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泰钢材销售公司与方明储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案

第一篇：宏泰钢材销售公司与方明储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案

宏泰钢材销售公司与方明储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案

【案情介绍】

宏泰钢材销售公司预测2000年的钢材市场会旺一些，欲多储存一批钢材，并且此时的钢材批发价格处于低谷，但如果大批量购入钢材，宏泰钢材销售公司却无法存放。于是宏泰钢材销售公司与方明储运公司签订了一份仓储合同，双方约定：自2000年4月1日起由方明储运公司提供可存放70吨钢材的仓库，保管期限为1年，保管费为3 800元。如果一方违约，应支付对方保管费20%的违约金，并赔偿对方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合同订立后，方明储运公司开始清理仓库并为钢材的储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拒绝了其他公司要求储存的请求。但随后钢材市场一直未见起色，价格却一跌再跌，宏泰钢材销售公司未敢大批量购入，于是在3月15日通知方明储运公司要求撤销合同，声称目前没有购进70吨钢材，故不再需要仓库储存，要求方明储运公司尽快寻找其他客户，以免损失扩大。方明储运公司不同意，认为自己已为合同的履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因此而丧失了与其他客户订立合同的机会，要求宏泰钢材销售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违约金。宏泰钢材销售公司认为合同还未成立，而且自己已提前通知方明储运公司寻找其他订立合同的机会，已尽充分的通知义务，防止了方明储运公司损失的扩大，故拒绝承担违约责任。

【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宏泰钢材销售公司对方明储运公司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宏泰钢材销售公司在合同中约定合同是自4月1日起才交付仓储物，而仓储合同应自交付仓储物时成立。在3月15日合同未成立前，宏泰钢材销售公司已通知了方明储运公司撤销原订立的合同，所以，宏泰钢材销售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违约。

第二种观点认为：宏泰钢材销售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方明储运公司的损失。仓储合同是诺成性合同，自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生效，而且方明储运公司已为货物的入库做了准备工作并辞掉了几个客户的储存要求；而3月15日宏泰钢材销售公司却提出不再履行合同，致使方明储运公司的合同利益无法实现。所以，方明储运公司应当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

【评析】

本案涉及仓储合同的成立时间问题。

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仓储合同是一种特殊的保管合同，是对动产的保管，具有保管合同的性质，因此《合同法》第395条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保管合同的有关规定。”

仓储合同自何时成立，涉及仓储合同为诺成性合同还是实践性合同的问题。关于仓储合同是诺成性合同还是实践性合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但《合同法》第382条规定：“仓储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仓储合同为诺成性合同，自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并不以仓储物的交付为成立要件。仓储合同为诺成性合同是由仓储合同保管人的主体资格以及仓储合同的目的决定的。仓储合同中的保管人是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依法从事仓储保管业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具备仓储设备和专门从事仓储业务的资格。由此可知，保管人是专门从事仓储业务的，其目的就是从仓储业务中获取利益，具有营利性和专业性。仓储合同的保管人在仓储物入库前，需要做一定的准备工作，支出一定的费用，预留仓储场所，并因此可能失去其他的订立合同的机会。如果仓储合同为实践性合同，那么存货人在交付货物前，可以不履行合同，或保管人可以拒绝接收货物不提供仓储设施，或者提供的仓储设施不符合约定，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双方都不能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合同并未成立生效，任何一方都只能要求对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这对保管人和存货人双方来说都是不利的，而且也不利于仓储合同的发展。

在本案中，从宏泰钢材销售公司与方明储运公司签订的仓储合同的内容来看，虽然约定自4月1日起交付仓储物，但这一期限只是合同的履行期限，而不是合同的成立生效时间。本案的仓储合同自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即已成立生效。因此，尽管宏泰钢材销售公司未实际交付合同标的物70吨钢材，但这不影响双方的仓储合同的成立。宏泰钢材销售公司在合同成立生效后履行期限届满前提出不再履行合同，要求撤销合同，构成了预期违约。对此，宏泰钢材销售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篇：发达土产贸易公司与新兴仓储公司仓储合同纠纷案

发达土产贸易公司与新兴仓储公司仓储合同纠纷案

【案情介绍】

原告发达土产贸易公司与被告新兴仓储公司签订了一份保管桃子的仓储合同。合同规定：新兴仓储公司为发达土产贸易公司存储桃子10吨，期限为1个月。同时，合同对货物的质量、包装、验收、保管条件、要求、计费、结算方式、违约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合同订立后，发达土产贸易公司按约定期限将桃子运至新兴仓储公司，由于两公司的负责人关系很好，新兴仓储公司未经验收就将桃子入库保存。合同到期后，发达土产贸易公司接货时发现桃子少了1吨。为此，发达土产贸易公司要求新兴仓储公司承担1吨桃子的损失。双方因此引起纠纷，诉至法院。

【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新兴仓储公司没有验收货物，短缺的1吨桃子并不能认定是在验收前灭失还是在验收后灭失，所以此责任承担无法认定。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新兴仓储公司没有验收货物，因而应认定仓储物的数量为10吨。因此，仓储物在入库后发生的损失，应由保管人承担。

【评析】

本案涉及仓储物未经验收入库而发生短少的责任承担问题。

仓储合同是保管人为存货人储存货物，并需返还货物的合同。这就要求，在存货人交付货物时，保管人应当予以验收，以明确货物的状况。因此，对存货人交付的货物进行验收是保管人的一项合同义务。验收是保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对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进行检验和核查，以确定其是否处于可仓储的良好状态。进行验收的意义在于确定仓储物出现瑕疵时，责任由谁承担，保管人只就入库后新出现的和扩大的仓储物的瑕疵承担违约责任。保管人验收时发现入库的仓储物与约定不符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由存货人作出解释，或者修改合同，或者退回不符合约定的货物。保管人验收后，如果发生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384条规定：“保管人应当按照约定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保管人验收时发现仓储物与约定不符合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保管人验收后，发生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本案中，关于桃子损失的承担，就涉及仓储物的验收问题。在仓储合同中，保管人按照约定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是一项合同义务。如果保管人不履行这种义务，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这种责任就是认定仓储物在品种、数量、质量等方面与合同的约定相符。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保管人验收入库的仓储物，也是其一项权利，存货人必须让保管人验收。如果保管人对入库仓储物不予验收，也可以认定为是对其权利的一种放弃。保管人是否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是确定保管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根据《合同法》第384条的规定，保管人验收后，发生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保管人没有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发生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其责任应由保管人承担。在本案中，由于新兴仓储公司未经验收就将仓储物入库，应推定为验收合格，即接收桃子为10吨。所以，新兴仓储公司应赔偿短少的1吨桃子的损失。

第三篇：案例6：某蔬菜公司诉某农科公司仓储合同纠纷案

案例6：某蔬菜公司诉某农科公司仓储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经审理查明，2003年10月10日原告蔬菜公司与被告所属的农科冻库签定《租库协议》，约定原告因经营加工需租用农科冷库，期限从2003年10月10日至2003年12月10日止，共计2个月；入库货物按月计费，货物必须在商定的十天内入库；原告必须按期交纳贮存费；冻库为原告提供二十四小时服务。协议签定后，2003年10月10日至10月25日原告先后将3312袋高笋（其中2498袋为编织袋包装、814袋为网袋包装）存入农科冻库。同时原告于2003年10月10日至10月23日分10次向冻库支付保管费共14 410元。2003年11月5日至11月 12日，原告分别从冻库提走773袋（其中3袋为编织袋包装、770袋为网袋包装）高笋进行销售。此后原告发现高笋变质，遂拒绝继续提走剩余高笋和支付剩余的保管费，向本院提起诉讼。被告根据双方约定对已经腐烂变质的高笋进行了处理。

二、诉辩意见

原告蔬菜公司诉称，2003年10月10日原告与被告所开办的成都市农科冻库（以下简称农科冻库）签定《租库协议》后将高笋交给冻库保鲜贮存，使用期为两个月。到 2003年11月中旬，原告所贮存的2495袋高笋已全部变质不能食用，给原告造成货物直接经济损失166 141.5元。该批货物原告支付保管费 14 410元。故被告应承担不能返还所贮存保鲜高笋损失赔偿责任。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

货物损失166 141.5元及返还保管费14 41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农科公司辩称，1、原告与农科冻库签订的只是一份租库协议，农科冻库的合同义务是出租冷库，并按照原告要求提供2-5℃±2℃的库温。同时协议中并未约定被告负责对原告交付的高笋进行保鲜贮存的义务，相反原告尚欠被告部分租金未支付。

2、高笋变质的是因原告在田间采摘高笋后未及时除去田间热，以及不合理的包装所致，因此高笋变质的责任应完全由原告自行承担。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支付拖欠租金6 900元、清理变质高笋产生的费用3 000元、库房消毒费50元以及律师费9 000元，共18 950元。但是被告没有正式启动反诉程序。

被告为支持其反驳主张提供下列证据材料：

1、农科冻库代储商品（入）货卡。证明从2003年10月10日至10月25日，原告贮存高笋3312袋（其中2498袋为编织袋包装、814袋为网袋包装）。

2、农科冻库代储商品出货单6张。证明从2003年11月5日至11月12日，原告分别从冻库提走高笋773袋（其中3袋为编织袋包装、770袋为网袋包装）。

3、冻库温度记录单。证明在原告贮存高笋期间，被告按约保证冻库24小时的库温为2-5℃±2℃之间。

4、被告于2003年9月15日经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查核准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该工商执照核准的经营范围包含蔬菜、海产品、肉类仓储。

5、2002年12月16日由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卫生局向被告颁发的卫生许可证，许可项目是蔬菜、海产品、肉类仓储。

三、法院判决

在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经过举证和质证，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冻库温度记录单、被告对原告提供的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外，双方对其他各自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分析当事人的证明主张和质辩意见，总结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

1、双方是否实际履行了各自的合同权利和义务；

2、高笋腐败变质的原因。就上述争点问题逐一论证如下：

一、根据原被告签定的租库协议和农科冻库代储商品入货卡的约定，是双方互负义务的有偿实践性合同，双方享有的合同权利对应的正是对方应该实际履行的合同义务。原告应当履行的是按时交存入库货物，按期交纳依照约定标准计算的储存费；确保入库货物包装必须完好统一，符合冷库储藏标准；由原告自己负责入库货物自身的质量；保证入库物品、产品不能发生腐蚀和爆炸，遵守被告的厂规厂纪，注意安全、卫生保障等义务。被告应当履行提供冻库，保证库温在2-5℃±2℃之间；为原告提供二十四小时服务，并在原告方在场情况下，进库检查和帮助解决租库内发生的意外事故；被告应当保证原告的生产加工正常进行；被告应当办理工商年检手续或者其他必备行政许可手续；如果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不能正常出货或影响产品品质，被告负责由此出现的损失。

二、关于原告储存高笋腐败变质的原因，被告根据中国轻工业出

版社2003年2月第1版，由李家庆主编的《果蔬保鲜手册》第八章

第三节第四关于茭白（俗名高笋）的储藏保鲜介绍，“采后迅速预冷及时除去田间热，对茭白储藏相当重要。”“冷藏是延长茭白供应期，保持茭白品质的良好方法。具体做法是，将整理好的茭白装箱，入冷库堆码，或将其捆成5—7.5公斤的捆，装入网袋，摆放在冷库储架上，维持推荐的温度和湿度，可储藏2个月左右。”的学术解释，认为原告未尽储藏前科学处理高笋的注意义务和合同约定义务。结合原告庭审陈述，原告确实在田间采摘茭白后，没有进行预冷处理除去田间热。从2003年10月10日至10月25日原告贮存高笋3312袋（其中2498袋为编织袋包装、814袋为网袋包装）。从2003年11月5日至11月12日原告分别从冻库提走773袋高笋（其中3袋为编织袋包装、770袋为网袋包装）。比较分析上述数据，可以得出同一储藏货物在相同储藏条件下（储藏间温度和湿度相同），适用相同储藏方式（堆放在地面或者贮架上），采用塑料编织袋包装储存的高笋绝大多数已经腐烂变质，而采用网袋包装储存的高笋绝大多数质量完好，且原告已经实际销售。这一事实说明高笋储存质量的好坏，与高笋的包装形式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本院认为，租库协议书和农科冻库代储商品入货卡是原被告约定合同权利和义务内容的载体，是双方共同意思的真实表示。合同合法成立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实际完全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双方争议的合同虽然名称为租库协议书，但是实质为特殊的保管合同，即储存他人之物并获取报酬的仓储合同。原被告双方就仓储物的名称、数量，仓储物入库、出库时间及有关手续，仓储物验收标准及内容，仓储物仓储要求和条件、计费标准、责任承担、合同期限等进行了约定。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双方约定保证入库货物包装完好统一，符合冷库储藏标准；入库货物质量，由货主自己负责。同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或者变质物品，存货人应当说明该物品的性质，提供有关资料”、“保管人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或者变质物品的，应当具备相应的保管条件”之规定，被告的工商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证明，被告具备合法经营冻库的资格和条件，并按照约定提供场所和保证温度。相反原告保证入库货物包装完好统一，符合冷库储藏标准，使高笋达到仓储物验收标准的约定义务，尚未实际完全履行。高笋在采摘贮运过程中，就其本身物理和化学性质，容易产生茭肉变青、变灰和糠心的变化，是易发生变质、损坏的蔬菜。原告明确认可对储存的高笋没有进行预冷或者采取其他除去田间热的处理措施。原告还采用了塑料编织袋包装和网袋包装两种方式。从当事人的约定说明，如何使储藏物达到储藏标准，是原告自身应尽的义务。从最终的客观事实表明，同一储藏货物在相同储藏条件采用相同储藏方式，网袋包装的高笋质量完好，而编织袋包装的全部腐烂变质。当被告发现高笋有变质现象时，及时履行了通知原告的义务，并建议原告应当提供网袋包装。此后原告采用了网袋包装，保证了该部分高笋的销售质量。同时在庭审中原告没有提供其他合法有效证据证明被告违约或者是因被告缘故导致原告损失。

综上说明，导致高笋变质腐烂是原告没有履行其合同约定的保证包装符合冷冻储藏标准义务和法定的提供有关储藏物性质以及是否需要采取特殊储藏措施资料的义务，甚至当被告建议其改用包装方式时，原告仍然使用编织袋包装近170袋高笋。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二款“因仓储物的性质、包装不符合约定或者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仓储物变质、损坏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蔬菜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四篇：鑫海陶瓷公司与六眼冲居委会合同纠纷案

一、案情原告宜昌市鑫海陶瓷实业总公司，住所地宜昌市江南清静庵。法定代表人柯希光，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董天衡，该公司干部。委托代理人段炳荣，湖北试比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宜昌市猇亭区六眼冲居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冯发坤，主任。委托代理人黄发科，副主任。委托代理人邓春，湖北惠临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宜昌市鑫海陶瓷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鑫海陶瓷公司）与被告宜昌市猇亭区六眼冲居委会（以下简称六眼冲居委会）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宁晓云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董天衡、段炳荣、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邓春、黄发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鑫海陶瓷公司诉称，1996年9月3日，原告与被告六眼冲村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就原、被告双方共同出资组建的联营企业“宜猇砖瓦厂”的股权转让以及债权债务进行明确约定，即被告出资20万元，购买原告在该砖瓦厂的60%的股权，付款方式及时间一个月再协商。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义务，但找被告协商付款方式及时间时，被告以种种理由拖延。至今为止，被告已实际经营该砖瓦厂长达四年，但转让费20万元分文未付。原、被告所签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合法有效，应受到法律保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转让费。现依法诉请法院，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购买股权转让费20万元。被告六眼冲居委会当庭辩称，原、被告1996年所签订的是一个附条件的协议，所附条件未成就，该协议未生效；同时因双方联营时未约定股份，不存在股权转让，该协议也违反了有关不得设保底条款的规定，为无效协议；另外该协议也已超过诉讼时效，2000年原告给我单位发函件后，我单位已回函要求原告回来共同经营。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审判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88年8月6日，原宜昌市砖瓦厂（甲方）与原枝江县猇亭镇六眼冲村民委员会（乙方）签订《联营协议书》，商定双方共同出资在六眼冲村联营开办宜猇砖瓦厂，甲方提供红砖生产全套设备、辅助设备及厂房、宿舍、办公室等土建费用并负责施工，乙方提供生产场地。之后，宜猇砖瓦厂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甲方以现金投资了50.40万元，乙方以土地使用权折款46.20万元，双方共同经营。后宜昌市砖瓦厂变更为宜昌市鑫海陶瓷实业总公司，枝江县猇亭镇六眼冲村民委员会变更为宜昌市猇亭区六眼冲村民委员会（后又变更为六眼冲居民委员会）。因企业经营管理不善，1994年1月7日，鑫海陶瓷公司与六眼冲村签订了协议，约定鑫海陶瓷公司将其在宜猇砖瓦厂的60%股权转让给六眼冲村，六眼冲村付清约定费用后双方一起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同年4月1日，鑫海陶瓷公司向六眼冲村发函，以六眼冲村未依约付款为由要求解除“94.1.7”协议，六眼冲村于同月28日回函要求按“94.1.7”协议办，但一直未付款。鑫海陶瓷公司索款未果，于1996年9月3日再次与六眼冲村协商又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

一、鑫海陶瓷公司（甲方）自愿将其在联营企业宜猇砖瓦厂的股权（约60%）有偿转让给六眼冲村（乙方），转让费为人民币20万元；

二、付款方式及时间一个月再协商；

三、乙方支付股权转让费后联营企业宜猇砖瓦厂即为乙方的全资企业，该厂所有债权债务均由乙方享有或承担；

四、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原来的所有协议、合同均停止执行。该协议生效后，鑫海陶瓷公司多次找被告协商付款未果，于2000年4月11日通过特快专递向六眼冲村送达了催告函，要求六眼冲村在接函后十日付清20万元的转让费。被告称收到此函后曾给原告回函，但未提供证据。因被告一直未付款，遂酿成讼。庭审中还查明，六眼冲村未征得鑫海陶瓷公司同意，以六眼冲村为开办单位，于1994年4月20日申请对原宜猇砖瓦厂重新办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名称为宜昌市猇亭六眼冲砖瓦厂，并以原宜猇砖瓦厂的资产列为注册资金，为68万元。此后，六眼冲村将六眼冲砖瓦厂发包给他人承包经营。鑫海陶瓷公司于1996年初得知上述情况。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签订的1988年8月6日联营协议，1991年2月9日协议，1994年1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1996年9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原告1994年4月1日和2000年4月11日函，被告1994年4月28日函，六眼冲砖瓦厂的工商登记资料，原、被告当庭陈述等在卷佐证。原、被告双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持异议。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认为：

1、原告鑫海陶瓷公司与被告六眼冲居（村）委会共同出资开办法人型联营体宜猇砖瓦厂后，六眼冲村未征得原告的同意，以六眼冲一家为开办单位用原宜猇砖瓦厂的全部资产另行开办六眼冲砖瓦厂，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在得知被告的侵权行为后于1996年9月3日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实质上是将其在宜猇砖瓦厂投入的50余万元资产折价20万元出卖给被告，并非设定的保底条款，该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被告称此违反了有关联营协议不得设定保底条款的规定的意见，与法律规定和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2、1996年9月3日协议第三条是就被告何时取得原宜猇砖瓦厂全部产权设定的延缓条件。虽然被告未支付转让费，但被告在1994年开办六眼冲砖瓦厂时即已实际占有了宜猇砖瓦厂的全部资产，此条件的设定不影响六眼冲砖瓦厂的产权性质，亦不影响协议的效力。被告关于所设延缓条件未成立，六眼冲砖瓦厂仍是双方联营企业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3、1996年9月3日协议第二条“付款方式及时间一个月再协商”是一个关于付款的延缓条件，该延缓条件到期后双方并未协商，且对付款方式及时间约定不明。依照法律规定，在延缓条件到期后原告可随时主张权利，但应给被告必要的准备时间，诉讼时效应自原告最后一次主张权利时起算。原告2000年4月11日函证实了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也证实原告已给被告必要的准备时间。现原告要求被告立即支付转让费，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被告关于本案因延缓条件未成就而致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被告六眼冲居委会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鑫海陶瓷公司付清转让费200000元。诉讼费7500元由被告六眼冲居委会负担。一审法院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在法定上诉期内上诉，一审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现已进入执行程序。

三、评析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1996年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及是否具有合法性，二是1996年股权转让协议所附条件是否影响原告主张权利。

1、联营是企、事业单位之间加强横向经济联合、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形式。对联营活动中发生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于1990年11月12日专门下发了《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审理此类案件具有指导意义。据该《解答》，联营合同中不得设保底条款。所谓保底条款，通常指联营一方虽向联营体投资，并参与共同经营，分享联营的盈利，但不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在联营体亏损时，仍要收回其出资和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保底条款违背了联营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联营方和联营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无效条款。审查原、被告双方“1988.8.6”联营协议、“1994.1.7”股权转让协议和“1996.9.3”股权转让协议，并无保底条款的内容。被告认为“1996.9.3”协议无效，无非是认为该协议未对联营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认为原告获得20万元转让费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为此，有必要分析被告1994年4月20日办理工商登记的性质及“1996.9.3”协议的性质及合法性。

2、依照法律规定，法人型联营体发生变化有两种情况，一是联营期间一方退出联营体但联营体并不解散，一种是联营合同解除或到期后联营体终止。这两种情况均应对联营体清算，并对退出方的投资原物返还或折价还款。“1994.1.7”股权转让协议系第一种情形，即联营中的变更，但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为“1996.9.3”协议所代替。1994年4月20日，被告在未依约付款的情况下，即对联营体宜猇砖瓦厂重新办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不仅变更了企业名称、注册资金数额，还改变了投资方。且在变更前后，被告并未实际投入新的资金，其变更后的资金来源均为原宜猇砖瓦厂的资产。被告的此行为改变了联营体的性质，实际导致联营协议的终止，而这既未征得联营体另一投资方原告的同意，也未通知原告对联营体的资产、债权、债务进行清理。被告的这一行为直接侵犯了原告对联营体经营状况的知情权及原告在联营体中应享受的合法权利及可获得的合法利益。依照法律规定，被告上述行为足以表明被告在以联营体的资产68万元投资开办新厂时联营体的财产清偿债务后应有68万元的剩余，即视为联营体已清算。

3、联营体终止后，若联营的财产清算后有剩余的，联营各方原投入的固定资产应返还原物，原物不存在或返还原物有困难的，可作价还款，亦可按原联营各方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1996年9月3日，原告得知被告的侵权行为后，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原告被侵权后采取的补救措施，其实质是原告投资的财产无法原物返还，原、被告即将原告的50余万元投资作价20万元卖给被告。双方的行（下转66页）（上接62页）为是一种资产买卖行为而非股权转让行为。股权转让行为只能存在于联营体存续期间，本案联营体在1994年4月20日即已终止。原、被告之间买卖资产的行为与法不悖，转让协议应为合法有效协议。原告依此协议起诉被告，双方之间实质上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

4、“1996.9.3”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第三条就被告何时取得原联营体全部产权设定了延续条件。因联营体的性质在1994年4月20日即已发生变化，该条款的设定已无实际意义，条件成就与否均不足以引起法律关系的变更。因此，亦不影响协议的效力及原告债权的实现。

5、“1996.9.3”协议确定了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万元转让款这一事实，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但协议第二条的约定使债务的履行处于不明状态。“付款方式及时间一个月再协商”既是对债务履行设定的期限又是设定的条件。期限到期后条件未成就，原、被告未能就付款方式及时间达成一致。对此，可适用《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即原告可随时要求被告履行债务并给被告必要的准备时间。原告自1996年起多次索款并在2000年向被告送达催告函，至2001年方向法院起诉，证实原告已给被告必要的债务履行准备时间，其要求被告立即付款符合法律规定，且在诉讼时效内。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作出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尊重了客观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宁晓云

第五篇：吉庆公司、华鼎公司与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抵押借款合同纠纷案

吉庆公司、华鼎公司与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抵押借款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关于“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的规定，是就主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作出的规定，其前提是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必须为二人以上。我国法律并无客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的强制性规定。债权人就两笔到期债务一并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合并审理并作出一份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5）民二终字第1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西藏吉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扎基路14号。

法定代表人：王伟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昌孝润，北京市天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林廓东路103号。

负责人：扎西平措，该营业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白玛，西藏雪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建忠，西藏雪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重庆市华鼎现代农业景观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大中村。

法定代表人：黄秀琴，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和勇，该公司财务经理。

上诉人西藏吉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庆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原审被告重庆市华鼎现代农业景观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鼎公司）抵押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藏民二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吴庆宝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宫邦友、刘敏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赵穗军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1年8月6日，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吉庆公司和华鼎公司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借款合同》约定，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向吉庆公司发放贷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为二年，年利率为5.94％，按季结息；因吉庆公司违约致使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吉庆公司应当承担农行西 藏分行营业部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抵押合同》约定，华鼎公司以位于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中坝“现代农业示范区”土地使用权为该2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2003年8月6日，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吉庆公司和华鼎公司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协议约定将借款展期一年，即2003年8月6日至2004年8月6日。

2003年12月22日，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吉庆公司和华鼎公司再次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借款合同》约定，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向吉庆公司贷款27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年利率为3.33％，按季结息；因吉庆公司违约致使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吉庆公司应当承担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抵押合同》约定，华鼎公司以位于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中坝“现代农业示范区”土地使用权为该27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另查明，西藏自治区物价局、西藏自治区司法厅于2002年12月30日联合下发了《西藏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试行）》，该标准对涉及财产关系的律师收费确定了标准，即：一千万元至五千万元在2％～2.5％之间取费。

上述两笔贷款共计4700万元到期后，吉庆公司未予偿还。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于2005年2月28日诉至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吉庆公司偿还所借款项47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逾期利息等，并承担其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及诉讼费等；华鼎公司以抵押的财产为上述债务和费用承担担保责 任。

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于2005年3月1日向该院申请财产保全，该院于2005年3月8日作出（2005）藏法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对被申请人吉庆公司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棕树村8组的川国用（2000）字第0005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14266.05平方米的土地予以查封。

该案一审审理期间，吉庆公司分别于2005年5月24日、2005年6月3日归还了贷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200万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吉庆公司、华鼎公司分别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系双方平等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请求依法判令吉庆公司偿还49309369.91元及华鼎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吉庆公司和华鼎公司亦承认该债务额，该院予以支持。对被告认为原告的律师费未实际支付的抗辩，该院认为，律师费在《借款合同》中已明确进行了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由于吉庆公司的违约行为，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在委托律师通过诉讼实现其权利过程中，律师费是必然发生的，因此，对两被告的抗辩该院不予支持。根据西藏物价部门对律师收费幅度的规定，结合该案案件标的和律师实际承担的工作量，该院认为律师代理费按本金4700万元的2％下限取费较合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判决：

一、吉庆公司应向农行西藏分 行营业部偿还贷款本金4700万元及利息2309369.94元，扣除审理中已支付的700万元（本金500万元、利息200万元），吉庆公司仍需支付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本金4200万元、利息309369.94元，本金利息合计42309369.94元；自2005年4月26日起，吉庆公司还应向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按日万分之二点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还清所有本息为止。

二、吉庆公司应承担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诉讼的律师代理费94万元，但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应向吉庆公司提供付款凭证；

三、该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合计489281元，由吉庆公司承担；

四、华鼎公司对上述一、二、三项债务及费用应以抵押土地使用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华鼎公司在实际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吉庆公司追偿。

吉庆公司不服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其与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签订的两份借款担保合同因借款时间、数额、期限以及利率等均不相同，应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基于上述两个法律关系应分别提起不同的诉讼。一审法院对于这两个不同的诉讼不但予以合并审理并且作出了一个判决，违反了法定程序，应予发回重审。

二、对于律师费的负担，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一般说来，法院并不支持当事人对律师费的主张。即使根据《借款合同》关于“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的约定，吉庆公司承担的应是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因诉讼实际已经支付的律师费用。本案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既 未提供其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也未提供其向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用的票据，因此不能证明因吉庆公司违约给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带来损失的基本事实以及损失的真实数额，一审法院判决的舛万元律师费并未实际发生。且本案法律关系并不复杂，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代理律师的工作量很小，原审法院据以裁决的《西藏自治律师收费标准（试行）》规定的收费标准明显过高。原审判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三、本案总标的额不到5000万元，且华鼎公司还提供了价值7000多万元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担保，一审法院裁定对吉庆公司14266.0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予以查封，超过了本案诉讼标的，给其造成了巨大的经营困难和经济损失，对超标的额查封的财产应予解除查封。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由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承担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答辩称：

一、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吉庆公司之间虽然签订了两份借款合同，存在两个法律事实，但是该两份合同的借款均已到期，双方之间形成的只是一种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不存在多种或不同法律关系的情形，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为实现债权提起诉讼并无不当。吉庆公司关于应分别诉讼的观点，缺乏法律依据。

二、一审法院判决吉庆公司承担94万元律师费，依据充分，合理合法。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吉庆公司在《借款合同》中关于“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的约定系当事人自愿协商形成，应受法律保护。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在吉庆公司 不依照合同约定偿还借款的情况下，通过诉讼方式实现债权，因此产生的律师费是必然的。且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为了不增加吉庆公司的负担，做到公平合理，与其代理律师约定按《西藏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试行）》的取费标准支付律师费，并在一审诉讼请求中，主张按该标准分段取费比例2％-2.5％予以承担律师费。一审法院按照本金4700万元的2％下限取费，对吉庆公司是公平合理的。

三、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依法申请查封被答辩人的土地使用权，没有明显超值查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除认定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一审审理期间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其代理律师事务所西藏雪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雪域律师事务所）之间并未签订代理合同，亦未实际支付代理费用。二审庭审时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代理人陈述，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其曾口头协商待案件审理完毕后再行支付。一审判决后，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于2005年9月30日将一审判决书载明的94万元律师代理费支付给了雪域律师事务所。二审期间，雪域律师事务所律师白玛、李建忠向本院提交的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雪域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有效期自2004年9月5日至2007年9月4日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中载明，根据聘方要求，应聘方指派律师白玛、李建忠担任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的常年法律顾问；每年法律顾问费X元；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委托法律顾问代理诉讼、参与调解、仲裁活动应另行收费。收费必须严格遵守体现风险代理原则。风险代理的范围扩大为所 有的案件，实行风险代理的案件，律师的代理工作应负责至案件执行终结或债权的受偿为止。风险代理的案件律师费计算方式为：已收回或挽回的财产额乘以本级收费比例（收费比例详见《律师职业收费标准》）等内容。二审中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代理律师白玛、李建忠还向本院提交了部分二审期间差旅费的有关证据以及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雪域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二审《委托代理（辩护）合同》。该《委托代理（辩护）合同》约定，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应向雪域律师事务所缴纳劳动报酬费47万元，二审代理费由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在收到二审判决或裁定后，一次性支付给雪域律师事务所。

本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本案中所主张的4700万元债务原系两份借款合同形成，但鉴于其向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该两笔借款均已到期，其一并提起诉讼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须经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尚可合并审理的共同诉讼系指主体合并的情形，其前提是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主体必须为二人以上。而本案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主体均为一人，故不存在主体合并的问题，而应是事实上的客体合并。因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因客体合并审理的共同诉讼亦须以当事人同意为前提条件，故原审法院根据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的诉请将基于两个合同形成的债务合并审理并做出一份判决并无不当。吉庆公司关于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应当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律师代理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费用的负担问题，因农 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和吉庆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第五条明确做出了关于“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的约定，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人民法院对于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为实现该笔债权所实际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应当依法予以保护。本案债权人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向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虽然已经聘请了雪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但是因其并未与雪域律师事务所就代理事项签订代理合同，更未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故原审法院认定吉庆公司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承担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一审案件代理费尚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律师代理费用的数额应当依据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的合意来确定，原审法院在委托人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与雪域律师事务所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自行依据《西藏自治区律师收费标准（试行）》作出认定，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认可。且从雪域律师事务所与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签订的有效期自2004年9月5日至2007年9月4日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载明的“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委托法律顾问代理诉讼、参与调解、仲裁活动应另行收费。收费必须严格遵守体现风险代理原则。风险代理的范围扩大为所有的案件，实行风险代理的案件，律师的代理工作应负责至案件执行终结或债权的受偿为止。风险代理的案件律师费计算方式为：已收回或挽回的财产额乘以本级收费比例（收费比例详见《律师职业收费标准》）”内容看，双方 通常情况下应是以最终案件执行终结或债权受偿时已收回或挽回的财产额作为基数计算律师代理费用的。鉴于本案尚在二审审理期间，对于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最终能够收回的财产额尚未最终确定，律师代理费认定尚无有效依据，且其他差旅费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因案件并未最终审结以及执行完毕，尚可能继续发生，故本案仅就借款法律关系予以认定，至于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待案件最终执行完毕后，由农行西藏分行营业部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另行主张，本案对此不做认定。

吉庆公司关于原审法院超标的额查封应予解封的上诉请求，因不属于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范畴，故本院对此不予审理。

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三）项，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藏民二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三、五项；

二、撤销上述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

三、变更上述民事判决主文第四项为重庆市华鼎现代农业景观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西藏吉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应承担的借款本息及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以抵押土地使用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应付款项应于本判决送达之次日起10日内偿付，逾期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办理。

二审案件受理费244641元，由西藏吉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2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负担4464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庆宝

代理审判员 宫邦友

代理审判员 刘 敏

审判长简介

吴庆宝高级法官：民法院审判员。

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赵穗军 年出生，法学学士，2001年起任最高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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