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等与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

第一篇：贵州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等与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

贵州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等与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0）经终字第2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心，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晓冬，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炸力，副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

负责人：王建授，该行副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亚雄，该行副处长。

委托代理人：杨文，公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植山，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航宝，该公司副总经理。

上诉人贵州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粮油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以下简称中行贵州分行）和贵州省五金矿产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五矿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院（2000）黔经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永平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张勇健和代理审判员王闯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张锐华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查明：1995年8月30日，中行贵州分行与贵州粮油公司签订一份《进出口企业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贵州粮油公司向中行贵州分行借款2700万元，期限一年，月利率12．06‰。同日，中行贵州分行根据合同约定将2700万元划入贵州粮油公司账户，贵州粮油公司向中行贵州分行出具抵押担保书一份，用富侨公寓北楼作为借款的抵押物，但未到房屋产权监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借款到期后，贵州粮油公司未依约还款。1995年12月26日，贵州粮油公司与中行贵州分行又签订了一份《进出口企业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贵州粮油公司向中行贵州分行借款860万元，期限六个月，月利率10．08‰。同日，贵州五矿公司向中行贵州分行出具了担保书，承诺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借款到期后，贵州粮油公司偿付利息120 448元，借款本金及其余利息未予偿付。1995年12月19日、1996年1月19日，中行贵州分行与贵州粮油公司分别签订两份《进出口企业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分别为900万元和600万元，期限为四个月，月利率10．08‰，贵州五矿公司分别为这两笔借款出具了担保书，承诺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贵州粮油公司分别偿付了借款本金100万元和400万元，该两笔借款的本金尚有1000万元未予偿还，加上前两笔借款3560万元未还，共计4560万元尚未偿还。2000年1月19日，中行贵州分行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偿还欠款。

另查明：在贵州五矿公司为贵州粮油公司所做的连带责任保证的三笔借款的期限届满后六个月内，中行贵州分行均未向贵州五矿公司主张其承担保证责任。

在一审审理期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行贵州分行的申请查封了贵州粮油大厦（贵阳市省府路8号）和2972平方米的办公住宅楼（贵阳市北京路34号），同时查封了“飞天”注册商标专用权。贵州粮油公司认为，两处房产的价值已经大于原告诉讼请求额，查封“飞天”商标没有道理，于是提出异议，并申请对“飞天”注册商标专用权进行评估。2000年5月30日一审法院同意贵州粮油公司的申请，并委托湖北东方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贵州茅台酒飞天注册商标的无形资产价值进行评估。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1995年8月30日中行贵州分行与贵州粮油公司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贵州粮油公司以富侨公寓北楼作为借款的抵押物，但未到房屋产权监理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故抵押部分未生效，其余部分有效。1995年12月19日、12月26日，1996年1月19日中行贵州分行、贵州粮油公司、贵州五矿公司先后签订的三份连带责任保证借款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应属有效。中行贵州分行依约向贵州粮油公司发放了贷款，但贵州粮油公司除偿付了本金，500万元和利息120 448元外，其余本金及利息均未依约偿付，对此，贵州粮油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贵州五矿公司为贵州粮油公司的三笔借款提供连带担保，因担保书中未约定保证期限，在借款期限届满后六个月内，中行贵州分行并未要求贵州五矿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贵州五矿公司的保证责任应予免除。中行贵州分行要求贵州粮油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560万元及支付860万元借款的利息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据此，该院依照《借款合同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判决：

一、中行贵州分行与贵州粮油公司、贵州五矿公司于1995年12月19日、同年12月26日、1996年1月19日分别签订的三份保证借款合同有效；中行贵州分行与贵州粮油公司、贵州五矿公司于1995年8月30日签订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除抵押部分未生效外，其余部分有效。

二、由贵州粮油公司偿还其与中行贵州分行于1995年12月2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本金860万元及该款从1998年1月20日至1999年12月20日的利息170万元（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扣除已支付利息120 448元）；从1999年12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逾期付款的规定计算利息到付清之日止。

三、由贵州粮油偿还其与中行贵州分行于1995年12月19日、1996年1月19日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本金共计3 700万元（扣除已偿还的借款本金500万元）。案件受理费246 860元，财产保全费185 520元，均由贵州粮油公司负担。

贵州粮油公司不服贵州省高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其一，其未能及时还款是整个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造成的；正当上诉人在困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时候，中行贵州分行提起的诉讼将上诉人逼上了绝路；一审法院的判决毁掉了一个企业，扭曲了外贸企业与银行之间共同发展的关系，对贵州省外贸企业的体制改革和贵州经济的发展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其二，一审法院同意将被中行贵州分行申请查封的“飞天”商标委托评估部门进行评估，而在尚未有评估结果时草率下判，严重违反了诉讼程序。一审法院同意上诉人申请委托对“飞天”注册商标进行评估的日期是2000年5月30日，而一审判决书留的日期是2000年5月9日，也就是说委托评估之前一审法院就已经准备好了判决书。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超值查封“飞天”注册商标专用权给上诉人造成了经济损失，而评估工作又使上诉人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一审法院既然同意了上诉人的评估申请，又不待评估结果而中途下判，暴露了一审法院审判工作的随意性和不公正性。上诉人请求裁定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并发回重审。

中行贵州分行答辩称：企业借银行的钱，理应按期归还，如果都以困难为由欠本息不还，被逼上绝路的可能是银行，被毁掉的可能是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一审法院未等“飞天”商标评估结果即予下判，是因为审限已到，而且，查封是否超值是执行的事情，与判决没有关系。对“飞天”商标的查封是活封，并不影响上诉人对商标的使用，目前也没有因为查封该商标而给上诉人造成损失。另外，如果有损失也只能由茅台酒厂提出，而不是贵州粮油公司提出，因为真正使用该商标的是茅台酒厂。一审判决事实清楚，判令正确，请予维持。

贵州五矿公司没有提出答辩。

本院认为：1995年8月30日中行贵州分行与贵州粮油公司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其抵押部分未办理登记手续，根据当时的有关法律规定不生效，其余部分有效；1995年12月19日、12月26日以及1996年1月19日中行贵州分行、贵州粮油公司、贵州五矿公司先后签订的三份连带责任保证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中行贵州分行依据上述四份合同向贵州粮油公司发放了贷款，但贵州粮油公司除偿付了本金500万元和利息120 448元外，其余本金及利息未依约偿还，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中行贵州分行未在法定期间内向贵州五矿公司主张其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贵州五矿公司的保证人责任应予免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在一审审理期间，贵州粮油公司对一审法院依中行贵州分行的申请对“飞天”商标采取保全措施提出异议，认为诉讼保全的价值远远超过诉讼请求的数额；对于其异议，一审法院要求其委托评估、履行举证责任，并无不妥。而贵州粮油公司对诉讼保全的异议成立与否，不应影响一审法院对借款纠纷下判。对“飞天”商标的评估可能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一审法院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为了等待评估结果而拖延本案的判决。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因债权人申请保全超过标的额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当事人可以侵权损害纠纷另外提起诉讼。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判决部分第三项文字叙述存在阙漏，其借款本金37 000 000元（扣除已偿还的借款本金5 000 000元）分属于贵州粮油公司与中行贵州分行于1995年8月30日、1995年12月19日和1996年1月19日签订的三份借款合同，一审判决第三项未提及1995年8月30日的合同，应予补正；其计算的借款本金总数正确，文字叙述的阙漏对判决结果没有影响，所以，对原审判决应予维持。上诉人贵州粮油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6 860元，由贵州粮油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永平审 判 员 张勇健 代理审判员 王 闯 二00一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锐华

第二篇：信达公司石家庄办事处与中阿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

信达公司石家庄办事处与中阿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保证合同是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保证人的变更必须经债权人同意。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没有形成消灭保证责任的合意，即使债务人或第三人为债权人另外提供了相应的担保，债权人亦表示接受，也不能因此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5）民二终字第2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

负责人：张国英，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安红敏，河北冀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爱强，河北冀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力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清华，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卢春秀，北京市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河北省冀州市中意玻璃钢厂。

法定代表人：王立虎，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周世豪，河北冀州市双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以下简称信达石办）为与被上诉人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阿公司）及原审被告河北省冀州市中意玻璃钢厂（以下简称冀州中意）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冀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吴庆宝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宫邦友、刘敏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赵穗军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3年10月20日，冀州中意与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以下简称省建行）签订外汇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82万美元，借款用途为河北中意玻璃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中意）项目投入，借款期限自1993年10月20日至1997年6月30日，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自1995年12月31日开始还款，共分三次还清。中阿公司为该笔贷款向省建行出具《不可撤销现汇担保书》，其中载明：“本保证书保证归还借款方在93008号借款合同项下不按期偿还的全部或部分到期借款本息，并同意在接到贵行书面通知后十四天内代为偿还借款方所欠借款本息和费用。本保证书自签发之日生效，至还清借款方所欠的全部借款本息和费用时自动失效。”借款担保合同签订后，省建行依约发放了贷款。该笔贷款作为冀州中意的出资投入河北中意。

1995年11月25日，河北中意向省建行出具《承诺书》，内容为：“河北省冀县中意玻璃钢厂1993年10月20日根据93008号《外汇借款合同》从贵行借款182万美元，为此我公司郑重承诺：我公司对归还该笔贷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放弃一切抗辩权。本承诺书为93008号《外汇借款合同》的补充，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借款到期后，借款人和担保人均未偿还。省建行进行了催收。1998年7月8日，冀州中意的法定代表人岳红军在省建行的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上签字确认。1999年11月16日，省建行向冀州中意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冀州中意在通知回执上加盖了公章，法定代表人岳红军签字。1999年12月3日，省建行与信达石办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省建行将借款人冀州中意截至1999年9月20日贷款债权本金182万美元，表内应收利息375 110.75美元，催收利息366 274.01美元转让给信达石办。省建行于1999年12月21日向河北中意发出《担保权利转让通知》（冀建外第4号），河北中意在回执上签字盖章。2000年12月1日，信达石办向借款人冀州中意和河北中意进行了催收。2002年10月22日，信达石办以公证方式对中阿公司进行了催收。2004年11月19日，信达石办在《河北经济日报》发布债权转让、催收及出售公告，其中包括冀州中意和中阿公司。2004年11月23日，信达石办和省建行共同在《河北经济日报》发布债权转让、催收公告，其中包括冀州中意和中阿公司。2004年11月30日，信达石办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冀州中意归还借款本息，中阿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另查明：1992年3月，河北中意（甲方）和冀县财政局（乙方）签订《河北中意玻璃钢有限公司租赁冀县中意玻璃钢厂协议》，约定：由甲方对乙方的中意玻璃钢厂实行租赁。乙方不承担任何经营管理亏损及风险。租赁期为10年（从合营公司批准之日算起）。甲方拥有冀州中意的债权，同时承担原冀州中意合资前的全部债务。

河北中意出具的《河北中意玻璃钢有限公司现状》载明：河北中意于1992年9月3日签约于石家庄，由三方投资建立，即河北省乡镇企业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甲方）、冀州中意（乙方）和意大利萨普拉斯集团（丙方）。注册资金为1000万美元。冀州中意所贷182万美元，经省建行向冀州中意要求还本付息未果后，省建行想让河北中意接起这笔182万美元的贷款，即更改贷款人。经几次协调，中阿公司不仅不想改变担保主体，而且想退掉为冀州中意的担保责任，从而未能使该笔贷款转移。为此，在省建行的强烈建议下，河北中意于1995年承诺河北中意对该笔贷款的本息承担无条件还款责任，并放弃一切抗辩权。河北中意《关于将182万美元贷款调至石市中意玻璃钢有限公司的说明》，其内容为：在你厂账上登记的省建行182万美元贷款，系租赁你厂初期由石市中意玻璃钢有限公司代为办理的，是以你厂名义贷入的，因此登记在你厂账上。但根据贷款时石市玻璃钢有限公司对省建行的书面承诺，该笔贷款和利息的归还不由你厂承担，而是由石市中意玻璃钢有限公司负责。该笔贷款已与你厂无任何关系，因此请将该笔贷款及相应利息调回。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省建行与被告冀州中意签订的借款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形式完备，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被告中阿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现汇担保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其担保主体资格合法，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应认定保证合同是成立并且生效的。担保书中未明确约定担保责任方式，但根据担保书的承诺，担保人承担责任的条件是被担保人“不按期偿还”时，应当认定保证人中阿公司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

在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河北中意与省建行、中阿公司曾就变更借款人事宜进行协商，但因中阿公司拒绝担保未果。在此情况下，河北中意向省建行承诺，对归还该笔贷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放弃一切抗辩权。根据承诺书的内容，河北中意为冀州中意向省建行贷款提供了担保，省建行业已接受。冀州中意和中阿公司以河北中意持有的内容不同的另一承诺书为依据主张该债务已转移给河北中意不能成立，应以债权人省建行所接受的承诺书内容确定双方法律行为的性质。河北中意所承担的应为担保责任。中阿公司拒绝为转移后的债务提供担保，省建行和信达石办在河北中意出具承诺书后仅对河北中意主张了权利，据此可以认定该笔贷款的担保人已经变更为河北中意，省建行和信达石办已经放弃了对中阿公司的担保债权，中阿公司不应再承担本案的担保责任。因原告信达石办不同意追加河北中意为被告，对于河北中意是否承担责任，该院不予审理。同时驳回中阿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

省建行与信达石办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信达石办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自1998年至2004年省建行和信达石办进行了多次催收，本案自原告起诉时未超过诉讼时效。

该借款是以冀州中意的名义借出并用于河北中意的项目股本投入，冀州中意享有因该投资而形成的股东权益。该笔贷款并非是承租方用于租赁期间产生的贷款，因此应由使用人和受益人冀州中意承担还款义务。还款责任不受冀州中意和河北中意之间项目调整的影响。

综上所述，信达石办关于冀州中意的诉讼请求及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其请求中阿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上述相关法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

一、冀州中意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信达石办借款本金182万美元，利息2172656.50美元（利息计算至2004年9月21日，之后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罚息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信达石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553元由被告冀州中意负担。

信达石办不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以“该笔贷款的担保人已经变更为河北中意，省建行和信达石办已经放弃了对中阿公司的担保债权”为由免除了被上诉人中阿公司的担保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是完全错误的。

一、一审判决认定“在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河北中意与省建行、中阿公司曾就变更借款人事宜进行过协商，但因中阿公司拒绝担保未果”没有法律依据。作出上述认定的唯一证据《河北中意玻璃钢有限公司现状》是孤证，且存在瑕疵，而且出具人河北中意与原审被告冀州中意存在利害关系。省建行从未与任何单位协商过变更借款人事宜，只是为增加保险系数，增加河北中意为担保人。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对被上诉人中阿公司的担保债权。

二、一审判决认定“该笔贷款的担保人已经变更为河北中意，省建行和信达公司已经放弃了对中阿公司的担保债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作出上述认定没有一份由省建行同意变更或解除被上诉人担保责任的明确的意思表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而且，原审被告冀州中意和被上诉人中阿公司在原审中主张的均是“债务转移”，而从未提出过担保人变更的抗辩，一审法院也未将其列为法庭调查的重点，未进行质证。一审法院擅自以未经法庭调查和充分质证的理由来认定案件的关键事实，显然是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

三、一审判决以省建行和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中阿公司主张权利为由认定省建行和上诉人“已经放弃了对中阿公司的担保债权”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法（2002）144号通知的规定。

四、河北中意出具承诺书后，无论是省建行还是信达石办，都没有放弃过对被上诉人中阿公司的担保债权。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中阿公司对冀州中意的182万美元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中阿公司答辩称：

一、上诉人称“一审判决认定省建行和信达石办已经放弃了对中阿公司的担保债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说法，没有根据是不成立的。省建行从未向答辩人主张过任何权利，一审判决关于“省建行和信达石办已经放弃了对中阿公司的担保债权”，的认定是依据充分且直接的证据作出的。但是，答辩人坚持的河北中意向省建行出具的《承诺书》是债权转让的观点，鉴于一审判决结果，不再持异议。

二、上诉人称一审判决“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2002）144号通知的规定”的说法是错误的。更何况，被答辩人所谓的公证催收根本未到达答辩人。本案对答辩人不具备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2）144号通知所规定的条件。因为适用通知的前提是：债权人与相对人存在债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认定：省建行和信达石办已经放弃了对中阿公司的担保债权。也就是说，被答辩人从省建行受让的是对冀州中意和河北中意的债权，答辩人与其不存在对应的债务关系。因此，上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2）144号通知及法释（2001）12号中的有关规定是不当的，不能作为对答辩人主张权利的依据。更何况答辩人从未收到过2002年11月19日所谓公证送达的催收通知单。有公证书为证，中阿公司财务部从未有：“韩克建”（签收人）。至于上诉人称：“省建行曾多次向被上诉人中阿公司进行过催收”，是没有根据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省建行和信达石办已经放弃了对中阿公司的担保债权，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是正确的。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不存在对应的债权债务关系，请求判决驳回信达石办对中阿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冀州中意陈述称：1.对原审判决并不认可，但因为收到一审判决时冀州中意已经破产，无力上诉。2.我方认为182万美元，因为债务已经转移，真正的债务人应该是河北中意，河北中意提出的无条件还款协议是最有效的，而信达石办提供的承诺书是对河北中意承诺的一个反悔。3.刚收到的信达石办的新证据，说明冀州中意不需要再承担这笔债务。

本院经二审审理，除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

信达石办向本院提交的2002年11月19日由河北省秦皇岛市公证处为其出具的（2002）秦证经字第3791号公证书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其内容为：根据债权转让通知建冀外第4号，应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的申请，本公证员与公证员王佳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业务经理巩剑峰于2002年11月19日向担保方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的财务部负责人韩克建送达了《债权担保催收通知书》，并要求上述被送达方在通知书上签字、盖章，均遭拒绝。据此，本公证书证实，该《债权担保催收通知书》确实送达到担保方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

中阿公司所提交的（2005）秦三证民字第969号《公证书》，其内容为：2005年6月2日，秦皇岛市第三公证处对中阿公司2001年-2003职工在册资料予以公证，中阿公司财务部从未有“韩克建”（签收人）。

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借款担保合同纠纷。省建行与冀州中意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中阿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完备，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该担保书中未明确约定担保责任方式，但根据该担保书的内容，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条件是借款人“不按期偿还”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2）38号《关于涉及担保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和保证责任方式认定问题的批复》第二条规定，“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保证人在被保证人不履行债务时承担保证责任，且根据当事人订立的合同的本意推不出为一般保证责任的，视为连带责任保证。”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保证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保证，并无不当。

本案中，河北中意在省建行出具的《承诺书》中承诺，对归还该笔贷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放弃一切抗辩权，该承诺书与93008号《外汇借款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一审判决基于该承诺书，认定该笔贷款的担保人已经变更为河北中意，省建行和信达石办已经放弃了对中阿公司的担保债权，中阿公司不应再承担本案的担保责任。但是，根据《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与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保证合同是当事人之间合意的结果，保证人的变更需要建立在债权人同意的基础上，即使债务人或第三人为债权人另为提供相应的担保，而债权人表示接受担保的，除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有消灭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外，保证责任并不免除。而本案并无债权人省建行或信达石办同意变更或解除中阿公司保证责任的明确意思表示，因此，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显属认定事实不当，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并且，双方当事人均未主张保证人变更，一审法院也未将保证人是否变更列为法庭调查的重点，双方在庭审时均未就此问题进行举证和质证，一审法院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显属不妥。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予以支持。

根据该《承诺书》的内容，河北中意愿意承担债务并无疑问，问题的关键在于：河北中意出具该承诺书的行为是被上诉人中阿公司主张的债务人变更，还是上诉人信达石办主张的增加保证人，抑或是新债务人的加入。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必须以债权人同意为前提。”在本案中，河北中意表示愿意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债权人省建行在接受的同时，并无明确的意思表示同意债务人由冀州中意变更为河北中意，因而河北中意的承诺行为不能构成债务转移，即不能构成债务人的变更。对被上诉人中阿公司以债务转移未经其同意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河北中意的行为应当定性为上诉人信达石办所主张的保证人增加，还是定性为债务人的增加，本院认为，二者在案件的实质处理上并无不同，只是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保证系从合同，保证人是从债务人，是为他人债务负责；并存的债务承担系独立的合同，承担人是主债务人之一，是为自己的债务负责，也是单一债务人增加为二人以上的共同债务人。判断一个行为究竟是保证，还是并存的债务承担，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如承担人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中有较为明显的保证含义，可以认定为保证；如果没有，则应当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目的出发，认定为并存的债务承担。因此本案中，根据承诺书的具体内容以及向河北中意的催收通知中的担保人身份的注明，对河北中意的保证人身份有较为明确的表示与认可，上诉人信达石办主张的此行为系保证人增加的上诉理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根据本院法释（2001）12号《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之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公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合同法》规定的通知义务。在案件审理中，债务人以原债权银行转让债权未履行通知义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原债权银行传唤到庭调查债权转让事实，并责令原债权银行告知债务人债权转让的事实。”省建行和上诉人信达石办分别于2002年11月19日以公证催收的方式，2004年4月2日以报纸公告催收的方式向被上诉人中阿公司主张过权利。按照该规定，即使省建行和上诉人信达石办没有向其通知债权转让事宜，法庭也可传唤原债权银行并责令其当庭向被上诉人中阿公司告知债权转让事实。因此，被上诉人中阿公司以债权转让通知未送达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对于上诉人有关其没有放弃过对被上诉人中阿公司担保债权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上诉人中阿公司质疑的催收方式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六项的规定，公证催收方式具有法律效力，能够产生法律规定的效力。上诉人信达石办提交的（2002）秦证经字第3791号公证书复印件，经与原件核对，其公证送达债权催收文书的内容真实，意思表示明确，本院对其效力予以认定。中阿公司主张的关于为本公司员工办理社保时不包括韩克建其人，因属事后提供，且该公司是否确有韩克建此人，并不影响公证处公证送达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故中阿公司所提交的社保名单之证据，不能对抗2002年11月19日由河北省秦皇岛市公证处出具的（2002）秦证经字第3791号公证书的证明效力，对于中阿公司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借款合同签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生效之前，如果当时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担保法》的规定，但在《担保法》的规定与当时的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的地方，应该适用本案合同签订履行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颁布的《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2002）144号通知也应作为处理本案的法律依据之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颁布的《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和第29条规定，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间或约定不明确的保证合同，保证人应当在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亦中断。省建行在1998年7月8日对冀州中意进行催收，即产生了对主债务人冀州中意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也产生了对担保人中阿公司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其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2）144号通知的规定，即“对于当事人在《担保法》生效前签订的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期限或约定不明确的，如果债权人已经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主债务人主张了权利，使主债务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但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债权人可以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6个月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逾期不主张的，保证人不再承担责任”，上诉人信达石办在该通知发布之日起6个月内，即自2002年8月1日起至2003年1月31日止的六个月内，于2002年11月以公证方式向中阿公司进行了催收，从而中断了对担保债权的诉讼时效。其后，上诉人信达石办于2004年4月2日在《河北经济日报》对冀州中意和中阿公司进行了公告催收，再次中断担保债权的诉讼时效。至上诉人起诉时，对被上诉人的担保债权尚在诉讼时效之内。因此省建行和上诉人并未放弃对中阿公司的担保债权，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信达石办要求被上诉人中阿公司对冀州中意的182万美元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中阿公司提出的由于债务转移，省建行和信达石办已经放弃了对中阿公司的担保债权，中阿公司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理由和上诉人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判决以“该笔贷款的担保人已经变更为河北中意，省建行和信达石办已经放弃了对中阿公司的担保债权”为由，认定被上诉人中阿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属认定事实不当，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六款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及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冀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

二、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冀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

三、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对原审被告河北省冀州市中意玻璃钢厂的182万美元借款本金及其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案件受理费87553元，由河北省冀州市中意玻璃钢厂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7553元，由中国一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庆宝 代理审判员 宫邦友 代理审判员 刘 敏 二00六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赵穗军

第三篇：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交通银行重庆分行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110号。

法定代表人：陈辉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韩德云，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重庆分行。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口13号。

法定代表人：邓昌明，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钺锋，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长江，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国际贸易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84号。

法定代表人：王轸，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信托公司）为与交通银行重庆分行（以下简称交行）、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渝高法经一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叶小青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王闯、代理审判员宫邦友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孙建国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1996年2月底，云南金成金属工贸公司（以下简称工贸公司、其产权属重庆三业发展公司）向重庆三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三业公司）提出，近期可通过云南省五金矿产化工进出口（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五矿公司）从瑞士嘉能柯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且付款条件非常优惠。三业公司无此笔资金，故首先找到信托公司，称其目前仍无力偿还先前的贷款及利息，但最近有一笔进口5000吨电解铜的业务，如能做好则不仅可偿还全部欠款而且保证将货物进口及出售后的全部资金存放在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认为可行，遂于1996年2月29日发函工贸公司，就“关于担保开证进口电解铜事宜”称：经本公司研究，同意按下列条件担保开证进口5000吨电解铜：

一、根据银行规定，本公司为重庆一家外贸公司开证作担保，该外贸公司为开证申请人和进口受益人，接受所有单证，负责商检报关等工作。云南五矿公司作为供货方代理地位不变，在进口合同上联合签章，但不是进口受益人。

二、本公司确认进口方为三业公司，并为其进口5000吨电解铜提供全额担保，该公司应将此进口货物所有权转移给本公司„„

五、请速安排办理此项进口。

1996年3月8日，信托公司、三业公司、工贸公司达成进口联营协议，协议约定：工贸公司负责联系国外供货方和国内总代理；三业公司负责联系重庆外贸代理公司和解决开证银行，并作为进货方将进口铜转移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向三业公司提供进口全额担保并经三业公司委托负责销售电解铜和收取货款，负责此项货款的运用、创造利润。所余利润由三方共享，各得三分之一。根据此协议，三业公司找到交行。由于三业公司也欠交行2，500，000元贷款，交行即于1996年3月8日与信托公司就收回，三业公司贷款一事达成协议书，约定：

一、交行、信托公司在各自的经营范围内，以相应的业务手段，协助支持借款人（三业公司）近期从事5000吨电解铜买卖。交行将其为进口5000吨电解铜所开出的信用证承兑后，将提单等货物所有权凭证交由信托公司保管。

二、三业公司实现5000吨电解铜销售，款到信托公司为三业公司开立的帐户后，即从三业公司帐户上扣划5，000，000元，分别支付2，500，000元给交行和信托公司„„

五、因不可抗拒因素影响交行和信托公司收回贷款所欠本息，双方仍保留向借款人以法律手段清收，包括向借款担保人追索的权利。开证落实后，三业公司找到了有进出口贸易权的贸易公司为其进口代理商。1996年3月22日，贸易公司、三业公司、信托公司三方签订了代理合同，约定：三业公司委托贸易公司代理进口5000吨电解铜，贸易公司负责进口一切环节的手续，包括对外签合同、开证、审单、进口报关、商检、索赔等，信托公司负责开证担保并作为担保人参与监管，三业公司负责承担一切费用。同月信托公司向交行出具担保书，内容为应贸易公司要求，我公司同意为该公司就CIETCI一019－96001合同项下进口5000吨电解铜，在贵行开出以下信用证LCH0960032LCH0960041（10个信用证）总计金额1，760，000美元，提供资金全额担保。1996年4月1日贸易公司致函交行，称：我司在贵行开立的10个信用证在180天有效期后如再展期180天的银行利息由我司负担。1996年4月3日，信托公司向交行提交的补充担保书，载明：关于进口5000吨电解铜，在贵行开立的LCH0960032号信用证作如下修改：就该证的溢短装条款中±10％改为士20％所多出的资金提供全额担保；并保证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指定的帐户上，若资金未按时到位，从付款次日起承担罚息，并在我公司接到贵行的付款通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由我公司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代为支付。1996年5月中旬，当2000吨电解铜运至上海，准备在期货交易市场出售时，因涉嫌走私，被全部查扣。1996年6月18日信托公司正式向上海海关提出书面报告，请求解除扣押，由进口代理商另行补办正常进口报关手续后，核准放行。1996年报9月10日，上海海关调查局向信托公司发进《关于在扣电解铜处理通知》同意将在扣电解铜2000吨定向拍卖给该公司。年底，信托公司向上海海关办理了手续，并委托浙江嘉兴工贸公司（以下简称嘉兴公司）代理从事2000吨电解铜的定向拍卖工作。1997年6月，嘉兴公司将2000吨电解铜定向拍卖后的差价10，000，000元人民币交付给信托公司。至此，被扣的2000吨电解铜得到了妥善处理。但因2000吨电解铜开立的信用社（金额为8，960，000美元）将于1997年4月4日到期付款，于是交行、信托公司、贸易公司经多次协商，最终于1997年4月2日达成“关于解决重庆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备忘录载明：为维护交行的国际信誉，由三方共同组织垫付资金以便交行在该到期日按时全额付款；（1）信托公司将超出2000吨电解铜货物实际价值的信用证金额计划外3，201，237.26美元（此款95年4月19日、5月29日分两次由嘉能柯退开证申请人并由信托公司代管），保证无条件于4月4日前将本息3，450，000美元划入贸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保证金帐户上，用于对外支付；（2）信托公司将先垫付上海海关已同意就定向拍卖2000吨电解铜的10，000，000元人民币，于4月4日前划入贸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人民币结算帐户上，用于对外支付；（3）剩余的4，310，000美元，将由贸易公司向交行申请等值人民币贷款，并由信托公司提供全额资金担保，交行于4月4日前办理完有关贷款的规定手续后划入贸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人民币结算帐户上，用于对外支付，此项贷款到期后，三方将根据对外追索法律行动进程，另行协商解决办法。贸易公司作为进口代理商出面立即采取法律手段对外追索，追索费用由三方组织垫付。4月3日，信托公司与交行签订了年外保字第一线9号借款保证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4月4日交行与贸易公司签订了年外字第049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36，000，000元人民币，用于对外货款，利率9.24％。，期限6个月（从1997年4月4日至1997年10月4日止）。合同签订后，交行按约履行35，856，284.22元人民币的对外支付的义务，从而保证了到期信用证的对外付款。由于贸易公司未积极对外追索，三方又于当年7月31日达成“关于4月2日谅解备忘录”的补充备忘录（以下简称补充备忘录）。补充备忘录载明：预计贸易公司对外追索所需的全部费用在1，200，000元人民币左右。信托公司与交行将各以合法手段支持400，000元人民币到贸易公司帐上，以保证对外追索尽快启动。随后信托公司、交行分别各自借款400，000元人民币给贸易公司，贸易公司收到借款后未启动对外追索的法律程序。交行多次要求贸易公司偿还借款并由信托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未果，遂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1996年3月8日，贸易公司作为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的代理商，向交行申请开立以嘉能柯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总金额为美元17，600，000元整。信托公司当日向交行出具的担保书载明，该公司保证上述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入到贵行指定帐户上„„之后，又书面承诺其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信用证到期后，三方分别又签有借款合同和借款保证合同。交行对贸易公司代理进口的2000吨电解铜实际贷款划出额为人民币35，856，284.22元，由于2000吨电解铜被海关没收，贸易公司未能偿还贷款，应承担归还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信托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八十九条第（一）项、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贸易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交行本金人民币35，856，284.22元及利息（利息自1997年4月4日至1997年10月4日止，按9.24％。计息；自1997年10月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二、信托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274，856元，诉讼保全费245，520元，合计520，376元，由贸易公司、信托公司承担。

信托公司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渝高法经一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本案当事人三方是根据备忘录签订的97外字第49号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并以备忘录作为合同附件。依据备忘录约定，三方订立借款和担保合同，目的是为了解决对外支付信用证项下到期货款而共同采取的垫款行为，弥补联营损失，而非借款行为。因此，借款及担保合同不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借款及担保所涉及的35，856，284.22元人民币借款本息，也应视为联营损失，由三方分担。原审法院有意回避审查合同的效力和真实性，错误地认定借款及担保合同有效，判令我公司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对事实和法律的严重违背，损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交行答辩称：我行为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开立信用证，目的是为追回三业公司欠我行的贷款，不存在我方参加共同经营，从中获利的问题。因信托公司的原由造成信用证到期不能兑付，于是由贸易公司作为借款人，信托公司作为担保人，又向我行申请了4，310，000美元贷款以用于信用证到期的对外支付，三方就此签订了贷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故该贷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属有效合同，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信托公司称借款及担保行为不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完全与事实不符，也没有证据证明。请求驳回上诉人信托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贸易公司答辩称：本案借款纠纷，是因原信托公司、交行、三业公司三方经济纠纷，而达成的一项贸易进口业务，目的是为了用进口而产生的利润来偿还原债务。因三方没有进出口权，由交行推荐我公司作为进口代理商。依代理合同约定，我公司与信托公司纯属代理关系，该笔业务的实际付款方和收款方皆非我公司，因此，我公司不应承担付款责任。该项业务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是交行与信托公司协商而定，我公司仅作为外贸代理商受三业公司委托，作为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又虑及交行对外经营的信誉等原因，经信托公司和交行再三坚持，我公司才就合同项下信用证金额向交行贷款，由信托公司担保。但我公司对该合同的全部贷款无任何使用权。交行不应起诉我公司。该案实属诈骗行为，三业公司、信托公司少数人为达个人目的，企图骗取国家关税，这已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为走私行为。因此，我公司请求终结本案，将本案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本院认为：1996年3月8日，贸易公司作为三业公司进口电解铜代理商，向交行申请开立以嘉能柯为受益人的信用证，总金额为17，600，000美元。当日，信托公司向交行出具了担保书，保证在上述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指定的帐户上，之后，又书面承诺其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由此，信托公司与交行、贸易公司三方形成了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保证关系。信用证到期，为解决信用证项下的对外付款问题，三方又于1997年4月3日和4月4日，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依该借款合同，贸易公司从交行实际贷款35，856，284.22元。贸易公司到期未还，保证人信托公司依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尽管交行与信托公司于1996年3月8日曾就向三业公司收回欠款一事达成过协议书，但该协议仅表明交行同意为三业公司进口电解铜开立信用证，并拟从三业公司销售盈利中收回其拖欠的贷款，并无参与联合经营电解铜的内容。后三方签订的备忘录及补充备忘录，也不能说明交行参与了联合经营电解铜。因此，原审法院以三方存在信用证项下的借款、担保关系为由，判决贸易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信托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妥。上诉人信托公司主张与交行是联营关系，借款本息应按各方在联营中的地位及过错分担，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四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诉讼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74，856元，由上诉人信托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第四篇：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交通银行重庆分行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交通银行重庆分行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法公布（2001）第1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0）经终字第2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辉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韩德云，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重庆分行。

法定代表人：邓昌明，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钺锋，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长江，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国际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轸，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信托公司）为与交通银行重庆分行（以下简称交行）、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渝高法经一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叶小青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王闯、代理审判员宫邦友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孙建国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1996年2月底，云南金成金属工贸公司（以下简称工贸公司、其产权属重庆三业发展公司）向重庆三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三业公司）提出，近期可通过云南省五金矿产化工进出口（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五矿公司）从瑞士嘉能柯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且付款条件非常优惠。三业公司无此笔资金，故首先找到信托公司，称其目前仍无力偿还先前的贷款及利息，但最近有一笔进口5000吨电解铜的业务，如能做好则不仅可偿还全部欠款而且保证将货物进口及出售后的全部资金存放在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认为可行，遂于1996年2月29日发函工贸公司，就“关于担保开证进口电解铜事宜”称：经本公司研究，同意按下列条件担保开证进口5000吨电解铜：

一、根据银行规定，本公司为重庆一家外贸公司开证作担保，该外贸公司为开证申请人和进口受益人，接受所有单证，负责商检报关等工作。云南五矿公司作为供货方代理地位不变，在进口合同上联合签章，但不是进口受益人。

二、本公司确认进口方为三业公司，并为其进口5000吨电解铜提供全额担保，该公司应将此进口货物所有权转移给本公司„„

五、请速安排办理此项进口。

1996年3月8日，信托公司、三业公司、工贸公司达成进口联营协议，协议约定：工贸公司负责联系国外供货方和国内总代理；三业公司负责联系重庆外贸代理公司和解决开证银行，并作为进货方将进口铜转移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向三业公司提供进口全额担保并经三业公司委托负责销售电解铜和收取货款，负责此项货款的运用、创造利润。所余利润由三方共享，各得三分之一。根据此协

议，三业公司找到交行。由于三业公司也欠交行2，500，000元贷款，交行即于1996年3月8日与信托公司就收回向三业公司贷款一事达成协议书，约定：

一、交行、信托公司在各自的经营范围内，以相应的业务手段，协助支持借款人（三业公司）近期从事5000吨电解铜买卖。交行将其为进口5000吨电解铜所开出的信用证承兑后，将提单等货物所有权凭证交由信托公司保管。

二、三业公司实现5000吨电解铜销售，款到信托公司为三业公司开立的账户后，即从三业公司账户上扣划5，000，000元，分别支付2，500，000元给交行和信托公司„„

五、因不可抗拒因素影响交行和信托公司收回贷款所欠本息，双方仍保留向借款人以法律手段清收，包括向借款担保人追索的权利。开证落实后，三业公司找到了有进出口贸易权的贸易公司为其进口代理商。1996年3月22日，贸易公司、三业公司、信托公司三方签订了代理合同，约定：三业公司委托贸易公司代理进口5000吨电解铜，贸易公司负责进口一切环节的手续，包括对外签合同、开证、审单、进口报关、商检、索赔等，信托公司负责开证担保并作为担保人参与监管，三业公司负责承担一切费用。同月信托公司向交行出具担保书，内容为应贸易公司要求，我公司同意为该公司就CIETCI—019—96001合同项下进口5000吨电解铜，在贵行开出以下信用证LCH0960032„„LCH0960041（10个信用证）总计金额1，760，000美元，提供资金全额担保。1996年4月1日贸易公司致函交行，称：我司在贵行开立的10个信用证在180天有效期后如再展期180天的银行利息由我司负担。1996年4月3日，信托公司向交行提交的补充担保书，载明：关于进口5000吨电解铜，在贵行开立的LCH0960032号信用证作如下修改：就该证的溢短装条款中±10％改为±20％所多出的资金提供全额担保；并保证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指定的账户上，若资金未按时到位，从付款次日起承担罚息，并在我公司接到贵行的付款通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由我公司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代为支付。1996年5月中旬，当2000吨电解铜运至上海，准备在期货交易市场出售时，因涉嫌走私，被全部查扣。1996年6月18日信托公司正式向上海海关提出书面报告，请求解除扣押，由进口代理商另行补办正常进口报关手续后，核准放行。1996年9月10日，上海海关调查局向信托公司发出《关于在扣电解铜处理通知》，同意将在扣电解铜2000吨定向拍卖给该公司。年底，信托公司向上海海关办理了手续，并委托浙江嘉兴工贸公司（以下简称嘉兴公司）代理从事2000吨电解铜的定向拍卖工作。1997年6月，嘉兴公司将2000吨电解铜定向拍卖后的差价10，000，000元人民币交付给信托公司。至此，被扣的2000吨电解铜得到了妥善处理。但因2000吨电解铜开立的信用证（金额为8，960，000美元）将于1997年4月4日到期付款，于是交行、信托公司、贸易公司经多次协商，最终于1997年4月2日达成“关于解决重庆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备忘录载明：为维护交行的国际信誉，由三方共同组织垫付资金以便交行在该到期日按时全额付款：（1）信托公司将就超出2000吨电解铜货物实际价值的信用证金额计3，201，237．26美元（此款已于95年4月19日、5月29日分两次由嘉能柯退开证申请人并由信托公司代管），保证无条件于4月4日前将本息约3，450，000美元划入贸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上，用于对外支付；（2）信托公司将先垫付上海海关已同意就定向拍卖2000吨电解铜的10，000，000元人民币，于4月4日前划入贸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上，用于对外支付；（3）剩余的4，310，000美元，将由贸易公司向交行申请等值人民币贷款，并由信托公司提供全额资金担保，交行于4月4日前办理完有关贷款的规定手续后划入贸

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上，用于对外支付，此项贷款到期后，三方将根据对外追索法律行动进程，另行协商解决办法。贸易公司作为进口代理商出面立即采取法律手段对外追索，追索费用由三方组织垫付。4月3日，信托公司与交行签订了97年外保字第49号借款保证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4月4日交行与贸易公司签订了97年外字第049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36，000，000元人民币，用于对外货款，利率9．24‟，期限6个月（从1997年4月4日至1997年10月4日止）。合同签订后，交行按约履行35，856，284．22元人民币的对外支付的义务，从而保证了到期信用证的对外付款。由于贸易公司未积极对外追索，三方又于当年7月31日达成“关于4月2日谅解备忘录”的补充备忘录（以下简称补充备忘录）。补充备忘录载明：预计贸易公司对外追索所需的全部费用在1，200，000元人民币左右。信托公司与交行将各以合法手段支付400，000元人民币到贸易公司账上，以保证对外追索尽快启动。随后信托公司、交行分别各自借款400，000元人民币给贸易公司，贸易公司收到借款后未启动对外追索的法律程序。交行多次要求贸易公司偿还借款并由信托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未果，遂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1996年3月8日，贸易公司作为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的代理商，向交行申请开立以嘉能柯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总金额为美元17，600，000元整。信托公司当日向交行出具的担保书载明，该公司保证上述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入到贵行指定账户上„„之后，又书面承诺其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信用证到期后，三方分别又签有借款合同和借款保证合同。交行对贸易公司代理进口的2000吨电解铜实际贷款划出额为人民币35，856，284．22元，由于2000吨电解铜被海关没收，贸易公司未能偿还贷款，应承担归还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信托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八十九条第（一）项、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贸易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交行本金人民币35，856，284．22元及利息（利息自1997年4月4日至1997年10月4日止，按9．24‟计息；自1997年10月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二、信托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274，856元，诉讼保全费245，520元，合计520，376元，由贸易公司、信托公司承担。

信托公司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渝高法经一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本案当事人三方是根据备忘录签订的97外字第49号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并以备忘录作为合同附件。依据备忘录约定，三方订立借款和担保合同，目的是为了解决对外支付信用证项下到期货款而共同采取的垫款行为，弥补联营损失，而非借款行为。因此，借款及担保合同不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借款及担保所涉及的35，856，284．22元人民币借款本息，也应视为联营损失，由三方分担。原审法院有意回避审查合同的效力和真实性，错误地认定借款及担保合同有效，判令我公司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对事实和法律的严重违背，损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予以改判。被上诉人交行答辩称：我行为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开立信用证，目的是为追回三业公司欠我行的贷款，不存在我方参加共同经营，从中获利的问题。因信托公司的原由造成信用证到期不能兑付。于是由贸易公司作为借款人，信托公司作为担保人，又向我行申请了4，310，000美元贷款以用于信用证到期的对

外支付，三方就此签订了贷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故该贷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属有效合同，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信托公司称借款及担保行为不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完全与事实不符，也没有证据证明。请求驳回上诉人信托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贸易公司答辩称：本案借款纠纷，是因原信托公司、交行、三业公司三方经济纠纷，而达成的一项贸易进口业务，目的是为了用进口而产生的利润来偿还原债务。因三方没有进出口权，由交行推荐我公司作为进口代理商。依代理合同约定，我公司与信托公司纯属代理关系，该笔业务的实际付款方和收款方皆非我公司，因此，我公司不应承担付款责任。该项业务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是交行与信托公司协商而定，我公司仅作为外贸代理商受三业公司委托，作为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又虑及交行对外经营的信誉等原因，经信托公司和交行再三坚持，我公司才就合同项下信用证金额向交行贷款，由信托公司担保。但我公司对该合同的全部贷款无任何使用权。交行不应起诉我公司。该案实属诈骗行为，三业公司、信托公司少数人为达个人目的，企图骗取国家关税，这已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为走私行为。因此，我公司请求终结本案，将本案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本院认为：1996年3月8日，贸易公司作为三业公司进口电解铜代理商，向交行申请开立以嘉能柯为受益人的信用证，总金额为17，600，000美元。当日，信托公司向交行出具了担保书，保证在上述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指定的账户上，之后，又书面承诺其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由此，信托公司与交行、贸易公司三方形成了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保证关系。信用证到期，为解决信用证项下的对外付款问题，三方又于1997年4月3日和4月4日，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依该借款合同，贸易公司从交行实际贷款35，856，284．22元。贸易公司到期未还，保证人信托公司依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尽管交行与信托公司于1996年3月8日曾就向三业公司收回欠款一事达成过协议书，但该协议仅表明交行同意为三业公司进口电解铜开立信用证，并拟从三业公司销售盈利中收回其拖欠的贷款，并无参与联合经营电解铜的内容。后三方签订的备忘录及补充备忘录，也不能说明交行参与了联合经营电解铜。因此，原审法院以三方存在信用证项下的借款、担保关系为由，判决贸易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信托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妥。上诉人信托公司主张与交行是联营关系，借款本息应按各方在联营中的地位及过错分担，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四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诉讼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74，856元，由上诉人信托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小青

代理审判员 王 闯

代理审判员 宫邦友

二00一年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孙建国

第五篇：农业银行安庆分行诉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安徽法院参考性案例#【 农业银行安庆分行诉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民事金融借款担保

裁判要点

1、公益性事业单位系指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或者为政府行使职能提供支持保障，不以营利为目的，不能、不宜或没有主要依赖市场配置相关资源的事业单位。通过开展经营性活动来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其存在与运转基本依赖于经营性的收入、完全或主要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事业单位不应被视为公益性事业单位。

2、社会公益设施是用于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设施，在其之上设定抵押，将影响公益目的的实现。对于一些为公共利益服务，但具有营利目的的社会设施，尽管其存在和运转情况涉及到一定范围内群众生活，对社会公共利益有一定影响，也不能认定为社会公益设施，在其之上可以设定抵押。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

基本案情

2004年3月31日，中国农业银行潜山县支行农贸分理处（简称潜山县农行农贸分理处）和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向潜山县农行农贸分理处借款300万元，期限一年。同日双方签订抵押合同，约定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以其房地产为300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2005年3月31日，双方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展期一年。2006年3月25日，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因部分抵押物被拆除，向潜山县农行农贸分理处申请变更抵押物。2006年8月12日，双方重新签订抵押合同，约定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以房产证号为潜梅城字第2942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潜国用（2006）01009120号，坐落于潜山县梅城镇五显路的295.92平方米房产、4629.9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后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借款到期后，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未能还款。2009年3月30日，潜山县人民政府决定撤销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设立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同年4月23日，潜山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潜编字（2009）19号文件决定撤销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设立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该中心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隶属县商务局。后潜山县工商局与潜山县商务局签订交接协议书，潜山县工商局将原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的人员、市场资产、债权债务整体移交给潜山县商务局，移交清单中注明银行借款300万元。2011年12月8日，安庆农行向安庆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立即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并对借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裁判结果

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8日作出（2012）宜民二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

一、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借款本金3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暂计算至原告起诉之日2011年12月8日止）；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安庆农行提起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8日作出（2012）皖民二终字第00148号民事判决，以原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不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涉案抵押物非社会公益设施，原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以之设定抵押，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的强制性规定

为由，判决：

一、维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宜民二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

二、撤销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宜民二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

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对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抵押的295.92平方米房产、4629.9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本判决主文第一项确认的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根据国务院《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事业单位应该是“为了社会公益目的”而设，其承担的职能是社会服务，主要是指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单位，以及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单位。本案中的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和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均系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其支出经费全部来源于自身的经营性收入，尽管具有对市场进行管理，为经营户提供服务的职能，但其是通过经营管理国有市场资产，收取市场设施租赁服务费等经营性活动来履行该职能，因此，不能视之为公益性事业单位。

社会公益设施，顾名思义应该是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设施，其基本特征应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担保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社会公益设施”，通常认为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文化宫、敬老院、福利院等。案涉抵押物系潜山县农贸市场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尽管其存在和运转情况涉及到一定范围内居民的生活，对社会公共利益有一定的影响，但用于抵押的295.92平方米房产全系门面房，该房产及用于抵押的4629.9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上的摊位全部被用于向经营户出租，原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和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作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其全部收入几乎都来源于该抵押物的租金，因此，案涉抵押物不符合社会公益设施的基本特征，不属于社会公益设施。

综上，由于原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不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案涉抵押物亦非社会公益设施，原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以之设定抵押，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的强制性规定。2009年，由于机构调整，原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的人员、市场资产及债权债务整体移交给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因此，其对潜山县农行农贸分理处的300万元贷款的还款义务和抵押担保责任应一并由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