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吉庆公司、华鼎公司与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抵押借款合同纠纷案
吉庆公司、华鼎公司与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抵押借款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关于“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的规定,是就主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作出的规定,其前提是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必须为二人以上。我国法律并无客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的强制性规定。债权人就两笔到期债务一并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合并审理并作出一份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5)民二终字第1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西藏吉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扎基路14号。
法定代表人:王伟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昌孝润,北京市天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林廓东路103号。
负责人:扎西平措,该营业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白玛,西藏雪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建忠,西藏雪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重庆市华鼎现代农业景观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大中村。
法定代表人:黄秀琴,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和勇,该公司财务经理。
上诉人西藏吉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庆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原审被告重庆市华鼎现代农业景观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鼎公司)抵押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藏民二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吴庆宝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宫邦友、刘敏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赵穗军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1年8月6日,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吉庆公司和华鼎公司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借款合同》约定,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向吉庆公司发放贷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为二年,年利率为5.94%,按季结息;因吉庆公司违约致使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吉庆公司应当承担农行西 藏分行营业部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抵押合同》约定,华鼎公司以位于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中坝“现代农业示范区”土地使用权为该2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2003年8月6日,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吉庆公司和华鼎公司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协议约定将借款展期一年,即2003年8月6日至2004年8月6日。
2003年12月22日,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吉庆公司和华鼎公司再次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借款合同》约定,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向吉庆公司贷款27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年利率为3.33%,按季结息;因吉庆公司违约致使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吉庆公司应当承担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抵押合同》约定,华鼎公司以位于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中坝“现代农业示范区”土地使用权为该27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另查明,西藏自治区物价局、西藏自治区司法厅于2002年12月30日联合下发了《西藏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试行)》,该标准对涉及财产关系的律师收费确定了标准,即:一千万元至五千万元在2%~2.5%之间取费。
上述两笔贷款共计4700万元到期后,吉庆公司未予偿还。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于2005年2月28日诉至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吉庆公司偿还所借款项47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逾期利息等,并承担其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及诉讼费等;华鼎公司以抵押的财产为上述债务和费用承担担保责 任。
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于2005年3月1日向该院申请财产保全,该院于2005年3月8日作出(2005)藏法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对被申请人吉庆公司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棕树村8组的川国用(2000)字第0005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14266.05平方米的土地予以查封。
该案一审审理期间,吉庆公司分别于2005年5月24日、2005年6月3日归还了贷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200万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吉庆公司、华鼎公司分别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系双方平等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请求依法判令吉庆公司偿还49309369.91元及华鼎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吉庆公司和华鼎公司亦承认该债务额,该院予以支持。对被告认为原告的律师费未实际支付的抗辩,该院认为,律师费在《借款合同》中已明确进行了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由于吉庆公司的违约行为,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在委托律师通过诉讼实现其权利过程中,律师费是必然发生的,因此,对两被告的抗辩该院不予支持。根据西藏物价部门对律师收费幅度的规定,结合该案案件标的和律师实际承担的工作量,该院认为律师代理费按本金4700万元的2%下限取费较合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判决:
一、吉庆公司应向农行西藏分 行营业部偿还贷款本金4700万元及利息2309369.94元,扣除审理中已支付的700万元(本金500万元、利息200万元),吉庆公司仍需支付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本金4200万元、利息309369.94元,本金利息合计42309369.94元;自2005年4月26日起,吉庆公司还应向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按日万分之二点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还清所有本息为止。
二、吉庆公司应承担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诉讼的律师代理费94万元,但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应向吉庆公司提供付款凭证;
三、该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合计489281元,由吉庆公司承担;
四、华鼎公司对上述一、二、三项债务及费用应以抵押土地使用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华鼎公司在实际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吉庆公司追偿。
吉庆公司不服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其与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签订的两份借款担保合同因借款时间、数额、期限以及利率等均不相同,应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基于上述两个法律关系应分别提起不同的诉讼。一审法院对于这两个不同的诉讼不但予以合并审理并且作出了一个判决,违反了法定程序,应予发回重审。
二、对于律师费的负担,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一般说来,法院并不支持当事人对律师费的主张。即使根据《借款合同》关于“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的约定,吉庆公司承担的应是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因诉讼实际已经支付的律师费用。本案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既 未提供其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也未提供其向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用的票据,因此不能证明因吉庆公司违约给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带来损失的基本事实以及损失的真实数额,一审法院判决的舛万元律师费并未实际发生。且本案法律关系并不复杂,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代理律师的工作量很小,原审法院据以裁决的《西藏自治律师收费标准(试行)》规定的收费标准明显过高。原审判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三、本案总标的额不到5000万元,且华鼎公司还提供了价值7000多万元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担保,一审法院裁定对吉庆公司14266.0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予以查封,超过了本案诉讼标的,给其造成了巨大的经营困难和经济损失,对超标的额查封的财产应予解除查封。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由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承担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答辩称:
一、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吉庆公司之间虽然签订了两份借款合同,存在两个法律事实,但是该两份合同的借款均已到期,双方之间形成的只是一种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不存在多种或不同法律关系的情形,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为实现债权提起诉讼并无不当。吉庆公司关于应分别诉讼的观点,缺乏法律依据。
二、一审法院判决吉庆公司承担94万元律师费,依据充分,合理合法。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吉庆公司在《借款合同》中关于“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的约定系当事人自愿协商形成,应受法律保护。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在吉庆公司 不依照合同约定偿还借款的情况下,通过诉讼方式实现债权,因此产生的律师费是必然的。且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为了不增加吉庆公司的负担,做到公平合理,与其代理律师约定按《西藏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试行)》的取费标准支付律师费,并在一审诉讼请求中,主张按该标准分段取费比例2%-2.5%予以承担律师费。一审法院按照本金4700万元的2%下限取费,对吉庆公司是公平合理的。
三、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依法申请查封被答辩人的土地使用权,没有明显超值查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除认定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一审审理期间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其代理律师事务所西藏雪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雪域律师事务所)之间并未签订代理合同,亦未实际支付代理费用。二审庭审时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代理人陈述,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其曾口头协商待案件审理完毕后再行支付。一审判决后,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于2005年9月30日将一审判决书载明的94万元律师代理费支付给了雪域律师事务所。二审期间,雪域律师事务所律师白玛、李建忠向本院提交的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雪域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有效期自2004年9月5日至2007年9月4日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中载明,根据聘方要求,应聘方指派律师白玛、李建忠担任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的常年法律顾问;每年法律顾问费X元;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委托法律顾问代理诉讼、参与调解、仲裁活动应另行收费。收费必须严格遵守体现风险代理原则。风险代理的范围扩大为所 有的案件,实行风险代理的案件,律师的代理工作应负责至案件执行终结或债权的受偿为止。风险代理的案件律师费计算方式为:已收回或挽回的财产额乘以本级收费比例(收费比例详见《律师职业收费标准》)等内容。二审中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代理律师白玛、李建忠还向本院提交了部分二审期间差旅费的有关证据以及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雪域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二审《委托代理(辩护)合同》。该《委托代理(辩护)合同》约定,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应向雪域律师事务所缴纳劳动报酬费47万元,二审代理费由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在收到二审判决或裁定后,一次性支付给雪域律师事务所。
本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本案中所主张的4700万元债务原系两份借款合同形成,但鉴于其向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该两笔借款均已到期,其一并提起诉讼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须经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尚可合并审理的共同诉讼系指主体合并的情形,其前提是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主体必须为二人以上。而本案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主体均为一人,故不存在主体合并的问题,而应是事实上的客体合并。因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因客体合并审理的共同诉讼亦须以当事人同意为前提条件,故原审法院根据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的诉请将基于两个合同形成的债务合并审理并做出一份判决并无不当。吉庆公司关于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应当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律师代理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费用的负担问题,因农 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和吉庆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第五条明确做出了关于“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的约定,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人民法院对于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为实现该笔债权所实际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应当依法予以保护。本案债权人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向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虽然已经聘请了雪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但是因其并未与雪域律师事务所就代理事项签订代理合同,更未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故原审法院认定吉庆公司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承担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一审案件代理费尚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律师代理费用的数额应当依据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的合意来确定,原审法院在委托人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雪域律师事务所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自行依据《西藏自治区律师收费标准(试行)》作出认定,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认可。且从雪域律师事务所与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签订的有效期自2004年9月5日至2007年9月4日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载明的“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委托法律顾问代理诉讼、参与调解、仲裁活动应另行收费。收费必须严格遵守体现风险代理原则。风险代理的范围扩大为所有的案件,实行风险代理的案件,律师的代理工作应负责至案件执行终结或债权的受偿为止。风险代理的案件律师费计算方式为:已收回或挽回的财产额乘以本级收费比例(收费比例详见《律师职业收费标准》)”内容看,双方 通常情况下应是以最终案件执行终结或债权受偿时已收回或挽回的财产额作为基数计算律师代理费用的。鉴于本案尚在二审审理期间,对于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最终能够收回的财产额尚未最终确定,律师代理费认定尚无有效依据,且其他差旅费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因案件并未最终审结以及执行完毕,尚可能继续发生,故本案仅就借款法律关系予以认定,至于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待案件最终执行完毕后,由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另行主张,本案对此不做认定。
吉庆公司关于原审法院超标的额查封应予解封的上诉请求,因不属于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范畴,故本院对此不予审理。
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三)项,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藏民二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三、五项;
二、撤销上述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
三、变更上述民事判决主文第四项为重庆市华鼎现代农业景观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西藏吉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应承担的借款本息及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以抵押土地使用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应付款项应于本判决送达之次日起10日内偿付,逾期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办理。
二审案件受理费244641元,由西藏吉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2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负担4464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庆宝
代理审判员 宫邦友
代理审判员 刘 敏
审判长简介
吴庆宝高级法官:民法院审判员。
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赵穗军 年出生,法学学士,2001年起任最高人11
1964
第二篇:泛华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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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此,公司分支机构于公司法人变更过程中是否已实际经工商部门注销完毕,不影响公司基于独立法人资格行使其分支机构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承担其分支机构所负有的民事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5)民一终字第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泛华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万吉,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晓莺,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志刚,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渝,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泛华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公司(以下简称泛华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人寿(集团)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29日作出(2005)渝高法民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泛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1月18日进行了开庭审理。泛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万吉、陈晓莺,人寿(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志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人寿(集团)公司原名为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1996年 9月经批准设立了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1998年5月18日,泛华公司与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签订了《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约定:泛华公司将其开发建设的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筷子街泛华大厦三区 9楼至28楼房屋14 400平方米和四区负一层车库600平方米,共计15 000平方米以6624万元的价格预售给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第一次缴付购房款在合同签字后付定金20万元;第二次在登记时付房款总额的20%(含定金)1325万元;第三次在工程进行到第九层时付总价的10%,共计662万元;第四次在工程每上升五层时付总价的10%,共计662万元。泛华公司在1999年8月31日将竣工并经验收合格的上述房屋移交给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该合同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为:合同签订后,双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撤销,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如违反约定的期限延迟缴付房款,应向泛华公司缴纳违约金,违约金每日按房价的0.2‰累加计算;泛华公司如违反约定的期限延迟交移房屋,应向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缴纳违约金,违约金每日按房价款的0.2‰累加计算。合同签订后,泛华公司和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在重庆市房地产交易所办理了预售合同登记,登记号为(98)预售(购)第0953号。1998年7
月6日至1999年1月11日,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分八次向泛华公司共计支付了5875万元的房款。
2003年2月12日,泛华公司向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发出《商品房入住通知》称,现已按照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的变更要求及施工图完全竣工,设备安装已全部就位,并已调试完毕。请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即日起入住该楼,进一步完善精装修,尽快支付剩余房款,以便泛华公司尽早为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完善房屋产权证及国土使用证。但是,泛华公司至今未向人寿(集团)公司提交泛华大厦通过竣工验收和消防验收并达到合格可以入住的证据。
2003年10月28日,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称以邮件挂号的方式,向泛华公司送达了《关于催交我司购买的办公用房的公函》,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交邮政送达的回执单据。
目前,讼争房屋已完成主体结构建设,尚未竣工验收,不具备交付使用条件。
1999年3月,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同年4月,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更名为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2003年6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独家发起设立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同年8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又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2003年9月18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2004年7月,人寿(集团)公司发文同意注销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及其所属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原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及其直属机构的相关债权债务由人寿(集团)公司承担。
2005年2月,人寿(集团)公司在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同时,申请对泛华大厦的房屋予以诉讼保全。一审法院于2005年 3月11日作出(2005)渝高法民初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泛华大厦价值6624万元的房产。
2005年2月23日,人寿(集团)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1998年5月18日,该公司下属非法人营业组织--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与泛华公司协商签订了购买泛华公司开发的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15号泛华大厦部分房屋的《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合同约定: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向泛华公司购买泛华大厦三区9楼至 28楼房屋14 400平方米和四区600平方米车库,共计15 000平方米。工程竣工交付时间为1999年8月31日。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应分数次向泛华公司支付购房款 6624万元。鉴于泛华大厦三区共计29层,故竣工验收前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支付房款为总房款的70%,计4636.80万元。合同签订后,双方办理了预售合同登记,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超额支付购房款共计5875万元。但至今为止,泛华公司仍未交付竣工验收合格的房屋,构成违约。购房合同签订后,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经批准变更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2003年6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又更名为人寿(集团)公司,现人寿(集团)公司享有1998年5月18日购房合同的全部权利。为此请求判令:1.泛华公司立即履行交房义务;2.泛华公司从逾期之日起至交房之日止向人寿(集团)公司支付违约金(截至2005年1月31日违约金为2543.62万元);3.由泛华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泛华公司答辩称:
一、人寿(集团)公司主体不适格。从人寿(集团)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来看,无法证明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已更名为人寿(集团)公司,人寿(集团)公司不是购房合同的相对方,不享有购房合同的权利。
二、即使人
寿(集团)公司主体适格,泛华公司申请中止案件审理的要求合理合法,本案应中止审理。
三、关于实体问题,对于交房泛华公司无异议,但对于违约金,人寿(集团)公司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泛华公司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人寿(集团)公司是否属于适格原告问题。
1998年 5月18日,与泛华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的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系由原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设立,原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后,原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也变更名称为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其隶属关系没有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目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又更名为人寿(集团)公司,且已下文注销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其相关债权债务由人寿(集团)公司承担。因此,人寿(集团)公司以原告身份向泛华公司主张权利是正当的。
关于人寿(集团)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本案违约金系基于泛华公司未按约履行交房义务的违约行为而产生的。按照双方当事人在《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中的约定,泛华公司如违反约定的期限延迟移交房屋,应向人寿(集团)公司缴纳违约金,违约金每日按房价款的0.2‰累加计算。从该约定内容分析,延迟交房的违约金是根据违约行为持续发生的状况而“累加计算”的,即相对于购房方来讲,主张自合同约定的逾期交房之日至实际交房之日的违约金,是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所确定的一个整体的合同权利,而不是按照违约的天数具体分割为若干分别计算诉讼时效的独立的权利,购房方可以在该项整体权利没能实现时提出主张。如果将本案违约金请求权分割为若干独立的请求权,并以分别起算的诉讼时效予以限制,这必将改变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累加计算”的本意,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其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仅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并没有约定违约金的支付期限。对于没有支付期限的债务,债权人任何时候都可以主张,只有当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时,才能认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才可依法起算;再次,就本案的实际情况而言,要求购房方在房屋交付之前单独就违约金债权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均不符合社会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公序良俗。总之,泛华公司关于违约金债权应当按照违约时间分别计算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因无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的支持,不予采纳。
综上,人寿(集团)公司与泛华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泛华公司应当按照合同忠实履行义务,避免因违约造成其损失的扩大。人寿(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及其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泛华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按双方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将验收合格的泛华大厦三区9楼至28楼房屋14 400平方米和四区600平方米车库交付人寿(集团)公司,并办理有关产权过户手续。(二)泛华公司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向人寿(集团)公司支付截止 2005年1月31日的逾期交房违约金 2543.62万元,并按每日6624万元的 0.2‰向人寿(集团)公司支付从2005年2月1日起至履行本判决第一项交房义务时止的逾期交房违约金。案件受理费430 960元、保全费331 720元,共计762 680元,由泛华公司负担。
泛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
人寿(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人寿(集团)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主要理由是:1.一审判决关于人寿(集团)公司享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错误,人寿(集团)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享有《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的权利,其无权提起本案的诉讼。据2005年5月18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工商查询记录表明,截至该日,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仍为合法存续的经过工商登记的法人分支机构,并未办理注销、撤销及主体资格变更等手续。人寿(集团)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表明人寿(集团)公司合法承继了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的债权债务,及人寿(集团)公司合法享有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在《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中的权利。人寿(集团)公司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无法体现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的债权债务究竟由谁承担。2.一审判决认定泛华公司违约并判今泛华公司承担违约责任错误。其一,根据人寿(集团)公司提供的泛华公司及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的往来函件,双方已对交房时间达成了新的约定,泛华公司并不存在违约行为。本案讼争房屋于1998年年底已主体封顶,1999年8月竣工并经结构验收合格,泛华公司已经具备依约交付房屋的条件,但因泛华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被撤销职务后,拒不交出全部工程资料,故泛华公司无法调取相应的证据。泛华公司在一审期间已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书》,但一审法院未予理睬。人寿(集团)公司提出变更设计的要求是导致泛华公司未能按照《重庆市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约定时间交付房屋的根本原因。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出具的《关于催交我司购买的办公用房的公函》表明,双方已就房屋交付的时间形成了新的合意,人寿(集团)公司不能再按照《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的约定主张泛华公司违约。其二,假设泛华公司违约,人寿(集团)公司主张的违约金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约定厂明确的履行期限,即1999年9月1日起泛华公司应当给付违约金,本案违约金是有给付期限的。自约定交付房屋之日起至今近六年时间,人寿(集团)公司从未催促泛华公司交付房屋,更未主张过违约金,故人寿(集团)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律不应保护。
人寿(集团)公司当庭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主要理由:1.人寿(集团)公司主体适格。2.《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约定泛华公司于1999年8月31日交付的房屋应为竣工验收合格的房屋,而不是主体封顶即可。人寿(集团)公司所发的两份函件本意为催交房屋,与变更交房时间非同一概念,双方从未就交房条件进行过变更。3.《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未约定违约金的支付时间,故应从发生争议之日,即2003年10月28日和2004年4月13日,人寿(集团)公司分别发函至泛华公司催收房屋遭到拒绝之日开始起算诉讼时效。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有二:其
一、人寿(集团)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其
二、违约责任的认定及人寿(集团)公司主张违约金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
(一)人寿(集团)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经审查,本案所涉《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的一方签约主体为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该公司系属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设立的分公司。1999年3月22日,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随之,作为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公司的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亦于同年4月20日变更公司名称为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2003年 7月8日,中
国人寿保险公司再次更名为人寿(集团)公司。上述事实表明,人寿(集团)公司与本案签约主体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的总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仅为变更前后公司名称的差异,实系同一法人。人寿(集团)公司变更设立后,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虽未因之变更相应名称,但2004年7月14日,人寿(集团)公司向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关于注销原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及其所属分支机构的函》,申请注销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同时表明原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及所属分支机构的相关债权债务由该公司承担。人寿(集团)公司申请注销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的行为,属公司基于经营发展需要对其分支机构的变更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此,公司分支机构于法人变更过程中是否已实际经工商注销完毕,不影响公司基于独立法人性质行使对其分支机构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人寿(集团)公司于本案中以原告身份向泛华公司主张《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项下的合同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泛华公司上诉提出的截至2005年5月18日,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未办理注销手续,仍为合法存续的法人分支机构,人寿(集团)公司不具备合法诉讼主体资格,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亦无法律根据。一审判决认为人寿(集团)公司属于本案适格原告,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
(二)违约责任的认定及人寿(集团)公司主张违约金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
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约定,泛华公司应在1999年 8月31日将竣工并验收合格的房屋移交给中保人寿重庆分公司。泛华公司上诉提出,根据泛华公司与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的往来函件,双方已对交房时间达成了新的约定,泛华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经审查,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分别于2003年 10月28日及2004年4月13日,向泛华公司发出两份函件,名称为《关于催交我司购买的办公用房的公函》。其中2004年4月13日函件的邮政送达回执单据上载明泛华公司拒收。该函件内容为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基于函发之日,泛华公司仍未完成工程竣工验收、消防验收和环境配套设施的整治工作的现状,为避免损失继续扩大而要求泛华公司尽快依约交付竣工验收合格房屋的催告。未见双方于此函件中对房屋交付期限存有明确具体的合意变更,且于此之外泛华公司亦没有再提供其他形式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本案双方当事人就讼争房屋交付时间存在协商一致的变更,因此,泛华公司的上述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泛华公司上诉亦提出,本案讼争房屋于1999年8月竣工并经结构验收合格,已具备依约交付的条件及人寿(集团)公司提出变更设计的要求是导致泛华公司未能按照约定时间交付房屋的根本原因两项主张,作为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的抗辩理由。经查,自本案诉讼伊始,泛华公司一直未能就讼争房屋已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及人寿(集团)公司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设计变更提供有效证据。对此,泛华公司主张系由其前任法定代表人隐匿工程资料导致其举证不能所致。泛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属于其公司内部人员的调整变化,在公司依法存续期间,法定代表人的更迭不构成影响公司民事责任承担的法定抗辩理由,故泛华公司该项上诉主张亦不能成立。
按照双方当事人在《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中的约定,泛华公司如违反约定的期限延迟移交房屋,应向人寿(集团)公司缴纳违约金,违约金每日按房价款的 0.2‰累加计算。泛华公司上诉提出人寿(集团)公司从未催促泛华公
司交付房屋,其关于违约金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支持。结合本案查明事实分析,人寿(集团)公司购买泛华大厦的目的系为解决办公用房之需,因泛华公司一直未能交付讼争房屋,人寿(集团)公司至今仍于他处租赁房屋办公。于此情形下,依泛华公司的上诉主张人寿(集团)公司于房屋交付期限届至后长期不主张权利,既不符合本案《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的订立目的,亦有违常理。且泛华公司于上诉请求中一方面主张,根据相互往来函件,双方已对交房期限达成了新的变更,另一方面又认为双方对交房事宜从来没有协商过,人寿(集团)公司从未催促过泛华公司交付房屋。该两项上诉主张,前后表述矛盾,本院不予采信。2004年4月14日,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向泛华公司发出《关于催交我司购买的办公用房的公函》的函件,要求泛华公司于 2004年6月底前交付竣工验收合格的房屋,对此泛华公司予以拒收,此时应视为权利人主张权利而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权利人始知其权利遭到侵害,诉讼时效应从此发生争议之日起计算。故泛华公司关于本案违约金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亦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泛华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逾期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之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430 960元,由泛华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冯小光
代理审判员 关 丽
代理审判员 张颖新
二00七年五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虞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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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发达土产贸易公司与新兴仓储公司仓储合同纠纷案
发达土产贸易公司与新兴仓储公司仓储合同纠纷案
【案情介绍】
原告发达土产贸易公司与被告新兴仓储公司签订了一份保管桃子的仓储合同。合同规定:新兴仓储公司为发达土产贸易公司存储桃子10吨,期限为1个月。同时,合同对货物的质量、包装、验收、保管条件、要求、计费、结算方式、违约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合同订立后,发达土产贸易公司按约定期限将桃子运至新兴仓储公司,由于两公司的负责人关系很好,新兴仓储公司未经验收就将桃子入库保存。合同到期后,发达土产贸易公司接货时发现桃子少了1吨。为此,发达土产贸易公司要求新兴仓储公司承担1吨桃子的损失。双方因此引起纠纷,诉至法院。
【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新兴仓储公司没有验收货物,短缺的1吨桃子并不能认定是在验收前灭失还是在验收后灭失,所以此责任承担无法认定。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新兴仓储公司没有验收货物,因而应认定仓储物的数量为10吨。因此,仓储物在入库后发生的损失,应由保管人承担。
【评析】
本案涉及仓储物未经验收入库而发生短少的责任承担问题。
仓储合同是保管人为存货人储存货物,并需返还货物的合同。这就要求,在存货人交付货物时,保管人应当予以验收,以明确货物的状况。因此,对存货人交付的货物进行验收是保管人的一项合同义务。验收是保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对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进行检验和核查,以确定其是否处于可仓储的良好状态。进行验收的意义在于确定仓储物出现瑕疵时,责任由谁承担,保管人只就入库后新出现的和扩大的仓储物的瑕疵承担违约责任。保管人验收时发现入库的仓储物与约定不符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由存货人作出解释,或者修改合同,或者退回不符合约定的货物。保管人验收后,如果发生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384条规定:“保管人应当按照约定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保管人验收时发现仓储物与约定不符合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保管人验收后,发生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本案中,关于桃子损失的承担,就涉及仓储物的验收问题。在仓储合同中,保管人按照约定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是一项合同义务。如果保管人不履行这种义务,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这种责任就是认定仓储物在品种、数量、质量等方面与合同的约定相符。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保管人验收入库的仓储物,也是其一项权利,存货人必须让保管人验收。如果保管人对入库仓储物不予验收,也可以认定为是对其权利的一种放弃。保管人是否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是确定保管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根据《合同法》第384条的规定,保管人验收后,发生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保管人没有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发生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其责任应由保管人承担。在本案中,由于新兴仓储公司未经验收就将仓储物入库,应推定为验收合格,即接收桃子为10吨。所以,新兴仓储公司应赔偿短少的1吨桃子的损失。
第四篇:北京新奥特公司诉华融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北京新奥特公司诉华融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1
2002年6月28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与比特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特科技)、北京新奥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特集团)签订关于北京北广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广集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比特科技、新奥特集团共同组成收购团收购华融公司持有的北广集团55081%的股权,股权转让的最终价格不低于3亿元。受让方完全知悉其他股东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风险,并承诺不为此向出让方提出任何抗辩。
同年6月28日,经华融公司提议召开北广集团2002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拟就华融公司将其持有的北广集团全部股权一次性转让给比特科技和新奥特集团组成的收购团的事项作出决议。北广集团的另一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公司)未在相关决议上签章认可,并于同年9月23日以华融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就其作为北广集团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作出相关裁决。
同年9月27日,华融公司与新疆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国投)、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与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分别签订《关于股权转让相关问题的协议书》
(一)、(二),确认新疆国投以信托方式对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给予融资支持。协议书同时确认,因北广集团的另一股东已经以华融公司侵犯其优先购买权为由提起仲裁程序,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承诺如华融公司在仲裁中败诉,造成股权转让协议不能继续履行时,不得追究华融科技因签订上述协议而应当或可能负有的对2亿元资金所产生的利息、融资成本、可预期利益、赔偿等相关责任。2002年12月9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电子公司有权行使作为北广集团股东所享有的同等条件对华融公司拟转让的北广集团55%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其应于2002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将转让的总价款3亿元付给华融公司。同年12月20日,电子公司与华融公司签约,12月23日,电子公司向华融公司付款。
因华融公司与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未能继续履行,新奥特集团于同年12月19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华融公司继续履行协议并赔偿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但因北广集团另一股东电子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该协议的目的已不能实现,故应终止履行。华融公司明知股权转让协议可能发生履行不能的后果,仍签订该协议并收取股权转让款,负有主要责任,新奥特集团在签约过程中对其风险已经知悉,亦应承担相应责任,但其为促进协议履行所支付的款项等部分损失应由华融公司予以赔偿。
华融公司、新奥特集团均不服此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是有效合同,但由于电子公司实际行使优先权的行为而使协议继续履行不可能,故维持原判中终止履行一项;华融公司和新奥特集团在签订协议时,均知悉电子公司不放弃优先权的态度,双方应当预见该合同可能因电子公司行使优先权而终止但没有预见,造成合同终止履行,对此双方均有过错,新奥特集团因准备合同履行及实际履行中产生的损失应由华融公司、新奥特集团各自承担50%,原审认定华融公司的责任大于新奥特集团,与事实不符,应予纠正。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公司缴纳的出资,称为“出资额”,由此形成的股东权利,简称为股权。因此,所谓股权转让,即为股东以股权为标的物而进行的特殊买卖行为。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权转让是一种要式行为,不仅需要转让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还要征求公司其他股东的意见。通常情况下,只有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股权转让才具有对抗公司外第三人的效力。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必须尊重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认购权。《公司法》第72条规1案例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2)。
定了优先认购权的行使程序,即股东应当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30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如果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在股东同意转让股权后,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如果有两个以上的股东同时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由其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如果协商不成,则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在本案中,电子公司作为北广集团股东,在另一股东华融公司拟转让股权时,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这是公司股东的法定权利。除非优先权人明确表示放弃,否则,该项优先权不受影响,该案各方当事人对公司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没有异议。新奥特公司作为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明知电子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如果电子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就将使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履行,新奥特公司对于该后果是应当预见的。因此,由华融公司和新奥特集团按照过错分担损失是公允的。必须注意的是,在电子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新奥特集团和比特科技依然可以与华融公司之间签订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但该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须受到电子公司优先购买权的限制;一旦电子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新奥特公司和比特科技即无法取得转让的标的,此属于民法理论上所称的“嗣后的履行不能”,由此产生的损失,应当由股权转让各方合理分担。
第五篇:鑫海陶瓷公司与六眼冲居委会合同纠纷案
一、案情原告宜昌市鑫海陶瓷实业总公司,住所地宜昌市江南清静庵。法定代表人柯希光,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董天衡,该公司干部。委托代理人段炳荣,湖北试比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宜昌市猇亭区六眼冲居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冯发坤,主任。委托代理人黄发科,副主任。委托代理人邓春,湖北惠临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宜昌市鑫海陶瓷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鑫海陶瓷公司)与被告宜昌市猇亭区六眼冲居委会(以下简称六眼冲居委会)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宁晓云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董天衡、段炳荣、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邓春、黄发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鑫海陶瓷公司诉称,1996年9月3日,原告与被告六眼冲村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就原、被告双方共同出资组建的联营企业“宜猇砖瓦厂”的股权转让以及债权债务进行明确约定,即被告出资20万元,购买原告在该砖瓦厂的60%的股权,付款方式及时间一个月再协商。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义务,但找被告协商付款方式及时间时,被告以种种理由拖延。至今为止,被告已实际经营该砖瓦厂长达四年,但转让费20万元分文未付。原、被告所签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合法有效,应受到法律保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转让费。现依法诉请法院,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购买股权转让费20万元。被告六眼冲居委会当庭辩称,原、被告1996年所签订的是一个附条件的协议,所附条件未成就,该协议未生效;同时因双方联营时未约定股份,不存在股权转让,该协议也违反了有关不得设保底条款的规定,为无效协议;另外该协议也已超过诉讼时效,2000年原告给我单位发函件后,我单位已回函要求原告回来共同经营。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审判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88年8月6日,原宜昌市砖瓦厂(甲方)与原枝江县猇亭镇六眼冲村民委员会(乙方)签订《联营协议书》,商定双方共同出资在六眼冲村联营开办宜猇砖瓦厂,甲方提供红砖生产全套设备、辅助设备及厂房、宿舍、办公室等土建费用并负责施工,乙方提供生产场地。之后,宜猇砖瓦厂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甲方以现金投资了50.40万元,乙方以土地使用权折款46.20万元,双方共同经营。后宜昌市砖瓦厂变更为宜昌市鑫海陶瓷实业总公司,枝江县猇亭镇六眼冲村民委员会变更为宜昌市猇亭区六眼冲村民委员会(后又变更为六眼冲居民委员会)。因企业经营管理不善,1994年1月7日,鑫海陶瓷公司与六眼冲村签订了协议,约定鑫海陶瓷公司将其在宜猇砖瓦厂的60%股权转让给六眼冲村,六眼冲村付清约定费用后双方一起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同年4月1日,鑫海陶瓷公司向六眼冲村发函,以六眼冲村未依约付款为由要求解除“94.1.7”协议,六眼冲村于同月28日回函要求按“94.1.7”协议办,但一直未付款。鑫海陶瓷公司索款未果,于1996年9月3日再次与六眼冲村协商又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
一、鑫海陶瓷公司(甲方)自愿将其在联营企业宜猇砖瓦厂的股权(约60%)有偿转让给六眼冲村(乙方),转让费为人民币20万元;
二、付款方式及时间一个月再协商;
三、乙方支付股权转让费后联营企业宜猇砖瓦厂即为乙方的全资企业,该厂所有债权债务均由乙方享有或承担;
四、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原来的所有协议、合同均停止执行。该协议生效后,鑫海陶瓷公司多次找被告协商付款未果,于2000年4月11日通过特快专递向六眼冲村送达了催告函,要求六眼冲村在接函后十日付清20万元的转让费。被告称收到此函后曾给原告回函,但未提供证据。因被告一直未付款,遂酿成讼。庭审中还查明,六眼冲村未征得鑫海陶瓷公司同意,以六眼冲村为开办单位,于1994年4月20日申请对原宜猇砖瓦厂重新办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名称为宜昌市猇亭六眼冲砖瓦厂,并以原宜猇砖瓦厂的资产列为注册资金,为68万元。此后,六眼冲村将六眼冲砖瓦厂发包给他人承包经营。鑫海陶瓷公司于1996年初得知上述情况。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签订的1988年8月6日联营协议,1991年2月9日协议,1994年1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1996年9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原告1994年4月1日和2000年4月11日函,被告1994年4月28日函,六眼冲砖瓦厂的工商登记资料,原、被告当庭陈述等在卷佐证。原、被告双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持异议。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认为:
1、原告鑫海陶瓷公司与被告六眼冲居(村)委会共同出资开办法人型联营体宜猇砖瓦厂后,六眼冲村未征得原告的同意,以六眼冲一家为开办单位用原宜猇砖瓦厂的全部资产另行开办六眼冲砖瓦厂,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在得知被告的侵权行为后于1996年9月3日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实质上是将其在宜猇砖瓦厂投入的50余万元资产折价20万元出卖给被告,并非设定的保底条款,该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被告称此违反了有关联营协议不得设定保底条款的规定的意见,与法律规定和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2、1996年9月3日协议第三条是就被告何时取得原宜猇砖瓦厂全部产权设定的延缓条件。虽然被告未支付转让费,但被告在1994年开办六眼冲砖瓦厂时即已实际占有了宜猇砖瓦厂的全部资产,此条件的设定不影响六眼冲砖瓦厂的产权性质,亦不影响协议的效力。被告关于所设延缓条件未成立,六眼冲砖瓦厂仍是双方联营企业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3、1996年9月3日协议第二条“付款方式及时间一个月再协商”是一个关于付款的延缓条件,该延缓条件到期后双方并未协商,且对付款方式及时间约定不明。依照法律规定,在延缓条件到期后原告可随时主张权利,但应给被告必要的准备时间,诉讼时效应自原告最后一次主张权利时起算。原告2000年4月11日函证实了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也证实原告已给被告必要的准备时间。现原告要求被告立即支付转让费,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被告关于本案因延缓条件未成就而致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被告六眼冲居委会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鑫海陶瓷公司付清转让费200000元。诉讼费7500元由被告六眼冲居委会负担。一审法院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在法定上诉期内上诉,一审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现已进入执行程序。
三、评析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1996年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及是否具有合法性,二是1996年股权转让协议所附条件是否影响原告主张权利。
1、联营是企、事业单位之间加强横向经济联合、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形式。对联营活动中发生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于1990年11月12日专门下发了《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审理此类案件具有指导意义。据该《解答》,联营合同中不得设保底条款。所谓保底条款,通常指联营一方虽向联营体投资,并参与共同经营,分享联营的盈利,但不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在联营体亏损时,仍要收回其出资和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保底条款违背了联营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联营方和联营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无效条款。审查原、被告双方“1988.8.6”联营协议、“1994.1.7”股权转让协议和“1996.9.3”股权转让协议,并无保底条款的内容。被告认为“1996.9.3”协议无效,无非是认为该协议未对联营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认为原告获得20万元转让费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为此,有必要分析被告1994年4月20日办理工商登记的性质及“1996.9.3”协议的性质及合法性。
2、依照法律规定,法人型联营体发生变化有两种情况,一是联营期间一方退出联营体但联营体并不解散,一种是联营合同解除或到期后联营体终止。这两种情况均应对联营体清算,并对退出方的投资原物返还或折价还款。“1994.1.7”股权转让协议系第一种情形,即联营中的变更,但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为“1996.9.3”协议所代替。1994年4月20日,被告在未依约付款的情况下,即对联营体宜猇砖瓦厂重新办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不仅变更了企业名称、注册资金数额,还改变了投资方。且在变更前后,被告并未实际投入新的资金,其变更后的资金来源均为原宜猇砖瓦厂的资产。被告的此行为改变了联营体的性质,实际导致联营协议的终止,而这既未征得联营体另一投资方原告的同意,也未通知原告对联营体的资产、债权、债务进行清理。被告的这一行为直接侵犯了原告对联营体经营状况的知情权及原告在联营体中应享受的合法权利及可获得的合法利益。依照法律规定,被告上述行为足以表明被告在以联营体的资产68万元投资开办新厂时联营体的财产清偿债务后应有68万元的剩余,即视为联营体已清算。
3、联营体终止后,若联营的财产清算后有剩余的,联营各方原投入的固定资产应返还原物,原物不存在或返还原物有困难的,可作价还款,亦可按原联营各方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1996年9月3日,原告得知被告的侵权行为后,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原告被侵权后采取的补救措施,其实质是原告投资的财产无法原物返还,原、被告即将原告的50余万元投资作价20万元卖给被告。双方的行(下转66页)(上接62页)为是一种资产买卖行为而非股权转让行为。股权转让行为只能存在于联营体存续期间,本案联营体在1994年4月20日即已终止。原、被告之间买卖资产的行为与法不悖,转让协议应为合法有效协议。原告依此协议起诉被告,双方之间实质上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
4、“1996.9.3”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第三条就被告何时取得原联营体全部产权设定了延续条件。因联营体的性质在1994年4月20日即已发生变化,该条款的设定已无实际意义,条件成就与否均不足以引起法律关系的变更。因此,亦不影响协议的效力及原告债权的实现。
5、“1996.9.3”协议确定了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万元转让款这一事实,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但协议第二条的约定使债务的履行处于不明状态。“付款方式及时间一个月再协商”既是对债务履行设定的期限又是设定的条件。期限到期后条件未成就,原、被告未能就付款方式及时间达成一致。对此,可适用《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即原告可随时要求被告履行债务并给被告必要的准备时间。原告自1996年起多次索款并在2000年向被告送达催告函,至2001年方向法院起诉,证实原告已给被告必要的债务履行准备时间,其要求被告立即付款符合法律规定,且在诉讼时效内。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作出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尊重了客观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宁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