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仁杰等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第一篇：李仁杰等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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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杰等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李仁杰等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淄商终字第4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仁杰。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莎莎。系李仁杰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

负责人：万瑞海，行长。

委托代理人：胡玉倩，山东洪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恩刚。

原审被告：尚书莹。系杨恩刚之妻。

原审被告：邵珠光。

原审被告：孙红。系邵珠光之妻。

上诉人李仁杰、王莎莎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法院（2012）高商初字第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仁杰，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的委托代理人胡玉倩，原审被告邵珠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杨恩刚、尚书莹、孙红、王莎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1月初，被告邵珠光、杨恩刚协商为刘恒军（邹平县长山镇郭家村人）顶名贷款的事宜，11月13日被告邵珠光、杨恩刚、李仁杰（以下简称三被告）组成三户联保小组，向原告邮政银行递交《农户联保小额贷款申请表》，分别申请借款80000.00元。2009年11月16日三被告与原告邮政银行分别签订了《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手工）借据》。同日原告邮政银行根据《个人信贷分期还款计划表》、《个人贷款放款单》，向三被告的存折账户（其中被告李仁杰名下的存折账号为×××7740）分别存入借款80000.00元；《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年利率13.5%，借款期限至2010年11月16日，如果不按期归还借款本金，从逾期之日起按照借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保证期间到借款到期后两年。上述借款手续办结后，三被告手持《借款合同》合影。

2009年11月17日三被告与案外人刘恒军签订了“三被告分别为刘恒军顶名贷款80000.00元”的《协议书》一份。（《协议书》原件保存于2010高民初字771号卷宗第89页）被告邵珠光名下80000.00元于2009年11月16日被提取3000.00元；三被告名下的其它借款于2009年11月18日被分别一次性提取，但三被告均否认是本人取款。2013年3月28日庭审休庭后，案外人刘恒军向原审法院邮寄了证明一份。证明内容是：“在借款合同签订前后，刘恒军与三被告有顶名贷款协议；存折是案外人李仁卫从原告邮政银行取出交给了刘恒军”。原审法院书面通知李仁卫于2013年4月13日出席法庭，但李仁卫表示由于其外出躲债，不能公开出席法庭，只能在法庭做笔录。李仁卫证明：“三被告与刘恒军有顶名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贷款协议；存折不是李仁卫从原告邮政银行取出的；由于刘恒军无力偿还借款，三被告赖银行”。

另查：经庭审对《中国邮政储蓄个人结算账户开户申请书》质证，三被告均对该申请书的“客户签名”提出异议，原告邮政银行也不能确认就是三被告本人的签名。被告邵珠光名下的借款80000.00元，案外人刘恒军归还了本金39328.83元，到起诉日尚欠本金40671.17元。

原审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有两点：

1、在三被告办理完结借款手续后，原告邮政银行是否将三被告的存折和身份证留下后交给他人。

2、2009年11月18日原告邮政银行办理的三笔大额取款业务是否有过错，如果有过错是否应当对三被告承担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原告邮政银行在2013年3月28日庭审中出示的照片清楚地看出被告邵珠光手持存折，被告李仁杰、杨恩刚也认可曾经得到存折，三被告辩称的存折和身份证被原告邮政银行的工作人员留下的理由，没有证据证实，原审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按照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公布的《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金融机构为自然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的，应当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审核所要做的基本工作，一是审核存款事实是否存在，即对照提款人提交的取款凭证和密码是否真实，与银行记载的存款记录是否相符；二是审核提款人身份，即提款人提交的身份证件是否真实，是否与存款人本人相一致，这两项内容均应包含在审核范围之内。但是，本案中，原告邮政银行工作人员在实际操作中只审查了取款凭证和密码的真实性，遗漏了对提款人身份的核实，未完全尽到审核之责，因此，原告邮政银行存在违规操作、疏于审查的情况。虽然三被告拒绝说出取款人的身份，但是无论是案外人刘恒军与三被告于2009年11月17日签订的顶名贷款《协议书》还是于2013年3月28日庭审休庭后向原审邮寄的证明，均表明在在借款之前和借款之后，三被告与他人有口头和书面的顶名贷款协议，三被告将存折交给了取款人并把密码告知了取款人，应当视为是三被告的本人取款；三被告对取款人的身份是明知的，该笔存款被提取不是由于原告邮政银行工作失误被他人冒领，而是三被告自愿将借款转给他人使用。三被告与他人形成借贷关系，不是本案审理的范畴。而原告邮政银行的业务过失，是金融主管部门按照有关的金融法规对原告邮政银行进行处理的情况，不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主管的范畴。

综上所述，本案中的《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手工）借据》等书面资料填写规范、标准、要素齐全、数字正确、字迹清晰，原告邮政银行对贷款的审查审批、合同签署、贷款的发放符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业务操作规程》的规定，原告邮政银行与三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签订《手工借据》是该案《借款合同》履行的关键环节。原告邮政银行将借款分别存入《手工借据》中指定的三被告的银行存折账户后，就已经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义务。被告李仁杰及妻子王莎莎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偿还原告邮政银行的逾期借款并支付利息，由于是三户联保借款，其他被告应当对被告李仁杰、王莎莎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虽然《中国邮政储蓄个人结算账户开户申请书》文字记载的内容存在瑕疵，但是，该瑕疵不能对抗《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已经合法生效并已经实际履行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

一、被告李仁杰、王莎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借款本金40671.17元及利息14744.37元（利息截止于2012年6月1日）；2012年6月2日至实际执行日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方式计算；

二、被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告邵珠光、孙红、杨恩刚、尚书莹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邵珠光、孙红、杨恩刚、尚书莹在偿还借款后，可以向被告李仁杰、王莎莎追偿。案件受理费1185.00元，由被告李仁杰、王莎莎、邵珠光、孙红、杨恩刚、尚书莹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宣判后，被告李仁杰、王莎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虽然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借款合同，但是办理完借款手续后，被上诉人未将贷款交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存在严重违规操作，甚至构成刑事犯罪，上诉人没有按照借款合同获得相应利益，不应偿还借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

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问题，一是被上诉人是否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二是上诉人是否应偿还贷款。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上诉人李仁杰与被上诉人于2009年11月16日签订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联保借款合同》以及上诉人签字确认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手工）借据》上均注明了借款合同所涉借款金额和放款账号，被上诉人已经依约将贷款转入了该放款账号。

且在（2010）高民初字第771号案件中，上诉人李仁杰曾作为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对案外人刘恒军及高青希森机械加工有限公司提起诉讼，主张自己曾经向被上诉人贷款8万元，此款由刘恒军用于高青希森机械加工有限公司经营，因刘恒军未按照约定向银行还本付息，要求刘恒军及高青希森机械加工有限公司向其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李仁杰在上述案件中主张的8万元贷款即为本案所涉贷款。在（2010）高民初字第771号案件中，上诉人邵珠光提交2009年11月17日邵珠光、杨恩刚、李仁杰与刘恒军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载明，邵珠光、杨恩刚、李仁杰为刘恒军顶名从邮政银行贷款240000元，刘恒军必须按期还贷，贷期为2009年11月17日至2010年11月16日止等内容。虽然（2010）高民初字第771号案件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事实说明上诉人对于贷款已经实际发放是明知的，并且认可与刘恒军之间的借贷关系，由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上诉人主张银行未经其同意擅自将存折交付他人，未有证据支持，也与已证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上诉人又将该贷款转借他人，上诉人作为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的相对方，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上诉人与刘恒军之间的借贷关系应另行处理。如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或者他人在贷款发放及取款过程中涉及违规或者刑事犯罪行为，可以另行要求相关机关进行处理。

综上，上诉人李仁杰、王莎莎主张不应向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偿还贷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5.00元，由上诉人李仁杰、王莎莎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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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员

袁 媚 代理审判员

禚慧聪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青晓

第二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诉施某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诉施某等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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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闸民二（商）初字第598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原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闸北支行）。代表人戴某，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魏某，该支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陈某，该支行员工。

被告施某。

被告曹某。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范瑶瑶，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谢志刚，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宝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与被告施某、被告曹某、被告上海宝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宝吉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9年7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魏某、陈某,被告施某、被告曹某共同委托代理人谢志刚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宝吉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4年4月21日，“被告施某”向原告申请汽车消费贷款人民币264,000元，被告宝吉公司也表示已与被告施某达成购车初步意向。2004年4月22日，原告与“被告施某”、被告宝吉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726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

一份，该合同约定：“被告施某”向原告借款264,000元并以所购车辆提供抵押担保；借款期限自2004年4月22日起至2007年4月21日止；被告宝吉公司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内，如被告施某购买的车辆领取牌照且办妥抵押登记的，自原告收执他项权利证书之日起，保证责任终止。签约当日，原告将264,000元汇入“被告施某”出具的划款委托书所指定的被告宝吉公司帐户，但未办妥车辆抵押登记手续。2004年4月29日，“被告曹某”出具承诺共同偿还贷款本息至贷款结清止的共同还款承诺书。涉案贷款到期，原告未获足额还贷，遂在2007年6月以（2007）闸民二（商）初字第672号案向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三被告，后原告撤诉。根据上案中的鉴定书，被告施某、被告曹某在涉案《汽车抵押借款合同》等材料上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据此，现原告起诉，请求判令：

1、确认2004年4月22日合同编号为***726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无效；

2、被告宝吉公司返还原告264,000元；

3、被告宝吉公司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264,000元为基数，从2004年4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宝吉公司负担。庭审后，原告自认已获还款178,683.68元，并将上述第2、3项诉请相应减少为：

2、被告宝吉公司返还原告85,316.32元；

3、被告宝吉公司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85,316.32元为基数，从2004年4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原告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旨在证明原告更名情况；

2、2004年4月22日合同编号为***726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旨在证明该合同上被告施某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该合同无效；

3、2004年4月29日共同还款承诺书，旨在证明该承诺书上被告曹某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涉案合同无效；

4、2004年4月21日划款委托书，旨在证明该委托书上被告施某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涉案合同无效；

5、2004年4月22日借款凭证，旨在证明原告将264,000元汇入被告宝吉公司账户；

6、（2007）闸民二（商）初字第672号民事裁定书，旨在证明原告曾起诉，后又撤诉；

7、被告施某、被告曹某身份证复印件，旨在证明被告施某、被告曹某的身份情况。

本案审理中，本院为核实有关情况，调取了（2007）闸民二（商）初字第672号案中的民事起诉状、原告起诉时提供的材料、沪公刑技文鉴字（2007）第0534和第0589号鉴定书、民事撤诉申请书、民事裁定书以及法庭审理笔录。

被告施某、被告曹某共同辩称：第一，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上被告施某、被告曹某的签名均非本人所签，两人也未委托他人代签，且对此不予追认，现对本案原告诉讼请求不持异议；第二，被告施某、被告曹某从未向被告宝吉公司购车，且不知该公司如何获取两人的身份资料。

被告宝吉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以及开庭传票后未应诉。经审理查明，被告施某向原告申请汽车消费贷款264,000元的2004年4月21日汽车贷款申请表落款署名为被告施某，被告宝吉公司在此表中明确与被告施某达成购车初步意向并加盖公章。2004年4月21日向原告出具的委托将贷款264,000元划入被告宝吉公司帐户的划款委托书落款署名为被告施某，同日向原告出具的同意抵押证明落款署名为被告施某与被告曹某。2004年4月22日原告签订一份合同编号为***726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该合同落款的借款人署名为被告施某，被告宝吉公司亦在该合同落款的保证人处盖章，该合同约定：被告施某向原告借款264,000元并以所购车辆提供抵押担保；借款期限自2004年4月22日起至2007年4月21日止；被告宝吉公司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期内，如车辆领取牌照且办妥抵押登记的，自原告收执他项权利证书之日起，保证终止。2004年4月22日，原告将264,000元汇入被告宝吉公司帐户，相应借款凭证落款的借款人署名为被告施某。2004年4月29日向原告出具的承诺共同偿还贷款本息至贷款结清止的共同还款承诺书落款署名

为被告曹某。

另查明，本案审理中，原告自认，涉案贷款系授权被告宝吉公司办理，且未办理车辆抵押登记手续，原告已获还款共计178,683.68元。

再查明，原告曾以（2007）闸民二（商）初字第672号案起诉本案三被告，后又撤诉。在该案审理中，本院委托上海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涉案《汽车抵押借款合同》等六份材料进行笔迹鉴定，鉴定结论为：①2004年4月22日《汽车抵押借款合同》第8页上书写的“施某”签名字迹、第9页上借款人落款中的“施某”签名字迹及其他书写字迹以及保证人落款中的书写字迹，2004年4月21日汽车消费贷款申请表上书写的字迹，2004年4月21日划款委托书、2004年4月22日借款凭证上书写的“施某”签名字迹、2004年4月21日同意抵押证明、2004年4月29日共同还款承诺书上除“曹某”签名字迹以外的其它书写字迹与提供比对的施某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书写；②2004年4月21日同意抵押证明上书写的“曹某”签名字迹、2004年4月29日共同还款承诺书上除“曹某”签名字迹以外的其它书写字迹与提供比对的曹某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书写；③2004年4月29日共同还款承诺书上承诺人签字、盖章处的“曹某”签名字迹与提供比对的曹某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书写。

以上事实，有原告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汽车消费贷款申请表、同意抵押证明、《汽车抵押借款合同》、共同还款承诺书、划款委托书、借款凭证、民事裁定书、鉴定书、谈话笔录以及庭审笔录等为证。

本院认为，根据鉴定结论，涉案汽车消费贷款申请表、《汽车抵押借款合同》、共同还款承诺书、同意抵押证明、划款委托书、借款凭证上被告施某、被告曹某的签名均非本人所签，两人也未委托他人代签，且对此不予追认，所以，涉案《汽车抵押借款合同》无效。鉴于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而本案原告系将264,000元汇入被

告宝吉公司帐户，故被告宝吉公司理应将此款返还原告。现原告未获足额还款，被告宝吉公司应返还原告余款85,316.32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2004年4月22日合同编号为***726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无效；

二、被告上海宝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85,316.32元；

三、被告上海宝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利息损失（以85,316.32元为基数，从2004年4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997.8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宝吉公司负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倪德生

审判员顾静

代理审判员李霞

书记员钱佳妹

第三篇：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诉陈碰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200903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诉陈碰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

《判案研究》2009年03月13日

【简要提示】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是普通金融贷款活动的新型衍生产物，体现了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业务的交叉和合作，也是我国对资产证券化的最新探索和尝试。如何界定委托人、信托人和借款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和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信托公司应如何行使信托资产中的抵押权、如何厘清信托资产中各方当事人的法律权利义务等，都是在学理研讨和司法实践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主审法官】顾权【案例撰写人】顾权

一、基本案情

原告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陈碰兴

2007年5月23日，案外人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金融公司）与被告陈碰兴签订了合同编号为79467的《汽车贷款合同》与《汽车抵押合同》及其附件，约定被告陈碰兴为购买车辆而向上汽金融公司借款60,000元，借款期限为36个月，自2007年5月23日至2010年5月23日止，还款方式为等额还款，并就所购车辆办理了车辆抵押登记作为借款担保。合同签订后，上汽金融公司按约发放了贷款。上述合同贷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28.25%，合同签订时年利率为8.08%，如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发生变动，在变动生效之月后第二个月的第一个还款日起，贷款利率将相应发生变动。另，《汽车贷款合同》约定，被告未按时全额偿还应付的贷款本金、利息及应向上汽金融公司支付的其他款项，并且逾期30天以上，就构成合同所述之严重违约，上汽金融公司有权宣布贷款立即到期，并要求被告立即清偿合同项下的所有未付款项。

2007年12月27日，上汽金融公司和原告签署了《通元2008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合同》，约定将上述合同编号为79467的《汽车贷款合同》所涉及的包括：（1）（现有的和将来的、实际的和或有的）全部所有权和相关权益；（2）到期或者将到期的全部还款；（3）被清收、被出售、或者被以其他方式处置所产生的回收款；（4）请求、起诉、收回、接受与以下财产相关的全部应偿付款项；（5）相关承诺的利益以及强制执行财产的全部权力和法律救济，均信托予原告。2007年12月29日，上汽金融公司与原告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国货币网刊登了《通元2008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公告》。2008年1月18日，上汽金融公司与原告又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国货币网刊登了《通元2008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成立公告》。因自2007年11月起被告未能按期还款，至起诉时，被告逾期还款情况严重，并经多次催收无果，故原告诉诸法院，要求判令被告支付贷款剩余本金52,626.68元、计算到2008年4月2日的贷款利息2,216.32元、计算到2008年4月2日的逾期利息288.13元及自2008年4月3日起到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和逾期利息，并判令原告有权行使车辆（车牌号为“闽DU0225”、车架号为“LSGTC52MX7Y045464”）的抵押权，所得价款优先用于清偿上述债务。

被告未应诉答辩。

二、法院的认定与判决

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后认为，本案系因上汽金融公司将其对被告享有的个人汽车抵押贷款债权信托于原告并予以证券化后，被告不能按约还款而引发的纠纷。原告作为受托人是否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被告主张本案中系争贷款债权，及是否可以同时主张系争车辆抵押权是本案的主要焦点。

对于原告是否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被告主张本案中系争的贷款债权，法院认为，本案原告系基于与案外人上汽金融公司的信托合同主张系争贷款债权，所谓信托法律关系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和处分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信托关系成立后，受托人依法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本案中，上汽金融公司与被告签订的《汽车贷款合同》以及《汽车抵押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

上汽金融公司和原告签订的《通元2008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合同》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的批准，合法有效；同时，上汽金融公司和原告之间的《通元2008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公告》以及《通元2008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成立公告》依法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国货币网的全国性媒体进行了刊登，符合信托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于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转让相关资产应依法进行公告的有关规定，故本案原告与上汽金融公司就本案贷款债权构成信托法律关系，受托人原告基于信托合同，可以自己的名义为上汽金融公司的利益，对该贷款债权进行管理或者处分。因此，原告以自己的名义向被告主张上汽金融公司的贷款债权，且亦不损害作为债务人被告的合法权益，于法不悖，应予准许。现上汽金融公司已经依约履行了放贷义务，对被告享有贷款债权，被告亦应按约履行偿还贷款本息义务。因被告未按《汽车贷款合同》履行还款义务，根据《汽车贷款合同》和《汽车抵押合同》的约定已经构成严重违约，故原告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宣布被告贷款立即到期，并要求被告立即清偿贷款合同项下的所有未付款项。

对于原告是否可以同时主张系争车辆的抵押权的问题，法院认为，1、原告根据与上汽金融公司的信托法律关系，依法以自己的名义向被告主张贷款主债权，而抵押权作为贷款主债权的从权利，根据主、从债权关系的基本理论，原告亦可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抵押权；

2、从我国现行物权法规定来看，汽车作为特殊动产，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动产抵押登记的效能是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而并未强制规定抵押权人变更后必须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或变更登记手续，故由拥有系争贷款主债权的原告主张主债权的从权利（抵押权）于法无悖，并且亦不损害被告作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3、本案中被告逾期欠款情况只是大批量汽车抵押贷款合同中的少数个例，若要求每个抵押贷款合同转让抵押权必须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或抵押权人变更手续，在实际操作中经济成本较高并可能因抵押人拒绝合作或者怠于协助而使抵押登记的变更手续难以顺利完成，从而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作为信托关系的受托人在主张贷款主债权的同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债务人主张抵押权。综上所述，原告之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本案现已生效。

三、对本案的研究与解析

（一）资产证券化的通常范畴之引入

自1977年美国投资银行家莱维斯瑞尼尔（Lewis Ranier）首次使用资产证券化这一术语，[1]资产证券化之表述虽在金融界被广泛使用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至今尚无统一的定义来界定何谓资产证券化。其主要原因在于资产证券化是高度金融衍生技术的产物，是涉及法学、金融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共建的制度，所以需要从多种学科中厘清其基本模式。通常认为，资产证券化是指：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集合（在法学本质上是债权）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由其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分离和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强资产的信用，转化成由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销售给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的融资制度。[2]在一个典型的资产证券化交易中，发起人将能产生收益的资产权益卖给特殊目的机构，特殊目的机构面向市场的投资者发行证券，并将该收益支付给发起人，投资者从资产群中获得偿还。[3]我国台湾学者认为，资产证券化是指企业单位或金融机构将其能产生现金收入的资产加以重组，然后发行证券，出售给有兴趣的投资人，借此过程，企业单位或金融机构能向投资人筹措资金。[4]

在我国，综观现行的《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等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主要法律，均没有关于资产证券化的明确定义，这充分体现了现行金融法律体系对资产证券化这种金融创新活动的缄默态度。只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制定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第二条中规定，资产证券化是指在中国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以该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的结构性融资

活动。虽然该规定只是将资产证券化拘囿于较小的种类和范围，但是却明显反映我国对资产证券化所认可的主要结构模式。因此，我国现行主要的资产证券化活动基本上也是在此规定的基础上展开的。

（二）资产证券化中各主体

在通常的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主要存在发起人（原始债权人）、原始债务人、特殊目的机构、投资人等相关参与主体，而其中特殊目的机构则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参与者。

发起人是资产证券化的原始权益人，在交易中又称为资产的卖方或者转让方，它是资金的需求者，与原始债务人之间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例如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贷款人、个人汽车抵押贷款的借款人、应收账款的债权人、租赁设备的出租人。为实现资产证券化，发起人需要以“真实出售”（True Sale）的方式将资产从其资产负债表中移出，以达到表外资产证券化。特定目的机构，是指专门为资产证券化而成立的法律主体，同时又担当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人，其一般是破产隔离和免税实体，可以采取公司、信托、有限合伙等组织形式。投资人，即资产支持证券的购买人，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通常为大型机构投资者和职业投资者，因为资产证券化的复杂结构和巨大的发行量不太适合零星的投资者。原始债务人，即证券化资产的债务人，如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借款人、应收账款的债务人、租赁设备的承租人等。债务人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其对债权人的支付形成资产的现金流，用于偿付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此外还有其他辅助参与人，如信用增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资产服务机构等。

（三）信托型（SPT）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法律架构

因为资产证券化的特殊要求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限制，特定目的机构难以采取公司、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而只能借宿于信托这种特殊法律形式之下，使得特定目的信托（SPT, Special Purpose Trust）成为我国目前进行资产证券化的最主要的SPV模式。特定目的信托之资产证券化“导管体”的功能，主要通过特定目的信托设立和信托受益权转让等环节来实现。[5]

我国信托型资产证券化基本构架流程如下：首先，选定证券化资产范围。发起人将需要证券化的资产按照一定的期限、利率等标准进行分类、组合，形成一个资产池（asset pool），从而移转给特定目的机构。一般来讲，为了赢得更多的投资者，应选择现金流量稳定、可靠、风险较小的资产作为证券化资产。目前国际上通常进行证券化的资产包括各类银行贷款、企业应收款、不动产收益等，而在我国主要是指金融资产。其次，设立特定目的信托机构（SPT）。证券化资产从原始权益人（发起人）处分离出来，通过“真实出售”移转资产给破产风险隔离实体——特定目的信托机构，然后以此资产为基础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出售给投资者。再次，信用增强和信用评级。信用评估机构对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反映了该证券的风险和收益等信息，这为投资者提供了投资决策依据。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发起人都应担保投资人免受某些基本的风险，如保证对资产的陈述真实、准确、完整，保证资产合法、有效，保证债务人受相关合同条款的约束并不存在抗辩情形等等。为了使资产支持证券获得一个较高的信用评级，需要采取一些信用增强措施，信用增强的结果使得特定目的信托机构发行的证券比发起人直接发行的证券更有信用，从而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筹集资金。第四，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和普通证券的发行没有太大区别，可以通过公开发售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私募的方式进行，为了控制相关风险我国采用的公开发售方式。最后，偿付证券本金和收益，证券化资产转让给特定目的信托机构后，由于特定目的信托机构只是一个导体和工具，一般没有能力管理、运用和处分证券化资产，需要委托给专业服务机构。专业服务机构归集资产现金流后，按照资产证券化计划分配给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偿付完全部证券、处理完剩余资产后，整个资产证券化活动即告结束。

（四）信托型资产证券化的司法审查具体标准之抉择

虽然信托资产证券化属于金融创新的范畴，但是作为司法机关面对这种金融创新活动，不可简单地予以回避或者否定，笔者认为只要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的金融政策，金融司法应当充分尊重金融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和智慧，并且应从法理的层面作出分析诠释，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司法审查对金融创新的规则指导作用，从而主动性地应对可能产生的相关纠纷。

信托型资产证券化中发起人（委托人）将自己的金融债权“真实出售”给了信托公司，使得这种信托关系的基础因发起人（委托人）移转金融资产获得了转让收益而被解构，并且对此种关系是否还属于信托关系存

有较多疑惑。因此要理顺信托型资产证券化交易的法律结构，首先需对该种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甄别，从而才能结合其他贷款、担保或者投资合同关系来完整理解特殊目的信托的法律构架。

我们首先假设，发起人（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存在信托法律关系。如果从融资人角度的思路出发，发起人（委托人）就是事实上的融资人，假设发起人（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之间存在信托关系，则信托公司接受信托而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的性质就难以解释。但是，若从实质上来分析支持信托公司发行证券的资产基础，就不难发现该资产基础实际就是由发起人（委托人）信托给信托公司的金融债权的信托收益。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发起人（委托人）“真实出售”金融资产所获得的“公允对价”实际上就是发起人（委托人）自己的信托收益，只不过在形式上该“公允对价”是直接就以信托公司支付现金对价方式来体现。但是，若上述前提成立，则又引发进一步争议：该信托收益表面上是由信托公司通过证券化的形式出售给投资人，这是否就意味着与先前所认为的发起人（委托人）获得了信托收益存在矛盾？对此，笔者认为并不发生矛盾，这实际上是发起人（委托人）通过信托公司来出售自己的信托收益，从而达到了融资的真正目的。因为根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的规定，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发起人（委托人，例如银行等金融机构）是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发行资产支持的证券，所以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就形成了发起人（委托人）通过设立特殊目的信托，即将相关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信托公司，再由信托公司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来收回信托收益，因此发起人（委托人）获得的融资款实际上就是发起人（委托人）从信托公司获得的信托收益。由此可见，通过资产证券化信托合同的约定，发起人（委托人）和信托公司基于该信托合同关系构成内部和外部两种法律关系，从外部关系来看，发起人（委托人）将对债务人的个人抵押贷款债权转移给信托公司，并对该债权转移的事实进行了信托登记，故信托公司可以根据信托关系的本旨和目的以自己的名义对该项贷款债权进行管理或者处分；从内部关系来看，发起人（委托人）基于对信托公司的信任，对信托受益权、债权资产的赎回、清仓回购、信托期限、追索权等内部具体事项约定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虽然信托型资产证券化中发起人（委托人）将自己的金融债权“真实出售”给了信托公司，但是这却不是金融债权转让关系，而是发起人（委托人）与受托人信托公司之间构成了信托法律关系。

从对上述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法律性质的甄析，不难发现这种实质上融资人（发起人或委托人）转让受益凭证的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使得发起人获得了资金，实现了资产证券化的融资目的；其次使得信托收益权凭证的投资人获得了受益人的身份，从而享有信托资产的收益；最后，实现了“信托易主”，特殊目的信托公司此后从形式上将为投资人服务，同时“真实出售”到信托公司的资产也实现了“破产隔离”，保证了投资人能够获得安全的、稳定的证券收益。这种精巧性的制度设计显示了信托这种“脱法”制度设计挑战既存规范的历史传统，以及金融创新在规避法律和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的强大生命力，因此我们司法审查也应穿透表面形式从实质关系中加以甄别和规制相关金融主体的法律关系。

（五）金融债权移转效力的司法审查标准

虽然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描述的是从发起人（委托人）移转给受托人（信托公司）的“金融资产”，但是在我国目前实践中，该“金融资产”的主要内容就是发起人（委托人）作为原始债权人享有的金融债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该种金融债权的移转应当遵循怎样的司法审查标准，是信托型资产证券化司法审查标准中的又一重要问题。

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债权转让采通知主义，即债权人转让债权应当通知债务人。但是由于资产证券化的特殊性，即其债务人通常是不特定的多数，且分布广泛、流动频繁，若机械要求每一笔债权转让都通知债务人，资产证券化的成本将大为增加，明显不利于资产证券化的进一步发展，所以资产证券化发达的国家对此都有自己的应对规则。例如《美国统一商法典》扩大了登记的范围,将登记不仅适用于账债和动产契据的买卖,也适用于“无形资产的支付”和“本票”的买卖。美国修正后的登记制度几乎适用于所有的合同债权和证券债权。[6]日本新出台的《债权让渡特别法》采取债权让与登记制度，明定应以磁盘制作债权让与登记档案，载明法定应记载事项，由让与人及受让人向法务省提出债权让与登记的申请，始能以其债权让与对抗第三人，其中除必须载明债权总额外，尚应记载债务人或其他为特定债权的必要事项。可见登记制的公示方式具有使交易者及第三人认识债权状态的作用，起到防止风险、排除争议和降低成本的效果，因而

更有利于债权特别是大宗债权的转让，加速了债权的资本化。[7]由于我国资产证券化采用的是信托关系的法律构架，所以根据我国信托法有关规定，信托关系成立并依法登记后，受托人信托公司可以自己的名义为发起人（委托人）的利益对该贷款债权进行管理或者处分。因此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法院应当审查“金融债权”在整体信托转让时是否已经在全国性公开媒体进行过公告，只有符合了信托公告的相关规定，该金融债权移转才能对原始债务人产生法律效力。

对于“金融债权”的从权利（例如抵押权）的转让是否必须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或抵押权人变更手续？对此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抵押物一般为不动产，而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公示方式，这也是各国的立法通例。抵押权作为一种担保物权，也应当遵循物权公示原则，否则抵押权的转让无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抵押权转让的前提是抵押物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是为了保障主债权能顺利实现所形成的抵押权，若主债权转让，作为其从权利的抵押权也随之转移，针对主债权而设立的抵押权应当继续存在，无需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或抵押权人变更登记手续。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首先，从我国物权法规定来看，并没有要求主债权转让后抵押权必须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或者办理抵押权人变更登记手续的强制性规定。抵押权作为金融债权的从权利，当金融债权移转时，抵押权也随之移转，同时这是在抵押权已经有效成立的前提下发生的转移，并非重新设立新的抵押权。其次，从相关司法解释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也明确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后，可以依法取得对债权的抵押权，原抵押权登记继续有效。”该规定为金融资产的从权利转让提供了司法审查的参考依据依据，虽然资产证券化法律构架中，发起人（委托人）只是将金融债权信托给受托人信托公司，并不是该条规定所指的金融债权的完全出售，但是从该条规定的立法意图和立法精神也可以看出，在抵押权随主债权转移后，受让人即可依法取得主债权的抵押权，原抵押登记应当继续有效，无需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最后，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若要求转让抵押权必须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或办理抵押权人变更手续，则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因抵押人不肯再次合作（怠于协助行为）而使抵押登记的变更手续很难顺利完成，这样抵押权便难以有效转让，抵押权转让的规定便会形同虚设，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受托人（信托公司）受让金融债权和相关从权利（抵押权）后，可以自己的名义向原始债务人主张债权。

第四篇：毛芳杰诉李国成等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

毛芳杰诉李国成等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

浙江省奉化市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0)甬奉溪商初字第87号

原告：毛芳杰。

委托代理人：毛海波，奉化市求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国成。

被告：蒋洁。

原告毛芳杰为与被告李国成、蒋洁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于2010年6月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0年8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毛芳杰的委托代理人毛海波，被告李国成、蒋洁到庭参加诉讼。2010年6月11日，原告毛芳杰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本院经审查，于2010年6月11日依法裁定查封了被告蒋洁名下的坐落于宁波市海曙区紫金巷100号202室房屋。2010年8月20日，原、被告共同向本院申请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庭外和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毛芳杰起诉称：两被告原系夫妻关系。2009年7月30日，王大华向原告借得人民币200 000元，王大华于2009年9月28日归还了100 000元，余款100 000元重新出具了借条1份。被告李国成对上述借款提供担保。最近，王大华及李国成为了逃避债务而躲避在外，原告已向贵院提起民事诉讼。原告向奉化市民政局查询后得知，两被告为了逃避债务，于2010年5月11日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将本属于两被告夫妻共同财产的位于宁波市海曙区紫金巷100号202室房屋及位于奉化市溪口镇五林村91号房屋无偿分割给被告蒋洁及女儿李颖所有，各人所负债务由各自承担。综上所述，被告李国成在未向原告偿还债务的情况下，无偿转让财产，自己又躲债在外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原告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李国成无偿转让财产的相关协议。为此，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

1、判令撤销两被告于2010年5月11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转让给被告蒋洁及女儿李颖所有的条款（债权标的为10 000元）；

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2010年10月22日，原告毛芳杰自愿放弃对奉化市溪口镇五林村91号房屋行使撤销权，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李国成将宁波市海曙区紫金巷100号202室房屋无偿转让给被告蒋洁及女儿李颖的行为。

原告毛芳杰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供了下列证据：

1、借条一份，用以证明王大华向原告借款100 000元由被告李国成做担保的事实；

2、离婚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李国成在未清偿担保债务的情况下将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转让给被告蒋洁及女儿李颖所有的事实；

3、宁波市房产局房地产资料证明书1份，用以证明宁波市海曙区紫金巷100号202室房屋的产权登记情况。

被告李国成未作书面答辩，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

1、两被告的离婚协议是按照法律的正常程序走的，所以财产分割是合法的。

2、法律规定对债务人才能行使撤销权，但答辩人不是债务人，只是担保人。

3、答辩人做担保的事，被告蒋洁是不知情的，所以这个债务也不是两被告的共同债务。原告对两被告的房子进行查封是没有依据的，应该先对借款人的房屋进行查封清偿。

被告蒋洁未作书面答辩，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同意被告李国成的答辩意见。两被告离婚是符合法定程序的，被告李国成去做担保，答辩人根本不知情。这个钱两被告都没有用到，所以不应该起诉和查封答辩人的房子。

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和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李国成质证认为没有异议，被告蒋洁质证认为对此不知情。本院认为，被告蒋洁虽认为不知情，但被告李国成作为担保人已经明确表示对该借条没有异议，为此，本院确认该证据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李国成、蒋洁经质证均无异议，为此，本院确认该证据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李国成、蒋洁经质证均无异议，为此，本院确认该证据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2010年6月9日，原告向本院申请向奉化市溪口镇土管所调取奉化市溪口镇五林村91号房屋的登记状况。2010年10月13日，经本院查询，奉化市国土资源局溪口分局认为无法查证。

根据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 被告李国成与被告蒋洁原系夫妻关系，李颖系两被告的女儿。2009年7月30日，债务人王大华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0 000元。后王大华于2009年9月28日归还了100 000元，并就余款100 000元向原告重新出具了1份借条。被告李国成以担保人的身份在借条上签名。2010年5月11日，被告李国成（男方）与被告蒋洁（女方）签订了1份《离婚协议书》，其主要内容为：

1、男女双方自愿离婚；

3、财产分割：①位于宁波市海曙区紫金巷100号202室房产离婚后归女方和女儿共同所有；②位于溪口镇五林村91号房产离婚后亦归女儿所有；③双方无其他财产分割；

4、以各自名义所借债务由各自承担，与对方无关。该《离婚协议书》后，被告李国成与被告蒋洁在奉化市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2010年6月4日，宁波市房产产权产籍监理处出具1份《房地产资料证明书》，证明位于宁波市海曙区紫金巷100号202室的房屋于2002年8月8日登记在被告蒋洁名下。

本院认为：宁波市海曙区紫金巷100号202室房屋系两被告婚后购买，应为夫妻共同财产。现被告李国成作为保证人，在主债务未清偿完毕的情况下，将其在宁波市海曙区紫金巷100号202室房产中享有的份额无偿分割给被告蒋洁以及女儿李颖，其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应予撤销。两被告提出了按照法律规定对债务人才能行使撤销权，但被告李国成不是债务人，只是担保人的辩解意见，本院认为，首先，被告李国成作为保证人，与原告之间存在保证债务，而保证债务也是一种债务，所以保证人李国成系保证债务的债务人，其次，2009年9月28日，被告李国成为债务人王大华的1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的事实清楚。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即对主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因而，保证人的财产状况直接影响主债务的清偿。现被告李国成在主债务未得到清偿的情况下，无偿转让其在宁波市海曙区紫金巷100号202室房产中享有的份额，其行为严重影响了主债务的清偿，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法律设立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本意，就是为了防止债务人通过无偿转让财产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因而本案有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必要。综上，两被告提出的该辩解意见，系对法律的错误理解，故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两被告提出的主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辩解意见，本院认为，主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与被告李国成无偿转让其财产份额的行为是否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并无直接联系，故对该辩解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对原告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将宁波市海曙区紫金巷100号202室房屋转让给被告蒋洁及女儿李颖所有的约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自愿放弃要求对溪口镇五林村91号房屋行使撤销权，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李国成与被告蒋洁于2010年5月11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第3条第①项

关于将位于宁波市海曙区紫金巷100号202室房屋分割给被告蒋洁及女儿李颖共同所有的约定。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 300元，减半收取1 150元，由被告李国成、蒋洁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税务局预算外资金，帐号：***001，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员戴 金 柱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殷 孩 景

第五篇：上诉人李红星、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汝南县支行储蓄存款纠纷一案

上诉人李红星、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汝南

县支行储蓄存款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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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驻民三终字第338号

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星，男。

委托代理人葛焕振，河南问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汝南县支行（以下简称汝南支行）。住所地汝南县城。

代表人李玉广，行长。

委托代理人杨建新，河南公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新蔡县支行（以下简称新蔡支行），住所地新蔡县古吕镇周潢路一号。

代表人魏?，行长。

委托代理人徐东升，河南北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红星、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汝南县支行因储蓄存款纠纷一案，不服新蔡县人民法院（2009）新民初字第1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红星及其委托代理人葛焕振、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汝南县支行代表人李玉广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建新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新蔡县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徐东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2008年10月16日上午8时左右，有一自称新蔡县武装部工作的刘姓男子，以要给武装部的训练基地拉围墙为借口，找到原告李红星要求买李红星的空心

水泥砖70万块，当时谈价款为每块空心砖0.3元，在开票时要求按每块0.32元，多开10万块共80万块的空心砖的票据，他们回单位后好获得46000元的回扣，同时要求原告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立账户并领取银联卡一张，把46000元先打入该账户，再签空心砖买卖合同。谈妥后，原告李红星持有效身份证，立即到新蔡县支行开户，开户费用20元，同日下午13时左右又委托熟人罗景琛存入46000元的现金，受托人罗景琛在代理办理存款业务时，提交了身份证复印，并亲笔签名。在新蔡县支行开户的过程中，因营业大厅拥挤，案外人乘机将原告的存款银行卡密码窃取，又以拿银联卡让领导看看金额数为借口将银行卡调换走。同日，案外人在汝南县支行储蓄窗口一次性取走40000元，同日又分三次取6000元，每次2000元。此时，原告的存款共46000元已全部被取走。原告认为是新蔡县支行的营业大厅内没有相应的工作人员，维持秩序，没有严格执行1米线制度，与汝南县没有严格按照《邮政储蓄全国异地储蓄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去做直接结合，导致财产损失。为此请求确认被告在涉案纠纷中存在违规操作行为，要求被告赔偿损失46000元及其存款利息，并要求二被告负连带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中，原告李红星将开户费20元存入新蔡县支行，新蔡县支行出具储蓄账户开户专用凭单，原告李红星在凭单上签字时，则储蓄存款合同即告成立、生效。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虽然密码被他人窥视，但密码丢失并不必然导致其存款被案外人取走，其存款被案外人取走的真正原因是银行卡被他人调换所致，故原告要求被告新蔡县邮政储蓄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足，不予支持。但汝南县支行没有严格执行限额取款义务，违规操作，是造成原告的财产发生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应负主要赔偿责任。其次，造成本案财产损失的发生，原告未尽到特定的注意义务，自身也存在有一定的过错，所以，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判决：

一、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汝南县支行赔偿原告李红星存款40000元损失的70计款28000元，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完毕；

二、驳回原告李红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原告李红星负担330元，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汝南县支行负担77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如果未按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宣判后，李红星不服，提起上诉。其上诉称，一、新蔡县支行应承担责任；

二、汝南县支行应承担全部责任；

三、汝南县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汝南县支行上诉称，汝南县支行不具备本案的主体资格，本行在本案中没有过错，更无违犯操作之处等理由，要求依法驳回李红星对汝南县支行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新蔡县支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新蔡县支行不应承担责任正确，应当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李红星上诉称新蔡支行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新蔡支行作为开户行，与作为储户的李红星存款丢失没有必然的联系，存款被案外人取走的真正原因是银行卡被他人调换所致，故上诉人李红星要求被上诉人新蔡支行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李红星上诉称汝南支行应当承担本案全部赔偿责任的问题。因上诉人李红星未尽到一定的注意、保管义务，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过错，原审法院在认定汝南支行、李红星各自责任的基础上，判决李红星本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并无不当，故对李红星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汝南支行上诉称其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不适格的问题，储蓄存款合同的签约人只有储户和开户行两个，但履行开户行合同义务的当事人却是不特定的，在所有与开户行形成通存通兑业务关系的金融机构，在为储户办理异地存取款业务时，履行的都是开户行的合同义务，实际上都是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中相当于储户的另一方当事人，故汝南支行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因汝南支行在为储户存取款的过程中有违规操作之处，其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汝南支行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李红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汝南县支行各负担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文 德 群

审 判 员唐 武 军

审 判 员贾 保 山

书 记 员郭 永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