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公务员考试热点：反腐风暴下的省部级人事补缺

第一篇：2015公务员考试热点：反腐风暴下的省部级人事补缺

反腐风暴下的省部级人事补缺

从中央委员、省委常委到地方党政一把手，权力真空的填补既是保证政府运作的现实需要，也显示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配合政治新常态的官场重塑。

十八大以来，反腐与补缺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权力系统更新的常态。按照以往党的四中全会人事变动的惯例，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纪委关于李东生、蒋洁敏、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严重违纪问题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纪委关于杨金山严重违纪问题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做出的给予李东生、蒋洁敏、杨金山、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开除党籍的处分。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马建堂、王作安、毛万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除了杨金山的问题首次披露，其他的变动并无意外。10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布对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的消息，截至目前，在反腐风暴中落马的56人，其中在职者留下的位置空缺陆续尘埃落定。从中央委员、省委常委到地方党政一把手，权力真空的填补既是保证政府运作的现实需要，也显示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配合政治新常态的官场重塑。

反腐重灾区的权力更新

山西，无疑是继四川之后的另一反腐重灾区。今年以来，山西已有4名在任省委常委落马，分别是原山西省副省长杜善学、原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原山西省委秘书长聂春玉、原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此外，还有原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原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等副省级以上高官被查。在任省委常委的相继落马，使得原本13人的山西省委常委班子只剩9人。此后一段时间，山西省委常委不仅补缺空位，还进行了领导班子的大面积更替。

首先入晋的是原湖北省组织部长楼阳生。2014年6月，楼阳生调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在山西省委常委座次中，排在第三位。此时，距离他的前任金道铭被查已经4个月。楼阳生曾长期在浙江省工作，担任过浙江省丽水市委书记、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

9月，山西省委常委进入密集调整期。9月1日，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其职缺由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接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亲自出席宣布职务调整的领导干部大会，并表示“山西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通常情况下，宣布决定的为中组部副部长。同时首次跨省份交流任职的还有湖南省原副省长盛茂林，履新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

9月30日，5名新任省委常委“空降”任职。山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了中央关于山西省党政班子调整补充的决定。黄晓薇任山西省纪委书记；同时“入常”的还有吴政隆、孙绍骋、王伟中、付建华。5名新任省委常委此前都未在山西工作过，均有在中央部委任职的经验，其中4名为“60后”。中纪委原监察部副部长黄晓薇履职山西，被认为在过往人事调整中，监察部副部长“空降”一省担任省纪委书记的例子相当罕见。

此外，其他几名补缺的常委也属于有针对性的安排和部署。盘根错节的煤炭利益、环境治理和矿难沉疴，对新任官员提出了高水准治理能力的要求。参加工作以来履历几乎均与煤炭有关的新任山西省副省长付建华，此前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同时兼任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出任太原市委书记的吴政隆此前是重庆市委秘书长。据相关媒体报道，他在2004年处理万州群体事件中在重庆政坛崭露头角；新任省委统战部部长孙绍骋和山西省委秘书长王伟中则分别有民政部副部长和科技部副部长的工作经历。

至此，在经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之后，山西省委常委班子重建工作已经完成，重新恢复到了13人的常委班子。省委常委更换新鲜血液，原有常委只有5人没有变动。

“山西省不仅是地方高层问题严重，基层官员权权勾结、权商勾结的问题可能也比较严重，下一步山西官场整顿需要大手笔。省纪委书记必须是业务精通、个人品质坚定的人，所以从中纪委派了过去。王儒林的仕途履历，亲历并主导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经历，与山西的需求契合。从副省长和省委常委的重新布局也可以看出，未来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如何重振山西经济，也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南风窗》记者分析道。

省部级干部落马人数仅次于山西的云南和江西也完成了补缺。在原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原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先后落马引发政界震荡后，2014年10月14日，云南官场再次迎来重大人事变动。省长李纪恒接任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不再担任云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10月17日，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陈豪候任省长，将成为第三位非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省府正职（另两人为上海市长杨雄和四川省长魏宏相）。此前，他在上海的政途长达30多年。张田欣的继任者高劲松，沈培平的继任者张祖林均为本省地市党委书记。

随着2013年4月已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江西省委书记的苏荣被查，江西官场也进入震荡。随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有原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众、原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以及原江西省委秘书长赵智勇。姚木根落马半年后，其职缺才于前不久为江西省原省长助理、公安厅党委书记郑为文填补，而陈安众留下的空缺未获递补，江西省人大维持在1正5副的格局。今年6月赵智勇被免职后，省府秘书长一职也一直待定，近日才由原江西省抚州市委书记龚建华补缺。

从几个反腐重灾区省份来看，山西补缺空降居多，而江西和云南则从本地官员中擢升提拔。对此，竹立家表示，这主要和当地的官场生态有关，山西遭到了严重破坏，所以中央才大手笔派一些合适的人重组山西政局，而权力生态还比较正常的地方，就按照一般的规范性的程序来走了。

人事调动现密集期

重要位置上的官员落马产生了组织上牵一发动全身的效应，往往一个省份的高官落马牵扯多个省份的人事随之变动。这一阶段落马官员补缺与正常人事交织进行。截至目前，已经有4个省份的党政正职发生了变动，分别是云南、山西、辽宁和吉林。王儒林赴晋，原吉林省省长巴音朝鲁接任吉林省委书记，成为目前唯一的少数民族省委书记。2014年10月中旬，李纪恒和李希先后履职云南省委书记和辽宁省省长。值得注意的是，此轮省级党政正职变动中，另有任用的党委一把手所在省份均为反腐重灾区，袁纯清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而原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的去向尚未公布。“云南和山西省委书记易人，与治下发生

而且中纪委三次全会已经明确了党委主要领导是反腐第一责任人。”竹立家说。省级正职领导变动是必然的，随着改革路径的确定，对改革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地方大员，也要进入执政能力的现代化，必须是能适应新时期国家发展要求、对新一届中央领导执政思路不但理解而且能够执行的人。

强力反腐加上正常的人事调整，使得近期全国大半省委常委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据统计，十八大以来落马的56名省部级高官中，中央部门和国家机关12人，其余来自全国19个省，山西累计7人，其次为江西和四川分别3人，安徽、湖北、湖南、海南、云南各有2名，其余11省各有1名。其中在职省级常委有11名，包括了遵义、西宁、广州、昆明、太原五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依照惯例，除了新疆、西藏等极个别省区，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党委常委班子人数都是13人。这些省委常委班子的补缺已经基本完成，到目前为止，仅有谭力落马后海南省常务副省长一职尚未补缺，海南省委常委班子继续保持11人的格局，此外还有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潘逸阳落马被查后，内蒙古常委班子缺员1名。

中央机关的补缺也陆续到位，去年9月，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落马，之后的继任者为张毅，于当年12月露面；刘铁男被查前两个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吴新雄已接替其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被查近3月后，由原江西省委副书记尚勇接任；去年年底李东生落马后，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一职不久后由原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接替。刘金国在今年10月25日的中纪委十八届四次全会上当选中纪委常委、副书记，填补了原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调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后的职位空缺。刘金国也成为继张军、陈文清之后，第三位来自政法系统的中纪委副书记。

56名省部级官员中，来自人大、政协系统的至少有15名。除2013年12月时任四川省政协主席的李崇禧以正职落马外，其他人大、政协系统落马的官员多为副职。按照程序，人大、政协职务调整一般在当地下一年召开的人大、政协全体会议上有所变化。

十八大后的落马官员中也包括了不少非省委常委的地方党政“一把手”，共21名。截至目前，这一数据更新到2014年10月15日，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被宣布调查，新人选尚未公布。运城市委书记2014年6月被查后，这一职务仍然空缺。而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今年年初调离后，这一职务空缺至今。“由于这段时间落马官员比较多，可以说手里的牌用得差不多了，或者暂时还没有考虑好。副职干部的配备近几年虽然有所控制，但是领导班子还是比较充分的，某一职务出现空缺，其分管的领域会重新划分，所以出现权力空档期不等于运作中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说。

纪检组织系统频调动

配合官场生态重建，纪委和组织系统也呈现密集调整之势。2014年8月到9月，15个省级组织部长职务调整到位。这是自十八大以来的全国第二次省级组织部长调整高潮。15个变动的省级组织部长中，“异地交流”和“中央空降”是主要来源，仅青海省为省内拔擢，卸任者不少获任省委副书记职务。2014年9月15日，随着原中央第四巡视组副组长贺家铁到任空缺了3个月的湖北省组织部长一职，顶替升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的楼阳生，全国31省份组织部长已全部到位。此轮调整从中央交流到地方任职意味明显，有17人曾任职中央，副省长直接异地升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有增多趋势，有6名为异地升任。除了新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马学军，所有省级党委组织部长均进入党委常委班子。21位“60后”成为“绝对主力”。

十八大后调整的省级纪委书记调整人数为8人，分别是辽宁、重庆、福建、上海、广西、西藏、河北、山西。值得注意的是，现任吉林省纪委书记陈伦、广西自治区纪委书记邓卫平、西藏自治区纪委书记王拥军三人均是从纪检监察系统的正厅级职务直接升任省级纪委书记。在省级纪委书记多由副省级干部转任的情况下，纪检监察系统正厅局级官员成为省级纪委书记人选的另一个来源。

随着省委常委补缺完成、省级纪检、组织部门负责人的到位，地方权力体系新主体已经大致形成。如何开启“为政在人”的吏治新局面，面临考验。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破除“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取人，到四中全会将法治建设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执政党用人思维和取向也在发生变化，未来主导中国政治走向的权力体系能否焕发新的施政活力，值得进一步关注。

第二篇：反腐风暴下的书画寒冬

反腐风暴下的书画寒冬

2013年起，北京、陕西、云南、山东等地的书画市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市场成交量下滑、作品或有价无市，或打折出售。据业内人士估算，当前市场成交量，约为高峰时期的1/3至1/5。

研究学者陈少峰称，中国的书画市场历经多年高速增长。本就存在大量泡沫，而“反腐是刺破市场泡沫的一根针尖”。

“反腐把市场的水分挤干了。艺术家调整心态，重新起步，这是好事。”陕西省美协某副主席称。

市场寒冬：书画作品量价齐跌

2月11日下午，坐在北京琉璃厂西街的中国书店画廊内，张学武只迎来寥寥几个闲逛的顾客。

对于身兼画廊老板和书法家双重身份的他来说，这个春节分外难挨。60岁的他是中国书协会员，几年前只身从天津前往北京琉璃厂书画市场“北漂”，租房卖自己写的字。

春节前夕，本是琉璃厂的传统销售旺季。但在今年，买家比往年大幅减少。“现在市场里，很多是闲逛的人，真正的买家少了”，张学武回忆往年春节的火热场面，“有人一拿就是几幅字。”

在琉璃厂：买家减少的同时，书画价格也随之下降。一名书法家称，2013年，他的一幅4平方尺楷书，标价8000元，现在标价仅500元。

这样的故事不只是发生在北京，西安、昆明、山东青州等地的从业者均向记者证实，2013年起，书画市场正在遭遇全国性的衰退。

2013年起，昆明的书画市场成交量走低，价格下跌，2013年卖8000元的一幅画，现在只要4000元就可以拿到。

除了中低端书画市场，以往动辄一幅数十万至数百万元的高端书画市场，也出现大幅下跌。

在西安书院门书画市场某画廊，国画名家王西京的一幅作品标价lO万元，两年前，这幅画的标价还在20万元左右；与之类似，北京琉璃厂某画廊，一位知名画家一张一平方尺的画售价5万元左右，店长称，价格已下调了1/3左右。

“一位身价颇高的国画名家的画，在官员之间‘很流通’，他的作品价格一直飙高，被炒得也很厉害。以前有的画要卖到四五十万元一平方尺”，北京市一名书画收藏、策展公司的董事长对记者说，“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有人在抛售他的画，前几天有一幅原本100多万元的，大概30万元不到就能拿下来。不过，你不会知道卖主是谁，他们都会通过中间人出售。”

她说，遇到这种情况的画家不止他一个，在北京市场上，一些有行政头衔、有名气、有人脉的画家，以前一平方尺的画可以要价四五万元，现在5000元就能拿得到。

并非所有的名家作品都降价。有的画廊价格没松口，但成交量寥寥，有价无市。

山东青州是中国书画市场的重要风向标。2月15日，青州画廊经理屈艺（化名）对记者回忆，市场不景气之后，“开始买的人虽然少，但还有人问价。2014年下半年开始，市场里问价的人都少了。”

尽管买者寥寥，成交量严重缩水，面临亏损风险，但屈艺坚持不降价。

她担心降价会引起整个市场的连锁反应，也担心降价后，作品仍难以销售。尽管“有价无市”，但仍勉强经营。

屈艺认为，这样的情况恐难持续，“到明年，可能就有人坚持不住了”。

事实上，在西安，资金吃紧的中小画廊已有人退市离场。西安书院门，多家店铺前，贴出招租告示。多名从业者称，因为成交量下滑，店铺处于亏损状态，已有商户“撑不住了”。

书画市场的寒冬，究竟冷到什么程度？

因为书画市场存在大量私下交易，并无权威官方统计数字，从业者和研究者的估算，或可作为参考。

北京、西安、青州的10余名业内人士，对记者估算出市场的现状：缩水至高峰期的1/3至1/5。

陕西省美协某副主席对记者称，当前西安的书画市场，成交量大概只有高峰时期的1/5。

在西安书院门书画市场内的古玩艺术城，从业16年的资深画廊经纪人李林（化名）认为，现在市场的成交量，是高峰时期的1/3至1/5。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山东青州，一名画廊老板称，以往，画廊一年的营业额达到200万元左右，2014年，成交量为六七十万元，只有原来的1/3。

书画市场的长期观察者、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估算，当前市场的成交量，大致相当于20lO年书画市场高峰时期交易额的1/4。

陈少峰认为，书画市场的下滑，始于2013年末至2014年初。

多地从业者称，2014年下半年开始至今，市场下滑速度已经加快。张学武以北京琉璃厂为例，“反腐开始之后，市场上出现过一段时间的观望期，但看到这次是动真格的，市场才开始下滑。”

“这是大洗牌、大震荡。”陈少峰说。

利益链条：雅贿暗涌现已打破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传统书画市场―直在波动中快速增长。

以国画大师齐白石为例。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专家杨丹霞曾在《收藏家》杂志撰文写道，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一件齐白石的绘画作品，售价为100元上下。80年代国内书画市场迎来普遍大涨。1993年，齐白石的常题材作品如花卉、虾蟹价格是每平方尺1万到2万元。

而在2011年5月，中国嘉德的春季拍卖中，齐白石的《花鸟四屏》，拍出9200zi元的高价。

2014年，张大千上世纪50年代工笔人物画《惊才绝艳》，以850万美元高价成交，是2001年上拍成交价的14倍。

正因为看到了书画市场的巨大增值空间，专业炒画团队和民营企业家进场，价格也水涨船高。市场寒冬来临，不少以为有机可投的企业主和跟风进来的小画廊，均被“套牢”。

传统书画成为官场颇为盛行的“雅贿”手段。古董、字画颇受腐败官员的青睐。

据媒体报道，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收受字画、玉石等物品近200件，价值1300万余元。同样收受字画的，还有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等落马官员。

李林曾多次接待过行贿的买家，他认为，字画作为行贿的礼品，优点是高雅、隐蔽，“塞进信封里，好送”。

而且，书画和古董等，既符合部分腐败官员的审美旨趣，且在市场景气时容易流通，还有升值空间，“办多大的事，送多少价位的画。送完之后，秘书打听下是不是真品，什么价位，领导心里就有数了”。李林称。

“雅贿”还有一个特点：相比其他受贿财物，行为隐蔽，定罪不易。

北京西城区检察院公诉处检察官张艳丽曾对媒体介绍，金钱有走向痕迹，例如汇款、消费，只要找到这些痕迹就能确认受贿事实，但雅贿多为实物，便于藏匿。如果没有实物，即使行贿人指控，也没有物证，更不能作价。

据媒体报道，还有贪官自作聪明，把假古董、假字画放在古玩店代售，再暗示送礼者到这家店以真品价格买下。若被查获，行贿受贿双方，都辩称，不知道是赝品，以减轻罪责。

作为“雅贿”手段，行贿者往往青睐当代名家的作品，如刘大为、刘文西等人的作品。近现代名家如齐白石等人的作品，价格昂贵，但市场上赝品过多。选择有名气的当代画家，画廊往往可以为买家牵线，与画家合影，以证真品。

多位画廊从业者向记者勾勒出这些买家的大致面貌：4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不.太热衷砍价、主攻几万至几十万的当代名家画作。

这个庞大、隐秘的灰色买家群体，与收藏家、投资者一道，成为书画市场的重要买主。陈少峰估算，市场兴盛时期，礼品书画，占了整个书画市场的三成左右。

送出去的画，到底能有多大作用？

四川省原夹江县委书记陶宏伟是一个官员收受书画替人办事的样本案例。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份刑事裁定书【记者注：编号为（2014）川刑终字第45号】披露，一名行贿者因在四川夹江县有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处理厂、房地产等项目，需要身为县委书记的陶宏伟关照，除送现金、酒外，还送了字画。

裁定书称，行贿者“2008年9月或10月份的一个周末，将一个装有20万元的纸袋和一幅李琼久的画送给陶宏伟，购画价约1.5万元”，此后还曾送他“10万元和苏葆桢画的葡萄”。

陶宏伟的回报是，将政府拖欠的生活垃圾处理费，作为抵扣行贿者房地产项目上还差政府的350万元出让金，并尽快启动行贿者土地项目的拆迁工作，作为县委工作会议的一个议题专门解决。

这一灰色行贿链条，在中央八项规定和强力反腐浪潮中，如今已被打破。

2015年1月7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专营珠宝玉器字画的翡翠大厦，记者以“送礼”为由，向几家老板打听字画的价格。一名画廊老板徐某反问：“你敢送几万元的画给官员？怕是现在全云南也没有人敢收。”

类似的一幕也出现在西安书院门、青州字画市场和北京琉璃厂。“送礼的人少多了。”张学武说。

礼品书画市场，一种新现象已经形成：反腐深入后，收礼的人变少，送礼的人随即变少，市场趋冷，收购价也会压低，这进一步打击了收礼者的积极性。

整个书画市场因此出现连锁反应，“搞收藏的买家，现在处于观望期。他们追涨不追跌。有的画廊资金撑不住了，开始抛字画，抛出之后，价格就跌得很厉害。”陈少峰说。

身份崇拜：当上领导身价翻倍

书画市场的泡沫中，对于作者的身份崇拜，成为艺术界的怪象之一。

拥有行政头衔的明星画家、明星书法家，会得到市场的更高认可。在北京琉璃厂，一名胡姓商人称，当前市场，对于作品的标价，往往与作者的职位相关。从书协美协的会员到副主席、主席，价格均要上一个台阶。不管艺术价值高低，一旦当了书协美协的领导，身价至少翻倍。

2013年，西部某省一名著名画家，传言将当选新一届中国美协副主席，他的一幅4平方尺的画，被炒至60万元，但戏剧性的是，他最终并未如愿入选，同样尺寸的画价，在市场上陡降至15万元。

行政头衔成为书画界的稀缺资源，同时也产生了臃肿的领导阵容。

2013年1月21日，陕西书协换届，一共选出了11名名誉主席、1名主席、16名常务副主席、18名副主席、10名副秘书长以及6名顾问。

陈少峰对记者称，画廊和投资人喜欢追捧“名人字画”，资金投入也比较多，“认为他们的作品是硬通货，他们有地位，短期内价值只会涨。但是作品的价格与价值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背离。”

北京的一名画家解释说，“明星画家”的画作现在都在大跌，所谓的明星画家，都善于炒作和被炒作。当前的书画艺术品市场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礼品市场，而明星画家的画很多都进了官员腰包。官员有很多并不真懂艺术，只是认头衔，认价格，即便是这些艺术品的价格已经严重背离了真实的价值，人们也乐于接受这样的价位。

书画界对于权力的身份崇拜，也吸引着不少官员进入这一领域，获得书协美协领导身份，高价出售自己的作品。

据统计，部分省市仍存在官员在书法协会兼职的现象。

2014年12月，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周一波辞去省书协主席职务，并在《人民日报》撰文，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往书画协会挤”，并批评“别人作品低劣，却卖得很火，实际上是利用协会领导的幌子中饱私囊”。

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的分组讨论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指出：“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此外，在谈到一些地方书协“官气”太重时，王岐山说，“现在有的干部玩过了，飘飘然了，忘记了执政党和老百姓的关系了。”

2015年1月，陕西省虽然清理了8名省管领导干部担任书协主席、副主席，但是这些加入书协画协的领导，给整个艺术圈，已经带来了负面影响。

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某副主席认为，许多官员书法家字写得很差，但买家或看重其职务或有行贿目的而高价收购，造成“整个市场上的艺术家都有浮躁情绪”。

画展背后：利益交易鱼龙混杂

“艺术与权力靠得太近了”，上述陕西省美协副主席感叹，当前的国画界，注重人物画，忽略山水花鸟画。

“去美展上一看，就全明白了。”他说。

对于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版画家聂昌硕曾撰文猛批。他认为，如今的全国美展，只要参展，作者就算“中奖”，若还拿了奖项，如获“状元”“榜眼”，名利双收，画价立即飙升，升职、升官、入美协，“好处”接踵而至。

参展背后巨大的利益链条，使滥竽充数的作品越来越多。美展已不是顶尖作品的荟萃地，而成了提升作者身价的垫脚石和利益交易所。

“我看了十二届全国美展的作品集，也很是失望，我认为它没有反映出当前美术界的真实水平――水平平平，缺乏精品力作，整个一本翻下来没有几张好的，大量毫无艺术性的，靠拼时间的精雕细刻。于是开始反思美协做了哪些工作，会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代彩墨画家韩墨对记者说。

至于是不是有平庸者靠炒作和经营“上榜”，是不是存在利益交换，韩墨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这么猜测。但是，“我们就看结果，评价标准出问题了，价值体系是混乱的。”

他说，审美本身也是价值观的一种体现，整个社会价值观扭曲也导致对艺术、对审美判断的扭曲。文化市场和文化活动，表面看起来是很繁荣，但自身发展质量严重不足。这对艺术自身的发展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尤其对年轻人是一种很大的误导。

并非所有的书协美协的领导，价格都出现波动。

画家罗江是云南画院院长，云南美术馆馆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他的头衔还包括云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

区别于其他一些地区的“官员画家”，罗江的画也没飙过高价。他称，或许是善于画花鸟孔雀的那些，老百姓和官员比较喜欢一点，作为礼品来说也有市场，而像他这种画传统人物画的，人们不太能看得懂。

“他的画本来就不怎么拿出来卖。有些收藏家手里的，或者你直接去他办公室找他买的，说好就是一口价，比如8000元一平方尺，也不降价。”画廊老板徐某称。

罗江对记者说：“我自己是没有要把我的作品拿去面对市场，有时候市场上或许会有一点点拍卖，还有一些人收藏的。不仅是我，我们这边的画家也都比较朴素一些，美术界本身没有太市场化。作为国有单位的画院等机构也并没有提倡画家要去积极面对市场，基本还是学术性、研究性的。”

他分析说，可能云南的字画市场没有经历炒作和泡沫的“过度商业化”阶段，也跟地方文化有关。云南不是文化大省，艺术家也基本都是体制内单位的，靠工资吃饭，离市场比较远。体制外的，要完全靠市场盈利的云南画家受价格波动的影响大一些。

市场洗牌：反腐风暴挤干水分

“这几十年，书画的价格涨了300倍，但其学术水平的增长，可能还是负数。”陈少峰说。

他将本次书画市场的寒冬，与2003年的互联网泡沫相比，“市场已经负荷不动了，泡沫达到一个顶峰，反腐是刺破市场泡沫的一根针尖。”

书画市场的寒冬，与反腐有关，这已经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10余受访者均对记者表示，市场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受中央反腐的影响。

反腐加速了书画市场的寒冬，但仍获得了不少从业者的支持。

“我支持反腐。”张学武的朋友、北京琉璃V-名画廊老板对记者说，他代理的名家作品，价格已大幅下调，“反腐对老百姓是好事，就算我干不下去了，回老家做点别的，我也支持。”

多名受访者称，当前的书画市场并无回暖迹象，并预计2015年，字画市场将持续遇冷。

“书画市场还在挤泡沫的阶段，泡沫挤空之后，市场盘整，将持续至2017年左右。”陈少峰说，他认为，经营者、投资人、藏家将会受到巨大冲击，市场将强力洗牌。

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副院长西沐曾撰文，分析近年的传统书画市场。

他认为，2007年至2009年间，在市场调整与金融风暴的双重冲击作用下，中国书画市场出现了“击鼓传花”式的恐慌，礼品市场的份额及主导地位得到强化。2010年后，中国书画市场回暖，礼品市场、投机市场、投资市场以及收藏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市场结构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对于艺术市场，反腐风暴造成的冲击，是不是一个拨乱反正、重塑价值体系的机会？

“这是中国书画市场告别权力崇拜的一个契机。”陈少峰认为。他的观点也得到了陕西省美协某副主席的认可，“反腐把市场的水分挤干了，艺术家调整心态，重新起步，这是好事”。

“首先应该确定这（反腐）是一种好现象，过去的送礼洗钱是极不正常的，当真正杜绝送礼洗钱这一块时，市场自然会向收藏投资转移，这样的市场才是真正的市场，所以市场低迷是暂时的。”山东青州的收藏家、画廊经理人鲁清汶称。

彩墨画家韩墨对此并不乐观。他认为，反腐会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书画界的价值观，但是不能过于理想化地认为短时间之内有很好的改观――积重难返，多年的积习，很难指望在短时间内解决。

本刊整理自《南方都市报》

第三篇：公务员在廉政风暴下

公务员在廉政风暴下

办公室小了，工资裸了，灰色收入被卡死了

公务员在廉政风暴下

办公室小了，工资裸了，灰色收入被卡死了

庞丽静 严凯/文

廉政风暴席卷全国。2013年3月至今，国家连发15道禁令约束国家公务人员。这15个与公务员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文件，涵盖了从“舌尖”到“车轮”、从办公用房到贺卡、接待等多个方面。

多重禁令之下，公务员队伍频频发出“太难干了”、“好日子没有了”、“不适应”，甚至想跳槽的声音。

经济观察报在北京、山东、辽宁等省份的公务员调查中，一些公务员认为，生态环境的变化将会持续下去。对公务员队伍的管控会更加严格，特权带来的各种“福利”将会消失，工资变“裸”，人员出现流动等。

青岛一位退休的副局级公务员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眼下公务员生态是个敏感的话题。“对于公务员队伍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廉政成为常态之后，作为清水衙门的公务员可能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会影响到一些人加入公务员队伍的积极性；尤其对于职位比较高的公务员，特权没有了，车没有了，办公室小了，工资裸了，灰色收入都被卡死了。”上述退休公务员表示。

“福利”没了

这个春节对于赵民来说，感觉很是清淡。赵民是北京市朝阳区下属单位的一位乡镇干部。他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以往过年都会搞团拜会，每个人会得到一个大礼包，里面都是干果之类，还有油、米、鸡蛋、牛奶等都少不了。

赵民说，现在公务员比以前难干了。回忆以往的情形，赵民有些自嘲，“以前买东西可以购买食品，但现在规定不能买食品了；以前各种形式的外出考察会比较多，现在也基本上没有了，即便有，也有很多要求和条件；以前加班的时候还能买吃的，买水果，现在这些都没有了，更别说公款吃喝了，基本上绝迹了。现在即使是有宴请，也都是非常小范围的。以前外出吃饭都可以签单的，现在也都不敢了。”

他说，“原来部门之间还有攀比，科室之间通过搞各种活动，买东西。现在即便搞活动，也不敢买东西了。去年，我们算了一下，因为跟往年比那种人来送往、公款吃喝的少了，接待费用大幅下降。”

一位在中央部委工作了十多年的处级干部也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以前尽管我们这个部委是清水衙门，但毕竟在各个省市都有分支机构。因此，各个地方最好的土特产都能吃到。比如说黑龙江地道的五常大米，每到年底，平均每人能分几箱，够吃大半年的。现在，自从有了八项规定之后，一方面地方上不敢再往上送了，另一方面单位的领导也不敢收了。

这位部委领导还笑谈，“以前到年底饭局特别多。要是放在以前，下班后基本回不了家，都得去各种应酬。一般吃完饭后，还能收个卡什么的，里面三百、五百的购物卡。八项规定后，一个饭局都没有参加过。饭局没有了，当然，对于这个我们还是比较欢迎的，毕竟去应酬都必须喝酒，一般都会喝多，也不好。”

他继续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吐槽各种变化，“这个春节，单位自己不敢发福利了。以前油啊、米啊、面啊，都多少会有点，现在一概没有了。有些部门的领导于心不忍，会吩咐食堂做点东西，但也不敢免费分发，而是按照成本价卖给自己的员工。”

他表示，对于一些新进入的职员来说，比如说中直机关，以前都是有分房的指标的，好多人其实都奔着这个去的。毕竟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能够有套自己的房子，比什么都强。而且中直机关分的房一般位置都特别好，都是学区房。尽管工资比较低，但好歹有这个奔头。如今，这个奔头也可能没有了。

“这个不仅仅是跟八项规定有关，还跟整个大环境有关，中央在收紧这方面的管理。”这位部委领导还表示，“八项规定最直接的影响应该是一些以前有的‘福利’现在都没有了。每个单位都下发了实施八项规定的细则，杜绝浪费的细则，然后各个部门来落实。在公务员系统，一些领导可能同情下属，因下发点东西而被免职的人不在少数，因而现在没有人敢这么做。”

管控严了

赵民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中央多项禁令下发后，影响也体现在财务制度上。四五百以上的公务消费都必须用转账支票，不能用现金。现在现金支出已经大大减少了。“为什么现在要用转账支票呢，因为转账支付报到上面是要财政局下支付令的，就是说，如果你消费了，就能够查得到。唯一的可能是，四五百以下的可以不需要转账。”这位乡镇干部解释道。辽宁省国土资源部门一位科级干部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公务员管控的大气候越来越严。现在外出吃饭、参加婚礼、到墓地都是开私家车。“纪检部门暗访很多。国土系统尤其是处于风口浪尖的部门，被作为监控的重点。每天从上班到下班时间都查岗。本单位纪检部门进行了很多暗访，纪检部门还把电脑与工作无关的软件都给删掉了，无线网卡也都停掉了。公车出行，在高速公路都检查后备箱，看看里面的东西是你送给别人的，还是别人送你的。总之，对于公务员管理得很紧。”这位科级干部说。“虽然很多人私下抱怨，但是在公务员岗位干了二十多年，按部就班惯了，年龄也没有优势，到企业也不会要。企业那种工作强度也受不了。所以工作还要干下去。”这位科级干部表示。

1月15日，经济观察报记者在青岛胶州市政府办公楼看到繁忙的景象，公务员们正在搬迁办公室。一位处室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科长以上办公室要调到每人9平方米，普通科员要调整为6平方米。原来大办公室要倒出来，调到小的办公室。跟一个同事共用一间。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车辆也在登记上报，本部门的一些车辆也要交上去了。

这是按照去年12月26日“青岛市委办公厅，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关于限期整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超标准占用办公用房的通知”的要求。其中规定，“超标面积占标准面积50%及以上的，要抓紧整改，符合规定面积标准的可继续使用，超出部分应予以清理腾退。确保在2014年1月10日前完成。”

青岛市政府机关一位处级干部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现在确实有点受不住，吃个饭也要受管，签署承诺书，不准出入私人会所。”

青岛市政府处级以上领导，都刚刚签署承诺书，“根据中共青岛市纪委、中共青岛市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关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通知》精神，本人郑重承诺：不出入私人会所、不接受和持有私人会所会员卡，自觉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这位处级干部表示，“现在的公务员岗位就好像围城，没进来的还是想进来，所以考公务员人数并没有减少，但是围城内的开始想出去。原来公务员都愿意干，是因为工作体面且收入稳定，养老、分房、吃饭、用车等方面还能得到一些方便，但是现在只剩下纯收入了。工资“裸”了

随着中央廉政措施的不断出台，中央15道禁令发出之后，特权带来的各种福利渐渐消失，公务员工资逐渐变“裸”。

北京市政府机关一位公务员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他们的工资收入是固定的，每个月5000块钱，年底有8000块钱的绩效，每年也就五六万的收入，真的不是太高。他说，“如果给我们每个月加薪1000块钱，不发东西也是可以的。”

青岛市政府一位公务员表示，他孩子也是公务员，孩子毕业于名牌大学，当年在央企和公务员之间选择了公务员，现在只是面子好看，收入却很少。后悔当初选择了公务员，没有进入企业。

据了解，公务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地方津贴补贴和福利三部分。

其中公务员的基本工资是中央统一制定的，各地公务员都一样。目前职务工资表和级别工资表都是7年前制定，一直没有上调。

第二部分是地方津贴补贴，取决于地方财政收入。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差别较大。同一岗位和级别，工资差距可达几千元。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不同省份和地区间，还存在于同一地区的不同市县之间。

第三部分是福利，这是最引人瞩目和引来争议最大的部分。包括两部分，一是住房，二是养老。政府尽量帮助公务员解决住房问题。养老方面，公务员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但是退休之后可以享受较高的养老金，高于企业职工。

央视财经评论员叶檀1月21日表示，很多底层公务员都在看自己的工资条，觉得太惨了。偏远地区的普通公务员工资每月才2000多元，有的工作30多年才拿到每月3000多元。“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公务员人数有多少，编外人员有多少，各种补贴有多少，公务员的综

合福利仍然很高。尤其是权力议价究竟是多少，这个很难评估。同时，公务员是铁饭碗，作为低风险岗位，低风险就只能是中等左右的收入。”叶檀说。

在很多“福利”消失之后，公务员涨工资的呼声开始高涨起来。在近日召开的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深圳代表团的讨论中，就有多位代表呼吁给公务员加薪。

上述中央部委干部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中央部委目前因为强化廉政管理而辞职的比较少。大家还期待着，自己的工资可能会增加。原来暗地里的补助，现在可能会摆在台面上补助给他们。

第四篇：反腐禁令下的公务员生态

反腐禁令下的公务员生态

2014-01-21 13:47阅读(51501)评论(118)

我国民间对公务员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工资基本不动、吃喝国家特供、名牌自有人送，住房基本靠贡。说的就是公务员享有的高福利，让普通老百姓羡慕嫉妒恨。但自去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项规定、禁令不断出台，公务员的福利减少了，日子没那么好过了。

近日有媒体就“中央禁令对公务员影响”在全国随机抽取了100位公务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全部受访者都表示中央禁令对其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之前可以收到一些购物卡、烟酒之类的礼品，现在很少收到了，多数人表示“公务员不好当”。超六成公务员认为“禁令”一刀切，受“禁令”影响，个别公务员称考虑离职。

但公众认为这是一种“矫情”，媒体评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叫好，说“公务员本就该不好当”、“怨禁令严苛准备离职，别拦着”，甚至有评论称“期待„禁令‟让公务员辞职如潮”。网友更是跟着起哄，问“怎么还不辞”，“我愿意跟你对调”，云云。

还有多少公务员在享受高福利？

不能怪老百姓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公务员原来那种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确实太招人恨了。在较长时间里，公务员享受着“超国民待遇”，当人们面对远远超过购买能力的高房价望洋兴叹时，发现有公务员住着各种自建房、保障房、经济适用房，甚至还有每月只用交几十块钱的“公租房”；当人们慨叹工资涨不过物价，消费支出越来越大，税却越交越多时，发现公务员只需交很少的税，因为他们纸面上的工资确实不多，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却不低，每月发的，别处供的东西用都用不了；当人们说看病贵，生一场大病让一个家庭返贫时，发现公务员还在享受全额报销的公费医疗；当人们讨论社保资金吃紧，需要延迟退休来缓解时，却发现有一个群体不用交养老金，却可以在退休时拿到比他们多得多的退休金……所以，禁令之下公务员收入减少而老百姓叫好，是长期以来公务员享受的高福利、高保障与我国整体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百姓心理不平衡的一种反映。

实行各项反腐禁令和规定以来，公务员拿到的各种购物卡、礼品等隐性福利是少了，但显性福利还在。在养老金制度还没打破双轨制，大部分公务员还享受着公费医疗，很多公务员食堂吃饭仅仅是象征性的一元的时候，公务员依然高福利的代名词。所以，在公务员抱怨收入减少嚷嚷着要辞职时，一名六旬老者近日，在网上劝诫说，如果“俯下身来”比比下岗职工，比比农民工，“你们就是幸运儿啦”！

不过，话说回来，不是所有公务员都有灰色收入。公务员也分清水衙门和油水衙门，分领导和普通职员，福利待遇和灰色收入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待遇确实不高。去年9月，一名叫“乡镇公务员”的网友在湖南一知名论坛上发帖，晒出了一份每月发放工资的银行存折照片，一年工资收入不到3万元，最低的一个月仅为775元。虽然有一些网友认为此存折不可信，并要求其晒出其他“灰色收入”，但也有不少网友跟帖认为这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还有一个在中部某省的市分局工作的公务员发帖称，他们每月工资卡上就是1000多，再扣去医保、公积金等，就剩798块。说到福利，也就是每个月大概190多块的工作补助，1块6一天的外勤补助，一年3个节发200购物卡罢了，年底再发400的年终奖金。

但一些部门确实“富得流油”。他所在的城市房价不到2000，但有部门年终奖连续四年是5万到8万，他们平时的工资和各项津补贴、过节费加起来也是普通部门的1.5到2.5倍。

就在上述调查中，100名受访者中有64名公务员觉得“油水多的部门收入也少了，自己也平衡了”。随着改革的深入，行政审批的简化，政府权力更加缩小，公务员的油水可能会越来越少。

实际上，在中央发出“禁令”之前，公务员的工资就偏低，只是因为有这样那样众多的福利存在，收入低的问题显现不出来。中央“禁令”发出之后，公务员收入低的问题开始猛然凸显。2013年5月底《人民日报》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有58%的基层干部认为目前的待遇低。

有人提出，公务员待遇低会逼得他们去贪腐，提出高薪养廉。但这些年来只要一提公务员加工资，舆论就会出现声讨，就是人们默认公务员有很多看不见的福利和灰色收入。如果工资全部显性化，社会保障待遇统一，廉政建设有保障，老百姓也就不会对公务员那么看不惯了。

公务员上班还是“一张报纸一杯茶”吗？

央视曾采访路人，问公务员的形象是怎样的。大家的回答基本是„喝茶、看报、很清闲‟、福利好、稳定。

作为公务员，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舆论环境中，明面上是“人人艳羡”，实际上苦乐不均。抛开工资待遇不说，单说工作强度，是“有人忙死，有人闲死“。上述这位某省的市分局公务员说，他们局“有200多号人，但是也就是只有不到100人真正做事，其他的都只是发工资的时候出现一下罢了。”

近来不断曝出的公务员吃空饷事件，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政府部门人浮于事，许多人呆着也没事干，所以有不甘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的人就出去打工，但这丝毫不影响部门运转。

但也有许多政府部门实际上长期人手紧张，但由于公务员退出机制落实不畅，在公务员编制总量控制的情况下，很多地方不得不采取从下级机关借调方式解决。

大部分公务员其实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轻松，总体来说工作量还是挺大的，有的工作经常是“五加二”、“白加黑”,辛苦不堪。

公务员最为公认的好处就是稳定，在就业压力大的当下，有个稳定的职业确实是一种优势。但对年轻人来说，实际上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公务员这个工作偏重于行政职业能力，换句话说，长期做这个工作，工作人员以前所学的专业会逐渐弱化，逐渐变得没有专业技能，所以有些公务员曾无奈地表示，不是不想辞，而是不知道离开以后还能干什么。

此前有报道指出，如今不少基层公务员的“职场个人幸福感”相对偏低。一位网友说：“公务员的工作很程式化，每年能想到的工作就是那些，变化的东西太少，每天都是早八晚五的。”还有网友写道：“在这里待一辈子太可怕了。”

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

“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钱钟书笔下这句反映婚姻的名句，如今用来形容当下公务员的生态再适当不过了。这边有公务员嚷着要辞职，那边有很多人挤破头想要进来。以刚刚落幕不久的2014年国考笔试为例，尽管招录人数比上一年减少千余，但仅仅19538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录取名额，却依旧吸引了152万报考者，缔造了新的记录。据权威统计，国考考录比例已经从10年前的23:1上升到2014年的77.8:1。

可以想象，在如此激烈的国考竞争中，要想脱颖而出，势必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因此，最终从千军万马中挤过独木桥，考取公务员的幸运者，自然对公务员这个职位抱有巨大的心理期待，加之自身工作时间较短，职务上的提升抑或政治目的短期内无法实现，自然也只有把目光投向并不高的工资收入上，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心理落差”让成功胜出的佼佼者们难以承受，由此产生抱怨或者发发牢骚也就不足为奇了。

俗话说，家家都有一半难念的经，每一种职业背后都有心酸、苦恼等不为人知的一面。年轻公务员抱怨待遇不高且枯燥乏味，就像四川泸州市那位28岁的副镇长一样，毅然辞职好了。有人对公务员死板的工作方式不适应，想“尝试不同挑战”，或对狭窄的晋升空间失望。这些都是正常的自主择业，不必大惊小怪。

200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公务员辞去公职规定(试行)》，公务员辞职有了政策法规依据，有了可走可留的选择。可以预见的是，“禁令”之下，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务员辞职。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价值标准多元化的时代，随着民营企业政治地位的提高，一股公务员辞官“下海”的潮流席卷全国，数以千计的公职人员甚至包括一些领导干部辞去公职，投身到了市场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去，有许多成为著名的企业家。时至今日，20多年过去了，中国进入深化改革时期，也许又会出现新的一轮官员下海潮。这是一系列禁令带来的直接效果，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公务员“不好当”已经悄悄开启了公务员转型之路，社会精英纷纷当公务员原本就不正常，让年轻、有才华、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投入到最直接的生产和创造性行业中，对社会的发展大有裨益。

第五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透视中央反腐新动向（写写帮推荐）

吉林延边华图教育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透视中央反腐新动向在年初中纪委公开的数据中，2012年全国超过16万人因违纪遭到处分，因贪污贿赂行为遭受处分的多达3万余人。而在近日，“房叔”“房姐”“房祖宗”等一系列公职人员坐拥巨额隐形财产的事件频频见诸报端，引发各界对腐败问题的持续关注。中国的反腐形势十分严峻。事实上，用“风暴”一词形容近期中国政坛反腐治贪的系列动作并不为过。从“打铁论”的表述，到八项规定的出台，再到中纪委对于反腐工作的多次部署，十八大之后的这段时间，加强反腐、整顿党风无疑成为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开局工作的一大亮点。有媒体盘点，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短短2个月，就在公开场合6次谈到反腐倡廉。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和全会发布的公报中，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传递出党中央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强烈信号。其中，强化源头反腐、注重制度建设、反对特权现象等被一再强调，全会对于“抽查核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强调也备受关注。

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重拳打击两大“老虎”

长期以来，外界有些言论认为，中共反腐是“政治反腐”、“选择性反腐”，也有一些民众认为中国反腐力度还不够，仅仅停留在“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层面。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阐述了反腐的系列表述，强调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分析认为，总书记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显示新一届中央对腐败问题“零容忍”，以及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坚定决心，同时也是对“政治反腐”、“选择性反腐”等言论的有力响应。

反腐打“老虎”，即查办大案要案。毛昭晖认为，就当前形势来说，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反腐斗争，中央最可能重拳打击两大“老虎”，即金融领域腐败和省部级高官腐败。

首先是金融领域腐败。目前中国金融腐败案高发多发，已一定程度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而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早年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熟悉金融规律，他本人亦多次谈及金融腐败，有理由认为金融领域将成反腐重要战场。

其次是省部级党政高官贪腐。省部级官员是中央力量与地方力量的连接点，关系到中央政策的顺利执行，这个环节出现腐败将令国家和民众都蒙受巨大损失。近年来中央重拳出击，查处数十名省部级高官，今后将继续在这方面保持并加大反腐力度。

总书记提到的“打苍蝇”、“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也切中时弊。从近年案件查办情况来看，基层一些单位和领域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窝案、串案增多；一些违纪违法人员级别虽低，但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由于发生在群众身边，因而对普通群众的伤害更大，同时影响政党和政府的威信、损害执政之基，必须对此高度关注。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马怀德分析，中纪委正在制定新的反腐败五年规划，结合全会透露的信息，健全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料将成为下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内容，在反腐高发易发多发的领域，上述机制建设提速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