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确立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制度

第一篇：论确立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制度

17、18世纪，资产阶级为了反对神权和贵族、僧侣特权，发展资本主义，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人权被认为是人的天赋的、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战前，人权基本上属于国内问题。二战后，人权问题发展成为国际上重要问题。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这是联合国制定的第一个关于人权的专门性国际文件。1986年，第14届联大通过的《发展权宣言》规定人权既是一项个人权利，又是一项集体权利，可见，人权已成为内容十分广泛的概念。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在加强人权保护保护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体现了中国在加强人权保护方面的决心。但是，由于受经济基础的限制，中国的人权保护也确有一些缺憾。这虽然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避免的，但我国政府正在采取实际行动，使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全面迈上法制化轨道。本文试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如何加强对公民，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

一、从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过程看人权保护

我国建国之初，设有制订刑事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据是《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检讨这些立法不难发现，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制应已经确立，但由于立国之初社会条件的制约，把刑事诉讼视为“刀把子”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较多地强调国家专制的职能，而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显得不足。十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践踏的十年。砸烂公检法，实行法西斯专制，复活了封建纠问式诉讼制度，对人权保护显得苍白无力。

1979车，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历尽挫折，终于诞生了。这是我国刑事程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该法在注重国家权力行使的同时，对诉讼中的人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显示出“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对司法机关的限制不力，致使实践中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现象较为严重的存在。

1996车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注意有利于打击犯罪的同时，突出了对公民权益，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扩大了权利保护的范围，加大了权利保护的力度，在民主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主要表现在（1）：刑事诉讼法的宗旨和任务全面完整地体现了人权保障思想；（2）：该法规定的诉讼原则是人权保障基本准则的具体运用；（3）：改革和完善了刑事辩护和代理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人权有了保障；（4）：改革和完善了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任何人不受任意逮捕拘禁，确保人人享有的人身自由和安全；（5）：以公正审判为中心，改革刑事审判方式，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最高目标。但是，三年来的司法实践使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程序工具主义思想在包括司法人员在内的人们头脑里依然成为定势，司法实践中，视程序为障碍，不严格甚至不遵守程序规定，践踏程序法的现象较为严重地存在。以自己权力为上、视他人权利为儿戏的现象在侦察机关和侦察人员中表现的更为突出。

1998年10月5日上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表明了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坚定决心，也是中国纪念《世界人权宣言》50周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5周年的实际行动。

二、确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体现人权保护的最基本原则。我国现行《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对该条的规定，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罪推定原则。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只是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因素而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笔者认为，该条的规定只是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因素，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结合刑诉法其他条款的规定，这项原则的主要内容包括：将原刑诉法在侦查阶段规定的被告人改为犯罪嫌疑人，并允许律师提前介入侦查提供法律帮助；将补充侦查的案件经过两次侦查，证据仍然不足，不符和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一审程序中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等。但现行刑诉法没有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应包括的主要内容，如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相反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刑诉法第93条）；同时也未规定不得强迫被控者自证其罪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就是说，我国的刑诉法第12条的规定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有一定的差距，既然我国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那么将该条修改为“无罪推定”原则已成为必要。

“无罪推定”原则在各国有不同的表述。或表述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或表述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之前，不得当作犯罪的人。美国的法律信条是：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杀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必须告诉陪审团成员，他们应该假设被告无辜，由检察官证明被告有罪，而陪审团成员在作出有罪决定前应“不容置疑”-不会产生合理的怀疑。1990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86条和1993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9条第2款均规定，“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香港）或者在法院判罪之前（澳门），均假定无罪”，也就是说，我国在我国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首先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为了与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相趋同，为了更充分的保护人权，也为了与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相一致，应将我国现行的刑诉法第12条修改为“任何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定有罪以前，均应当假定为无罪的人”。我国的审判人员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也必须树立一种观念-被告人是无辜的，除非公诉人能证明被告人有罪。

三、逐步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被告人的沉默权

沉默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人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权利。沉默权起源于英国十七世纪的里鲁邦案件，该案件判例成为英美国家刑事诉讼规则的重要渊源。沉默权的含义是：

1、被指控者没有义务向控方或法庭提供对自己不利的陈述或其他证据；控放不得强迫被指控者自证其罪。

2、侦查人员应及时告知被指者有沉默权；

3、被指控者保持沉默，作为正当法律程序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保证刑事诉讼中指控者与被指控者诉讼地位平衡。

沉默权作为保障被告人人身权利的一项重要的诉讼规则，已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所采纳。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根据最高法院的解释，这项权利各州均应适用。1966年6月13日美联邦最高法院对以未告之律师协助权和供述时律师不在场为由，对米兰达案件（Mirandan）进行了判决，这一判决成为美国证据法问题上最有争议的判例之一。该判决明确规定了被告人的许多权利。这种权利的宣告就是著名的米兰达告知（MirandanWarning），其词义如下：“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话将在法庭上用作于你不利的证据。你有权要求律师到场，如果你无力聘请律师，只要愿意，政府将为你指定一名律师”。美国确定了米兰达告知规则重申了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精神。但是，该项规则明显减少了被告人供述的数量，严重阻碍了讯问。刚开始实行时，侦查部门根本不执行最高法院的命令，有的只执行一部分，后来法院对违反这一命令的几百案件作出了讯问完全无效的判决，这样才使侦查部门执行了这个规则。

在英国证据法上，保持沉默的权利又被称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告知被指控人：“你有依法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

1994年9月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6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并且从警察或司法机关进行首次侦讯开始即有权知悉受控的内容。”

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普遍规定了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它的意义在于承认和尊重被告人格尊严和诉讼主体地位，在诉讼中不受司法人员的任意摆布，防止被告人受到不人道待遇，确保控辩双方拥有平等的地位。

我国现行法律不承认被告人有沉默权。根据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被告人对侦察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根据这一规定，被告人负有对侦察人员的讯问如实陈述的义务，而没有保持沉默、拒绝陈述或者作虚假陈述的权利。笔者认为为了充分保护人权，使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达到国际基本的文明和人道标准，我国应逐步确立被告人沉默权：第一，刑事案件的性质决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可能是全面和真实的，供述的暇疵可能性要求我们必须放弃对供述的依赖；第二：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往往成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这不利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第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取消被告人供述义务是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我国通过参加和缔结的许多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实际上也间接承认了被告人沉默权的合理性；第四：沉默权的确立可能会给刑事侦查工作带来不便，但它可以激发侦查人员调查证据的积极度性或主动性，迫使其放弃依赖被告人口供的传统作法，并且促进侦查部门全面改善侦查条件，更新侦查设备。

诚然，沉默权的确立可能会导致一些有罪的人逃避惩罚，出现一些副作用，但是这一“损失”是必要的，办为这一权利的确立不公可以使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究，而且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严和主体地位。随着诉讼文明程度和侦查能力的提高，有罪者逃避惩罚的现象必将逐渐减少。

四、我国刑事诉讼应遵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西方国家审判制度的重要规则，这项规定在我国的法律中没有什么思想基础和社会根基，但在我国的法律中或多或少地包涵了这项规则的精神。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两个方面：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经排除；通过不合法的搜查、讯问和取证等侦查行为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以排除。

在美国，有一个著名且具有特色的法则，即“毒树之果”法则，禁止采用刑讯逼供获得的供述（即非任意自由）甚至由供认提供的证据线索再获得的物证、书证作为证据采信。在诉讼理论上，将刑讯逼从获得的代认称为“毒树”；把由供认提供的证据线索再获得的物证、书证称为“毒树之果”（简称毒果）。对于“毒树”与“毒果”，有的国家只将“毒树”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有的将“毒果”也一并予以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说明了侦查人员提供的有罪证据在采证过程中只要违反采证的法定程序，法庭就不得采信，这就是排除规则的实质所在，其目的在于防止侦查人员为采证而违反法定正当程序，任意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

我国大部分人认为：排除规则将保护被告人的利益高于追究犯罪，这将不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使那些真正的犯罪分子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对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违法取证可另当别论，构成犯罪的依法处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给予处分，而对于取得的证据，只要对证明犯罪有利，就应当予以采信。这也是导致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的手段逼取犯罪嫌疑人供认有罪或者罪重的事实，情节的思想根基。这种观点对打击犯罪确有好处，但是忽视了我国刑事法律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并重的基本精神，与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和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相违背。

现行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共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45条规定：“严禁非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等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lt;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又重申了上述规定。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公布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有关国际文件和国际公约也有此方面的规定。世界刑法协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协议》第10条规定：“任何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取得的证据，包括由此派生出来的间接证据，均属无效”，此属“砍树弃果”观点的绝对规定。联合国于1984年通过、我国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规定：“„„缔约国家应确保在任何诉讼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鉴于此，笔者建议在现行刑诉法第43条规定之后应增加规定：“对刑讯逼供和用威胁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以及由此证派生出来和其他证据，均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毋庸置疑，刑事诉讼产生的初始动因应于准确惩罚犯罪，解决刑事纠纷。在专制社会中，惩罚犯罪成为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为了惩罚犯罪，可以不择手段。纠问式审判方式中的刑讯逼供在部分地实现实体真实的同时，屈打成招而成为冤案的又有几多！对人权的粗暴践踏成为司法黑暗的沉重代价。“窦娥冤”“扬乃武与小白菜”哪一个不是典型？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刑事诉讼洗动实现惩罚犯罪的同时，尊重人的主体价值，有效地保护人权，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刑诉法不再片面强调打击犯罪，而是强调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结合，并在具体制度和程序上加强了对被害人人权的角度考虑，应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并严格遵循非法语气排除规则。

科学、民主、公正的刑事程序不应被视为惩罚犯罪的障碍，相反应成为准确惩罚的前提，它将不断在惩罚犯罪或保护人权之间找到理想的结合点，即保障着社会的普遍安宁与秩序，又保证人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与权利。

有关法律文献、参考书目目录

一、参考书目

1：陈瑞华、蒋炳仁《刑事审判前沿问题》，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6月版。

2：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宋英辉、杨光《日本刑事诉讼的新发展》，法律出版社《诉讼法论丛》第一卷。

5：陈卫东、刘计划《论刑事程序正当化》，法律出版社《诉讼法论丛》第三卷。

6：孙长社《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法律出版社《诉讼法论丛》第一卷。

二、法律文献 1、1945年6月26日签定的《联合国宪章》。2、1984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3、1952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妇女政治权利公约》。4、1959年11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5、1968年5月13日国际人权会议《德黑兰宣言》。6、1977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人权新概念的决议案》。7、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国际人权公约》，即《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又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中际公约任择议定书》。8、1979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9、1984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或者有辱人道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该公约从1988年11月3日起对中国生效）。10、1987年7月31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1、198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原则》。12、1989年11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

第二篇：护制度论确立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的人权保

论确立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制度

郭益民、于东强 17、18世纪，资产阶级为了反对神权和贵族、僧侣特权，发展资本主义，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人权被认为是人的天赋的、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战前，人权基本上属于国内问题。二战后，人权问题发展成为国际上重要问题。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这是联合国制定的第一个关于人权的专门性国际文件。1986年，第14届联大通过的《发展权宣言》规定人权既是一项个人权利，又是一项集体权利，可见，人权已成为内容十分广泛的概念。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在加强人权保护保护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体现了中国在加强人权保护方面的决心。但是，由于受经济基础的限制，中国的人权保护也确有一些缺憾。这虽然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避免的，但我国政府正在采取实际行动，使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全面迈上法制化轨道。本文试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如何加强对公民，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

一、从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过程看人权保护

我国建国之初，设有制订刑事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据是《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检讨这些立法不难发现，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制应已经确立，但由于立国之初社会条件的制约，把刑事诉讼视为“刀把子”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较多地强调国家专制的职能，而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显得不足。十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践踏的十年。砸烂公检法，实行法西斯专制，复活了封建纠问式诉讼制度，对人权保护显得苍白无力。

1979车，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历尽挫折，终于诞生了。这是我国刑事程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该法在注重国家权力行使的同时，对诉讼中的人权保护在很大程

度上忽视了，显示出“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对司法机关的限制不力，致使实践中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现象较为严重的存在。

1996车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注意有利于打击犯罪的同时，突出了对公民权益，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扩大了权利保护的范围，加大了权利保护的力度，在民主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主要表现在(1)刑事诉讼法的宗旨和任务全面完整地体现了人权保障思想;(2)该法规定的诉讼原则是人权保障基本准则的具体运用;(3)改革和完善了刑事辩护和代理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人权有了保障;(4)改革和完善了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任何人不受任意逮捕拘禁，确保人人享有的人身自由和安全;(5)以公正审判为中心，改革刑事审判方式，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最高目标。但是，三年来的司法实践使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程序工具主义思想在包括司法人员在内的人们头脑里依然成为定势，司法实践中，视程序为障碍，不严格甚至不遵守程序规定，践踏程序法的现象较为严重地存在。以自己权力为上、视他人权利为儿戏的现象在侦察机关和侦察人员中表现的更为突出。

1998年10月5日上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表明了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坚定决心，也是中国纪念《世界人权宣言》50周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5周年的实际行动。

二、确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体现人权保护的最基本原则。我国现行《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对该条的规定，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罪推定原则。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只是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因素而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笔者认为，该条的规定只是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因素，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结合刑诉法其他条款的规定，这项原则的主要内容包括：将原刑诉法在侦查阶段规定的被告人改为犯罪嫌疑人，并允许律师提前介入侦查提供法律帮助;将补充侦查 的案件经过两次侦查，证据仍然不足，不符和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一审程序中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等。但现行刑诉法没有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应包括的主要内容，如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相反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刑诉法第93条);同时也未规定不得强迫被控者自证其罪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就是说，我国的刑诉法第12条的规定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有一定的差距，既然我国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那么将该条修改为“无罪推定”原则已成为必要。

“无罪推定”原则在各国有不同的表述。或表述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或表述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之前，不得当作犯罪的人。美国的法律信条是：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杀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必须告诉陪审团成员，他们应该假设被告无辜，由检察官证明被告有罪，而陪审团成员在作出有罪决定前应“不容置疑”——不会产生合理的怀疑。1990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86条和1993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9条第2款均规定，“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香港)或者在法院判罪之前(澳门)，均假定无罪”，也就是说，我国在我国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首先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为了与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相趋同，为了更充分的保护人权，也为了与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相一致，应将我国现行的刑诉法第12条修改为“任何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定有罪以前，均应当假定为无罪的人”。我国的审判人员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也必须树立一种观念——被告人是无辜的，除非公诉人能证明被告人有罪。

三、逐步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被告人的沉默权

沉默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人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权利。沉默权起源于英国十七世纪的里鲁邦案件，该案件判例成为英美国家刑事诉讼规则的重要渊源。沉默权的含义是：1：被指控者没有义务向控方或法庭提供对自己不利的陈述或其他证据;控放不得强迫被指控者自证其罪。2侦查人员应及时告知被指者有沉默权;3：被指控者保持沉默，作为正当法律程序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保证刑事诉讼中指控者与被指控者诉讼地位平衡。

沉默权作为保障被告人人身权利的一项重要的诉讼规则，已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所采纳。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根据最高法院的解释，这项权利各州均应适用。1966年6月13日美联邦最高法院对以未告之律师协助权和供述时律师不在场为由，对米兰达案件(Mirandan)进行了判决，这一判决成为美国证据法问题上最有争议的判例之一。该判决明确规定了被告人的许多权利。这种权利的宣告就是著名的米兰达告知(MirandanWarning)，其词义如下：”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话将在法庭上用作于你不利的证据。你有权要求律师到场，如果你无力聘请律师，只要愿意，政府将为你指定一名律师”。美国确定了米兰达告知规则重申了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精神。但是，该项规则明显减少了被告人供述的数量，严重阻碍了讯问。刚开始实行时，侦查部门根本不执行最高法院的命令，有的只执行一部分，后来法院对违反这一命令的几百案件作出了讯问完全无效的判决，这样才使侦查部门执行了这个规则。

在英国证据法上，保持沉默的权利又被称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告知被指控人：“你有依法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

1994年9月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6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并且从警察或司法机关进行首次侦讯开始即有权知悉受控的内容。”

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普遍规定了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它的意义在于承认和尊重被告人格尊严和诉讼主体地位，在诉讼中不受司法人员的任意摆布，防止被告人受到不人道待遇，确保控辩双方拥有平等的地位。

我国现行法律不承认被告人有沉默权。根据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被告人对侦察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根据这一规定，被告人负有对侦察人员的讯问如实陈述的义务，而没有保持沉默、拒绝陈述或者作虚假陈述的权利。笔者认为为了充分保护人权，使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达到国际基本的文明和人道标准，我国应逐步确立被告人沉默 权：第一，刑事案件的性质决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可能是全面和真实的，供述的暇疵可能性要求我们必须放弃对供述的依赖;第二：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往往

成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这不利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第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取消被告人供述义务是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我国通过参加和缔结的许多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实际上也间接承认了被告人沉默权的合理性;第四：沉默权的确立可能会给刑事侦查工作带来不便，但它可以激发侦查人员调查证据的积极度性或主动性，迫使其放弃依赖被告人口供的传统作法，并且促进侦查部门全面改善侦查条件，更新侦查设备。

诚然，沉默权的确立可能会导致一些有罪的人逃避惩罚，出现一些副作用，但是这一“损失”是必要的，办为这一权利的确立不公可以使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究，而且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严和主体地位。随着诉讼文明程度和侦查能力的提高，有罪者逃避惩罚的现象必将逐渐减少。

四、我国刑事诉讼应遵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西方国家审判制度的重要规则，这项规定在我国的法律中没有什么思想基础和社会根基，但在我国的法律中或多或少地包涵了这项规则的精神。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两个方面：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经排除;通过不合法的搜查、讯问和取证等侦查行为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以排除。

在美国，有一个著名且具有特色的法则，即“毒树之果”法则，禁止采用刑讯逼供获得的供述(即非任意自由)甚至由供认提供的证据线索再获得的物证、书证作为证据采信。在诉讼理论上，将刑讯逼从获得的代认称为“毒树”;把由供认提供的证据线索再获得的物证、书证称为“毒树之果”(简称毒果)。对于“毒树”与“毒果”，有的国家只将“毒树”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有的将“毒果”也一并予以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说明了侦查人员提供的有罪证据在采证过程中只要违反采证的法定程序，法庭就不得采信，这就是排除规则的实质所在，其目的在于防止侦查人员为采证而违反法定正当程序，任意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

我国大部分人认为：排除规则将保护被告人的利益高于追究犯罪，这将不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使那些真正的犯罪分子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对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违法取证可另当别论，构成犯罪的依法处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给予处分，而对于取得的证据，只要对证明犯罪有利，就应当予以采信。这也是导致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的手段逼取犯罪嫌疑人供认有罪或者罪重的事实，情节的思想根基。这种观点对打击犯罪确有好处，但是忽视了我国刑事法律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并重的基本精神，与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和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相违背。

现行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共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45条规定：“严禁非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等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又重申了上述规定。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公布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有关国际文件和国际公约也有此方面的规定。世界刑法协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协议》第10条规定：“任何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取得的证据，包括由此派生出来的间接证据，均属无效”，此属“砍树弃果”观点的绝对规定。联合国于1984年通过、我国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规定：“„„缔约国家应确保在任何诉讼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鉴于此，笔者建议在现行刑诉法第43条规定之后应增加规定：“对刑讯逼供和用威胁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以及由此证派生出来和其他证据，均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毋庸置疑，刑事诉讼产生的初始动因应于准确惩罚犯罪，解决刑事纠纷。在专制社会中，惩罚犯罪成为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为了惩罚犯罪，可以不择手段。纠问式审判方式中的刑讯逼供在部分地实现实体真实的同时，屈打成招而成为冤案的又有几多!对人权的粗暴践踏成为司法黑暗的沉重代价。“窦娥

冤”“扬乃武与小白菜”哪一个不是典型?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刑事诉讼洗动实现惩罚犯罪的同时，尊重人的主体价值，有效地保护人权，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刑诉法不再片面强调打击犯罪，而是强调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结合，并在具体制度和程序上加强了对被害人人权的角度考虑，应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并严格遵循非法语气排除规则。

科学、民主、公正的刑事程序不应被视为惩罚犯罪的障碍，相反应成为准确惩罚的前提，它将不断在惩罚犯罪或保护人权之间找到理想的结合点，即保障着社会的普遍安宁与秩序，又保证人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与权利。

第三篇：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建立设想

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建立设

想(2)

（六）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效力

有关主体一旦提出管辖权异议，此时便会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在此问题上，日本刑事诉讼规则第6条规定：“系属法院的案件已有指定或者转移管辖的请求时，在作出裁定以前，应当停止诉讼程序。情况紧急时，不在此限。”笔者认为日本的上述规定一方面肯定了管辖权异议会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也照顾到刑事诉讼特殊阶段的特殊性，因此有其合理性。我国应借鉴日本的做法，根据诉讼进程的特点来确定我国因有关主体提出管辖权异议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在立案、侦查阶段，由于立案、侦查活动，特别是由于侦查活动的紧急性，因此，有关主体一旦在此阶段提出管辖权异议，诉讼程序应该继续；在审判阶段，由于审判活动一般不具有紧迫性，所以有关主体提出管辖权异议后，法院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应该暂时中止，即实体审理暂时中止。

（七）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机关

首先，对刑事诉讼审判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的机关应该是正在进行审理法院的上一级法院。这是因为必须吸取我国现行的民事、行政诉讼法中对管辖权异议审查机关规定的教训：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中对管辖权异议审查机关是正在进行审判的法院。上述规定在诉讼实践中存在严重的缺陷：正在进行审判的法院由于利益驱动、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其他原因，往往会找种种借口驳回申请人的请求，而申请人此时往往又会上诉，二审法院又要进行审理。这样会使当事人对法院产生严重的对立情绪，有损法院的公正形象，而且使诉讼时间人为的不合理延长，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实际上，有些国家也采取了类似做法，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17条规定，管辖权异议“应当向直属上级法院提出转移管辖的请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四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管辖权异议“由共同的上级法院负责裁定。”因此将审判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机关赋予正在进行审理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可以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有利于诉讼的顺利、及时进行。

其次，对刑事诉讼职能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的机关，如果管辖权异议不涉及到法院，应该是侦查机关的同级法院。原因如下：一是由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上下级之间是一种领导关系，在其系统内处理与之有关的管辖权异议问题，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无法得到当事人的充分信任；二是司法作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由法院处理当事人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管辖权分歧也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司法审查的应有之意；如果管辖权异议涉及到法院，则审查的机关是所涉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其理由前面已经阐述。

（八）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方式

在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方式上，有些国家或地区规定必须以书面方式。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82条就规定各诉讼方可以在侦查过程中向预审法官提出书面和附理由改变管辖的请求。日本刑事诉讼规则第2条规定：“请求指定管辖或者转移管辖，应当向管辖法院提出附理由的请求书。”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当事人申请指定管辖者应以书状叙述申请理由。但我国香港《刑事程序法》第5章关于裁判法院的审判中规定被告人对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可以提出口头异议。笔者认为，我国人口众多，目前有相当多人口文化水平较低，所以考虑到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方式应该综合上述国家或地区的做法，以书面申请方式为主，以口头申请方式为辅助，这样才能保证各主体行使管辖权异议的及时性和方便性。另外，申请人可以向正在管辖的司法机关提出申请，然后由该司法机关将申请移送有管辖权异议审理权的法院；申请人也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异议审理权的法院提出申请。

（九）管辖权异议的审查、裁决程序

首先，对申请人提起职能管辖权异议的,不涉及到法院的，正在进行管辖的侦查机关将此异议移交同级法院审查，异议成立的，同级法院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处理，异议不成立的，驳回当事人的申请。为了保证诉讼的及时性，防止诉讼的过分拖延，防止申请人滥用权利，保证诉讼的效率，笔者认为，认可并决定移送案件或驳回异议的裁定书应该立即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或者对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能上诉。而且同级法院审查期间一般不得超过一个月，特殊情况下需要延长审查期间的，必须履行特定的手续。在同级法院审查期间,侦查机关并不停止相应的诉讼活动。

其次，对申请人提起审判管辖权异议以及涉及到法院的职能管辖权异议的，正在进行管辖的司法机关的上一级法院经过审查后，应当用裁定书认可管辖权异议成立并作出移送案件的裁定,或用裁定书驳回异议。同样，对认可异议或驳回异议的裁定,申请人或者对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不能上诉，而且上一级法院审查期间一般不得超过一个月，特殊情况下需要延长审查期间的，必须履行特定的手续。此间,除特别紧急的情形外,正在进行管辖的法院的审判活动应当中止进行，而侦查机关并不停止相应的诉讼活动。

（十）管辖权异议成立的法律后果

对管辖权异议成立的法律后果，我国澳门的规定最为完善，其刑事诉讼法典第二十二条规定：“

一、宣告无管辖权后，须将诉讼程序移送有管辖权之法院，而此法院须将假设由其审理该诉讼程序时不会作出之行为撤销，并命令重新作出对审理该案件属必需之行为。

二、由被宣告无管辖权之法院命令采用之强制措施或财产担保措施，即使在宣告无管辖权后，仍保持其效力，但有管辖权之法院应在最短期间内使该等措施成为有效或撤销之。”第二十三条规定：“被宣告无管辖权之法院须作出紧急之诉讼行为。”上述规定充分考虑到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是比较合理的。在此问题上，我国应参照澳门的做法，具体如下：

申请人的职能管辖权异议成立的,正在进行管辖的司法机关应当将案件及时移送有管辖权或更适合管辖的其他司法机关。在该异议成立前的相应侦查行为和强制措施，特别是在紧急状态下实施的，并不因异议成立而失效;但接受移送的司法机关有权依法审查异议成立前的侦查行为和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合理性、适度性和适格性等,有权变更、解除、撤销或维持异议成立前的侦查行为或强制措施。

申请人的审判管辖权异议成立的,正在进行管辖的法院应当将案件及时移送有管辖权或更适合管辖的其他法院,或者迅即将案件上报共同的上级法院依法指定管辖。在该异议成立前相应的审判活动以及相关审判行为（如附带民事诉讼的查封、扣押被告人的财产、先予执行的裁定、对被告人采取相应强制措施的决定等）仍然有效;但接受移送或被指定管辖的法院也应依法审查异议前的审判活动以及相关审判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适度性和适格性等,也有权变更、解除、撤销或维持异议成立前的相应审判活动或审判行为。

（十一）管辖权错误、不适当的法律后果

对管辖权错误的法律后果，相关国家或地区的规定比较一致，即会导致程序上的否定后果。例如在法国，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为法律的利益提出上诉”的非常上诉，其原因之一就是作出裁判决定的法院无管辖权或越权。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绝对上诉理由之一就是“法院错误地认定自己有管辖权”我国香港刑事程序法第9章规定“如果上诉法院推定在审讯过程中有严重违法问题,即错误行使管辖权的情形,就必然批准上诉。如果根据公诉书作出有罪判决的法院无司法管辖权,因而定罪是无效的,则上诉法院可以将之推翻。”在此问题上，上述国家或地区的合理规定给我们带来了启示：在刑事诉讼中，必须建立起我国因管辖权错误、不适当而导致否定的程序性后果的制度，将其列为程序性违法行为之一，必须受到程序性制裁。因为程序性违法行为不仅仅是警察、检察官、法官技术意义上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更重要的是它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如果不建立管辖错误、不适当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权利就难以得到真正的保障。参照上述国家或地区的规定，我国管辖权错误、不适当而导致程序性制裁制度主要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排除管辖错误、不适当的司法机关管辖权；二是如果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审判了案件，那么法院已进行的诉讼行为无效，有关当事人可以此为由提起上诉。二审中，二审法院应当以一审法院违反程序为由撤销原判，并将案件指定有管辖权的下级法院重新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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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建立设想

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建立设

想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当事人的管辖权异议制度，但该项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一直没有涉及。而在国外一些国家，例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日本等，还有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在刑事诉讼中对管辖权异议制度作了规定。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缺位导致诉讼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当事人刑事诉讼中如果认为司法机关的管辖错误或不适当，却无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使管辖权异议问题得不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了刑事诉讼的公正、顺利、及时进行。笔者认为应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现实，结合相关国家或地区合理、成熟的经验，建立起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从而保证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

因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行政诉讼的不同，所以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定义与民事、行政诉讼中的管辖权异议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另外，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相关国家或地区存在差异，必然导致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与相关国家或地区规定的差别。这里笔者尝试着给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下一个定义：在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是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在司法机关管辖了其无权管辖的案件或者认为其他司法机关更适合管辖的情况下，在法定期限内向有审查权的法院提出要求该司法机关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或更适合管辖的司法机关管辖的主张。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是刑事诉讼程序法制原则的必然要求

在刑事诉讼中必须要求司法机关严格按照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对犯罪进行管辖。一方面，有关法律、司法解释对刑事管辖权作了具体划分,赋予了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管辖犯罪的具体权能,这正是从积极的角度实现国家对犯罪进行程序性的管辖。另一方面，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赋予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司法机关错误或不适当行使管辖权的行为,使司法机关管辖权的行使符合程序法制原则，保证刑事诉讼程序合理启动、规范运行。①

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是保障人权的有效手段

1、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对保护被害人的意义。在刑事诉讼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简称二者）的犯罪行为是真实的，那么此时被害人的权利比二者更应该受到保护。如果司法机关的错误的管辖权有可能导致二者获得不正当的利益，被害人应该提出管辖权异议，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自己的合法权益。例如，被告人抢劫了被害人的巨额财产并导致被害人重伤，在此情况下，应由中级法院进行管辖。假如此时基层法院进行了管辖，则可能使被告人获得比较低的量刑，那么对被害人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

2、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对保护二者的意义。二者无论在自诉案件中或公诉案件中均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尤其在公诉案件中,二者的防御能力与司法机关的追诉力量相比较常常处于劣势。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保护二者的人权。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对保护二者的意义在于：（1）可以使二者获得公平审判。在刑事诉讼中，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是二者等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性权利，也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必然要求。例如，赋予被告人刑事管辖权异议权，可以避免因级别管辖错误以及地域差异而导致的对被告人的不利后果。（2）提出刑事管辖权异议是二者行使辩护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二者可以对司法机关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否认司法机关错误或不当的管辖权,使司法机关对其的追诉失去法律效力,排除司法机关行使错误或不当的追诉的实际危害和潜在危险，使二者获得正确的审判，以保证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结果公正。（3）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是二者诉讼主体身份强化的体现之一。目前刑事诉讼中，将二者作为诉讼客体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漠视甚至侵犯二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大量存在。其中在刑事管辖方面,二者的诉讼主体地位也得不到应有的体现,正如学者所言,“对于案件的管辖问题,被告人即使在管辖发生争议时也不能自行选择他所信任的法院,而只能完全听任有关法院的指定。这种为人们所司空见惯的诉讼现象,其背后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被告人诉讼主体性的弱化或虚无。”既然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二者的诉讼主体身份,那么就应该允许二者对司法机关的追诉和裁判进行直接、有效的对抗,允许二者行使刑事管辖异议权，使二者在涉及个人基本权益的诉讼事项上积极主动地行使选择权和决定权，体现并强化二者诉讼主体地位。

（三）)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可以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益

刑事诉讼的经济效益是指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应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它要求刑事诉讼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这里的“投入”不仅包括司法机关的诉讼资源投入,还包括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投入。首先，从当事人及其亲属、其他诉讼参与人如代理人、证人出庭的角度看,管辖地的不同也会带给他们出庭成本的不同。司法资源是有限的,赋予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审判管辖的异议权,可以防止因错误或不当管辖带来的成本增加,从而使司法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其次，赋予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有助于当事人息讼服判，接受法院的裁判。如果当事人对法院的管辖权有异议而无救济途径，那么很有可能导致当事人的上诉和无休止的申诉，反复地申请再审，这变相地浪费了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成本。

（四）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是诉讼民主的内在要求之一

目前的刑事管辖制度缺乏当事人意思的参与，具有过强的行政色彩和职权色彩,与诉讼民主精神相违背。目前在刑事审判管辖问题上法院拥有绝对的决定权,当事人根本不具有任何影响力。现代诉讼的民主意识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增设当事人的审判管辖异议权,既可以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使刑事诉讼更具民主性。

三、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具体设想

既然我国有必要建立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笔者认为应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目的、主体、职能、阶段的规定，以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职能管辖和审判管辖的基本规定为框架，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具体特点，借鉴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合理规定，合理地建立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使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规定具有明确性，操作具有可行性。

（一）在何种管辖下可以申请管辖权异议

相关国家或地区刑事诉讼中的管辖通常是指审判管辖，没有类似我们的立案管辖的分工，因为他们认为侦查、起诉活动是诉讼的准备，只有审判才是实质意义上的诉讼。因此它们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审判管辖方面，在职能管辖方面对管辖权异议的规定几乎没有。由于刑事诉讼审前制度的不同，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种类同其他国家或地区存在差异，而同时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种类的规定又比较合理、简便、易行，因此我国管辖权异议的规定不能像上述国家或地区那样，只集中在审判管辖方面，而是应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种类来确定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种类：即刑事管辖权的异议分为职能管辖权异议和审判管辖权异议。职能管辖权异议主要是对立案、侦查阶段的司法机关错误或不适当管辖提出异议；审判管辖权异议则包括一审中的级别、地区（优先、移送）、指定和专门管辖权异议。这样才能适应我国现有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权的基本框架,科学界定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合理构架,使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立法简便、运行顺畅。

（二）申请管辖权异议的主体

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当事人与案件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而且又处于弱势、被动一方，他们往往对司法机关管辖权问题也最关心、最敏感，所以我国管辖权异议的申请主体应该是当事人，即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像相关国家或地区那样仅仅局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当事人包含单位当事人。而且不同性质的案件，申请管辖权异议的主体也不同：其中，对于公诉案件涉及的所有的职能管辖或者审判管辖，如果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存在错误或不适当，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从而保证上述管辖机关依法行使管辖权；在自诉案件中，一是在共同自诉中如果有的自诉人不同意另外的自诉人向某法院起诉，则有权对该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二是自诉人在自诉案件存在优先、移送、指定管辖的前提下，自诉人如果认为以上管辖改变存在错误或不适当，则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三是自诉案件中的被告人在任何情况下，均可提出管辖权异议；鉴于附带民事诉讼的附属性，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另外，如果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人由于法定理由无法参加诉讼或无法亲自提出，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委托人可以代为提出管辖权异议。另外，公、检、法之间以及法院之间因职能管辖或者审判管辖的争议而引起的管辖权异议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它们不属于这里所论述的申请管辖权异议的主体。

（三）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期间

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期间的设计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期间因管辖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二是要保证有关申请主体有必要的时间提出申请；三是要考虑刑事诉讼的及时性。根据以上原则，公诉案件中对职能管辖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应在侦查终结前的任何阶段提起；公诉案件中对审判管辖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应该在一审法院法庭调查阶段开始之前提起；自诉案件中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包括三种：一是共同自诉中有的自诉人不同意其他自诉人向某法院起诉，提出管辖权的期间是一审法院法庭调查阶段开始之前；二是自诉人认为优先、移送、指定管辖存在错误或不适当，提出异议的期间应在优先、移送、指定管辖裁定送达后，承受的审理法院法庭调查阶段开始之前提起；三是自诉案件中的被告人在一审法院法庭调查阶段开始之前有权提起管辖权异议。

（四）申请管辖权异议的具体理由

建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具体理由如下：

1、管辖错误。刑事诉讼中的管辖错误也主要表现为职能管辖错误和审判管辖错误。前者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的保卫部门、监狱、海关、检察院和法院违反刑事诉讼法中的分工，没有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管辖刑事案件；后者是法院没有按刑事诉讼法中对审判管辖的规定，行使自己对刑事案件的管辖权,管辖了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对以上两种情形，有关当事人都可申请管辖权异议。

2、管辖不适当。引起管辖不适当的主要原因有：（1）回避。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35条规定：申请管辖权异议的理由之一是“根据一方的请求，如果依照本法典第65条该方提出的关于该法庭全体组成人员回避的请求得到满足”。这是因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当事人提出侦查或审判机关工作人员回避并得到批准，那么当事人可能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引起侦查或审判机关的不满，从而导致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如果当事人要求回避的申请被批准，我国应参照俄罗斯的规定，允许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2）媒体、当地舆论偏见。媒体、当地舆论偏见的影响有时是非常可怕的，许多国家都对媒体、舆论干预司法活动进行了合理的限制，例如在加拿大，被告人有权申请改变审判地点的理由是“避免被告人受到有偏见的陪审团审判。”因为媒体、当地舆论偏见经常会使办案人员产生错误的倾向、心理上的压力，影响办案人员作出决定，从而导致诉讼活动对当事人的不公平。在此情况下，我国应参照加拿大等国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其他地方的侦查或审判机关进行管辖。（3）诉讼效率、经济的要求。这一点笔者已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必要性部分中论述过，故不再重复论及。

（五）申请管辖权异议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一般情况下，由控方承担证明和举证责任，因此除自诉人外，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和举证责任。但是，笔者认为，当事人申请管辖权异议的，应当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这是因为，首先，当事人应该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主张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举证的证据要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使人们对司法机关管辖的正当性产生合理的怀疑，否则其异议将会被有关法院被驳回。其次，管辖问题属于程序性事项，往往不是很复杂，而且管辖方面的证据也很容易获得，所以当事人一般有能力承担起举证责任。最后，由当事人承担申请管辖权异议的举证责任可以防止当事人滥用提起管辖权异议的权利。在诉讼实践中，有时并不能排除当事人出于各种不正当的目的，例如故意拖延诉讼等，因此举证责任由当事人承担，可以对其申请权的随意使用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使当事人真正出于合法或合理的目的提出管辖权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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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对确立我国抵押期间制度的几点设想

抵押期间，又称抵押期限，是指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的有效期限，即抵押权的存续期间。我国《担保法》第49条明确使用“抵押期间”这一规定，其他法律法规中也经常出现这一概念，如《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但是，《担保法》并没有对“抵押期间”作出相关规定，此非属立法疏漏，而系立法者有意为之。因为有些专家提出“抵押权、质权属于物权，只要债权存在，抵押权、质权也应同时存在”。所以《担保法》第52条规定：“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抵押权也消灭。”由此看来，抵押期间与债权的存续期间是一致的，《担保法》对抵押期间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2条虽然规定了担保物权的存续期间，但仍未确立，也不可能确立抵押期间制度。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登记机关设置抵押期间、当事人约定抵押期间的情形极为常见。所以，确立抵押期间这一制度，对于审判工作和抵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都非常重要。以下简就我国抵押期间制度的确立谈谈几点设想。

一、抵押期间应为除斥期间

在我国，应采用除斥期间制度。从法律性质上讲，抵押期间为除斥期间，而非诉讼时效期间。理由有二：一是因为诉讼时效期间为法律强制性规定，其期间长短不得由当事人以协议方式加以改变，这与抵押期间可由当事人在法定期间范围内自由约定的规定不符；二是依通说，我国民法中的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这对包括抵押权在内的物权并不适用。因此，国内有学者认为抵押权因债权时效届满而消灭的观点是不妥的，该观点与我国民法通则所采取的诉权消灭主义原则相违背，依该原则，时效完成后，债权人仅丧失胜诉权，但实体权利仍未消灭，债权人仍可行使担保债权的抵押权，抵押权并不因胜诉权丧失而消灭。我国学者大多将抵押期间为除斥期间的观点。台湾民法也采纳此制度，作为物权因除斥期间而消灭的例外规定，“明定抵押权因除斥期间之完成而消灭，更较为简捷。”

由于除斥期间是权利的存续期间，故抵押权除斥期间届满后，抵押权即不存在，且除斥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问题，在除斥期间届满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抵押权均消灭。抵押期间的上述法律属性，与前文所提到的抵押登记期间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抵押登记期间届满时，抵押权并不自然消灭，仅失去其登记对抗力而已。

抵押期间的确定，依有约定依约定，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按法定的原则。抵押期间的约定是指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明确约定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的期间。抵押期间的法定是指在当事人对抵押期间的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的法律规定的期间。

二、约定抵押期间的限制

我国《担保法》没有将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届满作为抵押权消灭的事由予以规定，学理上对抵押当事人能否自行约定抵押期间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抵押合同当事人自行约定的抵押期限是有效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抵押合同是附属于主合同的从合同，如果主合同未能得到清偿，主债权人的债权仍然有效，附属于主债权的抵押权也仍然有效，抵押人不能被免除担保责任。因为抵押权在本质上属于物权，并从属于主债权，只要债权存在，抵押权也就同时存在。也有人认为，当事人约定抵押期限实际上是约定免责条款，目的在于限制和免除抵押人的担保责任，所以这种约定应当是无效的。笔者赞成第一种观点，抵押当事人自行约定抵押期间应认定有效。因为：1.根据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抵押当事人有权自行约定抵押期间，并且我国《担保法》没有明文禁止当事人约定抵押期间，那么只要这种约定没有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法律就应当予以许可；2.依据前文所述的物权有期限性和抵押权从属性新发展的理论，当事人当然有权约定抵押期间；3.当事人约定的抵押期间并不属于免责条款的内容，因为免责条款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事先约定一定的条件，用以限制和免除债务人未来的责任，而抵押期间的约定只是对抵押权存续期限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减轻或免除了债务人的责任。

由上可知，抵押期间可由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约定。但是，立法应为其设置不得超过的最高期限。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适用该期限，以避免抵押期间制度流于形式。当然，当事人约定的抵押期间必须长于债务履行期限，而不得短于债务履行期限，或与债务履行期限相同。否则，这种约定使得当事人间的抵押起不到保证债权实现的目的，抵押权失去担保的意义。因此，抵押期间短于或等于债务履行期限的约定无效，此种情形下，也应适用法定的最高期限。

由于我国《担保法》采取了登记生效主义与登记对抗主义并存的原则，因此，对于法律要求办理抵押登记始生效力的抵押权而言，当事人约定的抵押期限应记载于登记簿上。抵押期限届满，当事人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注销登记手续，逾期不办理者，自动注销。而对于自抵押合同设立时抵押权即可生效的抵押权而言，则只须由当事人将抵押期限的内容载于合同中即可。抵押期限届满当事人也不必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抵押期限届满，则无论是登记生效的抵押权抑或是登记对抗的抵押权均失去效力，既不能对抗任何第三人，也不在抵押权人与抵押人间生效。

三、抵押期间的起算点

抵押期间应为除斥期间，对此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但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抵押期间而由法律加以规定的情形下，对抵押期间的起算点问题，学者们观点不一。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1.抵押期间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因为自此时起，抵押权人即可行使抵押权。2.除斥期间以被担保债权时效届满为起算点。认为以债权清偿期为抵押期间的起算期不合理，因为债权清偿期虽为合同所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会因特殊情况的发生而变化。例如，债权届清偿期后，抵押权人可因抵押人或债务人的请求暂延抵押权的实行，或者因为抵押物正处于修建之中而无法行使抵押权，此时，若以债权清偿期为抵押期间的起算期，很可能使抵押权人不合理的失去抵押权。台湾民法规定抵押权除斥期间的起算以被担保债权时效完成为起算点，较为合理，盖时效可因债权人履行请求的提出而发生中断，故只要债权人及时的提出履行请求，就不会造成损害。抵押期间从抵押权成立之日起计算。因为抵押期间是抵押权的有效存续期间，抵押权依法成立，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处分便受到限制，若按抵押期间自主合同债务履行届满之次日计算，则抵押人在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间为非抵押期间便可随意处分抵押物，显然不利于保护抵押权人。

笔者赞成第一种观点，即以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抵押期间的起算点。因为后两种观点均侧重于维护抵押权人的权益，违背了设定抵押期间保护抵押人利益的立法初衷，是不合理的。“以被担保债权时效届满为抵押期间起算点”的不合理性在于：1.抵押期间与诉讼时效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独立的期间，不应将抵押期间的起算建立在诉讼时效届满之时，使抵押期间丧失独立性；2.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情形，而使抵押期间的起算点推迟，尽管切实保护了抵押权人的利益，但诉讼时效的无限延长和抵押期间的不确定性，对抵押人是极不公平的，仍旧使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处于不确定状态，导致抵押期间的确立毫无意义；3.债权届清偿期后，对于抵押人或债务人提出的暂延抵押权实行的请求，抵押权人可通过拒绝延缓申请来保护自己抵押权的实现；但对于抵押权人提出诉讼请求使诉讼时效中断而导致抵押期间延长的情形，抵押人却是无能为力。所以，这种观点是通过牺牲抵押人的利益来保护抵押权人的利益，显失公平。“以抵押权成立之日为抵押期间起算点”的不合理性在于：1.抵押权的行使于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而抵押期间自抵押权成立之日起算，则从抵押权成立之日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这段抵押期间对抵押权行使无实际意义，因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只须抵押权存在即可，不需行使，所以造成抵押权人实际行使抵押权的期间短于规定的抵押期间，没有充分发挥抵押期间的作用；2.当抵押期间由法律规定为一个固定的期间，但债务的履行期限却由当事人依据其意思自治进行约定时，则极有可能出现法定的抵押期间短于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那么该抵押权的设定对于债务的履行将不存在任何担保意义；3.“抵押人在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间可随意处分抵押物”这一说法不正确，因为抵押权依法成立后，抵押关系就使抵押人行使处分权要受到抵押权效力的限制，而不是要借助抵押期间才能限制抵押人的行为。综上所述，以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抵押期间的起算点最为适宜，不但适合除斥期间的要求，也能切实维护抵押人利益，符合抵押期间的立法原意。

对于抵押期间的期限长短，从各国立法来看，应长于诉讼时效期间。理由在于：抵押权是物权，其存续期间应比债权长久，这是其一；其二是抵押期间是除斥期间，不存在中止、中断和延长，规定太短不利于保护抵押权人利益。所以，抵押期间一般以4至5年为宜。

《解释》第12条虽然规定了担保物权的存续期间，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否担保期间的法律意义。该条认为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否定了担保期间可以消灭担保物权，否定了担保期间在担保物权存续上的任何意义。这是由于司法解释只能解释法律，不能创造法律，所以不能确立担保期间的性质。但是，担保物权的存续期间对司法实践有很大影响，为了补充漏洞，该条第2款在表述上以人民法院在何种条件下保护担保物权为表述方式，避免了司法解释有立法性质；二是担保期间的计算方法不合理。该条规定“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2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实际上将抵押权的存续届满规定为自被担保债权时效届满的2年，在如前文所述，这种将担保物权存续期间与被担保债权诉讼时效期间挂钩的计算方法不合理。以上两个问题只能待于修改《担保法》时加以解决。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张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