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简介
民族区域自治 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
民族区域自治的来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远在先秦时期,对不同的文化群体,就有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所谓“四夷”的划分,有了“夷”“夏”分立的认识。这一认识起点也影响了以后的统治者。历代封建王朝在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上,要么采取武力征缴,要么实行怀柔羁縻,从来就没有把各少数民族当作平等的一员来看待。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不平等,互相隔阂和歧视一直是中国数千年来民族关系的主轴。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上,经历了由主张“民族自决”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
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只限定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治地方的行政级别跟其它非自治地方一样,只是名称上有所不同,分别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相当于非自治地方的省、市、县三级;民族自治地方的名称,除特殊情况外,按照地方名称、民族名称、行政地位的顺序组成,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临夏回族自治州、岫岩满族自治县等;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区域界线的划分、名称的组成,由上级国家机关会同有关地方的国家机关,和有关民族的代表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报请批准。同非自治地方一样,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民族区域自治简史 1947年7月20日,我国成立了第一个省级的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召开了有多个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确定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写入《共同纲领》)解放后,我国又先后建立了4个省级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达到44个。1954年宪法以将其制度纳入其中,成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目前,中国共有民族自治地方155个,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自治旗)。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4%,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达到44个,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6%。此外,还建立了1500个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我国的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5月1日,呼和浩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5年10月1日,乌鲁木齐);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3月15日,南宁);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10月25日,银川);西藏自治区(1965年9月9日,拉萨)。其中面积最大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平均海拔最高的是西藏自治区,人口密度最小的是西藏自治区,唯一临海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唯一没有位于边境线上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实行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负责制,分别主持本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民族特色
1、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2、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内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而且对人口较少的民族的代表名额和比例分配将依法给予适当的照顾。
3、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以及政府所属工作机构中,要尽量配备少数民族的干部,对基本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干部要优先配备。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1/2或以上的,其干部构成应当与本民族人口比例大体相当;少于1/2或者更少的,一般应高于本民族人口比例。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民族立法权、变通执行权、财政经济自主权、文化、语言文字自主权、组织公安部队权、少数民族干部具有任用优先权。
基本依据 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存在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放在历史的大坐标上看,新中国开启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尊重历史、合乎国情、顺应民心的正确选择。从历史传统看:“大一统”始终是中华各民族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目标。入主中原的各族政权,都以统一中国为荣,以统一中国为己任。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从来不得人心。“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始终是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略。历代中央政府都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政策进行治理。
从民族关系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民族之间始终存在着密切而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凝聚成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中华文明史既是一部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多民族相互交融、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历史。
从文化渊源看: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文化基础。在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进程中,各民族对祖国山川土地、传统文化高度依恋,对国家荣辱兴衰和前途命运强烈关注,对祖**亲饱含深情。特别是1840年以来,在救亡图存的抗争中,各民族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共同的家园、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抗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从现实条件看:我国各民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同时,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我们既要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共同建设强大的祖国,也要从民族的、地区的实际出发,注意照顾差异和特点。
层级设置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它不是单纯的民族自治,也不是一般的地方自治,而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结合起来的制度。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自治机关都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国家政权。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共分三级,分别为省一级的自治区,地区一级的自治州和县一级的自治县(旗)。根据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在人员组成方面,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在地方权力方面,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宪法中专门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宪法还明确规定,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党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桥梁。
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特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发展、文化特点、民族关系、民族分布等具体情况作出的选择。这是各族人民的共同选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提及中华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包含“民族”和“区域”两个基本要素,既不是单纯的民族自治,也不是单纯的地方自治,是二者的统一体。把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正确地结合起来,既有利于保证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又有利于各民族的平等团结。
二是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有机结合。经济因素,主要是指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自然资源状况等;政治因素,主要是指国家统一、民族平等团结和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等。把二者正确地结合起来,既能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又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既有利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又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各民族的进步。
三是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有机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发展,既考虑民族与地方的历史状况,又考虑其现实的状态及发展需要。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充分把握中,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规划民族自治地方的未来,从而有利于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有利于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发展繁荣。
民族区域自治遵循和体现的基本原则有: 一是民主原则。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社 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这一制度构成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有利于少数民族民主地参与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更好地享受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及其管理也都遵守民主的原则。
二是平等原则。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我国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繁荣昌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各民族不论大小,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体现了民族平等原则。例如,人口有一千多万的民族和人口只有几千人的民族都依法建有自治地方,此外还建有1,173个民族乡作为这一制度的补充;在民族自治地方内,自治机关必须保障本地方内的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
三是法制原则。中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建立和管理都是依照法律进行的,这一政治制度具有良好的法律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健全是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相一致的。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依据,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主要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这一法律体系,是各级国家机关,包括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处理民族事务的基本依据。
四是实事求是原则。中国地域辽阔,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经济生活、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方面各具特色。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生搬硬套,更不是千篇一律。这体现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上,也体现在民族自治地方的管理上。
五是团结统一原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着眼于增进各民族的团结,增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因为这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必须教育各民族公民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六是发展繁荣原则。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之一。因此,民族自治地方在经济发展方面拥有很多的自治权,国家对自治地方的领导和帮助,在许多时候表现为促进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第二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从“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汪睿
行政管理
L01214037 联系方式:***(手机)
新疆近年来所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例如:新疆巴楚暴力案、4.30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暴恐案、5.22乌鲁木齐爆炸案等。其中2009年的“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是此类事件中持续时间比较长,最恶劣,最典型,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首先,我们来对这起事件做个简单的介绍。
“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是指西北地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爆发,是连续数日的一系列暴力骚乱事件。但是它的事件起因不是那么简单。在此之前,广东省韶关市一家玩具车招收600名左右的新疆员工。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厂内汉族员工和维吾尔族员工发生斗殴事件,有两名维吾尔族人在斗殴事件中丧命。此外,对于该事件的后续没有处理好,玩具厂直接辞退所有新疆员工。这些引发了维吾尔族人在乌鲁木齐举行街头示威,警方上前与对方对峙,进而使示威升级为骚乱。对于这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不同势力却有着不同的声明。中国的新疆地区政府很快将它定性为“典型的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并认为幕后主使是热比娅·卡德尔为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相对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其议长热比娅否认策划骚乱,指示威者是不满中国对维族人的政策。“因此,乌鲁木齐人民走上街和平抗议,为死者讨回公道。”由此可见,中国的新疆暴力事件,没有那么简单。它不仅仅牵涉到中国的民族问题,甚至牵涉到政治、国际等。
“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的危害是巨大的。首先,也是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危害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这方面不需要赘述。直接看数据:截至7月16日,乌鲁木齐“7·5”事件死亡人数为197人,直接经济财产损失达6895万元。除了对街道的公共设施的破坏,由于**的人绝大部分为维吾尔族人,仇视汉族人的思维导致他们对汉族人的私人财产进行破坏,例如轿车、店铺等。其次,从社会层面上,此类事件的出现不利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界安全。中国本来就是个多民族国家,只有各个民族团结起来,才能做到各民族共同发展。然而乌鲁木齐“7·5”事件破坏了汉族和维族的深厚民族感情,不利于新疆地区民族团结。从近年来,新疆多发暴力事件的地区包括喀什、叶城、皮山等地,这些地方多位于新疆与其他国家的交界地带。暴力事件频发,不利于我国的边界安全。再其次,暴力事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破坏国家统一。新疆暴力事件的背后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一些新疆分裂分子,他们利用各种手段,企图煽动维族人民,妄想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这危害到我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破坏了我国的国家统一。
在这里,我们就好疑问:为什么新疆作为我国的固有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为什么会频发这类事件呢?
第一,是信仰的不同。新疆的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历史上,新疆各少数民族伊斯兰教信仰的政治色彩浓厚。即使现在的新疆伊斯兰教界不再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政治地位,都是他们的影响还是巨大的。于是那些伊斯兰教宗教极端主义者利用这点,任意歪曲篡改事实,煽动宗教狂热,煽动不同信仰之间,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民族仇恨,制造暴力冲突。导致大量无辜群众丧生。其目的是要恢复神权统治,建立政教合一国家。
第二,是人种和文化的不同。新疆的维吾尔等使用突厥语的民族,其长相、文化均与内地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反而与近东的突厥国家。这些都推动了民族分裂主义出现。他们以“民族自决”为借口,妄想分裂中国。所谓的民族自决是指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倡言全世界各大小民族,都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归属的政府体制、执政政党组织、政治环境与命运等。但是这里那些民族分裂主义歪曲理解“民族自决”的含义,给民族分裂寻找借口。此外,也有少数汉族人信仰“大汉族主义”。他们主张汉族历史、文化、血缘、正统性优越于其他族裔或民族。在政治上认为一切事务以汉族利益为优先、认为汉族重要性高于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
第三,是恐怖势力猖獗。他们蛊惑人心,怂恿民众。在新疆境内,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恐怖主义组织就有40多个,他们以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为目标。其中“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其宗旨是通过恐怖手段分裂中国,在新疆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他们编造了一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中国是“东突厥斯坦民族3000年的敌国”。他们通过使用暴力或其他毁灭性手段,制造恐怖,以达到各种政治目的。更可怕的是,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势力以及暴力恐怖势力,这三股敌对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三股势力”虽然各自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质是根本相同的。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洗脑和暴力事件等手段,来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第四,是国际势力的暗中操纵。西方反华势力在反恐问题上仍然实施双重标准,借机向中国施压。西方媒体将新疆恐怖事件引向民族问题,用心险恶。例如:美联社称,维吾尔族人一直对汉族统治和汉族移民大量涌入新疆感到不满,这种不满有时演变为暴力事件。除此之外,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每年接受美国国会支持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以此,中国要注意西方的和平演变,前苏联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第五,是新疆的社会问题堆积。新疆地区社会问题严重,地处中国西北边界地区,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相比经济落后,文化水平较低,与东部地区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差别大。贫困人口较多,人均收入也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这些都导致了中国社会关系失调,影响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和谐发展。
第六,是执法不公引发暴力抗法。在执法过程中,个别执法人员执法随意性大,宽泛行使自由裁量权,同一性质的案件受人情关系、行政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处理结果不同,造成执法不公,加大了执法对象的抵触情绪。这点很是明显,例如“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的起因事件就是韶关市当地执法部门没有处理好,导致被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歪曲事实,最终矛盾进一步激化。
第七,是法制意识薄弱。参加乌鲁木齐七·五骚乱的人大部分是学历较低的,其中有一部分是中学生。他们的法制意识不高,不会理性思考,容易被不法分子蛊惑,参加暴力活动。此外,在“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的后续事件中,约300名维吾尔族妇女上街示威,并与警察发生扭打。很多妇女大声喊叫,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她们的丈夫或孩子。
那么我们如何防范甚至于解决新疆的暴力问题呢?很多人说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存在问题,但是作者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本身是好的,只是制度在具体实际实施中存在着不足。所以归根到底还是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那么怎么才能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解决民族自治区的暴力事件问题呢?具体来看,分为以下几点:
从经济上,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努力实现各民族共同繁,满足少数民族的物质需求,拉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新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具有较大程度的财政经济自主权,并可以享受国家的照顾和优待。例如:凡是依照国家规定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安排使用。新疆地区可以利用这些特权,努力发展经济,抓住中国的资助机遇,进行“西部大开发”。
从政治上,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强执法人员的教育学习培训。文明执法,礼貌待人,公正执法,一切为民。从一言一行、一点一滴抓起,保持队伍良好的仪容举止、行为规范。努力塑造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社会广泛认可的良好队伍形象。减少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对政府部门的偏见和不满。
从文化上,提高新疆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传播先进文化、优秀文化,丰富精神世界。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激发凝聚力。使新疆地区的民众可以理性思考,不容易被不法分子洗脑、蛊惑。例如在城市社区可以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思想;在农村地区为村民提供有益的书籍或者“文艺演出下乡”。
从法制和社会上,可以进行法制宣传,提高民众的法制意识,做到懂法、守法、用法。同时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完善民族法;努力解决社会问题,减小贫富差距,优化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最终建设和谐友好的社会。
最后,中央民族大学的校训是“美美与共,知行合一”。其中“美美与共”一词意为:不同民族间要相互尊重、欣赏和赞美对方文化。只有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互相尊重,民族平等,才能做到民族团结,然后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范文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5月28日 出题人:马增全
1.2010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州或延边)成立60周年。据此回答1~4题。1.国家在延边设立朝鲜族自治州,不能表明()A.我国的朝鲜族人民对祖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B.延边是我国朝鲜族群众聚居的地方
C.我国的朝鲜族同汉族和其他民族已形成相互依存关系 D.延边朝鲜族群众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2.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人民通过自治州的________行使自治权。()①人民代表大会 ②法院和检察院 ③人民政府 ④村委会和居委会 A.①③
B.②④ C.②③ D.①④
3.为帮助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快速发展,吉林省在项目建设和财政支出上加大支持力度,落实国家“兴边富民”政策,重视发展朝鲜族的民族文化教育,延边州呈现出民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这说明()①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 ②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扶持是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动力 ③我国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作为推动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 ④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提供了物质保证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4.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以来,延边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近几年,延边州GDP年均增长16%,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54.8%,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6.6%,全州呈现出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良好局面。这充分说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①为各民族共同繁荣提供了制度依据 ②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 ③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④有利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5.2010年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周年。西部大开发十年来,西部地区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9%,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翻了一番。西部大开发的十年,是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受惠最多的时期,这表明西部大开发有利于()①实现民族地区的高度自治,促进和谐稳定 ②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繁荣,实现西部地区跨越发展 ③消除民族差别,实现政治平等 ④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 A.①② B.②④ C.③④ D.①③
6.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举行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坚持和完善,反分裂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显著成就。这表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A.以国家的统一为前提,在政治上实行高度自治 B.以民族团结为前提,在经济上享有独立权
C.以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前提,在政治上赋予其特权 D.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具有极大优越性
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在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支持下,新疆各级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锐意进取,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新疆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各族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物质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不断巩固,各项事业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表明()①新疆的发展和建设应当主要依靠国家支持 ②新疆地区的发展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③民族团结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条件 ④民族平等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保障 A.②④ B.②③ C.①②③ D.②③④ 8.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我们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战胜国内外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这表明()
A.我国已经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B.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保证 C.我国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 D.我国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状况已经消除
9.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需要全体人民积极参与。要使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深扎根于各族青少年心中,使我国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提出上述要求主要是基于()
A.各民族的大团结是我国统一、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 B.民族团结可以消除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 C.加强民族团结是我国的基本民族政策
D.我国民族具有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
10.近年来,我国广泛开展多种形式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以加强民族团结、推动民族互助、促进民族和谐。加强民族团结宣传教育()①是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需要 ②是开创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新局面的需要 ③是凝聚全民族力量、应对激烈国际竞争的需要 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A.① B.②③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201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深入落实宗教事务条例,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据此完成11~12题。
11.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深入落实宗教事务条例,是为了()①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动 ②使宗教信徒树立唯物主义思想 ③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④使宗教本质发生彻底改变 A.①② B.①③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12.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宗教界()①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 ②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与民族的整体利益 ③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祖国统一多作贡献 ④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素质,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
13.201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切实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切实做好宗教工作,需要()①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②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③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④大力发展宗教事业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民族和谐始终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相关知识,完成14~15题。14.要促进民族和谐,必须()①坚持民族平等,夯实实现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 ②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创造前提条件 ③消除民族差异,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④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提供物质保证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15.要促进民族和谐,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因为,这一制度()①是实现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 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保障 ③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④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16.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经济总量由1952年的57.9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0626.2亿元;少数民族的人均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40岁以下提高到如今的70岁左右。以上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因于()a.少数民族地区享有更多的经济自治权
b.b.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 c.我国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及风俗习惯 d.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17.2009年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7·5”严重犯罪事件,破坏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不得人心。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对其进行了处置和平息。这说明()
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挫败民族分裂活动的根本保证 ②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③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④妨害我国民族团结的因素将不复存在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18.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56个民族紧密团结在祖国大家庭内。这一大好局面形成的原因主要有()①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创造性②我国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③我国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④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19.藏传佛教在玉树州老百姓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2010年4月28日,在地震中受损严重的结古镇禅古寺的喇嘛们进行了灾后首场法事活动,为逝者超度,向救援者发达感恩,给全国人民及世博会祈福。材料表明在我国()a.正常的宗教活动可以为社会和谐做贡献 b.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c.少数民族有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 d.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20.自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以来,国家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安排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中适当增加国家投资比重和政策性银行贷款比重,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金融扶持力度,国家重视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因为()①新时期我国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②国家的强盛需要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 ③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条件 ④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民族平等与团结的物质保证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21.自1996年福建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对口扶贫协作关系以来,闽宁之间实现了从政府援助到社会帮扶,再到产业及人才技术的交流合作等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协作。闽宁协作的主要目的在于()
a.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b.消除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隔阂 c.解决东西部教育科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d.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 22.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每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西藏珞巴族人口不足3000人.也拥有1名全国人大代表。这体现出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
a.民族团结原则 b.民族互助原则 c.民族平等原则 d.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 23.西藏自治区历任人民代表常务委员会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都是由藏族公民担任。目前,在自治区四级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94%以上,在自治区各级国家机关组成人员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77.97%。这说明()a.我国少数民族依法享有管理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 b.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 c.我国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d.坚持民族平等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
24.1947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内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开创了内蒙古历史的新纪元。内蒙古地区之所以能够建立民族自治区,主要因为()①蒙古族对国家统一有强烈的政治认同 ②蒙古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 ③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人口构成单一 ④蒙古族在我国民族人口分布上有自己的特点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2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这一事实表明()①积极发展是民族地区繁荣和稳定的关键 ②民族团结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
③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显著优越性 ④民族团结是实现民族平等的政治基础
a.①③ b.②④ c.①④ d.②③
26.据2004年《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统计,西藏自治区共有藏传佛教活动场所1700多处。住寺僧尼约4.6万人;清真寺4座,伊斯兰教信徒约3000余人;天主教堂1座,信徒700余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进行。这表明()a.我国保护各种宗教活动
b.我国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c.我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d.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是保护信仰宗教的自由 27.为加快民族教育事业,内地省市根据国家要求认真落实对民族地区的教育对口支援工作。落实教育对口支援工作()①是增进民主平等和民族 团结的政治保证②是贯彻我国处理民族关系原则的具体表现 ③保障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受教育的权利 ④体现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a.①② b.②④ c.①③ d.③④ 28.2010年8月,江苏举行“民族团结„手拉手、一家亲、一世情‟”夏令营活动是贯彻落实《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的实际行动。在中小学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① 是实现民族平等的文化基础 ②有利于增强青少年的民族团结意识 ③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和谐共处 ④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途径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29.2011年,中央决定大幅度减免新疆困难地区企业所得税,免除新疆困难地区公益性项目的配套资金,同时,全国19个省市对口援助新疆资金将超过100亿元。这些举措体现了()①我国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 ②国家富强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 ③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 ④国家方针政策和民族地区具体特点的结合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30.中国伊斯兰教协会2001年成立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正式开展“解经”工作。10年来相继出版的4辑《新编卧尔兹演讲集》,从教义和教规角度对伊斯兰教经典作出了既符合伊斯兰教信仰精神、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解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进行的“解经”工作()
①保障了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的权利 ②消除了信教群众在教义理解上的差异
③有助于丰富伊斯兰教文化内涵 ④有利于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第四篇:民族区域自治讲稿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及长阳实行民族
区域自治的由来和经过
张昌勤
在当今世界,民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据统计,现在世界上大约2000个左右的民族,在150多个国家里面,有两个以上的多民族国家占绝大多数,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组成。自有民族存在,民族之间发生一定的关系,也就产生了民族问题。由于民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各民族间普遍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关系,因此,民族问题也就成为一种普通存在的社会问题。在我国,民族问题是否得到了正确处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治安、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因此,在今天我国三个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就更加迫切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一、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
(一)关于民族问题。
要讲民族区域自治,不能不首先谈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概括起来,就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它可以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并且贯穿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全过程。民族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和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性质。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民族问题其主要表现都是民族压迫、民族剥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之间的隔阂、歧视、仇恨、冲突和斗争。因此剥削制度下的民族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民族不平等和民族不团结的问题,就是消灭民族压迫和实现民族平等团结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民族压迫制度和剥削制度废除了,这个时期的民族问题,已经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了,各民族之间已经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基本上已经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了。因此,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就是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真正平等和共同发展繁荣的问题。
(二)党和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
什么是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遵循宪法规定的总轨道,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是经过20多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才最后确立,并在此基础上得到发展的。1922年7月,在党的“二大”宣言中,提出过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方案。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又提 出了“民族自决”,到了30年代,党逐步把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和让少数民族在统一国家中实行区域自治的主张放到了首位。1947年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建立。1949年9月,《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从此,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到此,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正式确立了。
195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做了进一步的规定。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是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1975年、1978年的宪法,由于“文革”影响,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没有得到发展,反而遭到了破坏。1982年,新宪法把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重新臵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使之更完备和具体了。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84年10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把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由一项重要的政策上升为一项基本法律,对于保障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意义很大。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修改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和增加的内容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增加了含金量,突出了可操作性,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 地区的关怀和照顾,使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加完善。
二、长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由来和经过。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是1984年12月8日正式建立的,自治县的建立经历了极其复杂艰巨的过程。
(一)长阳土家族的考查。
长阳在地理位臵上处于鄂西山地与江汉平原的结合部,土家族受汉族先进文化影响很深,其历史与文化曾长期淹没在汉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画卷之中。在自治县建立过程中,我县经过历史地科学地调查考证,探究其“来龙去脉”,澄清了种种模精概念,并为政府确认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提供了科学依据。
1、长阳土家族的族源。长阳土家族渊源于古代巴人。“巴”是一个古代民族,“主要分布在川东、鄂西一带。相传周以前居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西北)一带,廪君为著名首领,后向川东扩展”(《辞海》97页),对此《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明确的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有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水经注》、《太平御览》、《路史》及《世本》辑本等,也都有与此大同小异的记载。清代长阳著名诗人彭秋潭在竹枝词中也谈到过土家先民巴人的历史:“土船夷水射盐神,巴姓君王有旧闻。向王何称天子,务相当年号廪君。”
廪君在取得五姓首领职位,战胜盐水部落之后,其族人历经沧桑,建立了地跨川东鄂西的巴子国,在春秋之初,曾一度发展成为与楚、蜀相抗衡的强国。公园前316年,为秦所并。此后一部分巴人四散流徙融合到其他民族。一部分巴人定居渝东鄂西,成为今土家族先民的主体。长阳土家族就是鼻由定居在鄂西的这一部分巴人衍传下来的,民间迄今还保留着崇拜廪君,尊廪君为祖先的习俗。历代统治阶级及文人学士依其所属,相继称其为“廪君种”、“巴蛮”、“武陵蛮”、“清江蛮”等,迄至清代,土家的称谓方予出现。
2、秦汉以后土家族地区的羁縻政策及元、明、清长阳的土司制度。
从秦汉时开始,封建中央王朝即在土家族地区实行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秦灭巴后,“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至唐时,仍“悉召巴蜀 酋长子弟,量才授仕,臵之左右”(《资治通鉴〃唐纪》)这种“自古圣王不臣异俗……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逆则弃而不追,”(《资治通鉴〃汉纪》。)以巴人首领治理其地的羁縻政策,直至发展到隋唐时的羁縻州郡。秦灭巴以后,把巴人住地并巴郡、南郡和黔中郡,分而治之,长阳属黔中郡治地。西汉、黔中郡更名为武陵郡,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在长阳设山县,乃隶武陵,至隋初,施州改臵清江郡,长阳前河都正湾以西,后河贺家坪以西分臵巴山、盐水二县,改隶清江郡,后复并长阳。唐代,又先后于资丘臵资田郡,巴山臵江州,洲衙坪臵睦州。其时,长阳地虽入州郡,直到宋元,仍为各强宗豪族和各大寨主自王其地。《读史方纪要》也记载长阳:“红岩寨在捍关(巴山)南七里,又南十里为风火寨,二百三十里为珍珠寨,皆洞蛮出没处。”
元初,长阳西部的容米峒主田墨和田先什用,先后于武宗三年和泰定三年两次企图向外扩展地盘。朝廷为了遏制其势力的发展,在长阳清江南北设立了白石、捍关、梭草、定园、长茅、百年、渔洋、菩提隘、“梅子八关”实行“土蛮不许出境,汉人不许入峒”(道光《长阳县志》)的严格控制。
土家地区在长期羁縻绥抚的松散环境下,日益形成以强宗豪族为主的割据局面,迫使朝廷采取新的对策。自元朝起,朝廷即在鄂西地区逐步实行土司制度,到明代,这种制度日臻完备。从元代土司制度建立起到清代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 结束时止,长阳县西属容美土司和玉江、麻栗、施都等小土司管辖,县东属中央王朝的流官治地,其中明未至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全县均为水浕司唐镇邦所据。雍正五年到十三年(1727-1735)改土归流,结束了长期的“土流兼治”的局面,全面皆为流官所治,隶属宜昌府。
在土司制度存在时期,长阳全县分属三种情况。
(1)玉江、麻粟、施都等土司管辖区。
玉江司。司治在今资丘镇白沙坪村玉江湾。清乾隆年间,白沙坪《田氏族谱》载:“第八世名宫公者,才貌奇伟,智敏特达,明万历钦赐玉江司官,名播朝野,后竞遭害于宜镇冶姓。”查《清史稿》,冶大雄为宜昌总兵,雍正时曾讨伐容美土司。从残存的谱书记载看,玉江司似为明万历时所建,至改土归流时废除,历时一百六十二年。
麻栗司。司治在今资丘淋湘溪村。桃山《田氏族谱》卷首在记述其地方界段时明载:“西齐段家沟,麻栗司。”1975年,当地农民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在父老相传的“土皇帝”住在地方,挖出了方圆近300米的房屋建筑遗址。
施都司。司治在今渔峡口镇施都村。柿贝《覃氏族谱》记载:“从第九世祖公长子齐臣,奉荆王敕管理土司,世袭口生。”
上述三土司均在清江北岸,为田、覃二姓聚居之所,其始臵时间未能详考,但为改土归流时所灭则比较肯定。田、覃及其他土家族老人相传长阳过去有十八司。据《明史〃湖广土司传》记载,嘉庆三十三年,“诏湖广川贵总督并节制容美十四司。”《明史〃地理志》记载:洪武七年,容美隶五长官司,永乐五年,复臵四长官司,湖广巡抚刘懿议,当时多有擅立名号之土司,而《资丘刘氏族谱》也称:“佷山半瘠,土司事於局中,皆非素封”玉江、麻栗、施都及未明治所者等土司,似属“擅立名号者”一类。
(2)容美及下属五峰、水浕、石梁、椒山等土司管辖和“买管”区。
容美为毗连长阳的最大土司,今长阳西部清江以南的广大地域,属于容美土司管辖之地。容美土司田舜年《世述录》载:其疆域“北六百里,至桃符上,清江河边,巴东县界。其清江以外,插入县治者,军阵不与焉,而粮纳县也。”晏宗杰《平定白溢述略》亦载:“长阳之西南徼及长乐县全境,皆容美旧地也”,又据田舜年所立之百顺桥碑文记载:枝柘坪为其百户。康熙年间,椒山土司刘跃龙称长阳江南王家坪,双古墓,大田坪,鹅颈项,白果树等处田地为其故业,说明今长阳西部清江以南的广大地域,属于容美土司管辖之地。
此外,在明正德年间以后,五峰司张世英及水司唐镇邦先后“买管”了长阳之安德乡和安宁乡上三甲。其范围约今都正湾东部至磨市江南的部分地方和故里溪至火烧坪一带。据磨市《覃氏族谱》、《詹氏族谱》记载:“睦州石岭地 方,其地系土司所辖。”菖蒲溪《杨氏族谱》载:明代,其始祖迁来长邑,“止于县治之河南沿市口,小峰山落业为居,斯地界近蛮夷,南处屡防侵掠,于是迁移于河北菖蒲溪爰居,庶得安堵。……雍正十三年,土司犯义,钦命总兵野(冶)大熊(雄)领兵讨伐,乾隆元年改土归流。”《杨氏族谱》及《长阳县志》还载:“自明末时,土人肆威,乘机来县,南北一空,百姓尽逃外邑,至大清定鼎,顺治十有八年,有官无民,印贮荆州府库。县属尽为老菁。康熙元年,始得樊太爷来任,不意丁犹去任。复得邓太爷来任接交,土司罢职。”从上述这些记载看,土司买管的这些地方,土司由于占有军事上的控制权,实际上是这些地区的统治者。
清代著名诗人彭秋潭的作品对长阳土家族这段历史也有反映。彭秋潭竹枝词唱道: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宁乡地近巫山峡,犹似巴娘唱竹枝。
《彭秋谭诗注》书载:长阳清代时分教、德、宁三乡,资丘天池口皆宁乡,去县近二百里,田比连容美土司,近归州、巴东之界。
(3)百里荒千户卫所区。
《明史〃湖广土司》载:隆庆五年,巡抚刘懿议,“以荆州去施州卫,不便巡历。夷陵西有傅友德所辟取蜀故道,名百里荒者,抵卫仅五百余里。请以巴东之石柱司巡检、施州卫之州门驿、三会驿并移近地,俾闾联络。而於百里荒及东 卜陇仍创建哨堡,令千户一员,督班军百人戍守。”“俱从之。”百里荒包括今贺家坪、乐园及榔坪等地的一部分。
3、民族语言
长阳土家族在历史上有自己的语言,与湘鄂渝黔边的土家语大同小异,属于汉藏语系(语支待定),为土家族的北部方言,现在长阳土家族所使用的语言为单一的汉语,属汉语北方方言区的西南宫话系统的四川话,并兼有江汉平原的湖北语语词和古代土家语底层。在边远偏僻山寨的部分老年人的日常用语中,还保存着一些土家族语言底层,如称水为车,天为“墨”,地为“里”,吸为“夫”,山为“苦杂”等等。
在现存的土家语底层中,地名占主要部分,如“东沟”、“车湾”、“车洞坡”、“车落洞”、“车荒坪”、“革坏湖”、“大墨湖”、“蜂子湖”、“狮子垴”、“金盆垴”、“空屋垴”,“苦查坡”、“苦里沟”、“里半冲”、“固仓里”等等,这里的“车落洞”是水落洞的意思;“草坏湖”的“湖”意为“那个边上”或“旁边”;“狮子垴”的“垴”意为“一个”,多指山头,与汉语连起来,即是一个什么样的山头;“里半冲”意为地半冲。这些地名既保留有土家语的成份,也夹杂着汉语成分,它反映了土家族语言和汉语语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相互吸收渗透的复杂历史现象。这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告诉了我们一个基本事实,即长阳土家人民历史上曾经普遍使用过本 民族的共同语言。
4、民族习俗
民族习俗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湖北通志》引《晏公类要》说:荆楚之风,夷夏相半,有巴人焉,有白虎人焉,有蛮蜓人焉。”《隋书〃地理志》也说:“荆州……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语言不通,嗜好居处全异。”这里所指的居住在荆楚大地而又尚行夷风的巴人、白虎人,正是居住在清江流域的土家族的先民,历史文献证明,自古以来,土家族在自己的衣食住行,始丧嫁娶、节庆礼仪,禁忌与宗教信仰等社会生活方面,就与被称作夏人的汉族不同,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明清以后,江汉一带的不少汉民因战乱和灾荒,溯清江避入长阳山谷,土家族的社会生活受汉族的影响加深,加上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土家族现在的生活习俗,较之过去,确实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在生活方式、心里意识和道德观念等方面,仍然保留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如宗教信仰中的崇拜白虎,崇拜廪君,信奉巫师;婚娶中的哭嫁,同姓通婚;丧葬礼仪中的跳丧,生产活动中的打锣鼓;饮食方面的吃咂抹坛子酒,等等。
5、强烈的民族意识
以上方面,清楚地再现了长阳土家族的一般历史和文化特征。长阳土家族是否历来就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别于汉族的 人们共同体呢?1982年,我县在民族调查中获得一分珍贵的《域志四字经》(片断),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其文如下:
“昔时珍文,诲召实谆。此经必读,汉墨弗尊。世代被蹂,切勿听天。望贤辈出,与日俱存。雪耻之仇,切齿之恨。见天何日,有待奋争。吾之所旨,招贤平判。御乎抗乎,动戈对汉。江之南北,是吾据邑。江之上下,出入严闭。土氏弱小,指日兴盛。惟冀我衍,万代绵延。汉者虽强,何能永保。温柔有益,强暴灾生。有功之日,群贤必禀。欢聚廷前,各抒论天。一策穑耕,一镇乾坤。悠悠汝耳,共歌清平。”
此四字经是一位土家族老人提供的,据提供者称,这是他在民国三十年族长召见同族青年传诵时获得的。今天看来,尽管其文有偏颇之处,但却说明了长阳土家族人顽强生存、奋斗、自强的民族意识和向心力。
(二)长阳土家族民族成份的恢复。
1957年,著名的民族学家潘光旦教授等人来到长阳作民族调查,认为长阳是土家族聚居地区,群众的民族成份应予恢复和更正。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渔峡口区牛头背有29名群众坚持申报土家族。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长阳土家族群众的民族成份,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委《关于恢复和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1981]601号文件)国家民委《湘鄂川黔 四省边境邻近地区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分工作座谈会纪要》([1982]240号文件)精神,方才全面恢复,其间经历了自愿申报和复核鉴定两个阶段。
1982年5月17日,县人民政府召开了县长办公会议,决定根据省、地统战部门的意见,结合第三次人口普查,进行恢复民族成份的工作。5月18日,县人民政府召开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议,县长刘光容宣布成立了民族工作办事机构,副县长刘大一同志具体指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地调查考证工作。6月25日,省委统计部正式同意我县在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面进行恢复土家族民族成份登记工作,7月1日,在第三次人口普查登记时,全县土家族群众按照自己的意愿,恢复和更正了自己的民族成份。普查登记结果,申报土家族成份的达295533人,占总人口的73.9%。
人口普查时群众自愿申报登记土家族成份的结果,远远地超出人们的意料,也超出了土家族实有人口的客观实际,为了既尊重群众的民族感情,又不违背历史事实,县人民政府在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考证工作,省委统战副部长马维清受国家民委委托率调查组一行9人来长阳进行了考察,1983年6月8日,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省调查组考察结论和意见,召开了全县土家族鉴定工作会议,对全县群众的民族成份进行了复核鉴定。鉴定结果,全县实有土家族189795人,占总人口的47.46%。
(三)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建立。
对群众的民族成份鉴定工作结束之后,县委、县政府于1983年7月5日向省市委、省市政府正式提出了建立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请示,省人民政府同年又向国务院提出了建立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请示。1984年7月1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同意撤销长阳县,设立长阳土家族自治县。1984年11月25日至29日,在县城召开了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220名代表,土家族占67%。周清来、刘光容分别当选 为自治县首任人大主任和县长。12月8日,万余名土家族、汉族儿女在县城隆重集会、举行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成立庆典和挂牌仪式,揭开了自治县历史崭新的第一页。
第五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策和重要的政治制度,它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真正实现了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和地方行政事务的自治权力,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和实践的结果,它不仅正确解决了中国的民族问题,而且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1)。笔者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基本经历了四个阶段。
1.党的“二大”到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为构想与探索阶段。
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繁荣富强为己任,从其成立之初起就开始了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探索。深入考察这一历史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轨迹:对联邦制的构想——对联邦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的双重思考——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最后认定。1922年党的“二大”宣言曾提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2)。1923 年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也指出:“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该地民族自决。”(3)到了土地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仍然主张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1928年党的“六大”提出的民族纲领就是“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4)。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红色革命政权的建立,以及党对国内民族问题的不断探索,党还曾考虑用联邦制和区域自治制两种形式并存的方法来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凡住在中国境内的蒙、回、藏、苗、黎、高丽人等,有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由此可见,我们党在“二大”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是将“自决”和“联邦制”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口号的,虽然也曾提出了民族自治的主张,但这时的“自治”概念与我国后来实行的区域自治有一定区别,应当说当时民族自治的提法是不成熟的。这与党还没有具体实际接触民族问题有关,也与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5)的状况是分不开的。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在此后的长征途中和西征过程中,党领导红军基本上纵横驰骋于少数民族地区,曾先后经过了11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工作的现实感和紧迫感使我们党对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不断深化和成熟。1936年5月,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宣言主张:“凡属回民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凡属回民占少数民族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根据宣言精神,1936年10月12日,经党中央、中华全国苏维埃政府批准,在宁夏南部地区成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回族农民马和福当选为主席。自治政府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回族人民的革命热情,他们为红军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是中国共产党用民族自治形式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最初探索和尝试。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和思考。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6)的主张,同时进一步明确要求在那些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地方的政府中要设置由少数民族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个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的事务,以调节各民族间的关系。党和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和设想,极大地丰富了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此,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1年和1946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对民族区域自治作了如下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得划成民族区,组织民族自治政权,在不与省宪抵触原则下,得订立自治法规。”根据这些理论和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6年组织蒙古族和回族人民,分别在正宁县和定边县建立了回民自治乡,在城川建立了蒙民自治区(县辖区)。1947年随着蒙古地区的解放,党又在那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在革命根据地和老解放区建立的这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和政权,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党对解决民族问题道路探索阶段的结束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认定。
2.新中国成立前后为形成与确立阶段。
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初得以形成并予以确立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各族人民要求把我国建设成为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统一祖国大家庭的愿望,在认真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深入讨论,反复研究,最终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政治制度。首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第一次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从原则上作出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接着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对自治制度原则、自治地方的权利、行政级别等基本内容进一步作了具体的规定,使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策和政治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发出了关于不再提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指示,指出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统治,曾强调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现在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国的统一大业,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并指出以后应强调中华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式形成与确立,开辟了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平等团结互助的新纪元。
3.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为全面实施阶段。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式确立以后,党和国家领导各少数民族人民立即进入了全面推行和实施阶段。首先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保障民族平等权利、禁止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法令和决定。其次为了使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为各族人民所了解,并使之切实地得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先后多次派出访问团、代表团、检查团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带去党中央对各族人民的关怀,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检查、落实民族工作。第三,从195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在查阅历史文献和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文化、风俗习惯、民间传说以及认真听取少数民族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很快使我国各民族的成分得到了识别和确定,“几十个解放前不被承认和处于无权状态的少数民族,堂堂正正地成为祖国大家庭里平等的一员”(7)。第四,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通过改革和改造,废除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了全面实施。截止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新疆、广西、宁夏、西藏4个自治区相继成立,同期在全国范围内还建立了29个自治州,68个自治县。至此,全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格局基本形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及全面实施,永远结束了千百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无权的历史,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愿望,促进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阶段。
“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党的民族工作也有不少失误和教训,最值得记取的教训就是对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力尊重不够,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注意不够,因而使党的民族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我国的民族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民族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开创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新局面。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建立了159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4 个自治县(旗)。此外,还有1700多个民族乡。在少数民族中除了10个人口较少的民族外,其他45个民族都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78%的少数民族行使了自治权,自治地方的总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在制度建设上也不断完善。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关于这个制度的规定,比历次宪法都全面和具体,进一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了保证这个制度的贯彻实施,1984年5月31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它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于促进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鲜明的中国特色
世界上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大致有分离制、联邦制、区域自治制三种。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以何种方式解决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没有规定统一的模式。十月革命后,俄国实行了联邦制,并将其载入1919年俄共(布)八大党纲,成为苏联的一种政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仿效苏联也实行了联邦制。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经过长期探索和反复比较,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使之不断发展和完善。实践证明,这个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自治制度高度的原则性。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之内,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由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地方性的内部事务。这是不可动摇的总原则和大前提,它有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不是脱离祖国的独立或半独立的行政区域,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行政自治而非政治自治,更不是国中之国;二是各民族自治地方都必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是民族区域自治属于人民民主专政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具体形式,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是上级国家机关和中央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自治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四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通过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自治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自治制度高度的原则性规定着制度本身发展的正确方向,既体现了全国的集中统一,又体现了少数民族的当家作主,是统一与自治、集中与民主的最佳结合。它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特点,有力地保证了自治地方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
2.自治形式极大的灵活性。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有机结合,它以民族聚居区为基础,以民族成份、区域界线、行政地位为要素,这就使自治形式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自治地方在民族成份构成上有多种类型:有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地方,如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等;也有以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并包括一个或几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所建立的自治地方,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还有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地方,如云南省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自治地方在分布上也有各种状态,凡是有少数民族的地方,都基本上建立了相应的自治地方。自治形式极大的灵活性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地理特点和少数民族的分布特点。形式极其灵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大限度地满足各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要求,充分保障大小民族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完全适应和解决了我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情况。
3.自治权利的广泛性。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主要标志,是衡量民族区域自治程度的根本尺度,也是实现民族平等团结的重要手段和加速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实现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保证。自治权利的内容概括起来共有8条:1.自治机关有权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2.自治机关有权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自治地方的建设;3.自治地方有权对上级国家机关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可以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4.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由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5.有管理本地方财政的自主权;6.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7.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8.在执行公务时,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另外,实行自治制度的各少数民族不仅对区域自治地方和本民族内部事务有自治权,而且还可以参与整个国家事务的管理,这是区别于分离制度和联邦制的一个显著特点。自治权利的内容决定了它是广泛性与局限性的统一,是从属性与自由性的统一,是独享性与共享性的统一,是地域性与全局性的统一。它充分体现了我国对少数民族人民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所采取的科学态度。
4.自治机关职权和民族干部职责的双重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既是一级地方国家机关,又是享有自治权的自治机关,因此它具有双重职能,它既要行使一般国家地方政权的职权,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事务,同时又是依法行使权利的机关,享有大于同级地方政权的自治权,还要管理本民族内部的事务。民族干部的职责也具有双重性,他们既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又是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自治机关职权和民族干部职责的双重性使民族自治地方在行政管理的形式和方法上更具有民族特色。
由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上述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在我国几十年来的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获得了各民族人民的拥护和欢迎,经受了实践的检验,显示出显著的优越性。其优越性除了有利于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有利于各民族互相取长补短和互相帮助,有利于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关系外,最主要的就是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意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还有着重要的意义。
1.为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开辟了新时代。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和全面实施,砸碎了奴隶制枷锁的奴隶、农奴和翻身得解放的贫苦农牧民当上了人民代表,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和本民族的内部事务。为了保障他们在各级政权中享有平等权利,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做了专门的规定和特殊照顾,在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少数民族的代表数额都超过了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如1988年召开全国七届人大时,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但人大代表中的少数民族代表却达到了14.9%。现在55 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的少数民族干部已从1950年1万多名增加到206万,他们在自治地方的各级机关乃至国家机关中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形成了在党务、政务、科教文卫等方面有专门技能的一支广大的干部队伍,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过去被歧视、被禁止的民族语言文字,成了自治机关执行公务和人们进行交往的主要工具,各民族所信仰的宗教、风俗习惯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和人们应有的尊重。另外,自治地方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还可以根据本民族和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因地制宜地采取切合实际的有利于本民族和本地区发展的方法和步骤,并能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范围内制定民族自治地方的法规。所有这些都充分发挥了各少数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真正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使得在旧社会处于无权地位的少数民族都能以平等成员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主人。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我国少数民族的权利之大和地位之高,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2.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保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大国,几千年来我国各民族的祖先就共同生活、繁衍生息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共存的格局,在地理上少数民族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64%,并且多数民族地区又处在边防第一线,因此,民族问题处理得好坏,关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曾经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在过去的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由于我们全面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定地维护了民族团结,极大地调动了各民族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使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它同样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保证。只有加强民族团结,才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优势,专心致志地搞经济建设,才能凝聚起强大的战斗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致力于改革开放。可以说,没有国内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不会有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民族工作,巩固和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局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注释:
(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页。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3)同上,第141页。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00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19页。
(7)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1992年1月15日《人民日报》。
一、世界各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概况
在美国,实行的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即一个自治实体(州)与整体共治相互共生的制度结构:在共治的层面,各州尊重和维护联邦的权威和权力,同时各州也会有相同的机会参与联邦层面的政治过程,通过各州和联邦之间的相互制约,使得联邦政府也会受到各州的限制。但同时各州如果不损害联邦利益和联邦权力,各行其责,联邦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宪法对各州进行制约。西班牙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该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最终形成了自治与共治相辅相成的结果。各自治区可以在不违背宪法的前提下,依照宪法制定章程,并且通过一定渠道,自治区也参与国家的治理,尤其是参与国家立法活动。纵观当今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从北欧、东南亚到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存在着很多的民族区域自治类型。尤其是在一些发达的国家,或者是经常遇到一些难以解决民族问题的国家,都存在着自治制度。因为各国可以通过这些自治制度,保障少数人对国家内部事务的参与和管理,并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国家层面的共治模式。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形式,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这一理论主要是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本质、内容、形式、原则、特点、作用以及民族区域自治这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它是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在国家统一领导下,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力。针对的群体是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其功能及作用是让本国的少数民族民众享有包括自主权在内的各项权利。此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可以同汉族平等的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来,平等的参与国家管理与治理。
二、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毫无疑问,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建立在长期以来各民族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合作,巩固民族大家庭的团结。阿沛·阿旺晋美曾经指出:“实践证明,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能保障各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又能保障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独立,抵御外来的侵略和颠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制度。”总之,中华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以及实行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整体良好的民族关系,事实证明我们未来能够较好地解决民族问题。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并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我们应以国家的集中统一为前提,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为核心,以实现各民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为根本目的,民族区域自治的独特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民族问题上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平等原则的生动体现,是科学发展理念的具体运用和实践,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也是对民族问题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的正确把握。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体现了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体现了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结合,也体现了制度因素与法律因素的结合。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国家方针政策的实施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也相当有利,同时更有利于把全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感结合起来。总之,这一政策使得各少数民族在和平统一的大环境下和衷共济、团结友爱、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是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受到了国际的关注与认可,所以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必须走的道路也是最合适的道路。
时至今日,新中国已经成立六十余年了,距离改革开放之初也有三十多年,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格局,也确保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得显著成效,对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首先,通过几十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与补充,少数民族权益得到了进一步保障与尊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针对历史上形成的对少数民族的歧视遗留进行消除,又通过民族识别与民族成分确认,建立民族地方自治,使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以平等的身份登上共同治理国家的舞台。21世纪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颁布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十几年来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相关条例、法规800余个。中华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的权益得到基本保障。
其次,国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实现新发展。中国政府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坚持国家帮助、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相继出台《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等政策文件,编制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兴边富民行动等专项规划。南昆铁路、南疆铁路、青藏铁路、西气东输等一大批重点工程开工建设,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普遍改善。“十一五”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每年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经济社会实现历史新跨越。
第三,我国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科教文卫体等各项社会事业,丰富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截至日前,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已经初步建成了较为全面、完整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每10万人拥有的文化单位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播、电视覆盖率超过90%。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和弘扬,大批珍贵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抢救、挖掘和整理。并且定期举办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和产业协调发展,涌现出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精品,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
最后,民族地区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民生显著改善。截至2010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有小学10万余所、中学12万余所,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招生计划的实施,逐步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素质低、高层次人才缺乏的状况。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全覆盖,各族群众健康素质不断提高。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大创举,是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6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优越
性,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必要途径。中国在长期高速发展过程中,能够保持民族和睦团结、社会和谐稳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有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长远之策,这一政策的贯彻实施,不能是摆设,更不能是花架子,而是要真正的落实到实处去贯彻、去实施的。我们不但要借鉴国外少数民族关系的经验和教训,而且要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注意把握和适应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势,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与时俱进,使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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