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模式选择

第一篇：浅谈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模式选择

浅谈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模式选择

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的协议。{刑事和解制度至少具有公正以及效率两方面的价值。但是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只对于该制度作出了概括性的规定，同时也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辅助实施，导致刑事和解制度出现程序体系架构相对粗疏、各地方操作标准较为混乱、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等问题。尤其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没有将刑事和解放到其应有的位置。

在西方国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事和解制度就因其照顾到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避免《刑法》的“标签效应”、有利于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等优点，成为回应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仅仅是作为刑事和解的一种情形，与成年人刑事案件一样，都归于轻刑案件中，没有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制度进行有针对性、专门性的设计；在程序上与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并未分离，缺乏独立性；在刑事和解的功能和效果方面，少有自己的独特性，而统一于以补偿或赔偿被害人损失为中心的程序运作中。本文以理论结合实际，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的模式选择，在探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议。

一、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运行模式的分类

关于刑事和解的模式有多种分类方法，以主导者为标准可以分为国家主导模式和社区（社会）主导模式，以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中司法权力的组织形态特点可以分为专门模式与混合模式。

本文着重探讨另一种分类方式，即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司法调解模式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这一分类是由陈瑞华教授提出的比较经典、合理的分类方法，与我国实践联系最紧密。

（一）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

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是指加害人主动与被害人联系，经双方协商，就最终赔偿问题达成和解协议并自动履行，而后被害人要求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司法程序就此终止或者不再启动。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的模式类似于我国民众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群众基础的民间调解，是一种单纯的私力救济。

这一模式不仅具有灵活性、简易性、普遍性和自治性等特点，而且充分体现了刑事和解制度尊重被害人意愿的价值，给予了被害人和加害人平等协商、自主选择的机会。但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形成制度化、固定化的做法，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刑事案件的矛盾冲突远远要比民事案件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难以主动并理性地协商，更难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模式适用面窄；第二，在这一模式下，就和解的所有过程、事项均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协商决定，缺乏专业知识的指导以及司法机关的参与，和解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难以保证；第三，即使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和解协议，但是这一协议能否顺利履行仍然是个疑问，因为缺乏相应的保障。

（二）司法调解模式

司法调解模式是指司法人员通过与加害方、被害方的沟通、交流、教育、劝解工作，说服双方就经济赔偿标准、赔礼道歉等事项达成协议，从而促使被害方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纠纷解决方式。司法调解模式又包括检察官调解模式和法官调解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注重司法机关的主动性。

与加害人-受害人自行和解相比，这一模式具有权威性较高、实用性较强、达成和解可能性较大等特点，但是在监督规范等配套工作不到位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极端：第一，司法机关的介入往往表现得强势，在其积极主动调停、主导和解过程中，难免会给当事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压力，可能会弱化刑事和解“合意”的意义；第二，司法机关积极撮合协议的达成容易导致和解协议产生偏差，使当事人产生抵触、怀疑的心理，影响案件的公正解决以及和解的效果。

（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是指公检法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具有和解意愿的轻伤害案件，委托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对于经过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可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这种和解模式的结构性特征是调解权与司法权的分离，调解委员会成为司法机关解决刑事纠纷的辅助机构。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引入中立的社会机构即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公安、司法机关主要负责遴选适当的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节，并且在调解成功后作出非刑事化的处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不仅具有简捷、经济和及时的优点，还有助于避免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中合法性和正当性难以监督的问题，也缓解了司法调解模式中司法机关压力过大的状况，同时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权力滥用等缺陷。当然，这一模式也存在问题：第一，我国各地人民调解组织的现状存在较大差距，调解组织的健全程度以及调解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许多地方的调解组织难担刑事和解的重任；第二，人民调解组织在把握法律上可能会有欠缺，更多地是站在道德的层面，对双方当事人进行道德教育或让双方共同承担责任，注重和解结果而忽视和解过程。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就决定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不能简单地混同于成年人。

第一，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恶性小。未成年人尚处于人格未定型期，具有身心发育不成熟，自我控制、辨认能力低等特点。而“行为人的辨认与控制能力本身能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两者是成正比的关系，因此未成年人犯罪主观恶性较成年人犯罪要小。

第二，未成年人犯罪后的可塑性更强。由于未成年人身心还未发育成熟，生理、心理刚刚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正处于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时期，与成年人相比，具有相当的可塑性。为了避免刑罚对未成年人的消极作用，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和解正是以和解协议代替刑罚的方法终结案件，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案件，可以避免弱化刑罚功能等刑事和解可能存在的缺陷。

第三，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大部分社会危害性都较小。实践中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主要集中在盗窃、故意伤害等类型，并且呈现分散性、偶发性的特点，对社会没有特别大的危害性。我们可以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大幅度适用刑事和解，弥补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宽泛模糊的不足。

第四，社会大众往往对未成年人有更大的包容度。相比成年人犯罪，社会对未成年犯罪人有更高的期待，期望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这就意味着刑事和解中更容易得到被害人谅解，这也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一个显著优势。总之，刑事和解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着双向契合的优势。即刑事和解为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改造、避免刑罚提供了路径，照顾了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以及未来的发展；同时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又恰好避免了刑事和解的一些弊端，并将此制度的优势发挥到更大程度。基于此，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选择一个合理的、能扬长避短的制度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三、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模式的选择

笔者认为，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应当适用司法调解模式中的检察官调解模式。也就是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和解程序展开以检察机关为主导。

需要先明确，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与成年人分开适用不同的和解模式，要充分照顾到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及此类案件的特殊性。这就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通过刑事和解来实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就必须从立法层面改变目前各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操作不统一、各自为政、屡有冲突的局面。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应当主要存在于侦查完毕后的审查起诉阶段。笔者之所以倾向于以检察机关为主导，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一个刑事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之手再到公诉部门，案件事实才能有一个相对明朗的轮廓，也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判断未成年人是否有犯罪行为、可能触犯何种罪名以及情节轻重等要素，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并在此基础上与受害人协商确定和解方式、商定赔偿数额，最终达成和解协议。此外，案件在检察院手中尚未进入法院进行审理，在这一时间点进行和解，不存在过早或过晚的问题。如果能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案件自然不会进入审判程序，就避免了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措施；相反，如果没有达成和解协议，案件又具有一定的恶劣情节，则可以直接进入审判程序，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并且可以在程序上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权益。

其次，加害人-受害人自行和解模式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的劣势难以克服，权衡之后，笔者认为司法调解更适合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不同于简单的民事调解，主持刑事和解应当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同时考虑到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检察机关无疑更适合担任这一角色。当然，采用司法和解就意味着要建立起相应的指导监督机制，保证和解能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公正的协议。

再次，目前我国的检察机关设有未检部门，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司法系统中检察院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相对做得更到位，以南京市检察院为例，该院本身就有很多特色的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做法：比如案件办理人员形成梯队性结构，专业化的特点突出；以女性工作人员居多，利于教育感化；引进其他专业人才，比如有教育、社工、心理学背景的人，有利于人格的挽救与建设。这无疑为刑事和解中对于未成年人的感化、教育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改造未成年人，使其与其他没有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一样平等地走进社会，走向工作岗位，这正是刑事和解制度希望达到的目标，如果教育不到位，那么对未成年人适用专门刑事和解制度的意义也就失去了一大半。

第二篇：刑事司法0809新模式--我国刑事和解制度0806

刑事司法新模式--我国刑事和解制度

近年来，随着民本司法理念的深入和恢复性司法的兴起，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种以协商合作取代对抗的刑事司法新模式——刑事和解。刑事和解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平和地理性地解决了犯罪引发的刑事、民事纠纷，恰当地处理了被害人、犯罪人、国家之间围绕赔偿与刑罚发生的关系，在利益兼顾的基础上实现了正义的司法恢复。作为一项制度，笔者结合审判实践，认为刑事和解应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具体由以下这些要素有机组成：

一、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即是指刑事和解能够在那些案件中得以适用。理论界对与刑事和解范围的界定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存在被害人的案件，无论重罪还是轻罪，只要不是非处以死刑不可的案件均可以适用。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刑事和解的范围应当严格限制在轻伤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成年人犯罪的初犯、偶犯、过失犯。笔者认为后者的观点过于保守，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超出该范围的案件也纷纷通过赔偿协议的履行得到了司法机关减轻刑事责任、适用缓刑等量刑上的优待。从法理上说，积极赔偿在一方面可以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的修复，有效减轻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犯罪人通过自己的赔付行为向被害人谢罪的悔过心理。因此根据罪刑相适应之原则，刑事和解的犯罪不应受限制太窄，否则既不能适应审判实践的客观需要又不能体现制度本身应有的平等性。当然，鉴于以犯罪人、被害人为主导的刑事和解本身可能存在因双方过分关注自身利益从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存在，因此对于刑事和解设定一些排除适用的案件范围还是有必要的。笔者认为这些不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具体包括：侵犯国家和公众利益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同时基于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客观国情以及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必要的探索和实践过程，笔者认为可以对 1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界定应当有一个渐进的扩大过程。在目前可以考虑先对于主要侵害个人权益的轻微刑事案件进行刑事和解。而对于犯罪人系累犯、再犯的案件以及具有黑社会性质或者恐怖组织性质的持械伤害、聚众斗殴及其他情形的刑事伤害案件谨慎有选择地适用刑事和解。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从国外立法以及目前刑事和解的探索实践来看，刑事和解应当具备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前提条件。一是主观条件：犯罪人认罪和犯罪人、被害人自愿参加刑事和解;二是客观条件：案件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足。

三、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

从原则上，只要是在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内的案件，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就可以启动和解程序。但是出于规范化的考虑，在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具体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启动：一是犯罪人或者被害人自己或者通过其亲属、代理人、辩护人代为提出和解请求;二是司法机关经过筛选后对于符合和解条件的案件，犯罪人和被害人没有提出和解要求的，则由法院告知可以进行刑事和解。在和解程序启动后，法院应将和解过程中应当知晓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程序以书面方式进行释明。之后，双方可以自主选择自行和解、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及法院调解。如选择前两种方式进行调解则法官可基于案件的实际情况限定一定的和解时间，以防止因和解致使案件审理过分拖沓。由于刑事和解以自愿为基础，因此在和解过程中如果任何一方自行退出，和解程序立即终止。

四、刑事和解协议的内容

目前来看，刑事和解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三方面：犯罪人认罪并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道歉;犯罪人与被害人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表示谅解并同意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协

议的内容体现了双方在和解过程中通过沟通交流实现了精神抚慰、达成了物质赔偿以及刑罚建议的合意。

但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就赔偿项目而言不应限制于赔款的单一方式，而应是多元化的，如劳务补偿、公益性劳动、社会服务都是可以的。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当事人的喜好进行自由选择，既体现了民事赔偿双方的意识自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经济能力的限制致使和解不成的现象。实践中也出现了此类做法，例如在山东蓬莱市就有通过给被害人盖房或者种树等方式进行和解的成功案例。可以根据案件类型进行划分，哪些适合经济赔偿，哪些适宜劳务补偿。

五、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和效力

犯罪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接下来就是将和解协议递交司法机关审查。审查的结果直接关系到赔偿协议是否能发生影响刑罚效果的问题，因而是刑事和解中的关键一环。借鉴国外的通常做法和现有的实践经验，审查的内容包括：和解协议是否自愿签订;案件种类是否合乎规定;和解协议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和解协议是否已履行;和解协议中提出的刑罚建议是否恰当。同时在审查过程中通过向犯罪人、被害人进行核实协议内容，向犯罪人居住地的基层组织了解等方式调查、评估犯罪人的人格情况，在审查过程中也可以邀请公诉机关参加，以保障审查过程的全面性和公正性。

关于和解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曾在接受采访时作过完整表述：“对于自诉案件，双方当事人就案件的处理达成和解的，如果不明显违反法律法规和司法公正，法院原则上应当采纳;对于公诉案件，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和解，法院原则上也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就刑事追究部分达成的和解，法院在定罪量刑时应当加以重视和考虑，能够采纳的应当采纳。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如对于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或者危害结果极其严重的犯罪，即使被告人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被告人与被害人对于刑事处罚达成了和解，也不影响人民法院对于被告

人判处特定刑罚。”其中将案件分为自诉与公诉两类，以区别其法律对这两类规定授予求刑权主体的不同而导致被害人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中地位和对刑罚的影响力的不同。对于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中刑事追究部分的效力，原则上是“在法院刑罚裁量中加以重视和考虑，能够采纳的应当采纳”，既体现了在坚持法院依法行使刑罚权的前提下，也表现对被害人刑罚意见的尊重。具体而言，法院可以在综合全案的基础上，考虑刑事和解的因素，在法定的自由裁量范围内独立选择决定轻刑化、非监禁化、非犯罪化的处罚方式。

六、刑事和解的制约监督

刑事和解关系到和解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司法机关运用刑罚权又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为保障刑事和解严格依法进行，不致损害公共利益，有必要建立相应监督与制约机制。具体而言应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内部制约机制，为保障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恰当适用刑事和解，应建立案件处理的集体讨论和和解案件专项备案制度。对于拟适用缓刑及免除刑事处罚的案件除经合议庭讨论、庭长审批后，还应报请分管院长审批。如案情重大、复杂，还可由分管院长报送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二是外部制约机制，在审判过程中达成刑事和解并依其和解效力对犯罪人予以从宽处罚的案件应当将相关和解协议交公诉机关备案以作监督，并可以作为证据在开庭时进行质证;公诉机关可以作出案件量刑建议，并就量刑意见与犯罪人展开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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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

【摘 要】对未成年人应予特殊保护，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理念。前科制度是有效预防犯罪人再次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但前科的存在又会对未成年罪犯在求学、就业、生活等方面带来消极影响，使他们难以融入社会并有可能重新犯罪。《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未成人前科报告免除义务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立法基础。

【关键词】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构建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100条做了修改，该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该条规定的未成年人免除前科报告义务的规定，标志着未成年人前科有条件消灭制度的诞生。

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该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刑法》、《刑事诉讼法》关于前科报告免除义务和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基础。

一、前科和前科消灭制度

所谓前科消灭，是指曾经受过法院有罪宣告或被判定有罪的人在具备法定条件时，由国家抹销其犯罪记录，使其不利状态消失，恢复正常法律地位的一种刑事制度。

前科的概念各国规定不一，大致有两种定义，一是以俄罗斯、韩国等国家认为前科的成立需具备“被法院宣告有罪且被判处了刑罚”两个条件。《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86条第1款规定：“因实施犯罪而被判刑的人，自法院的有罪判决生效之日起至前科消灭或撤销时止，被认为有前科”。韩国刑法典规定刑罚执行完毕后没有再被刑罚处罚的，经过法定期限后前科归于消灭①。

一是以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大多数国家认为前科的成立只需法院宣告有罪即可。如美国量刑委员会制定的《美国量刑指南》第四章A部分第1节第2条（a）项明确指出，“前科”一词是指不是现行犯罪组成部分的行为被认定有罪而作出的先前判决，无论是自动认罪、审判定罪，或者是不愿辩护但不承认有罪的抗辩表示。此外，根据该《量刑指南》第四章A部分第1节1条（1）项的规定，判刑，但只要该定罪所产生的判决是可以计算的，则这种定罪可以视作前科;同样，如果被告人已被认定有罪，尚未被判刑，但只要该定罪所产生的判决是可以计算的，则这种定罪可以视作前科。

二、国外有关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规定

前科消灭制度起源于17世纪后半叶法国，最初是通过国家赦免或者法院裁定的形式对罪犯剥夺的名誉权利予以提前恢复，进而发展成不仅消除处罚记录，同时还消除犯罪登记的刑事污点消灭制度。由于该制度成效显著，世界各国纷纷仿效，现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的一项刑事制度。

德国《少年法院法》第97条规定：经少年法官判定被判刑少年已经具备正派品行时，少年法官可依判刑少年及其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申请或依职权宣布消除前科记录。

澳大利亚《青少年犯罪起诉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不能保留到其成年之后，18岁后必须销毁，以便使其以无罪记录的身份进入社会，过正常人生活。日本《少年法》和《俄罗斯刑法典》也都规定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在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中，也规定有与前科取消相关的内容。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21条第2款规定：“对少年罪犯的档案应严格保密，不得让第三方利用。……少年罪犯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诉讼案中加以引用”。《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该规定实际确立了前科消灭制度。

三、我国关于前科消灭制度的司法实践

我国法律上没有规定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但自2003年以来，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一直在尝试有条件地取消未成年人前科的有益的探索，为建立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提供了的相当的司法实践经验和立法经验。

2003年，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率先在全国提出了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并制定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实施办法》。办法规定：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实施了犯罪并被判处刑罚且刑罚已执行完毕的人，由原审人民法院对其在刑罚执行期间以及刑满释放后的表现等进行再犯罪风险评估，对通过风险评估的申请人作出撤销前科裁定并出具前科消灭证明书。

2006年11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推广试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污点限制公开制度”，该制度从检察工作的角度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避免遭受“前科之累”、为当事人复学、就业创造有利条件。

2010年7月，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11家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实施意见》，规定在鼓楼区将永久封存获得前科消灭证明书的未成年人犯的档案，不在对社会公开的任何档案中载明，当事人可以声称自己无犯罪记录。

除了上述地区的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前科消灭的探索，许多地方性法规也尝试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试行违法和轻罪记录消灭制度。例如：《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规定：对未成年人试行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规定：对未成年人试行犯罪记录有条件消灭制度，并强调被有条件前科消灭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以及参加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时，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

2010年10月，北京门头沟区政法委等11个部门签署相关文件，在全市率先试行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限定性消灭制度。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经获批后，其个人档案中将显示“无犯罪记录”。

除了河北、上海、江苏、北京、山东、浙江等地法院和政府对未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司法实践和相关法规规定外，200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要“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中，明确提出“人民法院要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明确其条件、期限、程序和法律后果。”中共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基础。

四、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设计

（一）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条件

前科消灭应根据行为人所实施犯罪行为的性质及所判处刑罚的轻重和悔罪来决定前科消灭适用的范围。

前科消灭适用的主体是因犯罪情节轻微而被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或被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对累犯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毒品犯罪、严重暴力犯罪除外。

（二）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期限

根据行为人所判刑罚的轻重、刑种确定前科消灭的考验期限和考察条件。对于因犯罪情节轻微而被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自作出不起诉决定之日1年内没有犯罪的;对于法院作出免于刑事处罚决定的，自作出有罪宣告之日起1年内没有犯罪的;对于判处附加刑的，自附加刑执行完毕后6个月内没有犯罪的;对于被判处不满3年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自刑罚执行完毕后3年内没有故意犯罪的，经申请裁定后前科消灭;对于被判处在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没有故意犯罪的，经申请裁定后前科消灭。

（三）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程序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方式有自然消灭和申请消灭两种。自然消灭是指有前科的人在经过法定的前科存续期间后，满足法定条件，在前科存续期间届满之日起前科即自动消灭，无需法院作出裁决。申请消灭是指当事人向原判法院提出申请之后，由法院根据行为人构成前科的犯罪事实和前科刑罚执行期间的悔改表现，作出消灭或者保留前科的裁决。对因犯罪情节轻微而不起诉、免于刑罚处罚和被判处缓刑的前科自然消灭;而对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的，则应采取申请消灭的方式。

（四）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法律后果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法律后果包括：户籍机关在户籍登记或证明过程中“抹销”其犯罪记录;在招生、就业中免除前科报告义务，但法律规定的除外;司法机关在法律文书中不得再表述、记录其以前犯罪的事实;被消灭前科者重新犯罪的，不应当按累犯处理。

注释

① 《韩国刑法典》第61条：“劳役、徒刑执行完毕或被免除者，在补偿被害人的损失后，未再被判处停止资格以上的刑罚，经过七年的，依本人或检察官的申请，可以宣告其判决失效。”

参考文献

[1] 彭新林，毛永强.前科消灭的内容与适用范围初探[J].法学杂志，2009（9）.[2]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M].黄道秀译.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3] 美国量刑委员会.美国量刑指南[M].量刑指南北大翻译组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4] 张利兆主编.检察视野中的未成年人维权[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基金项目：本课题为浙江省法学会2013重点课题《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黄素萍，女，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应用法律系教授，研究方向：刑事法律。

第四篇：谈以和谐审判探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意义研究与分析

谈以和谐审判探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意义

谈以和谐审判探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意义

作者

陈宝军

在刑事审判中发现，未成年犯罪在整个犯罪数量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既有家庭、社会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未成年人心理不成熟因素的影响。

从未成年所犯的罪名来看多是盗窃、抢劫、故意伤害等，由于未成年具有好奇、冲动的特点，做事不计后果，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一般都比较严重，要么属于刑法中的严重情节要么造成被害人重伤，所以按照法律规定这些都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这些未成年人大多正在读书，如果一旦把这些未成年判处有期徒刑，就会对他们的一生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法院解决纠纷不仅要注重“案结”更要注重“事了”，即要寻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面对这种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和谐审判的方式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做到既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又维护了被告人的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

在审判阶段引入刑事和解就是我们采取的一项重要的举措，我们既要引用和探索刑事和解的形式也要引用和探索刑事和解的实质，所谓审判阶段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审判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人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轻缓化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定义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一、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一种犯罪处置方式。按照传统刑罚观，刑罚的根据主要有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报应刑论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刑罚就是对犯罪分子做坏事的一种报应，目的刑论强调刑罚的主要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统一，即使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人承担刑事责任，防止其以后重新犯罪和防止那些尚未犯罪的人走上犯罪的道路。

不管是报应刑论还是目的刑论都可归纳为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这两个方面。而刑事和解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刑罚方式，它是以传统的刑罚为基础，吸纳了新的方式，例如在我们在实践中发现有的被告人家庭条件不好，通过协商确定，被告人给受害人种植、收割庄稼，帮受害人做房子等等方式。通过社会矫正来取代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这些也可以作为犯罪处置的一种方式。

二、刑事和解是发生在审判阶段，由法官作为中间人。既然案件移送到了法院，大部分案件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和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基本上确定了被告人有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人自愿认罪，可以更容易的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

笔者认为，在审判阶段更有利于刑事和解，理由是不管是侦查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它们都是站在被告人的对立面，尽量最大可能的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法官是公正的化身，法官不偏不倚的地位决定了能够中立的对待被告人和检察机关，在被告人和被害人心中树立了公正的信念。同时由法官作为中间人主持刑事和解也体现了司法在处理纷争中的作用，有利于平衡被告人、被害人和国家的利益和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只是做被告人、被害人的思想工作，释明法律规定与利害关系，使被告人与被害人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法官不得使用胁迫、诱导的方式迫使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在实践中主要通过“圆桌审判”、被害人叙说的方式促使和解协议的达成。具体法官该怎么做还有待于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内容是被害人与被告人自愿的进行对话、协商。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刑事和解协议，使被害人得到物质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使被告人得到被害人及其家人的原谅从而得到轻缓化处理。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程序：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叙说理论认为，被害人叙说是一种有效的心里治疗方式，被害人在法官的主持下，在和解的过程中向被告人和法

官讲述被害的经历，能够降低其恐惧和焦虑，而且还能在思想上教育加害人，使其认识到自己所造成的损害，能够时刻的体会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使其真诚的认错、觉悟，不再犯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有利于实现恢复正义。

四、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结果是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得到轻缓化处理。所谓轻缓化，是指法官对犯罪人的判处比一般情况轻的刑罚，主要表现在“轻”和“缓”上，“轻”强调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缓”强调积极使用缓刑。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提出，对于轻微犯罪等，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有悔改表现，被告人认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尽可能地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另外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应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从以上可以看出，对符合刑事和解案件的被告人轻缓化处理是有现实依据的。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对刑事和解的被告人进行轻缓化处理的过程中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进行裁量，例如我国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除了具有减轻情节之外，笔者认为法官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底限，即法官不能判决二年有期徒刑更不能判决一年有期徒刑，这时要使被告人得到轻缓化处理法官可以通过判决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的方式判决，从而使被告人与被害人服判，也可以防止检察院抗诉。

当然，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所以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幅度以下作出判决。笔者主要从受害人、未成年犯罪人以及国家和社会的视角来讨论以和谐审判方式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义。

首先，刑事和解对受害人的意义。对于被害人来说，通过刑事和解不但可以确保其实质利益，而且还能弥补精神上的损害，有助于被害人之再社会化。

首先，刑事和解能最大限度的使受害人获得物质赔偿。受害人所遭受到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虽然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中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制度，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被告人被判刑后，自认为已经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进行民事赔偿，根本就没有赔偿的意愿，从而拒绝经济赔偿责任的承担就成为一种合理化的选择。

而刑事和解就解决了这一问题，刑事和解要求被害人和未成年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由于未成年犯罪人是否对被害人实行赔偿或者是否致力于赔偿将影响到对其的实体处理，所以未成年犯罪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赔偿方面往往会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刑事和解协议是由法官主持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而不是强行的司法判决，这样一方面未成年人犯及其法定代理人会积极的履行赔偿；另一方面，受害人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

其次，刑事和解有利于恢复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在传统的刑事诉讼中，通过国家对犯罪人的刑罚处罚，被害人的报应情感得到一定的满足，愤怒情绪得到一定的宣泄。

但是，对于其造成的心理障碍确实无法得到修复的，其实被害人不仅需要物质上的恢复还需要心灵上的恢复，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和解就是在相对和平的“圆桌会议”下，在融洽的氛围中采用叙说、赔礼道歉等方式使受害人受伤的心灵得到恢复。再次，刑事和解有利于被害人与未成年犯罪人及其他朋友、同学重新建立友情，有利于重新回归社会。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与未成年犯罪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以及在他们双方的亲属、老师参与下，在法官的主持下，在相对和平的氛围中达成和解协议，使双方当事人重归于好，当然就有利于被害人与未成年犯罪人及其他朋友、同学重新建立友情，有利于重归社会。

其次，刑事和解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意义。首先，刑事和解有利于使未成年犯罪人得到轻缓处理，特别是避免受到重刑罚的处理。在传统的刑罚中，未成年犯一旦被判有期徒刑关押在监狱或者看守所或者未成年管教所就会产生种种问题，例如，有的未成年犯罪人之间会交叉感染，不但没有达到改造的目的反而学会了一些犯罪的“本领”；有的未成年人因刑罚处罚，对社会产生仇视心理，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报复社会。在刑事和解中，未成年犯罪人通过接受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相关人员的谴责，向被害人赔礼道歉，真诚谢罪、悔悟，以及赔偿或者其他物质补偿的行为或者通过缓刑的方式来承担刑事择，从而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轻缓化处理，特别是免受严

重刑罚的处理。

其次，刑事和解有利于更好的感化、教育未成年犯罪人。在传统刑事处理模式中，教育功能是通过刑罚实现的，是一种强制教育；而在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中，则是以对话交流来实现教育的。一方面，刑事和解融洽的环境使加害人消除了一些误解和歧视；另一方面，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就犯罪影响进行讨论，使犯罪人更加能够深刻认识自己犯罪行为的严重后果，以及给他人带来痛苦的程度，在促使其真诚的悔悟方面具有更好的效果。再次，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重归社会。

刑罚的目的论者认为刑罚是国家为了排除犯罪者，保卫社会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包括将不能改善者与社会隔离，对有改善可能者进行教育、改造，使之作为善良的社会人能够复归社会。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教授所言，刑罚权的界限与行使，应以犯罪人再社会化的需要为依据，刑罚的宣告与执行应能作为犯罪人再社会化的手段。因此惟有符合再社会化原则的刑罚，方是有意义而有必要的刑罚，一切足矣阻挠犯人再社会化之目的的构想的刑罚应尽量避免。刑事和解能尽量减少涉入刑事诉讼，尽量避免羁押的理念，有利于未成年犯罪重返社会，控制与预防重新犯罪，是其再社会化的一个新途径。

再次，刑事和解对国家和社会的意义。首先，刑事和解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具体举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当前司法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总结长期以来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的经验而得出的重要结论，其基本要求就是，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对未成年犯罪人毕竟要以教育为主，针对未成年犯罪人，刑事和解就体现在“该宽则宽”的一面。

其次，刑事和解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工作的两个永恒主题，也是司法的核心价值所在，“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这句法谚告诉我们人民法院处理案件要提高司法效率。在司法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完成诉讼任务,就必须高效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刑事和解的突出优点就在于可以极大提高诉讼效率。对于双方当事人家庭条件都不好的情况，对被害人医药费的赔偿的判决就可能成为空判，这样被害人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赔偿，而刑事和解是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达成的，未成年人犯罪人的家人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积极主动的赔

偿被害人，从而使被害人获得赔偿的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所以说刑事和解有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再次，刑事和解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是贯彻“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举措，进而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针对未成年犯罪人如果过分强调法律的惩罚功能而忽视法律的教育功能，可能会导致不良的后果产生，出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背离。

如果通过刑事和解的方式，未成年犯罪人认罪服法，向受害人当面赔礼道歉，求得谅解，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就可以使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物质上得到足额的赔偿，精神上得到满足，同时加害人可以不影响读书，换来自己的家庭稳定和利益保障。在此条件下解决纷争，更能从深层次体现出对被害人的保护、对加害人的教育挽救，从而有利于重塑社会和谐。

第五篇：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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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思考

作者：万 敏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6期

[摘要]文章在分析盯住汇率制度的特点其利弊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目前实行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当前情况下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汇率制度；盯住汇率制；选择

[中图分类号]P830．7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