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经济学院提示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初次分配

第一篇：人大经济学院提示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初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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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经济学院提示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初次分配

低薪时代的终结？

富士康“员工坠楼”和本田罢工事件，引发的“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如果改善劳资关系及收入分配结构”的大讨论，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6日晚，富士康宣布，自今年10月1日，深圳地区各厂将再度上调薪资，自6月1日以来富士康累积加薪幅度达到66％。6月2日，广东佛山本田汽车承诺为员工加薪23％。富士康与本田事件标志着：劳动力低薪的时代结束了。

收入问题，牵扯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在当下的中国，绝对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逐年减少，相对的收入差距则在日益扩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关键的一次经济转型，从依赖出口和投资转向更多依靠消费也就是内需的增加来带动经济增长。因此，缩小收入差距和增加绝对的劳动报酬，已是必然。收入分配改革呼之欲出，改革的重点有哪些改变？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哪些是改革的攻坚战役？

正在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收入分配改革，在近些年一直阶段性地受到舆论的关切与热议，但截至目前，这项改革在经历了一轮轮的讨论过后尚未等到实质性突破。近日有消息显示，由国家发改委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草案将要完成。年内，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出台。

2010年5月，全国人大财经委的调研组分别开赴东中西部地区的省市紧密调研；同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与发改委的相关人士也纷纷在样本省市展开不间断调研。

5月31日，国务院转发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该《意见》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被列入工作重点，指出要研究、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

这一系列动作给人们带来希望，有关收入分配改革能否顺利推行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可能有望破局。

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自2004年就已经开始启动调研。在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看来，收入分配改革中关键问题所涉及到的既有利益格局，正是影响改革进程的因素之一。而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指出，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调研进程铺设多年也可以让改革的着眼点从浅入深，抓住关键问题出拳，从而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则指出，这项改革随着调研过程的发酵，其思路重点已经出现调整。过去往往把着眼点放在二次分配上，在这种背景下，解冻最低工资标准、事业单位绩效工资试点等措施在各地纷纷浮出水面。而当下的思路已经有了明确的调整，即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初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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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力初次分配

改革重点从二次分配转向初次分配，意味着人们对传统的公平与效率的观念需要有所改变。

过去多年，在初次分配体现效率、二次分配体现公平的思路主导下，二次分配颇有补助与救济的意味，而初次分配中强调的效率在市场规律的驱使下，亦出现被无限放大的趋势。

“初次分配中不公平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不公平问题的核心，同时也是目前市场形成机制改革中的攻关性环节。”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如是表示。

提高工资

刘元春认为，工资形成机制的改革，应该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要素价格的变化是经济改革中的核心内容。但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这一要素价格却呈现出矛盾的现象——劳动力价格的绝对值虽然在上升，但是劳动报酬占GDP总量的比重却呈现连续多年下降的局面。

对此，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日前表示，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曾在1983年达到峰值56.5%，此后便持续下降。而与此相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比重上升的幅度，正占据了劳动报酬缺失的比例。他指出，全国总工会近期的一项调研显示，其调研职工中有23.4%在5年内未增加工资，75.2%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

劳动报酬在增长中的缺位已经形成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项阻力。“由于关乎企业利润，期望资方自主调高劳动报酬比较困难”刘元春说，“而越是将企业利润锁定于低成本的劳动力上，越会陷入路径依赖的怪圈，从而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缺乏动力。”

作为GDP增长“三驾马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持续低位，与劳动者报酬的窘困局面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如果希望通过提振服务业、扩大消费等路径引领经济新一轮增长，那么通过一些制度层面的设计来保证工资扩容，已经势在必行。”刘元春说。

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张建国此前表示，劳动者工资虽然由企业自主决定，但并不等于由企业单方面决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是实现职工收入正常增长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制度保障，也是化解劳动关系矛盾的必然选择。”

如果通过改变工资形成机制，建立劳动者工资的正常增长轨道，那么除了能够提振劳动者消费外，还可以给劳动者以更多的资本提高自身素质，从而促使经济增长从目前主要依靠资本和物质消耗的路径，切换到依靠人力资本提升的道路上。

“提低”应成为初次分配改革中的重头戏之外，在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看来“调高”则是事关社会公平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天平另一头”。其重点对象则是央企和国企的管理层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形成机制不同，对于央企负责人的薪酬管理已经有相 2 页 共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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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熟的管理文件出台。2009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同组织部、监察部等16家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对央企高管薪酬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现在的重点是落实，各地各行业要按照指导意见出台相应的管理细则。”苏海南说。

二次分配盯住大国企

谈及二次分配，在同几位专家的对话中，他们纷纷将重点指向央企和大型国企。“这涉及到个人、企业、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如何调配。”刘元春表示，“中国储蓄率高是结构调整的重要阻碍，但更加核心的问题是这些储蓄大部分都集中在央企和大国企的手中。”

提高央企和大国企的利润上缴幅度是提高政府二次分配能力的不二法门。“健全、实施利润上缴制度，将这笔资金交由财政部管理，或转入社保账户，用于民生建设。”苏海南表示。事实上，这一思路在多年前便已被提出。历年来，每当收入分配改革受到关注时，国企利润上缴制度便成为热议的焦点。苏海南指出，这一问题的关键仍在于落实。

对此，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表示根本之策还在于打破央企和国企在部分领域的垄断。“如果只谈论国企提高上缴利润的比例，但改变不了国企的垄断机制，那么这种谈论很难起到实际效果。”

他指出，与这种垄断相伴而生的，是部分央企和国企同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只有切断这样的联系，才能够打破垄断，也才能够改变部分地区政府给央企和国企让利的现象。

“转型中国”的收入差异

常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收入差距过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改革开放之前差距很小，但改革开放之后需要有一定的扩大，主要是考虑要激励大家的积极性，调动大家的能力，但是还需要兼顾公平性。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激励和公平之间怎样才能保证平衡。收入过低或收入差距过大，这不是个别性问题，而是体制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体制能容忍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收入分配格局。

每个国家能容忍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一样的，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有这样一个特点——在发展时期，特别是转型期，会出现一个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收入差距拉大会充分刺激和发挥人们的积极性，提高整个社会的产能，这时每个人的收入都在增长，收入有差距但也比较好容忍。但目前我们出现的问题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过慢，提高的速度赶不上同期的通货膨胀率。这样一来，收入涨不过物价水平，并且落后于高收入人群，有限的收入提高不能让人感受到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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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企业会控制利润和工资之间的比例，据统计，在一百年里，美国企业总体的利润和工资之间比例基本上不变，也就是说，老板的利润提高多少倍，然后工人的工资也提高多少倍。从绝对数量上说，老板的收入提高得比较多，但比例是差不多的。利润和工资保持稳定的比例，是美国在百年内比较稳定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老板的利润增长太快，而普通工人的工资增长又太慢。按自然的法理来说，老板和工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光老板工资增长，工人的不增长，那工人就要造反，这是很自然的过程。

中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让大家更加不平，就是暴富的比较多。一些人靠不正当手段致富，比如垄断企业的收入很高，它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发明、创造等。另外一些私人企业老板纳税不是很严格，工人纳税反倒是规规矩矩。官员的腐败等导致的巨额不明来源收入也是一个问题，这样的收入差距拉大，是大家所不能接受的。

宏观与微观双管齐下

前些年工人收入水平比较低，福利、待遇跟不上，但考虑到从农村来，有收入就比没收入强，而且城市收入肯定比农村收入高，这样大多数人还能忍受。但现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包括新农村建设、农村税收减免等措施，使得农村的实际收入也在提高。这个时候外出打工者对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的感受就比以前降低了。

另外大家对收入的期望值也在提高，期望值的来源一个是横向比较，城市和农村比，或者国内同行比、国际同行比；一个是纵向比，和过去比。现在中国面临的难题是，之前高速发展的一个优势就是成本较低，现在大家期望值提高了，把工资提高，成本优势就会削弱，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可能也是问题。

所以从宏观来讲，不能光靠低价劳动力这个优势，要考虑转型，生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要实现转型，光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科研投入还不够，还要解决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问题。

从现实来讲，工资、福利、待遇、劳动条件改善虽然是趋势，但仍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工人的组织化程度。具体到工会，它的作用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它要代表工人来跟老板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它要能管理工人的不满，工会不能成为极端的代表。目前国内工会的这种谈判和协调能力还有待提高。同时，在国外大规模的工人罢工给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也是需要我们看到的。

怎样有效地保障工人的实际收入待遇，让它良性地不断提高，同时又使企业保留一定的盈利潜力，我想，这两者之间的合理比例很重要。

政府要倡导良性收入文化

国家的最低工资政策，对提高工人实际工资的效果到底如何，这是有争议的。但有关最低工资、福利、保险等既然有法律规定，就应该严格执行，对于企业超时用工和“血汗工厂” 4 页 共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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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监管和执法部门应该严厉查处和杜绝。

工人工资低，消费力不强，会影响到刺激内需和经济发展。政府对于工人工资水平的上涨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和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应该有一个总体态度；对于工人工资提高的水平应该有一个指导性的建议。这不属于法律上的强制，而是一种政策性的导向，一种文化。企业按导向来做，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反之则会失去工人的青睐。

从政府观念上来讲，要权衡就业、增长、投资、工人福利等的相互关系，而不能光从单一角度想，简单地觉得利润多了生产就能扩大。如何协调个人利益、企业利益、社会利益，需要政府的智慧。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44个小时的工人占89.9%，也就是说有近90%的工人都在违法超时加班。在珠江三角洲，当地农民工月工资12年只提高了68元，远远没有赶上同期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幅。

中国社会现在有两大矛盾，一个是收入分配不公，一个是司法不公。司法公正是一个国家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若司法不公正，就相当于水源被污染了。收入分配不公造成了干活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干活。这都是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讲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毕竟还是有法的，比如有劳动法，国务院下发的法规文件等。比如针对央企，就规定他们的一把手年薪是员工平均年薪的12-14倍，也就是说员工平均10万，大老总一年要120万，不得超过140万，这都是有法律和文件可查的。关键的问题是有法不依，像中石化被判刑的那位前一把手，一天仅职务消费就高达3万到5万，他又贪污了将近2个亿。所以说，这不是法的问题，关键是有法不依。

（整理：焦东雨 王宁莉）

用减税为企业提高工资“减负”

王文

提高企业职工的收入已经成为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环节。这对普通民众而言，涉及到一般意义的、在初次分配时便应享受的公平的“普及”；而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则事关在当下这个调结构的敏感时点上，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能否顺利推进。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目前，企业职工收入不合理主要体现在工资的整体增速偏慢。但各种所有制企业、各个行业又都有自身的特点。

在部分央企和大国企，这种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企业职工与高管的收入差距偏大，在个别企业则出现过大的现象。同时，部分垄断单位的职工收入也存在过高现象，且灰色空间较大，5 页 共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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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享有超出规定的高额的住房公积金，同时存在较多的制度外收入。

而在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中，职工收入的不合理则体现为明显低于其他所有制单位。此外，“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较为严重。”苏海南表示。事实上，即使在部分大型央企和国企也存在这一情况。临时工、劳务派遣工、非全职工等以各种名目雇佣的非正式人员，无法享受到合法待遇。一方面是工资待遇同正式工差距很大，另一方面则是难以获得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同时，这些企业对职工工资的克扣、拖欠，也是企业职工收入不合理的一个原因。

对此，苏海南指出要通过建立企业内部的平等协商机制实现职工收入的提高。“同时，也要为企业给职工提高工资创造空间和条件。可以通过税收上的鼓励来促进企业提高职工工资的积极性。”苏海南说。

参与收入分配改革调研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也曾经指出，调研结论之一是通过为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减轻税负，来提供提高企业职工工资的可能性。

“实行两条线并举，在企业给职工提高工资的同时，政府应该对企业同步减免税负。可以考虑将提高的工资成本在税收上相对应的进行全额、或半额的减免。”苏海南指出。

此外他指出，对企业的收入分配秩序要密切关注，从法律层面杜绝克扣、拖欠工资的现象。而在2008年初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中，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同工同酬”也是新劳动法的重要原则，因此对于劳务派遣、临时工、非全职工这些劳动者，防止因身份而受到歧视都是涵盖在劳动法的框架之中。“一切重在落实。”苏海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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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

热点分析

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主要是待改革的体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关系扭曲的重要表现。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贯穿始终。

一是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趋势下，原有体制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农民的身份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待遇。在市场经济收入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这种歧视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目前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二是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徒具形式，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从一些国有企业早期“砸三铁”到后来的随意裁员，以及“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的现象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机制的缺乏。

三是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行业归口管理演变而来。在体制转型期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往往热衷于“选择性”地参照“市场化”和“国际惯例”，这种选择性集中体现在所谓“市场价格”、赢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参照，大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更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垄断带给行业的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而是以“做大做强”之类的理由留在了部门和企业，并且部分地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五是缺乏对资源配置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具有了“价格”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出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这是产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

对策链接

2009年7月4日，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全球储蓄与消费分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指出，下一步国家将考虑从五个方面促进收入分配改革，其根本点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并做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

第一，增加劳动力收入。

第二，加强城市化进程，形成有利于国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城乡差距是造成我国居民整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而这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还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

第三，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薪酬形成机制。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测算，工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为65%左右。因此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企业薪酬形成机制非常必要。

第四，健全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与分配水平，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助帮机制。

第五，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更多向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倾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运转化。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研究推进收入与分配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税收再分配环节。

延伸阅读

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问题

邹东涛

一、理性分析收入差距与贫富矛盾

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矛盾的加剧，是近年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对这一问题必须冷静思考、分析和处理。

（一）关于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首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现在已接近0.5，而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这成为媒体炒作最热的问题之一。作为清醒的学者、官员和媒体对此都应该冷静点。首先应当认识到，与改革开放前普遍贫穷条件下的绝对平均主义相比，我国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加，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其次，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还不是全局的，“奔腾式”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矛盾。其三，对于已经存在的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的严重问题，国家绝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必须高度关注。其四，面对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但在舆论上切不可盲目和过度渲染，因为过度渲染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对现存的问题和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但不要搞民粹主义

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协调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实现贫富和谐，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弱势阶层的过低收入和贫困状况。同情社会弱势阶层，是社会公众一般的心理趋向，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人文关怀优良传统的表现。但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要谨防“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Populism，也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俄国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其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极端强调平民的利益、意见、公决、创制权等。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关系中借用“民粹主义”的概念，是指反对收入分配差距、绝对“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场竞争、崇尚平均主义等逆市场机制的思潮。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的目标，必须把握好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则，而公正首先来自符合效率原则的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原则，而机会均等原则首先是市场竞争机会的均等。只有牢牢把握这两个原则，才能确保财富持续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国家政策过度向社会弱势阶层倾斜，让“怀弱”极端为“民粹主义”，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益，减少财富增长，最终不利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三）调节收入分配，关注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首先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大的作为。而政府要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不能“东按葫芦西按瓢，眉毛胡子一把抓”，首要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我在1999年提出了“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人跟着利益走，利益跟着制度走”的观点，一个良好的、有效的制度不仅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财富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贫富和谐的关键。这就要全力打造全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利益表达的机制，利益的谈判和博弈机制，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等。从我国现实存在的严峻问题来看，首先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官民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解决廉政问题，从而在民众思想深处消除“仇官”心理(实际上是“仇腐”心理)；二是从制度上解决各级官员的勤政问题，真正为民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带来看得见的利益。

第二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城乡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真正取得实效；二是从制度上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农村人口平稳有效地向城市转移。

第三个方面是要为解决行业间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着力解决行业垄断问题，切实打破行业间的收入分配不公。

第四个方面是为解决劳资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逐步提高劳工最低工资保障线和强化对高收入的税收监管，从制度上解决劳资收入悬殊问题，从而在劳工思想深处消除“仇富”心理；二是完善工会制度，加大工会工作的力度，从制度上解决劳资的对话和劳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三是鼓励和提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促进劳资和谐。

第五个方面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的积累，加速和加大力度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等。

第六个方面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捐赠制度，让有钱人广泛地、自觉地参与到构建贫富和谐的工作中来。

通过这一系列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一方面，使“贫有保底”，从而“贫而不穷”；另一方面，使富者遵守各种社会规则，具有博爱和人文主义思想，长期坚持不懈地履行社会责任，多行善举，关爱社会弱势群体，从而降低、平抑和化解社会矛盾。只要这些做到了，贫富同舟共济，促进社会和谐，不仅是必须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二、关注公平不能向效率开刀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贫富矛盾的凸现，不少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提出了质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效率优先”造成的。如果是这样，就得降低效率了。但我们可以冷静地想想：我国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绝不是。因为迄今为止，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产出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而单位GDP增长的资源消耗率则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我认为，国家和社会应当关注社会公平，只有公平了才能实现贫富和谐，但关注公平，实现贫富和谐，绝不能向效率开刀。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而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不是要消灭收入差距，而是要调节收入差距，取缔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平抑社会矛盾。一个社会首先必须保持一定的竞争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进发展。否则，实现平等和贫富和谐必定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中国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普遍难题和顽疾是经济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我国就正确地提出和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但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经济效益，又不损害社会公平和影响社会稳定，这不仅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对于这些，该是什么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构建贫富和谐就把矛头指向实行了20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和崛起的文明古国，永远不能忽视公平，但一天也不能没有效率。

“平均主义”不利于提高效率，而“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这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实践都证明了的。比如说，勤劳人效率高，如果勤劳人的回报与懒惰人一样，这也是不公平的，结果会造成人们不愿意勤劳。因此要“奖勤罚懒”，而奖勤罚懒必然造成收入差距。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立足于提高效率。但是，单认清这个问题还不够，我们还要客观地分析“公平”。公平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有利于激励效率，而结果公平（比如不管工作干的好坏收入都一样），必然会严重影响效率。经济学天生关注效率，社会学天生关注公平，这是学科分工使然。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使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达成“共识”：“公平是相对的，社会可以接受的差距就是公平的”。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不能归结为“效率优先”，但并不是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完全凝固不变，而是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

过去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是因为鼓励效率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还需要政府在推进效率方面发挥有力作用；二是我国当初平均主义还比较严重，需要打破。而今天的情况则大大变化了。市场作为激励效率的力量已经初步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客观上将转变为“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有的学者提出“初次分配领域效率优先，再分配领域公平优先”。这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初次分配领域也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资本的主导者可能以强势地位故意压低甚至拖赖打工者工资，这在初次分配领域是难以自发解决的，必须由政府监管和干预；二是初次分配领域的高效率，不一定都带来宏观经济的高效率，可能还会冲击和影响宏观经济效率，这也必须依靠国家干预。因此，“政府主要管公平”，既包括再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也包括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但对初次分配领域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而不能干预微观经济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原标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发 〔2013〕 6号

国务院同意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与基本国情、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同时，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的战略部署，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扎实基础。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问题是发展中的矛盾、前进中的问题，必须通过促进发展、深化改革来逐步加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城乡居民在收入普遍增加、生活不断改善过程中的新要求新期待。同时也应该看到，深化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克难攻坚、有序推进。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坚持共同发展、共享成果。倡导勤劳致富、支持创业创新、保护合法经营，在不断创造社会财富、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普遍提高人民富裕程度。坚持注重效率、维护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市场调节、政府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和价格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坚持积极而为、量力而行。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突出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

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充分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把落实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作为重要任务。各有关部门要围绕重点任务，明确工作责任，抓紧研究出台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及时跟踪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各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措施，确保改革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社会预期，回应群众关切，凝聚各方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国务院

2013年2月3日（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求，深入推进“十二五”规划实施，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和制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破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

参与分配，不断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本确立，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框架初步形成，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平均每十年翻一番，家庭财产稳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践证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是与基本国情、发展阶段总体相适应的。

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充分发挥再分配调节功能，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彻底取消农业税，大幅增加涉农补贴，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力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扶贫标准大幅提升，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持续提高，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态势开始显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进展。

同时，也要看到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有待优化。这些问题的产生，既与我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和阶段性特征，也与收入分配及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不到位、政策不落实等直接相关。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解决一些领域分配不公问题，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根本举措；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处理好劳动与资本、城市与农村、政府与市场等重大关系，推动相关领域改革向纵深发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区域之间发展条件差异大，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还在深入发展。要充分认识到，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问题是发展中的矛盾、前进中的问题，必须通过促进发展、深化改革来逐步加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城乡居民在收入普遍增加、生活不断改善过程中的新要求新期待。同时也应该看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利益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克难攻坚、有序推进。

二、准确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1.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发展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着力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体制环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并重，继续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为重点，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2.主要目标。

——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扶贫对象大幅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形成。

——收入分配秩序明显改善。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护，过高收入得到合理调节，隐性收入得到有效规范，非法收入予以坚决取缔。

——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明显提升。

三、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

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创业规模，创造平等就业环境，提升劳动者获取收入能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完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机制。

3.促进就业机会公平。大力支持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小型微型企业和创新型科技企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完善税费减免和公益性岗位、岗位培训、社会保险、技能鉴定补贴等政策，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完善和落实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等鼓励自主创业政策。借鉴推广公务员招考的办法，完善和落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在国有企业全面推行分级分类的公开招聘制度，切实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

4.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足额提取并合理使用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保障职工带薪最短培训时间。新增财政教育投入向职业教育倾斜，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建立健全向农民工免费提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制度。完善社会化职业技能培训、考核、鉴定、认证体系，规范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提高技能人才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

5.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建立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根据经济发展、物价变动等因素，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到2015年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研究发布部分行业最低工资标准。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积极稳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和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到2015年，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80%，逐步解决一些行业企业职工工资过低的问题。落实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研究出台劳务派遣规定等配套规章，严格规范劳务派遣用工行为，依法保障被派遣劳动者的同工同酬权利。

6.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逐步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建立与企业领导人分类管理相适应、选任方式相匹配的企业高管人员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综合考虑当期业绩和持续发展，建立健全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对非国有金融企业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和股东大会在抑制畸高薪酬方面的作用。

7.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完善科学合理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适当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水平；调整优化工资结构，降低津贴补贴所占比例，提高基本工资占比；提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标准，抓紧研究地区附加津贴实施方案。结合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建立健全符合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工资分配制度。

8.健全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建立健全以实际贡献为评价标准的科技创新人才薪酬制度，鼓励企事业单位对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实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有利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分配政策，探索建立科技成果入股、岗位分红权激励等多种分配办法，保障技术成果在分配中的应得份额。完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特殊津贴制度。允许和鼓励品牌、创意等参与收入分配。

9.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落实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强化监管措施，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适度扩大存

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保护存款人权益。严格规范银行收费行为。丰富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基金产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拓宽居民租金、股息、红利等增收渠道。

10.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全面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国有资本收益，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11.完善公共资源占用及其收益分配机制。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国有土地、海域、森林、矿产、水等公共资源出让机制，加强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监管，防止通过不正当手段无偿或低价占有和使用公共资源。建立健全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

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税收调节力度，改革个人所得税，完善财产税，推进结构性减税，减轻中低收入者和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不断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制度。

12.集中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支出，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财力支持。严格控制行政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十二五”期间中央和地方机构编制总量只减不增，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坚决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全面公开“三公”经费使用情况。“十二五”时期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

13.加大促进教育公平力度。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全面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免费政策，严格规范教育收费行为。进一步完善普通高中、普通本科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政策，逐步提高补助标准。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提供补助。切实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当地中考、高考问题。

14.加强个人所得税调节。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和处罚措施，将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征收范围，建立健全个人收入

双向申报制度和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依法做到应收尽收。取消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等税收优惠。

15.改革完善房地产税等。完善房产保有、交易等环节税收制度，逐步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细化住房交易差别化税收政策，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合理调整部分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将部分高档娱乐消费和高档奢侈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

16.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十二五”期末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究推进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健全城镇居民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养老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挥商业保险补充性作用。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

17.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和待遇水平，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推进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门诊统筹。“十二五”期末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医保基金支付水平达到75%以上，明显缩小与实际住院费用报销支付比例的差距。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实现统筹区域和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逐步增加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18.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满足困难家庭基本需求。“十二五”期末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按质量标准完成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1000万户以上，实现全国游牧民定居目标。

19.加强对困难群体救助和帮扶。健全城乡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独居、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完善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推进孤儿集中供养，建立其他困境儿童生活救助制度。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20.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积极培育慈善组织，简化公益慈善组织的审批程序，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举办医院、学校、养老服务等公益事业。落实并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超过利润总额12%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扣除。加强慈善组织监督管理。

五、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促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1.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稳步提高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完善大宗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养新型经营主体，支持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对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投入，促进产销对接和农超对接，使农民合理分享农产品加工、流通增值收益。因地制宜培育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和乡村旅游，使农民在农业功能拓展中获得更多收益。

22.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稳定增长机制，完善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粮食直补政策，增加农机购置补贴规模，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新增农业补贴向粮农和种粮大户倾斜。完善林业、牧业和渔业扶持政策。逐步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适当提高保费补贴比例，进一步细化和稳步扩大农村金融奖补政策。

23.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确保农民分享流转收益。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征地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24.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大幅增加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新增部分主要用于支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加大以工代赈力度，努力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二五”时期，对240万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异地扶贫搬迁;按照人均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扶贫标准，到2015年扶贫对象减少8000万人左右。

25.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定公开透明的各类城市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探索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重点推进解决举家迁徙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六、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监管，加大反腐力度，加强信息公开，实行社会监督，加强基础工作，提升技术保障，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26.加快收入分配相关领域立法。研究出台社会救助、慈善事业、扶贫开发、企业工资支付保障、集体协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转移支付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及时修订完善土地管理、矿产资源管理、税收征管、房产税等方面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财产登记制度，完善财产法律保护制度，保障公民合法财产权益。

27.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将拖欠工资问题突出的领域和容易发生拖欠的行业纳入重点监控范围，完善与企业信用等级挂钩的差别化工资保证金缴纳办法。落实清偿欠薪的工程总承包企业负责制、行政司法联动打击恶意欠薪制度、保障工资支付属地政府负责制度。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

28.清理规范工资外收入。严格规范党政机关各种津贴补贴和奖金发放行为，抓紧出台规范改革性补贴的实施意见。加强事业单位创收管理，规范科研课题和研发项目经费管理使用，严格公务招待费审批和核算等制度规定。严格控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高管人员职务消费，规范车辆配备和使用、业务招待、考察培训等职务消费项目和标准，职务消费接受职工民主监督，相关账目要公开透明。

29.加强领导干部收入管理。全面落实《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严格执行各级领导干部如实报告收入、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的规定，对隐报瞒报、弄虚作假等行为，通过抽查、核查，及时纠正，严肃处理。继续规范领导干部离职、辞职或退（离）休后的个人从业行为，严格按照有关程序、条件和要求办理兼职任职审批事项。

30.严格规范非税收入。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继续推进费改税，进一步清理整顿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坚决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项目，收费项目适当降低收费标准。建立健全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

31.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围绕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管理，堵住获取非法收入的漏洞。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偷税逃税、内幕交易、操纵股市、制假售假、骗贷骗汇等经济犯罪活动。严厉查处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行为。深入治理商业贿赂。加强反洗钱工作和资本外逃监控。

32.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大力推进薪酬支付工资化、货币化、电子化，加快现代支付结算体系建设，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推广持卡消费，规范现金管理。完善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发票管理和财务报销制度，全面推行公务卡支付结算制度。整合公安、民政、社保、住房、银行、税务、工商等相关部门信息资源，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收入信息监测系统，完善个人所得税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城乡住户收支调查一体化制度。

七、加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组织领导

33.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充分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把落实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作为重要任务，纳入日常考核。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工作指导，强化监督检查，认真总结经验，及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34.突出重点，强化实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与国有企业、行政体制、财税金融体制等相关重点领域改革有机结合、协同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围绕重点任务，明确工作责任，抓紧研究出台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及时跟踪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各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措施，确保改革各项任务落到实处。鼓励部分地区、部分领域先行先试，积极探索。

35.深入宣传，注重引导。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全社会从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正确认识当前存在的收入分配问题，深入宣传坚持科学发展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途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切实做好各项改革政策的解读工作，加深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艰巨性、复杂性的认识，引导社会预期，回应群众关切，凝聚各方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四篇：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研究报告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研究报告

从2004年启动调研开始，收入分配改革可谓“八年磨一剑”，终于进入收获季节。据悉，总体方案将在下半年出台，全体国民殷殷期盼，但最后揭晓的是什么结果，人们尚不敢抱太乐观的态度。因为8年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已经多次出现，无声无息地制订，没见到过一份征求意见稿，又无声无息地退回，也没听说明确的理由。或许这次真能“一劳永逸”，宣告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难以成行，是因为经济和政治，历史和现实等因素过于复杂的交织。中国由列强入侵总结出“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从此开始“赶超行动”，而由于把失利的直接原因归之于“中国一盘散沙”，所以，“中国式赶超”坚持以国家为主体，无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点上是完全连贯、无缝衔接的。只要国家行动是有效的，国家从分配格局的得利有助于提高国家行动的效率，那收入分配体制就是天然合理的。坚持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首先是国家包括国企的“效率优先”。改革以来，出现过一波又一波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而一夜暴富者，其中不少是在国家享用财富盛宴的过程中，分沾了残余而得以成功的。最近有学者分析了中国富豪产生和政治周期的高度关联，其内在机理就在这里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现行的收入分配体制因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失衡，而获得了经济学意义上额外的合法性。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赶超行动”，从头就面临资本匮乏的难题。改革开放的最大意义之一是让中国跨过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初始阶段，而资本愿意进入中国则因为存在着以“超经济的方式”获利的结构性机会。所谓“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通过压低农业收益，将大量农民驱入城市就业市场，人为加剧资本匮乏条件下的劳动力过剩状态，另一方面依托户籍制度，拒绝给进城的农民以市民待遇，免除了企业的社会保障支出。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压低了农民工的总体收入，也压低了户籍市民的工资，收入分配体制何以扭曲和何以需要改革，很大程度上都肇因于此。借助于扭曲的分配体制，中国资本[3.88 0.00%]快速积累，甚至出现资本过剩，与此同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劳动者逐渐离开就业市场，持续增加的劳动力供应开始掉头，收入分配改革开始有了讨论的空间。2008年后，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和债务危机，中国出现产能过剩，国民无论是否适龄的劳动者，其消费者属性不断增强，而在“无消费，则无生产”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下，分配出现自动向消费者倾斜的趋势，以避免经济失速。中国社会进入了“没有公平，就无法保证效率”的阶段，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也进入了快车道。

经济要求的自发浮现，并不一定会带来国家行为的自动调整。尽管30多年的发展一再证明，不单一地依赖国家，中国可能发展更快，但国家自身逻辑和由国家逻辑得利的集团，包括庞大的靠财政供养的群体、借权力寻租的部门和依托垄断而获得暴利的机构，都离不开现行的收入分配体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关心的首先不是经济能否转型，分配是否公平，而是会不会“动他们的奶酪”。

由此，国家与国民，政府与企业，国企与民企，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等，在收入分配改革这个公共平台上开始了一场无形但却公开的博弈。历经8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分配改革方案，倘若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能切实满足国民合理的期盼，那么，这场原本关涉经济利益的温和要求，有可能演化为权力与权利的尖锐对峙。近年来，“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日趋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否准时推出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成为对国家回归其调和不同利益的政治功能的检验。

第五篇：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收入分配改革渐行渐近，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5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闻世震、吴晓灵率调研组兵分两路，分别选取东、中、西部地区的样本省市进行密集调研。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分别展开调研。记者从相关部委了解到，由国家发改委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草案已接近完成。

“目前，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制定者更多关注初次分配领域。”全国人大财经委的一名人士对记者说，改革方案将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为着力点，充分发挥市场对初次分配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吴晓灵曾透露全国人大调研的一个重要结论，即建议减轻竞争性行业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是为“化税为薪”。记者从人社部得知，此建议亦得到部分部委官员的赞同。记者近期在企业中调查了解，大部分企业主认为目前税负过高，但觉得“化税为薪”的操作性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企业员工则对企业能否自主加薪及“税转薪”的落实监管心存质疑。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则向记者提出，应将“化税为薪”流程倒过来——— 政府应鼓励企业增加员工薪酬，并据此对提薪的企业采取税收减免，是为“提薪让税”。“‘化税为薪’的自主权在企业手上，但‘提薪让税’的主动权在政府手上。”叶青表示，应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结合起来，并行不悖，调查报告《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企业反映：税重，不规范收费多

“结构性减税对应的往往是结构性增税。”苏州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因应对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国家和地方都加大了税收征缴的力度。

刘经理是陆家嘴核心区一家公司的老总，说是老总，其实手下就四个人，他的业务却遍布整个上海，甚至很多海外客户：因为他的业务是帮人注册公司。这个地道的上海人有一句口头禅：生意不好做，该省的就要省。他说的省钱就是指“如何逃避重税”，在其看来，这也是注册公司的各类老板最关注的问题。也正因为此，刘经理对上海崇明、松江、嘉定这些偏远地区都非常熟悉，因为“在那里注册公司可以少交很多税”。

淮南矿业集团是一家大型企业，是全国520家大型企业集团和安徽省17家重点企业之一。在安徽省政府官员对淮南矿业集团调研时，据一位参与调研的官员向记者透露，淮南矿业集团方面反映税负较重。“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加工制造等行业，起到积极的减负作用，然而对采掘业特别是煤炭行业不仅没有减负反而在增负。”淮南矿业方面如是说。

这有一定的道理。由于增值税允许抵扣，加工贸易企业有进有出，有进项税也有销项税，两项抵扣，实际缴纳税负理论上可以是零；而淮南矿业作为资源类企业，其煤炭等是产品，不是买来的，销项税多，进项税少，基本无法抵扣，实际税负就相应加重。

此外，在人大财经委和人社部等提出的调研建议中，更多的是提出将税负降低，以促使企业提高工资，并没有提到企业的“费负”，这一块也是企业的负担大头之一。

华东地区某省组织了政府人员对下属国企进行了常规调研，结果发现企业竟然普遍反映质检“检测过于频繁，检测种类过多，收费过高，企业不堪重负。”这次调研有一个结果：生产型企业中70%的企业反映质检部门的问题，一是检验检测的必要性，二是收费的合理性，而这两者都加重了企业的负担。“费不规范的多，企业不可预见。企业预算中无法准确计量，而税，企业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做好预算。”上述参与调研的官员告诉记者。即使对于再严格的税收，一般企业都有相应的合理避税手段，但对于收费而言，企业根本无法逃避。

■“化税为薪”实操：如何让左口袋的钱到右口袋？

接受采访的几位官员和学者均认为，吴晓灵等人的建议很好，就是左口袋右口袋的道理。但问题随之而来，谁能够确保左口袋的钱就真正能够转到右口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