成的长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绝大多数农业生产者分散，而力量薄弱，并且进入门槛较低，不具备产业链的议价能力。
我国农业发展遇到的问题与以往有着区别，是将“三农”的发展目标有解决温饱为主转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的收入问题将会突出；农产品提供的主要矛盾将由总产量矛盾转向总量基础上的结构和质量矛盾，核心是如何满足人民对高品质、多样化食品的需求。
2.农村问题
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基础设施不齐全、经济不发达。农村发展缺乏公共财产的制度性保证。主要有以下四点：（1）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投入短缺；（2）免征农业税后，农民其他负担依然较为沉重；（3）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坚冰难破。以往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导致了农村发展远落后与城市，分化太明显了；（4）缺乏适应市场的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3.农民问题
随着改革的深入，附着在农民身上的身份标签逐渐淡化、消除，农民这个概念将逐步还原为原本的职业称谓。在此进程中，农民问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突出表现在几个个方面：
（1）农民的土地问题
农民在土地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是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二是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三是财产权益保障不力，主要是征地过程中侵害了农民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的征地规模过大，不尊重农民意愿，强行征地，补偿太低。
（2）农民的收入问题
近年来，农民的收入连续的增长，但收入基础比较脆弱，增收渠道还有待增加，保障农民的收入持续增长，实现到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任务还比较紧巨。
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三）“三农”问题的产生原因
1.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突破缓慢
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世界其他国家实行的居住登记制度不同，其目的是把城乡人口的分布和劳动力固定起来。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将中国划分为城市和乡村的“二元社会”，按不同的政策进行管理，是一种“城乡分治、一国两制”的户籍管理制度。城镇实行了全面的就业政策，造成农村与城镇居民的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法及流程
（一）首先了解“三农”问题的政策目标
总书记强调，农业基础的稳固，农村的和谐稳定，农民的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就会比较主动。解决当今的农民问题，就是要使农业、农村‘农民跟上现代化整体步伐，使亿万人民更好的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成果，建立起坚实的农业基础、和谐的农村社区、小康的农民群体、一体的城乡制，最终消除工农城乡差别，防止农业萎缩、农村凋蔽、农民掉队、城乡更加失衡，从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支持、凝聚力量、减轻震荡。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加大强农惠农力度，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主要有“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四点：1加快发展现代农业；2拓展农民增收渠道；3改善农村生活条件；4完善农村发展制机制。
（二）其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
解决“三农”问题虽难，但我们只要选准路径，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这个难题是可以逐步获解的。在不同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是不同的。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应当根据我国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及其表现出的突出问题来做出科学的选择。现阶段的“三农”问题，是工业化中期的“三农”问题。我国工业化中期的“三农”问题与工业化先行国家工业化中期的“三农”问题有重大差异，主要表现是在长期实行城乡经济社会二元制度下形成的产业结构转换与就业结构转换不同步，大量人口留在农村，大量劳动力留在农业，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且在短时期内不可能缓解，以致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农民增收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并成为难解的结。我们应该从农业层面寻找破解“三农”之策，就是要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从非农层面寻找破解“三农”问题之策，就是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民就业的非农化和人口城镇化。除了调整国民收人分配等政策外，“三农”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壮大县域经济及其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联动发展。
（三）接着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思路
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为指导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给农民国民待遇，以农民数量减少和收入增加、农业竞争力增强、农村社会发展为政策目标，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按照“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推进农村各项改革，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以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为路径，在壮大县域经济中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这一思路涉及几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带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具体而言是要通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这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二是在宏观层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即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增加对“三农”的投入，这是长期要坚持的方针；三是以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为路径解决“三农”问题，这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特别是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转换不同步的具体情况下做出的必然选择。解决“三农”问题，核心是解决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出路在于众多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化和人口的城镇化。
（四）最后用现代农业理念破解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的解决，必须更新观念，用现代农业的理念来加以解决。现代农业是专业化、规模化、商品化的农业，其核心是农业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破解农业问题，核心是要增强一国农业竞争力。这一目标的实现，有两种路径。
一是实行土地规模经营。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每年还将新增大量劳动力，即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顺利而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据测算，到2020年农村人口仍有约6亿人。在这种就业结构中，依赖于土地的人较多，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将有所扩大但规模仍很小，每个农户经营半公顷土地的局面将在长期内很难根本改变，这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农场、大公司的规模经营仍是无法相比的。同时，如果少数农民实现了规模经营，意味着多数农民无地经营，亦即规模经营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集就业和收入于一体的问题，这会使经济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在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开土地之前，土地规模经营是难以实现的。可见，依靠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是可选择的路径之一，但鉴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这是非主要的选择，应当另辟途径。
二是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路径。农业产业化经营，即以家庭经营为基础，通过“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将产业链整合在一起，并与发达的市场网络连接，解决分散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获得农产品加工增值的后续收益，其非市场安排形成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又可以使农业获得产业链的平均利润，进而形成良性发展机制，实现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经营，逐步打造成龙型经济，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换言之，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现代产业理念解决农业问题的现实途径。
三、农民的新期待
（一）农民的形象认识要与时俱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定，农业、农村和农民都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员，农民即是农产品的生产者，又是一部分富余的销售者。同时由于传统的农业收益低，导致大量的人才流出农业。党的十七大为媒体及其社会了对农民认识和宣传指出了方向。同时，农民将不是一件身分的象征，而是一种新型的职业选择。
（二）十八大 农民的新起点、新期盼
十八大报告明确的强调了解决“三农”的问题，并且把这一问题作为党的工作重点，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施力度，要着力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主要有三点：1.拓展增收渠道。主要是近几年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与城乡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比如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比例分配，增加财产收入；扩大农民生产经营规模，发挥组织效率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加强农民工培训，发挥技能工资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2.推动城乡一体化。一是靠党的政策，二是靠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巩固高家庭的收入、努力增加工资性收入，才会使农村的生活条件改善，这还是得益于我国实施统筹城乡的发展方针，为了缩小差距，未来还需加大力度的投入力度，来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同时，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资源均衡配置，让农村稀缺元素的市场价值分配跟有利农民。3.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同时要适应我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农村的人口流动和分化的实际，建立健全农村要素市场，加大土地流转，完善家庭承包制经营制度。主要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来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培育职业农民，发展农民合作社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新的农业生产体系。加快农业科技的创新，保护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冯海发 为全面解决“三农”问题夯实基础——对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有关农村改革问题的理解
【2】张谈.对“三农”问题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第四篇：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关于三农问题很多地方都提到一个同样的问题：解放农村胜于劳动力。把三农问题和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可能这也是三农问题一个比较好的出路。我本人来自农村，也对解放农村胜于劳动力的意义有切身的体会。就我家乡而言那里已经不存在原本的农民（以耕种,织，渔···自给自足的人）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下降，非农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性上升，是经济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从八十年代起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只靠种地是永远富不起来的。那时起，他们的足迹已经变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积极的投入了工业化的进程中。因而在我的记忆之中那里的人一直都在奔小康，解决温饱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而现在在对一些误解农村的城市人感到不解。
那里的人种地不是为了吃饱肚子而是为了换取钱，口粮只会种一部分。甚至有人干脆把土地荒芜携着家眷奔向城市打工去了。即使种地的也都是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用换来的钱去买口粮，这样才有更多的剩余价值供农民使用。可以想见在十多年前国家还没有出台减免农业税和发放土地补贴的时候他们都能毅然选择走出农村奔城市以打工的方式来生活，宁愿用打工的钱来上缴农业税而废弃土地。而现在有了这些措施他们就更没有后顾之忧了，试想现在他们还愿意回去吗？而且在城市打工时间长了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对于农村那些繁琐的事都不愿意再去做了。这也是他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只靠种地是完全不足以做倒真真的脱贫的，就攻读一个大学生而言就是不可能的，就更别提别的了！
他们成了三农改造的先驱者，也正因如此他们提早走出了贫困的生活，试图奔小康。不过随之而来的饿问题也浮出水面了。只依靠在外地打工脱贫是完全足以了，然而真真要走上小康之路确实还存在很多问题。（我知道的外地打工的人平均工资在3000每月）看着这个数字好像已经很好了。然而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因为当代中国老龄化已经很严重了，很大一部分钱都得花在读书的孩子很老人身上。而本来是压在我们这一辈人身上的重担其实已经提前了。已经在我们父母一辈的人身上提前产生了。而另一个就是对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必须得改善，要让农民工和正式公人有同等的权利，切实做好一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离开了对农民作为“人”的终级关怀，不从根本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或社会地位问题，“三农”问题就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解放农民，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要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物品作用、民主参与等领域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农民的等级平等权不落实，国民待遇不改善，“三农”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我们应该呼吁给农民一同等国民待遇。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同等的赋税权利、同等的国民财富占用权、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和同等的发展权利。必须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回报农民就是要取消农民负担，且国家要逐步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尊重农民就要改革县乡基层政府；依靠农民是让人民群众监督管理基层政府。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真真 跨过小康的门槛。
而也有研究表明把三农问题和城市建设联系起来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重视三农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过去三农问题的解决，可能更多地注重于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而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后，提出了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其中，既要建设现代化农业，也要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还要增加农民的收入，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封闭在农村内部，要和城市结合起来，包括加快推进中国的城镇化，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从事非农产业，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逐渐为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找一个新的前途。长期保留和发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农村社会经济领域，是不可能最终解决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城乡社会分工格局，把过去集中到城市的非农产业不断扩散到农村去，才有利于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作为相对独立系统的城市领域与农村领域所必然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并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开辟广阔前景。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必须把融入和适应国内外大市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往那种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壁垒必须彻底打破。土地要能够流转起来，向种田大户集中，农业的结构要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调整，生产要专业化，产品要特色化，经营要多样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市转移；农村城市化的步伐应当加快。这样才能逐渐改变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三农”问题才能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现代化的城市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彻底铲除它赖以长期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要摧毁这个基础，即要彻底改变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这种分散的自然经济状况，最好的办法，最好的武器就是发展市场经济。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可以彻底改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大推进我国经济信息化、政治民主化、组织社会化、思想现代化的进程，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在农村已经慢慢的得到改善，在大部分人进城打工的同时土地自然而然的汇集到了“大农”手里。而这样不但适合管理而且很容易形成规模，形成各种各样的生产基地。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农民种出来的东西不是因为不好而是因为卖不出去、卖不了个好价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没形成规模买方就不愿意为了这“一点”利润而奔波至此！而现在不同了。土地在由一部分人手里运转。很容易就能形成规模。这样买家愿意来，政府也愿意出钱修路等基础设施。自然而然这些原来卖不了的、卖不了个好价钱的现在都可以卖个好价钱了。对于此不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了转移而且农村的土地也得到了较大限度的利用可谓是受到了双赢的效果。不但如此在那里原本不方便的交通也因为买卖的需要在政府的扶持下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也为以后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以后的奔小康再添一块基石。
介于我们看见的这些可以说明农民的思想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他们生活的环境其实已经慢慢在打破原本定义的三农。而我们现在在探讨三农问题是也应该不仅仅的停留在原本意义的三农之上。现在的专家的研究似乎已经落后于城市的发展了。原本是应该引导农村建设的，而现在看来他们这点根本的做的不够，只是在描述当今的农村甚至可能根本就还没跟上现在农村的发展速度。研究三农问题应该看在长远的利益，不能仅仅满足眼前的利益而劳碌奔波（但是这里的长远目标和现在提倡的可持续发展有本质的区别，可持续发展谈的是资源的课持续发展，而这里说的长远目标是构建一个完美的社会，也可称之为理想社会）也即是绘出一个房屋的样式，使后人依照这个样式修造，经过若干年这房子得以出现。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把这些问题比喻成人。房子是我们社会大家公住的。假如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随便修几间来住，随后人多了，又随便添修几间，结果杂乱无章，不改修，则人在里面拥挤不通，欲改修，则须全行拆除，筹款另建，那就有种种困难了。这样看来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眼前的这点问题。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我么整体来规划。而不应该像现在拿着一张补丁不知道到底该补什么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子女的上详细信息小学问题，现在在中小学校实行的义务教育确实是给农民们减轻了很多负担。为此他们也节省出来了很大的一部分开支。使家里的生活更宽裕。但是我么必须看到一些问题，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校依然以各种“正当”的手段从学生手里收取各种必要资金。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问题但是真真切切的让人民群众发自骨子里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很多人有个共识：党的政策是好的可是就是下边的的执行人乱来），要解决三农问题这也是必须放在重点来看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让农民没有后顾之忧，也能更大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而因为这样调动起来的饿积极性多产生的生产力是无法估计的。这样就能从农村的内部来解决三农问题。而转移剩余劳动力虽然是很好的方法，的却事实证明也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这样只是把矛盾转移，因而我们说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三农问题。这正如前边提到的人和房子的关系。我们要真真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站在一定的高度来整体看待这个问题，以至于不会不停的修补房子。这样也最省力省时。国家说的宏观调控真希望也能真真实实的运用到农村.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最大限度的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是让农村的土地更加的集体化。以便形成各种种植基地。二是把剩余的劳动力在城市建设中发挥它的最大作用！不过这样只是被动的让农民改变。如果政府再加大地方的管理把现在有助于发展农业的各项措施真正的实施到他们身上。这样不但能让这些措施得到最大的收益。同时也免去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比如现在实施的社保、放宽创业贷款等）有了这些有力的措施。他们再也不会感到束手束脚的。才能放手去干.如此让农民奔小康也是自然就形成的.
第五篇：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文献综述
一、含义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农业问题，主要指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主导、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听说农民抱怨中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的价格过于低廉，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遵守市场规律。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止2000年底，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减负问题，农民负担重将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进而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研究视角
通过查阅已有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从各个视角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其中较为常见的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视角，如从社会学视角研究留守妇女、儿童问题，失地人口问题；从经济学视角研究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问题；从政治学视角研究农村村民自治、乡村治理问题；从法学视角研究农民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问题等。另外，还有学者从权力视角、教育视角、宗教视角等领域对三农问题中的某一方面开展了研究。
三、研究方法
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定性研究要多于定量研究。另外，很多学者也使用了个案研究的方法。
四、研究内容
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历史、成因、现状以及对策做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表述。1.农业问题（1）种类
农业问题的种类繁多，近几年学者比较关注的农业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如生态农业、现代农业、低碳农业、观光休闲农业的建设方面，还有农业保险、民族地区农业问题、工业反哺农业、订单农业等方面的问题。
（2）成因
农业问题的成因主要可以分为自然原因和社会经济原因两大方面。自然原因主要是指生态系统的恶化、农产品的生理性特征、生产的长周期性引发农业经营困难，以及农业生产对土地要素的过分依赖导致产生农业问题。社会经济因素包括户籍制度的影响、工业化初期的工业偏好使得农业被剥夺、承担的社保功能扭曲了农业组织方式、政府的过分干预四个方面。
（3）对策
学者们对于中国农业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探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指出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有的指出要建设生态农业、特色农业、现代农业，还有的则指出要实现规模能够经济，这些对策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个别地区的个案研究，其可推广性还值得商榷。
2.农村问题（1）种类
农村问题种类繁多，如农村环境问题、农村乡村治理问题、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农村经济发展缓慢问题，也有农村留守儿童、农村青年出路、农村留守妇女以及农村养老和医疗、农村教育等。
（2）成因
研究农村问题成因的且独立成为文章较少，但是在很多文章中，学者都表达了以下的观点，即农村问题是由于户籍制度、制度供给不足以及农村力量分散等因素综合影响下形成的。
（3）对策
农村问题种类繁多，学者们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如发展小城镇，实施城乡统筹、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加速农产品工业化发展，发展乡镇企业等等。3.农民问题（1）种类
农民问题种类有很多，目前学者比较关注的、研究较多的是失地农民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农村工业化以及征地等原因导致的失地农民问题。此外，还有农民工问题、农民问题中的光棍问题、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农民”问题（劳动力缺乏）、新型职业农民问题（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贫困农民的问题等等。
（2）成因
学者们认为，造成农民问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历史原因、农民权力贫困、农民资源享有方面的不平等、制度缺失、教育缺失等，这些因素互相交织，一起造就了当今的农民问题。
（3）对策
学者们尝试从各个角度去分析和探讨解决农民问题的对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度创新和改革（如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土地制度、开展户籍制度改革等）；二是要增加农民收入；三是大力推进农民教育；四是提高农民政治参与度；五是发展民有经济；六是提高城镇化水平；七是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八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九是实行小农合作化，十是改变人们的固有观念，要以人为本。
五、小结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三农问题不仅仅是我国面临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拉美地区都存在三农问题。二、三农问题的成因多种多样，但是都与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有着明显的关联。三、三农问题不可能简单、快速解决，要借鉴国外经验，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多管齐下。
四、各个地区的三农问题有不同的表现，地方要发挥地区资源优势，解决本地区的三农问题，不能一味照搬照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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