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相关问题（5篇）

第一篇：土地流转相关问题

汇报对象：项目组验收人员

主要汇报内容：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社会问题分析——对红塔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发现红塔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社会问题主要是政策风险、法律风险、经济风险。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减少合作社土地流转风险的对策：流地农民的自我风险规避;政府对风险的调制与化解;农地流转流程的优化设计;负面流转的止损措施。

参考资料

1.2 红塔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社会问题分析

在农村土地流转实践中，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村支两委和社干部有时并不代表“村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职能，而是贯彻执行乡镇意图，在农村土地流转中政府管理“越位”现象时有发生，并因此导致农村土地流转难以真正按效率优先的原则优化组合，并面临着政策、法律、经济等风险。

1.2.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风险

虽然2004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其中提出了“对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农民可以经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入股。”但这个规定是针对农村建设用地的,而不是鼓励在农业生产领域搞“股田制”。国务院研究室叶兴庆司长说,“我们目前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总体框架和合理内核不能变,因为土地在中国具有农村社会保障的功能。” 另外,依据现有的法律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持30年不变。但合同期满之后农村土地经营权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谁都无法预料,至于之后是否续签,那也要看实际情况。如果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一旦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届满,土地使用权的存续就成了问题。因国家土地政策的原因导致家庭承包经营权终止,这一政策风险也是烟草公司及烤烟合作社必须考虑的。

1.2.2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风险

（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农民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违背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根据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对等。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践中,为了确保土地保障功能不因流转而受到影响,多数合作社在与农户签订投资流转协议时约定了特别保底条款,即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以后,烟农可以拿到固定的分红,该固定股利与合作社经营业绩无关。“根据最初签订的框架协议,我们合作社要负责保底分红的,不管今后的项目有没有盈利。”一家试点合作社的负责人这样说。这种“保底分红”的数额虽然不可能太高,但确实能给农民提供最低的物质生活保障。如果从本质上分析,人们就会发现股农的这种收入分配实际上是基于债的法律关系而获得的一种收入,即基于土地出租而获得的租金,而并非基于股权获得的收入,因而也就不能看作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股利”。因为只有土地租金才可以作固定不变的约定,且租金收益与合作社经营业绩无需挂钩,而股利却是随着合作社经营业绩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合作社的经营业绩直接决定着股利分配。所以,保底分红的性质应是土地租金而非股利；再从股东的成员权角度来看,在合作社中,一方面人数众多的股农因各自在合作社中的股份小得微不足道而无法参与管理,另一方面合作社现金资本的强大自然也会把股农排斥在合作社之外(这一点从合作社理事会成员安排上即可看出,只有少数村干部才能成为合作社理事,普通农民是没有资格当选理事的),股东参与合作社经营管理的权利落空。股利少得可怜,又没有实质上的经营管理权,虽然从表面上看农民和合作社之间是投资流转关系,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只能算作土地租赁关系。然而,在权利义务设置上,股农享有的只是租赁关系上的权利,而却要承担投资流转方面的义务和风险,为了获取少得可怜的“股利”,却要承担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风险,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对股农来说这是最大的不公平。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违反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

（2）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出资形式与相关法律规定不符。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从本条规定中可以看出,作为股东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必须符合以下两大条件:一是可估价性,即用于出资的非货币财产不但应具有财产价值,而且这种财产价值必须能够用货币来确定或评估；二是可转让性,指用于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可以依法在不同的法律主体之间进行财产或者财产性权利的转移。公司资本不仅是为了公司存续所用,而且应当对公司的债务起最起码的担保作用。因此,股东的出资应当不仅可以由股东交付给公司,为公司经营所用,而且应当在公司对外清偿债务时,可以有效地从公司转移给公司的债权人,并由债权人予以有效的财产利用。农村承包经营权是以土地使用为客体的权利,具有财产属性不言而喻,但在目前情况下,对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定价评估,法律上则是一片空白,以至于有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办理 ,如果不能评估作价,公司的注册资本难以确定,公司成立就成了问题,实践中,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尽快促使公司成立,通过行政手段对土地随意折算股份了事。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不仅缺乏法律依据,而且因折算过低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即便是土地评估作价科学,农村承包经营权的可转让性又成了问题。我国《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土地流转条件规定较为严格,一般情况下,只允许在集体组织成员内部之间流转,对集体组织之外的主体流转规定了严格的程序。而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导致承包经营权主体发生变化,主体由原来的农户变成现在的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不在集体组织成员内部之间流转了,如果这种流转没有经过严格的程序,就可能与《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不相符合。2007年生效的《物权法》也对土地流转方式作了列举规定,明确地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这种土地流转形式排斥在外。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也与《物权法》规定的法定流转方式不一致。所以,对《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土地使用权”应作狭义的解释,即不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3）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保底约定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利润分配的规定。《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对公司利润分配作出规定,“同股同利”、“无盈不分”是公司利润分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且公司利润必须是在上交税收、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以后的剩余部分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决议后方可分配。从性质上看,该条属于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股东会、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所作出的决议不得违反该条规定,否则依据该决议所进行的分配无效,股东必须将违反本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给公司。即便投资入股时有特别约定,该约定也因违反这一条规定而无效。实践中,如果是在公司有盈利的情况下按保底条款约定进行分配,这当然不存在法律问题,但如果公司没有盈利而仍然按保底条款进行分配,就明显违背了该条规定的“无盈不分”原则,股农的这一保底收入实际上是一种违法所得,股农面临着随时被要求退回已分配的股利的危险。

（4）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与股权转让、股东退出公司、公司清算等规定相矛盾。就股权转让制度而言,根据公司法的一般原理,股东财产一旦投入到公司里就成为公司的法人财产,股东退出公司时无法收回出资部分。股东只能通过转让股份方可退出公司。由于公司法作出了强制性规定,一旦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投入到公司,股农要么因其没有其他选择只得终身成为公司的股东,分取固定股利;要么一次性转让公司股份,退出公司,告别土地。前者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却无法让农民致富,后者让农民彻底失去土地。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两种结果都令人堪忧。

1.2.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经济风险

首先,我国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突出,在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没有解决好之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将给农村稳定带来巨大的冲击。在我国,由于农村的社会保障程度不高,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无疑是他们的“命根子”,是惟一的生活来源与基本的社会保障。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土地的这两大功能则表现得更为突出,虽然不少农民选择外出打工,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往往是离家不离地。“将来在外面要是找不到活做,还不得回来靠这十几亩地过日子?”湖北的一位农民道出了他们的共同心声。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在非农产业获取较好的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也仍然把土地作为他们最后的保障,一旦非农产业失利,他们还能够享有最低的社会生存保障。而今,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出现势必会加速土地的流转,也必然会对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带来冲击。在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之前,大力推行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未免有些操之过急。

其次,土地规模化经营带来的风险远大于家庭承包经营。也许有人会认为,农民自己承包经营土地不也存在着风险吗?但我们认为,第一,农业生产过程的风险一般多来自于自然灾害,市场对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主要发生在交易环节上。以入股方式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虽从一定程度上能增强农民抗风险能力,但由于农业生产规模化与生产过程中的风险联系并不十分密切,以此来增强农民抗风险的能力实在有限。要想真正增强农民抗风险的能力,还应在生产资料的采购和农产品的销售等交易环节上做文章。在农业发达的国家,就是通过建立专业合作社来增强农民抗风险能力的,而专业合作社主要由农户联合起来抵御市场上大资本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但专业合作社并不是以土地入股方式建立的,在直接生产环节上,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仍采用以家庭为主的生产经营方式;第二,公司对土地实行规模化经营使农民面临的风险更多、更大。不仅有来自自然灾害的风险,更多的是来自市场的风险。如果农民将其赖以生存的土地投资入股,就等于将其生活保障的最后希望也托付给了高风险的公司,公司经营过程中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入股的农民担心受怕。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入股农民能承受的起吗?曾经备受人们关注的“蓝田模式”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所以有人说,也正是这“一亩三分地”才能使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稳定,从而避免拉美模式在中国的发生。因此,社会保障程度低、公司的风险大提醒着我们,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前景不能过于乐观。

1.3 减少合作社土地流转风险的对策

1.3.1 流地农民的自我风险规避

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的农地流转始于上世纪90年代，其直接原因是，农村劳力大批外出打工，农地经营主体大量减少与变化。但是，随着外出人数的相对稳定，回流问题的不时出现，农民固有的恋土爱乡情结，以及流转中受到权益侵害等因素的影响，使土地流转呈现流转量小、流转率低、流转形式较单一的特点。除了客观因素，流转风险的考虑是主因，表现为：一是农民流转土地的能力不大。不愿或不敢接受别人的土地，是由于自己规模经营的技能不高，缺少驾驭现代农业和现代市场的能力，经营农业的收益比较低，难以在土地的集约经营中实现土地增值和个人盈利。不愿或不敢转出土地，是因为自己工作不稳，收入较低，并且没有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离乡不离土成为普遍选择。而全国耕地面积的逐年减少，更加深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土地成了广大农民天然的现实的避风港。农地流转本身也内含不流转和非流转，这也是流转风险规避的一种必然选择。二是农民流转土地的成本复杂不定。现阶段，我国农地流转主要是在亲戚、同村家族和邻里间，以户对户的转包代耕方式进行，零星而分散，规模流转土地、集约使用土地的农业大户和农业企业并不多见。至于用入股等现代市场方式流转土地经营农业的，更是少之又少，原因是怕流转后产生纠纷、出现麻烦、留下隐患等风险。

1.3.2 政府对风险的调制与化解

各级政府在农民流转土地的风险问题上，有所作为，其主要职责是发挥流转主导作用，在地价评估、产权登记等方面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系统的体系建构，成为流地农民利益的切实维护者。尤其是地方政府要尽量建立自我约束的科学机制，逐渐习惯于接受他方监督，尽早学会让利于民，还利于民，使自身利益从农地流转主体中剥离出来，尽力协调与流地农民权益相涉的各种关系，建立能监管、会调控、以市场为导向的独立的农地流转服务中介机构，为农地流转的健康有序创造一个好环境。

1.3.3 农地流转流程的优化设计

农地流转，包括人流、信息流、资金流和土地上的产品流的流动与传递。流程的实现应以农民权益为原点和终点，以土地流转为路径和载体，排除流转流程内信息流、资金流、人流等的时间滞后、信息失真和行为失控等阻碍因素，通过流转竞争、均衡和协调来降低流转成本，建立良好的农地关系及高效、灵活、良性的农地流转机制。农地流转，涉及规模、速度、形式、来源、用途和途径诸多复杂难题，既不能完全靠市场自然起用，也不可人为随意流动，像一阵风，如一窝蜂，遍地开花。应按科学的程序、有多种预案，在可预可控的范围内积极引导，稳妥推进。特别注意的是，需要防止流动性不足与过剩，避免流动性陷阱。在鼓励土地科学流转的同时，根据流转过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出刚性的政策，约束性的法规，在多方共赢的前提下，用强大的制度体系，支撑流转，实现流转流程的改进、优化、农地关系的良性互动，提高流转的公平、效益与效率。

1.3.4 负面流转的止损措施

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内部条件、外部环境和内生机制不太成熟，造成农民权益的维护、实现和发展存在风险。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新方式，对农民吸引力不大，农民可因对新市场的适应性差而付出代价。土地双重两权分离使人对土地流转心存顾虑。流转有正负之分，对负流转止损是规避流转土地风险的重要方法。止损负面流转，需要兼备经营权的流出、转入与流回的全能。农村土地流转，指的是土地使用权流转，即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使用权（经营权）转移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承包权固化，使用权流转，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在承包期内，有权出让经营权，有权收回经营权，实现土地的资本循环增值功能，应该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一个重要特点。其实，农地流转是有限制的，中央规定了农地流转“一个不得，一个不能”，强调土地有条件再流转，但是，权益的转移、用途、权利人和经营者的变化，一方面可能导致流转过快、过急、冒进、脱变，另一方面容易产生土地流而不转，转而不回，走两个极端。对土地流转，必须解决流而能转难题。只有全流程规避流转风险，才能防止流转失控。农地流转要做到有所流有所不流，可以转可以不转，防止人为设定流转速度和规模。只要充分尊重土地流转的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就完全能够抵御、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充分提高农地流转的公正、效益与效率。

第二篇：关于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

关于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

土地流转要坚持“一个前提”和“五个有利于”：

农民自愿、自主，关键要自主。

有利于粮食安全；有利于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有利于

农业机械化和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有利于增强中国转型发展的“韧性”。

2010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党务必居安思危，切实防止忽视和放松“三农”工作的倾向。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关键在于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和政策，继续做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健全流转市场。只有这样，农民致富才能实现，粮食安全就有保证，“三农”问题才能解决，农村的繁荣稳定和农民全面小康也就有了希望。

土地流转的过去：伴随着承包制，农村的土地开始流转

从承包制开始的那一天起，农村的土地流转就开始了。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初的土地流转，受承包期短的限制，土地流转一般在村组内农户之间或亲戚朋友之间进行，流转费在200－300斤/亩谷子或玉米。80年代的土地流转，动因主要有：部分农民加入乡镇企业和流通领域就业；专业化养殖等多种经营的发展；少量的农民进城。这个时期的土地流转是自发的，自主自愿的，也算是公平交易。

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不少农民种地亏本，撂荒现象日益严重。各地政府为了禁止农民撂荒，普遍向撂荒农民加征100元/亩左右的撂荒费。于是出现了两种形式的流转：一种是亏本转包，承包农户把自己的承包地给他人种，不仅不收租，反而倒贴100－200元/亩；另一种是承包农户为逃避沉重的负担，将承包地一撂了之。对这些撂荒地，村干部不得不将其调整集中，以“合同”的形式集中转租给种地大户，承包期一般10年以上。这种流转在2002年之后，随着农民负担逐步取消，撂荒的农民又回村要地了。于是，产生了突出的农村土地纠纷问题，回乡要地的农民依据的是《土地承包法》，不愿还地的租地大户依据的是《合同法》。一时间搞得最高法也不得不出台“司法解释”，规定此类土地纠纷由地方政府调解和仲裁，基层法院不得受理。最后，《承包法》大胜《合同法》，种地大户有条件退出了土地，重新实现了“均田地”。

90年代中期开始的土地流转，和80年代有本质的不同，部分农民流转土地虽然也是自主的，但是被迫的，并且是亏本流转；部分农民一撂了之，其土地由村干部转租给“大户”，更不是自己的意愿。

土地流转的现在：新农村建设热潮，催生各地不同的土地流转试验

当下土地流转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类似80年代的土地流转，基本上在村内农户、亲戚朋友之间流转。这种流转方式最近3年有了新发展，即农户承包地向农民互助社、合作社流转。例如，2008年春，河北东光县古树于村的王杰华和另外6个村民发起创办了资金互助社，205人入社，每人互助资金500元。互助社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集中团购农资，一亩地（两季）肥料便宜150元。互助社做的第二件事是土地流转，将村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原来农户之间相互流转土地，每亩350元/年，现在流转给互助社，500元/亩。两年时间不到,全村有980亩土地流转给互助社了。互助社购置了大型农机具，全村85％的劳动力离开了土地。不仅粮食产量增长25％，全村人均纯收入9000多元，翻了一番多。互助社两年积累40多万元。

第二种土地流转形式叫“占补平衡”或“建设用地指标异地流转”。有些地方利用国家“土地占补平衡”政策，鼓励村庄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新村庄实施统一规划和建设，对旧村庄进行统一整理和改造，以节约土地。如果村民集体将节约出来的村庄建设地实施“非转农”，政府则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或建设用地指标奖励，准许村民集体将“非转农”获得的“建设用地指标”拍卖获利。这种“非转农”及“建设用地指标异地流转”的土地流转形式，是了不起的创举。全国现有旧村庄占地3亿亩左右，不少村庄宅基地、自留地等原本数百亩或更多，通过新村规划和建设，一般都可以节约一半的土地。江苏太仓对于村庄在新农村建设中节约出来的土地复垦后，政府奖励给村庄相应数量的建设用地指标，1亩建设用地指标可以拍卖20—30万元，极大调动了农民节约用地的积极性，也大大加快了新农村建设步伐。这种形式的土地流转试验，在浙江、重庆等地都有。这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对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意义重大。

第三种土地流转是资本下乡整合农民土地，土地向

农业资本集中。即鼓励和扶持资本下乡，成片经营千家万户小农的土地。

土地流转方式引热议：两种不同观点，都有其片面性

对于上述三种主要形式的土地流转，引起较大争议的是第三种土地流转。支持者认为，土地向农业资本转移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加快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规模效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二是促进农村劳

动力向沿海和城市转移，在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同时，进一步保持中国的“比较优势”，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三是有利于农村土地产权进一步明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村市场化程度。

反对者则认为，第三种土地流转方式有很大风险，弊大于利。主要的风险和弊端有：资本拥有者下乡搞农业，主要是搞经济作物及其产业化，对国家粮食安全不利（小农的因为粮食自给自足，客观上对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一旦政府鼓励大资本兼并小农土地，往往难以避免官商勾结和强制转让，必然会对弱势的小农造成伤害；小农大规模离开土地后，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可能会出现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和无法返回家园的局面，这样的风险存在不可控性，或许会导致改革成果功亏一篑；土地向资本集中，必然会影响到《宪法》规定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

其实，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都是有道理的，但都有其片面性。主张流转的一方，片面认为只有通过资本下乡，才能实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才能较快使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来，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其实，日本至今也不支持大资本下乡兼并农民的土地，而是变“分散的传统小农”为“有组织的现代小农”，由“有组织的现代小农”主导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日本的转型很成功。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学日本，也很成功。在亚洲国家中（人多地少），菲律宾实践过资本下乡兼并小农、整合农业的农村、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大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农村农民问题快速转化为城市工人问题。后来，菲律宾经济增长开始急剧下降，失业问题逐步引发全国性社会动荡。菲律宾从六十年代开始重新搞土改，以给弱势者一小块土地安身立命，土改至今还在进行；更糟糕的是菲律宾的粮食等食物主权完全受制于国内和国际资本集团了。日本经验和菲律宾的教训，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反对土地流转的一方，其片面性在于为了否定而否定，没有积极的对策。其实，土地不流转是不行的，土地也一直在流转。实践中有大量的流转形式是有益无害的，前面讲到的农户之间、亲朋友好之间的土地流转，农户土地向互助社、合作社和集体经济组织流转等等，不仅不能限制，政府要热情鼓励和大力扶持。反对流转的一方，还存在另一种片面性，即见到资本参与土地流转就反对。其实，对于先富起来的资本，回到自己的村庄，帮助本乡本土的父老乡亲共同富裕，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让村民农地集中流转给“社会企业”经营，也应该支持。

土地流转的未来：“一个前提”和“五个有利于”

笔者认为，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土地流转要坚持“一个前提”和“五个有利于”。

一个前提是：农民自愿、自主，关键要自主。现在，不仅农业税费都取消了，撂荒费也取消了，种粮还有补贴，承包地有利可图了。这和80年代相似。按理说，这种状态下的土地流转是不必需要外人操心的，农户土地流转或不流转或休耕撂荒，是农民自己的事情。最近几年，不仅政府官员为农民土地流转操心，就连城市人也都特别关注农民土地流转，比农民还操心。这是不正常的，要警惕土地流转中农民主体地位和自主性被侵犯。

五个有利于：一是有利于粮食安全，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吃饭始终是大事。特别是石油价格高企，生物能源产业化已经成为现实，汽车也要吃粮食了，粮食安全更脆弱了，更紧迫了，更复杂了，更重要了；二是有利于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农村社会结构关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基础，一旦破坏了，比照城市制度供给，成本会极高，每年至少需要中央财政支付万亿、甚至数万亿；三是有利于农业机械化和劳动力转移；四是有利于农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五是有利于增强中国转型发展的“韧性”——经济、社会、政治安全性和稳定性。改革发展可以慢一点，决不可重来一次。

如果坚持“一个前提”和“五个有利于”的原则流转土地，笔者认为未来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可能会是农户承包地向农民互助社、合作社和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流转。东光县古树于村的土地流转模式就是这样的。

第三篇：土地流转问题调查问卷

土地流转问题调查问卷

户主姓名：年龄：劳动力人数：

家庭住址：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土地面积（最初集体承包的）：

1.你是否有过土地流转的经历？

A有B无

2.若有，属于哪种方式？

A租入B转出

3.什么原因促使你出租土地？

A外出打工 无人照管B 农业种植收益低

C缺乏劳动力D 其他

4.什么原因促使你租入土地？

A劳动力过剩B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

C受亲朋好友的委托D其他

5.你在确定土地流转关系时 采取什么方式？

A口头协议B书面协议C第三方证明D其他

6.你认为在确定土地流转关系时签订合同必要吗？

A没有必要，都乡里乡亲的谁也不回坑谁

B没有必要，有纠纷了找村干部解决就可以

C有必要，白纸黑字最可靠

D有必要，出了问题有据可依

7.你们进行的土地流转行为是私下交易还是上报给村委会登记过？ A私下交易B上报登记了

8.在土地流转中是否发生过纠纷？

A发生过B没有

9.若有，是什么原因？

A没有签订合同B合同条款不健全不合法C合同当事人违约D其他

10.你从谁家里租入土地？

A邻居家B本村亲戚家C本村亲戚家D其他

11.谁从你家里租入土地？

A邻居家B本村亲戚家C本村亲戚家D其他

12.你租入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

A 10%~30%B 30%~60%C 60%~1000%D 100%以上

13.你家里租出土地占总面积的比例：

A 10%~30%B 30%~60%C 60%~1000%D 100%以上

14.你租入土地是否讲好期限？

A没有B讲好期限C 讲好租期不定

16.你租出土地是否讲好期限？

A没有B讲好期限C 讲好租期不定

17.你租入土地期限为

A 1年B 2~5年C 5年以上

18.你租出土地期限为

A 1年B 2~5年C 5年以上

19.你收租金的形式为

A 收粮食B 收钱C收其他D 什么也不收

20.你交租金的形式为

A 交粮食B 交钱C交其他D 什么也不交

21.您认为土地流转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希望政府部门做什么？

第四篇：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摘要 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流转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发展现代农业所面临的矛盾、新农村建设中土地经营权流转问题以及影响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提出了创新土地流转机制的对策和建议，旨在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土地流转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土地流转；思考

中图分类号 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08）16-0319-0

2农村土地流转指的是在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不变的基础上农用地经营权的转移，其实质是除所有权外的其他产权主体的易位。不同产权主体通过产权调整，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农业生产结构，体现农村土地的资产价值，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经营制度之下的小生产、小流通、分散经营等低市场化程度的经营方式已经成为农民的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发展以标准化、商品化、集约化农业经营模式为特征的现代农业，同时建立健全与之相配套的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1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矛盾

1.1主要矛盾

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市场化、产业化、集约化经营（以下简称“三化经营”）之间的矛盾。农业“三化经营”是一套完整的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体系，其以市场为向导，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地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使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求在较小面积的土地上获得高额产量，同时配之以一套完整的农产品加工、销售产业链，以实现农业的效率化、效益化经营。但在现行农业制度及我国人多地少、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的基本国情下，农业的小规模分散经营将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存在。

1.2矛盾双方的效用分析

1.2.1小规模分散经营。首先，小规模分散经营造成农产品产量低、商品率低，农户产前生产要素的积累、产中新技术的运用、产后产品的加工销售等没有为之提供有效服务的完整、健全的体系或组织机构，形成“小生产面对大市场”的局面，因而产销脱节，常遭受巨大损失。其次，农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小，可替代率低。农产品相对于其他商品，供求波动所造成的市场风险更大；加之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供给稳定性差，这更加剧了的市场风险。“小生产”的农户只能被动接受这种市场风险，任何价格波动损失都由农民单方面承担且无力化解。

1.2.2三化经营。只有实行农业市场化、产业化、集约化经营，才能促进农业生产与市场经营的有效对接，使农产品标准化、现代农业技术才能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专业化经营与社会化分工才能得以实现，才可以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并规避价格波动风险，逐渐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农产品产业链，最终实现整个农业生产效率、产出效益质的飞跃。在现有制度下小规模分散经营已经严重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及财富的创造，但小规模分散经营又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及合理性。因此，需要在坚持农村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前提下，对农业经营制度进行创新，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2新农村建设需要流转土地经营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对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及统筹城乡发展的进一步诠释，其最终目的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农村主要围绕3

个重点进行，即富裕农民、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提高农民素质。现代农业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而与城市化同时推进是新农村建设之本。因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而新农村建设也应该是一个农民逐渐减少、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要真正缩小城乡差距，最重要、最可持续的就是减少农民，将农村大量劳动力转移出来。让原来农产品的生产者变为农产品的需求者，一方面可减少农产品供给；另一方面可增加农产品需求，农产品价格就会提高，农民的收入就能不断增长。因此，强化农民工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这两方面是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实现联系的。

一是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多地少导致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不相容。按照古典经济学中农业微观经济模型，小农经济因其规模偏小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如经不起风险、不能吸纳机械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无法实行企业化管理等。小规模经营对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一种障碍。因为农业现代化包括农业机械化和集约化，都离不开土地集中规模经营。建立在狭小规模基础上的农业，其技术进步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土地经营存在有效使用现代生产要素的最低临界规模。在土地承包地块分散的情况之下，虽然可以通过外部联合的方式实现成片经营，推行机械化生产，但终究由于交易成本过高而导致综合效益不高。规模经营要么靠土地私有化，进而流转土地所有权；要么靠流转土地经营权。土地经营权流转是指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别人，但不能改变农用土地的用途。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流转土地经营权是扩大我国农业土地经营规模必然选择。

二是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推力形成的基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离不开推力和拉力，其大小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拉力有赖于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整治，如统一劳动力市场、建立涵盖农民工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工的市民化等一系列城乡统筹的制度建设。同时，注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力的形成，主要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走规模化、机械化和产业化道路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根本途径。推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加大，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提高，而各种机械的规模生产导致其价格相对下降，使用成本降低，机械化替代劳动成为必然，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收入更高的城市非农部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是农业小规模经营与日益提高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需要极不协调。一旦出现农产品质量问题，面临的是数以万计的小生产者，危机难以控制，这与农业生产现代化内涵背道而驰。土地流转及规模经营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极其重要，推动土地流转是新农村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影响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3.1农村土地产权虚位是限制土地流转的根本原因 产权清晰是市场机制正常动作的基本保证。然而，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关系的权能较混乱，主要表现在：一是承包地的产权主体不明确，虽然《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但集体所有的范围又包括村集体、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集体，产权主体不明确，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归行政负责人掌管，农民处于无权状态；二是土地的各种权益模糊，没有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及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的债权属性，如承包权、使用权、出租与买卖权、继承权、抵押权、收益权和转作他用权等权益，以及如何在集体和农户之间具体划分等；三是土地承包权的性质界定是以政策为主，土地权利的规定还没有被完全上升到法律高度。因此，承包土地的各项权能还不能完全受法律保护，权利边界模糊，弹性较大。

3.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

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土地在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和收入的同时，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保障职能。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流转，阻碍了农业、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农业现代化进程也相对缓慢。

3.3农村土地市场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

一是土地流转缺乏中介服务组织，信息服务滞后。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没有专门的土地流转服务机构，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使得土地供求双方的信息流动受阻，信息辐射面狭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流转的速度、规模和效益。二是管理监督薄弱。农户间的土地流转多为口头协议，根本没有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农户与业主间的土地租赁合同多数是双方自行草拟，合同具体条款不具体，权利义务等事项设定不规范。部分草签了书面合同没有报告村社集体经济组织，更没有到主管部门备案，合同监督执行不力。

4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对策和建议4.1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管理 通过政策调控对农村土地利用的方向和结构，确保农村的耕地不流失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健全农村土地流转的监督体系，保证非农建设用地流转符合国家的公共利益和不侵害农民的经济利益，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媒体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发动工作，大张旗鼓地宣传开展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意义。

4.2加大政府支农的力度

由于土地流转困难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土地流转的供给方面，而在于流转方面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也就是因为农业经营的经济效益差，缺乏能带来规模效益的种田能手和科技型农民。因此，应大力培育企业家型的农民和种田能手。对那些对农业有兴趣、有能力从事农业的生产者，要在各方面给予支持，将其培育为农业经营的主体，增强对土地流转的需求。在耕地的流转中，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可采取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政策，如每年中央财政可安排一定资金，地方再配套一定比例，补贴给购买有利于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保护农业资源、节本增效的大中型农业机械和先进适用农具的农民。尝试给予种田大户和规模经营的组织以奖励，促进土地向种田大户手中集中；可借鉴国外实行离农奖励金的措施鼓励其离农就业，加速土地流转。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为农地使用权流转创造优越的条件。

4.3法律上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

立法改变土地权的契约性质或债权性质，以具有严格物权法意义的土地使用权取代土地承包权，即承包权物权化，使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在独立性和明确性上有所保障，使农民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另外还要制定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相关法规，明确规定流转的原则、形式、期限、工作程序、使用权的确认、管理机构及其职责，以及各方面的权利、义务、纠纷处理及法律责任，并对出让费管理、流转合同文书、档案、鉴证等做出明确要求，真正使土地流转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4.4要建立畅通的土地流转渠道，完善土地流转的市场体系

继续鼓励农村基层组织在土地流转中发挥作用。大力培育土地流转的中介服务组织，由该组织从事土地信息收集、整理、广告、政策咨询、信用担保，开展土地资产评估。建立委托代理机构，接受不愿种地的农户或经营能力差的农户委托，代为出租、转租或转包给那些经营能力强的业主，从而促进农地的流动和集中，其形式可以是土地经营公司、土地评估事务所、土地银行、土地保险公司、土地证券公司等。

4.5逐步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

弱化农地保障功能，真正为农民解除放弃承包地的后顾之忧，促进农业劳动力的彻底转

移，实现农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农村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以及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

5参考文献

[1]张丽艳.论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作用[J].社会科学辑刊，2008

（1）：106-108.[2] 孙瑞玲.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创新研究——在农村土地流转现状调查基础上的思考

[J].农业经济，2008（2）：47-48.[3] 严立冬，刘新勇.河南省鹤壁市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分析[J].农村经济问题，2008（1）：90-93.[4] 王志文，支万宇.论现代农业经营制度创新[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21-23.土地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基本生产要素。在坚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加快土地流转，促进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当前，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和实践加速土地流转的有效形式和途径，这既顺应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也对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提出了新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温岭市一直把推进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作为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举措来抓。特别是近几年来，市农林局因势利导，根据农业向区域化布局、基地化生产、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营销、品牌化开发转轨的新形势，围绕打造“效益农业大市，品牌农业强市”和建设“三个温岭”的战略目标，切实采取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加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进程和土地资源的集聚，推进了农村经营体制创新。但土地流转机制与现代农业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成为农业发展新跨越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为此，笔者对温岭市的土地流转作了一次调研，摸清了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全市土地流转趋势、基本状况和存在问题，并就如何规范、有效地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进行了一些思考。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

土地流转呈现形式多样化、运作规范化、机制市场化、经营规模化的新格局。目前，全市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出户1.1万户，占家庭承包经营农户的42%，土地流转面积1.4万公顷，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41.4%。具体有以下几种流转方式：

1.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

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的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接包方按转包时约定的条件对转出方负责。经调查，全市转包面积2 986.67hm2，占土地流转面积的21.2%，主要是一些外出打工或务工经商的农户，因缺乏劳动力，将承包的土地部分或全部委托亲朋好友代耕。

1.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

出租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赁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从事生产经营。出租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承租方按出租时约定的条件对承包方负责。经调查，全市出租面积8 498.2hm2，占土地流转面积的60.5%。

1.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

互换是指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作或者各自需要，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进行更换。同时，交换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经调查，全市互换面积共有76.67hm2，占土地流转面积的0.55%。

1.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

委托是指承包方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书面形式委托发包方或者合法的中介服务组织流转，委托方与受委托方应当签订书面委托协议书，载明委托事项、委托权限、流转期限与流转费支付方式等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受托方在委托权限内将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农户或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委托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流入方按流入时约定的条件对受托方负责，受托方按委托协议书对原承包方负责。如箬横镇浦岙村在2005年土地整理后，村集体接受承包农户委托，将全村约86.67hm2承包田由村统一转包给种植大户，成片种植早稻、西兰花、豆类等作物，村集体每年向接包方收取承包租金4 500~6 000元/hm2，村向承包农户支付7 500~9 000元/hm2，差额部分由村集体经济补足，使广大农户有稳定的土地转包收入。经调查，全市委托面积1 746.47hm2，占土地流转面积的12.4%。

1.5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入股是指实行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自愿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其他承包方式的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权，入股组成股份公司或有合作社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入股后原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经调查，全市入股面积共有300hm2，占土地流转面积的2.1%。

1.6其他形式

面积438.53hm2，占土地流转面积的3.25%，主要是户与户之间以代耕等形式进行的流转。

2农村土地流转的特点

2.1流转规模稳步提高

第二轮土地承包后，确立了农户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政策，广大农户吃了承包土地的政策“定心丸”，一些长期从事二、三产业或向二、三产业转移，并有稳定二、三产业收入渠道的农户，逐步放弃承包土地经营权，专心致志经营二、三产业，从而在社会的分工分业中获取更大的利益。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社会化分工的进程加快，农村土地要素不断被激活，土地流转步伐加快，流转规模不断扩大。近几年来，全市农村承包土地农户流出率、面积流转率稳定在40%以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2.2流转机制逐步完善

全市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户自主选择流转方法、流转形式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农户从自发流转向镇（街道）村土地流转服务组织、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委托流转及土地股份合作社入股等形式流转转变。全市已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8家，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户3 080户，入股土地193.6hm2，委托流转面积从2007年8月的837.13hm2，发展到目前的1 746.47hm2，增长了108.6%。

2.3流转方向日益凸显

在土地流转中，流入主体逐步从农户之间的分散流转为主向企业化生产经营主体方向流转转变。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由于工商资本、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及专业大户参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的积极性不断提高，而且它们通过实行规模经营、专业生产、品牌开发，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从而能高回报给发包农户。因而土地流转向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及专业大户等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集中的趋势明显加快。目前，全市流入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及专业大户的经营面积达8 556.53 hm2，占土地流转总面积的60.9%，促进了农业向企业化、基地化、专业化、现代化方向的发展。

2.4规模经营不断扩大

通过土地流转和土地资源要素的集聚，全市土地规模经营面积不断扩大。全市已实行规模经营的耕地面积为8 650.93hm2，占耕地总面积的25.5%，其中经营0.67~1.33 hm2的为1 842.00hm2，占规模经营的21.3%；经营1.33~3.33 hm2的为2 098.47hm2，占规模经营的24.3%；经营3.33~6.67 hm2的为1 158.33hm2，占规模经营的13.4%；经营6.67~13.33 hm2的为512.60hm2，占规模经营的5.9%；经营13.33hm2以上的为3 040.73hm2，占规模经营的35.1%。

2.5异地流转蓬勃兴起

由于温岭市人多地少，而且台风等自然灾害频繁，为了实现“有限土地，无限发展”，温岭市的一些工商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及专业大户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异地流转土地，到市外、省外接包土地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如温岭箬横西瓜合作社分别在海南、广东、广西、江西、云南等地发展“玉麟西瓜”生产基地约1 333.33 hm2，并跨出国门在缅甸建成了约333.33hm2西瓜基地；温岭联树果蔗合作社在成都建立了约66.67hm2“温联”果蔗生产基地，全市参与异地转包土地发展走出去农业达2.47万公顷之多。

第五篇：土地流转问题与扶贫政策

土地流转问题与扶贫政策

本报记者 徐蔚冰自2008年起，樊明教授已经指导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本科生们合作出版了8部专著讨论公共政策，分别是：《退休行为与退休政策》（2008）、《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2010）、《种粮行为与粮食政策》（2011）、《房地产买卖行为与房地产政策》（2012）《收入分配行为与政策》、（2013，与南京审计学院喻一文教授联合指导两校本科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行为与政策》（2014）、《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处境与对策》（2015）、《教育、劳动市场表现与教育政策》（2016）。指导本科生进行调查研究并每年出版一部专著，是樊明教授创新教育的重要实践。在这本最新的《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中，樊明教授和他的本科生们指出，中国为什么产生了小农经济以及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的困难？该书认为，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二是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三是地形条件。以上三个原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形条件，一类是制度条件，包括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前者为客观的，难以改变的，而后者为主观的，是可以改变的。因此为了实现中国农地的规模经营，要尽快改革限制土地流转的制度因素。当下首要的是废除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从而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及时向城镇转移。该书认为，金融支持对土地流转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樊教授和他的本科生们通过一线调研发现，获得金融支持的农户能更多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流转入更多的土地。收获后支付租金的土地流入农户比在收获前支付租金的流入更多土地，因为收获后支付租金的农户受资金约束较小。由于当下土地流转的规模普遍较小，普遍而言土地流转对金融支持的需求尚比较小，但对收获后支付租金的流转大户来说，如流转入土地超过50亩的农户，则必然有较高的金融支持需求。虽然土地流转入农户对金融支持有需求，但普遍获得金融机构金融支持困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承包地剩余承包期经营权变现能力低，难以成为有效的贷款抵押物。此外，土地流转规模小也是重要原因。这里有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政府应如何发挥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答：农户间土地流转是否有正外部性？如果有显著的正外部性，政府介入农户间土地流转的金融支持，能否通过成本-收益检验？该书认为，土地流转的正外部性集中表现为：土地实现规模经营后，生产效率提高，成本降低，从而农产品价格降低。通过土地流转，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脱离农业农村，配置到更有效发挥作用、产出更高的部门，可改善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土地流转支持的力度。但是否要直接介入对土地流转的金融支持，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此外，该书还认为，政府需要在农户间土地流转过程中发挥作用，政府对土地流转适当补贴有一定的合理性，全球化对中国土地流转制度的选择有一定限制。在《扶贫政策：政府导向或市场导向？》一书中，樊教授与他的本科生们认为，目前我国贫困率下降更多是经济普遍增长的结果，贫困可视为贫困人口没有与有效率的生产要素相结合的结果，扶贫的目标应是贫困人口收入正常化。为此，扶贫政策要有两个目标：扶贫第一目标是脱贫，即将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到贫困线以上，这是不少驻村扶贫干部的实际工作目标，也是考核他们的基本指标。扶贫第二目标是收入正常化，即贫困人口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相仿。两个扶贫政策的目标不同，则所实行的扶贫政策措施就会有明显的差异。立足于脱贫，会更多地采取一些临时局部性的措施，只要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达到当下贫困线以上即可。该书认为，只有以贫困人口收入正常化为目标，才能从制度上寻找导致贫困的原因，才能进行制度建设，从根本上让农村居民整体脱贫。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让现在的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而不是贫困线一上调就又产生出大量的贫困人口。因此，该书对扶贫的研究更多地着眼于重大的制度调整，而不是一些局部的扶贫措施。会议结束时，记者找到樊明教授，问他为什么要带着本科生们写书？难道不累吗？樊明回答，中国的教育有希望，中国的未来才更有希望。做这样的事，把孩子们带到中国最焦点关注的问题的一线调研，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