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以及在我国的完善与发展

第一篇：浅谈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以及在我国的完善与发展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以及

在我国的完善与发展

摘要：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又称“内心确信证据制度”，是指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预先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加以自由判断的证据制度。刑事诉讼中坚持实事求是的证据原则，同时排斥自由心证制度的使用．而现阶段出于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衡量，应该在两者之间寻找契合点，通过提高法官素质、完善合议制度等措施使得自由心证制度作用能够得到最大发挥。

关键字：刑事诉讼自由心证事实认定

1，自由心证制度产生的背景以及在我国的发展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又称“内心确信证据制度”，是指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预先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加以自由判断的证据制度。它在大陆法国家中已由法律明确规定，“内心确信”（I’intime conviction）一词来源于法国，法国于1808年率先在刑事诉讼法典中明确规定了内心确信。(即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百五十三条规定：‘‘在重罪法庭休庭前，审判长应责令宣读下列训示，并将内容大字书写成布告，张贴在评议室最显眼处：法律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做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罪行可通过各种证据予以确定，法官根据内心确信判决案件。，其后，意大利于1865年，德国于1877年相继在本国的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了自由心证制度．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奥地利、瑞士等欧洲大陆国家也先后采用这一原则。自由心证原则成为继法定证据

制度之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证据制度。

我国自由心证最早是清末修律从日本转译而来，作为证据评价的原则在诉讼中确立了地位，并一直沿用到国民政府垮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学术界的讨论深入，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其中第64条在法律上第一次承认了自由心证作为

证据评价的原则。虽然第64条没有直接表明自由心证为我国证据评价的原则，但从内容上理解实是自由心证原则。自由心证作为评价证据的一般原则不仅在民事证据中适用，刑事证据中也应适用。

由于我国主流观点是认为“实事求是”是我们评价证据应当遵循的原则。因此为了坚持“实事求是”证据制度，我们更多的是对自由心证原则的否定与拒绝：l、我国不存在产生自由心证的历史条件；

2、自由心证同我国判断证据的指导思想、原则(即客观真实观)不相符合：

3、自由心证同我国的人民法院独立审判不符合；

4、将自由心证赋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全新内容。就不是自由心证了；

5、自由心证否定法定证据制度，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6、自由心证是资产阶级法官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在判断证据。

7、自由心证是以不可知论为其哲学基础的；

8、自由心证为武断擅断、主观臆断开了大门。之所以排斥和拒绝自由心证原则，说到底就是惧怕自由心证为武断擅断、主观臆测开了大门。

笔者认为在我国法律中明确赋予自由心证以合法地位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一方面，只有确立自由心证，明确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有无或大小有权依内心确信进行判断，才能使司法人员在认定事实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对证据的证明力做出科学的认定；另一方面，贯彻这一原则必将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制约机制以约束司法人员在判断证据时的恣意和专断，消除其主观随意性．对自由心证制度及其适用的研究，是为了从理论匕界定和认识自由心证制度的本质、内涵及其适用的条件和基础，进而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探讨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判断和事实认定制度。

法院审判案件，通过诉讼程序，发现案件真象，达到客观真实之境界，无疑是最理想、最完美状态。然而，人类认识规律告诉我们，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再现已经发生过的案件真实全貌，并非在任何情况都是可以实现的。

第一。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能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不可能穷尽客观事物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在诉讼程序中，对已经发生过的案件事实的认定，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下进行，由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不可能总是符合事实真象。

第二，诉讼证明受到时空和资源限制。刑诉证据的搜集也必须经过人权保障、诉讼效率、社会正义等法律价值和其他政策的考虑，而不是基于争议已经查明的前提。

第三、立法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阻却了“客观真实”的发现。例如《刑事诉讼法》

第43条、第161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都出于保护人权的保护，将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全部排除在有效刑事诉讼证据之

外。

2，自由心证制度与刑诉契合之后的完善与发展

在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制度是指刑事程序法对于证据证明力的评价，不作条文列举式的规定，而原则性地委由事实裁判者基于经验法则和逻辑论理法则进行自由判断，形成关于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从而认定案件事实的原则性制度。

刑事审判工作有两个内容，即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认定事实是,适用法律

并做出裁判的前提和基础。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案件事实的认定出现了偏差或者故意歪曲，刑事裁判的正当性也将失去根基。为此，现代法治国家纷纷采用了自由心证制度以保证事实认定的可靠性。自由心证制度从具体案件情况的纷繁复杂以及证据内容形式复杂多样的实际出发，为了保障具体案件中证据运用的合理性，赋予法官评判证据的自由，让他们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去探索证据与证据，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实质联系，有利于法官正确地烈定案件事实。

根据法律的逻辑寻求处理的合理性、妥当性以及程序的安定性，将法律真实作为证明标准，是司法公正所追求的最恰当的目标。为此，有必要在我国的刑诉证据制度中引入自由心证制度，从而保证刑事诉讼的效率和公正。为此，我们需要建立或完善以下制度：

(一)提高法官的素质扣完善法官的保障制度

西方现代自由心证原则的确立都是建立在法官的精英化和专业化基础上的，针对我国现状，笔者建议我国法官制度尝试实行法官的完全职业化和专业化，实行严格的法官考试制度。加强道德素质的培训。法官充分理解法律的正义价值、有追求正义的良心和品德。

(二)完善合议制度

我国刑事司法程序规定了合议制的制度，但其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多数案件有合议制之名，但多是由主办法官和承办法官行审理之实。陪审员在合议庭中，很多情况是陪而不审。因此加强人民陪审员在合议庭中实际参与的力度，不能流于形式而成了法官一个人的心证。

(三)建立证据规则

我国现有的证据排除规则数量少、且缺乏系统性，我们首先弄清我国各项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然后逐一予以本土化建构，最终确立包括非法证据规则、传闻规则、意见排除规则、自白任意性规则、最佳证据规则等各种证据排除规则在内的严谨体系。

(四)完善救济制度

自由心证制度的实行j离不开完善的救济制度。违背法律规定而判决未附理由的、判决理由相互矛盾的、误认事实的、判决理由与判决内容不一致的；违背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背离审判公开、回避、证据裁判、直接言词、等原则制度，则构成上诉或者再审的理由。

(五)建立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体系

自由心证只能在证据能力制度规定的证据范围内进行，从而依法限定心证的认识来源。我国刑事司法与诉讼理论的冲突之一，便是缺乏具体的证据规则，致使各方举证、采证、质证、认证均缺乏可操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导致当事人举证的盲目性和司法官员认证的随意性．目前我国需要建立的证据规则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保障证明真实性的证据规则。包括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交叉询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等；另一个是保障证明正当性的证据规则，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人证和物证)、质证规则、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等。只有在立法上明确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和效果，才能在实践中有效的制约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四)完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法官为了做出裁判，以证据为基础形成心证、确定事实的审理过程就是诉讼证明，而证明所达到的足以形成心证、认定事实的证明程度称为证明度或者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是指执行人员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证明案件事实所应当达到的程度，具体表现为对证据的量和质的要求和对全案事实认定的要求．”。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的基本问题，谈到对J、0证的制约和客观化就必然会涉及心证的标准问题，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衡量对刑事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法律所要求的程度的具体尺度．证明标准作为法官形成心证、认定事实的基准，证明度过高会导致不能完成认定事实解决讼争的任务，反之，证明度过低则会导致审判结果失去客观性和可靠性。

第二篇：浅谈在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范文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

摘要 品格证据作为当代证据法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英美法系国家已经建立起相关的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常被使用，本文通过对品格证据的内涵，分类以及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现状的介绍，试图分析品格证据制度的利与弊，从而对我国建立相关制度进行初步探索。

关键词 品格证据相关规定本土化

一、品格证据的内涵及其分类

品格证据是指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是用以证明一个人在特定

[1]情形下会基于已有的一定的品格特征来从事特定行为的证据。英美法系认为品格包含三层

涵义：第一，指一个人的整体声誉，即某人在其生活的社区，拥有的他所认识的人给予他的总体评价。第二，指性格倾向，即一个人的某种特定行为方式。第三，指的是某人历史上的特殊事件，如先前的有罪判决。情感意志（包括行动在内）所恒有的倾向或趋势，我便谓之①性，.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品格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系统,它是单独个体各种不同的性格特征的合成体，标示并指导主体的行为模式和取向。大陆法系常以“人格”代替“品格”，是指某人身上拥有的独特而稳定的心理品质的总和。

（一）、以诉讼主体为标准，可以将品格证据分为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被害人的品格证据和证人的品格证据三种。

1、被告人的品格证据。是指由被告提供的证明其有关品格特征的证据，或者由公诉方提供的控诉被告人品格的证据。此种品格证据在未成年犯罪中，常被使用。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通常会提出有利于自己的品格证据，使法庭减轻处罚，或者能适用宽缓刑罚。而公诉方对被告前科的证明实质上正是一种不利于被告的品格证据。

2、被害人品格证据。指由被告人提供的关于被害人品格的证据或者由起诉方提供来反驳被告人所举的关于被害人品格的证据。被害人的品格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只在少数特定的犯罪情形中出现。如在伤害案或者杀人案中，被告人和辩护人常以被害人是黑社会人员或常寻衅滋事的闲杂人员为由，主张己方是正当防卫。

3、证人品格证据。主要指那些可以证明证人的诚信度，提高证言的可信度的证据。证人的品格证据通常用于质疑证人的诚信问题或质疑与对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的公正性。如证明证人本身就经常违法犯罪，其证言可信度就会大大降低。

对被告人和被害人而言，品格证据主要是涉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影响量刑的作用。而对于证人而言，品格证据可以起到审查证人证言可信度的作用。

（二）、以品格证据的影响力为依据，可以分为良好的品格证据和不良好的品格证据。

1、良好的品格证据。英美普通法长期以来容许提出良好品格证据，特别是被告提出自己的良好品格证据，制定法对此从未进行过任何干涉，这似乎是早期司法实践中有利于被告

[2]人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体现出英美法系国家对于良好证据，一般遵循“采纳为主，排除为辅”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都允许被告对其以前没有犯罪经历进行陈述，而已可以请证人证明自己的良好品格。被告人的良好品格是否包含某一特定行为的倾向性，至今仍没有定论。但是，被告的好品格和其可信性具有一定的关联，而且也与其是否会实施案件中的犯罪相关，这是得到公认的事实。

2、不良好的品格证据。有学者认为，品格证据的提出仅仅是为了表明某种行为的一致性而与定罪问题无关。虽然坏品格的人更有可能做坏事这一推论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仍然不能被直接采纳。所以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对于不良品格证据依照“排斥为主，采纳为辅”的原① 梁潄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33

则，严格约束关于不良品格证据的采纳。

二、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品格证据运用的相关规定

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并不能直接找到品格证据的系统规定。但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在各种法条中我们仍可见一些委婉体现品格证据的零星规定。

（一）、关于被告人的品格证据

最具有代表性的规则表现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在司法解释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品格证据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这些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如《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二）、关于被害人的品格证据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在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时，不能以被害妇女作风好坏来划分，强行与作风不好的妇女发生性行为的，也应认定为强奸罪。这实际上是对被害人不良品格证据的排斥。

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依品格证据量刑的案件，我国关于减轻加重刑罚的规定中都存在与被告品格有关的量刑因素。

三、对品格证据制度的利弊分析

（一）品格证据制度的缺陷

1、品格证据存在关联性障碍。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可以将关联性界定为，“具有促使对诉讼的确定有影响的任何事实之存在，比若无该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之倾向”。关联性的判断是证据成为案件事实裁决基础的首要的、必经的阶段。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合法、客观并具有关联性。允许刑事诉讼中提出品格证据的首要理论基础即犯罪行为与道德状况之间的关联性，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关联性并不是绝对的，所以从严格意思上来说是不符合刑事诉讼证据相关性的本质要求。品格证据规则的关联性取决于它的证明目的。在刑事诉讼中，品格证据主要在两个方面具有关联性，一是可能与争议事实，[3]即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有关，二是于被告人或证人的诚信度（可信性）有关。

2、不良品格证据容易引起司法人员偏见和司法不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律修改委员会曾明确指出：“品格证据只具有很小的证明价值，而且可能会极具偏见性。它会造成事实审理者不关注主要问题，即不关注在具体场合实际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它能巧妙地为事实审理者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不考虑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仅凭有关人员各自的品格而奖励好人和处罚坏人。”当不良的品格证据被提出，不论是案件的侦查人员，还是检察官和法官都容易在判决前就对有前科或不良品格的被告人产生了“有罪”的推理性偏见和情绪化偏见。所以，如果在起诉状中载明并且在庭审一开始就说明被告人有无职业、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的情况，这无疑会给法官特别是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陪审员产生预断提供更多的可能，会对客观事实的认定产生障碍，容易忽略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影响司法公正的。当然“无业者必偷盗，一次做贼，永远是贼”的说法在法律上并不成立，所以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只有在其自身试图证明自己品行良好而向检控方开启辩驳之门和控方用于证明被告人动机、意图、主观心态时，才能由控方提出。

3、容易产生证据失衡问题。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品格证据除法定的累犯证据材料以外，一般不会被提出。也就是说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常常是被排除的。有利证据（良好品格证据）能正常使用，而负面证据（不良好品格证据）的采纳往往受到多重的限制，这就容易产生证据失衡问题，同时也是证据规则不完善的一个表现。

②

4、降低诉讼效率。一定数量的富余信息可能会增加而不是降低交流的可理解性。品格

证据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证明某个案件主要事实的，属于间接证据，而且其证明价值也是比较低的。而对被告人品格证据的调查及核实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转移案件审查的注意力，导致拖延诉讼。

（二）、品格证据的好处

1、品格证据对审查判断证据有积极作用。苏力教授认为：‘只要社会制约没有重大变化，从生物学上看，每个人都会在一定程度是重复自己先前的行为、视角和分析理解问题的方式，否则他/她就会呈现出必定为社会所拒绝的多重人格。其实，即使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力的③人在更大程度上还是一个重复的人，······。”根据实践，品格证据可以判断的证据大多在证人证言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例如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中，对警官弗尔曼在警察生涯中的[4]名声和其对黑人有歧视等品格为由排除其证言的使用。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可信度主要取决于证人的主客观要件，证人诚实公正的品格对于证言可信度的提升是不言而喻的。

2、品格证据可作为证据链上的一个环节。品格证据可以用来印证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的可信度，以及对法官和陪审员形成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均产生一定的作用，虽然在刑事证明层次上属于第二层次的证明，但其仍为证据链上的一个环节，所以其具有的证明意义还是不容否定的。单独一个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具有或然性，它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排除多种可能性而使结论为唯一，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作为一个间接证据的品格证据能够对其他证据起到一个辅助证明的作用，帮助法官判定查明案件及重建各种证据材料的关系。

3、有助于实现量刑公正。刑事案件中，实体公正简而言之就是“罚当其罪”，“罚当其

[5]罪”体现在定罪和量刑两方面。品格证据对实体公正是有意义的。首先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品格可能影响定罪，其次会影响量刑。量刑公正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量刑应当与犯罪的客观危害和罪犯的主观恶性相适应。二是量刑应当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而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证明就需要品格证据的证明了。在量刑阶段，犯罪人的行为已定性，此时品格证据具有的偏见和不公的影响已不是很重要，运用品格证据仅是对刑法的量定进行“微调”，体现法律的“人情”，实现刑罚的个别化。

4、有助于提高判决的认可度，从而提高执行的效果。有罪的判决并不光是一种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进行处罚，还是道德选择的宣称，所以这样的选择其中是需要顾及道德伦理，因为它将会对其他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品格证据制度的本土化

品格证据制度满足了我国建立完善的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的需要，促进了交叉询问制度的完善，同时也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正当化的必然要求。所以，在介绍了中外品格证据的立法、司法现状后，我们有必要对其本土化进行思考和探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粗略构想：

（一）、在证据理论上对品格证据规则予以系统的确立。在证据规则中明确规定品格证据的概念、形式、分类以及其相关性的意义，从而从立法的层面上赋予品格证据合法的地位。同时，只有明确的概念定义才能使品格证据在运用时高度一致。②

③[美]理查德·A·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24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3

4（二）、建立品格证据的排除规则与采纳的限制。如果不公正的偏见（unfair prejudice）、混淆争议（confusion of the issues）或误导陪审团的危险实质性超过证据的证据价值时，或者考虑过分迟延（undue delay）、浪费时间或无需提交重复证据

④（cumulative evidence）之情形的，关联性证据亦可排除。这是美国的品格证据排除规则，我国也应该建立起与国情相适应的排除规则，赋予专业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让其慎重的采信双方提供的品格证据。

（三）、限定不良品格的证明范围。在此，首先介绍诉诸人身攻击的论证，这是美国一种常见的而有时非常有力的论证类型，它主要是通过论证某人本身道德上是一个坏人来攻击其论证。当有争议的人所提供出的论证属于那种取决于那个人作为资料提供者的可信性的可接受性的论证时，诉诸人身攻击论证是最强有力、最适当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论证的目的，即为了使被攻击者的论证恶化，且仅限于此目的。否则，其他的品格证据只能称为侮辱和诽谤，除了能让攻击者取得倾向性的私人利益外，对于整个审判的公正是有害无益的，所以应该对其进行限制。

（四）、规定在法庭上禁止通过对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名誉评价进而对被告人的犯罪倾向或被害人的过错进行攻击。此种情况由一种例外情形，即当被告人或被害人证明自己具有良好的品格时，可以对此进行攻击。因为这种情况是当事人自主打开品格证据证明的大门的。

（五）、将定罪和量刑程序分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品格不好的事实情况不能成为定罪的间接证据，只能在量刑处罚时才具有参考价值。所以，为了不影响法官公正的判断，在定罪阶段不允许提出被告人身危险性和犯罪史的相关品格证据，在量刑程序阶段再由双方提出被告人的品格证据，并经过双方的辩驳，法官再决定采信与否，从而确定量刑。

（六）、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只有在证据缺乏时才允许品格证据的提出。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提出，追加的证据，即便具备关联性，也可能一方面构成浪费——意为产生了递减的收益（就准确性而言）而成本并未相应减少，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混淆——意为实际上降低了准确性.

五、总结

霍姆斯有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一直并非逻辑，法律的生命一直是经验”。法律总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它反映的是人们的习惯并包含现存的社会和经济规定。任何外来的制度，在其本土化的过程中都不能照搬照抄，必须结合本国的实践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推进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品格证据基本原则，然后再根据国情将其细化，逐步地弥补我国证据规则中的品格证据的空缺。对品格证据的研究，将有助于程序正义的进一步实现。

[参考文献] [1]刘立霞、路海霞、尹璐.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M].中国检察出版社.[2]刘宇平.论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J].贵州大学学报.2006(5):49

[3]2008.11郭志媛.刑事证据可采性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07~108

[4]萧翰.从辛普森看英美证据法上的品格[EB/OL].http://.[5]何家弘.刑事证据的采纳标准和采信标准[M].人民检察.2001.10

[6] 道格拉斯·沃尔顿.梁庆寅，熊明辉译.法律论证与证据.中国政法大学.2010.60

[7][美]理查德·A·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27

④ 参见《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

第三篇：视听资料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视听资料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

视听资料，是指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或其他高科技设备所储存的信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资料。视听资料证据是现代高科技不断发展以及科学技术在司法工作中深入应用的重要产物和先进成果。随着大量视听资料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不断提高，它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也成为法学研究和的实践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司法实践逐步被接受、认可并大量运用。

一、视听资料作为刑事证据的特征

视听资料作为独立的一种刑事证据，除了具有刑事证据所共有的客观性、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合法性以外，还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客观、准确、信息量大。视听资料能将案件事实的原始概貌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其内容既丰富又全面，使人一目了然。

(二)直观、生动、形象。视听资料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可以将与案件有关的形象和音响、甚至案件发生的具体过程直观再现在人们面前。

(三)具有动态连续性。视听资料能动态、连续反映案件的全部情况，给人一种如临其境的感觉，有利于办案人员迅速感知现场的空间情况，对其他证据作出准确的判断。

(四)依赖于现代科技，易于保存。视听资料必须借助于特定仪器、设备及其特殊功能才能形成，它体积小，重量轻，易于长期保存。同时，视听资料也有其弱点，一是易被伪造、变造。二是视听资料被篡改、伪造后不易被发现，一旦采纳，能导致案件事实性质认定上的错误。

二、视听资料的刑事证据效力

视听资料的证据效力是指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视听资料的范围及其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力大小程度。根据我国刑事立法、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视听资料，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主体符合法定条件

视听资料应由以下法定主体收集：

1、公、检、法三机关办案人员。

2、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的办案人员。

3、律师。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律师有证据收集权、证据调查权。辩护律师，经证人和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经检察院和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需要指出的是，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向司法机关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视听资料，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的证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声音、录像等。案外人员和单位如掌握了有关案情的视听资料，可以主动提供，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义务提供其掌握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视听资料。这种由当事人、证人、案外人员、单位掌握的证据，在提交时，需经司法工作人员依法收集并审查核实，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如有疑点，应予以鉴定。但提供证据的当事人、证人，案外人、单位并不是法定的收集证据的主体。

(二)、制作、收集视听资料的程序合法

这也是证明合法性的体现，司法工作人员收集视听资料，只要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勘验、检查，搜查，扣压物证、书证等侦查行为的程序规定，就应视为合法。律师收集视听资料只要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也应视为合法。在收集视听资料时。具体应符合以下要求：

1、司法工作人员、律师通过依法调查获得视听资料，司法机关还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发现并取得视听资料。在调查中发现视听资料并予以提取时，要尽可能地提取原始的视听资料，视听资料的复制并不影响原始证据的存在，必要时可以进行核对。以复制方式提取的视听资料，只要没有人工的剪辑、编辑等行为，就与原始视听资料具有相同的证明力。

2、司法工作人员通过依法勘验、检查、扣押等侦查活动获得视听资料。在刑事诉讼中，检察人员应对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人身等进行勘验或者检查，已发现和收集犯罪活动遗留下来的包括视听资料在内的各种痕迹和物品。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报予以扣押，这都是获得视听资料重要途径。

(三)司法机关制作视听资料应符合法律和有关规定

视听资料制作方式有两种：一是公开制作方式;二是秘密制作方式。

1、公开制作方式。以公开方式制作视听资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对全社会公开制作和对特定人公开制作。前者如海关、机场、会场等安装检测仪器和银行、超级市场设置的监视器，其对象是所有过往人员和全体顾客，而非特定的某个人，因此，它不以被检测对象和监视对象的明知和同意为前提;后者如签订合同或举行某种仪式时录制的录音或录像，是在特定的场所对特定的人进行的，它要求正在被录音、录像、监视、检测的一方或双方知道自己的言行或物品被录制、监视获检测。无论是上述那种公开方式制作的视听资料，经司法工作人员依法收集和审查属实后，均可作为证据使用，对此一般并无异议。

2、秘密制作方式。以秘密方式制作视听资料是指制作的一方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制作的。对于以此种方式取得视听资料，目前仍存在颇多争议，如对其合法性和所作的证据的可采性等问题，都存在着不同看法。从我国立法和立法精神看，司法机关制作证据应该公开进行。但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秘密对犯罪嫌疑人的言行进行录音、录像、监视或秘密进行其他侦查行为已取得视听资料，有时也是查明犯罪事实的有效且必要的手段。但如果不加限制地使用这种方式，必将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因此，必须对其予以限制。

(四)双方当事人秘密制作视听资料是和合法，并不影响其证据效力因为：

1、构成证据合法性的条件之一是诉讼证据的制作与收集必须符合法定程序，但这是对司法机关而言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司法机关利用职权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而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其中任何一方秘密制作视听资料的行为，不属于司法机关的取证行为，这一行为本身是否合法并不影响其所获资料作为证据的合法性。

2、当事人秘密制作视听资料的行为并非全是违法的。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分子以犯罪为目的，当然是违法的，其他当事人大多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为目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通常还以揭露犯罪和证实犯罪为目的，当然不能说是违法的。而且，作为一方当事人，秘密将彼此间的谈话或活动录制下来，与当场记录或事后追记并无根本性的区别，但和第三者偷录双方当事人的谈话或活动的是本质不同的。

3、有的观点认为，当事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其秘密制作的视听资料容易伪造，作为证据的可采性较差，且不易鉴别，因此应予否定。笔者认为，不能因其容易伪造就以偏概全、全面否定，而且，当事人提供的书证、物证等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如果全部予以否定则无异于剥夺了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权利。“难以鉴别”更不成其为理由，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是司法机关的义务，而且也并非完全不能鉴别，将其与别的证据相互印证，或借助技术手段及一些辅助性措施是可以查明真伪的。

4、当事人秘密制作视听资料具有便利性，与司法人员的秘密制度相比，更是如此。当事人可以随时携带仪器，不受场所与时间的限制，秘密予以录制，而且不易被对方发现。

当然，对于当事人的秘密制作行为也不能全无限制，除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外，当事人既不得以敲诈、勒索、非法传播为目的等刑事诉讼中视听资料证据效力的而制作，也不得随意泄漏所制作的视听资料，而只能提供给司法机关审查判断，经审查属实后方可作为证据使用，对于经审查后未被作为证据的视听资料，当事人应将其及时销毁。

(五)经查证属实。视听资料同其他证据一样，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否则将不具有任何证明力。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单位提交的视听资料，需要侦查人员查证属实。对于侦查人员制作、收集的视听资料，需要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

对视听资料的审查内容，包括审查它的来源、制作、收集得过程、技术因素(是否经过剪辑、编辑、消磁)、内容以及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经审查，如果某视听资料收集的主体合法、收集过程无违法、无经过剪辑、编辑、消磁等技术修改，与案件事实有关联性，那么无论是律师收集的，或是司法人员收集的，或双方当事人制作的，都应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否则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四篇：刑事诉讼中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中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问题研究作者： 李文成作者所在单位：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

文章来源：

发表时间： 人民法院司法公正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2002-02

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施行后，起诉方

式由原来的卷宗移送式向仅移送主要证据式转变，庭审方式也由纠问

式向抗辩式转变，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阶段，但律师在侦查阶段不

得进行调查取证。刑事诉讼法第３６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

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

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这些规定使律师所见到的仅限于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见不到具有实际证明意义的证

摘要： 据材料，诸如证人证言和实物证据。在这一点上，１９９６年修改后的刑诉法较之１９７９年刑诉法的规定后退了一步，这种规定使律师

在调查取证及庭审举证、质证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而掌握着全部

证据材料的控方，在庭审中侧重列举指控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而对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及各证据材料之间相互矛盾的证据，控

方则往往不予举证或不予全部举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法庭辩护

制度的功能和辩护人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证据展示制度，这一

对保持控辩平衡和保护被告人免遭错误的刑事追究有重要作用的制度的建立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施行后，起诉方式由原来的卷宗移送式向仅移送主要证据式转变，庭审方式也由纠问式向抗辩式转变，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阶段，但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得进行调查取证。刑事诉讼法第３６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这些规定使律师所见到的仅限于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见不到具有实际证明意义的证据材料，诸如证人证言和实物证据。在这一点上，１９９６年修改后的刑诉法较之１９７９年刑诉法的规定后退了一步，这种规定使律师在调查取证及庭审举证、质证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而掌握着全部证据材料的控方，在庭审中侧重列举指控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而对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及各证据材料之间相互矛盾的证据，控方则往往不予举证或不予全部举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法庭辩护制度的功能和辩护人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证据展示制度，这一对保持控辩平衡和保护被告人免遭错误的刑事追究有重要作用的制度的建立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证据展示（discovery 或disclose）又称证据开示、证据公开。这一制度的核心要求是在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要求指控方在审判前允许辩护方查阅或得到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同时，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法庭也可以要求辩护方将其准备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开。建立证据展示制度的目的：英美学者看来，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有助于实现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的资源平衡，确保控辩双方尽可能做到“平等武装”（equalityefarms）。

另一方面，建立证据展示制度，使控辩双方在审判前的专门程序中进行证据信息的交换，可以防止审判的拖延和无序，确保诉讼的高效、快捷，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

一、未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带来的弊端

刑事诉讼法第３６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虽然刑事诉讼法赋予辩护律师以阅卷权，但由于审判方式的改革，司法人员总会将上述条款与刑诉法第１５６条的规定联系起来执行。也就是说，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只能是公诉机关移送到法院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

实践中，“公诉机关的证据目录”，往往只有目录没有证据，“证人名单”时常只有证人名单而没有证人证言，“主要证据”几乎只是被告人有罪或罪重证据，而基本上没有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只有公诉人认为不是“主要证据”才会提供，而大量的无罪或罪轻的重要证据，公诉机关总会以不是“主要证据”为由不予提供。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尚未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刑诉法规定律师在审判阶段到法院查阅的只是“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并非案件全部“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这一规定带来以下弊端！１.这一规定不符合国际准则要求。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２１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以便律师能向其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应该尽早在适当时机提供这种查阅。多个国家刑诉法规定，以提起公诉之后至开庭审判之前，辩护律师可查阅全部案卷材料，为法庭辩护工作作准备。日本刑诉法第４０条规定，“辩护人在提起公诉以后，可以在法院阅览和抄录与诉讼有关的文书及物证”。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十六条规定了控、辩双方须向对方透露证据目录的范围及例外情况。

２.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修改后的刑诉法从原来“纠问式”改为“控辩式”庭审方式，法官保持中立，居中裁判。刑诉法规定公诉机关只向法院移送“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并不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旨在防止法官先入为主，但不能因此也不能以此为据削弱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例》和《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多部国际公约规定控辩双方地位平等和对等，辩护律师对公诉机关拥有或管理的案卷材料更应具有完全的阅卷权。

在刑诉法修改前，全案证据随起诉全部移送到法院，律师可以到法院了解全部证据并据此进行防御的准备，在刑诉法修改后，由于检察院只向法院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及证人名单，使得这一切成为不可能。律师只有直接向检察院请求证据的展示。这就产生了如检察官不肯主动向律师开示自己手中的资料，是否可以强制开示，尤其是法院是否有权根据律师要求向检察院发布开示命令的问题。日本的判例认为：就进入了证据调查阶段之后对具体证据的开示而言，将案件的性质、审理的状况、被告请求阅读、观察的证据的种类及内容，证人及阅读、观察的时期、程度、方法等加以考虑，这对被告人的防御特别重要，且无毁灭罪证、威吓证人之危险的情况下，裁判所得依诉讼指挥命令、检察官开示证据（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２３卷４号２４８页、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５日）

二、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的诉讼价值

１.有利于真实客观地反映案件的真实，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一般来说，控辩式诉讼模式要求双方力量均衡。在我国，辩护人收集证据能力明显于弱于控方，因此从最大限度保护被告人权益的角度来说，证据展示也有其重要作用。只有辩方在庭前充分了解了控方的指控证据及其来源，才有可能对控方的证据进行质证，从而保障控辩双方在庭前对彼此的证据材料都有充分、彻底的调查了解，在庭审中就会有针对性地就争议焦点作出充分的辩论和质询，从而有利于法官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

２.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及支持检察官出庭公诉。

相对国家公诉而言，刑事被告人处于弱势地位。而通过庭前证据展示，其辩护律师将更多了解、掌握提起公诉的证据，从而有针对性地为其辩护。这样，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将得到更为实在的保障，同时，由于证据展示是双向的，检察官可以通过证据展示了解律师的辩护证据，特别是被告人不在现场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等证据，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出庭准备，避免辩护人出庭出示这些证据，搞“突然袭击”造成控方不得不请求延期审理的尴尬局面。

３.有利于诉讼效率目标的实现。

在我国，庭审中虽然引进了对抗制，但如果不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控辩双方相互不了解对方所掌握的证据情况，在庭审中对对方所提出的证据及主张准备不足，往往会申请延期审理，同时庭审中随时提出证据的做法，也会导致质证、辩论不充分，秩序混乱。法官为避免错案，只好依靠庭后阅卷，然后合议再行宣判。故在实际工作中，合议庭当庭宣判的比例不高。

三、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的具体建议

（一）证据展示的内容包括以下两方面

１.检察官向被告人的展示，即检察官向辩护律师展示本案全部起诉证据的复印件。《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３条第二款规定：在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在提供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时，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该证据材料，并可以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该证据材料。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９日最高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控方提供的证据目录和主要证据作出解释（第１１６条）的同时，还在第１１９条中首次规定了辩护人应于开庭５日前进行证据展示的内容，要求辩护人于开庭五日前提供出庭作证的身份、住址、通讯处明确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及不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和拟当庭宣读、出示的证据复印件、照片。

２.辩护方应展示的证据包括：（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证明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证据。（２）拟传唤出庭或其证言将在法庭上出示的证人的姓名、地址及联系方法。

（二）证据展示的主体

根据有无法官的参与分为两种：一种有法官的参与，即在法官的主持下，控、辩双方按照法定次序、范围分别向对方展示本方的证据。在展示中遇到诸如某份证据是否属于展示范围等程序性问题时，可以由法官及时裁决。另一种是控、辩双方在法定的时间、地点、按法定程序进行证据展示，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我们更倾向于有法官参与的证据展示模式。因为只有在法官参与下，控辩双方证据展示的结果，才能得到法官的认同和配合，特别是在控辩双方在证据展示中出现争议时，没有中立的法官居中裁决，证据展

示很难进行。但是否每一次证据展示都必须有法官参与呢?当然也不能太过机械地理解。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是为了能使控辩双方达到力量平衡，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权益，如果控辩双方的证据展示能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顺利进行，法官就没有介入的必要。

（三）证据展示的时间

为了保证证据开示和效果，使得公诉人和辩护律师能够为证据展示做好准备，对证据开示的时间，笔者认为定在公诉人对案件审查完毕以后，提起公诉前进行比较合适。

（四）证据展示的次数

英国证据展示分为预先提供信息和义务（duty toprovide advanceinformation），一是指检察官应当向辩护方告知他将要在法庭上作为指控根据使用的所有证据。在案件移送到法院之前，检察官就要将本方全部起诉证据的复印件移送给辩护一方。二是检察官应向辩护一方展示其不准备在审判过程中使用的任何相关材料。这种材料将在检察官的初次展示和二次展示中向辩护方展示出来。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我们认为二次展示的模式既可以适应证据随时都在变化的现实，也符合保证诉讼质量与效率并重的原则，即在诉讼在进入庭审阶段之前与判决之前可以进行第二次证据交换。当然，二次展示也不是要求每个案子都要进行二次展示，要根据案件现实需要来决定进行二次展示与否。

（五）证据展示的内容

１.控方应展示的证据：

（１）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构成犯罪和罪行轻重、责任大小，可以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材料。具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前的供述及辩解；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

（２）不准备在法庭上出示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鉴于我国证人出庭作证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对于证人、被害人的信息以不展示为宜。此外，控方也有权对于符合公共利益豁免原则的证据，拒绝向辩方展示，但应说明拒绝展示的原因。

２.辩护方应展示的证据有：

（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未达到刑事责任的证据，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证明有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的证据。

（２）拟传唤出庭或其证言将在法庭上出示的证人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

（六）证据展示的互惠原则

证据展示是双向的制度，检察官向辩护律师展示证据，当然是主要的，但不是说辩护律师就可以不承担证据展示的义务。如果辩护方不承担向检察官展示证据的义务，一旦辩护方在法庭中突然提出有关证明被告人不在现场或患有精神疾病的证据，必然导致检察官措手不及，可能造成审判的拖延和混乱。因此在英美法中建立了“互惠”体制，这种“互惠性”程序设计带有保证控辩双方平等取得双方防御武器的意味，使辩护实现可以增强防御能力，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风险，避免双方均采用“突然袭击”策略进行对抗。

如英国法律规定辩护方向检察官展示的材料还必须包括一份记载其与控诉方重要分歧及理由的“辩护陈述”。

（七）违反证据展示制度的制裁措施

证据展示过程中，有时难免会发生参与展示一方或多方违反证据展示规定的行为，对此如没有相应制裁性规定，证据展示制度难以推行。美国法律规定：不论是检察官还是辩护方只要没有依法向对方展示有关证据材料，法官均可以将该证据材料排除于法庭之外，使其不具有可采性。

将违反证据展示制度一方未展示的证据予以排除，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制约双方，但不仅过于严苛，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宜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措施。具体如下：

（１）无正当理由而不予展示的，法庭可命令其展示；

（２）有正当理由，没有展示的，可延期审理；

（３）对没有适当理由而拒绝展示的，可拒绝采用该证据；

（４）故意伪造、隐匿证据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刑事诉讼法的功能在于约束和限制权力滥用，其目的是为被告人

提供权利保障。特别是从程序上力求能形成一个单一焦点和中心，能平等争辩和论战的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说，证据展示制度有它自身的价值，这也正是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刑事法律中规定了这一制度的原因。我国的刑事法律无疑也在从“集权式”的诉讼体制向尊重人权、约束国家强力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早日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正是适应这一趋势的应有之举。

第五篇：我国刑事诉讼中有关瑕疵证据的使用规则方法

我国刑事诉讼中有关瑕疵证据的使用规则

关键词: 刑事诉讼;瑕疵证据;证据转化

内容提要: 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能够有效证明案件事实但却具有轻微不合法性，各种主体在运用时往往陷入两难境地。本文对刑事瑕疵证据进行界定，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比较研究，对瑕疵证据的转化进行制度设计，以期这类证据在实践中得到正确运用。

在刑事诉讼中我们将证据分为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合法证据采用，非法证据排除。但是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形形色色轻微违法的“瑕疵”证据。瑕疵证据并不是一个法律专业术语，但瑕疵证据在诉讼活动中不时被各种主体加以使用，且这种表述在某种程度上更能揭示这一类证据的基本内涵。瑕疵证据在学理上的空白使其处于尴尬境地，实践中要么将其等同于非法证据加以排除，不能发挥瑕疵证据应有的证明作用;要么对其“瑕疵”视而不见，将其等同于合法证据加以采用，违背法律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要求。本文试对瑕疵证据进行分析，探讨这类证据在学理中的定位，希望能对实践中这类证据的正确运用起到一些作用。

一、瑕疵证据的界定

依《辞海》解释，瑕，原意指玉上的赤色斑点，即指玉的疵病，亦比喻事物的缺点、毛病或人的过失;疵，一般指小毛病，亦比喻人的缺点和过失。瑕疵二字合在一起，喻指过失或微小的缺点。用于修饰证据，意指该用于指控犯罪的证据因不合于证据法的规定而存在一定缺陷，也可称之为一种“问题”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作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证明案件情况的客观事实必须具备三个基本属性：客观性、关联性、合

法性。广义的瑕疵证据是指事实本身在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方面中的某一或某几个方面存在瑕疵缺陷，也就是说证据或者在内容上存在缺陷、或者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缺陷、或者在收集程序等方面存在违法情形。狭义的瑕疵证据是指具备了客观性、关联性但在合法性要件方面存在瑕疵的证据。具体而言仅指在收集和提供的程序或方式上不合法的证据、收集和提供的主体不合法的证据。本文在此所要探讨的仅限于狭义上的瑕疵证据，即指相关司法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一切违法的方法收集、提供的含有违法特征和残缺因素的证据。

瑕疵证据作为证据的一个类别，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犯罪分子在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引起周围环境的变化并留下各种痕迹，或者在进行犯罪活动时为周围人所目睹、感知。这些因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产生的痕迹以及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司法工作人员正是借助于这些犯罪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物品和印象，通过对它们的认真收集和掌握，查明案件事实证实犯罪的。因此，一切主观想象、怀疑推测、道听途说等不具有客观真实性的东西，都不属于本文所说的瑕疵证据的范畴。

瑕疵证据必须是与案件事实有着实质性联系，从而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的客观事实。瑕疵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瑕疵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联系的表现形式是复杂多样的。有的是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因果联系，有的是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条件联系。无论它们之间是何种联系，都不能脱离案件事实。与案件没有任何联系的事实，不能作为瑕疵证据。外国证据法上由此形成了证据的关联性规则，并用可采性规则将其进行进一步的排除。而本文所说的瑕疵证据的可采性有待于转化，但其具有的作为案件证据的关联性是不容质疑的。

瑕疵证据的违法性，是瑕疵证据区别于非瑕疵证据的关键所在，也是瑕疵证据所具有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特征。首先，瑕疵证据具有取得程序的违法性，是指该类证据在收集程序、方式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这是瑕疵证据与合法证据的区别。一般而言，以利诱、欺诈等不正当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以及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式(如违反法定程序进行搜查、扣押、勘验等)收集的实物证据，都属于本文所说的瑕疵证据的范围。其次，瑕疵证据具有违法行为的轻微性，这是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区别。违法程度严重、侵犯到公民的宪法性权利，这种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是非法证据，是应该完全加以排除的，而不能界定为瑕疵证据。

二、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关系

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是相伴而生的一对概念，都是包含在不合法证据中的。两者都是在取证行为包括程序、方法和手段上存在了不合法因素。但两者的违法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这是它们的区别所在。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区别在于：

1.侵犯的客体不同。非法证据以刑讯逼供、胁迫为主要表现形式，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与国际上人权保障的立法和精神相抵触，不符合人类对于人权最低程度的保障。瑕疵证据侵犯的是公民一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伤害程度的轻微性与非法证据相比只能算作瑕疵。二者在违法的程度上有本质的区别。

2.带来的实际后果不同。非法取证手段带来的后果是不可逆转的，那些侵犯公民宪法性权利，通过刑讯逼供等手段得来的证据是必须予以排除的。而瑕疵证据的取得，因伤害性的轻微以及主要指向程序方面领域，一般都是可以通过事后的工作予以弥补的。

3.社会容忍程度和心理预期不同。作为对人权的践踏，刑讯逼供超出了社会公众和一般百姓的容忍度，这从云南杜培武案、湖北的佘祥林案等案件在网络和新闻媒体的热议，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即可看出。在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里，这类证据是非法证据，是要绝对予以排除的。而公众对瑕疵证据的容忍程度和心理预期决定了其往往可以通过事后的补救转化为合法证据，4.是否可以转化的不同。瑕疵证据的瑕疵，一般都能事后重新予以补正，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使其转化为合法证据，让其具备发现实体真实的效用。但这不能适用于非法证据中。刑讯逼供、胁迫等通过摧残人的身体、健康来摧毁人的意志，事后如果允许弥补则只能意味着对之前刑讯逼供事实的纵容。因此非法证据与合法证据不具有互相转化的可能。

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划分不是绝对的，随着社会法治理念的进步，学理和立法的不断发展，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是处于不断变动发展之中的。瑕疵证据中的一部分可能转变为非法证据而一概予以排除。瑕疵证据通过一定程序、一定规则的转化成为合法证据后，就能具备证据资格，对证明案件事实起到应有作用。

三、瑕疵证据法律效力评析

瑕疵证据的法律效力，是指瑕疵证据在法律上的约束力，指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对案件所具有的一种证明力，即瑕疵证据能否作为依据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及罪责轻重。关于瑕疵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论，各个国家也有不同的做法。我国刑诉法学界关于瑕疵证据法律效力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真实肯定说。亦称“采信说”，认为应当重视瑕疵证据的客观性和其反映的实体的真实性，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如果瑕疵证据经过查证属实，确能证明案件真实性，就承认其具有证明能力，可以予以采信。简言之，即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采信。

2.全盘否定说。亦称“排除说”，认为凡是瑕疵证据皆不具有法律效力，即使查证属实也不能予以采用，应当一概予以排除。

3.排除加例外说。认为是否采信不要一概而论，在确立瑕疵证据排除的一般规则的同时，由立法规定一些例外规则，即允许某些特定情形下的瑕疵证据可以得到采信。例外情形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案件的危害程度;二是司法官员的违法程度。

4.线索转化说。认为瑕疵证据本身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可以作为发现和收集证据的线索，通过补充侦查的方式重新合法地获取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证据。该说既否定了瑕疵证据本身，又对其中含有的有用信息合理灵活的加以利用，保留了其中能够发现实体真实的因素。

5.区别对待说。把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同实物证据区别对待。对于言词证据不论其是否对发现实体真实具有作用，都一概予以排除。而对于具有较强客观性和相关性的实物证据则不会因为收集程序和方法的违法而改变其性质，可以加以采用。

虽然注重人权保护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但对于瑕疵证据一概予以排除，就忽视了其中蕴含的能够发现实体真实的部分，而可能使真正有罪的人因为存有合法性瑕疵的证据而逍遥法外。但如果对其一概加以采用，因其具有不合法因素，不能等同于合法证据的，有可能导致证据的合法性原则不能得到遵守，程序的正当性不能得到维护。因此，对瑕疵证据一概排除或者一概采用都是不可取的。5

瑕疵证据的效力具有待定性，应当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通过一定条件转化使其瑕疵得到修补，成为合法证据，在法律上起到令人信服的证明作用。

四、瑕疵证据运用现状分析

(一)外国瑕疵证据运用现状分析

1.美国。美国注重个人权利的保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适用得相当广泛。美国早在1897年各州就规定了根据强制所得的供述予以排除的规则。此后，最高法院又于1914年规定了对瑕疵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60年代出现了著名的“毒树之果”理论(The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doctrine),“一般而言，经由最初的违法收集证据直接地或间接地获得之证据，不论是供述证据抑或是非供述证据(物的证据)，全部称之为毒树之果实，依法应予排除。而所谓毒树之果实理论，即指最初的证据(毒树)一旦被违法收集，经由该证据所衍生之二次证据全部未具有容许性(证据能力)。此法则乃基于最初违法收集之证据污染着往后收集之全部证据，故违法收集之证据不应为取得其他之证据而被使用” [1] [1]但这在以正当程序和保障人权著称的美国司法界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在社会上的扩张使用会使更多罪犯“正大光明”地逃脱法律制裁，不利于惩罚犯罪。1984年，最高法院根据众多建议在该原则的适用上增加了两项例外，即对于以下两种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一是“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二是侦查人员出于善意即不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宪所获得的证据。由此可见，美国对于程序有轻微瑕疵兼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是看作瑕疵证据的。

2.英国。英国的瑕疵证据制度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如果证据是与争议问题有关的就可以采证。刑事瑕疵证据被划分为非法获得的自白和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以示区别对待。根据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规定：如果有证据证明供述是或者可能是警察通过压迫手段或者是通过其它在当时 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供述不可靠的语言或行为所取得的，那么就应当予以排除;而对从此类供述中所发现的其它证据，也即“毒树之果”则不予排除。可见，英国对于言词证据原则上予以排除，且对言词证据产生的“毒树之果”则采取的是“砍树食果”的方式采证;对于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则予以采纳。既然从上述非法言词中所发现的“毒树之果”都不会被排除，那么实物证据产生的“毒树之果”就更不会被排除了。但是，对于如果采证可能会引起陪审团的思想偏见，而这种作用与其真正的证据价值是完全不相称的证据，则由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予以排除。可见，英国对于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在法官做出自由裁量时是在内心形成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判断的，对瑕疵言词和实物证据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采用，只是对于瑕疵言词证据的采用更为严格。

3.法国。主要针对预审程序中的违法行为，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程序性制裁制度—诉讼行为无效制度。诉讼行为的无效主要分为法定无效(违反的是该国刑事诉讼法典明文规定了一系列“以无效论处”或者“否则无效”的条款)与实质无效(警察、检察官或预审法官的某一程序性违法行为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2] [2]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802条的规定，即使是法定的无效一般也必须以程序性违法行为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为前提，因此又被称为“附条件的无效”，也就是以损害利益为前提的法定无效。与此相对应，那些尽管没有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却使司法权威和公共利益受到侵犯的违法行为，也有可能带来诉讼行为的无效。这种不以损害当事人利益为前提的法定无效，可以称之为“公益性无效”。对于实质无效而言，法官须判断该违法行为是否损害当事人的权益，对有关权益所造成的损害程度等，因此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很显然，诉讼行为无效的宣告不仅仅带来与该行为有关的诉讼文书的撤除，而且还可能导致有关证据材料的排除。而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的排除，还可能带来依据该文书和证据所制作的裁决无效这一间接的后果。正因为如此，这种诉讼行为无效制度可以发挥与英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极为相似之诉讼功能，对预审程序中发生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具有重要的制裁作用。可见，法国的诉讼行为无效制度中对程序性违法和实质性违法

行为无效的判断与界定是一个区分合法证据与不合法证据的过程，法官的自由裁量则是对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区分过程。

4.德国。理论界遵从的通说是“双重功能性诉讼行为论”，这一理论将刑事诉讼区分为“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两大部分，认为属于实体层面内的强制处分措施即使出现瑕疵，对于程序法的基本职能而言，一般不造成任何不利的影响。所以，适用强制性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同样具有证据能力，换言之，从程序层面否定违法证据，但从实体层面承认违法证据的证据能力。[3] [3]德国始终把追求实体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在此理论框架下，法院的基本立场是，非法自白，一般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对于非法所得的物证和书证，法院往往通过利益权衡原则予以处理，即在维护的个人利益和刑事追诉的国家、社会等利益之间进行衡量和比较。有时法院会牺牲实体真实而排除非法所得的实物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出于控制犯罪的需要，此类证据通常还是被法官裁定为可以采纳。这种权衡，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区别“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过程，对于前者，法院依职权予以排除。如果衡量的结果，是该瑕疵证据可以采纳，那么对其可纠正的程序性错误，法庭可以尽力纠正。

5.日本。日本宪法第38条第2款规定：“用强制、拷问或威胁的方法获得的自白或者长期因不当羁押、拘留后获得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也规定：“强制、拷问或胁迫获得的自白、因长期不当羁押拘留后作出的自白以及其他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据此，日本排除“并非处于自由意志的供述”。日本在二战后深受美国法制的影响，学说上普遍主张排除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但是日本最高法院对此却持谨慎态度，认为收集程序违法不会改变物体的性质和形态，因而不会改变其作为该种形态的证据的价值，如果否定其效力，将违反实质真实的原则。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最高法院在1949年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直到1978年在审理大阪冰毒案件时，最高法院才改变这一态度，开始采用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根据这一判例，排除非法收集的证据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1)证据物的收集程序有违宪法第35条及刑事诉讼法第218条第1项的令状主义的重大违法的;(2)从抑制将来的违法侦查的角度看将该证据物作为证据是不适当的。[4] [4]可见，日本只是有条件地确认了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之排除规则。因此，日本在肯定程序瑕疵的同时更看重瑕疵证据对实体真实的证明作用，对其只是进行了有条件的排除。

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及不同的法律传统，世界各国对诉讼价值的选择不一，对于瑕疵证据的界定范围也不相同。英美法系国家往往建立了比较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对属于瑕疵证据的证据范围相对来说就狭小的多，这主要是与其尊崇的程序正义与保障人权思想相适应的。大陆法系国家更注重发现实体真实，其往往建立的是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由法官来对证据的合法或不合法予以界定。这样，瑕疵证据的范围相对来说就宽泛一些。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如果建立起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及瑕疵证据转化制度，将更有利于正当程序的贯彻及侦查、检察、司法工作人员对自身行为的规范。

(二)我国瑕疵证据运用现状分析

1.检察机关对瑕疵证据的运用

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和自侦移送起诉的案件的证据负有全面审查的责任，依法对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并确保起诉质量。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于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进行了有意无意的区分。对非法证据的处理较为复杂，分为几种情况：认真记录，立即汇报，实行初查;另作记录，口头汇报，听候指示;不予记录，不作汇报，不予回应。[5] [5]虽然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在日益发展，保障人权在立法中越来越多地得到体现，但考虑到检察机关长期以惩罚犯罪，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尽管这些证据是用非法手段收集的，但其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不容

怀疑，对发现案件真实又有证明作用，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又没有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样，检察机关能有多大的动力排除这些非法证据，值得怀疑。

对于瑕疵证据，公诉部门实践中倾向于补正，做法也较为多样。对于有残缺因素的瑕疵证据，一般是直接补充;对于有违法痕迹不方便改正的，一般是要求侦查机关重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补充侦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瑕疵证据的瑕疵得到掩盖，从而在审判时使这类证据在审判机关能够得到认定。因此在学理上区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并使瑕疵证据的转化合法化是有必要的。

2.审判机关对瑕疵证据的运用

审判机关在实践中对于瑕疵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不一，对于非法证据的权衡标准不一，如何区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而瑕疵证据的效力又如何，这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判人员、承办法官的个人价值判断。例如，案件中侦查讯问时有两人在场进行讯问，但讯问笔录只有一人签字，对于这种瑕疵证据，有的法官直接认可了其作为证据，并使其对证明案件事实发挥作用;有的法官又根据证据的合法性要求对其予以了排除。

学理上没有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的分类，以及法律上没有明确的依据，加之我国又不是以判例法为渊源的国家，使得我国审判实践中出现了标准不一的现象。在审判中要么将瑕疵证据等同于合法证据予以确认，要么将其看做非法证据，但又不绝对予以排除。这种状况既不利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健全和正当程序的完善，更不能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公平正义的实现。因此，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对于建立健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大有裨益，能在人们心目中形成明

确的应绝对予以排除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对象。并且对瑕疵证据通过合法途径予以转化，使其通过正当程序转变为合法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首先应在理论上确立和完善瑕疵证据制度，并对其转化提出合理的制度设计，以期对立法及实践能有所帮助。

五、确立瑕疵证据转化制度的基础

(一)瑕疵证据转化的现实基础

不能离开一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法治环境来探讨瑕疵证据的采信问题，任何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法治环境下对瑕疵证据的采信原则是大相径庭的。研究我国瑕疵证据的采信原则当然不能离开我国的基本国情。[6] [6]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还不健全，犯罪率仍居高不下。我国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我国有限的诉讼资源和相对落后的侦查技术也不足以支撑瑕疵证据的全面排除。虽然当前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是世界大趋势，但对于没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又对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有直接作用的瑕疵证据一概予以排除，无疑会因为证据不足而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导致对犯罪的打击不力，社会大众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将瑕疵证据予以转化使其具有合法性，能使其证明实体真实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可有效避免放纵犯罪。有人担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助长违法取证行为，但我们认为只要建立严格的瑕疵证据转化制度，从长远来看是对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规范，有利于侦查机关在取证时依法办案。

(二)瑕疵证据转化的法律基础

刑诉法和“两高”司法解释为瑕疵证据的转化奠定了法律基础。刑诉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说明，瑕疵证据只 11

要查证属实，也是可被采用的。最高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尽管对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作了禁止采用的规定，但并未对存有瑕疵的实物证据的采用作出禁止性的规定。同时，最高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的解释中则更进一步规定，除通过刑讯逼供方式获取的言词证据不能采用外，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只要未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合法权益或可能影响客观真实的，仍然可以采用。对于瑕疵收集的实物证据，只要未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合法权益的，也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虽然司法解释并未建立起完整、系统的刑事瑕疵证据采用规则，但已开了采用刑事瑕疵证据的先河。

此外，瑕疵证据的转化还具有国际法基础。我国于1988年10月批准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于1998年10月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前一公约，我国已经批准加入，对我国发生法律效力，除声明保留的条款外，我国都必须认真履行;后一公约，我国已经签署尚未批准，我们也要以公约为标准，检视我们的国内法，积极创造条件，为公约的批准实施做好准备。这两个公约都将证据排除的范围限定于酷刑取得的言词证据，未包括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物证、书证。这种区分，为我国国内法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瑕疵证据转化规则，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六、瑕疵证据转化的制度设计

(一)瑕疵证据转化的适用对象

1.未明显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但侵害到公民一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而取得的证据。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侵犯公民宪法性权利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是非法证据，要绝对加以排除，不是瑕疵证据转化的适用对象。我国刑事诉讼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而实行“对侦查人

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制度。在审讯当中侦查人员就可以以告知犯罪嫌疑人如果不如实回答，就将承担怎样的不利后果的方式，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压力，以得到口供。在审讯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诱导询问，目的是使犯罪嫌疑人误以为侦查机关已掌握其罪证，在趋利避害心理支配下作出供述。此外，侦讯人员拉家常式的情感共鸣法审讯，故意缩小或夸大犯罪性质与后果，推托责任等做法，显而易见也都带有一定的威胁、引诱和欺骗的成份。由此可见，在一般诉讼法理论上被视为用非法的威胁、引诱和欺骗的方法收集证据材料，在我国法律和政策的特定背景下，可能是合法并因此而被广泛地允许采用。也就是说，一些威胁、引诱、欺骗的审讯方法在我国很难界定为违法，我国刑事诉讼对威胁、引诱、欺骗的审讯具有很大的容许度。这就使得主要表示形式是轻微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以及一般的违法搜查、扣押、查询冻结等行为的这一类未明显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但侵害到公民一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而取得的证据能够成为瑕疵证据转化的适用对象。

2.虽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收集证据，但对公民的权利不构成侵犯的证据。这类瑕疵证据多为实物证据，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未遵守某些程序规定，例如，勘验现场时未邀请见证人到场，讯问笔录犯罪嫌疑人没有逐页签字等。我们要把取得证据手段的瑕疵与证据本身的证明力区别开来。这些轻微的程序性瑕疵不会对证据本身的证明力有影响，但其违反了正当程序，因此将这类证据作为瑕疵证据转化的对象，使其经过转化变为合法证据，是对正当程序的维护。

(二)瑕疵证据转化的规则

1.重新制作。这主要适用于瑕疵言词证据。对于用轻微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得来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等瑕疵言词证据，应该在更换原侦查人员后重新进行讯问和询问，重新制作证据材料。

2.补正。这主要适用于瑕疵实物证据，在其欠缺法定要件时通过事后的补充使欠缺得到完善，使证据的法定要件完备。如应当调取、扣押原件的，在条件仍具备时，将原件、原物予以调取、扣押;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未移送或移送的实物与物品清单不相符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或部门在三日内补送，等等。[7] [7]

3.明示同意。这对于当事人来说相当于民事诉讼法上以明示方式做出的自认。即当事人在事后得到有关机关询问后，对于瑕疵证据所证明的内容明示承认是出于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承认瑕疵证据的效力。这种情况下，通过一定法律程序，瑕疵证据就转化为合法证据。例如在询问证人前，忘了告知证人相关权利义务，那么，随后告知了证人其权利，并征得其同意时，可以提交先前的陈述;传唤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指定地点或其住处进行讯问时，未出示工作证或者传唤通知书等证明文件而制作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讯问笔录，应当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补充出示证明文件，并经其确认原笔录内容等。[8] [8]

4.推定同意。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一定期限的经过。如在一审庭审调查结束之前未对证据瑕疵提出抗辩的，法官可以依据已知事实，根据经验法则、逻辑法则、价值考量等多种方法推定当事人认同该证据的效力，该瑕疵证据发生证据效力;二是当事人以自身行为表示同意瑕疵证据的效力。凡是涉及传唤、通知和送达等方面的无效情形，例如，《拘传证》、《传唤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欠缺形式要件时，当事人仍然到场的，视为当事人同意该有瑕疵的法律文书的效力，该瑕疵证据取得确定效力。

5.真实性调查。在案件涉及国家、社会和集体的重大公共利益及重大安全利益时，为了维护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可以对这类案件中存在的瑕疵证据经过全面调查确定其内容的真实性，通 14

过这种方式使瑕疵证据得到转化。但考虑到在调查中侦查部门权利滥用的可能性，对这类情况应当严格控制，只有在符合涉及国家、社会和集体重大公共利益及重大安全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使用。

(三)瑕疵证据转化的适用主体

在我国，瑕疵证据的转化应当由检察机关进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6条和第137条的规定，检察机关有纠正公安机关违法行为的权力，有必须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义务。检查机关本身就担负着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责任，由其对侦查活动中产生的瑕疵证据进行审查并退回侦查机关转化或者自行转化是最合适的。而瑕疵证据转化成功与否的审查判断，则由审判机关进行。审判机关认为该瑕疵证据已经转化为了合法证据，则其可以作为定案根据，发挥与合法证据相同的法律效力。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的刑事诉讼价值平衡一直都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我国目前法律体系还不完备，法制建设还在进行中，有许多规则和制度都还未确立。本文提出瑕疵证据的概念，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区别开来，对于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使人们对非法证据有更清晰的认识。同时，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区别对待，通过对瑕疵证据的转化使其成为合法证据，发挥其证明案件应有的作用，对于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体系也大有好处。

注释:

[1]参见黄朝义：《刑事证据法研究》，台湾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7页。

[2]参见陈瑞华：《大陆法中的诉讼行为无效制度—三个法律文本的考察》，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3]参见陈浩然：《证据学原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犯页。

[4]参见宋英辉、杨光：《日本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载《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5]汤啸天：《试论检察机关知晓非法取证信息后的处置》，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2期。

[6]参见戴泽军：《证据规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6页。

[7]施燕华：《论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的转化》，上海交通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页。

[8]参见前注 [7]，施燕华文，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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