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完善（5篇）

第一篇：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浅谈我国刑事诉讼以及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近几年来，各地冤假错案层出不穷。1999年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同村赵振晌失踪后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而被拘留，2002年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刑2年，2010年5月9日，“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又如1994年，湖北京山县雁门口镇人佘祥林之妻失踪，后在一水塘发现女尸，当地司法机关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然而，就在佘祥林在狱中度过了11个春秋之后，被他“杀死”的妻子却突然归来。这些人是幸运的，然而，已被执行死刑的河北的聂树斌、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在“真凶”出现数年后，仍未出现清查案情的曙光。其他没有得以报道的更是不计其数，一系列离奇的冤假错案，考验着社会与民众的神经，更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重弊端展露无遗。早年的云南杜培武案、河北唐山李久明案等，莫不如此。，在这些冤假错案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致使了这些悲剧的发生？究其原因，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缺陷占了很大一部分

首先是疑罪从无的原则，在现实案件中，这项原则几乎得不到体现，对于一些案件，很多都是按照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态度来判，基本上刑事公诉案件很少有无罪判决的，疑罪从无成了一纸空文，这一做法一方面是由于上述原因受上级机关领导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一味要求办案效率，对于一些杀人，伤害案件，造成民愤极大，秉着命案必

破的原则，为了平息民愤邀功求赏，有时没有确切的证据，就抓着一个嫌疑人顶包，草草结案，等到案件水落石出，才不得不承认，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的疑罪从有，有罪推定的思想影响着办案人员，因此也有学者推测宣布死缓案件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证据不足，不宜立即宣判死刑，根据疑罪从轻的原则来判缓期执行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诉中的疑罪从无原则，也是造成现实中存在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原因，严重影响了执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不能为了盲目地追求破案效率而把公平正义弃之不顾

其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证据法中，证据的证明力有较强的逻辑性，有的需要法官自己来判断，往往法官具有较大的自主裁量权，容易造成偏听偏信的局面，证据规则限制形同虚设，法官在法庭上对于证据问题几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主裁量权，这是极其不合理的。再次笔录式证据广泛使用，证人证人等普遍不出庭作证，证人证言能否客观真实对司法机关查明案情有很大的影响。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一系列司法解释对于证人作证做了诸多规定，但是很多人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落后思想的影响，对所看到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只要不涉及到自身利益，就会消极的看成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而不积极配合公安司法人员，与之相处的亲友邻居也会常劝其不要多管闲事，这种“避诉”思想将会对人们的作证观念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从实际情况上来看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等很少出庭作证，这也就导致了庭审成了一个形式，大家都是走个过场，而控辩双方的辩论名存实亡，在这样的情况下，等于变相的剥夺了被告人对于证人的质证权和辩护权，也影响了法庭审理的可信度以及公正性。关键是要对证人作证义务的完善。首先，应当明确规定提供客观事实的证人证言是证人的法定义务，并具体规定证人拒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其次，应当建立健全证人的保护制度和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充分保障证人享有的各种权利，为证人如实作证创造良好的条件，破除一些不正确的避诉现象，广泛宣传，确立正确的观念和义务感

不仅如此，我国对于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是实际情况截然相反，什么老虎凳，辣椒油，灌凉水，不让睡觉，在外面吹冷风泼冷水，倒吊悬挂，隔着软东西打嫌疑人屡见不鲜，这些伤势都是很难看出来的，但是对于嫌疑人精神上却是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容易导致屈打成招。这也就导致了一系列的杯具，佘祥林、杜陪武等等就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屈打成招，至于有的犯人在看守所意外死亡那也是层出不穷，什么躲猫猫死，洗脸死，喝水死等等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死因正是刑讯逼供的掩饰，只有从源头上对于非法取证的效力进行否定，对拘留刑讯等操作进行严格控制管理，才会减少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我国确立了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对于通过刑讯逼供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能否采用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正是由于这种模糊性才会导致屡禁不止，而且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乐于采用此种方式获得被告人的口供来破案，至于是否真正破了案，反倒不是他们所关注的，最重要的是有人承认实施了犯罪，大部分的刑讯逼供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

罚，刑讯逼供不仅是对法律公正的亵渎，影响了法庭的公信力。同时也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伤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所以我国应该一步明确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主要是应当明确非法证据的绝对排除。新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解释》第58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显然，在直接的表述中，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是“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这一类言词证据。对于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的排除与否，立法及司法解释都不明确。这无疑是证据制度完善的障碍。同时我国刑诉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久禁不止一定程度上与立法的宽容有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人权、法治观念淡薄以及有关刑事司法传统观念的影响；其次在于缺乏对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的监督；另外，公、检、法三机关在实际中往往过分相互配合，而忽视了相互制约，进而导致了权力的滥用。因此，我国在立法中应以更严谨的表述明确绝对排除非法证据原则。

最后，我国法律对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方面没有规定，我国目前的立法尚未确立该项证据规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项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行使不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有多种方式，如沉默权和任意自白规则。不强迫自证其罪是一个总体原则，而沉默权和任意自白规则是实现这个原则的方法，在香港或者是其他英美法系国家我们经常可以

在电视剧看见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权拒绝回答的权利。”可见，我国法律不但未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而且明文否定了沉默权。这是不合理的。

律师辩护权也是个问题。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的一项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和

第36条的规定，使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提供的帮助，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之日，体现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改革中的积极的一面。然而司法实践中，对法条的贯彻落实却不尽人意。主要表现为：会见难，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以及采纳律师的辩护意见难等。另外一个阻碍律师辩护权行使的原因，是近年来有的律师行使辩护权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原因是由于我国律师缺乏与法官、检察官进行平等沟通的条件，因而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律师权利不能被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位就更难以保障，由此造成控、辩双方的失衡，影响了司法程序的公正。由此可见，我国的刑事诉讼以及证据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和漏洞，这也是这几年造成冤案错案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只有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确立正确的司法诉讼观念，惩治罪犯和保障人权并重，明确法律规范和义务，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而不是靠人情关系，这样才能有效地减少和避免更多的“赵作海”和“佘祥林”等类似悲剧的发生。

第二篇：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摘要】：执行和解是一种化解执行难的有效方式之一，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受到当事人和执行法官的青睐，执行和解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缓解社会矛盾，在当前和谐社会背景下，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尽可能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自愿和解协议，目前这已经成为法院执行机构追求的共同工作目标，本文初步阐述了当前执行和解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适当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执行和解；新民诉法修改；救济机制

执行和解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执行制度，也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能够及时有效的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执行和解协议的出现和履行会影响执行程序，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执行和解协议的救济途径和效力的各项规定仍然不够完善，这给司法完善带来了很多问题[1]。因此，本文分析了我国对于执行和解制度规定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建议。执行和解的概述

1.1 执行和解的概念

执行和解，指双方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平等协商，凭借自愿让步的途径行驶处分权，变更执行名义明确规定的权利义务，进而中止原执行程序制度[2]。执行和解与法院调解不同，前者的参与主体仅限定在当事人之间，是当事人自愿协商的活动，法院独立在外，只充当“书记”角色；同时，执行和解协议无强制效力，无法当成强制执行的参考依据。法院调解过程中，当事人需要借助法院的主持来协商解决存在的争议，通过法院背书后，调解书可以成为法院强制执行的重要依据，才能获得强制效力。

1.2 执行和解的性质

关于执行和解的性质，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执行和解应该定位成私法行为，还有些学者认为应将执行和解认定为诉讼行为[3]。虽然执行和解属于一个行为，但其同时具备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两方面性质，执行和解协议与民法上面的和同基本相同，均表现为当事人私法自治，但是前者订立的目的在于双方当事人消除生效法律文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义务，并变更原来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义务关系的特殊合同，在该种合同中，债务人具有给付的义务，债权人具有要求对方支付的权利，合同成立后，双方均需严格遵[1，2]守。所以，不能因执行程序具有的特殊性即否定执行的和解的特有效力，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和债权人放弃自己的权利不同，当事人放弃部分权利达成和解协议的目的在于更好的实现自身的权利。因此，当债务人在已生效法律文书的约束下，且已经具有履行义务的状况下，可将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看作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某种变通或者修正，这种变通或者修正也是对没能实现的某些权利的私力救济途径。

执行和解行为的法律性质具有两面性：一是一种当事的民事行为；二是该种和解发生于实际执行过程中，一旦得到人民法院执行人员确认并履行，同时还是当事人为了消除和法院之间已经存在的法律诉讼关系，进而结束和解执行程序中的诉讼行为[3，4]。执行和解存在的问题与缺陷

2.1 法院参与私法自制的冲突

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当事人和解协商过程中，法院不参与当事人的具体协商过程，只负责笔录协议内容，而由当事人双方自行盖章或者签名；但是在实践中，如果已经开始进行强制执行程序，而没有法院的介入，将根本无法形成执行和解，同时多数和解成功的案例表明法院执行人员的介入非常重要[1，5]。

2.2 不严格限制执行和解协议的次数

达成和解协议后，如果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协议或者在协议约定履行期届满后，一方的当事人仍然不履行协议，而法律并未对在执行和解协议期限届满前能否再一次达成执行协议作出规定，依据民事行为法中没有禁止即可行的原则，在理论层面看，当事人双方可以多次达成和解协议，然后可以不停反悔，由于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对此法律是无法干预的，这会使一方当事人假借和解的名义，进行恶意拖讼，增加了对方当事人的讼累，从而达到他们的不法目的，另一方面还会不断加重法院的实际工作负担[3，6]。

2.3 对未履行的救济手段的规定不合理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救济和解协议未履行的唯一手段是恢复对原有已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该规定存在以下几点不合理之处：⑴该规定会导致当事人权利不平衡，因为此规定表明只有一方能够申请恢复对原有已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即对方当事人，该当事人既可以债务人也是债权人，但是一般人都知道，债务人肯定不会主动申请法院对自己执行和解[2，4]。所以，只能是债权人申请恢复执行，债务人也只能是违反协议的人了，这在无形中否定了债权人本该具有的拒绝和解的权利，相反只有债务人享有该种权利，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性；⑵违反了民事协议中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规定，协议双方需要善意履行和解协议的约定，不履行协议的人员必需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上述规定表明，如果不履行和解协议则会恢复原有已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显然践踏了诚实信用原则；⑶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有力保障。执行和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3.1 注重执行和解制度的资源性

执行和解本质是指经过自由协商后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变更原有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内容，执行和解协议时当事人双方处分自己权利的一种方式，必须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由于执行和解的主要灵魂是自愿，因此没有资源型的执行和解则已变质，也就无法正常发挥执行和解的正常功能，如果法院进行不当的认为干预并漠视当事人意志会导致执行和解过程中出现的囚徒困境。所以，必须强化当事人双方在执行和解中的“自愿性”，在尊重他们处分权的同时禁止法院进行强行调解[1，3]。

3.2 完善执行和解后的结案考评体系

执行和解过程完成后，不能仅依据执结率来评判执行工作的好坏度。执行和解实践过程中通常存在以下情况：为了尽快结案而以牺牲当事人的权利及合法利益为代价，并随意设置“囚徒困境”来逼迫当事人同意和解；过分强调执结率会导致执行人员仅为了执行而执行；法院执行的最终目的是大量执行和解，如果仅将履行部分执行和解协议当成结果，会使大部分执行人员的精力转移到和解协议本身而不再关注和解协议内容。以此，上述将结案作为工作重心，而不把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作为办案主旨的办案方式，会导致部分执行案件无法得以真正执结[3，6]。

3.3 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对执行和解的整个程序进行司法审查，即当事人意思自治必需将法律秩序作为主要前提，如果当事人在法院营造的困境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该种和解可能没有实际的操作性，会形成新的矛盾和新的诉累，执行和解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可以尽可能确保执行和解的有效性、真实性、合法性[7]。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⑴首先要对执行和解的行为主体进行审查，查看其是否合格；⑵审查执行和解的双方当事人的和解意愿是否真实可靠；⑶是审查执行和解协议的所有内容是否合法；⑷审查和解协议是否具备可履行性。

3.4 建立有效的跟踪监督机制

和解协议达成后，法院不能把该案件放置不管，需要定期了解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并督促他们及时履行。即和解协议达成该案件并未执行完毕，法院需要及时进行后续的跟踪监督，掌握他们按约履行义务情况，被执行人一旦出现逃避执行的，需尽快告知其利弊及不按约履行的一些法律后果，必要时可以采用相关的执行措施以确保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利的顺利实现，如果因客观愿意或者是被执行人误解导致无法履行，因此，法院需要向申请人解释相关情况，化解存在的矛盾，一旦发现当事人之间缺少沟通、信任，应尽快做好必要的协调工作，排除执行和解制度的履行障碍。

综上所述，通过立法完善我国的执行和解制度，在切实维护、执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处的优势地位的同时，还应承认和解协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民事契约效力，对当事人施行司法救济措施，借助诉讼程序来协调原有生效法律文书与执行和解的冲突，真正实现执行和解的结果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并进一步彰显执行和解持续与其执行结果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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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关于我国0809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完善0806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完善

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价值博弈;社会环境

内容提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证据规则，它对于加强人权保障、实现宪法规定和促进程序公正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简要比较了各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厘清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理论概念;并为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完善提出具体构想。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介

“比较法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并改进本国法” [1]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起源并发展于国外的证据规则，在对其进行分析以前，对相关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简要介绍，进而比较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一)起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轫于美国。从法制史观察，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上是颇为近代之产物。虽然早在188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之判决中曾约略提及违反宪法规定为搜索所得证据之排除规则，然美国依然承继英国习惯法之见解，即，凡与系争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与重要性之证据，均认为有证据能力，纵使该证据之取得系出于不正之方法，或有违宪法之规范者，仍无碍其证据能力。[2] [2]直至191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Weeks v.U.S一案中，将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之搜索、扣押所取得之证据予以排除，扬弃了上述的英国传统证据法则，正式宣示采行非法证据排除 1

规则。然各州之间、州与联邦之间，此规则并未推行，很多州议员根据银盘原理，逃避此规则的使用。直至1961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对Mapp v.Ohio一案的裁定中，才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普遍适用于各州法院。而随着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对米兰达一案之判决，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完全确立。

综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及其他各级法院多年来有关证据排除之判决加以归纳分析，证据排除法则之适用，最主要乃在排除因违反宪法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四修正案及其相关规定所取得之证据。质言之，该法则概以适用于非法搜查、扣押(Search-and-Seizure Exclusions)、违法通讯监察(Exclusion of Evidence Obtained by Illegal Wiretapping or Eavesdropping)、非法取得自白(Exclusion of Confessions Obtained in Violation of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强制自证己罪(Self-incrimination and Related Protections)、违反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Exclusions)及侵害辩护权(Rights to Counsel as it Relates to the Exclusion of Evidence)等情形而取得之证据排除。[3] [3]

(二)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作为世界上两大主要法系，由于各自的法律文化土壤不同，正所谓“法治的成长必须扎根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 [4] [4]，两者在对该规则的制定上存在很多区别。而两大法系这方面的代表，分别为德国与美国。下面以两国为例，观察两者的区别。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体例不同。英美法系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法律预先设立排除证据材料的一般规则，然后再列举若干例外;而大陆法上的证据排除，则是在承认证据资料一般均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下，对于某些个别情况设置例外，此例外即无证据能力之特例。从证据法规则的形式上看，尽管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通过判例法逐步确立起来的，比较而言，大陆法系国家

缺乏英美法上具有普遍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采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在证据制度立法上表现出的成文化倾向令学者们相当惊奇。[5] [5]

2、非法证据排除发生的阶段不同。美国事实审理与法律审理者的区分以及高度发达的审前准备程序，为避免非专业的陪审团成员接触到那些非法取得的证据，而形成不恰当的事实判断，就要在事实审理之前确定哪些证据不能进入庭审。因此，其证据排除是发生在审前阶段。然而，在对职业法官作为法律审理者和事实审理者高度信任的司法理念影响下，德国法律并不禁止法官接触到那些违背证据取得禁止规定所获得的的证据，所以德国法中的证据排除发生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3、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不同。美国虽然是最早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国家，但由于其诉讼传统上的原因，其所排除的非法证据却仅仅限于非法取得的证据。但反观德国，其虽无系统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过法官基于特定原则对所有证据进行价值衡量后，一些违反证据取得要求的证据材料可能被采纳为证据，而某些没有违反证据取得要求的材料却会被排除。有学者指出，德国法院对某些在证据上不违背法律规定，但法院认为给予这样的证据证明力就会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禁止使用这类证据的理念和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美国的理念高度。[6] [6]另外，美国此规则仅适用于刑事诉讼领域，而德国将其扩展到民事诉讼方面。

4、非法证据排除所适用的方式不同。在美国，证据排除规则所采用的方法最初可以归纳为“原则性的适用范围”，即凡非法取得的证据原则上都不具有证据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法院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定了一系列例外原则，从而允许法官在非法证据的采用上拥有一定灵活性，但深受正当程序观影响的美国，总体上对非法证据的态度严格。而在德国，由于自由心证原则的确立，其证据规则采取“衡量采纳的适用规则”，也就是法官对非法证据进行价值衡量，从证据能力排除某一非法证据的采用。

5、对“毒树之果”的态度不同。在说这一点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何谓“毒树之果”。在1920年对Silverthorne Lumber Co.v.U.S一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毒树之果”理论。在这一案件中，联邦警察对被告人实施了非法搜查，并扣押了一些文件。随后，根据警察从被扣押的文件中获得的信息，联邦大陪审团签发了命令被告人交出有关照片的传票。最高法院认为，检察官不仅不能使用警察以非法搜查方式获得的文件，而且对于警察根据大陪审团的传票所获取的其他证据也不能采用为指控的证据。排除规则应当适用于所有业已被宪法性侵权行为所污染的证据。因此，非法获取的证据不能被用作继续得到其他证据的目的，这就是美国“毒树之果”规则的基本含义。关于对“毒树之果”的态度，英美法系其他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态度相似，即原则上“弃其树，食其果”，唯独美国规定严格，对毒树之果一般不加采用，似乎走向了一个极端。诚然，其有此倾向，然观其当初制定此规则时国内之情形，则又有其理由。(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述。)

(三)对区别之简要分析

诚如有学者所说，“法治的成长必须扎根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首先，两大法系之间因受到诉讼基本结构的深刻影响而产生的差异是不容忽视的，一般而言，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复杂而严格，大陆法系的证据规则简略而灵活。通常认为，英美法系重视证据规则，一方面与其实行陪审制有关，另一方面是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防止当事人随意使用证据，模糊讼争焦点，拖延诉讼，增加诉讼成本。大陆法系采取的是职权主义，强调法官的自由心证。其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产生时的社会背景是人们普遍信仰宪法，而宪法第四、第五、第六修正案重点针对政府行为。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保障宪法实施而创设的法律规则之一，原则上只排除刑事诉讼中政府人员违法、侵权所取得的证据，对于个人获取的证据，则不适用于此规则。而德国实行大陆法系的职权制诉讼模式，允许法官自由裁量，在形式上并没有英美法系那么严格的要求。同时，其成文化程度的发达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人们对宪法的崇拜。另外，从对“毒树之果”的规定上，我们也会很清

晰的发现一国的社会环境对规则制定的影响。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联邦法院的判决中出现时，官员们便极力地逃避该规则的适用。于是有了“毒树之果”的概念，美国法院为了遏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根据宪法的理念，确定了“毒树之果”排除原则，而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对这一原则也作了例外规定。这些例外有，“一是微弱关系的例外;二为独立来源的例外;三是不可避免的发现。” [7] [7]而大陆法系基于对追诉犯罪更多的考虑，一般对毒树之果允许使用，不过也设置了一些例外情形，用来平衡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

总而言之，两者的区别在于社会环境的不同，借用托尔维尔的话来说，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民情，民情不同，其所创制的规则亦有区别。这是符合社会规律的，“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治, 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 [8] [8]因此，我们无法说谁的规定更为合理，在不同的环境下，各有各的优势。然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两大法系都得到了确立，说明规则本身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 [9] [9]下面，笔者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合理性作简要分析。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合理性

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诞生以来，关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出名的批评意见是“只因为警察的微小错误就让罪犯逍遥法外，剥夺了社会对于违法者进行惩治的权利，它保护了那些已经被发现有犯罪证据的人。”在20世纪70年代，对此规则最闻名的批评是是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所作的，他认为，“排除非法证据不构成对犯错误的警察的任何惩罚，但它可能，而且极有可能使犯有罪行的被告人逃避惩罚。”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支持这一规则的，因为“这是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看的很高的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克拉克大法官所指出：“如果必须放纵一个罪犯自由，那他就能得到自由。但是，这是法 5

律给他的自由。一个政府不遵从自己的法律，或者更糟的是无视其赖以存在的宪章，比任何事情都能更快的摧毁这个政府。”我国学者在论述非法证据在我国存在的必要性时，常常从保障人权、防止司法腐败、树立司法权威等角度出发，说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10] [10]对于这一点，笔者也是赞成的，然而，总感觉这样说是在大而化之，隔靴搔痒。笔者无意于标新立异，仅试图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分析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从经济学的视角

在这里，先要说一说证据所应达到的真实度，笔者倾向于法律真实说。理由如下：客观真实无法再现，正如波斯纳所言：“事实上法律职业界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知道法律的事实发现是盖然性的。” [11] [11]如果时间是检验判断的唯一标准，那么，在诉讼证明中，那个唯一的检验标准是发生在过去的，已经无法检验，并且，它正是要被证明的，所以，用需要被发现的事实作为参照物是可笑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们通过证据而获得的一个75%的结论，同样是客观真实的。这是我们的认知能力、收集的证据，所能够达到的客观的证明程度。证明结果的数值，是随着证据的增加而不断积累的，有什么样的证据，就应该有什么样的证明结果，难道这不是客观的吗?只是无论证据再怎么增加，证明的结论将趋近于而永远不会是100%，这不仅仅是证据与证明结果之间的概率结构关系使然，关键是无法提供出一个最标准的答案进行对照，而最标准的答案无疑就是那个发生在过去的事实。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不但是定性的，而且是定量的。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定量的把握是比较困难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采用粗略的定量方法来进行判断。概率论是人们研究不确定事物的科学方法。而在多大的概率能作出裁判，这需要裁判者(在英美法系主为陪审团或法官，在大陆法系主为法官)秉承内心正义，因此，我们很难说出75%与76%之间有多大区别。确实，非法证据的排除，可能影响这个概率，所以，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此规则进行分析是必要的。

证据法的经济分析，必须抓住其核心问题，即追求准确性、效率最优和成本最低。“从一种经济学的立场来看，其中最重要的关注便是准确性(因为准确性常常提高威慑力，尽管并非总是如此)和成本。” [12] [12]一方面，证据的数量与结果的确定性方面并不单纯的是正比例函数关系，不一定采用了非法证据，与结果的确定性就会更近一步，要考虑到证据的数量和种类两方面。随着同类证据的数目递增，其效用是边际递减的，而随着证据种类的增加，各类证据连在一起，又会产生一个规模效应。另一方面，非法证据本身也存在一个反映事实准确度的问题，所以，采用其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这是有风险的。另外，从成本方面考虑，采用非法证据，对司法制度的破坏力是极大的，如前所述，这会降低司法的权威，久而久之，会让人们形成对法律的藐视。制度的潜在价值是巨大的，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其本身也具有了类似制度的价值，人们都知道了此规则，就会自觉的规制己身的行为，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这就好比大家做游戏，当游戏规则确定后，大家有条不紊，玩起来很顺利，偶尔有破坏规则者，其他玩家会一起制裁他，如不带他玩。若游戏规则没有确立，大家在那里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都闹不到玩。当然，游戏规则的制定，肯定要有大部分人的支持，并且为保证灵活，允许一些例外情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亦是如此，比如若非法证据的取得是出于公共利益，且非法程度不高，那么此证据可以使用，等等。(关于这一点，在后文详述。)

(二)从社会学的视角

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一项特殊的社会规范，法的制定必须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其应发挥的解决社会纠纷，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随着人的发展，人所追求的目标也在不断改变，封建社会那种以服务、效忠王权或神权为人生目标的情形现已难寻见，人们更多的是追求对于私权的保护，提倡宪法之上，当然，这里的宪法是指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目标而制定的良法。国家(或者说政府)的权力行使，不能侵犯到公民的权

利。同时，人们对程序正当性的要求也日益强烈。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从程序上规定了收集证据的合法要求，无疑是对公民权利的有力保护，符合了当今社会人们的普遍追求，因而，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不过，各个国家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因而，为发挥出此规则的最大效用，各国的规定应视国情而定。

(三)从历史学的角度

社会是连续的、不断向前发展的，而各国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历史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历史，更是经验教训，大清帝国的闭关锁国带来的是列强的坚船利炮，于是，古老的中国走过了一段屈辱的历史。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应不断的与时俱进，加强与其他国的交往。如果将世界看作一个大家庭，如果你被排除在外，那就像是无家的孩子，孤独、寂寞、无助，结果是很悲哀的，因此我们应与国际社会紧密结合。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国际刑事诉讼立法的趋势，符合国际刑事诉讼民主化的潮流。当今世界无论是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均不同程度地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在排除的表现形式、适用范围上有差异，但它们都经历了由实体真实为基点向重视诉讼程序的正当性的转变。英美法系从权利保障、正当程序的角度实行自动排除原则，甚至排除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而经合法程序取得的证据，一度走向了极端排除。大陆法系主要从“利益权衡”的角度排除非法证据。二战以来逐渐增加保障宪法权利的比重。如果我国仍然坚持使用非法证据，显然有违世界潮流，难以与国际接轨。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概念解析

以上论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体现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为了更好的对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完善，有必要对非法证据的相关概念进行解释。

有学者指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指如果没有法律的例外规定,法院不得以非法证据作为定案依据”。[13] [13]因此，首先应明确非法证据的概念。

1、证据的含义。(1)非法证据中的证据应当是非法的结果，在非法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存在条件或因果关系，则不属于非法证据。(2)非法证据中的证据是定案依据还是证据材料，由法官依法认定。

2、非法的含义。《诉讼法大辞典》将非法证据解释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资料”，此解释存有很大问题，范围太广。因为，从法理上看，非法与不合法之间存在着一块灰色地带，即某行为或事物与法律规定的要件不相符合，但又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笔者认为，对非法证据的解释应从狭义的证据收集程序角度入手，因为证据自身本无合法与非法之分。非法一词，无疑是针对取证手段而言的，在英文中非法证据一般表述成evidence illegally obtained, 也正是从取证手段的非法性上来界定的。非法不等于不合法，非法证据属于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但从范围上来看，其应仅包括那些通过侵犯当事人或其他公民特定的合法权益而收集的事实材料。换言之，“非法”即非法取得，其不合法体现为收集程序不合法，且侵犯了他人特定的合法权益。

3、排除。(1)排除是指非法证据不得作为不利于当事人的证据，即指不能导致对非法政局的形成没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处于不利处境的情形。(2)当事人有权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主张。其他人则无此权利，(3)法官有意无意之权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4、行为实施主体。虽然我国刑事诉讼中规定案件的犯罪证据取得由国家机关进行，但随着国际化的发展，各国法律的融合及刑事诉讼法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的体现，个人收集证据将会为法律所允许，而个人收集的证据，有可能涉及非法问题，应当将此证据排除。

5、关于例外情形。从美国的情况看，例外的情性主要有：(1)善意的例外。法院签发搜查令、逮捕令、扣押令或者上级命令错误，而执法人员不明知执行这些命令所获得的证据材料，可以采纳。(2)最终必然发现的例外。执法恩怨通过合法程序必然发现的证据材料，构成例外。(3)在国外取得的证据材料，可以采纳，除非有关条约另有规定。(4)非法证据可用于追究非法取证者或者伪证者的法律责任。

四、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完善

在对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完善之前，先来看看我国目前的规定。从总体上来说，在刑事诉讼方面，国家专门机关是收集证据的主要机关，辩护方基本上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一方面积极规定证据合法性的一般标准，另一方面消极的规定非法证据的排除。同时，对证据的排除范围从材料种类上进行了划分。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条从正反两方面对国家专门机关收集证据的合法性作了规定。但是，由于我国刑诉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对于非法收集的证据的效力，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司法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见，目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建立在证据材料的种类划分基础之上的，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已明确排除;但对于属于这种情况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并未规定排除。同时，刑事诉讼法缺乏制裁机制，其对于如果负责侦查的机关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的程序，究竟应当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其甚至没有对该规则的实体构成型和程序保障性作出规定。前者包括何谓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后果等问题，后者包括与何方提出申请、裁判者的裁判方式等问题的有关

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是宣传和口号。因此，对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显得尤为必要。

(一)完善的必要性

总体而言，出于督促执法机关守法、制止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保持法律规范的完整性、权威性，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权利等方面的考虑，我们需要对该规则进行完善。比较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陈述自愿性的要求。刑事诉讼中的陈述，必须是被告人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即被告人自愿陈述。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规定认为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义务，否认了陈述人拥有的自愿性的权利，使得陈述缺乏可靠性。

2、证据合法性的要求。证据的合法性标准之一，就是证据的收集程序和提取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合法性是对证据效力的限制要求，以求达到诉讼的理性化。

3、平衡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关系的要求。诚如前文所述，社会的发展已走到了要求法治的阶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已然顺应不了社会的发展。在强调个人权利的时代，如何防止个人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是人们十分关注的事情。

(二)完善时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应考虑我国的国情。因为，“任何被移入的法律，都不可能像在原来的的国家那样一模一样的发展，企图照搬外国的法律，不过是一个天才的幻想。” [14] [14]在我国，有着极深的打 11

击犯罪、惩治罪恶的思想传统。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注重程序正当性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确有其合理内涵，但在我国，这种全面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不适合。人为地割裂文化的延续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毕竟，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为了更好的为我国法治发展服务。

其次，应考虑国际社会对非法证据问题的新动向。仍以美国为例，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确立的“毒树之果”规则，随着犯罪率的不断上升，到了20世纪80年代，先后确立了三个例外。这点对我们的启示是，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认清了这一点，对于我们开拓思想，减少对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崇拜，从而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有帮助的。

(三)具体完善措施

笔者认为，完善应逐步进行，不宜操之过急。下面，笔者具体提出完善的措施。

1、完善宪法的相关规定。恰如上文所言，制度的价值是巨大的，而我国的宪法尚不完善，这就好比一个制度没有建立完全，难以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涉及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分配和运用，因此是一个宪法问题。而我国宪法只对这一点在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做了概括性规定，但不够明确、全面。因此，我国宪法应设专条加以明确规定，其内容可包括：公民的人人身、住宅、财产不受侵犯，除有法定事由，履行法定程序，任何公民不受拘捕、搜查、扣押，违反法律禁令获得的有罪证据，不得在刑事诉讼中运用。这样，就能更加彰显此规则在宪法中的地位，发挥出制度的价值。一个“犯罪分子”如果在经过审判之后能够幸免于难，他之后的生活要么是在制度中老老实实做人，要么是冒着触网的危险，顶风作案，而这种久走夜路的形式最终免不了悲惨的命运。

2、将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明确规定为程序性违法且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一点，有学者具体将证据排除做了如下分类：(1)违反宪法的证据，绝对排除。(2)一般的非法证据，自由裁量的排除(3)技术性的违法证据，原则上不排除。[15] [15]

3、对于触犯该规则者给予严肃惩罚。在我国这种以当事人主义为主的诉讼模式下，应发挥出法官的自由裁量作用，要求法官秉承内心心正，根据所受惩罚应大于所获利益原则，对触犯该规则者进行严肃惩罚。

4、对于规则的启动。鉴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天生的权利不对等性，因此，为了平衡双方的对抗力度，有必要在程序上设置一些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制度。在规则的启动方式上，应当如此规定：规则的启动应依当事人申请，排除法官依职权启动。这样一方面，保证了法官的消极中立地位，有利于更好的实现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当事人的权利也没有什么损害，试想想，如果当事人自己都不主张自己的权利被侵犯，别人又有什么权利替其主张，当事人不主张的，视为默许了以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的效力。在规则的举证责任上，应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取证者。因为在目前情况下，控方拥有充足的资源，由其举证取证方式合法更为合理。当然，为了防止当事人滥用规则启动权，应让当事人承担申请结果不利的后果。

5、关于毒树之果，应采取不排除原则。根据上文的介绍，应当明确的是，毒树之果中的果应当是独立的新证据，而不是原有证据的重复收集。排除毒树之果对于非法取证行为来说，无疑是最彻底的釜底抽薪的治疗方案，但问题是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如果对毒树之果也予以排除，有可能彻底堵住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大门。另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的只是证据本身，对于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其无法也不需要排除。根据前面证据的线索发现新的有罪证据，这是可以提倡的。13

至于有的学者说这一点可能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留下空隙，这也完全没有担心，因为，结合上一条，实施该行为者将要为此行为付出严重的代价，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我想是很少有人这么做的。

6、对于排除的证据范围，不应作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的划分。因为，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只是针对收集过程中有没有侵犯他人合法权利、违反禁止性规定。实物证据如果是通过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获取的，同样应当排除。[16] [16]有学者认为，言词证据意志性较强，容易受引诱、威胁等方式干扰，而实物证据客观性较强，因此应作上述划分。这一点，笔者是不同意的，因为，证据排除本身排除的是证据，不是事实。

7、对于规则运用，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应做不同规定。有学者指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是为了排除而排除，其根本目的在于隔断非法证据信息同事实裁判者之间的联系，使该证据对事实裁判者不会产生影响。而要达到此目的，在程序设置上一个必备条件便是必须存在两个彼此独立的裁判程序：一是实体性裁判;二是程序性裁判。美国证据法学家达马斯卡将这种程序性裁判与实体性裁判分离的裁判结构称为“二元式结构”。” [17] [17]关于这一点，笔者是赞成的，但鉴于我国传统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如此的制度设计在实际中作用不大。因此，笔者设想如下解决方案。即：在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注重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行使，一旦发现有违反该规则的情形出现，断不能运用该证据进行相关司法活动，同时，其要对其实施的任何行为负责，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在法庭审理阶段，应注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裁，首先对非法证据在定性上不予采信，其次，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此追究方式的行使无需当事人申请，因为这是涉及到违反制度上的问题，由国家公权力机关对其进行追究。

8、应加强执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在我国法官进行自由裁量的模式下，我们一方面加强制度的规范，另一方面，应加强对法官素质的要求，只有其素质的提高，才能更好的运用内心公正来裁判 14

案件。同时，对于律师工作者来说，应加强对他们的职业操守教育，防止他们滥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干扰诉讼。

9、作出一些例外规定。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物极必反的道理大家都懂。同时，基于经济学成本与收益的考虑，笔者认为应对该规则做出一些例外规定。如，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因其侵犯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在一般情况下，原则上不应适用。另外，程序不合法但没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也不宜排除。

五、余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件“舶来品”，这项规则有其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快速发展，公民人权保障意识的提高及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该规则在我国也有着生存的土壤，然而，我国有着独特的社会环境，因此，应根据我国的国情，综合考虑运用该规则的效用价值，制定出适合我国发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这，需要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通力合作，当前的理论与实务分离，这对于法学的发展其实是不好的，因此，学者们应联合起来，共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然，现实情况复杂万变，因此，我们在设计上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中国的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

注释:

[1]【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2]【美】John C.Klotter：《Criminal Evidence》, Anderson Publishing Co(7th edition, 2000), pp448.[3] 有关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之排除法则的沿革，参阅The Fourth Amendment Exclusionary Rule: Past, Present, No Future, 12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 507(1975);有关其他非违反宪法规定之证据排除，请参阅George E.Dix, Nonconstitutional Exclusionary Rule in Criminal Procedure, 27 American Law Review, 53(1989)

[4] 张中秋.《比较视野中的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 2003年3月第1版, 第272页。

[5] 肖建国：《证据能力比较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6期。

[6] 岳礼玲：《德国证据禁止的理论与实践初探》，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1期。

[7]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7页。

[8]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289页。

[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10] 关于这方面的论文，请参阅徐志杰：《试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载《理论界》2003年第5期，第76-77页;张玉娥：《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不应当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载《前沿》2005年第7期，第130页。

[11]【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页。

[12]【美】理查德.A.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徐昕、徐昀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13]马贵翔,倪泽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误区与规则重构》.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年第10期

[14] 尹伊君：《法律移植与司法制度改革》，载《读书》1997年第2期。

[15] 戴泽军：《证据规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1-502页。

[16]其实，美国正式在联邦和州法院系统内全面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第一个判例恰恰是针对实物证据的，参见Mapp v.Ohio, 367.S.643,(1961)

[17] 汪建成：《理想与现实——刑事证据理论的新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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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文法学院刘雪滢51908

5【摘要】

改革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形成，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实际出发，分析其缺陷和不足，就如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行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缺陷；完善

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缺陷不足分析

（一）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亟待完善

自从我国开展社会保障制度相关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成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法律制度基础。但是，从我国当今的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其一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社会保障法》仍处于探讨、论证阶段，没有出台，其二已出台的地方性社会保障法规立法分散，相互之间缺乏统一，部分条款存在矛盾，在对社会保障法相关问题时，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无法根据有效的法律规定进行仲裁或判决，一定程度上处于无法可依之状态。

（二）社会保障管理机制有待加强

从目前社会保障管理机制来看，仍存在诸多管理缺陷。从宏观管理上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管理层次较低、体制不健全。现行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来看，大多数地区市县统筹，少数地方实现省级统筹，各地统筹分散，缺乏统一性。同时，对社保基金的总体管理中，投资渠道单一，缺乏有效管理，基金保值增值能力不强。从微观管理上来看，对各主要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中，在社保基金管理上存着管理漏洞较多，企业逃避参保、提前退休、退休金冒领等问题较为严重存在，在失业保险方面，有效甄别参保人员、重新就业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等管理问题较为严重存在，在医疗保险方面，参保人、非参保人、医疗服务机构等对医疗基金侵蚀的违规行为仍一定程度存在，需加强管理。

（三）社会保障社会化程度不高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保障从覆盖面上来讲，存在着社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城镇社会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险两个方面。城镇社会保险方面，目前城镇参加社会保险的单位人员，多为国有、集体企业和人员，日益壮大的民营、个体经济形式和人员参保率较低，城镇社会保险没有实现全覆盖，社会化程度较低。农村社会保险方面，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有5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人口的社会保险覆盖面极低，覆盖面小，社保待遇标准低，许多地方存在空白化的问题。

（四）社会保障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据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从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我国60岁以上人口与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11%，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开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将导致城镇

养老负担系数大幅增加，医疗费用也将随之加重；二是社保基金收人“空账运行”比较突出，无法满足支出需要，且赤字规模呈逐步扩大的发展趋势。人口老龄化带来这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如果解决不当，将对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严重影响。

二、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措施思考

（一）加快社会保障法的立法进程，将社会保障纳入法制化轨道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将社会保障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针对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法律体系不完善的缺陷，应重点做好《社会保障法》的制定和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建立完善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加紧《社会保障法》的制定工作。针对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层次较低的问题，国家立法机关必须加快制定出台《社会保障法》，将社会保障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另一方面，形成统一规范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在《社会保障法》出台的基础上，国家有关法律部门要努力构建以《社会保障法》为核心的，健全建立完善《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社会优抚法》、《优待抚恤法》等法律，并对各地区的相关社会保障法规条例进行完善统一，形成系统化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体系。

（二）强化社会保障管理，提高社会保障工作能力

一是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要对现有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进行创新，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目标，改变目前社会保障多头管理、机构重叠、政出多门的缺陷，不断改革完善现有体制，实现社会化管理和城乡一元化管理。二是要加强专业化社会保障管理队伍建设。通过高等学校、专业机构，培养一批熟悉政策、精通业务的专业化社会保障管理人才和干部队伍，并通过不断的后续培训，更好发挥社保机构管理职能，保证社会保障体制的有效运作。三是要加快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将社会保障人员养老、失业、医保等信息导入信息系统，并通过信息化系统提高对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和管理能力。

（三）提高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一方面，要完善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在现有的基础上，将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全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通过制定优惠政策调动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参保积极性，将城镇居民全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有步骤、有计划地，将农村社会保障开展起来，在现有试点的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

（四）加强对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

针对我国社会老龄化的问题，国家相关部门要积极从资金管理环节入手，增强资金的保值和增值能力，应对人口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一是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真正实现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的模式转换，从国有资产收益、国有土地出让收人、各级财政预算等环节入手，拓展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渠道；二是将社会保障基金投人资本市场，通过在资本市场的的科学运作，实现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和增值。

参考文献

[1] 李志红.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若干思考[J].现代会计, 2007,(05).[2]赵倩.浅析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J].中国商界(下半月), 2009,(07).[3]刘瑾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集体经济, 2008,(15).快递地址：，北京 北京市 怀柔区 滨湖小区甲28号三单元401，邮编101400刘雪滢，***，

第五篇：试论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摘要】证据裁判主义决定了定罪量刑必须以证据为基础，证据的这种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侦查机关为了追究犯罪必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取证，这样就容易产生非法证据问题。刑事诉讼作为一个国家公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域，公权力的行使和公民私人权利的碰撞自然也最为明显，由于现代刑事诉讼肩负着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使命，故必须对公权力的行使范围做出一定的限制，限制的方式就是通过正当程序最大限度的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对由此而产生的非法证据予以规范，但是由于证据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犯罪性质的差异，决定了不能一律无差别的排除所有有瑕疵的证据，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一制定了不同的法律规范。随着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的深入发展，也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刑事诉讼，非法证据，证据能力

一、刑事非法证据的含义和种类

在刑事审判中，必须坚持证据裁判主义，对被告人罪行的确实必须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并且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那么什么是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呢?刑事诉讼证据是“事实上的证据与法律上的证据的统一，是具有证明能力的内容与具有证据效力的证据形式及收集、提供证据的人员(主体)和程序合法性的统一。’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七种形式: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并且规定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据此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据的三个属性，分别是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通说认为，证据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证据必须由法定的人员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

二、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也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七种形式;

三、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来源;

四、证据必须经法定的程序查证属实。

通说认为，证据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证据必须由法定的人员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

二、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也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七种形式;

三、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来源;

四、证据必须经法定的程序查证属实。

我国《诉讼法大辞典》则将非法证据定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

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目前，理论界对非法证据的内涵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认识。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指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材料,包括四种情形：证据内容不合法；证据形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手段不合法。凡具备四种情形之一者均为非法证据。1狭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违反法律规定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2目前司法界更倾向于狭义说，认为非法证据应该是指公安、检查等侦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超越自身权限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证据材料，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个人认为，证据本身无所谓非法与合法之分，而是取证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但为了论述的方便，姑且使用“非法证据”这一名称。虽然广义说将非法证据用合法证据的条件来衡量，凡不符合其中一个条件的就视为非法证据，这一观点较为全面，但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非法证据是由于司法人员为了提高办案效率违反法定程序或方法取得的，而且这部分证据的证据能力争议最大。所以本文采取狭义说，即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违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第一，非法证据仅产生于刑事诉讼的证据收集过程中。收集证据就是侦查人员发现、固定、提取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材料的活动。非法证据只能产生于这个过程中。第二，非法证据的“非法”是针对收集证据的方法和程序而言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如何收集证据有相关的程序性要求，如果违反了这些要求，收集的证据就属于非法证据。第三，非法证据的收集主体是特定人员，即负有收集证据职责的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非法方法也是针对特定人员，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第四，本文中所述非法证据包括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和以非法收集的证据为线索，通过合法程序收集的衍生证据，即“毒树之果”。

可见,并非所有违反合法性要求的证据都属于本文所要论述的非法证据,那些证据收集提供主体不合法,内容不合法,表现形式不合法的证据,虽然不是合法证据,但也不属于本文所论及的非法证据。

二、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是指事实材料成为诉讼中的证据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及法律对事实材料成为诉讼中的证据在资格上的限制。因此，证据能力也称之为证据资格，或证据的适格性3，即“证据之所以成为证据而在法律上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资格”。在英美法系国家，称之为“证据的可采性”。在我国，则称之为证据的合法性，某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必须取决于法律的规定。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可以由法律加以限制，如规定以刑讯逼供方法获得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等。一般来说，英美法系国家基于陪审团审判和当事人举证原则，对于证据能力限制较严，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实体真1

2宋英辉：“论非法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冲突与选择”，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3期,第60—64页。李学宽：“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2期,第52页。

3杨连峰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页

实主义和职权调查原则，对于证据能力的限制较少。

三、非法证据取舍上面临的法律价值冲突与抉择

本文讨论的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是指办案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权限或以其他不正当方法获得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的问题。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究竟是“取”还是“舍”？如果“取”，是全部“取”还是部分“取”？近年来，学界争论相当激烈，各种观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与一定的法律价值取向相关联。而这些法律价值取向又与超法律的价值因素紧密相联。这些价值因素包括：国家安全、公民的自由、共同的或公共的利益，财产权利的坚持、法律面前的平等、公平、道德标准的维持等等。可见，法律的价值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言，国家安全主要体现于控制犯罪观，而公民的自由则主要体现于权利保障观。当两种不同的法律价值发生冲突时，只取某一种价值都必然会以牺牲另一种价值作为代价，因而是片面的，也是与刑事诉讼发展规律相违背的。因此，在对待刑事证据的证据能力上，既考虑到诉讼证明本身的需要，又考虑到诉讼证明外的规律性，寻求冲突价值之间的利益平衡，以最大限度地兼顾两者是最佳选择。笔者认为，要协调两种不同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使两者在合乎理性的范围内保持一定程序上的兼容，就必须在理念层次上求助于“公平”这一价值观。它应当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达到某种平衡，使之不至于发生价值取向上的倾斜，以做到最大限度地兼顾两者的利益。这种“公平”表现在立法层次上的基本要求是：证据规则的制定必须在两者利益发生冲突时，依照权衡原则，并综合考虑多种相关因素，如国家的政治开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法律文化背景、犯罪率高低、公民的权利意识等，以形成一定的客观标准，即“两害相比择其轻，两利相较选其重”。总之，确定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应当体现多元的价值观，应当从社会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出发来设定一些必要的证据法规则。

四、我国非法证据证据能力的立法缺陷

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可以发现对于违法取证行为构成犯罪的，我国刑法规定了相应的刑罚。但是，对于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却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是相关几个法条和司法解释体现了它的诉讼精神”。《刑事诉讼法》第42条甚至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目前只有一些司法解释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做了初步规定，而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及“毒树之果”均未作出任何规定。我国现行立法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规定得十分简单，不仅对非法实物证据及“毒树之果”的取舍未做任何规定，就是针对非法言词证据，公、检、法机关的规定也不一致。正是由于立法上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因此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使得实践部门在实际操作中无章可循，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各地各部门做法大相径庭，司法实践中未达到犯罪程序的非法取证行为普遍存在，且侦查取证人员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上的代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便成为维护社会安全、控制犯罪率的牺牲品，这无疑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相违背。

五、规范我国非法证据证据能力的设想

我国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偏向于实体真实，注重查明事实，惩罚犯罪。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一直贯穿着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对能够证明案件情况的一切客观事实都认为是证据4。在对待证据的认识与采信上，注重的是证据的客观性与关联性。即使非法获得的证据，只要符合事实，与案件事实有关联，没有理由不采信，并未将非法证据与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问题必然联系起来，形成了“重实体、轻程序”，过分倚重口供的观念和做法。对于非法证据,笔者认为将它一律排除不是它的唯一途径,法律应当在充分考虑当前的法治环境、司法资源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等因素的前提下,找准人权保障与打击犯罪的平衡点,设计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非法证据证据能力模式。

对“毒树之果”，应以排除为一般原则，同时以例外方式对特殊情形进行限制性肯定毒树之果能不能吃，关键在于摘果的行为，也即收集后一证据的行为是否合法。只要该行为合法，并且符合上述排除规则的规定，则衍生证据可以采用。作为衍生证据，“毒树之果”的线索虽然是非法的，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如果绝对予以排除，很可能会导致诉讼中必须予以排除的证据。范围过大，导致定罪量刑时可以利用的证据的数量大大减少，最终影响对犯罪的追诉力度以及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不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状况5。从兼顾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角度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对待“毒树之果”的问题上，应以排除为一般性原则，同时以例外方式对特殊情形的“毒树之果”进行限制性肯定，以此来兼顾控制犯罪。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1）对于直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非法取证行为，如果一概肯定由此而取得的“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则将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于这类“毒树之果”，应当否对它的证据能力。（2）如果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对于打击重要犯罪具有重要作用，并且排除这些证据可能引起负效应，如非法的被告人口供及以此为线索而取得的其他证据与危害国家安全或重大社会利益有关，虽然其在收集程序、方法上违法，但只要该证据客观真实且具有关联性，本着利益权衡原则，并且考虑我国司法实际，应当承认这些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3）非法取证行为虽在形式上违法，但并未实际上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或侵犯其合法权益情节较轻微的，可对该非法取证行为予以改正或谴责，但采纳由此获得的证据。（4）对于由“毒树之果”所得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也应承认其证据能力。

在当今这个注重保护人权的时代，如何在中国确立一个非法证据证据能力模式已被提至法制建设的日程上来。是该根据其它国家的立法模式来建立我国的模式，还是摒弃其他国家的作法，重新探索创造一种新的模式？笔者认为，不管选择哪种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本文以促进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改善为目的，在提出了4

5刘珊：“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的第11期,第133页。张红玲：“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想”，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第62 页。

建立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模式的同时，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以期能够产生司法实践意义。