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中大演讲稿2011 年12 月2 日

第一篇：莫言中大演讲稿2011 年12 月2 日

2011 年12 月2 日

非常高兴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21年前，我曾经在中大的文化研究所做过一个月的访问与学习，从访问学习的身份来看，我不是来学习的，实际上就是来玩的。那个月，我没有任何学问可以做，我每天就是在中文大学里转来转去。可以说是转遍了中文大学的每一个角落，连那池子里的鱼，我都给它们编上了号。当时我记得里面是有62条鱼，我都给编上了号，当时可能鱼都认识我。这次来重游故地，看看那些鱼，我当年认识的那些鱼，一条都没了，不知到哪里去了，可能是它们的后代儿孙了。鱼都变了好几代了，我还活着，我自己都感觉庆幸。

刚才，陈平原老师介绍我的时候，特意介绍了我新的头衔。这两天有人问，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是个高官，因为在中国内地，高官意味着有车有房，有一切优厚的待遇。但是我这个副主席是挂名的，是不在职的，所以一切照旧，我该骑自行车去买菜，还是得骑自行车去买菜；我去医院看病该排队，还是得排队。尽管如此，我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了，很多人见了以后，叫我莫主席，我听了以后感觉很不舒服，感觉很不适应。主席当然没大没小，国家主席也是主席，学校里面的、机关里面的工会主席也是主席，我这个副主席也是主席。可突然谁如果叫我“莫主席”，我认为他不是我的朋友吧！谁如果叫我莫言老师，我觉得他可以成为我的好朋友，我的学生叫我老莫，我就可以和他一起喝酒了。欢迎你们也叫我老莫！今天的讲题也是随机而出的，《中国作家》的艾克拜尔·米吉提主编问我：“ 你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总要有个题目。我说为什么非要有个题目？他说中文大学要求要有个题目，这是他们的惯例。我就知道他们必须要有个题目，我就说：《文学与我们的时代》。

今天主要是围绕这个问题讲 45分钟，我为了更准确，我突然想到了狄更斯的一段话。但是我记不起来了，我昨天晚上在网上搜了一下，抄起来。狄更斯，英国作家，在一百多年前，在他的小说《双城记》的开篇，用一大堆对立的矛盾的话语，描述了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是这样说的：“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睿智的年月，也是蒙昧的年月；这是信心百倍的时期，也是疑虑重重的时期；这是阳光普照的季节，也是黑暗笼罩的季节；这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让人失望的冬天；我们正在直升天堂，也正在直下地狱；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大概又过了几十年，大概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前苏联的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写了一本小说《鱼王》，在这本小说结尾的时候，他也罗列了一大堆这种风格的话语，来描述他所生活的时代。我只记得他那里面写“这是建设的年代，也是破坏的年代；这是在土地上播种农作物的年代，也是砍伐农作物的年代；这是撕裂的年代，也是缝纫的年代；这是战争的年代，也是和平的年代”等等。那我就感觉到要我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实在是想不出更妙的更恰当的话语来形容。我感觉到，一百多年前，狄更斯对英国社会现实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描述，和阿斯塔菲耶夫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描述，跟我们今天的十分相似。如果我们要来描写我们的中国，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这个时代，也是处处充满了矛盾与对立，我们可以说，这个时代是非常进步的时代，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时代是个非常落后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城市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地方还保留着几百年前的风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新的大楼、新的建筑拔地而起，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农民生存在他们的几十年前的破败不堪的旧居；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我们卫星上天，我们的宇宙飞船在太空里翱翔，你也可以看到在许多地方，在乡间的土路上，依然有黄牛拉着破烂的牛车慢慢地行驶；我们看到很多大款挥金如土，一掷千金，甚至万金，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温饱还没解决；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女人太多了而发愁，不得不想办法用现代化的方式来管理她们，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因为娶不上老婆而夜夜独卧空房；有的人撑得要死，胖得要命，花重金减肥，有的人吃不饱饭，饿着肚子在马路上乞讨。总之，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发现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对立，这样的一种现象。描述这样一种现象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想作为一个作家，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如何来写作？如何用文学作品来表现我们所处的时代？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难题。我们每个人都眼花缭乱，我们上网打开网络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奇闻异事，闻所未闻的，见所未见的，许许多多的怪事扑面而来，很多事情甚至触目惊心，很多社会负面的新闻，令人发指。在这种情况下，作家是否要如实地记录这些现象？我们是不是要变成社会的记录员？这曾经是我的一种信念，我觉得作家就应该如实地记录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最近几年，我的想法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无论什么样的生花妙语都难以描述。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传媒如此发达，传媒的手段如此现代，作家的笔比不上网络快，作家的笔不如我们的摄影机、摄像机让人感受得更真切。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作家如何生活？如何能够用我们的方式、用文学的方式把这个时代表现出来，这是我们每个作家都面临的考验。后来我想，尽管奇人异事很多，很多事情很传奇，也会让人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小说或者作家不能把记录奇闻异事作为自己的任务，作家应该从这些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里边看到生活的本质，我们要看到这种社会生活、泡沫之下的本质。

那么这种生活本质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我想一个作家他确实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一定的环境里面，他无法跟这社会脱离联系，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们的感情流露也都会对他产生影响。你要写作，你究竟要站在哪一个层面上来写作，你究竟能够代表谁，这又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是代表官方？还是代表民众呢？而民众本身又分为很多个层次，身价数十亿的人也是民众，家里贫无立锥之地的人也是民众；那些在豪华饭店里挥金如土的、纸醉金迷的人也是民众，那些在建筑工地上搬砖运瓦、挥汗如雨、衣食难继的人也是民众。毫无疑问，我们应该站在挥汗如雨的劳动阶层上，我们应该站在弱者这一面，我们应该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你当然可以写一部可以为下层人代言的作品。这也是我十几年前内心非常强烈的一种要求。最近，我的想法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这种过于强烈的政治情商，过于强烈的阶级阶层情感是会影响文学的价值，真正的文学实际上是应该有一种相当的超越性，真正的文学应该是具有更加广泛的涵盖性。我们过去把文学分为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我觉得这种分法有它的道理，这种分法也代表了我们文学创作的一个现实。但我现在理想中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不应该有这样严格的分界的，我觉得好的文学应该站在人的立场上，全人类的立场上来写作。我们不仅仅是同情穷人、歌颂善良的劳动者、批判那些富贵者，也要批判那些贪官污吏。在批判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准则，这个准则就是在批判的时候不能妖魔化，或者鬼怪化，要把所有人都当人来写。

我们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文学历史，就会发现我们过去的作品之所以缺乏一种普遍性，就是因为过于鲜明的或者强烈的阶级观念影响了或者限制了作家的视野。因此我们的文学出现了公式化、雷同化的现象。大陆的老电影，大家稍微看过的话，过去的样板戏，大家多少了解过的话，大家就会明白我所说的现象的严重。在这些作品里面，好人肯定是彻头彻尾的好，没有任何的瑕疵，有的话也顶多只是性格方面的，而不是道德方面的，比如说他爱好抽烟，性情暴躁，或者比较骄傲。如果描述到坏人，这个坏人肯定是彻头彻尾的坏，他尽管也是人的父母，却没有人的感情。而这种绝对化的写法实际上是违背了生活的真实面貌。我们可以把人分为各个阶级和阶层，而**的时候也确实需要这样分，但作家写作的时候就必须打破这种阶级界限，把你所要写的所有的人都放在人的主题下，来进行展示，来进行分析。如果我们站在这样的高度就会发现，即便是坏人，他也是人；即便是好人，他也是人。无论是怎么样的顶天立地的英雄也有他怯弱的时候，无论多么猥琐卑下的小人，也有他善良的一面。即使是希特勒也会可怜一只掉在地上被踩得半死的蜜蜂。我想即便是武松这样的打虎英雄，但他打死一只老虎后，又出现两只老虎的时候，他也会感觉此生休矣。古人在他们的文学作品里面已经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那我们这些后来的作家在面对这个繁复时代的时候，在面对我们所要写的人物的时候，就应该学习他们这种成功的经验。那么回到刚才这个话题，我们当然可以歌颂那些在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为了中国最近三十年来飞速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们，我们也可以歌颂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者。正因为他们的付出，才使我们碗中有饭，身上有衣。我们当然也可以歌颂那些为了子女奉献出一切的父亲或者母亲们，我们可以歌颂所有善良的人，正直的人，勤劳的人，勇敢的人，但我们的文学作品当然也不能回避我们认为不良的阶级和阶层；我们当然可以批判那些靠不正当手段积聚巨大财富，然后又漠视天下还有无数穷人，而穷奢极欲地浪费和挥霍的人。但是写这些人的时候，就必须把他们当人来写，不能把他们当漫画式的小丑。

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属的《检察日报》工作了十年，在这十年期间，我也接触到了很多贪官污吏，掌握了大量关于这方面的素材。因为检察院就是管反贪的，我在报社工作，又有记者身份，我可以亲临很多审判现场，也可以查阅很多外人看不到的案卷，我就发现有很多贪官，他们实际上是非常可怜的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贪官都是一副令人可憎的面貌，他们利用手中的职权，然后聚集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包养情人，他们挥霍民脂民膏，确实可恨。我们提起这个阶层，确实是应该把他们处以重刑。但是你认真地研究每一个具体的贪官，就会发现他们确实有很多地方各具特色，是不一样的，但他们都是人，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并非一生下来就是坏人，跟遗传无关，跟基因无关。他们之所以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坏人，就是因为后来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就是因为我们目前这种制度中存在许多缺陷，有空子可钻，有漏洞可钻，所以他们变成了这样的人。他们之所以变成这样的人，也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跟大家一样，都有人的软弱性，都有人的弱点，人的弱点是什么啊？都是贪图安逸、享乐、爱财、男人爱女人、女人爱男人。如果一个男人到了一个高位上去，手里掌握了很大的权力，那这个时候，不是你去找钱，而是金钱来找你！不是你去找漂亮的女性，而是漂亮的女性来投怀送抱！当然也有朋友把漂亮的女性作为礼物馈赠给他，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够抵挡住外来的诱惑，你能不能克制住你的欲望，就决定了你是一个贪官还是一个好官了。我也经常在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暗自思量，如果我现在当了一个高官，别人送给我钱，我能抵挡吗？后来我想半天，我可以抵挡——我现在稿费足够花了！而且我也知道钱再多也是没有意思的。有人送我珠宝钻石我能够抵挡吗？我能够抵挡，因为我不喜欢这些。有人请我吃美食，我说我可以吃，因为吃不算犯罪，因为这是在中国。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人可能利用公款去大吃大喝就犯错误了；在内地这边，利用公款去吃点喝点不算犯错误，纪委是不管的，检察院都不管。后来我就想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非常漂亮的女性来找我，我能抵挡吗？后来我想可能挡不住！既然有这么一个可能挡不住的空隙，那就坏了。有人就说这个人既不爱财，又不爱珠宝，就是喜欢女人。好了，我现在手中掌握巨大的权力，手中有块地皮，我可以批给你，用2000万卖给你，你转手就可以卖2 亿，那么有1 亿8 千万的利润是吧？那些开发商们，用1 亿8 千万的利润帮我买女人，那什么样的女人我还买不到？我喜欢什么样的女人都可以送来，喜欢中国的女人，就可以送来中国的女人；喜欢外国的女人，就可以送来外国的女人。那这就坏了！所以我想到这一点，我就感觉到我们应该从人的最本质的层面上，从人的欲望角度来入手，来写我们所有的人。

那反过来也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最下层生活的人，他们牢骚满腹，他们生活得确实很不容易，他们对社会各种贪腐现象恨之入骨，讲出来都咬牙切齿。我今年在我的故乡山东高密生活了四个月，跟我的侄子们、堂兄弟们、村子里那些我过去的小学同学们经常在一起聚会。聚集在一起，当然要议论这个社会，他们个个都义愤填膺，他们好像了解所有的人升官是靠什么的，上面哪个人当了县长书记是走了谁的关系，哪个人发了大财是怎么回事，某个地方开了个巨大的商场，他们会说是谁谁谁的小舅子开的。讲起这些现象大家都是义愤填膺、咬牙切齿的样子，但我又感觉到他们目光中所流露出来的向往和羡慕。而他们和我吃饭的时候，总会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 你现在是名人了，是很有名的作家，即使在中国没有名，在我们当地县上是蛮有名的，你肯定可以和我们的县长、书记说上话的，你的话很管用的。那么，好，我一个儿子在乡下的小学教书，求求你，能不能让他调到县城里面去？”所有的人都找过我办这样那样的事情，最后都要加上一句：“ 不要怕花钱啊！要不我先给你三万块钱。”我是不是感觉到一种哭笑不得的境地，我们都在谴责腐败，说句难听的话，我们恨不得把所有的贪官都枪毙，处以极刑！但是当每个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动用腐败的手段，他们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不缺钱，你不要怕花钱！你花钱了，把我们要办的事情办成就好了，自然我们也会给你报酬。”给我3 万，我花了2 万把他儿子调到县里去了，剩下的1 万就是归我的了，不是暗示，而是非常明确地讲这事情。我就想，即便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生活在最下层、最值得同情的这批人，当涉及到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也要动用这种腐败的手段。我也想，我的这些弟兄们，我的那些可怜的乡亲们，假如他们当了县长、省长，他们能比现在的这些人好吗？他们能做到清正廉洁吗？他们能像香港的公务员那样严于律己吗？我划上很大的问号！所以我想，当我了解各个层面的人的诉求和欲望之后，我发觉人都是差不多的。不管是身处高位的人，还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区别就是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不一样。他们作为人的内心深处的欲望都是差不多的，而一旦把他们换位以后，他们的表现没有太大的区别。我想作为一个作家，最应该关注的就是这个层面的问题。

我们的作品，如果不从人性入手，仅仅是去追求奇闻异事，追求社会上发生的光怪陆离的现象，那我觉得这是舍本求末，我们充其量再写一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已。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曾经对这本书作过评价，认为它狗屎一堆，是不上档次的文学作品。也有很多人议论，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远比作家描述的要精彩——小说没有想到的，社会上发生了；小说中描写的故事，根本不如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更加吸引读者。那么小说还有什么用处？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一上网，什么都可以看到了。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挑战，但恰好向我们提醒了：作家应该拨开这样的浮云迷雾，然后用小说最擅长的方式，来描述这个社会，为小说挣回光荣和存在的价值。所以这就要盯着人写，只可牢牢地贴着人写。作家汪曾祺先生曾经在很多的场合讲过他的老师沈从文教他的一句话，沈从文当年在西南联大教书，汪曾祺就是他的学生，沈先生的经典之言就是：“小说就是要贴着人写。”在前不久，我又稍微改了一下，改为“盯着人写”。贴着人写就是尽量地要让情节服从人物，要让你所有的描写都服从塑造人物的需要。要把写人和塑造典型人物作为写小说的第一个任务，最重要的任务。贴着人写就是要作家设身处地地推己度人，然后不是用你作家自身的腔调，而是用人物自身的腔调去写作；不是用作家的思维来决定这小说和故事的发展方向，而是用人物的思维、人物的性格来决定你这小说的故事走向。这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小说最宝贵的经验。我们的传统小说最成功的地方也在于这点，就是每个人物都会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王熙凤的声音是林黛玉发不出来的，刘姥姥的声音也是贾母发不出来的。我们当下的小说里面，是不是出现了这样的完全贴着人物来写的小说呢？我们小说里的许多人物是不是都在说这同样的话语，是不是都在传达作家的这种思想呢？作家是不是自认为可以经常让小说里的人物来代替他们的思维？我想这肯定是很多的，包括我自己在过去很多作品里面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把它改成“盯着人写”可能更狠一点，牢牢地盯着人的本性写，深入到人欲望的最深沉处去。

这实际上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盯着外部的人写，盯着你小说里要写的人写；另外作家要盯着自己写，盯着自己的内心写。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我们出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我们的作品批判社会的黑暗，揭露社会的黑暗，批判社会上种种的不公平的现象，我们的小说里也塑造了很多的恶者、坏人和小人。但是我觉得我们缺少一种自我反省的精神，所有写小说的人似乎都是受害者，都是受苦的人，都是诉苦的人。很少有像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人，那样的作家，把自己当作罪人来写，敢于把自己的内心深处坦露给读者，但未必说小说的人物跟作家自我就是等同的。但是我想作家有这种清醒的自我反省的意识，作家有着执行和敢于批判自我的勇气，那么即便他的小说里写的不是作家自身，小说里的人物的深处依然闪耀著作家自我敢于解剖的勇气的光芒。我想，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我们不去透过现象看出本质，如果我们忘掉了写人这个最根本的准则，那么我们确实无所适从，确实写不出有价值的作品。这两年来，在大陆有一个话题被反复提起：既然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出现伟大的文学作品？我自己也多次说过，尽管我得了这样那样的奖，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写出跟时代相匹配的伟大的小说。我没有写出来，我觉得我的同行也没有写出来，为什么大家写不出来？昨天我们座谈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作家找一个台阶来下——我们看一个社会的进步，十年可以作为一个阶梯，三十年可以作一个历史时期；而对一个作家的一生来说，也可以这样分类，可以十年为一时期，或分成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和晚期。但对文学来讲，三十年还是一个很短暂的瞬间，而每个历史时期里面，能够出现

一、两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就很不错了。我们说了多少年了，中国伟大的小说也不就是那么几部吗？我们不就是有一部《红楼梦》吗？大家所反复提及的。我们不就是有一部《水浒》吗？不就是有一部《儒林外史》吗？所有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几百年才出现一部，读者对当下中国这些作家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请他们原谅，给大家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这些作家可能是不行了，也许年轻一代的作家就会写出像《红楼梦》那样伟大的小说来。

我再讲讲我个人的实践与感受。我在 2000年写《檀香刑》这部小说的时候，很多人问，为什么写这么一部小说，为什么在当下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这么丰富，有这么多故事素材不写，偏要写一个清朝末年的故事？有这么多民族英雄不去歌颂、不去描写，为什么要去写一个刽子手？我说这是有原因的。我邻居中有一个退休的**，他曾经在辽宁当过**，他退休回来经常说起他认识张，他也对我们描述过当年张在监狱里的一些情况，他也对张这个女人的宁死不屈表示很深的敬意。那么我就想，他这个人明明知道张这个人是烈士，为什么他不对自己当年在监狱里当**进行反思呢？为什么不进行忏悔呢？而且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我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也参与过虐待和处罚张的活动。我想这样一个人该不该忏悔？但他毫无忏悔之意，他说：“ 这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是一个**，我在岗位上，我要执行我上级领导的命令，他们要我们打她就打她，他们要我们把她的喉管切断我们就把她的喉管切断，因为她是***，因为她是被上面定的***，而我们是**，我们是代表国家。所以我们个人没有任何的责任，有责任应该让社会、让国家、让历史承担去。”那这个人实际上也是个很好的人，他跟我的父亲也是非常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喝茶。就是这样的事情引发了我很大、很久的思索，我感觉非常困惑。面对着这样的一些问题，两难的问题，我们究竟该怎么判断？这个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没有罪？他到底是该忏悔还是不需要忏悔？他是否可以像现在这样推得一干二净，他是否能够主动地替历史承担责任？他是不是可以认识到在这样一场巨大的罪恶当中，他这个参与者也是有罪的，他的手上也是沾满血的？由此我就想到我应该写一部小说，而恰好我看到了一些历史方面的资料，那我就开始构思《檀香刑》这部作品。《檀香刑》写的是大清朝刑部的第一刽子手，他的杀人技巧是非常高超的，而且我也虚构了很多他们刽子手行当里面的特殊规矩，包括一些特殊的称谓，比如说他们都叫第一刽子手做“老傲”，初进刽子手行当则叫作“外生”，有一定资历和经验的中年的刽子手，他们则叫“舅舅”，这些是我虚构的。而且他们所供奉的神像高尧母也是我想象的，他们在所处斩犯人之前所进行的仪式也是我所想象的。我觉得我的想象是贴近真实的，我从我们邻居老**身上就发现狱卒的普遍的心态，他们都知道杀人是一种罪孽，他们刚开始也都能感受到用自己的双手来结束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那种灵魂深处的震颤。他们也感受到作为特殊行当的人，在世人眼里的形象是什么，人们对他们既蔑视，又敬畏。这样的人，每天夜里能够睡着吗？如果他们能够睡着，他们用什么的理由和借口来安慰自己？所有我笔下这个刽子手安慰自己的话语和我邻居**安慰自己的话语是完全一样的。到了最后，他们甚至产生了一种职业的荣誉感。这就是我们中国所信奉的一个准则：我干什么都要干得最好。行行出状元，我既然干了杀人这个行当，我就要杀得精美绝伦，杀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让同行敬佩我，让皇帝欣赏我。所以包括最后慈禧太后赏赐给他一把皇帝坐的龙椅，赏赐给他七品顶戴，这都是我的虚构。我想更重要的是衍生到受刑者，也衍生到他的看客。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对看客进行了批判，对看客的痛恨，也是鲁迅先生走上文学道路的重大推动力。这种看客现在是依然存在的，看客依然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藏了的一种欲望，我们现在即便不出门，我们在网上也在围观嘛！我们每个人并不比鲁迅所描写的那些看客们高明多少。而我想演戏，过去我们老百姓把刑法当作一场大戏来看的，除了受刑的人之外，执行的人也必须配合。鲁迅只写了处死的罪犯和老百姓看客，而我就添加了一个执行者，换了一题，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戏剧。所以这部小说看起来是写历史的，实际上还是写现实的，还是从现实生活当中受到的启发，不过是借清朝的旧瓶装了时代的新酒。

因为时间关系，我确实没法把《檀香刑》其他方面展开来说。后来紧接着到了2004年我写了一部《四十一炮》，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社会问题小说，因为小说里面描写的是一个屠宰村，这个村里面所有的人家都是靠屠宰为生的，而他们杀猪杀牛的时候是公开的往里注水，而注水肉是中国大陆食品当中存在的一个非常丑陋的严重现象，屡禁不止。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也在网上看过，我也实地考察过屠宰的实况，确实非常残酷。要杀一头牛，就要在这头牛没有被屠杀之前，打开它的血管往里强行注水，一头牛可以注进四桶水，一头猪可以注进两桶水。有时候就把刚刚宰掉的猪的心脏剖开，在它的主动脉插上胶水管，用高压水泵往里面注水，过去那种原始的注水方法已经不行了，用高压水泵就能确保把水注到猪的每个细胞里面去，这在屠宰村里当作一项发明。而且为了保持肉质的新鲜，他们往肉里面也就是往水里面注入福尔马林液，我们学医的同学肯定知道福尔马林的作用，乡下的屠宰户们也知道它的作用，这样即便放一天，放两天，放三天之后，肉还是非常新鲜的。这样一种丑陋的社会现象，如果仅仅作展示，我觉得没有意义。所以我把这个注水肉、屠宰村当作一个外部环境来描写，重点是写了小说中“老来乐”这个人物，这个人可以说是高压水泵注水肉的发明者，但他在村里面有极高的威信，所有的老百姓都说他好。因为他引领了大家共同致富，很多人发明这样一个致富的技巧都是秘而不传的，而他发明之后，他公开的向全村的屠宰户传授，传授他的经验，引领全村人们都富起来了。富起来了干嘛？富起来修桥，修状元桥；盖学校，盖了全县最漂亮的学校。所以不但村里面的人说他好，乡镇里面、县里面的领导也认为他是个好人，要让他当政协委员，当人大代表。像这样一个人，实际上就代表了一个群体，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当中，确实有新型劳动的英雄人物，也确实出现了一批这样的奇异怪胎。他们截取巨大的财富，他们钻政府和法律的空隙，但他们身上又有一种冒险家的精神，他们准确地把握住了社会的脉搏，他们在非法和合法之间游刃自如。因此他们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也成为许多人所羡慕的时代的英雄，他们许多人头上都带上了桂冠、花环、胸前又挂个勋章。所以我觉得从一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丑陋现象入手，然后引发到对这样的特殊性格人物的描写，才构成一部小说。假如我仅仅展示了各种各样注水肉的方法，屠宰村的黑幕，这样的小说不是小说。

本来我想在这里再讲讲《生死疲劳》里面我写的“蓝脸”，中国最后一个单干户，当全中国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的时候，只有我们村里面的蓝脸染一块很大的字，蓝色的字，只有他一个人在扛着，推着一辆木轮车，由一头瘸腿的驴赶着，牵驴的人是他小脚的女儿，她脑后留了条小辫子。只有他一个人跟全中国人民对抗，包括小说里面的人物说：“ 你是全中国最后一个黑点，最后一个单干户。”他的地在人民公社的土地里面像一道堤坝，像茫茫大海里面的堤坝。人民公社的土地大量喷洒农药，他没有钱买，所有的害虫都跑到他的庄稼地里面。后来，他白天不出来劳动，晚上出来劳动，他说太阳是你们的，月亮是我的，我夜间出来借着月光的照亮来劳动。他一直坚持到了80年代，土地又包产到户了，每家农户都分地的时候，村民们都说他不用分了。当时我就把他当作是逆避着潮流的怪物，是茅坑里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是那么一个令人作呕的反面人物形象，结果几十年后，三十年后，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敢于坚持自我的英雄，是一个敢于以个人的力量跟整个社会对抗的英雄。当然真实的人物是在文革时期吊死的，但我的小说里面一直延迟到了80年代。那我想最近的话里面聊聊这个形象，也是因为生活中有这么一个人物，也是因为计划生育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三十年之久的重大社会事件。后来我想，这社会事件只是我写小说的一个背景，我描写这事件的目的是为了塑造我的人物，我展示在计划生育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暴行和黑暗现象，并不是我要否定计划生育政策，我不否定，我也不赞扬，我的态度在小说里暗藏着。但是我觉得我的最根本目的还是要借这样一件事来写人，因为我想我们都有经验，我们只要进行过触摸实践的话都会知道，你怎么样考验人物的性格，那只有把人放在风口浪尖来考验。这是我们过去很流行的一句话，“ 要让人在风口浪尖上锻炼”。我觉得就是应该把人放在风口浪尖上，把人物放在无数的两难境地里面，就像说你是一个妇科医生，你本来是负责接生的，你是天使，你要把生命迎接到人间，现在我要你去堕胎，让你去把别人腹中的活灵灵的生命扼杀掉，那么妇科医生的天职和荣耀与上级的国家政策产生如此强烈的对抗，在这样一个对立的对抗环境当中，作为一个人，你的内心会有怎么样的反应？

欢迎大家去读我的《蛙》！谢谢！注：此文为2011 年12 月2 日“中国作家中大行”莫言在香港中文大学祖尧堂的演讲，此次活动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与《中国作家》杂志联合主办，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陈平原教授主持。（此文根据录音整理）

第二篇：莫言获奖演讲稿

莫言获奖演讲稿

莫言最著名的电视剧《红高粱》深受许多书迷的喜爱，莫言2012年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以下是小编整理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

莫言获奖演讲稿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

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

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

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

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

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

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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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莫言演讲稿读后感

最开始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网上就到处传播各种消息，以至于我这个平时不关注诺贝尔的人也知道莫言这个鼎鼎大名的人物。

就从他的演讲词中看，我能看到他对母亲深深的爱，而且他母亲对他从小到大的影响必然也是很深的。一个母亲，对孩子从小的教育，决定着孩子的成长基础，而莫言母亲，是一位善良，伟大，并且懂得教育的母亲。她对孩子的日常行为教导有方，她不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名人，但她留给莫言的有宽容与如何做一个好人，教会莫言如何不去歧视一个乞讨的老人，如何不去恨一个把自己打翻在地的仇人。

我们的生活每天都会有各种形形色色的小事发生，要善于发现生活，感受生活。莫言用他自己的眼光，看待生活，讲生活中的各种事情，汇聚一起，造就了他的作品。在莫言得奖过后，对他有各种褒贬不一的说法。然而就像他自己说的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他还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来看待这一切。“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这是一种何等的大气凛然啊，我想，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就像现在很多人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有时候这种淡然的态度反而能帮助我们干成大事。而莫言这一切的成就与品性，都与他的母亲息息相关。这使我想到了现在的很多家庭的教育，对孩子的溺爱，使孩子变得没礼貌，自私。亦或是对孩子的冷漠，使孩子变得孤傲，甚至人格扭曲„„

莫言讲的第一个故事，他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还有最后一个破庙的故事，我觉得是有共通点的。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大众想法去强求或要求别人也要这么去做。也有不同，第一个故事，装哭蕴涵了这个社会上的类似现象，为了一种表面的东西，许多人便开始装，但却从未去发自内心感受。而第三个故事，我始终觉得，是上天在给他们机会，宽容是它的本意，但其余7人恶劣的行为，只会成为罪恶的源头。至于第二个故事，我觉得是说到一个礼貌态度问题吧，毕竟母亲从小对他的教育，后来让他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还有就是一种过分的自尊，其实是会伤害到他人的。

莫言这篇演讲，言辞朴实，却不乏真情，细细品味，越能感受到他的智慧。

第四篇：莫言

PART1莫言获诺奖新闻发布会现场实录

法新社：中国的一些艺术家说莫老师和共产党的关系有些密切，比如说你抄写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一个艺术家说，莫老师站在权力的角度去谈社会。我想问莫老师对这样的评语有什么看法？

答：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诺贝尔文学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是根据它的文学的气质和文学的特质决定是不是给他奖项。在诺贝尔的历史上，像萨特，就是你们法国的共产党员。像肖洛霍夫是苏联的共产党员，他们的作品依然是经典，依然在被千百万人阅读。我在中国工作过，我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里面写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我的写作从80年代拿起笔来，很明确的，站在伦理的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阶级的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说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

很多人认为我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就不应该获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这也是很难有说服力的。这一次瑞典文学院把这个奖授给了我，我觉得这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政权的胜利。如果说是政治政权的胜利，那我只能是不能得这个奖。我得了这个奖，说明瑞典文学院比发这些议论的人要高明。这是一个文学的奖项。

莫言：我不希望引起什么“莫言热”，如果不幸引起的话，我希望这个热尽快地冷却，顶多一个月，大家赶快忘掉。由此会不会引起一种文学的热情？这是我很期待的。

莫言：我离开了国家干吗，我连高密都不想离开，我就想呆在高密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生我养我，我熟悉这个地方，这里的食物特别适合我，所以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而且我也认为一个人他有各种各样选择的自由，现在离开中国到国外去生活去写作，我觉得也很好。有的人选择留在他的故土写作这也很好，你不要认为谁出去了谁不爱国，谁没出去谁就是爱国，这都是非常片面的认识。谁愿意走就走，谁不愿意走也不要强迫人家走。我们过去一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是孔夫子的教训。我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对的，己之所欲强施于人就对了吗？

南都社论：莫言获奖，文学的，世界的 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中国，莫言因其作品“很好地将魔幻现实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结合在一起”，成为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籍作家第一人，填补了中国文学界的空白。对于有着两千年文学传统、急切融入世界的国度而言，这无疑是一件大事。

诺贝尔奖的符号意义，早已为舆论所津津乐道，它和奥运会、世博会等盛事一道，为民众所翘首以盼。而不同于后两者，诺贝尔奖情结维系了更为复杂、纠结的国民心态：崛起之中国并非简单的国力强盛所能支撑，不只是实现共同富裕之理想，更有待个体提升独立性与创造力。从这种角度看，诺贝尔奖情结背后的国民焦虑，可追溯至19世纪，启蒙与救亡之际，梁启超提出新民说，鲁迅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对于如何改善国家命运，中国精英先后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就在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公布前，这种焦虑仍然在网络四处弥漫。博彩公司青睐莫言，反而让很多人担心，这个没有潜规则传统的世界级奖项，将再次与中国作家失之交臂。最终结果使得所有的争论和分歧暂时中止，人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然而，这是一个突破，却也只是一个艰难的开始。不禁要问，在诺贝尔文学奖出现明显的“欧洲化”倾向的今天，莫言凭什么获得评委会的认可？

有必要回溯当代中国文学史，莫言的创作成熟期，恰逢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式“文艺复兴”。那是一个充满理想斗志昂扬的黄金年代，至今为无数文学青年所缅怀。莫言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然而，寻根之成功，其作品中所表现的“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绝不只是“爱这土地爱得深沉”的结果。作家的视野离不开社会大环境，“寻根”之所以被冠以“魔幻现实”，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中国与世界的思想交流。在莫言身上，我们看到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式的想象力，美国作家福克纳式的颠覆性，我们看到了《百年孤独》，想起了《喧哗与躁动》。

80年代，大量西方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得以引进中国，并因此开启了现代乃至后现代风格的文学征程。中国作家融入世界，莫言应该感谢这个开放的思想环境。以莫言为代表，中国产生了大量才华横溢、具有世界性高度的作家。关注中国文学的人不会遗忘那时的文学试验，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格非的《褐色鸟群》，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以“先锋文学”为代表，大量作家留下了属于他们的时代激情；当然，我们还会想起那个高呼“我不相信”的北岛，幻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子，以及那个“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的顾城。

这批作家们的创作既受惠于西方的智慧，亦是回归由“五四运动”所打造的20世纪的文学盛世。以莫言为代表，作家们颠覆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文学传统，他们摆脱了文学传统中僵硬的“文以载道”，激活了文学传统中激情的“诗以言志”，呈现出个体的关怀和对形而上的思考。

诚如2008年被授予“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时评委的授奖词所言，莫言的作品“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然而关怀脚下的土地之余，莫言又主张关注“那种与众不同的、表现出丰富的个性特征的生活”，追求写作的“个性化”。在现实与历史、个人与社会的交融中，我们不难看出莫言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看到了中国，更因为他看到了世界。正如中国作协的贺辞所说：“莫言的获奖，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作品价值的获胜，也并非证明写作方法的技高一筹，而是不同思想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的结果。这是莫言们的成功之道，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赋予中国作家所带来的启迪。

致渊：以平常心看待莫言获奖

文学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创作，不是集体的功劳，莫言的作品也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水平，代表不了其他人。

昨晚，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刚刚揭晓，莫言获奖，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莫言获奖，是他个人的荣耀，也是中国文学界的喜事。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如沈从文等作家也曾经非常接近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也满足了很多国人心中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不过，诺贝尔文学奖也只是对莫言个人的肯定，这固然会令国人兴奋，会对中国文学起到激励作用，但是，也不妨看淡这个奖项。

事实上，莫言本人和家人对待这个奖项，也都非常淡定，并没有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光环下，失去平常心。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表示，“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莫言说，接下来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莫言的二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弟弟得奖自己“很高兴”。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全家共同庆祝时，他平淡地答道：“这很平常。”

相对于莫言及其家人的平淡，各方局外之人又能否平常心待之？

在莫言获奖之前，国内各种公共舆论场即充满了各种争议，莫言获奖之后，争论也没有停息。在一个多元社会中，有各种不同的意见非常正常，谁也没有权利强制别人用同一种声音说话。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因为诺贝尔奖，莫言也不会成为舆论焦点，一贯低调的他，或许仍然会和火热的公共舆论场，保持一定的距离。

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知名汉学家马悦然一再所讲，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文学。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个人的文学成就，而不是因为其他。大家既没有必要将其获奖过度拔高，也无须上纲上线。（马悦然于是通过陈文芬表示，“对你们的意外很意外，人家(莫言)的译本已经这么多了。”据悉，莫言的《红高粱》等作品都很为瑞典文坛所看重，《生死疲劳》今年更在哥德堡书展上被隆重推荐，诺奖评委对莫言早已不陌生。）

当然，莫言获奖或许与中国今日之国际地位有关。近年来中国因为经济的腾飞，而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引来了对中国作家的关注。如果以此而证明中国文学就怎样了，则仍然难以摆脱东方主义的窠臼，仍然没有摆脱“被审视”的心理，还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事实上，无论有没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垂青，中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质量如何，就在那里。

而且，文学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创作，不是集体的功劳，莫言的作品也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水平，代表不了其他人。

一个人获奖，并不必然代表中国文学登上了世界文学之巅；正如无人获奖，也不必然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园林里无一席之地。莫言获奖的最大意义或许是，引导人们重新关注文学，而对更多作家来说，要思考拿什么作品才对得起“作家”的称号。

董阳：文学，回归我们的内心

在中国当代文坛，莫言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他的小说以异常浓烈的色彩和极具阅读快感的语言渲染出山东高密乡村的隐秘世界，这个世界对读者来说具有触手可及的质感，常常令人过目难忘，甚至仿佛能够闻到其中的泥土香，看到那浓郁的高粱地，体验那似乎夸张变形却更显悸动的心理真实。是的，在莫言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与鲁迅、赵树理笔下完全不同的乡村，那里充满原始的生命力、野性的思维、对命运无常的悲悯，它触摸到了意识之下巨大的心理冰山。

莫言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令人赞叹，但他不断用貌似“癫狂”的语言与现实碰撞，在看似荒诞的表达中透露出隐秘的真实，并陆续地显现他内心的世界观。

“语言的狂欢”成为评论家描述莫言的标准用词。是的，和其他重要作家一样，读者们之所以如此重视莫言，首先是那些作品对汉语表达可能性的新发现。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但总有一些人去挑战语言的极限，去碰触语言表达的“天花板”，尽最大可能地传递言说者的精微意蕴。

历史不过百年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也许还是一个孩子，他的成熟需要标杆性作品对语言表达可能性的探索，并为之树立界石。作为汉语的使用者，我们感谢鲁迅、老舍、沈从文那样的“先行者”，感谢像莫言一样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贾平凹、余华、王安忆等汉语表达的“探路人”，他们的“粉丝”也许并不比莫言少，他们获得汉语读者的评价未必比莫言低，这也印证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推荐所有口味的精神“美食”，更不是绝对的标尺。

伟大的心灵超越语言，这话没错，只是，判断什么是伟大的心灵，人们不总是意见一致，也许这是一次例外。尤其是像莫言那样以语言见长的作家，我并不认为不熟悉汉语的评委和读者们能够通过具有创造性的外文翻译获得那种原汁原味的阅读体验，不过那些特定的读者一定是在其中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对于真正热爱阅读的人，获奖与否并不会影响他们对文字的喜恶，他们会相信自己的阅读体验和独立判断，回归自己的内心。

【莫言：我平时可以是孙子 写作时色胆包天】作家莫言曾说：一个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写作追求限定在一个什么奖上。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中国籍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有过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的传统文明古国，一个曾诞生过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巴金、茅盾等等灿若星辰的文学巨匠的文化大国，而今，终于和诺贝尔文学奖结缘了

叶小文：莫言获奖空前不绝后。

莫言获奖，君有言。

瑞典的评委作何言？授奖词称：“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中国籍作家优秀作品当然还有，过去为什么一直不能获奖？据说原因之一，是评委不谙中文。真如此，对于一个约占世界1/5人口广泛使用的语言文字的陌生和冷落，不能不令人遗憾。现在，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广受瞩目，“中国热”、“中文热”席卷世界。评委诸君，谢谢你们，显然你们也重新“寻找到一个出发点”了。

获奖者本人作何言？“得了这个奖，并不证明你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这个我心里很清楚，中国作家有很多，写得好的也有很多……作家最重要的还是作品，不是奖项。能让他站稳脚跟的，还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土地的热爱，最重要的还是脚踏实地的、勤勤恳恳的、对土地忠诚的写作态度。”“我想尽快地从热闹和喧嚣当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善哉此言，君子慎笃之言。始终对祖国怀着真挚情感，与人民大众保持紧密联系，潜心于艺术创新，这就是君子莫言。

中国作家们作何言？王蒙：莫言的获奖说明了中国当代作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获得了世界的关注。铁凝：莫言获奖，对今后的中国文学引起国际上更多读者的关注、研究、了解和兴趣，以及中外文学交流，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舒乙：莫言的获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对中国有开拓性的意义。张抗抗：这意味着中国文学不再是隔绝、封闭的，而正融入世界文学。李敬泽：今天不论你的文学观点如何，都会是欢乐的时刻。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开心大笑三声……

中国领导作何言？李长春的贺信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中国文学迸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广大中国作家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壤，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莫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分量重啊，发自肺腑，掷地有声！

读者诸君作何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莫言之外，中国还有许多优秀作家，他们对文学的真诚投入同样值得人们尊重，他们创作出的优秀作品与莫言的作品在文学成就上也难分伯仲。莫言获奖“空前但不绝后”，人们有理由期待更多优秀中国作家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乃“君子之国”，请诺贝尔奖评委诸君不妨听听中国传承的“君子之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莫言获奖君有言，百花齐放春满园。

【人都是有自卑感的，一个永远自信的人不是白痴，就是魔鬼。】

莫言：时代变了，文学变了。我们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当时也曾有很多文坛老同志对我们的创作表示忧虑：这种东西是我们的文学吗？我非常赞同“80后”、“90后”的年轻人对我们这些老东西、老家伙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就是要超越你们，就是要打倒你们，就是要写得跟你们不一样。如果写得跟莫言、王安忆一样，你就没出路了。克林顿当年是什么样一个人？吹吹萨克斯，唱唱摇滚，甚至还吸大麻，当时美国人哪里会想到这么个人若干年后会成为总统，而且还干了8年！应该说干得还不错，当然缺点是经常犯一点领导干部爱犯的小毛病。

莫言：其实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感觉女人比男人伟大，这在我写《丰乳肥臀》时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每逢重大历史关头，女人总是表现得比男人坚强。男人是破坏者，女人是建设者。男人总是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只要有女人，马上就能恢复。《丰乳肥臀》里写母亲，一般人家乡发生了大战都会逃难而去，母亲跟着逃了一段，下决心不逃了——家里就是炮火连天也是自己的家，我们要回家去！别人往外跑，她是逆着人群、冒着炮火回家去。

人物周刊：您曾说，“我对人类的前途满怀忧虑，我盼望着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您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莫言：这不是悲观，反而是一种动力。知道罪赎不完，那就永远抱着罪感生活。没有罪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善人的。

PART2【文化解码】星巴克“入侵”灵隐寺？

9月22日，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在杭州灵隐寺景区开店，引来吐槽声一片。

连锁咖啡店星巴克最近在杭州西湖灵隐旁开了一家新店，引起社会议论。看大陆新闻报道，好像都是反对的声音。反对的主要理由为，“星巴克是美国饮食文化符号。用美国饮食文化侵略了中国传统文化。”

较年长的中国观众也许看过一部好莱坞经典电影《茶与同情》（Tea and Sympathy），1956年出品，大导演文森·明里尼执导，故事叙述一名住在寄宿学校17岁而又多愁善感的高中男生（约翰·柯尔饰），他喜爱音乐、戏剧、艺术、花卉、缝纫和烹调，却不参加球赛、不跳舞、不交女生，被同学讥为“娘娘腔”（sister boy），羞与为伍，他因而孤独又寂寞。学校体育老师的太太（德博拉·蔻儿饰）同情他，常请他喝茶，最后发展出一段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感情。

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嗜饮咖啡，其实他们也爱喝茶，茶是仅次于咖啡的第二大饮品，而茶又是“舶来品”，影片叫《茶与同情》而不叫《咖啡与同情》，或能更受到美国人的注意。

茶的原产地是中国，举世认同。说神农氏尝百草时发现了茶，也许在正史上找不到根据，但《茶经》是唐代人陆羽写的，可是一点也不含糊。中国茶叶、茶树、制茶技术和喝茶习惯，随着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而传播开来。最早传入日本和朝鲜，其后由南方海路传到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国。16世纪之后，欧洲各国开始引进，北方则传入俄国。

西方人爱饮茶，以英国为最。80％的英国人每天饮茶，茶叶消耗量占各种饮料总量的一半。英国本土不产茶，而茶的人均消费量占全球首位，因此茶的进口量也长期遥居世界第一。

清朝时由于从中国进口茶叶，英国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英国感受威胁，乃向中国输出鸦片，把白银赚回来，最后酿成了中英“鸦片战争”。英国又向美洲殖民地抽取很重的茶叶税，在波士顿港口引发了移民把英国商船上三百多箱茶叶丢到海里，美国独立战争从兹开始。

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等等，几乎无一不是饮茶国。若谓星巴克是“美国饮食文化符号”，是“美国饮食文化侵略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毫无疑问的，茶是中国饮食文化符号，我们的饮食文化已侵略到全世界了。

不仅是茶，中国料理在欧美也颇受欢迎。中国菜和法国菜、日本菜、意大利菜，同是他们老饕最爱选择的项目。据说由李鸿章发明的“杂碎”，对美国食客来讲更是大大有名。恕我孤陋，似乎没听他们说过这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侵略。

星巴克2007年曾进入北京故宫，因大家反对，被迫撤出。据说原店改了一个“汉化”的名字，加卖茶，但咖啡还照卖，就相安无事了。这回星巴克到灵隐寺，并未进入寺内，而是设在寺外商业街，旁边还有肯德基及其他饮食店。如果要维持庄严肃穆，故宫和寺庙内外不能开饮食店，那就什么样的饮食店都不能开，不应以招牌来认定。

正像美国一本畅销书的名字一样——“世界是平的”，人、物产、贸易、文化等等流通会愈来愈快，一定会相互冲击、相互影响，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再说，美国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等饮食之所以风行世界，因其质量一致、点购容易、携带方便，不是随“船坚炮利”而来。如果我们真想维护和发扬中国的饮食，就要设法推销自己，而不是排拒他人。譬如我们的豆浆、烧饼、小笼包、蟹壳黄，能不能设计成有营养、好口味而又方便的“快餐”，让外国人也竞相追捧？台湾业者研发一种饮料叫“珍珠奶茶”，流行大陆和海外华人社区，似乎也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不久前有新闻报道，设于德国的麦当劳已开始供应“珍珠奶茶”了。中国有很多文化古迹，其风雅、精致和宽博，可能与星巴克等这类外国商店不相容，但不必以“侵略中国传统文化”目之。若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么不堪一击，它也就没有什么可贵了。

灵隐寺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是印度僧人慧理游方到此兴建的。源于印度的佛教，入中国则中国之。我们对于很多外来事物，或许亦应如是观。“茶与同情”也好，“咖啡与同情”也好，都先要有宽容和理解的心。

PART3“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这是饶老尤为喜欢的句子。他说，不磨就是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名。中流犹言在水中央、大潮之中，自在则是指独立的精神。先立德、立品，再做学问、做艺术。立足学术主流，追求博大而深远的大智慧。精通琴、书、画，饶宗颐却从不与人对弈。在他看来，“下棋有输赢，做人当平和”。和季羡林先生共称为“南饶北季”。

PART4中国首善、正义人物、高调慈善倡导者，这些头衔都属于陈光标，作为中国媒体的集体围观对象，自汶川地震后，关于他积德行善的种种事迹，便时常见诸报端。砸车、送钱、卖空气„„他像蝙蝠侠一样，出现在几乎所有重大新闻之后，而与之相随的，永远有“疑作秀”这三个字。陈光标活得像支广告，只是谁都猜不到他的下一步。

【免费换车】2012年10月10日,陈光标兑现了“对抗议钓鱼岛事件中他的部分粉丝私家车被砸给予以旧换新”这一承诺。身穿一套绿色西装的陈光标为43对夫妇赠送了43辆价值12.8万元的吉利帝豪EC8。对现场媒体提出是否有作秀嫌疑时，陈光标坦然，“如果认为我是在作秀的话，我觉得这样的秀做得越多越好。”

【卖空气】2012年9月16日，陈光标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举行销售新鲜空气和“陈光标好人”系列有机食品启动仪式。在发布会上，陈光标透露：“愿把卖有机食品的第一笔资金捐给人民军队，用于捍卫钓鱼岛国家主权。”他介绍说，自己销售的新鲜空气来源于宝岛台湾，还有大部分来源于井冈山、延安等红色革命老区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给这些经济欠发展的地区带来商机和发展。摄影/代斌

【买广告】2012年8月31日，陈光标在《纽约时报》以中英文双语刊登广告声明称，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坚决抗议日本右翼分子最近挑起的钓鱼岛争端和所谓购买钓鱼岛、进行国有化的举动”，“我呼吁美国政府和各界人士谴责日本的挑衅行为”。声明提问：“如果日本宣布夏威夷是日本领土，美国人民会有什么感受？美国政府会有什么举动？”

第五篇：莫言（本站推荐）

可喜可庆可贺

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土作家。至此，诺贝尔奖在中国本土终于有了零的突破。

对于莫言的获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而法新社则表示，莫言将他青春的经验和在家乡的经历放置在了作品中。对此，各媒体、作家纷纷对莫言的获奖进行了解读，引起了一阵“莫言热”。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莫言是一位很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十分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他很善于讲故事。而对于这次莫言获奖，也有不一样的声音。德国知名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在接受采访时说，莫言是中国作家中他批评得最厉害的一位，现在获奖了，他的观点也不会改变。他认为莫言的东西是靠写感官刺激哗众取宠，莫言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自己的思想。他认为今年诺奖颁给莫言，也许是某种政治因素起了作用。对于莫言，顾彬当年就毫不客气：“莫言的《生死疲劳》(46万字）才写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中国作家“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钱而写作。” 不过，同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表示，他怀疑顾彬并没有细致读过莫言的作品,在谈及思想方面，陈教授认为莫言当然有思想性，只不过这种思想性不是形而上的概念，而更多是对民族命运的理解。

听着这些或褒或贬的声音，我又没有读过莫言的作品，也很惭愧的说，在莫言先生获此殊荣之前，我并不知晓他，同时，还有人调侃到。莫言小说中的长句子很多，有时整页文章只有几个句子。朗读时，尤其是遇到长句子，肺会彻底排空，转入下一次吸气动作时就可以吸入更多的新鲜空气，降压效果会更明显。”，读莫言小说可以缓解高血压

.重新感受范进中举般狂喜的国民们难掩也狐疑与惶恐！哈哈哈.[莫言：我是一个写小说的农民 望“莫言热”降温(组图)] 10月29日，莫言（中）现身红高粱文化节成为媒体焦点，而他本人希望“莫言热”尽快过去。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如果因为这个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就没有意思了。”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恩格隆德在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后说，中国作家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瑞典文学院当天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

一、莫言谈获奖原因：土地和人民给了我创作的源泉。

莫言：主要得益于我的这种文学的品质，当然我的作品都表现了对社会、对人生的一些看法，更重要的我的作品一直在写人，既直面人生又立足于写人的这么一个角度，我的小说了一直把所有的人都当人来看，无论是所谓的好人、所谓的坏人，在我的笔下我都用一种同情的态度，不是把一个人美化成什么，也不是把一个人丑化到什么，站在人的立场上的一种写作，这可能是我能获奖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文学的品质获得了文学奖。那我再给你一点材料

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上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陆本土作家。2009年，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视野。瑞典最大日报《每日新闻》、德国《波茨坦新闻报》等外媒纷纷表示看好莫言，而麦家、崔永元等国内文化界人士也纷纷力挺。针对“被诺奖”，莫言专心写作，不发表任何看法。而8月25日，作家张一一又造谣声称莫言贿赂诺奖评委马悦然。莫言发微博反击怒斥，并在此后拒谈诺奖。

多年来跟踪研究诺贝尔文学奖并出版相关著作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旅瑞华人作家万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瑞典文学院很久以来就关注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汉学家马悦然被选为文学院院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学院需要有精通中文的专家来准确解读中国。▇ 梁振华：蛙——孕育生命的意象，考量民族对生命的态度

《蛙》的题目十分有意思，在剧本部分作者通过人物之口说出了为何以“蛙”为题，从青蛙到女娲，女娲造人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认为蛙是高密东北乡的图腾。在现实中，蛙是壮族的图腾，象征人类强盛的繁殖力和生命力，这也是剧本中蝌蚪关于精子精彩对话的内蕴。计划生育是传媒宣传小说的一种策略，作品根本不是仅仅写计划生育的，我觉得它有更宏大的意图，它写到的是孕育生命。这里面有几个层次的孕育生命，莫言找到一个非常巧妙的切入点，即妇科医生姑姑这个人物形象，而不是孕妇、孕妇的丈夫、孩子的角度，从妇科医生对生命的客观、冷静的角度出发，描述若干个主体对生命的态度，包括孕育者、职业接生人对生命的态度，但更宏大的意图在于时代、社会对生命的态度。依据人道主义观点，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恰恰在中国这个独一无二受到了质疑，把时代历史对生命的态度最终指向一个民族对生命的认识。莫言其人

莫言（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备受关注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11日揭晓。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摘获这一奖项。评委会称，莫言的作品“在幻觉现实主义中融合了民俗传奇、历史与当代性”，他本人也是当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通过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结合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作品中的因素，创造了一种世界性怀旧，与此同时，也找到了旧式中国文学与语言传统的新出发点。”瑞典文学院评委会称，他的作品在“幻觉现实主义中融合民俗传奇、历史与当代性。”

报道称，莫言原名管谟业，生于1955年，曾出版了多部小说、短篇故事和散文，题材十分多样。评委会认为，虽然他在中国以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而著称，但他无疑是当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莫言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备受关注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11日揭晓。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摘获这一奖项。评委会称，莫言的作品“在幻觉现实主义中融合了民俗传奇、历史与当代性”，他本人也是当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通过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结合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作品中的因素，创造了一种世界性怀旧，与此同时，也找到了旧式中国文学与语言传统的新出发点。”瑞典文学院评委会称，他的作品在“幻觉现实主义中融合民俗传奇、历史与当代性。”

报道称，莫言原名管谟业，生于1955年，曾出版了多部小说、短篇故事和散文，题材十分多样。评委会认为，虽然他在中国以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而著称，但他无疑是当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莫言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莫言很幸运。

提起莫言，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电影《红高粱》里那些色彩鲜艳的画面和黄土地上张扬的生命力，那里就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高密不仅仅是莫言地理意义上的家乡，更是他几十年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一直苦心构筑的文学故乡。他的小说创作几乎从未离开高密，那是独属于他的文学王国。他在这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展开叙事，并向历史纵深挖掘，向广袤的中国乡村延伸。

早在20多年前，他就因为《红高粱》的发表而在文坛上引起轰动。据此拍摄的电影《红高粱》，1988年获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引起了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关注。三位主创如今早已是蜚声海外，名利双收，有的甚至移民了海外。而这位原作者，至今留守生长57年的家乡——山东高密，一个小小县级市。

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结让他始终不离不弃呢？

如今的社会，有太多太多人，为了生活，为了楼台阁宇，为了灯红酒绿，远离故土，争先恐后用尽方法，只为留在城市。却也有那么一些人，总是想回到故乡，远离城市的喧嚣和浮躁，做回一个最纯粹的自己，陪伴在两鬓白发的父母身旁，尽一点为人儿女的孝心。

乡土情结重的人，会觉得城市始终是别人的城市。如我。也许是年纪渐渐大了，已经没有了当初那种要舍弃家里的一切，想要远走高飞的冲动。反而，越来越想回到家乡过着退休后的生活。

即便回到家乡时，记忆中的一切熟悉的东西已经渐渐不在了。但愿，远去的家乡，始终会以欢迎的姿态迎接你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