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中山分行与中山市高科技开发区城市信用社等存单纠纷案

第一篇：交通银行中山分行与中山市高科技开发区城市信用社等存单纠纷案

交通银行中山分行与中山市高科技开发区城市信用社等存单纠纷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1）民二提字第11号

原审上诉人（一审被告）：交通银行中山分行。

负责人：强舜，该行行长。

诉讼代理人：林星玉，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方晓梅，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山市高科技开发区城市信用社。

法定代表人：魏跃，理事长。

诉讼代理人：张嫦娥，中山市高科技开发区城市信用社主任。

诉讼代理人：赵琼，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中山市巨龙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洪庄，该公司经理。

原审上诉人交通银行中山分行（以下简称中山交行）与原审被上诉人中山市高科技开发区城市信用社（以下简称高科技信用社）、原审被上诉人中山市巨龙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龙公司）存单纠纷一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8月13日作出（1998）粤法经一上字第153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中山交行不服该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01年9月13日作出（2001）民二监字第355号民事裁定，决定对本案进行提审，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本院再审查明：1996年2月8日、13日和14日，高科技信用社与中山交行孙文路办事处（以下简称孙文办）签订了五份内容相同的信托（委托）存款合同，合同号为中交银字第005、006、007、008、009号，每份合同约定：高科技信用社同意将有权自主支配的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作为信托（委托）存款资金，交由孙文办自行管理使用。孙文办对高科技信用社信托（委托）存款按月息15‟支付，利息支付方法以高科技信用社信托（委托）存款划到本行账户的次日起按季计付。履行期限为6个月。合同期间，高科技信用社不得提前支取信托（委托）存款资金，合同期满后，孙文办负责偿还存款应付的本息。孙文办对高科技信用社提供的信托（委托）资金在管理使用上承担完全的经济责任。高科技信用社分五次向孙文办各汇款2000万元共计一亿元人民币。合同到期后，高科技信用社要求孙文办兑付存款本息未果，遂于1997年9月4日，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山交行兑付中交银字第005、006、007号合同项下6000万元存款本息。

另查明：高科技信用社办理汇款手续时使用的是其特种转账借（贷）方传票。该传票一式三联，其中一联为蓝色，作为高科技信用社付款凭证；另两联为淡紫色，一联由孙文办收款后加盖转讫章交回高科技信用社，一联由孙文办留存作收款人账凭证。高科技信用社在一审诉讼期间提交的1996年2月8日（005号合同）特种转账借（贷）方传票蓝色联，付款单位全称为存放同业款项，收款单位全称为交行孙文路办事处，与淡紫色两联传票记载的付款单位高科技信用社、收款单位高科技信用社内容不相符合，蓝色传票联收款单位账号是空白的，加盖转讫章交回高科技信用社淡紫色一联收款单位账号为02—413270，系孙文办以高科技信用社名义开设的活期存折账户；中山交行提供的留作收款入账之用的淡紫色一联收款单位账号为4—20156039，系巨龙公司在孙文办开立的账号；转账原因三联均为往来款。1996年2月12、14日（006、007号合同），高科技信用社提供的作为付款凭证的蓝色传票联收款单位账号是空白的，加盖转讫章交回高科技信用社淡紫色传票联收款单位账号为02—413270。2月12日蓝色传票联高科技信用社所盖的转讫章上日期为2月13日，淡紫色传票联孙文办所盖的转讫章为2月12日；应由孙文办提供的2月12、14日淡紫色联传票，孙文办没有提供。转账原因均为往来款。

孙文办以高科技信用社名义开设活期存折账户后，未将存折交高科技信用社保管。高科技信用社也未向孙文办索要存款凭证。孙文办收到6000万元款项后，将2000万元转入巨龙公司4—20156039账户，4000万元先转入高科技信用社在孙文办开立的02—413270账户，再转入巨龙公司账户。之后，又将6000万元转入巨龙公司在高科技信用社开立的账户，并由高科技信用社给巨龙公司开具了定期存单。

又查明：1996年5月30日、8月14日，巨龙公司两次汇付高科技信用社450万元和470万元。高科技信用社称此920万元，是巨龙公司支付与其1995年10月19日签订的6000万元借款合同的利息。中山交行称是巨龙公司支付给高科技信用社005号至009号合同共计一亿元人民币6个月的利息。

1997年1月9日，高科技信用社与案外人深圳市万延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延汽车公司）补签了金额为6000万元的工商企业借款合同，借款期限6个月，还款时间为1996年8月13日，同日，高科技信用社与万延汽车公司、深圳市万延工业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延工业城公司）签订了金额为6000万元的借款承还保证书，并将两份合同签订的时间倒签为1996年2月13日。高科技信用社原副主任韩可义在接受中山交行代理人调查借款合同及一亿元存款情况时，承认工商企业借款合同、借款承还保证书，是在朱仲一（系万延工业城公司法定代表人）承诺由其偿还一亿元存款后补签的合同，每次高科技信用社贷给朱多少款，贷款规模和通过孙文办怎样做，都是高科技信用社理事长魏跃提出，事后朱仲一属下就直接拿着魏跃在高科技信用社对他们讲的方法的存款合同来找他办手续。

1997年2月7日，万延工业城公司在给中山市检察院、中山市纪检、中山市交行“有关中山市交行孙文路办事处给我万延工业城所属分支机构担保和投资，以及中山高科技、阜康信用社资金转存交行孙文路办事处的有关情况说明”第（9）笔：万延工业城所属分支机构在中山高科技信用社1995～1996年共计贷款5．5亿元，这些贷款是用万延工业城所属的分支机构在中山市的房地产作抵押合法贷取的。„„高科技信用社将上述贷款发给万延工业城所属分支机构后，又觉得规模大，因此又要求将部分贷款通过委托存款的名义将款划人孙文办再转给他们使用，实际上这些委托存款只是名义上的，真正的债权债务关系仍然是万延所属分支机构和高科技信用社，并且是以房产作抵押合法借贷的。

1997年3月15日，万延工业城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仲一给中山交行出具一份证明中称，高科技信用社曾多次共将一亿元信托（委托）存款存人孙文办，随即又将这些款项划入他们公司及其属下使用。这些款项表面看来似乎是作为存款存人交行孙文办，而实际上是他作为公司法人同高科技信用社几位负责人事先商定为回避规模而采取名义存款形式，真正的债权债务关系应是高科技信用社和万延公司所属分支机构。

1997年3月24日，高科技信用社给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转存中山交行一亿元人民币的情况汇报”中称：“深圳万延汽车工业城有限公司（法人朱仲一）向本社提出贷款申请，要求贷款一亿元用于开发生产汽车，并提出由深圳万延工业城有限公司（法人朱仲一）进行担保。当时，我们对该项目进行了调查、了解、论证，要求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但据朱总介绍，万延工业城新建，没有房产证及土地证，因此不能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我们考虑到，企业做担保，风险太大，没有同意。最后商定为我社不把款项付给贷款企业，而是把此款项转存到孙文办。由孙文办与我社签订委托存款合同，如果贷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我社可以凭存款合同要求中山交行还款，我社不承担风险。后来，按此方案办理了有关手续”。

1997年6月1日、7月31日，孙文办原负责人殷志远在中山市检察院交代一亿元存款事实中称：他及沈坚从来没有与高科技信用社的任何领导或工作人员直接商谈过资金问题，仅从朱仲一谈话中，知道高科技信用社有魏主任、黄主任，而韩主任到过孙文办几次。任务是拿委托存款合同，匆匆几分钟，没有谈及资金问题，因为双方都明白，朱仲一与高科技信用社的资金使用早已办妥手续并作了安排，不用他们与韩主任再谈什么了。而委托存款合同也仅是形式而已。一亿元的委托存款，是朱仲一与高科技信用社谈妥了条件，包括利率、期限等，办好了有关手续后，由高科技信用社分若干次（可按委存合同时间逐笔跟踪）将资金划入在孙文办开立的“高科信社”存折，再划入巨龙公司账户，继而又从巨龙账户划转回高科技信用社。根据朱仲一讲，此一亿元资金从筹集、划转、使用均由他与高科技信用社主要领导谈妥，并办理了有关手续。不用孙文办负任何责任，还本付息均由朱仲一或巨龙公司负责。孙文办出具委托存款合同，是为方便高科技信用社回避贷款规模，应付检查而已。孙文办没有使用其任何资金，帮助高科技信用社转款是为了增加孙文办的存款积数。

1997年6月5日，孙文办原负责人沈坚在中山市检察院就一亿元存款事实的交代中称：高科技信用社的一亿元存款是在96年初分三笔从高科技信用社转入后（第一笔2000万元，第二笔4000万元，第三笔4000万元）转入万延公司下属公司账户中使用。该一亿元的资金，90％以上全部均转回万延公司在高科技信用社的账户之中。至于这些资金为何要来回转，其真实的作用是怎样，高科技信用社与万延公司之间怎样核算等，他们可以说是不太清楚。他们只是按照朱仲一的所谓方案去办理手续而已。该一亿元资金的实际使用者明确是万延公司及属下公司。

孙文办是中山交行依法设立的办事机构，其经营范围不包括信托（委托）贷款业务。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高科技信用社与孙文办之间的行为实为以存款合同为表现形式的违法拆借行为，其以存款合同关系掩盖非法融资关系，故意规避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由此，双方所签订的存款合同应确认为无效。双方参与违法拆借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孙文办没有在约定的期限内将资金本息偿还给高科技信用社，是酿成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把违法拆借的款项还给高科技信用社，并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存款利率赔偿该款借用期间的利息。高科技信用社明知孙文办没有资金拆借权，却变相与孙文办发生融资行为，对造成纠纷也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合同里约定的利息已超出法定利率，不予支持。中山交行在诉讼中主张高科技信用社已收到巨龙公司给付本案所涉合同项下利息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孙文办自行把高科技信用社的存款转给了巨龙公司，则该笔款项实际上已由巨龙公司使用。由此，巨龙公司应对高科技信用社的存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判决：中山交行和巨龙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15天内，共同连带向高科技信用社返还款项6000万元以及该款项的利息。利息统一从1996年2月13日开始计至付清日止。其中，从1996年2月13日计至同年8月13日，按月息6‟计付；从1996年8月14日计至付清日止，则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按实际存款期分不同档次计付利息。案件受理费391 010元，由中山交行和巨龙公司共同承担300 000元，由高科技信用社承担91 010元。

中山交行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是违法拆借行为违背事实和法律。本案的资金流转关系发生在高科技信用社和巨龙公司之间，孙文办只居于中介地位。认定巨龙公司支付给高科技信用社的920万元款项是支付双方1995年10月19日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项下的利息是错误的。本案应属于委托贷款关系，巨龙公司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应由高科技信用社自行承担。请求撤销原判，驳回高科技信用社对中山交行的诉讼请求，判令巨龙公司对万延工业城偿还6000万元及利息给高科技信用社承担连带责任。

高科技信用社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巨龙公司未作答辩。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高科技信用社与孙文办签订存款合同，依约将6000万元资金交付给孙文办，由孙文办将6000万元资金划入巨龙公司账户，高科技信用社依据存款合同和汇款凭证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属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高科技信用社与孙文办所签订的三份信托（委托）存款合同，依法应确认无效。巨龙公司自孙文办取得6000万元资金使用，应确认巨龙公司为用资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项第1目的规定，巨龙公司和孙文办应承担连带偿还6000万元本金和利息给高科技信用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企业存款利率计付。孙文办是中山交行依法设立的办事机构，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中山交行依法应对孙文办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所谓孙文办工作人员是否涉嫌犯罪并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免除中山交行在本案中所依法承担的民事责任，亦不影响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山交行请求中止本案民事诉讼的审理，无法律依据。中山交行主张巨龙公司支付给高科技信用社的920万元款是本案6000万元本金及另案4000万元的利息，并据此认为孙文办与高科技信用社、巨龙公司之间设立了委托贷款法律关系，因无相应证据证明，不予采纳。深圳万延工业城有限公司不是本案用资人，中山交行请求追列为本案当事人并承担民事责任，于法无据。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但对利息计付的表述略有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变更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中中经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为：中山交行和巨龙公司连带向高科技信用社偿还6000万元本金和利息（其中2000万元自1996年2月8日起、2000万元自1996年2月13日起、2000万元自1996年2月14日起。均计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企业存款利率计算）。限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清付，逾期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1 010元，由中山交行和巨龙公司共同承担30万元，高科技信用社承担91 0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1 010元由中山交行承担。

中山交行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终审判决认定高科技信用社将6000万元资金交付给孙文办，由孙文办将6000万元划入巨龙公司，回避了高科技信用社给中山市检察院“转存交行一亿元人民币的情况报告”中承认一亿元贷款的用资人是高科技信用社事先指定的这一重要事实。此外，终审判决对巨龙公司付给高科技信用社920万元款项是否属于支付本案6000万元的利息，高科技信用社通过孙文办转给巨龙公司的6000万元资金于交付的当天又转回高科技信用社，高科技信用社据此为巨龙公司开出相应的定期存款凭证，以及高科技信用社与万延汽车公司和万延工业城公司补签了6000万元的借款合同及借款承还保证书等事实未予认定。中山交行提出新证据，证明高科技信用社通过与孙文办签订存款合同的方式将6000万元资金拆借给巨龙公司使用，是高科技信用社与巨龙公司事先商定的，用资人巨龙公司是高科技信用社事先指定的。原审判决由中山交行和巨龙公司连带承担偿还高科技信用社6000万元本息的责任与事实不符，显失公平。

高科技信用社答辩称：原审认定的事实没有错漏。高科技信用社知道用资人是谁，但对本案争议资金的使用没有决策权，双方签订的存款合同约定，资金的管理责任在中山交行。是孙文办将资金交给用资人，根本没有另行得到高科技信用社的指定。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巨龙公司未作答辩。

本院认为：高科技信用社与巨龙公司经协商决定，由高科技信用社与孙文办签订存款合同，将其中的2000万元款项直接转入巨龙公司在孙文办设立的账户，4000万元款项转入孙文办为其开立的存折账户，再将该笔资金划入巨龙公司账户，高科技信用社依据存款合同和付款凭证提起诉讼，据此，应认定本案系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属于违法借贷，高科技信用社与孙文办签订的005、006、007号信托（委托）存款合同，应依法认定无效。巨龙公司实际使用了本案争议款项，应确定其为本案用资人。

本案虽然没有书面证据证明高科技信用社指令孙文办将款项转给巨龙公司，形式上是由高科技信用社与孙文办签订了信托（委托）存款合同，并将款项转给了孙文办，但是，从高科技信用社与巨龙公司协商如何使用该笔借款，其使用特种转账借（贷）方传票转款时，没有严格按照银行规定逐栏填写、一式三联没有联联相符、转款原因本应是存款而写成性质不确定的往来款，以及本案资金最后转回高科技信用社的事实表明，高科技信用社签订信托（委托）存款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是与孙文办建立真正的存款关系，而是通过孙文办将款项借给巨龙公司使用，孙文办将高科技信用社的款项转给巨龙公司使用并未违背高科技信用社的意愿。高科技信用社在给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转存中山交行一亿元人民币的情况汇报”中，已清楚地表达了存款的真实目的，具体实施方法也是按照其表述内容进行的，孙文办的转款行为，实际上体现了高科技信用社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不能认定是孙文办自行将资金转给用资人使用。存款合同到期，巨龙公司不能按期还款，高科技信用社又与案外人万延汽车公司、万延工业城公司补签了金额为6000万元的“工商企业借款合同”、“借款承还保证书”，并将合同签订时间倒签的行为，同孙文办原负责人、高科技信用社原负责人的交代、万延工业城法定代表人朱仲一出具的情况说明，与高科技信用社向中山市检察院出具的情况汇报所述内容相互印证的事实，表明高科技信用社就是要将一亿元资金给巨龙公司使用。高科技信用社不仅知道6000万元的用资人是巨龙公司，而且本案的用资人在这笔借款贷出以前就已被高科技信用社指定。因此，本案的用资人应认定是高科技信用社指定。高科技信用社主张其对争议款项没有管理和决策权，存款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双方争议的920万元是哪笔贷款利息问题。高科技信用社提供了《巨龙工贸有限公司还本息情况说明》和其与巨龙公司签订的两份抵押贷款6000万元，利率分别为月息14‟、12‟的抵押贷款合同，但情况说明中的计算方法缺乏合理依据。而中山交行提供的巨龙公司支付给高科技信用社005号至009号合同共计一亿元，月息15‟，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利息的计算方法更为准确，本院予以采纳。但本案诉讼标的为6000万元，按照005、006、007号存款合同的利息，在920万元利息中的份额计算利息为552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出资人直接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或通过金融机构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金融机构向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从用资人或金融机构取得或约定取得高额利差的行为中发生的存单纠纷案件，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第（二）款第一项规定：“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属于违法借贷，出资人收取的高额利差应冲抵本金。出资人、金融机构与用资人因参与违法借贷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第（二）款第一项第3目规定：“出资人将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再指定金融机构将资金转给用资人的，首先由用资人返还出资人本金和利息。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金融机构因其帮助违法借贷的过错，应当对用资人不能偿还出资人本金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不超过不能偿还本金部分的40％。”根据上述规定，对于本案纠纷的产生及由此造成的损失，应根据各方的过错合理划分各方的民事责任。巨龙公司因参与违法借贷，且长期占用争议款项未予归还，引起本案纠纷，应承担主要责任，其应向高科技信用社承担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的责任。但高科技信用社所取得的552万元利差应从本金中扣除。高科技信用社为获取高额利差，规避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违法借贷，有过错；孙文办违规操作，帮助高科技信用社完成了违法借贷，亦有过错，其对巨龙公司不能偿还高科技信用社的借款本金应承担40％的责任。孙文办是中山交行依法设立的办事机构，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对于孙文办在本案中承担的债务，中山交行应承担清偿责任。原审判令中山交行对偿还高科技信用社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中中经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粤法经一上字第153号民事判决。

二、中山市巨龙工贸有限公司偿还中山市高科技开发区城市信用社本金5448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计至付清之日止）。

三、交通银行中山分行对中山市巨龙工贸有限公司不能偿还中山市高科技开发区城市信用社本金部分承担40％的赔偿责任。

一审案件受理费391 0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1 010元，共计782 020元，由交通银行中山分行承担260 673．32元，中山市高科技开发区城市信用社承担260 673．34元，中山市巨龙工贸有限公司承担260 673．3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官 鸣 代理审判员 孙基刚 代理审判员 陈 佳 二00二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利华

第二篇：交通银行中山分行因与中山高科技开发区城市信用社等存单纠纷上诉一案

交通银行中山分行因与中山高科技开发区城市信用社等存单纠纷上诉一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XX)粤高法民二终字第1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交通银行中山分行,住所地:中山市悦来南路30号。

负责人:杨谷楼,行长。

诉讼代理人:方晓梅、林星玉,均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高科技开发区城市信用社,住所地:中山市石岐东区竹苑新村竹苑路59号。

法定代表人:魏跃,理事长。

诉讼代理人:张嫦娥,该社职员。

诉讼代理人:赵琼,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山市万延电子厂,住所地:中山市石岐宏基路6-8号。

法定代表人:朱仲一,厂长。

原审被告:中山市巨龙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山市石岐东区富豪山庄豪雅街13幢。

法定代表人:张洪庄,经理。

原审被告:中山市汇丰空调销售公司,住所地:中山市小榄镇竹源公路268号。

法定代表人;张洪庄,经理。

上诉人交通银行中山分行(以下简称中山交行)因与被上诉人中山高科技开发区城市信用社(以下简称高科技信社)、原审被告中山市万延电子厂(以下简称万延厂)、原审被告中山市巨龙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龙公司)、原审被告中山市汇丰空调销售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存单纠纷一案,不服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XX)中中经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查明:1996年8月8日,中山交行下属孙文路办事处(以下简称交行孙文办)与万延厂签订(96)中交银孙文字第808号《交通银行中山分行信托(委托)存款合同》(下称存款合同),约定万延厂将1300万元作为信托(委托)存款资金,交由交行孙文办自行管理使用,合同期为六个月,自1996年8月8 日起至1997年2月7日止。1996年8月13日,汇丰公司与交行孙文办签订(96)中交银孙文办字第813?1号存款合同,约定汇丰公司将其1500 万元作为信托(委托)存款资金,交由交行孙文办自行管理使用,合同期为六个月,自1996年8月13日起至1997年2月13日止。1996年8月13 日,巨龙公司与交行孙文办签订(96)中交银孙文办字第813?2号存款合同,约定汇丰公司将其3000万元作为信托(委托)存款资金,交由交行孙文办自行管理使用,合同期为六个月,自1996年8月13日起至1997年2月13日止。在签订上述合同的当日,万延厂、汇丰公司、巨龙公司(以下简称万延厂等三企业)分别出具了三份《不可撤销提款委托书》给高科技信社,将他们在上述存款合同项下的存款本息的提款权转让给高科技信社。也在同日,交行孙文办分别出具了三份确认书给高科技信社,主要内容为:

1、确认万延厂等三企业已于签订存款合同的当日将合同约定的款项存入交行孙文办。

2、确认上述存款本息的提款权转让给高科技信社。

3、保证在上述存款的存款期内不再办理万延厂等三企业申请的转让、抵押、挂失、确认、转户、提前支取等手续,保证在合同到期后向高科技信社全额支付存款本息。上述三份存款合同到期后,高科技信社持存款合同要求中山交行支付存款本息时遭中山交行拒付。高科技信社遂于1998年将中山支行等诉至原审法院。由于高科技信社没有履行预交案件受理费的义务,原审法院于XX年9月18日裁定该案按高科技信社自动撤回起诉处理。XX年3月15 日,高科技信社重新起诉,请求判令中山交行立即支付存款本金5800万元及利息22968000元。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八条之规定,追加万延厂等三企业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另查:1996年8月8日,深圳市中汽专用汽车万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万延)与高科技信社签订了金额为5800万元的《工商企业借款合同》,借款期限自从1996年8月8日至1997年2月8日。同日,深圳万延委托高科技信社按下列要求划款:将1300万元划入万延厂帐户,将3000万元划入中山市洋三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洋三公司)帐户,将1500万元划入洋三公司帐户。1996年8月8日高科技信社将1300汇入万延厂在交行孙文办开立的4-XX0029帐户,1996年8月9日万延厂即将该1300万元转至南雄县翠屏购物中心有限公万元汇入洋三公司在交行孙文办开立的4-XX005 帐户。同日,洋三公司分别转1000万元至巨龙公司孙文办开立的4-XX6039号帐户、万延厂4-XX0029号帐户、汇丰公司在孙文办开立的 4-XX2018号帐户。汇丰公司、万延厂收到上述1000万元的次日,即将该1000万元以电汇方式支付南雄县翠屏购物中心有限公司。1996年8 月13日高科技信社将1500万元划入洋三公司在交行孙文办的上述帐户。

又查:1999年,中山市公安局委托中山市审计师事务所对交行孙文办在1996年8月至11月签署的14份信托(委托)存款合同(不包括本案的三份存款合同)的相关资金进行审计。中山市审计师事务所对孙文办1996年信托存款帐、1996年单位定期存款帐、1996年通知存款帐、合同签订日期前后两天的储蓄流水帐、1996年8月至11月期间万延厂等三企业的对帐单及相应凭证进行了审计,并于同年5月18日出具中审事字(99)第11109号审计报告称: 1996年8月至11月,在孙文办的信托存款帐、单位定期存款帐、通知存款帐、储蓄帐均未发现有万延厂等三企业的存款。?

再查:交行孙文办原副主任沈坚已于1998年4月20日因挪用公款罪被原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交行孙文办主任殷志远因挪用公款罪被原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二人现均在服刑期间。万延厂的法定代表人朱邦益(又名朱仲一)、汇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洪庄、高科技信社原副主任韩可义因涉嫌贷款诈骗、违法发放贷款、非法出具金融票证被依法逮捕,目前相关刑事案件正在本院审理中。1999年3月25日,中山交行的诉讼代理人方晓梅在中山市公安局看守所对高科技信社原副主任韩可义进行调查时,韩可义承认:不可撤销提款书及确认书均由高科技信社制作并由韩可义到交行孙文办找殷志远盖章、签名。存款合同由巨龙公司用来换高科技信社的存单;高科技信社开出存单的目的是为了给朱邦益贷款;1996年底,朱(邦益)、魏(跃)、王(海燕)和韩可义在中山国际酒店开会,决定补签贷款合同,贷款合同的具体金额与朱邦益用来开存单的存款合同金额一致,补签的贷款合同由高科技信社保存。XX年2月6日,方晓梅在中山市公安局看守所对朱邦益进行调查,朱邦益承认:高科技信社的魏跃、王海燕、韩可义和朱邦益到中山国际酒店商量补签借款合同;朱邦益补签贷款合同时,没有用中山交行的存款合同作质押;高科技信社存入中山交行的款是由朱邦益使用,这是事前商量、认可的。

1997年6月5日,万延厂等三企业分别致函中山交行声明:由于三公司没有按存款合同规定将款项存入交行孙文办,或划入后又由三公司取走。为此,三公司与交行孙文办签订的存款合同和出具的《提款委托书》一并失效,三公司将负责收回。

由于高科技信社违法违规经营,管理混乱,资产损失严重,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于1999年12月1日对该社实施停业整顿。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高科技信社在1997年2月三份存款合同到期后,因要求中山交行兑付存款合同项下的存款本金未果,遂于1998年将中山交行等被告诉至原审法院。由于该社当时资金流动困难并存在挤兑危机,无力预付案件受理费,致使该案在XX年9月18日被原审法院裁定按高科技信社自动撤回起诉处理。高科技信社当时的起诉行为构成对其权利的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之规定,从XX年9月18日起至XX年3月15日高科技信社重新提起诉讼,高科技信社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同时,由于在三份存款合同以及相应提款委托书、确认书开出后,与此有关的人员包括交行孙文办的沈坚、殷志远、高科技信社的原副主任韩可义、万延电子厂的法定代表人朱邦益先后因涉嫌贷款诈骗、违法发放贷款、非法出具金融票证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调查、逮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被害人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犯罪嫌疑期间中断”之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也因上述各人的涉嫌犯罪被查处而中断,高科技信社现在提起本案诉讼,也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再者,根据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存单持有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向存款银行承兑存款本息,存款银行有义务依据存单记载的款项向存户兑付存款本息,而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万延厂等三企业与交行孙文办在1996 年8月8日和同年8月13日签订的三份存款合同虽然在形式要件上为真实的存款合同,亦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三份存款合同为虚开。但从中山交行的诉讼代理人方晓梅调查万延厂的法定代表人朱邦益时朱邦益的陈述以及1997年6月5日上述三公司致中山交行的声明函中可以证明,万延厂、汇丰公司、巨龙公司没有将存款合同约定的存款款项实际存入中山交行或者存入后又由三公司转走。证明三份存款合同实际为没有真实存款内容的虚开的存单。万延厂等三企业将三份虚开的存款合同的提款权转让给高科技信社,按照高科技信社的陈述,其取得提款权的事实是基于深圳万延在1996年8月8日向高科技信社贷款的对价。虽然方晓梅调查高科技信社的原副主任韩可义和朱邦益时,两人的陈述反映了该合同为事后补签,但是由于万延厂等三企业除了出具《不可撤销提款委托书》给高科技信社,转让存款合同的提款权外,还将存款合同交付给高科技信社,使他们之间的关系符合存单质押的形式要件。而高科技信社在取得存款合同的提款权后,交行孙文办即于当日出具确认书给高科技信社,确认三份存款合同的金额、存期、利率,并承诺“在存款期内,不再办理三公司申请的转让、抵押、挂失、确认、转户、提前支取本息、更换预留印鉴、密码及其他委托或申请,并保证在该合同到期后,向你单位全额支付存款本息”。究其内容,交行孙文办在确认书中就三份存款合同的真实性对高科技信社进行了确认,并保证在存款合同到期后无条件向高科技信社付款,满足了对质押存单进行核押的全部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确认书具有核押行为的权利义务内容。所以,即使存款合同为虚开,深圳万延的贷款合同为事后补签,只要存单经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核押,即该金融机构对存单的真实性进行再确认,该存单无论实际存款情形如何,均应推定为具有完全权利内容的权利证书,可以成为合法的质押标的。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八条对存单质押的认定和处理第三款“以金融机构核押的存单出质的,即使存单系伪造、变造、虚开,质押合同均为有效,金融机构应当依法向质权人兑付存单所记载的款项”之规定,中山交行应当将三份存款合同的存款本金及利息兑付给高科技信社。但是三份存款合同的约定存

款利率明显高于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利率,因此,利息的计付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存款利率计付至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中山交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兑付存款本金人民币5800万元及利息给高科技信社,利息计付如下:本金人民币1300万元的利息从1996年8月8日起计付;本金人民币1500万元的利息从1996年8月13日起计付;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的利息从 1996年8月13目起计付;所有利息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存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464821元,由中山交行负担。

中山交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审判决回避了本案的关键事实。万延厂等三企业与交行孙文办签订存款合同后,未将资金存入孙文办,存款合同是虚假的。万延厂等三企业向高科技信社出具不可撤销提款委托书及孙文办出具确认书的行为,是当事人事前商定的帮助高科技信社违法贷款给万延厂的操作方式。

二、原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理由是:

1、万延厂等三企业没有与高科技签订质押合同,亦未将存款合同质押给高科技,双方不存在质押关系。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如果万延厂等三企业用质押存单的方式向高科技信社贷款,贷款到期后,高科技信社应首先要求万延厂等三企业还款。只有在上述三公司不能还款的情况下,高科技信社才有权行使质权,处理质押物。将存款合同提款权转让给高科技,不是将存款合同质押给高科技。交行孙文办出具确认书的内容是对万延厂等三企业转让提款权的认可,不是对存单质押的核押。

2、本案法律关系应属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万延厂等三企业向高科技信社申请贷款,高科技信社为规避法律,转嫁风险,与万延厂等三企业事前商定:万延厂等三企业用其与交行孙文办签订的存款合同及不可撤销提款委托书,孙文办出具确认书,向高科技信社换取存单用于抵押融资。高科技信社事前明知万延厂等三企业没有将资金存入孙文办,却利用虚开的存款合同,以同业存放科目将资金转入万延厂等三企业的帐户。高科技信社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转嫁贷款风险,即如果万延厂等三企业能够还款,贷款结清。如果三公司不能还款,高科技信社可以凭存款合同、不可撤销提款委托书、确认书要求交行孙文办兑付存款。由于交行孙文办的殷志远、沈坚因挪用公款被逮捕,高科技信社考虑到要求交行孙文办兑付存款可能会出现问题,就急于同万延厂等三企业补办了贷款及担保手续。其中补签的付款指令中三笔资金正是高科技信社以同业存放科目发放给用资人的贷款。这恰恰证明了高科技信社与用资人之间的贷款关系,否定了用资人与交行孙文办之间的存款关系。

3、原审认定本案存款合同为虚开,贷款合同为事后补签,但作出这些违法行为的万延厂等三企业却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

1、撤销原审判决。

2、确认交行孙文办与万延厂等三企业签订的存款合同无效。

3、确认交行孙文办及万延厂等三企业向高科技信社出具的“不可撤销提款委托书”、“确认书”的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

4、驳回高科技信社要求中山交行支付 5800万元存款本息的诉讼请求。

5、高科技信社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高科技信社口头答辩称:本案涉及的贷款都是真实划款,不存在虚开存单的行为。同时,没有证据证明朱邦益与高科技信社之间存在串谋。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本院认为:万延厂、巨龙公司、汇丰公司与交行孙文办签订存款合同后,向高科技信社出具《不可撤销提款委托书》,承诺将三家企业在孙文办的5800万元存款的提款权转让给高科技信社,交行孙文办对此也曾出具《确认书》予以确认。高科技信社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中山交行支付存款合同项下的本息,因此,本案应定性为债权转让纠纷。交行孙文办虽然与万延厂、巨龙公司、汇丰公司签订存款合同,并向高科技信社出具《确认书》确认上述三企业已存入款项,但由于朱邦益、张洪庄、韩可义等人涉嫌贷款诈骗、违法发放贷款、非法出具金融票证而被逮捕,根据中山市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结合朱邦益的陈述、本案资金的实际走向、万延厂、巨龙公司及汇丰公司致中山交行的声明函,应认定万延厂等三企业并没有依照存款合同的约定将相应款项存入中山交行,因此万延厂、巨龙公司及汇丰公司并不享有所谓的提款权。由于万延厂等三企业对交行孙文办不享有合法债权,故三企业出具《不可撤销提款委托书》转让存款合同项下款项的行为无效。高科技信社以存款合同、《不可撤销提款委托书》、《确认书》为据请求中山交行支付存款本息,并无事实与法律的依据,应予驳回。中山交行提出确认万延厂等三企业、交行孙文办出具《不可撤销提款委托书》、《确认书》的行为无效,驳回高科技信社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高科技信社与深圳万延基于《工商企业借款合同》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有关当事人可另行解决。?

由于高科技信社持有存款合同并非基于各方当事人设立质押担保的意思表示,高科技信社与万延厂等三企业之间并不存在质押担保关系,故中山交行向高科技信社出具《确认书》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核押存单的行为。原审判决认定交行孙文办出具《确认书》的行为为核押行为,判令中山交行承担存单项下的付款义务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XX)中中经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高科技信社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为464821元,合计929642元,由高科技信社负担。原审法院同意高科技信社缓交案件受理费464821元,该款由高科技信社径付原审法院。中山交行已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64821元,该款由高科技信社径付中山交行,本院不另行收退。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王建平

代理审判员:王静

代理审判员:林小娴

二00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潘晓璇 赵小

第三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等诉林东川等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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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等诉林东川等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中中法民一终字第16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

法定代表人：张真理，行长。

委托代理人：郑祝远、丁金石，均系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东川。

委托代理人：李建蓉，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彭书清，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吉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其。

委托代理人：张嘉慧。系中山市吉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其的女儿。

原审第三人：祁美江。

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中山市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林东川、中山市吉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雅公司）、原审第三人祁美江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0）中一法三民一初字第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12月30日，林东川与吉雅公司签订了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林东川向吉雅公司购买位于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号商铺，建筑面积共18.6平方米，商铺单价为每平方米11331.6元，按套内建筑面积（15.5平方米）计算，商铺款合计175640元，买受人在签署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已付清，交楼期限为2007年1月30日前。合同第十五条关于产权登记的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9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买受人不退房，出卖人按已付房价款的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上述合同于2007年1月4日由中山市菊城公证处办理了公证。2007年1月5日，林东川向吉雅公司一次性支付购楼款175640元，吉雅公司向林东川出具了不动产销售发票。2007年1月5日，林东川与吉雅公司签订三乡中心区综合市场认购书约定，林东川认购吉雅公司开发的位于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63号商铺，认购楼价175640元；同日，林东川又与吉雅公司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林东川将所购上述商铺返租给吉雅公司使用，第一年月租金1190元，第二年月租金1451元，第三年月租金1823元，租赁期限从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0日止。林东川称吉雅公司向其交纳租金至2008年1月26日。林东川认为，林东川已依约向吉雅公司付清了购房款，但一直未为林东川办理房地产权属登记证书。诉讼中，就签订认购书及合同的先后时间问题，林东川述称应吉雅公司要求，先签订购房合同并缴付楼款，后到公证机关办理公证手续时再补签认购书及返租合同，故出现购房合同签订时间早于认购书时间。

2010年3月15日，林东川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林东川于2007年1月5日向吉雅公司认购了位于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63号商铺，并签订了认购书。2006年12月30日双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9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产权证书的，出卖人按已付房价款的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合同自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签订之日起生效。合同签订后，双方到中山市公证处办理了合同公证手续。根据合同约定，林东川已足额支付了购商铺款，且吉雅公司已将商铺交付给了林东川使用。但吉雅公司并没有为林东川办理相关产权证明书，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为维护林东川的合法权益，据此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

1、吉雅公司为林东川所购位于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号商铺办理备案登记手续及权属证书；

2、吉雅公司向林东川支付违约金1756.4元；

3、吉雅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诉讼中，林东川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

1、备案登记人祁美江与吉雅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

2、备案登记人祁美江与建行中山市分行签订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无效；

3、吉雅公司继续履行与林东川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协助林东川办理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号商铺的权属证书；

4、吉雅公司向林东川支付违约金1756.4元；

5、吉雅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另查明：中山市商品房销售合同登记备案证明表载明，涉案的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1／62／63号商铺买方姓名为祁美江，建筑面积为144.15平方米，购房总价为1946025元，签约日期为2006年4月3日，备案登记日期为2006年5月17日。

原审法院又查明：吉雅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其等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张其于2008年3月14日被羁押，同年3月15日被监视居住，同年3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5日被逮捕。中山市人民检察院以中检刑诉（2009）97号起诉书指控吉雅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其等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于2009年7月30日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9日作出（2009）中中法刑二初字第47号刑事判决，张其、林华荣、梁华娣、梁伟坤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20日做出（2010）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67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上述案件进行了重新审理，并于2011年6月9日做出（2010）中中法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张其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1年7月28日作出（2011）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7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已生效的（2010）中中法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的认定，祁美江与吉雅公司之间对涉案的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1号／62号／63号商铺的买卖属虚假的商品房买卖，目的是为了办理虚假按揭，骗取银行的按揭（抵押）贷款。

原审法院再查明：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中中法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所附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明细表、虚假按揭物业明细表中，未涉及到本案林东川；虚假按揭物业明细表涉及涉讼的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号商铺，借款人为祁美江，贷款银行为建行中山市分行。2006年6月17日，建行中山市分行与祁美江、吉雅公司签订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约定由祁美江向建行中山市分行贷款1167000元用于购买涉讼商铺。中山市公安局于2008年5月8日以山安经协押字（2008）02005号文书对涉讼商铺进行了查封。

原审法院又再查明：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已经于2007年5月23日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竣工验收合格。

诉讼过程中，原审法院就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商铺的返租情况询问张其，张其称买受人将商铺返租给吉雅公司后，商铺没有出租给其他人使用，基本上都是吉雅公司垫付租金给买受人。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于2012年11月5日派员到涉案的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号商铺核查使用人员并张贴通知。经核查，该商铺现没有人使用，张贴的通知内容为告知该房业主或住户原审法院处理该房如认为可能涉及其利益，在通知张贴之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日起七日内向案件审理部门提出请求。期满后未有第三人向原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林东川与吉雅公司于2006年12月30日签订的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应认定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双方签订的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吉雅公司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9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吉雅公司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因吉雅公司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买受人不退房，出卖人按已付房价款的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2007年1月5日，林东川向吉雅公司一次性支付购楼款175640元，吉雅公司向林东川出具了不动产销售发票。根据上述合同的约定，吉雅公司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9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其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但吉雅公司却已另将涉案商铺登记备案在祁美江名下，又以祁美江的名义与建行中山市分行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并将涉案商铺抵押登记在建行中山市分行名下，吉雅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已生效的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中中法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的认定，祁美江与吉雅公司之间对涉案商铺的买卖属虚假的商品房买卖，目的是为了办理虚假按揭，骗取银行的按揭（抵押）贷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祁美江与吉雅公司之间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基于上述同样理由，祁美江与建行中山市分行及吉雅公司签订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合同也应认定无效。在林东川与吉雅公司的上述合同具备继续履行条件的情况下，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继续履行各自义务，故林东川要求吉雅公司继续履行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协助其办理位于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号商铺的权属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原审法院应予支持。至于林东川主张吉雅公司支付违约金的问题。林东川与吉雅公司于2006年12月30日签订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后，于2007年1月5日，双方又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林东川将所购上述商铺返租给吉雅公司使用。实际上，吉雅公司并没有将涉案商铺出租给其他人使用，租金基本上都是由吉雅公司垫付给林东川，此为变相售后包租方式。诉讼期间，原审法院派员到涉案商铺核查使用人员并张贴通知。经核查，涉案商铺没有人使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林东川与吉雅公司的售后返租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且林东川虽然主张涉案商铺已经交付，但却一直未能提供涉案商铺的交接手续，故不能视为涉案商铺已交付给林东川。鉴于林东川与吉雅公司对涉案商铺至今尚未交付使用均存有过错，根据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吉雅公司无需向林东川支付违约金。经查，涉案商铺所处的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已经建设单位组织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等相关单位竣工验收合格。鉴于双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交付期限早已届满，且林东川亦已支付完全部购房款，故吉雅公司应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涉案商铺交付给林东川使用及协助林东川办理涉案商铺的相关权属转移登记手续。祁美江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其自动放弃举证、质证和抗辩的权利，并应承担相应的诉讼风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六十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祁美江与吉雅公司于2006年4月3日签订的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

二、确认祁美江与建行中山市分行及吉雅公司于2006年6月17日签订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无效；

三、吉雅公司于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林东川办理位于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号商铺的房地产权属证书；

四、驳回林东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48元（林东川已预交），由吉雅公司负担（吉雅公司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

上诉人建行中山市分行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林东川于2006年12月30日与吉雅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涉案商铺，该房产已抵押给建行中山市分行，并在国土局不动产登记簿公示，根据物权法第106条，建行中山市分行已经善意取得抵押权，林东川在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存在重大过错。

（二）原审判决法律依据不充分。建行中山市分行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没有看到原审法院张贴的通知，早在2008年中山市政府“三乡吉雅专责组”已联合公安机关要求吉雅案件所有相关利害关系人，一切产权和实际控制权维持现状，不得私下争执，所以目前商铺的实际控制权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即使相关利害关系人没有申报，也不能导致任何法律后果。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但祁美江与吉雅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属于认定无效的范畴，该法律适用是错误的。尽管吉雅公司与祁美江签订了虚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都是有效合同。根据物权法第106条，银行已经善意取得抵押权。《北京市法院关于审理个人购房贷款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在按揭背景不真实情形下，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有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二）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故林东川应当主张债权而非物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令：

（一）撤销原审判决；

（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林东川、吉雅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林东川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驳回建行中山市分行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吉雅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祁美江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本院召集建行中山市分行、林东川共同到涉案的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号商铺进行现场勘察。综合市场管理处口头答复称管理处登记的63号商铺套内面积为15.5平方米，管理处根据此面积收取管理费，商铺的业主只需对综合市场全部楼梯的面积进行平均分摊来作为公摊部分计入建筑面积，而商铺门前的空地属公共道路，并不作为公摊面积计入建筑面积。对此建行中山市分行称，确认管理处对商铺套内面积以及公摊面积意见的真实性，但商铺的实际面积仍应以国土部门测量为准，建行中山市分行还称在审批涉案商铺贷款时，商铺还没有完全建好，仅可以看到一片工地，并未区分楼层以及将商铺进行分割，张其事发后，建行中山市分行曾到现场核查，商铺面积大约是18平方米，吉雅公司向建行中山市分行称商铺门前的空地也属于公摊面积。林东川称，确认管理处对商铺套内面积以及公摊面积意见的真实性，管理处陈述的商铺状况正好与林东川购买涉案商铺的面积基本一致，即使三间商铺的面积也仅为54平方米左右，而建行中山市分行却依据张其提交的虚假资料办理了近150平方米的贷款审批手续，说明建行中山市分行发放贷款过程中并未现场核实商铺面积，并没有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其存在过错。

本院认为：本案系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林东川与吉雅公司于2006年12月30日签订的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性规定，且经公证机关公证，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方义务。合同签订后，林东川付清了全部购房款，又于2007年1月5日与吉雅公司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由吉雅公司将涉案商铺以返租的形式交付给林东川使用，林东川亦确认收取了吉雅公司支付的租金。虽然吉雅公司售后返租的行为违反了《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但经查，涉案商铺所处的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已经建设单位组织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等相关单位竣工验收合格。鉴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已经届满，林东川亦付清全部购房款，故原审法院判决吉雅公司协助林东川办理涉案商铺的权属登记手续，处理适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因吉雅公司隐瞒其早于2006年4月3日与祁美江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2006年5月17日为祁美江办理了登记备案，以及2006年6月17日又与祁美江、建行中山市分行签订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的事实，吉雅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0）中中法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认定，祁美江与吉雅公司买卖涉案商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虚假的商品房买卖，目的是为办理虚假按揭，骗取银行的按揭贷款。故祁美江与吉雅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吉雅公司、祁美江与建行中山市分行签订借款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的行为，均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对此均认定为无效，处理并无不妥，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另，经本院二审期间召集建行中山市分行、林东川到涉案商铺进行现场勘察，综合双方的意见可以认定，涉案商铺实际面积与林东川签订合同所载面积基本一致，61、61、63号商铺面积无论是按套内面积还是按建筑面积计算，三套商铺的实际面积合计不足60平方米，而建行中山市分行审批贷款过程中，对于以61、61、63号三间商铺作为抵押物，即办理出抵押商铺面积多达144.15平方米的贷款手续，该面积与商铺实际面积明显不符，建行中山市分行在办理抵押贷款过程中显然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存在过错。在林东川与吉雅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具备继续履行条件的情况下，吉雅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原审法院对林东川要求吉雅公司协助办理位于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号商铺房地产权属证书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处理并无不妥，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3848元，由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孟 晋 审 判 员 曾 玲 代理审判员 朱 滔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易嘉璇

第四篇：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交通银行重庆分行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交通银行重庆分行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法公布（2001）第1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0）经终字第2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辉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韩德云，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重庆分行。

法定代表人：邓昌明，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钺锋，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长江，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国际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轸，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信托公司）为与交通银行重庆分行（以下简称交行）、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渝高法经一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叶小青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王闯、代理审判员宫邦友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孙建国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1996年2月底，云南金成金属工贸公司（以下简称工贸公司、其产权属重庆三业发展公司）向重庆三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三业公司）提出，近期可通过云南省五金矿产化工进出口（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五矿公司）从瑞士嘉能柯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且付款条件非常优惠。三业公司无此笔资金，故首先找到信托公司，称其目前仍无力偿还先前的贷款及利息，但最近有一笔进口5000吨电解铜的业务，如能做好则不仅可偿还全部欠款而且保证将货物进口及出售后的全部资金存放在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认为可行，遂于1996年2月29日发函工贸公司，就“关于担保开证进口电解铜事宜”称：经本公司研究，同意按下列条件担保开证进口5000吨电解铜：

一、根据银行规定，本公司为重庆一家外贸公司开证作担保，该外贸公司为开证申请人和进口受益人，接受所有单证，负责商检报关等工作。云南五矿公司作为供货方代理地位不变，在进口合同上联合签章，但不是进口受益人。

二、本公司确认进口方为三业公司，并为其进口5000吨电解铜提供全额担保，该公司应将此进口货物所有权转移给本公司„„

五、请速安排办理此项进口。

1996年3月8日，信托公司、三业公司、工贸公司达成进口联营协议，协议约定：工贸公司负责联系国外供货方和国内总代理；三业公司负责联系重庆外贸代理公司和解决开证银行，并作为进货方将进口铜转移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向三业公司提供进口全额担保并经三业公司委托负责销售电解铜和收取货款，负责此项货款的运用、创造利润。所余利润由三方共享，各得三分之一。根据此协

议，三业公司找到交行。由于三业公司也欠交行2，500，000元贷款，交行即于1996年3月8日与信托公司就收回向三业公司贷款一事达成协议书，约定：

一、交行、信托公司在各自的经营范围内，以相应的业务手段，协助支持借款人（三业公司）近期从事5000吨电解铜买卖。交行将其为进口5000吨电解铜所开出的信用证承兑后，将提单等货物所有权凭证交由信托公司保管。

二、三业公司实现5000吨电解铜销售，款到信托公司为三业公司开立的账户后，即从三业公司账户上扣划5，000，000元，分别支付2，500，000元给交行和信托公司„„

五、因不可抗拒因素影响交行和信托公司收回贷款所欠本息，双方仍保留向借款人以法律手段清收，包括向借款担保人追索的权利。开证落实后，三业公司找到了有进出口贸易权的贸易公司为其进口代理商。1996年3月22日，贸易公司、三业公司、信托公司三方签订了代理合同，约定：三业公司委托贸易公司代理进口5000吨电解铜，贸易公司负责进口一切环节的手续，包括对外签合同、开证、审单、进口报关、商检、索赔等，信托公司负责开证担保并作为担保人参与监管，三业公司负责承担一切费用。同月信托公司向交行出具担保书，内容为应贸易公司要求，我公司同意为该公司就CIETCI—019—96001合同项下进口5000吨电解铜，在贵行开出以下信用证LCH0960032„„LCH0960041（10个信用证）总计金额1，760，000美元，提供资金全额担保。1996年4月1日贸易公司致函交行，称：我司在贵行开立的10个信用证在180天有效期后如再展期180天的银行利息由我司负担。1996年4月3日，信托公司向交行提交的补充担保书，载明：关于进口5000吨电解铜，在贵行开立的LCH0960032号信用证作如下修改：就该证的溢短装条款中±10％改为±20％所多出的资金提供全额担保；并保证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指定的账户上，若资金未按时到位，从付款次日起承担罚息，并在我公司接到贵行的付款通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由我公司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代为支付。1996年5月中旬，当2000吨电解铜运至上海，准备在期货交易市场出售时，因涉嫌走私，被全部查扣。1996年6月18日信托公司正式向上海海关提出书面报告，请求解除扣押，由进口代理商另行补办正常进口报关手续后，核准放行。1996年9月10日，上海海关调查局向信托公司发出《关于在扣电解铜处理通知》，同意将在扣电解铜2000吨定向拍卖给该公司。年底，信托公司向上海海关办理了手续，并委托浙江嘉兴工贸公司（以下简称嘉兴公司）代理从事2000吨电解铜的定向拍卖工作。1997年6月，嘉兴公司将2000吨电解铜定向拍卖后的差价10，000，000元人民币交付给信托公司。至此，被扣的2000吨电解铜得到了妥善处理。但因2000吨电解铜开立的信用证（金额为8，960，000美元）将于1997年4月4日到期付款，于是交行、信托公司、贸易公司经多次协商，最终于1997年4月2日达成“关于解决重庆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备忘录载明：为维护交行的国际信誉，由三方共同组织垫付资金以便交行在该到期日按时全额付款：（1）信托公司将就超出2000吨电解铜货物实际价值的信用证金额计3，201，237．26美元（此款已于95年4月19日、5月29日分两次由嘉能柯退开证申请人并由信托公司代管），保证无条件于4月4日前将本息约3，450，000美元划入贸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上，用于对外支付；（2）信托公司将先垫付上海海关已同意就定向拍卖2000吨电解铜的10，000，000元人民币，于4月4日前划入贸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上，用于对外支付；（3）剩余的4，310，000美元，将由贸易公司向交行申请等值人民币贷款，并由信托公司提供全额资金担保，交行于4月4日前办理完有关贷款的规定手续后划入贸

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上，用于对外支付，此项贷款到期后，三方将根据对外追索法律行动进程，另行协商解决办法。贸易公司作为进口代理商出面立即采取法律手段对外追索，追索费用由三方组织垫付。4月3日，信托公司与交行签订了97年外保字第49号借款保证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4月4日交行与贸易公司签订了97年外字第049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36，000，000元人民币，用于对外货款，利率9．24‟，期限6个月（从1997年4月4日至1997年10月4日止）。合同签订后，交行按约履行35，856，284．22元人民币的对外支付的义务，从而保证了到期信用证的对外付款。由于贸易公司未积极对外追索，三方又于当年7月31日达成“关于4月2日谅解备忘录”的补充备忘录（以下简称补充备忘录）。补充备忘录载明：预计贸易公司对外追索所需的全部费用在1，200，000元人民币左右。信托公司与交行将各以合法手段支付400，000元人民币到贸易公司账上，以保证对外追索尽快启动。随后信托公司、交行分别各自借款400，000元人民币给贸易公司，贸易公司收到借款后未启动对外追索的法律程序。交行多次要求贸易公司偿还借款并由信托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未果，遂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1996年3月8日，贸易公司作为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的代理商，向交行申请开立以嘉能柯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总金额为美元17，600，000元整。信托公司当日向交行出具的担保书载明，该公司保证上述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入到贵行指定账户上„„之后，又书面承诺其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信用证到期后，三方分别又签有借款合同和借款保证合同。交行对贸易公司代理进口的2000吨电解铜实际贷款划出额为人民币35，856，284．22元，由于2000吨电解铜被海关没收，贸易公司未能偿还贷款，应承担归还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信托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八十九条第（一）项、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贸易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交行本金人民币35，856，284．22元及利息（利息自1997年4月4日至1997年10月4日止，按9．24‟计息；自1997年10月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二、信托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274，856元，诉讼保全费245，520元，合计520，376元，由贸易公司、信托公司承担。

信托公司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渝高法经一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本案当事人三方是根据备忘录签订的97外字第49号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并以备忘录作为合同附件。依据备忘录约定，三方订立借款和担保合同，目的是为了解决对外支付信用证项下到期货款而共同采取的垫款行为，弥补联营损失，而非借款行为。因此，借款及担保合同不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借款及担保所涉及的35，856，284．22元人民币借款本息，也应视为联营损失，由三方分担。原审法院有意回避审查合同的效力和真实性，错误地认定借款及担保合同有效，判令我公司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对事实和法律的严重违背，损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予以改判。被上诉人交行答辩称：我行为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开立信用证，目的是为追回三业公司欠我行的贷款，不存在我方参加共同经营，从中获利的问题。因信托公司的原由造成信用证到期不能兑付。于是由贸易公司作为借款人，信托公司作为担保人，又向我行申请了4，310，000美元贷款以用于信用证到期的对

外支付，三方就此签订了贷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故该贷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属有效合同，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信托公司称借款及担保行为不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完全与事实不符，也没有证据证明。请求驳回上诉人信托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贸易公司答辩称：本案借款纠纷，是因原信托公司、交行、三业公司三方经济纠纷，而达成的一项贸易进口业务，目的是为了用进口而产生的利润来偿还原债务。因三方没有进出口权，由交行推荐我公司作为进口代理商。依代理合同约定，我公司与信托公司纯属代理关系，该笔业务的实际付款方和收款方皆非我公司，因此，我公司不应承担付款责任。该项业务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是交行与信托公司协商而定，我公司仅作为外贸代理商受三业公司委托，作为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又虑及交行对外经营的信誉等原因，经信托公司和交行再三坚持，我公司才就合同项下信用证金额向交行贷款，由信托公司担保。但我公司对该合同的全部贷款无任何使用权。交行不应起诉我公司。该案实属诈骗行为，三业公司、信托公司少数人为达个人目的，企图骗取国家关税，这已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为走私行为。因此，我公司请求终结本案，将本案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本院认为：1996年3月8日，贸易公司作为三业公司进口电解铜代理商，向交行申请开立以嘉能柯为受益人的信用证，总金额为17，600，000美元。当日，信托公司向交行出具了担保书，保证在上述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指定的账户上，之后，又书面承诺其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由此，信托公司与交行、贸易公司三方形成了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保证关系。信用证到期，为解决信用证项下的对外付款问题，三方又于1997年4月3日和4月4日，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依该借款合同，贸易公司从交行实际贷款35，856，284．22元。贸易公司到期未还，保证人信托公司依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尽管交行与信托公司于1996年3月8日曾就向三业公司收回欠款一事达成过协议书，但该协议仅表明交行同意为三业公司进口电解铜开立信用证，并拟从三业公司销售盈利中收回其拖欠的贷款，并无参与联合经营电解铜的内容。后三方签订的备忘录及补充备忘录，也不能说明交行参与了联合经营电解铜。因此，原审法院以三方存在信用证项下的借款、担保关系为由，判决贸易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信托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妥。上诉人信托公司主张与交行是联营关系，借款本息应按各方在联营中的地位及过错分担，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四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诉讼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74，856元，由上诉人信托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小青

代理审判员 王 闯

代理审判员 宫邦友

二00一年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孙建国

第五篇：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交通银行重庆分行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110号。

法定代表人：陈辉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韩德云，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重庆分行。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口13号。

法定代表人：邓昌明，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钺锋，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长江，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国际贸易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84号。

法定代表人：王轸，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信托公司）为与交通银行重庆分行（以下简称交行）、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渝高法经一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叶小青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王闯、代理审判员宫邦友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孙建国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1996年2月底，云南金成金属工贸公司（以下简称工贸公司、其产权属重庆三业发展公司）向重庆三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三业公司）提出，近期可通过云南省五金矿产化工进出口（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五矿公司）从瑞士嘉能柯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且付款条件非常优惠。三业公司无此笔资金，故首先找到信托公司，称其目前仍无力偿还先前的贷款及利息，但最近有一笔进口5000吨电解铜的业务，如能做好则不仅可偿还全部欠款而且保证将货物进口及出售后的全部资金存放在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认为可行，遂于1996年2月29日发函工贸公司，就“关于担保开证进口电解铜事宜”称：经本公司研究，同意按下列条件担保开证进口5000吨电解铜：

一、根据银行规定，本公司为重庆一家外贸公司开证作担保，该外贸公司为开证申请人和进口受益人，接受所有单证，负责商检报关等工作。云南五矿公司作为供货方代理地位不变，在进口合同上联合签章，但不是进口受益人。

二、本公司确认进口方为三业公司，并为其进口5000吨电解铜提供全额担保，该公司应将此进口货物所有权转移给本公司„„

五、请速安排办理此项进口。

1996年3月8日，信托公司、三业公司、工贸公司达成进口联营协议，协议约定：工贸公司负责联系国外供货方和国内总代理；三业公司负责联系重庆外贸代理公司和解决开证银行，并作为进货方将进口铜转移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向三业公司提供进口全额担保并经三业公司委托负责销售电解铜和收取货款，负责此项货款的运用、创造利润。所余利润由三方共享，各得三分之一。根据此协议，三业公司找到交行。由于三业公司也欠交行2，500，000元贷款，交行即于1996年3月8日与信托公司就收回，三业公司贷款一事达成协议书，约定：

一、交行、信托公司在各自的经营范围内，以相应的业务手段，协助支持借款人（三业公司）近期从事5000吨电解铜买卖。交行将其为进口5000吨电解铜所开出的信用证承兑后，将提单等货物所有权凭证交由信托公司保管。

二、三业公司实现5000吨电解铜销售，款到信托公司为三业公司开立的帐户后，即从三业公司帐户上扣划5，000，000元，分别支付2，500，000元给交行和信托公司„„

五、因不可抗拒因素影响交行和信托公司收回贷款所欠本息，双方仍保留向借款人以法律手段清收，包括向借款担保人追索的权利。开证落实后，三业公司找到了有进出口贸易权的贸易公司为其进口代理商。1996年3月22日，贸易公司、三业公司、信托公司三方签订了代理合同，约定：三业公司委托贸易公司代理进口5000吨电解铜，贸易公司负责进口一切环节的手续，包括对外签合同、开证、审单、进口报关、商检、索赔等，信托公司负责开证担保并作为担保人参与监管，三业公司负责承担一切费用。同月信托公司向交行出具担保书，内容为应贸易公司要求，我公司同意为该公司就CIETCI一019－96001合同项下进口5000吨电解铜，在贵行开出以下信用证LCH0960032LCH0960041（10个信用证）总计金额1，760，000美元，提供资金全额担保。1996年4月1日贸易公司致函交行，称：我司在贵行开立的10个信用证在180天有效期后如再展期180天的银行利息由我司负担。1996年4月3日，信托公司向交行提交的补充担保书，载明：关于进口5000吨电解铜，在贵行开立的LCH0960032号信用证作如下修改：就该证的溢短装条款中±10％改为士20％所多出的资金提供全额担保；并保证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指定的帐户上，若资金未按时到位，从付款次日起承担罚息，并在我公司接到贵行的付款通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由我公司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代为支付。1996年5月中旬，当2000吨电解铜运至上海，准备在期货交易市场出售时，因涉嫌走私，被全部查扣。1996年6月18日信托公司正式向上海海关提出书面报告，请求解除扣押，由进口代理商另行补办正常进口报关手续后，核准放行。1996年报9月10日，上海海关调查局向信托公司发进《关于在扣电解铜处理通知》同意将在扣电解铜2000吨定向拍卖给该公司。年底，信托公司向上海海关办理了手续，并委托浙江嘉兴工贸公司（以下简称嘉兴公司）代理从事2000吨电解铜的定向拍卖工作。1997年6月，嘉兴公司将2000吨电解铜定向拍卖后的差价10，000，000元人民币交付给信托公司。至此，被扣的2000吨电解铜得到了妥善处理。但因2000吨电解铜开立的信用社（金额为8，960，000美元）将于1997年4月4日到期付款，于是交行、信托公司、贸易公司经多次协商，最终于1997年4月2日达成“关于解决重庆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备忘录载明：为维护交行的国际信誉，由三方共同组织垫付资金以便交行在该到期日按时全额付款；（1）信托公司将超出2000吨电解铜货物实际价值的信用证金额计划外3，201，237.26美元（此款95年4月19日、5月29日分两次由嘉能柯退开证申请人并由信托公司代管），保证无条件于4月4日前将本息3，450，000美元划入贸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保证金帐户上，用于对外支付；（2）信托公司将先垫付上海海关已同意就定向拍卖2000吨电解铜的10，000，000元人民币，于4月4日前划入贸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人民币结算帐户上，用于对外支付；（3）剩余的4，310，000美元，将由贸易公司向交行申请等值人民币贷款，并由信托公司提供全额资金担保，交行于4月4日前办理完有关贷款的规定手续后划入贸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人民币结算帐户上，用于对外支付，此项贷款到期后，三方将根据对外追索法律行动进程，另行协商解决办法。贸易公司作为进口代理商出面立即采取法律手段对外追索，追索费用由三方组织垫付。4月3日，信托公司与交行签订了年外保字第一线9号借款保证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4月4日交行与贸易公司签订了年外字第049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36，000，000元人民币，用于对外货款，利率9.24％。，期限6个月（从1997年4月4日至1997年10月4日止）。合同签订后，交行按约履行35，856，284.22元人民币的对外支付的义务，从而保证了到期信用证的对外付款。由于贸易公司未积极对外追索，三方又于当年7月31日达成“关于4月2日谅解备忘录”的补充备忘录（以下简称补充备忘录）。补充备忘录载明：预计贸易公司对外追索所需的全部费用在1，200，000元人民币左右。信托公司与交行将各以合法手段支持400，000元人民币到贸易公司帐上，以保证对外追索尽快启动。随后信托公司、交行分别各自借款400，000元人民币给贸易公司，贸易公司收到借款后未启动对外追索的法律程序。交行多次要求贸易公司偿还借款并由信托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未果，遂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1996年3月8日，贸易公司作为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的代理商，向交行申请开立以嘉能柯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总金额为美元17，600，000元整。信托公司当日向交行出具的担保书载明，该公司保证上述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入到贵行指定帐户上„„之后，又书面承诺其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信用证到期后，三方分别又签有借款合同和借款保证合同。交行对贸易公司代理进口的2000吨电解铜实际贷款划出额为人民币35，856，284.22元，由于2000吨电解铜被海关没收，贸易公司未能偿还贷款，应承担归还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信托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八十九条第（一）项、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贸易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交行本金人民币35，856，284.22元及利息（利息自1997年4月4日至1997年10月4日止，按9.24％。计息；自1997年10月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二、信托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274，856元，诉讼保全费245，520元，合计520，376元，由贸易公司、信托公司承担。

信托公司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渝高法经一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本案当事人三方是根据备忘录签订的97外字第49号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并以备忘录作为合同附件。依据备忘录约定，三方订立借款和担保合同，目的是为了解决对外支付信用证项下到期货款而共同采取的垫款行为，弥补联营损失，而非借款行为。因此，借款及担保合同不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借款及担保所涉及的35，856，284.22元人民币借款本息，也应视为联营损失，由三方分担。原审法院有意回避审查合同的效力和真实性，错误地认定借款及担保合同有效，判令我公司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对事实和法律的严重违背，损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交行答辩称：我行为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开立信用证，目的是为追回三业公司欠我行的贷款，不存在我方参加共同经营，从中获利的问题。因信托公司的原由造成信用证到期不能兑付，于是由贸易公司作为借款人，信托公司作为担保人，又向我行申请了4，310，000美元贷款以用于信用证到期的对外支付，三方就此签订了贷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故该贷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属有效合同，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信托公司称借款及担保行为不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完全与事实不符，也没有证据证明。请求驳回上诉人信托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贸易公司答辩称：本案借款纠纷，是因原信托公司、交行、三业公司三方经济纠纷，而达成的一项贸易进口业务，目的是为了用进口而产生的利润来偿还原债务。因三方没有进出口权，由交行推荐我公司作为进口代理商。依代理合同约定，我公司与信托公司纯属代理关系，该笔业务的实际付款方和收款方皆非我公司，因此，我公司不应承担付款责任。该项业务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是交行与信托公司协商而定，我公司仅作为外贸代理商受三业公司委托，作为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又虑及交行对外经营的信誉等原因，经信托公司和交行再三坚持，我公司才就合同项下信用证金额向交行贷款，由信托公司担保。但我公司对该合同的全部贷款无任何使用权。交行不应起诉我公司。该案实属诈骗行为，三业公司、信托公司少数人为达个人目的，企图骗取国家关税，这已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为走私行为。因此，我公司请求终结本案，将本案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本院认为：1996年3月8日，贸易公司作为三业公司进口电解铜代理商，向交行申请开立以嘉能柯为受益人的信用证，总金额为17，600，000美元。当日，信托公司向交行出具了担保书，保证在上述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指定的帐户上，之后，又书面承诺其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由此，信托公司与交行、贸易公司三方形成了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保证关系。信用证到期，为解决信用证项下的对外付款问题，三方又于1997年4月3日和4月4日，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依该借款合同，贸易公司从交行实际贷款35，856，284.22元。贸易公司到期未还，保证人信托公司依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尽管交行与信托公司于1996年3月8日曾就向三业公司收回欠款一事达成过协议书，但该协议仅表明交行同意为三业公司进口电解铜开立信用证，并拟从三业公司销售盈利中收回其拖欠的贷款，并无参与联合经营电解铜的内容。后三方签订的备忘录及补充备忘录，也不能说明交行参与了联合经营电解铜。因此，原审法院以三方存在信用证项下的借款、担保关系为由，判决贸易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信托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妥。上诉人信托公司主张与交行是联营关系，借款本息应按各方在联营中的地位及过错分担，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四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诉讼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74，856元，由上诉人信托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